宏观视野下的中国房地产业
第一章&&&&
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也就是中国经济愈来愈全面、深入、彻底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体系的过程，中国经济已不可避免地要紧随世界经济脉搏而脉动。面对全球化的主导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操控这些国家的跨国资本集团的强势姿态，中国经济不得不整体性地放弃了独立性、民族性乃至国家性，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殖民化趋势，被跨国资本牢牢地按在全球一体化经济产业链的最低端，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成为全球特别是美国的“供养者”，并由此表现出全面私有化基础上的殖民化和官僚资本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外向化的总体特征。　　
在这样的宏观历史、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房地产业，始终与改革开放的历程相伴随，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产业。房地产业随着经济殖民化程度逐步的、呈明显阶段性的深化而同样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且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在中国经济中具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力愈来愈大，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逐步结成了结构严密、势力强大的产业利益共同体。　　
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给紧随世界经济脉搏而舞动的中国经济，也给房地产业，带来了严重冲击。在这一国际经济大环境下，中国政府于2008年底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一计划将中国的房地产业推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但由于产业利益共同体对利益追求过度的暴利化、短视化，致使产业开发规模恶性膨胀，房价疯狂飙升，需求市场高度投机化，真实的终端需求市场完全窒息，很快便耗尽、透支、破坏了产业持续发展的市场基础，并招来政府越来越严厉的产业调控政策，整个行业还在2010年下半年便呈现出增长乏力的疲态。房地产业已经发展到除房地产利益共同体之外的绝大多数公民的对立面去了，几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2011年上半年的房地产业，在发展阶段上，仍属于中国“改开”时代房地产业发展历程的第五阶段，即自2009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实施以来房地产业最新发展阶段的组成部分，是新一轮产业野蛮而又疯狂的增长过程中的一个构成环节。整个上半年的房地产业，是在自2010年1月份起就一阵紧似一阵的调控声中度过来的，全国性的过快上涨的房价成为调控的主要对象和核心内容，稳定房价，制止房价过快增长成为调控的首要目标。半年过去了，虽然房价上涨势头还未得到有效抑制，但反映整个行业景气状况的其他指标，如地价及卖地收入、商品房成交量（包括一手房和二手房）、房企存货规模、现金流量等，都呈现下降态势，产业供求关系失衡，融资渠道收紧，资金缺口加大，房价在成交量、资金压力、政策导向及市场承受能力等因素的持续共同作用下，挺不住而发生逆转下行，从而带动整个行业近则在下半年，远则在明年出现整体性下行态势。喊考虑到房地产业已严重“套牢”、绑架中国整体经济的客观事实，房地产业若发生下行态势，则必然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中国经济的整体性危机的出现。房地产将成为中国经济多米诺骨牌游戏中倒下的第一块骨牌，已愈来愈成为不被怀疑的事情。　
第二章& 对中国经济性质、特征的总体判断　　
——房地产业发展环境综述之一　　
在任何社会，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基础（经济关系）决定国家的政治面貌。但是，在日常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更经常表现出来的，在人们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所常见的，则是政治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作用。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体现，经济发展都要由国家政治权利、法律制度、道德准则来为其开路，为其服务，而且受其严重的制约。分析宏观经济，分析产业经济，分析房地产，如果仅仅就经济谈经济，而不分析社会、政治性质、特征，就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在具体对房地产业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根本性质、总体特征作出事实上的而非主流媒体所宣扬的总体判断。　　
一、中国经济的基本性质、总体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多年，客观来看，可以1978年为界，分为性质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30年，二个时代——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改革开放”成为后30年的中国无所不在的招贴画。经过持之以恒的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性质、面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经济的变化最为显著，以“交易产生价值”即以“契约”为原则的市场经济体系已全面建立，主动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体系则是当代中国30年历史的最本质特征，中国已经成功转型为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的“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更曾是一个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动融入西方跨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削弱、放弃经济的独立性、民族性乃至国家性，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必然要得到的结果。发展至今，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已发展到甚至超过全球化的主导者的程度，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国家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已越来越呈现出殖民地经济的总体趋向（良心尚未完全丧失的主流专家、学者，羞羞答答地称之为“拉美化趋向”），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制于人，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要紧随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脉搏而脉动，毛泽东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整体层面上的全面、系统、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被放弃，代之以以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廉价劳动力和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巨大物质性社会财富为基础，以无节制的资源消耗、无以复加的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低端产业和产业的低端环节的恶性膨胀，“世界的工厂”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代名词。而以高昂的代价所取得的经济增长的成果，却越来越多地为西方国家所享用。　　
发展至今，中国社会经济的总体特征是：全面私有化基础上的殖民地化和官僚资本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外向化。私有化是基础，是因为殖民地经济和官僚资本经济本质上也是私有经济，没有经济的全面私有化，也就不可能有经济的殖民地化和官僚资本化，而经济的殖民地化和官僚资本化是处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总体格局下中国私有化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的深化，单纯的私有经济将愈来愈受到殖民经济（西方跨国资本经济）和官僚资本经济的压迫、打击、排挤，而逐渐退居附属、附庸地位，殖民经济（跨国资本经济）和受其操控的官僚资本经济，沆瀣一气，相互勾接，结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子+奴才”式的联合主导体，没能挤进或者被排除在这一联合主导体之外的私营经济（包括个体经济）及其他类型的经济，都必然地成为受其压迫、打击、排挤的对象。全面私有化基础上的殖民地化和官僚资本化的中国经济，因为主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这一事实的存在，还必然地呈现出外向化特征。外向化是殖民地化的必然结果，而且这种外向化实质上是经济殖民化的中国向美国、向老牌发达国家、向新进次发达国家的单向利益输送。&&&
与二战之前的殖民化，乃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前的殖民化不同，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及操控这些国家的跨国垄断资本，对广大第二、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殖民的具体政策、策略、措施、手段，都涂上了浓厚的时代特色，其核心是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推行全球一体化经济，形成极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经济秩序，使之对第二、三世界的利益掠夺制度化、法律化。这种从制度和法律角度来说最“公平、公正、公开”的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内容是：在全球层面上，进行产业整合，将高端产业（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资源耗费少、环境污染少的产业，如科研、军工、高端制造、基础性及高端信息电子、高端服务业等等）以及产业的高端环节（创意、规划、设计、工艺技术合成、营销等环节）留给自己，尽可能地控制在自己手上，而将低端产业和产业的低端环节（主要是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环节）统统地、尽可能地转移给亚、非、拉等所有欠发达国家，并在全球贸易的层面上牢牢控制住商品及服务的定价权，恣意地获取超额利润，把污染和GDP留下，把利润带走。　　
老的殖民手段主要是前期的商品输出和后期的商品与资本的同步输出，资本输出所形成的商品产能，也主要供殖民地国消费，宗主国表现为贸易顺差和资本食利。而在上述新的殖民手段下，资本流向基本未变，主要由宗主国向殖民地国流动，但商品流向发生逆转，主要地是由殖民地国向宗主国流动，资本输出所形成的商品产能，除满足殖民地国本身的需求外，主要地是流回宗主国，表现为宗主国出现贸易逆差乃至形成大量对外债务，而殖民地国家则表现为商品输出型经济。　　
这种涂上了时代新色彩的全球一体化经济，以2001年中国参入WTO为标志，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发展至今，出现了最能够代表和说明当今全球一体化殖民经济体系的最典型的、最后的，因而也是终极的国家：殖民者——美国和被殖民者——中国，历史将不可能允许出现比当今的美国更高的殖民者和比当今的中国更高的被殖民者。　　
