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重农抑商政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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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l rovsion:
谢邀。。事实上，“重农抑商”，在大多数时候抑的是”民间工商业“，不等于抑制作为流通产业的”商业“，而我朝在大部分情况下事实上按照经济学立场来说，是柯培尔式的”重商主义“的古典版，柯尔倍尔本人是路易十四时代的财务官。思路非常相似，只不过历史阶段不同，使得我们并不依赖欧洲水路和地中海建立起来的城市贸易体系，并且没有形成工业，而相似的背景在于，路易十四是从卡佩王朝至波旁王朝的整个法国王系中，唯一一朝君主完全把控贵族，教会，并朝纲，控地方事务，兼三级议会的中央集权王朝。柯尔倍尔的政策大约分以下几点：1，国家绝对主导经济，有国家保持战略产业和利润产出最高的产业，并完成财政积累。形成国家专营经济。2，官办经济改革，在国家政策主导下，被设为特许垄断市场，并享有特殊税制优惠。3，国家本币作为财富积累的标志，此本币必须是天然贵金属货币，国家把持铸币权，并控制发行量。4，土地不作为流通品出现，国家主导土地政策分配给农业人口，和作为贵族，教会势力的封邑。5，设置关税壁垒，保证国内商品经济的自流通。6，国家设置国仓，通过国家投入征收商品的数量来进行物价调控所以，事实上除了柯尔倍尔时期，是在专营发展手工业为基础的流通市场，而我国古典时期专营的是盐，铁，马匹，正如桑弘羊《盐铁论》所言：“今放利于民，罢盐铁以资豪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而真正意义上国家抑制商业，从农业开始作为财政收入主体，即“今黔首自实田”，通过建立土地税制来下放土地经营权和所有权，此种经济适配仅限于“农-兵”一体时代，农民安土重迁，土地政策下，土地基础是其保障经济产出的唯一生产资料，于是他们相对于流通性高商人阶级更容易由于“保卫土地权利“形成由地理亲缘性和血缘亲缘性（同姓村落）形成农业共同体，而农业共同体是我们人情社会的基础。而商鞅”重农“本质上是重”农耕，兼农战“，作为主体，但是兼有对于商人分工的尊重。从高祖开始，商人一直被限制营用和上升，中国贵族体系中由土地专断把持，而从门阀政治没落到科举形成，官僚体系开始慢慢建立，则教育专断形成。这些使得商人阶级无法进入更为高的社会阶层，初期只能依附于底层士绅人情社会上，因为商人下乡无法融入农业共同体的人情社会，我朝底层由于地理亲缘形成的村落经济一直对于外地人的流走有一定排斥，故而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神经末梢，而在城市经济发展后，诸如通过水系发达交通和手工业发展流动后，商人阶级取代了家族政治成为了士绅。士绅阶级的理性策略一部分来自于对于地方官僚的依附，以及对于底层宗族社会的合作。而贵族的土地专断，并且一定程度的土地私有流通，造成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兼并，挤占纯粹商人的资本扩张空间。而国家对于高产出产业和物质资料流通的把持，始于齐国管仲时代，管仲是强税制下的国家干预主义，强税制体现为”隐含税率“，即《管子·国蓄》：“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国家干预主义体现在《管子·海王》：“令盐之重升加分强……千钟二百万……禺策之……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以及《管子·地数》：“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而国家干预主义实质上除了集权需要挤占商人阶级的空间，并作为土地政策的适配，同时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即使是到了唐宋时代，近世庄园经济开始兴起，行政政令主导商业流通，并以地域作为商业单位计，实际上并没有客观上促进私商发展，私商更多是在手工业兴起后，在政策空隙中寻求城镇经济的商业共同体才导致客观上的富民，政策本身实质上在保证土地产出和财税，但是由于土地贵族阶级庞大，财税制度在此时显得积弱。正由于以上特点的延续，在国家财政积弱和农业人口不稳的双重危机下，比如明末的边防开支筹集和流民四起。会显得组织力尤为低下，土地贵族阶级会呈现自保状态，不愿意贡献任何财富，而商人阶级会在流民造成宗族社会暂时解体的状况下，倾向于继续压榨一把底层，并更强地依附地方政治，这会使得整个中原王朝的古典统治机器开始趋于错位。而以上造成了什么影响呢？1，官商勾结传统，商人阶级由于上升渠道限制必须依靠地方官僚体系和国家行政令的空间来取得地理交通优势带来的商业利润，并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取得对于地方事务的一些话语权。2，土地贵族阶级同时呈现土地资料专断，教育专断，权力专断的特性，于是我朝长期存在一个同时兼具文人阶级形态，官僚政治意识，和贵族存续，并兼有广大土地的上层阶级。3，农业共同体造成基于家族政治的底层人情社会的形成，体现为基于地理亲缘和血缘共同体的互助主义，并形成共同体约束，宋理学过后形成实质性，自组织，自治的宗族社会，开始强化父权家族制，并形成我们人情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交往规则，并形成熟人社会，所有地方规则都是通过这种熟人社会作为监督，并通过风俗，传统形成判断主体。在人口流动中，乡邻关系，同姓关系，同乡关系都是组建新共同体的意识基础。4，士绅阶级依赖于城镇经济存在，但经济产出上同时依赖于乡村结构，形成特有的乡绅模式，与县级官僚形成某种程度合作关系，这个阶级由于手工业发展，慢慢被商人，小地主阶级占据，凌驾于宗族社会之上，形成农村的“老爷”。并且士绅阶级对于农村经济是单方面索取，工业尚未发展，使得城市经济无法真正意义上找补农业经济，加之土地兼并的可能性，使得农业人口常年集聚着不稳定因素。5，城乡二元结构经济形成，这是农业为主要产出，民间商业在行政垄断下，只能依赖于组织力更高，集中度更高，地理条件更好地城镇经济，并通过土地政策灵活性，实现资本聚集效应。这使得城乡二元结构由于经济双轨形成，而行政上的城乡二元结构由第四点诞生。6，商业规则基本是行政指令的漏洞，官僚体系的运作和商人阶级的共识三者的加总，使得我朝一直缺乏自上而下，完整统一的商业法规，而是完全丢给民间商业生态来自行调节。所以商业竞争很大程度都是恶性竞争，双方靠打群架来争夺一个铺子，以及对于官场关系的利益博弈来决定胜败是常有的事情。7，资产阶级弱势，长期无法形成真正意义的政治力量。8，吃苦耐劳，诸事不关己，并不热衷政治。因为上层和下层在这个问题上很多时候是割裂的，政变导致的政治结构变迁，王朝更替进行政体法统变更，运动式的政治洗牌是主要旋律，但是这一切和我民众没关系，该吃吃该喝喝，该读书举士的继续读，通过新的王朝社会阶梯服务新的王朝；养家糊口的继续种田，做工。。而缺乏底层普遍的共同体意识，除非遭到共同利益（土地)的侵害，直到较晚时期民族国家意识开始形成，在外敌压力从文人阶级开始形成的爱国情绪普遍化以后，才开始形成真正的国族意识，但是这套处事原则，一定程度保留了下来。9，由于同时存在中央集权下的垂直结构，又存在地方事务的一定自治。故而中央-地方的博弈一直存在，最大的博弈点就是财政自主权的博弈，通过行政指令和地方反馈形成议事体系来进行。10，农业内卷化强化了宗族社会中的互助体系，内卷化实质是土地边际产出和人口增长在现有技术体系下的矛盾，并长期处于马尔萨斯停滞，形成一种“糊口”的自然经济体系。那么这样形成了两个保守策略，1，地理条件较为差，比如存在山区屏障，只能通过海洋或者内陆水系的交通来讨生活，投身商业，无法形成长期的屯田产出，这些地区的随着人口流动，开始以同乡共同体外出形成明末的民商经济。2，更多的适宜农业地区，需要通过增加家族内的分工来进行增加产出的工作，父权大家长制，宗族祠堂制，地区族内的父权伦理法庭开始受到强化，此时女性在这种强化的宗族社会中，会被更加禁锢在家族内部进行分工，这种分工包括父权下将女性锁定在“母亲角色”（无偿贡献家务劳动力）和“生育价值”（为农业父权家族添男丁）的角色上面，为家族内部进行自我奉献，并在地区内形成强制力，比如农村地区童养媳开始出现，并使得女性遭到更为严苛的父权伦理审判，形成对于女性群体的价值剥削，并形成某种全社会性德父权意识共识。。这种结构在第一共和国时期被打破了，后来到80年代莫名其妙又返潮了。。
霍真布鲁兹老爷:
谢邀。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而言，古代中国并不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而是一个重商主义的国家。重商主义的特征：1、注重积累政府财富；2、国家掌控农业、制造业、商业；3、垄断对外贸易，设置壁垒形成贸易顺差。4、建立殖民地，为国家提供工业原料。比照这些特征，从秦汉至明清的中国，除了第四点由于中国本身能够基本满足需求不太切合外（两汉对西域的经营，具有第四点特征），大致是符合的。古人没有那么落后，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商业是最容易聚敛财富的行业，所以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一定要控制在政府手里。铸钱不用说，这是最直接获取财富的手段，收归国有；盐，暴利，收归国有；铁，暴利，战略物资，收归国有；粮食，国家战略物资，设立 常平仓，丰年则籴，灾年则粜，平抑物价，维护稳定；马，国家战略物资，国家设有司统一管理。同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明清时代有海禁，一方面又有市舶司、广东十三行这样的机构。这并不矛盾，禁的是民间，开放的是政府。国家重农抑商不假，几乎汉代以后每个王朝对于商人为官、地位甚至衣服穿着都有限制，汉代规定“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宋代规定，“工商杂类”不得“与士齿”，明代商人还不能穿绸纱。但是，规定只是规定。何况还有规定，捐钱可以买官，捐钱可以赎罪。何况，还有大量的公有制经济，哦不，国有经济，哦不，官办企业。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商业共同体，官员在谋求权力寻租，商人也在谋求政治庇佑。