从严格意义上说，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包括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是美国的经济殖民地，特别是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今天的经济大国日本、德国、意大利，乃至除法国外的其他几个主要西欧国家，仍然是美国事实上的军事占领国，连完全的国家独立资格都还没有取得，所谓的经济的独立和强大，事实上无疑只能是形式上的（美国对被二战搞得元气大伤的西欧及日本在战后的经济扶持力度，以受其控制程度来决定，英、法是战胜国，受美国控制程度低，扶持力度就小，日、德是战败国，受美国控制程度高，扶持力度就大，这是战后日、德经济迅速大幅超过英、法的重要原因之一）。苏东剧变以来，美国长期刻意执行贸易逆差政策——实实在在的货物贸易大规模的逆差，虚虚渺渺的技术和服务贸易则是大规模的顺差，至2010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竟攀升至6465.41亿美元，技术和服务贸易则是顺差1487.17亿美元，如果再考虑到美国的对外货物贸易，特别是对二、三世界国家的贸易，采取的是“一架波音飞机换一亿条裤子”这样的海盗式的掠夺性贸易，全世界为美国生产并输入物质财富的事实，就显得更加明显了。2010年美国全年净资本流入额高达近7500亿美元，全世界都在向美国投资。2010年末，外国政府持有美国国债余额总量达到了4.44万亿美元，占全部国债总额的32%，其中前五名“债主”共持有27126亿美元——中国11602亿，日本8823亿，英国2721亿，欧佩克组织国家2119亿，巴西1861亿，这五个国家很有代表性，既有发达国家也有欠发达国家，欧、亚、非、拉囊括殆尽。　　
仅以上简略论述及不多的统计数据，就充分说明了当今时代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实质上是全球范围内的“朝贡”经济——全世界所有国家向地球的主人——美国朝贡！而且这种朝贡经济已形成一级一级向上的金字塔式朝贡体系——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朝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起向美国朝贡。　　
以上是当今全球化经济体系当中的殖民者一极——美国的情况，而另一极——被殖民者一极——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认识这一点，必须首先要承认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极不愿意承认的前提——走中国已发展成为当今全球一体化经济体系中受害最大、最广、最深、最重、最大的经济殖民地！中国经济被跨国资本牢牢地按在全球一体化经济产业链的最低端，成为“世界的工厂”。30年来，特别近十年来，中国以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为代价，成为“全球特别是美国的供养者”，成就了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全体国民“高工资、高福利、低物价、低通胀”、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高质量生活。而中国则以“一亿条裤子换一架波音飞机”的贸易方式，年复一年地将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潮水般输向美国，输向西方发达国家，输向全世界。一位在中国海运集团工作的朋友曾感慨地说，他们公司总吨位多达近一千万吨的远洋货轮（包括集装箱轮和大宗散货轮）的远洋运输，“满载而出，空载而归”几乎成为固定模式。　　
不要以为掠夺就此完结！如果说上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一亿条裤子换一架波音飞机”式的贸易，是对中国社会财富的第一重掠夺，那么，第二重掠夺则是对中国以上述形式的贸易所积累下来的外汇储备的掠夺。　　
这是一种让人匪夷所思人掠夺，是欠债不还钱的无赖行径！　　
长期以来的高额贸易顺差，使中国政府至2010年末已积累高达了2.8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至2011年6月末，又大幅增至3.2万亿美元），没有办法加以消化和利用，只能用来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以及包括“两房”在内的企业债券，以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为主的美元资产一直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量的60%以上（至2010年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余额1.16万亿美元，持有两房债券约4000亿美元）。对于这些债务，完全可以推断美国政府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偿还，只不过在债务还不够大时，还不想说出来而已。2008年经济危机暴发后，美国各色人物就开始通过各种途径，不停地放出这样的风声，而且越来越强烈、明显。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论断：美国从1837年至今从未还清过国债，现在的国债更是个天文数字。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报告，2011财年美国国债净额为15.48万亿美元，是GDP的103%，仅要支付的国债利息就高达2510亿美元，到2020年美国国债年利息将达8400亿美元。以上仅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债，如果加上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家庭、企业的债务，2011年美国全国债务总额为55万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分摊67万美元债务，而美国平均每个家庭存款仅有6873美元。内外债加在一起，让美国在一个世纪内还清债务几乎没有可能性，今后的美国只有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加上巨额债务利息，美国国债雪球中会越滚越大。最近的美国国债“上限”危机及其解决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以中国为首的债权人发出的不可能还债的明白无误的告示。（虽说美国政府赖帐不还钱，对日本、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的准殖民地也会造成外汇资产损失，但是，第一，这些国家所持美债远小于中国，除日本外，其他国家所持有美国债务还不及中国的零头；第二，这些国家的美债是由价值基本对等的双边贸易、投资收益积累的，不存在或较小程度存在中国所承受的掠夺式贸易的第一重损失）　　
在尚未宣布不还债之前，在打算彻底赖帐之前，美国政府在很多年前就开始做不还钱的准备动作了——压迫人民币持续不停地升值，让中国持有的美元债权大幅贬值，美元中间价从2005年度的8.192一路下跌至2011年6月末的6.472，下跌了21%，这就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在5年间已经实际损失了21%。　
论述至此，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出来了：这样做，难道美国政府不担心人民币的大幅升值会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量和贸易顺差，从而减少对中国物质财富的掠夺和占有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自己还清楚的看到中国内需的严重不足，不出口中国经济就会严重衰退（事实上，中国政府为了鼓励出口，可谓不计代价，长期全面实行高额出口退税政策）。美国政府同时也清楚地看到，内需的严重不足，使中国不可能由贸易顺差变为贸易逆差国－－美国政府也绝不会允许中国对美贸易变成逆差，除了赤裸裸的外交和武力威胁外，仅仅“合法”地动用出口限制手段，甚至仅仅放风说要公开中国官员在美国或瑞士的银行户头，就可达目的：中国政府更不可能把外汇储备看作是属于全体国民的财富，而将其用来购买美国商品运回国内无偿或低价交给国民享用，（最近外管局在其官方网站在贴出的“外汇储备热点问题解答”的新闻贴子，就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只可能乖乖地用来购买美国国债，让中国政府能够将靠“一亿条裤子换一架波音飞机”的方式辛辛苦苦挣来的外汇储备财富，保持名义上的存在。此外，美国政府也根本不担心人民币升值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事实上，2005年至今，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升值21%的情况下，美国人在超市里无时无刻不在大量购买的
China”商品的价格，却一直是稳中有降，而且由于不计代价的鼓励出口的政策，已形成了商品价格全面内外倒挂的局面——几乎所有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在国内的售价大大高于在美国的售价），要付出更多的美元，因为进口中国商品而付出的美元对美国来说，只不过印出的“绿纸”而已，要多少就可以印多少，想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　　
在本节结束前，有必要对前述分析中多次提及的“官僚资本经济”（官僚资本、官僚企业、国家官僚资本经济、国家资本经济等概念与官僚资本经济基本同义）这一概念及相关问题作一专门补述。必须在事实上承认，论述、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根本性质、总体特征，官僚资本经济是一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一切欲绕开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想法，要么是无知的幻想，要么是有意的或者言不由衷的欺骗。官僚资本经济这一概念本身不难理解，也就是上升为统治阶级的阶级所拥有、控制的经济。需要作出解释的是：为什么说当今中国的国有经济是完全意义上的官僚资本经济，它的来源和形成过程如何？回顾一下30年的“改开”历史进程，就不难发现当今中国的国有经济基本由毛泽东时代的全民所有制经济演化而来的，当代国有经济的实现载体——国有企业几乎百分之百地由毛泽东时代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即通称的国营企业、地方国营企业转制而来的。“国营”与“国有”，看起来只是一字之差，但所体现的企业性质却差之千里。国营是与全民所有相统一的，“国营企业”的本来含义是全民所有，暂时委托国家及由国家授权的政府来经营管理——中央企业由中央人民政府来经营管理，地方企业则由地方政府来经营管理，但企业经营的全部成果、利润，要通过国家政权的统一调度、分配，由全体中国人民来享用。而“国有企业”的根本含义则是国家亦即政府所有，政府经营管理，企业经营的成果、利润，完全由企业自已享用，与企业无关的中国公民并不能参与分享，企业成为国家权力体系，亦即国家官僚政权系统的私有财产，曾经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就这样“和平演变”为国家官僚体系赖以生存的基础的“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经济“和平演变”为国家政权，亦即官僚体系所有的国家私有制经济。　　
二、中国经济基础（经济关系）　　
上述中国社会经济的总体特征，必然在中国的经济基础，亦即经济关系上有与之相对应的体现。　　
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较，中国的经济关系已发生了彻底地、根本性的改变，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事实。中国的经济成份，已基本简化为三种：一种是已经彻底官僚资本化的国有经济，一种是一种是大大小小的社会私人所有制经济（中国的私人所有制经济几乎100%都采取私人经营模式或所谓的公众上市公司模式，中国的联产承包形式的农业经济亦属于个体私有经济范畴，并愈来愈被规模化的资本化农业经济所侵入、渗透），一种是外资所有制经济（含港澳台），除此之外，已没有其他经济成份了。　　
上述三种经济成份在GDP中的比重，官方统计机构没有公布相关数据，但众多的国内外学者研究后认为，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及外资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大致为25：30：45，外资企业已独占中国GDP的近半壁江山，国资经济和私营经济加在一起的内资经济则占据另半壁江山。现据国家统计局网公开发布的统计年鉴，整理出以下几下统计表格，可以比较充分地证明上述对中国经济性质的判断的正确性。　　
从表1可知，从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等指标来说，三种经济成份基本持平，各占三分之一。在企业利润方面，外企比国企高出8.83%，外资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用工人数都大大超过国有企业，而在企业数量上私营和外资更是远远高于国有企业。　　
从表2、3可知，年，在全部工业行业企业中，外企增加值所占比重稳定在33%左右，而国企增加值所占比重则在短短4年间，由52.60%下降至40.59%，私营企业则由15.02%稳步上升至26.79%。　　
按SNA核算系统，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二者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稳定为88：12。从表4可知，与工业行业不同，建筑业是私营企业一统天下，至2009年已占据75%的份额，加上名义为集体企业实际上全部私有化的集体企业，私营经济占据近80%的份额。国有经济仅占不到20%的份额，而外资经济则只占可忽略不计的不到1%的份额。由于建筑业是典型的无任何技术附加值的纯粹劳力型产业，加上在GDP中的比重较小（年，建筑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都在6%上下），外资不屑于参与中国建筑业的竞争。但实际上，外资不参与的只是纯粹的建筑业，但却十分踊跃地参与并操控着建筑业的上游环节——规划设计行业，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型公共建筑，大部分的高档住宅物业、城市综合体物业，基本上都是由外资设计公司主刀设计的，中国已被公认为世界建筑师的“创意试验场，才华展示台”，中方设计单位在这些大型项目的规划设计中基本上处于给外资公司打下手，干苦力的地位，仅仅一个概念设计，外资公司的收费动辄以千万计，而深化设计、施工图设计等苦力活，就留给中方设计单位来干，而且所得甚至不足外资的十分之一。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些房地产从业人员来说，深有感触，不必赘言引证了。　　