官无商则不能履青云，商无官则无以致重利。我们会发现，中国到后来，常常被这样一群人把持，他们既是地主、又是商人、又是知识分子。这样的体制当然也具有优越性，由于积累了巨量的财富，它可以开挖运河、建造海堤这种超级工程，也能组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但同时，“重商主义所要奖励的产业，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所经营的产业。至于为贫苦人民的利益而经营的产业，却往往被忽视、被压抑。”（亚当斯密语）典型的就是明末，即使在陕北已经爆发旱灾，粮食减产，流民四起、女真人叩关，政府财政窘迫，可江南的大地主、也是朝堂的实际掌权者，却要再向底层人民来一刀，征三饷，江南在干什么，依然在用良田种经济作物，因为这能给他们带来大量的银子。所以，造成的影响是这样的：1、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城市在传统中国，通常只是片面的“吸血”，而没有反哺农村的功能。在网上一直有篇文章，大致讲最喜欢穿越的时代是宋代。里面有宋代富足生活的描述，引用了《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的内容，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一点，所有的生活都是都市生活，确切点说是京都生活，便宜的物价、充足的食品，方便的娱乐生活，都是建立在城市畸形发展基础上的，而宋代的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苛捐杂税也非常繁多。2、 的答案说得很好，但有一点我不太认同。比如工业无法升级导致武器落后致使被游牧民族蹂躏，事实上，至少在军事领域，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其实相当快，但是应用技术常常只能用在一个较小的范围，统治者无力也无心将技术大规模应用。技术是被以一种类似巫术的传统在传承，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技术突破，但是技术并不能产生革命性的飞跃。3、吃苦耐劳，勤奋向上。基于第一点，中国只有很少人能享受到文明的成果，而享受到这个成果的会特别舒服。所以中国人向上的意愿特别强烈，跳出农门，成为人上人的诱惑一直是这个国家永远的主题。4、不守规则却愿意依附个人。规矩都是为别人定的，至于自己，能突破就突破，老老实实守规矩的最后利益都会被漠视、被侵害；盈利致富都是来自于政策，所以能够找到后台，比踏踏实实做生意来得实在。5、运动式治理，隔几年剪一次羊毛。国家要把财富控制在自己手里。6、中央和地方的既矛盾又相似。每个地方政府都是一个小型的重商主义国家，中央和地方都想把财权控制在自己手里。
正好在写这方面的论文，一看这个问题好高兴！因为专业是法律，所以主要从制度方面来看一看先说结论：重农抑商才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持续、资本主义革命迟迟不来的根源。 先看重农抑商是什么。先说答案，重农抑商抑制的是私商而不是官商，是打着抑商的旗号，为的是发展国家垄断。排名第一的答案说的没错，重农抑商正是商鞅提出的。但是如果要讨论重农抑商，我们需要看的并不是战国，而是汉朝，参考文献不该是《商君书》，而应该是《盐铁论》、《管子》（从经济思想而言《管子》一书应该是汉朝人托名伪作的）。原因如下：（着急的话只看黑体字就可以了）1.商鞅提出的抑商是与重农相对的，而重农则是与“农战”相联系的。与农民相比，商人与土地的联系较弱，因而“轻其居则必不能为上守战”。于此同时，商人也不具备农民“朴则弱”因而可以“赏战”的特点，更因商人相对农民见多而识广不易愚弄，故而在战争中不如农民更好控制。可以说，商鞅对商人的态度尚说不上轻视，而更是一种基于战时特殊需求的控制。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商鞅并未忽视商业的重要性。商鞅认为商人与农民、官员一样，“国之常食官也”，且“农辟地，商至物，官法民”，各有分工；而韩非虽认为商为“五蠹”，却依然承认商业的作用：“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所以说，商鞅的思想可算作重农抑商的根源，却不是重农抑商的思想。2.到了秦汉大一统的时期，国家行政力量空前强大，而商业又是那么有利可图，因此国家以国家垄断的方式介入商业活动，因此重提重农抑商的思想，乃是为了挤压商人的生存空间而为国家介入商业创造条件。根本上讲，乃是官与民争利的活动。这一思想的首次实践乃是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营政策，其实施原因在《盐铁论》中说的很清楚：“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大概就是说我要打仗，可我没钱啊……怎么办呢？你看，生活必需品有盐，铁，很赚钱的东西有酒，那就国家垄断我来赚钱养兵打仗吧。从此开了个坏头（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有人跨省买盐就违法了的事）。