另外，从进出口经济来讲，外资企业的优势更为明显，据2010年统计公报，中国全年货物出口总额为15779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出口234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4.85%，私营企业出口481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50%，外资企业出口862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4.65%，外资企业已独占中国年度出口总额的55%。在进口方面，全年货物进口总额为13948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进口3876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27.79%，私营企业进口2693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19.31%，外资企业进口7380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52.90%，外资企业也独占中国年度进口总额的53%。更严重的是，在三类性质企业中，国有企业货物进口总额远大于出口，逆差达1243亿美元，而外资和私营企业则取得3463亿美元的顺差，也就是说，由中国财政支付的每年巨额的出口退税，完全由外资和私营企业来分享，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都是由外资和私营企业的贸易顺差而产生的。　　
以上从产出、收益方面分析不同成份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那么，投入方面如何呢，不同成份的经济各以多大的投入来获得各自的收获呢？从以下统计数据，再结合表1的统计数据，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三种成分的经济的投入产出比是大不相同的，国有经济投入多收获少，私营经济居中，而占据中国GDP近50%的份额的外资经济所付出的成本低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从表5可知，2005年至2009年的5年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仅为28218亿元，仅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85%，仅占同期GDP总额的2.12%！这就是外资经济获取中国GDP50%以上份额所付出的全部代价！而且，外资企业越来越采取独资、绝对控股的方式来独享外资经济所攫取的超额利润，2009年外方资本在外商投资项目注册资本中的比重竟然高达95.24%，中方仅占有可怜的可有可无的4.76%股权。　　
论述至此，一个难解的问题由然而出：为什么外资经济（也就是跨国资本经济，至少是跨国资本经济占绝对比重）能够以如此低廉的代价而获得如此高昂的利益呢？这就是中国经济殖民化、外向化、官僚化、卖办化的必然结局！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招牌下，对中国经济赤裸裸的掠夺，生是官僚卖办化的中国经济为了寻求靠山而主动且必然要奉送出的“贡品”。只有脑子有毛病人才会认为同样的中华牌香烟，在国内小烟摊上卖50元人民币一包，在美国大超市里卖等值于27元人民币一包（质量更可靠，不用承受花钱买假货的心理负担）是正常的合理的国际贸易往来；生只有楼继伟、周小川、刘明康、尚神林、易纲，才会认为将市场价格达6.94港币/股（公告当日收盘价），多达60包股的建行H股以2，42港币/股的价格卖给美国银行，不是中国向美国的“供奉”——公告宣布后，连一家欧洲对冲基金的研究员也对美国银行能够如此容易地从中国“白捡”到如此巨大的利益感到惊讶(很显然，这位为欧洲金融资本服务的研究员的“惊讶”肯定是满怀醋意的——我们咋就捞不到这么好的事？！），他说，在任何其它国家都不可能如此露骨地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的，“中国除外”；只有坐着卖价2亿元的私人飞机定期跑到香港去扫购奢侈品的影视大亨赵本山，才知道60万元一件的阿玛尼皮衣、20万一个的LV背包、10万元一条的爱玛仕围脖穿戴在身上是什么滋味——它们与自己在成为大亨之前穿戴的60元一件的老山羊皮袄、20元一个的帆布挎包、10元一条的毛绒围巾真有一万倍的价值差别吗；只有同样是造汽车的重庆力帆尹大老板的儿子尹大公子才能最深切的体会到3500万一辆的汽车是不是老外对他们这样的中国富豪们的赤裸裸的抢劫——我敢肯定，当尹大公子夜深人静一人独处，或者在自家豪宅里与老爸把盏对饮的时候，一定忿忿不平的破口大骂：TMD，鬼佬心真黑，买他一辆破车要3500万！我TMD的辛辛苦苦卖一千辆车也卖不到这个价！不就是四个轮子上架一块铁吗，我造的车并不比你们少一个轮子，咋就连你们千分之一的价都卖不到。　　
三、小 结　　
总而言之，从以上仅仅是经济总量方面的分析，就已经可以让人了解到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了，如果再进一步考察不同经济成份的形成过程及内在构成（资源消耗、生产效率、技术含量、经济的产业地位等），则不可能不让我们得出中国经济已整体上彻底陷入殖民地经济的根本结论。经济基础是社会的根基，全部的社会上层建筑都只能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只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中国的经济是殖民地经济的性质，就不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不论是特色的内在本质还是特色的外在表现，总体的特色还是具体的特色——作出事实上的判明。　　
中国的房地产业，正是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诞生、成长起来的。显然，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前提的存在，也就没有房地产业的存在，更不可能有达到如此高度的存在——结论是：经济的市场化催生了房地产业；经济的殖民化决定了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地位与殖民化程度成正比。　　
第三章& 对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分析与论断　　
——房地产业发展环境综述之二　　
当代中国房地产发展历程的最新阶段，也就是从2009年开始至今仍未结束的第五阶段，是以中国政府为应付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而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标志的。这一经济刺激计划与前述社会、政治宏观环境一道，成为这一阶段房地产业发展的环境前提，而且经济刺激计划对房地产业带来的作用和影响更具体、更巨大、时效性更强。因此，分析房地产业在这一新阶段上的发展态势，预测下半年及以后时期的发展趋势，除了同样要了解前述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外，应首先对这个已成为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刺激计划作出切实的分析和判断。　　
一、经济刺激计划由来及主要目的　　
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肇始于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初由美国两房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进而迅速漫延引爆的全球经济危机。这一危机最初最直接的打击是美国经济，直接导致了房地美、房利美、雷曼兄弟、花旗、AIG、通用汽车等一大批甚至位居世界500强之列的金融、产业企业的破产保护和国有化救助，美国经济迅速陷入动荡、萧条之中，危机严重程度堪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二次危机。但是，美国很快便利用其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美元霸权地位，将其因过度消费、过度信用而形成的金融危机，通过全球化经济体系而传导到全世界，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很顺利地转嫁了危机对本国经济的破坏，甚至还借机大获其利，借机很很地敲打了欲与自己“同床异梦”的欧洲和做着“和平崛起”美梦的中国。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很快便感受到危机的寒意，对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很大打击，出现严重的进出口衰退，2009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2072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其中，货物出口12017亿美元，下降16.0%；货物进口10056亿美元，下降11.2%。全年非金融领域新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23435家，比上年减少14.8%。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900亿美元，下降2.6%，进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出现了自1990年以来仅有的一次同比大幅下降的局面。　　
发展到2008年的中国经济，已完全融入了全球化体系，已是事实的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经济，经济增长完全靠投资、消费、货物进出口这三驾马车来拉动。在进出口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以同样高的速度增长（即所谓的保八目标），只有更加依靠投资和消费的更快的增长来实现。而消费这一驾马车，又能否依靠，能有多大的指望呢？答案是否定的。由于中国社会已然形成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极少数人占有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据日《中国经济周刊》援引的世界银行报告数据，六、七十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八十年代为0.21—0.27，远远低于国际平均值。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不少学者更认为中国真实的基尼系数已达0.6，远远超过美国、日本及西欧各国，甚至超过了拉美和非洲国家，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另据世界银行2006年一份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即约500万人掌握了70%的社会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是美国的15倍，高居世界第一。社会消费总量与社会贫富差距成反比的，贫富差距越大，社会消费总量就越小。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从根本上极大地抑制了社会消费总量的提升，不能消费，不敢消费，成为中国绝大多数居民的普遍消费心理，而拥有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的人，由于人数太少太少，即使他们再怎么奢侈、畸形消费，又能消费多少呢？总不能叫他们都象前面提到的尹大公子那样，一个人去买包括布加迪威龙（售价三千多万元）、法拉利599GTB、兰博基尼LP560-4、奔驰SLR722S、保时捷911
GT3 、奥迪A8 4.2、宝马X6
5.0I、雷克萨斯LS600H在内的30多部豪车吧，总不能叫他们都象赵本山那样，花2亿元买架庞巴迪私人飞机玩玩吧，总不能为了扩大消费而叫他们天天吃一千斤大米、穿一千条裤子、住一千套房子吧——即便他们“不差钱”，完全有这个消费能力！消费不振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无解的顽症（中国居民消费率从“改开”以来的最高点——1989年的50.9%开始，一路快速下跌，至2007年仅为35%，而同期全球各国居民平均消费率一直保持在60%以上的水平，中国已成为全球居民消费率最低的国家）。　　
进出口受阻，消费不振，三驾马车二驾失效，只剩下投资这一驾马车可用了。于是，在无其他手段可用的情况下，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用政策手段来突击拉升投资强度、投资规模，就成为中国政府唯一可选的方案。　　
从表6可知，在形成GDP的三大需求中，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两大部分）对GDP形成的贡献率总体上保持明显下降趋势，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则保持明显上升趋势，对外贸易的贡献率则受全球经济的影响不断地大幅波动。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特别刺眼的95.2%，是2008年的2倍，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仅比2008年高出1.9%，对外贸易的贡献率则由2008年的9.0%猛降至2009年的-40.6%。这充分说明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对保持GDP增长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以该计划为核心的一揽子投资刺激政策，2009年的GDP将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但这不是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出台的唯一原因。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所谓的“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深陷全球化经济体系之中的中国，义无反顾，也无可奈何地把拯救美国经济（目前则是正在义无反顾地拯球西欧共同体经济）作为自己的责任。长期以来的高额贸易顺差，使中国政府至2007年末已积累了1.5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08年末、2009年末和2010年末，这一数字分别增至1.95万亿美元，2.40万亿美元和2.85万亿美元。至2011年6月末，又大幅增至3.2万亿美元），没有办法加以消化和利用，只能用于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以及包括“两房”在内的企业债券，以美国国债和两房企业债为主的美元资产一直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量的60%以上（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余额2007年11月末为4589亿美元，2008年末为6962亿美元，2009年末为7554亿美元，2010年末为1.16万亿美元，至2010年末持有两房债券约4000亿美元），如果美国经济破产，则靠“一亿条裤子换一架波音飞机”（薄熙来任商务部长时间的公开讲话）而辛辛苦苦挣来的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能打水漂了，无法向国民交待，虽然这笔本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财富可能永远只是名义上的财富，永远不可能变现为现实的物质财富，但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只要能保持这笔财富的名义上的存在，也就足够了。　　
正是在这种内外双重压力之下，中国政府断然于2008年11月份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创造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务院于2008年12月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号）》文件，要求“追加政策性银行2008年度贷款规模1000亿元，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力争2008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4万亿元以上”，“以高于GDP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约3至4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作为2009年货币供应总量目标，争取全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央行与银监会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货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具体落实国务院126号精神，自此货币闸门大开，流向广阔的经济领域，经济刺激计划快速地予以实施。　　
二、经济刺激计划的主要内容及实施过程　　
整个经济刺激计划，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一览子计划、政策包，核心是在保持原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不变的前提下，额外突击加推完全由政府投资构成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并以这个4万亿投资计划为助推器，配套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极度宽松的金融货币政策，加速提升社会总投资规模和国内最终消费规模，从而消弥进出口大幅下挫、居民消费长期不振对保持GDP平稳增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这个一览子政策、计划包，为期2年，即年。在这二年里，通过加大以“铁公基”为主的政府投资作为引子，提振社会投资，刺激社会消费。中央政府预设的总投资规模为4万亿元，其中由中央政府新增预算支出所承担的金额为1.18万亿，其余由地方政府和其他投资主体自筹解决。中央政府提出的本级财政的投入，取的是“药引子”的作用，更巨量的资金投入则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企业的配套投入。中央的口子一开，长期内在性地患有投资饥渴症的地方政府和以大型央企为核心的中央机构，便在极度宽松的金融货币政策的鼓励下，拉开了改革开放30年来少有的投资高潮，各地纷纷出台数以千亿计、万亿计的投资计划，企图挤进中央政府定下的总盘子并获得更多的份额。这当中，以争当中部崛起之龙头为已任的湖北省，一个省竟然搞出了高达12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计划单列城市以及铁道部、水利部、国资委下属的各大央企上报的欲挤进经济刺激计划的投资总额高达40万亿元（【注】各地上报的投资计划，不仅仅以2年为期，有不少地方将之延长至7年，即年再加上“十二五”规划期间的5年），是中央本级财政投入的34倍，是中央计划投资规模的10倍。　　
在经济刺激计划及一系列积极、宽松的配套政策的鼓励下，2009年和2010年出现了改开30年历史上少有的投资热潮，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幅高达30.0%，投资增幅仅次于整个30年改开历史中的~1994年，2009年国内最终消费总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达到11.48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28.72%，增幅仅次于1994年。通过高强度的投资拉动，中国政府成功地保持了GDP的平稳增长，2009年和2010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9.2%和10.3%，超额完成保八目标。　　
三、经济刺激计划带给中国经济的真实后果　　
为期二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于2010年底到期，但这一刺激政策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却无法如期结束，在收获了GDP的平稳快速增长的同时，该刺激政策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还在政策实施期内就已经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而在刺激计划刚刚过去半年的今天，就更加明显了，现在完全可以对这一经济刺激政策作出结论了：继续吹大了GDP泡沫，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可控性，使中国经济暴发全面性危机的可能性增大，使危机暴发的时间大大提前。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货币超量增发，流动性严重过剩　　
广义货币总量（M2）由2008年末的47.5万亿元猛增至2009年末的60.6万亿元及2010年末的72.6万亿元，增长量分别为13.1万亿元和12万亿元，增长率分别为27.7%和19.7%，而同期GDP的增长量分别为3.47万亿元和6.26万亿元，增长率分别为9.2%和10.3%，M2的增长率分别是GDP增长率的3.01倍和1.91倍。同期M2总量与同期GDP的比值则由2008年的1.58倍增至2009年的1.87倍和2010年的1.82倍，货币发行量远远高于国民经济总量。而2009年末和2010年末美国的M2分别为8.54万亿美元和8.6万亿美元，M2与GDP的比值仅为0.6左右，不仅如此，美国的货币总量中相当大部分是以各国的外汇储备形式处在静止状态，如果再考虑到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基本上没有国际市场，已发行的人民币基本上100%只能在国内市场流通，中国政府攒在手中的高达2.8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必须用等量的人民币即至少20万亿元来对冲，这20万亿元货币同样也只能留在国内，没有任何实物与之匹配，是完全意义上的废纸，但却要平等地参与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两相比较，即可清楚地看到中国的货币发行量早已处于十分严重的超发状况，而且货币增发的势头依然在继续，据最新公布数据，2011年6月末，M2总量已增至78.08万亿元，比2010年末又增加5.48万亿元，照此下去，至2011年末M2将达到83万亿元，甚至85万亿元以上。　　
货币超量增发，必然带来流动性严重过剩，过剩的货币极大地助长了大规模的投机性经济行为，“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糖高宗”、“辣死你”、“猪坚强”等等不断出现的网络新名词，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式的投机行为的疯狂性，而早已高涨的炒房、炒古董、炒家具、炒茶叶则是在更大规模上的继续，炒到实在没有什么好东西可炒了，就炒起了大白菜。在这样大规模全方位的投机行为的冲击下，国民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如果还能平稳健康发展，那只能说是奇迹了。　　
货币超发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还有一个更深层次问题，那就是这种过剩不仅是量的过剩，更是一种结构性过剩，而结构性过剩是一种更严重的因素，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宏观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只不过由于此轮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使得这一现象更加突击。这种结构性过剩，是导致当今中国经济乱象丛生的直接原因，具体表现为：　　
——富人钱太多，再畸型、再奢侈、花样再多地消费，也还是用不光，而穷人想用钱、想消费却没有；　　
——实体经济没钱，投机性产业有用不完的钱。实体经济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低，“人老珠黄”，避之不及；投机性产业急剧膨胀，如“窕窈淑女”，趋之若鹜；　　
——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以“铁公基”为主的政府投资的资金充裕，中小型民间企业流动性严重不足；　　
——外汇储备无限充足，政府债台则逐年高筑（对外是大债主，对内是大“负翁”）；　　
——着眼于长远效益的产业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性科研、国民健康保护等众多领域，投入严重不足，严重缺钱，着眼于短平快的经济行为则钱途无量……　　
然而，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如此巨量的货币超发，竟然也末能让流动性过剩维持多久，为期二年的刺激周期刚刚过去半年，流动性不足便显现出来了，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连各大商业银行、中石油、中石化、中国人寿等大型央企都出现现金流恶化的局面。这种存量货币严重超发与流动性短缺共存现象的存在，这一看似不可理解的现象，正确的解释只能是超量发行的货币被大量地挥霍、浪费和对冲外贸顺差了（2009年和2010年外贸顺差共3788亿美元，需用约2.5万亿元人民币对冲），被大量地投向了没有多少物质财富产出的投机性产业了，没有或没有来得及形成应有的、对应规模的实物资产，另一个原因是大干快上的中长线投资项目太多，耗费资金太大，还需投入大量后续建设资金（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投产速率自2003年以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02年之前，城镇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一直在70~80%之间，2003年猛降至62.6%，此后年均在55~60%之间）。　　