3.当然，商人见识广难以统治、发展商业需要众人聚集，这也让统治者们非常恐惧（对聚众的恐惧由来已久），还是桑弘羊在《盐铁论》中阐明原因：“今放利于民，罢盐铁以资豪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说的很明白了，商人发展强大了，有钱，有人，一不满意造个反真是太方便了。因此，统治者就是要从根源上不让商人有钱，才能维护统治啊。不得不说，这一担心是相当有理由的，桑弘羊真是个又有预见性又实在的好人（净说大实话），从清末开始奖商重商到清朝灭亡，也就不到十年的时间吧。具体后面再讲。所以说，重农抑商的思想，乃是大力发展国家专营商业，抑制私商发展，将尽可能多的人与土地绑在一起（土地是古代征税、徭役的主要统计工具和标准，因此土地兼并剧烈、逃户严重的时候，一个朝代往往就要出大事儿了——税收不上来，国家机器转不动啊）。这一思想的实施导致了以下几个直接结果：1.官商勾结。我国商人靠“政策”发家的传统由来已久，要想富，就去抱官府的大腿吧。挣钱的事业让不让做事官府说了算的。你要是不小心聪明了自己发现了一个挣钱的新领域，赚了钱也是给朝廷赚的——等着被收割吧。因此，商人为了自己的财产安全，都去和官府勾结，因此名声更臭，被文人骂得更狠。商业发展也因此滞后，因为做大做强明明靠的就是关系嘛。2.法律发展落后。商业文明催生法治文明。为什么？因为商业精神和法制精神一脉相承嘛。举个例子，对商人而言，签了契约为的就是要遵守，不遵守会造成损失，而钱债则是“最要紧”的事，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急眼了就要打官司啊，打官司就一定要有法律啊！我国古代呢，当年公布成文法的时候，晋国大夫叔向就骂了“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看到了没，你们这么争来争去都是不对的，不要争明白，为了不让你们有这个心思，我就不公布成文法！这么一来，岂不是急死那些就是要说明白的、就是不肯吃亏的商人？可以说，商业文明天然地呼唤法制文明，而与封建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可以说，这几个结果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陷入了死循环：无法可依——商人发展只能靠官方勾结——商业发展落后——不能推动民法商法的发展——无法可依。而这一死循环被打破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我国封建时代的结束。给大家列个年表感受一下。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商战”的口号[5]，张之洞等大臣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要求兴办商务修订商律，“重商思潮”开始显现。1904年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商法《钦定大清商律》出台。我国商人开始从无法可依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虽然说这是一部很烂的法律，但是并没有反对的声音。原因是：商人地位还低，没有发声渠道。1904年颁布《简明商会章程》，从此商人有了官方承认的组织——商会。然而，商会的发展壮大确给清政府带来了很多麻烦，估计是清政府始料未及的。1906年《破产律》颁布实施。这部法律的立法水平远高于《钦定大清商律》，但却被商人骂得狗血淋头，甚至通过商会上书张之洞，恳请暂缓实施。同时，由于对破产清偿顺序的要求与户部（没错就是那个管钱的相当于财政部的户部）理解不同，在争论过程中坚持己见不退让。这一争论导致了争议条款的暂缓实施。可见到这个啥时候，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据理力争，已经不听话了。1907年-1909年两次组织商事习惯调查会，自定商法，形成40万字的《商事习惯与商事立法理由书》，并奏请清政府实施。年，清政府无视自己颁布的《公司法》硬将诸多盈利的铁路、矿业收归国有。而此时的商人已非早先唯唯诺诺的四民之末。各铁路公司、矿业公司纷纷援引《公司律》与清政府“开战”。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浙路公司一案。清政府强令撤换浙路公司”不听话“的总理汤寿潜，但是浙路公司援引《公司律》，开股东会议，票选汤寿潜连任总理。对的，不听话的不是汤寿潜，而是整个浙路公司的股东们。而且，股东们还很有理，这个理就是清政府自己颁布自己却不遵守的《公司律》！你以为这是最大的风波？我们谈论的这个铁路收归国有，也正是的”保路运动“的起因。虽然在浙路公司一案中，由于清朝调重兵防范，暴动没有发生在浙江，而是发生在了武昌。对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葬送清政府和两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所以，重农抑商导致了我国漫长的封建时期，让我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困难重重。抑商一旦停止，商人地位提高、意识觉醒，封建时代也就随之结束了。其实除了上面这一最大、最直接的影响，我们至今还能在很多方面看到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子：1.在最赚钱的领域实施国营，频现官民争利模式；2.很多商人之所以能够做大，是依附于政策，而非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官商勾结时有发生；3.商人财产不安全，养肥之后随时有“被收割”的危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最后浙路公司这个案子写得我荡气回肠。其实在清朝末年，各路商人联合起来捍卫自己利益的案子数不胜数。在商法出台之后，“民有争心”这一统治者一直恐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且有争心的“民”还是有钱有组织有见识的那一批。不得不说，早期封建统治着的担心不无道理。PS：浙路公司案虽未胜利，但是在武昌起义后，浙江商民用脚投票，旋即宣布独立，推选的浙江军政府都督，正是浙路公司案中股东力保的汤寿潜。PPS：目前排名第一的答案中有几点值得商榷：1. 作者持赞扬态度的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确实发展了工商业不假，实际上却是开始了国家垄断经营的先河。管仲商人出身，未免太过实用主义，道德底线真是略低，将妓院都收归国家垄断经营也是蛮拼的。这样确实能够充实国库，养活更多的人，然而这似乎并不等同于工商业的繁荣，因为这一情况并不存在像真正工商业繁荣情况下存在管的竞争，在竞争中发展出商事规则，促进生产力提高的情况。而且管仲的改革被在汉朝时被解读为大规模的国家垄断，例如“ 管山海”等，其实是为汉朝以后的抑商打下基础的。2.作者认为商业发达的唐、宋也并非是私商发达的时代。实际上，以重视商业著称的宋朝，国家专营（禁榷制度）的范围之大前所未有，包括酒、茶等多种商品。其中王安石主持的经济改革，举措大概是由国家的行政指令取代商人的商事贸易，以实现在国家地域内的互通有无。宋朝对商业的重视，乃是对国家垄断经营的重视，而非鼓励人们从商、保护商业发展；为的是充实国库，而非富民。因此，以管仲的齐国改革、唐宋的重视商业为例说明重视商业的好处，是不恰当的。 《商君书·农战》[2]《韩非子·难二》 《盐铁论·本议》 《盐铁论·禁耕》[5]郑观应《盛世危言》
谢邀。因为丰熟有时，旱涝无常，老年间说法，三年存粮才抵一年饥荒，所以很讲究积蓄，很在意存粮，不太敢狠命花费，以节俭为美。因为老人更有务农经验，而在农业社会普遍文盲率高的情况下，经验约等于智慧，所以年长者受敬重。因为务农必须将劳动力控在土地上，所以人口流动不算频繁（除非饥荒，去外地就食）——相比游牧与航海民族。因为人口流动不算频繁，所以对本乡本土的熟人关系更重视，邻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因为许多农活是必须多人合作的——老年间农村，许多大活，一家是做不来的，所以经常得几家顾一家，轮流来——所以很重视乡邻关系。因为在农业社会，熟人约等于靠谱同乡，商人约等于外来投机的，所以有相对的排外情绪，对外地人普遍冷淡。因为商业约等于投机买卖，务农等于自力更生，所以普遍推崇扎实肯干的，鄙弃耍心思的。因为农民只要交税，不与闻资本与政治，所以普遍安分守己，上层与下层是断裂的，农民不关心皇上是谁，更关心税吏。中国历史实际上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农民只是埋头做而已。因为务农，所以更关心传统的延续，很担心变化和不稳定。这些习惯，至今依然可以在我们上一两代长辈身上看到。这就是一代代农业社会给予他们的深刻烙印。
分析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的原因和其影响，就能发现中国诸多社会现象的源头所在。早期的中国社会并不重农抑商，相反我们的祖先很擅长经商大约4000年前的先商时期，位于河南北部的商族部落的人非常擅长做生意。商人的祖先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把牛、马等牲畜用于运输，进行跨区域的贸易。【1】从此商族的生意人遍布天下，甚至垄断了贸易，以至于人们把做生意的人都称为商人，商人从一个民族的名称演变成了生意人的代名词。【2】借助发达的贸易，商族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修建了城市，普及了青铜，创造出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甲骨文，以强大的国力推翻了夏族人的统治。可以说，生意人（商人）才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如果把夏商时代的商人消灭，我们可能会像美洲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一样，一直过着半游牧、半农业的生活，只有文化而发展不出文明。到了周朝，商族人虽然被推翻，周人也没有认为商人需要抑制，或是商人比农民地位低的想法。