如果对这一问题的考察的时间过程拉长至整个改开时代，则不难发现，货发增发并非此次经济刺激政策的一时之举，而是一以贯之的既定货币政策，只不过在此次刺激政策中表现得较为疯狂而已。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GDP为3645亿元（那时的中国根本没有GDP这个概念，对国民经济采用MPS核算体系，中国自1985年才开始采用SNA核算体系。这个GDP数值估计是MPS体系下的社会总产值的直接替代品，是完全错误的，按当时中国实际情况，将社会总产值换算成GDP，至少是3倍，即3645亿元的社会总产值，至少相当于10935亿元的GDP），M2为859亿元，M2/GDP仅为0.23，2010年GDP为39.8亿元，M2为72.6万亿元，M2/GDP高达1.82。32年间，GDP增长109倍（若1978年GDP按10935亿元计，则32年间GDP实际仅增长了36.3倍），而M2增长845倍。以上数据，不能不让人确信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超量的货币供应来推动，也就是说靠长期的系统性的通货膨胀来推动，这就是中国经济——GDP——30年来快速发展的重要根源。　　
分析至此，不能不让人然地联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连续30年的巨量货币超发能够得以进行，至今没有把中国社会经济拖入崩溃之中？这的确又是一个世界奇迹！最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改革开放时代的没有货币化以及严重货币低估的社会物质财富太多太多了！改开的英雄们，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一丁点的努力和代价，只需要把毛泽东时代留给他们的庞大的实实在在的社会物质财富，用货币来量化一下，就足够印钞厂忙活很多很多年了。事实上，中国采取的是有别于前苏联的急进的一锤子买卖式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对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巨量物质财富，也采取了渐进式货币化模式，甚至直到今天，还没有全部完成，譬如：毛泽东时代基本上零货币代价，主要靠全国人民的无偿劳动而修建起来的八万多座水库，就是一笔无比巨大的物质财富，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绝对又是一个天文数字，够印钞厂继续忙活一阵子。&&&&&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中国政府施行“有水快流”的资源开发政策，把本应好好珍惜，有计划使用的各种自然资源，无节制地超快、超强度地开发，毫不考虑子孙后代的需要（众多的数据显示，中国已探明的全部矿产资源剩余储量平均起来只可供再开采20年左右）。自然资源是地球留给人类的物质财富，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价值，把无价值的东西量化成货币，当然又可以换来大量货币增发，更何况是无节制地超快、超强度地量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对全部资源的货币化运动中，中国政府已经取得并肯定将继续取得的最辉煌胜利无疑是对土地资源的货币化运动！“土地是最大的国有资产”已成为中国政府和主流精英们一致的认知，土地理所当然地成为维持人民币持续超量增发的最方便、最锐利的武器。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温总理要自豪地宣称房地产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这是改开政府领导下的中国经济所创造的又一世界奇迹，因为至今还没有哪个稍稍成规模一点的国家能够把房地产业发展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要保证房地产业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了——房子卖不动了，房价下跌了，要将潜在的土地资源变成真实的货币，就没那么容易了，即便货币化了，数量会减少。　　
除了上述原因外，货币如此巨量的超发而没有引发社会危机，还应归结为中国老百姓对苦难生活的超强承受力和忍耐力。关于这一点，早已是老生常谈，全民共识，故不再赘述。　　
出笼的老虎很难不吃人，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放出的邪念就无法收回。泛滥的货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如下途径才能削减——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流动性，但无法削减货币总量，从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乃至逆转为滞胀的压力：　　
（1）顺差变逆差，对外负债（通过人民币大幅升值等手段）；　　
（2）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输出人民币；　　
（3）将巨量的外汇储备购买外国商品输回国内销售；　　
（4）暴发经济危机，强行消除过剩、无效产能，消除经济泡沫；　　
（5）通过战争手段转嫁危机，输出过剩。　　
很显然，对于当今中国而言，上述几种压缩货币总量的途径，除了第（4）种暴发经济危机这一种途径之外，其他都几无可能，至少在几年乃到十几年的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又显然不愿意看到经济危机的暴发，因为经济危机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面对无法消解的严重的社会危机，保持GDP的快速增长，避免经济危机的暴发成为中国政府抑制社会危机暴发的核心“考量”。因此，饮鸩止渴，用更大的投资、更多的钞票、更大规模的进出口、更畸形的消费来拉动和保持GDP的快速增长，就成为中国政府无可奈何的选择。　　
2、通货膨胀加剧　　
货币超发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200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对老百姓来说，最深切的感受莫过于如火箭般向上窜升的物价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成为经济刺激政策的最严重后遗症，呈愈演愈烈之势，2011年6月份CPI已攀升至6.4%，7月份再次攀升至6.5%，而未纳入CPI指标系统但早已成为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最大支出的房价，更是以高得离谱的速度上涨，二年内，京上广深等房地产一线城市房价涨幅在一倍以上，而其他二、三线甚至四线城市房价则涨幅更大，普遍在二倍以上，上涨三、四倍的也不在少数。　　
在现实和预期的严重通胀条件下，按市场理论的正常逻辑，应该是居民消费的大幅度增长。但中国的实际情形却是居民消费率一如既往地保持在超低水平上。如前面本章第一节所述，中国居民消费率从1989年的50.9%开始，一路快速下跌，至2008年跌至最低点34.98%，2009年微升至35.25%，2010年亦仅升为38.83%。横向比较，更能看出中国居民消费率之低。近几十年来走出口拉动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家不只中国，尤其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过高出口、高顺差、高外汇储备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阶段，这些经济体在这个阶段的消费率也不高，但都远远高于今天的中国，如日本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1980年消费率为55％，韩国在1990的消费比例为52.3％，马来西亚1990年为51.8%，泰国1990年为56.6%，台湾1980年消费率也有51.5%，都比如今的中国高了十几至二十个百分点。还有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经常成为与中国比较的对象，但印度与2002年的居民消费率也分别达到72.1%、61.7%和64.9%。印度虽然并非高顺差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但在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积累率也比较高，从1980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2008财政年度的39%，在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到9%的同时，居民消费率也从1980年代的70％~80%降到2008年度的54%，但也同样远远高于当今中国的消费率。已完成工业化过程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就更高了，一般都在70%以上，而美国居民消费率则更是长期高居不下，负债消费成为全民行为，即便在还远未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2010年，美国居民消费率仍超过100%。中国早已是名符其实的世界居民消费率最低的国家。　　
一面是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一面是持续低下的居民消费率，这一无解难题，只能让中国经济在无解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拼命扩大投资规模，想方设法保出口，默认以至大力提倡色情、毒品、博彩、奢侈品等畸型消费。　　
3、形成巨量政府债务　　
刺激政策带来的另个重大“成果”就是让此前还遮遮掩掩、若隐若现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了（按中国现行法律，省及以下各级地方政府不允许负债）。多年的赤字财政政策，已使中央政府背负着大量的债务，以国债为例：2008年底国债余额5.33万亿元，2009年底和2010年底则分别增至6.02万亿元和6.63万亿元，分别占同期GDP的17%左右。如果没有地方负债，上述债务水平尚不算高，但若加上地方政府债务，政府债务就不可能不成为引爆经济危机的定时炸弹了。　　
地方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惯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利益博奕游戏的产物之一，是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地方政府负债自1979年改开一开始就有了，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也有二十多年历史，但一直没有得到大的发展，4万亿元刺激政策就如同一道魔术，在短短的二年时间内，就将它壮大到空前巨大的规模。为落实信贷货币政策要为经济刺激计划开路的指示，央行和银监会在2009年3月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有此“尚方宝剑”在手，地方政府自1994年分税制实施以来所长期存在的内生性资金饥渴症终于得到了最大一次的满足，而各大商业银行系统的各地分支机构，在“尽职免责”的授意下，也迎来了自改制上市以来最大一次的放贷狂潮，各级地方政府体系与国有银行体系之间，形成一个特有的、封闭性的资金借贷管道，一方急于放贷，一方急于借款上项目，交投两旺，场面蔚为壮观。各地名目繁多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呈几何级增长，不仅在传统的交通运输、城市建设、土地储备、国资经营等领域，各级政府成立了融资平台，还有很多的地方发展到产业众多的第三产业，在文、教、卫等公共服务行业领域也纷纷成立融资平台（据审计署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数据，至2010年末，全国省、市、县三级政府共设立融资平台公司6567家，其中省级165家、市级1648家、县级4763家，覆盖全国所有省市县三级政府，其中有3个省级、29个市级、44个县级政府设立的平台公司均达10家以上）。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具体数量，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银监局统计的是“地方融资平台公司”，2010年末贷款余额为9.1万亿元，央行统计的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同期贷款余额14.4万亿元，而审计署公布的是“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10.72万亿元（其中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总额为4.97万亿元）。对于上述统计数据，穆迪公司认为审计署的报告遗露了3.5万亿元平台公司贷款，而渣打银行则认为中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应为14~15万亿元，其中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可能在9~10万亿元，地方政府直接举债（指教育、医疗等方面）可能在5~6万亿元。　　