《周书》指出：农民不生产，就会缺乏粮食；工匠不生产，就会缺少器具；商人不经营，粮食、器具、资本这三宝就会断绝；管理山泽的人不生产，社会财物就会缺乏。【3】重农抑商是到了战国时代，才由商鞅变法正式确立，商鞅在变法时规定：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因从事工商业及懒惰而贫穷的，把他们的妻子全都没收为官奴。【4】商鞅提出重农抑商的时代背景是东周社会遭遇了马尔萨斯陷阱，在进行巨大的社会转型。各国的土地供应陷入停滞，大量的新增人口无法获得足够的土地来养活自己，引发诸侯国的社会动荡。为了解决土地供应的危机。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变得更加血腥，从春秋时代以抢夺土地和人口为目的的兼并战争，演变为以杀人夺地为目的的灭国战争。在这篇答案《》里，介绍了齐国经过管仲的改革，通过发展工商业实现了社会系统的升级，提供了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缓解了马尔萨斯危机。而秦国则在商鞅的带领下，走上了重农抑商的改革之路，只是意想不到的是，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暂时解救了秦国，却把中国从封建社会拖入了中央集权社会的泥潭，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转折点。军国主义的“重农抑商”秦国军队之所以能横扫六合，又在秦始皇统一后快速土崩瓦解，其根源就在于重农抑商政策，而暴政是重农抑商的必要手段。以下并不是指责“商鞅太笨，我干更好”的上帝视角。商鞅变法也有大量可取的地方，是当时仅有的选择之一。但是现代的教科书、影视文艺作品对商鞅变法多是一面倒的正面评价，很少会提及变法产生的严重毒副作用，以及对后世的负面影响。而这正是下面要指出的，希望大家兼听则明。商鞅的“重农”其实是给百姓套上了无形的沉重枷锁。利用户籍政策、连坐制度，限制了人们的迁徙自由，老百姓只能待在政府分配的土地上终年的劳作。政府还通过律法给百姓下达了固定的农业生产任务，并强制要求必须完成，否则严惩【5】。商鞅的“重农”还有一个重要组成就是愚民政策【6】。不让农民接受教育，没有知识和能力去选择其他职业，只能专心务农。这些政策与其说是重农，不如说是牢农。以牺牲百姓的职业选择自由为代价，来满足秦国发动侵略所需要的庞大军粮后勤需求。粮食在古代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想了解战国时的后勤和粮食生产，建议阅读《》。商鞅的抑商政策对商人进行了多重的限制。政府对商人征收重税，使企业经营变得困难。如果商人经商失败，还要惩罚商人的妻子、女儿卖身给政府为奴。在这样的高压下，谁还敢去冒险创业，商人所能创造的就业必然大幅减少。没有了多样化的社会上升通道，人们只能选择老老实实在家务农。但是马尔萨斯陷阱是绕不过的，秦国的土地也是有限的，当现有的土地分配完了，大量的年轻人从哪里获得土地？商鞅早就提供了解决方案——靠军功。在商鞅变法中，重农和抑商都是在对人的自由进行限制、封堵，唯独军功制度是激励和上升通道。商鞅已经给年轻人准备好了就业岗位，岗位职责就是杀！杀人！杀更多人！岗位的绩效考核也很明确和量化，KPI就是人头数。翻看一下《》，全是按照人头数量计算军功。杀人越多，军功等级越高，奖赏的土地、财富越多，家庭的社会地位就越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幸福取决于他杀人的数量，还有比这更畸形的社会制度吗？所以商鞅变法就是一项血腥的军国主义制度改革，导致的结果就是把整个国家变成疯狂的杀人机器！但是这个激励制度是粗暴而高效的，秦国通过收割人头，国家机器进入了土地扩张的“良性循环”。秦国的胜利就是六国的灭顶之灾，秦军所到之处，尸骨如山，血流成河。有人根据史料估算，仅仅白起就屠杀了120多万人，整整是南京大屠杀的4倍！更可怕的是，随着秦国人口的增加，虎狼之师的数量也在增加，所以六国覆灭只是早晚的问题。长平之战，为什么白起要屠杀40多万已经放下武器投降的赵国和上党军民？如果要是为了掠夺人口，根本不需要屠杀这么多人。即使是害怕这些战俘兵变，也没有必要全杀死，充当奴隶也行。就是因为军国主义政策，在军功奖励、对敌威慑和后勤压力下才需要屠杀手无寸铁的战俘。士兵需要人头来获得军爵。为了围困住赵军，秦昭襄王还亲自跑到离战场最近的河内地区，给百姓进封民爵一级，征发当地15岁以上男子全部去长平支援【7】。而民爵一级就意味着奖励田地一顷、宅地九亩。军爵和民爵都要奖赏土地，这些新的土地从哪里来？只能靠残暴的屠杀40多万赵国和上党军民来获得！至于对敌威慑和后勤压力，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还是建议阅读《》。为什么秦朝的寿命很短，仅仅维持了15年？六国覆灭后，秦国并没有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相反秦国像霉菌一样完全布满了培养皿，统一六国后没有更多空间来征服了。秦始皇不仅没有进行经济转型，进行社会系统的升级，反而变本加厉的推行重农抑商。甚至下令迫害商人，把商人和奴隶一起充军到边塞屯边。秦国建国初的人口约4000万人，没有了战争消耗，人口每年都指数型增长，土地快速饱和、工商业停滞不前，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就业需求如何解决？秦始皇也努力过，凯恩斯主义的措施都用上了【8】。修秦直道、建万里长城、北伐匈奴、开灵渠，南征百越、盖阿房宫、挖骊山陵墓……但是这些战争和工程只能解决一时的就业问题，根本无法持久。图片来源：图片来源：年轻人没有工作就没法养活自己，盗匪猖獗、流民四起，流民的抢夺造成更多人无家可归，引发更多流民的雪崩效应，终于让表面上很强大的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瞬间瓦解。是不是战国土地承载能力有限，粮食产量无法支撑剩余人口去发展工商业，所以只能重农抑商呢？土地承载能力的确是有限的，这也是马尔萨斯陷阱的核心。但是中国土地的承载能力远不是战国时代的4000万人，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而这样的提升空间只能靠发展工商业来获得，而重农抑商只能压缩其空间。我们知道汉朝的工商业政策比秦朝要宽松，取消了很多对农民和工商业者的限制，在文景中兴和昭宣中兴时代出现了极大的繁荣，人口从汉初的多万增长到西汉末年的6000多万【9】。唯独在重农抑商最严重的汉武帝时代出现“户口减半”。人口出现负增长，40多年里，从3600万降到3200万，损失了1558万人口【11】。中国历史上最开放、自由的时代是唐宋时代。唐朝的人口顶峰时期接近8000万人【11】，宋代更是仅用了百余年，就猛增到1.4亿人【12】。在美洲作物进入中国前，这是中国土地所能承载的人口的上限。如果唐宋还是奉行重农抑商，是绝不会达到这样辉煌的成就的。为什么唐宋之前的朝代没有突破？我认为之所以没能突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唯一的）是工商业基础较差。我们以农业工具为例，即使有人发明出了更先进的农业工具来提高农业生产力，但新农具无法量产，因为缺少规模化的工业基础来降低制造的成本（例如铁的成本）。运到客户的手里的成本也很高，因为没有发达的商业网络来扩散（例如分销渠道）。新农具的销售价格就降不下来，农民买不起，好的农具不能普及，农业生产率当然也提升不上去。这样说可能有点抽象，再举个现代的例子，例如你在朝鲜设计出一款手机，但是没有中国发达的重工业、没有齐全的制造业、没有繁荣的华强北、没有方便易用的淘宝、没有四通八达的快递等一系列的工商业基础作为配套，这个手机在朝鲜是很难造出来的，造出来也不是普通人能买得起的。不仅新农具是这样，新化肥、新燃料、新武器、新战舰……等等，都会因为工商业的瓶颈而发展缓慢。所以根其原因还是长期对工商业的抑制作怪，而不是我们的土地承载不了更多的人口。工商业再发达不也只是加强了流通吗？粮食并没有增加，怎么能说工商业提高了土地承载能力呢？我们对商业的最大误解之一就是认为商业只促进了流通，没有增加粮食产量，也就是商人不创造价值。从古代先贤、帝王，到现代的马克思等社会精英都有这样的误解。其实工商业对农业产量有极大的推动，商业的作用就是为农业增加一整套的系统。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把农业看成发动机，而商业就像是我们围绕发动机接入了各种设备，最终把发动机打造成了一辆完整的汽车。同一台发动机，好的系统设计可以发挥出90%的发动机功率，差的设计可能只能发挥其10%的功率。例如韩国和朝鲜就是鲜明的例子，在民族、历史、经济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发展出效率差别极大的社会系统。过去人们看待经济非常片面，就像一个人的眼中只看到发动机，不在乎传动系统，因为汽车的传动系统没有制造动力、只是输出动力。因为他们的知识和工具有限，无法从整个系统的视角上看经济！我们知道，汽车设计师虽然都很重视发动机，但绝不会忽视传动系统的设计。相反，好的设计师会设计出最能发挥整车性能的传动系统。同样，工商业并不是只加强了流通，工商业帮助农业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产量。首先从供求关系看，商业是农民增产的动力源泉。粮食有更多剩余才可以换来更多的财富，但是如果没有商业作为中介者进行交换，农民是得不到财富的。甚至剩余的粮食多了，不仅不能换来财富，反而会使已有的粮食大幅贬值。因为一个地区的粮食消费量有限，粮食剩余多了价格就会下跌，粮食交换其他物品的购买力就下降。只有靠商人及时把粮食外运到缺粮的地区去进行套利，才可以最大限度的换来财富，避免过多库存导致的财富贬值。然而在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禁止商人买卖粮食【13】，这就让农民增产的动力就会减少。而且农民只能选择和政府做交换，没有其他选择，政府定的价格无论高低也只能接受，没有议价的空间。对农民积极性的打击必然会极大的影响粮食产量，这在大跃进时代已经被反复证实。其次商业是农业灌溉设施建设的推动者。灌溉对提高农业产量的作用极大，灌溉条件好的是上田，差的是下田，产量相差一倍。也就是说灌溉覆盖率越大，产量翻番的土地越多，承载的人口也可以翻番。但是灌溉设施建设需要大投入，原来政府用征徭役的办法来建设水利，但这只能满足干渠建设。