但是，在我们自己的研究看来，地方政府债务总额极有可能比渣打银行所估算的14~15万亿元还要高出许多。这一论断由于时间和资料所限，主要从个案细节来引证。首先：以各省级公路建设为例。全国所有的31个省级政府近十多年来，特别是十一五规划以来，无一不把发展以高速公司为骨架的公路网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每个省都设立了公路建设投资平台，这些平台的资产规模都比较巨大，大部分资产总额在千亿元以上，如山东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高达3300亿元，广东1644亿元，浙江1333亿元，湖南1600亿元，云南1256亿元，贵州750亿元，仅这6个省的总额就达9883亿元，平均每省1647亿元。假定全国31个省级政府的公路平台总资产减半按800亿元计，则全国仅省级公路建设平台这一项的资产总额就达2.5万亿元。另外，这些公路建设平台的负债率绝大部分都很高，如已暴露出存在还不起债的云南公投和湖南高速的负债率高达95%，浙江为73%，广西为63%，假定平均按70%的负债率计，则全国省级公路平台公司的负债总额为1.75万亿元。其次，以广州市负债为例。今年上半年，省人大代表、“抗非英雄”、钟南山接受媒体采访，公开披露广州市为举办亚运会，至2010年末累积的政府负债达2200亿元。广州作为仅次于上海、北京的全国第三大城市经济体，一向以财政收入充盈示人，其十一五期间的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总计达12326亿元，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亦高达3152亿元，平均每年630亿元，其中2010年分别增至3348亿元和873亿元，再加上每年几百亿元的卖地收入等巨额的预算外收入，广州市政府每年可支配的政府收入应在千亿元以上，这样的财政收入水平甚至超过了很多中西部省级政府。可就是这样的一个财政收入十分充盈的经济发达城市，政府负债竟高达2200亿元，由于完全可以合理推断中国绝大多数其他城市政府的负债水平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不含4个直辖市）共332个，假定平均每个市负债250亿元，则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政府总负债达8.3万亿元，再按审计署公布的地级市政府债务占省、市、县三级政府总债务的43.5%计，则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为19万亿元，这可能才是比较接近地方政府负债水平的数字。　　
审计署报告显示，10.72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有7.52万亿元是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二年内发生的（含续建2009年之前开工项目和偿还以前年度债务本息支出2.23万亿元），也就是说年，地方政府新增负债高达7.52万亿元。另据财政部财科所估算，2007年末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约4万亿元，其中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约1万亿元，若按渣打银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9~10万亿元的估算，则三年间，平台债务净增8~9万亿元。这种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式的政府负债，只能用疯狂来形容了。又据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部今年6月30日发表的报告，称包括中央政府债务、政策性银行债务、地方政府债务、铁道部债务在内的中国政府公共债务余额至2010年末约为28万亿元，占同期GDP的70%，这一负债程度，对于没有向外转嫁危机的中国政府来说，不能不说是很危险的，一旦出事，难以承受和有效化解（目前美国国债余额高达14.29万亿美元，加上约2万亿美元的地方政府负债，共16.29万亿美元，占美国2010年GDP的111%，负债率远高于中国政府。但美国的情况与中国完全不同，凭借美元霸权，从理论上讲，美国政府乃至美国国民可能无限度地对内对外负债，而且对内负债可以自由地转化为对外负债，对外负债，对于美国政府和美国经济来说，本质上讲只是一个数字游戏）。　　
10.72万亿债务，都用在什么地方呢？审计署给出的答案是：交通运输、市政等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5.9万亿元；土地收储1.02万亿元。教育、医疗、科学文化、保障性住房、农林水利建设等民生方面1.37万亿元，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工业等领域4016亿元，其他不便说出的为2万亿元（这2万亿元，真实的用途估计是“维稳”支出、诸如广州亚运会、上海世博会等等此类各地政府最热衷举办的各种节会支出、“楼堂馆所”建设、公务吃喝玩乐等方面了）。　　
审计署报告说10.72万亿的平台债务中，只有1.02万亿元用于土地收储，在全部债务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来偿债的只有2.5万亿元，只占1/4，但常识使我们不难相信全部平台债务中，用于借款的抵押品，肯定80%以上是土地及与土地相关的资源（如投入铁路、公路建设的巨量资金，除用收费权质押外，主要是用沿线的土地作抵押），而且指望用于偿债的资金也是大部分来源于土地出让金收入，也就是说政府把希望，把“信心”都押在了土地上，押在了地价，从而房价的无限制的上涨上了，这就是土地财政、房地产经济的成因！房价一跌，地价一跌，房地产泡沫一破，中国经济，至少是地方政府也就风光不再了。　　
近11万地方政府债务，拿什么来还呢？真实的答案只能是土地资源、国有资产乃至办公大楼，还有各大金融机构的最高主管温家宝总理念念不忘的“比阳光还重要”的“信心”！再不行，就只有要么赖帐，要么推给中央政府，一推了之。近二个月来发生的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向贷款行发出违约通知函事件、上海城投公司要求流贷延期并转固贷事件以及以10亿元注册资本撬动1600亿元总资产的湖南高速等，是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预兆。　　
4、“国进民退”，官僚资本经济大举挤压、强占私营经济地盘　　
借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东风，以央企为开路先锋的官僚资本经济，高举高打，强力挤压、强占私营经济地盘，“国进民退”。如前所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由2007年末的1万亿元增至2010年末的10.72万亿元，三年净增加9.72万亿元，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新增贷款余额净增加额为23.14万亿元，考察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几乎100%都来自于金融机构贷款，则表明这三年间金融机构全部新增贷款总额的42%借给了平台公司，也就是借给了地方政府，积淀成为国有资产。　　
地方政府举债，还只有一部分形成国有经营性资产，而以央企为核心，包括铁道路、水利部、交通部等资产管运型部委在内的中央政府属下投资主体，则几乎100%的投资形成国有经营性资产。在此轮经济刺激计划中，与央企级别的投资规模相比，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建设规模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4万亿元的投资，绝大部分都分配给了央企及各部委，其中，仅由央企及各部委牵头投资的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占18000亿元，占比45%。还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刚刚开始实施的2009年初，各地政府就把与央企合作，吸引央企到本地区投资当作招商引资的头等大事，其地位甚至超过了对外资的招商，而且这一趋势至今有增无减，几乎所有的省级政府都把吸引央企投资当作落实十二五规划的最重要工作内容，纷纷举行省委省政府一把手亲自参与的投资洽谈会，签订的投资项目投资总额都是以千亿、万亿元计。与私营企业、外资投资项目相比，央企投资项目，绝大部分是投资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元的“巨无霸”项目，投资大、带动性强、关联度高、垄断性强，很多项目还能填补了地方产业经济空白，因此很受地方政府欢迎。　　
以广东省为例，虽然其GDP排名全国第一，经济总量占全国近1/10，吸引外资最多，也丝毫不敢怠慢吸引央企来粤投资的大计，于日，由汪洋、黄华华亲自带队，率几乎省委省政府的全班人马以及全省所有地级市领导班子，远赴北京，参加广东省与中央企业战略合作座谈会暨签约仪式，成功与70家央企签署了204个合同协议项目，加上未在此次座谈会上签约的项目，总投资达2.54万亿元，其中仅深圳、广州就分别吸引了4700亿元和3800亿元。而在此之前，主要是经济刺激计划实施以来的两年内，广东省也已与49家央企开展合作，合作项目约360个、总投资约1.5万亿元，其中在建项目168个、总投资1万亿元，到2010年底累计完成投资约2300亿元。两者相加，央企在粤投资总额高达4.04万亿元（这一投资总额是2010年广东省16113亿元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倍）。不难预见，当上述这些项目在十二五期间全部完成后，央企在广东省经济中的地位将显著提高，而至今仍一直是广东省经济宠儿的民间私营经济的地位不断下降将是必然的趋势。　　
连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广东省都以吸引央企投资为荣，其他省份，特别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对央企的渴求就更不言自喻了，而且中西部省份多以资源丰富见长，对大多数采取垄断性经营的央企来说，更具吸引力：　　
——甘肃省已吸引50家央企在十二五期间增加在甘投资，新上项目275个，概算总投资达1万多亿元。　　
——还在2009年上半年，2月20日下午，“江苏省·中央企业合作发展恳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率100多家央企主要负责人出席恳谈会。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主持恳谈会并致词，省长罗志军介绍了江苏省情以及我省与中央企业合作情况。恳谈会上，中石化、中化工、中国电力等35家大型央企，与江苏签署了45个重大合作项目协议，总投资达2220亿元。江苏是中央企业投资最为密集、合作最为紧密的省份之一。目前中央企业在江苏出资设立的各类企业310家，去年营业收入约1.1万亿元，占到江苏全省的六分之一左右，提供就业岗位超过50万人，缴纳的各项税收达到940亿元，并带动了一大批为央企配套企业的快速发展。“十一五”以来，中央企业在江苏新增投资项目492个，投资总额4015亿元。　　
——日，辽宁省与中央企业战略合作发展座谈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在大连举行。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省长陈政高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夏德仁主持座谈会。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介绍了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中石油、中石化、中船重工、中国华电等82家中央企业负责人及辽宁省直相关部门、14个市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座谈会。辽宁省14个市与中央企业签约项目52个，总投资规模4018亿元，涉及签约中央企业27家，项目涉及工业、能源、基础设施、服务业等多个领域。　　
——日，安徽省公布了近两年来与央企合作的最新成果，截止到今年4月底，共计签约项目585个，累计投资规模为1.58万亿，仅2009年就吸引央企投资1.3万亿元；所有合作投资项目中，已签约开工的项目为243个，投资金额6178亿元。尝到与央企合作甜头的安徽，正在统计一份新的项目单，并将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与中央企业合作发展的工作意见》，为央企落地提供立项、土地、金融等方面的支持。据初步统计，此次拟向中央企业推荐的合作发展项目达600多个，投资规模约1.4万亿。　　
——作为中国最大的资源基地的新疆，更成为央企进军的目的地，仅参与新疆煤炭资源开发的央企投资都高达8800亿元。　　
——2010年12月，福建省举行与央企洽谈会，共与32家中央企业和5家地方大型国企洽谈123项合作项目，总投资8464亿元。　　
——作为中国最大的煤炭大省，包括华能、华润、中海油、大唐、中电投在内的十家央企十二五期间，对山西煤炭能源产业的投资总额已超过7600亿元。　　
——河南省通过、3、4三天的洽谈会，共吸引央企投资4500亿元。　　
——作为第一个与央企大规模合作的省份，从2005年到2007年，就有57个央企与湖南对接，资金总额达到1800亿元。而据记者了解，截至2009年底，湖南省与央企共对接合作项目188个，其中签订合同项目69个，引进资金413.45亿元，达成意向协议33个，涉及投资总额3600余亿元。目前，全国128户央企中，湖南省已对接70户，在湘有项目的央企达50余家，其中，中国五矿和中国建材在湘投资均达近100亿元。　　
——2010年12月底，中国经济最落后省份之一贵州也在京举行与央企投资洽谈会，共签约项目47个，投资总额2929亿元，涉及农林牧渔、矿产品深加工、制造业、电力、煤气、技术服务、旅游服务等领域，计划2011年开工项目33个，投资总额2376亿；2012年开工项目14个，投资总额553亿元。　　
——与上述省区相比，湖北省所吸引的2000亿元央企投资，就有些不足挂齿了，成为湖北的网民们攻击的对象。　　
据不完全统计，还在经济刺激计划实施的头一年，即从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11月底，仅一年，央企在地方投资总额就已高达约为7.3万亿元，如果把2009年11月之后到2010年末以及整个十二五期间的计划投资总额加上去，则央企在地方总投资显然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以平均每省1万亿元计，总额达31万亿元）。在这场“央地结盟”，安徽、湖南、江苏、浙江、四川、江西等省对接央企最为积极，其中湖南是第一个与央企对接的省份，而安徽则是最为积极的省份。而且对地方政府傍央企，与中央领导是大力支持分不开。2009年两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在浙江代表团发言，提醒浙江省两会代表，说“我们的141家央企，世界500强的有29家。你们抓紧傍老大、傍央企。把央企吸引过来就是最直接的路子，一个项目的投资就是几十亿元、上百亿元”。　　
通过经济刺激政策实施以来的大规模突进，央企的总体规模已十分庞大，总数仅135家的央企，总资产由2008年末的17.60万亿元增至2010年末24.30万亿元，营业收入由11.87万亿元增至16.70万亿元，税利则由1.74万亿元增至2.26万亿元，两年间增长率分别为38.1%、40.7%和29.9%。135家央企2010年末的总资产超过全国所有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总资产之和（2010年末私营企业总资产9.12万亿元，外资企业总资产12.45万亿元）。不难预见，在这一轮的央企投资“大跃进”过后的十二五期末，央企这一已彻底沦为国家官僚资本的经济体，将对民间私营资本经济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除国资委管辖的央企之外，国务院辖下的资产管运型部委，在此轮投资热潮中，也丝毫不甘示弱，纷纷大规模举债上项目。这其中以铁道部最为典型。铁路建设既是4万亿刺激计划中的投资重头，也是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政府大力扶持，加速发展的基础设施。2011年4月修订的铁道部“十二五规划”，已将“十二五”末期铁路运营里程目标确定为12万公里，其中快速铁路4.5万公里，复线率和电气化率分别达到50%和60%以上，“十二五”期间安排基建投资2.8万亿元。与“十一五”相比，铁路投产新线增长87.5%，完成投资增长41.4%，“十二五”规划又将在2008年已经调整过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确定的至2020年实现的营运里程、复线率、电气化率目标提前至2015年实现。此轮铁路建设热潮，从铁道部的负债的大幅上升，可见一斑。据铁道部公布的债券发行说明书显示，铁道部总负债由2008年末的8684亿元，增至2009年末的13034亿元，再增至2010年末的18918亿元，二年净增10234亿元。　　
实际上的央企，被纳入国资委管辖范围的135家之外，资产规模更为庞大的则是以四大商业银行为核心的国有金融企业系统，以及通过自印钞票、“自已给自己当债主”方式而积累下来的巨量外汇资产。这部分资产总量规模当在百万亿元以上。如果说构成中国宏观经济的其他产业（军工、能源等极少数产业除外）基本上是外资及私营企业的天下，那么，中国的金融产业则基本上是国资的天下（至少在表面上、在资本构成上如此），外资及私营金融企业只能在四大行吃剩的残羹冷炙中求生存。同时，强大的国有金融企业与同样是国有的产业央企，显然具有内在性的亲和力，互相支持，互相渗透（表面上还不能），并走向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并形成事实上的寡头资本，共民对民间私有资本形成打压、围合之势，就成为必然。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央企的投资方式。这场“央地结盟”，除央企的独资投资项目外，基本以“收编”方式为主与地方国企的合作。不难想象，一旦央企对地方国企的收编告一段落，下一步的收编对象就必然会落在民间私营企业的身上了，而且这一苗头已经在资源型产业中大规模或区域性实施了，如以山西为重点并在全国铺开的煤矿国有化、全国范围的稀土资源整治，已让这些产业内的私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私企无立身之地了。此外，央企大举向以房地产为代表的高度市场化的竞争性产业的大举突进，也成为令人关注的热点事件，虽然从总量来说，央企乃至加上地方国企，在这些竞争性产业，特别是在房地产业中的占比还不大，但其胁规模、资金、资源优势而呈现出来的咄咄逼人之势，已经让在这些产业内打拼多年的私营资本深感寒意阵阵。　　
在这场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而引发的国企大跃进的大潮中，央企意气风发，地方国企也并非只是一味的沉默，做大做强同样是地方政府对各级地方国企的要求。除通过与央企联姻而分得一杯羹之外，通过联合重组，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省、市两级政府，都已建立、扶持了众多的大型、特大型各类型的地方国有企业，其中有一些企业的规模甚至达到了与央企媲美的程度。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了报告在论述中国社会经济的根本性质、总体特征时所作的论断，即：经济的殖民地化和官僚资本化是处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总体格局下中国私有化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的深化，单纯的私有经济（私营经济）将愈来愈受到殖民经济（西方跨国资本经济）和官僚资本经济的压迫、打击、排挤，而逐渐退居附属、附庸地位，殖民经济和受其操控的官僚资本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子+奴才”式的联合主导体，没能挤进或者被排除在这一联合主导体之外的私营经济（包括个体经济）及其他类型的经济，都必然地成为受其打压、排挤的对象。　　
综上所述，此轮经济刺激计划所形成的央企“大跃进”，将在未来几年内，使国企、私企、外企三种经济成份在中国经济的地位和比重发生有利于国企的显著变化，主要是私企在中国经济的地位和比重将呈比较明显的下降之势，私企将愈来愈受到与外资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的国企的打压、排挤。　　
5、经济结构更加失衡，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拉动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2009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0%，2010年为27.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57.5%猛增至2009年的67.0%和%。这一比重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靠如此高的投资率为维持GDP的增长。投资结构不合理，投机性投资比重快速上升，实体产业投资比重不足且比重逐年下降，低端产业严重重复投资，助长了经济结构失衡。　　
6、房地产业成为实际上的最大受益者　　
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也就是一个额外增加投资计划，是中央政府带头起表率作用，并通过一系列宽松财政、货币政策带鼓励金融机构多放贷，企业多投资做项目的计划。扩大投资成为这一计划的核心内容。　　
投资什么呢？4万亿元本身主要是投向“铁公基”及保障性商品住宅建设，但4万亿元带头并由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而鼓励起来的规模比4万亿元大得多的其它资金投向哪里呢？毫无疑部，很大一部分流向房地产业了。由于流入房地产业的资金太多了，即使全国所有的开发商全部开足马力大干快上，也根本不可能及时开发出与这些巨量资金相合理匹配的房子，于是乎，投机、炒作，房价疯狂上涨，就成为必然，房地产利益共同体只能是“数钱数到手软”了。宏观经济数据也说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进一步提高了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2009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8年的4.69%增至5.48%，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008年的11.22%增至12.64%，增幅很大，且都处于历年最高位。　　
第四章&& 当代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历程回顾　　
回顾房地产3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这便是中国政府对房地产业始终如一、无微不致、力度超强的支持！房地产伴随改革开放而诞生，是中国“改开”政府为推进、深化改革而催生的一个经济产业。每当改革开放发展到一个新的关键节点，都会相应地有对于房地产发展历程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文件出台，以之推动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就是一部扶持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住房福利化加速向住房市场化演进的历史。从这一线索出发，就可以对当代中国房地产业的整个发展历程有一个脉胳清晰的认识，并可依据这一线索将这一发展历程历史地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1980年4月中国改开“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为起点（这也是当代中国房地产业诞生的时刻），至“八九学潮”及其后的二年多的“八老共和”时期为止。这一阶段可谓之为起步阶段，是中国房地产业的婴幼儿时期。　　
第二阶段：自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及随后于1993年底召开的以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为主旨的中共十四大、1994年中国务院43号的颁布，至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一阶段可称之为正式确定房地产业发展方向、目标的阶段。　　
第三阶段：自1997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及随后于2008年春朱镕基总理的上台及同年年中国务院23号文的颂布，至2002年中共十六召开之前。这一阶段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化发展历程中唯一相对比较理性的阶段，但同时也是为房地产走向狂暴积蓄力量的阶段。　　
第四阶段：自2003年春温家宝总理的上台及随后于2003年8月发表的国务院18号文，至为应付2008年全面暴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而于同年年底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之前。这是中国房地产狂暴增长阶段，也是开始并加速丧失理性的阶段，是不受任何人的意志所控制的巨兽的形成阶段。　　
第五阶段：自2008年底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颁布并迅速实施，至今还在继续之中。这一阶段可谓之为整体性塌陷、崩溃前的疯狂阶段。　　
本章以下开始以较大篇幅，以前略后详为原则，逐一论述中国房地产业上述五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其中第五阶段的论述，将结合第三章对其所处的前四个阶段所没有的特殊的宏观经济环境——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分析来进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延伸至对今年上半年产业市场行情的分析和对下半年产业发展趋势的预测上，这是因为今年以来的房地产发展过程属于第五阶段，是这一阶段的继续。　　
一、巨婴诞生—— 房地产业的第一阶段　　
如同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样，邓小平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中国房地产业的“助产婆。”还在“改开”初期的1980年4月，邓小平就发表了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提出要“在长期的规划中必须把建筑业放在重要的地位”，要把建筑业发展成为“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要通过住宅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来加快改善由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积累主要用于国家工业化而使中国城市居民普遍过于困迫的居住环境，“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可以自己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房。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付清”。　　
就是这次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讲话，开启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先河，拉开了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幕。这是中国当代房地产业诞生的标志。一棵终成参天大树的幼苗出土了，一个后来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恐惧的巨兽呱呱落地了。　　
但是中国所实行的渐进式的改革，亦即渐进式的私有化模式，住房是政府应给予的公民福利的观念以及由此而实施的住房福利化制度，使这个新生儿直至1992年之前的漫长时期内，其间虽由于海南建省及惠州大亚湾熊猫城事件而引发了年间的第一轮海南开发和大亚湾的投资热潮，但在整个期间内，其成长一直比较缓慢，基本不成气候，房地产业规模很小，在中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微乎其微，直至1991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还仅为4.3%，全国商品房销售量仅为3025.46万㎡，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基本是国有企业为主，在.17万㎡的商品住宅销售量中，个人购买部分仅为926.55万㎡，仅占33.75%，商品房大部分主要是由单位集体购买后作为福利房再分配给职工。　　
在第一阶段，不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商品房销售量等反映房地产业总体规模的总量指标增长总体比较缓慢（个别年份除外），更重要的是反映房地产泡沫程度的房价，更是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1987年至1991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量分别为2697.24万㎡、2927.33万㎡、2855.36万㎡、2871.54万㎡、3025.46万㎡，年均增长率仅为2.92%，远远低于同期GDP增长速度，这期间平均房价也仅为599元/㎡。但同时，中国开发商追求暴利的内在性意愿，在这一阶段就已经比较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表现在房价绝对水平虽比较低，但涨幅却不小，由元/㎡增至1991年的786元/㎡，上涨1.93倍，五年间的复合涨幅达17.81%。　　
这是当代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历程的第一阶段，可称之为起步阶段。中国的房地产业饱尝了渐进式私有化模式所必然赋予给它的成长的痛苦。　　
二、告别福利房 —— 房地产业的第二阶段　　
在因“八九”学潮及苏东剧变等具有重大、深远历史影响的政治事件的集中暴发而致使“改开大业”徘徊不前的关键时期，已完全退居幕后，无任何官职在身的邓小平，再一次出手了，以其特有的政治手腕，再一次猛力推进了徘徊不前的改开局面——以邓小平1992年春南巡讲话以及随后于1993年召开的以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为主旨的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大潮，以宪法形式正式确定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务院于日顺势颁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正式提出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目标，推进公有住房的私有化政策，建立与住房市场化相适应的金融信贷、消费政策体系。与此同时，对今后房地产业的发展同样具有巨大影响、从内在机制上决定了土地资源必然要疯狂地加速市场化的分税制，也正式实施了（分税制于1994年实施，1主要内容是作为主体税种的增值税、所得税由中央、地方财政按比例分配，而“国有土地出让金”则作为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全部划归地方所有，且土地出让收入不进入地方财政预算，成为不受财政预算控制和监督的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乃至满足地方政府吃喝玩乐的“小金库”）。　　
但是，正应了俗语所说的“好事多磨”，虽然上述众多重大利好事件、政策相继密集出笼，但直至1998年之前，就全国范围来说，房地产业依然没有多大起色，甚至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只是在深圳、海南、广州、惠州、北海等极少数几个南部沿海城市翻起过几片浪花，又很快以海口和北海两地房地产泡沫破灭为标志而大多归于沉寂了，广大内地城市，甚至包括北京、上海这样的如今房地产业在其宏观经济中具有一柱擎天式的地位的特大型城市，其房地产业基本上处于蹒跚学步的状态之中。分税制，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使地方政府也未能很快地推动房地产的开发，“土地财政”的真正实现还是好几年之后的事情。这是当代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历程的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不但产业规模有较大跃进，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量分别为4288.86万㎡、6687.91万㎡、7230.35万㎡、7905.94万㎡、7900.41万㎡、9010.17万㎡，年均增长率大幅增至16.0%，而且房价连续大幅上涨，由元/㎡涨至元/㎡，六年间平均房价1579元/㎡，年均复合增长率16.0%。　　
三、短暂的理性——房地产业的第三阶段　　
中国房地产终于等来了自诞生以来的最强福音，最大知已，这便是在改开“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东南亚金融危机暴发等一系列集中在1997年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背景下上台的朱镕基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所带来的冲击——经济增幅回落，内需不足，投资增长乏力，促使中国政府采取了经济刺激政策，强力推进经济的市场化、私有化，是这一轮经济刺激政策的最核心内容。“铁碗砸三铁”、“下岗分流”、“抓大放小”等等强力改革措施，成就了朱镕基“铁碗”总理的历史地位和中国“经济沙皇”的称号。　　
正是在这场大规模全面私有化的大环境下，住宅制度的市场化、私有化，被提到了优先考虑的地位，房地产业被列为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在朱镕基上台后仅三个多月的日，国务院便制订发布了当代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政府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足见中国政府对加快房地产业发展步伐的急不可待了。　　
这一文件可以说是改革30年中数以万计的政策法规文件中极其少有的、最为强硬的改革文件之一，其核心内容就是在1998年底之前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性地、一刀切式地停止福利分房（由于时间过于仓促，后延期至1999年底之前），住房制度执行全面、彻底的市场化。该文件首次提出住房产业化，要“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住房彻底告别福利性质。作为该文件的配套文件，央行先后出台了“加大住房信贷投入”、“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配套政策措施，大力扶持房地产业的发展。可以想见，在当时还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出台这样的文件，如果没有朱镕基这样的“铁碗”人物，是很不容易的。
这一文件的出台，也就标志着全中国所有人（至少是全部城镇人口）的住房需求，自此就全部交由房地产开发商来提供了。不难想见，这一政策，对房地产业的发展所起的巨大推进作用，怎样评价都不为过。这一政策的出台，对房地产既有强烈的短期刺激作用，更具有长远的推动作用，但当时最先表现出来的是前者。为了搭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上自中央政府直属机关，下至各级政府管辖下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刮起了一股席卷全国的福利购房热潮，连刮了二年，使1998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由1997年的负增长-3.4%变为正增长13.7%,1999年又增长11.0%，使国内房地产业得以迅速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和香港房价暴跌的不利影响中恢复过来。自此，中国的房地产业便踏上了愈来愈快的快速增长之路，直至2003年。以上是当代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历程的第三阶段。　　
房地产业发展的第三阶段，是规模空前高涨的阶段，福利分房末班车，使商品房销售量从.17万㎡猛增至.30万㎡，增幅达35.24%，至2003年则增至33717.63万㎡，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7.93%；房地产开发投资由.37亿元增至.8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5.63%；商品房竣工面积由.7万㎡增至.1㎡，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2.80%；商品房年度新开工面积由.53万㎡增至.53㎡，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8.36%。　　
与产业规模空前高涨相比，这一阶段的房价却一直保持低水平增长态势，商品房成交均价由元/㎡增至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仅为2.10%；其中商品住宅成交均价由元/㎡增至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亦仅为2.59%，这样的房价涨幅与2003年以后如火箭般串升的房价相比，仿佛如同隔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作为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先驱之一的广州市，商品住宅的成交均价从上一轮峰值——1993年的5864元/㎡，一路下跌至2003年的最低点4189元/㎡，整整下跌了十年，年均复合跌幅为1.01%。2003年年商品房成交价格位列全国首位的深圳也仅为6219元/㎡，排在第二位的上海则仅为5118元/㎡，第三位的北京为4737元/㎡，第四位的广州为4475元/㎡，全国也只有这4个城市的商品房价超过4000元/㎡，其他所有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商品房价除杭州外，都没有超过3000元/㎡，都在元/㎡之间，非省会城市的房价则基本在元/㎡。这说明了这一阶段中国房地产业处于比较健康的发展状态之中。　
四、怪兽孽生——房地产业的第四阶段　　
与前三阶段相比，从这一阶段开始，论述将比较详备。第四阶段自2003年中至2008年底，共历经五年半时间。根据其自然历史过程，这一阶段可划分为前后二个阶段，前一阶段自2003年至2007年，后一阶段为2008年。　　
1、孽生与暴长——第四阶段前半段　　
对于经过二十多年跌爬滚打而成长、壮大起来的房地产业利益共同体来说，仅有规模的快速增长，而没有房价的飙升，并不合其心意。快速地获取“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暴利，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中共十六大的召开以及温家宝总理的上台，非常及时、坚决地满足了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实现其“终极目标”的愿望。与朱镕基上台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温家宝亦在上台后的四个来月时的日，签发了房地产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这一文件的核心内容是把房地产业抬高到了史无前例的地位：首次宣称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的目标，由温家宝自豪地宣布终于实现了；“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力措施”，而且一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