最关键的是毛细血管一样的支渠和送到田间地头的小渠，以及水闸、水车等大量水利设备的配套和日常维护运营。这些工程的工程量和资金消耗甚至超过干渠，谁来掏钱建设和维护？这时商业的作用就体现出来，提供贷款、提供水利设备以及维护运营等大量工作，由资源多的商人来做效率会更高。因为水利虽然投入大、回报周期长，但却是风险小、收益稳定的资产。没有商人的参与，干渠的灌溉覆盖率就提高不上去，即便短期提高了，也做不到长期维持。这样看，商业就像人体内的分支血管和毛细血管，为远离主血管的组织提供养料。商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加速新工具、新物种的交换。例如铁质农具，虽然在战国就已经存在，但直到汉朝才真正得到普及。因为汉朝早期，尤其是文景时代，放松了对商人的限制，允许商人开采矿山和冶炼钢铁。这在战国是绝不允许的，因为盐铁属于政府绝对垄断的领域。矿山放开后，汉朝很快就诞生了大量富可敌国的冶金大王。市场的竞争让铁器的价格快速降低，铁器的零售网点也大量增加，这才让铁制农具得到大范围普及。还有新物种的引入，也是由商人完成的。如果靠政府或是农民，则推广的速度极慢。我们知道宋代之所以能达到1.4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普及了中南半岛的，将水稻收获周期从180天，缩短到60天，可以一季二、三熟，这个增产是极为可观的。占城（占婆Champa）在秦汉时代就在中国版图之内，秦朝属，汉朝属。图片来源：图片来源：但占城稻直到到宋朝才引入，这中间居然用了1000多年，有趣的是，宋代时占城已经不再中国版图之内了，可以看到其实政府的流通作用非常有限。为了对占城稻推广速度缓慢，我们来看一个在占城稻附近的商品。在夏商时代，中原普遍使用的货币是贝币，这是一种中原不出产的海贝。下图是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海贝，时间是3700多年前的公元前17世纪。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这种叫或叫的海贝广泛分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里（黄色区域）。这些地方远离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所以贝壳的传递并不是由政府来推动的，而是各地的商人用接力棒式的传递完成的，其传播效率远高于占城稻的传播速度。要知道夏商时代比秦汉还要早1000多年，比宋代更是早年，那时候的交通条件极差，夏商时代的人们都做到了！这些地方远离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所以贝壳的传递并不是由政府来推动的，而是各地的商人用接力棒式的传递完成的，其传播效率远高于占城稻的传播速度。要知道夏商时代比秦汉还要早1000多年，比宋代更是早年，那时候的交通条件极差，夏商时代的人们都做到了！为了证明商业对流通的加速作用，再来看一个证据，就是小麦传入中国。图片来源：图片来源：根据DNA的分析，小麦的原产地在中东地区，大约4000多年前的夏商时代传入中原，其传播路线就是后来的丝绸之路。小麦从西向东跨越万里的传播过程也是商人的功劳，和政府无关，因为那时候在中原地区才刚刚开始形成城邦国家。这条贸易路线建立的时间比张骞出使西域早2000多年，也就是说不需要政府的推动，长途贸易完全可以靠商人来自发和高效的完成。顺便说一下丝绸向西方传播的时间问题。很多人的惯性思维是，丝绸之路是在公元前139年由西汉的张骞开辟，这是教科书上的说法，强调的是汉武帝政府的干预作用。但实际上丝绸之路至少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辟，《自然》杂志1993年3月的一篇论文就介绍了考古学家在古埃及第二十一王朝的木乃伊上发现了丝绸【14】，其年代相当于商末周初。这里并不是否认张骞的价值，而是为了突破既有的思维天花板，强调商业的效率远远高于我们的想象。好吧，光说这三点就够了，商业对提高农业产量有极大的影响，抑商只能减缓农业增产，而商业也绝不是加强流通这么简单，商业为农业提供了更完善的外部系统，可以极大的促进粮食产量。腐败横行是抑商政策滋养出的另一个毒瘤把商人贬低成最低贱的阶层，在各个方面限制商人的自由，在缺钱的时候敲商人的竹杠，想方设法的迫害商人，使商人不得不匍匐于权力脚下，蜕变为垄断性官商，成为权贵的提款机。官商不仅是腐败的土壤，更阻碍了商品的流通、扭曲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腐败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贪官前仆后继的涌现。这个现象自商鞅和秦始皇而始，直到2000多年后的今日仍然是中国社会无法根除的毒瘤。没有商人愿意放弃自主权和自尊心去刻意讨好权贵，但是如果权力可以影响企业的发展、甚至生死，从博弈的角度看，抱住权力的大腿当然是最好的市场竞争策略。所以腐败才会渗透到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即使杀光所有贪官、完全改朝换代，腐败仍然会卷土重来。如果社会是另一个样子：商人从来不怕官员，却惧怕消费者，担心自己的员工。这样的社会，贿赂官员不会有多少回报，老百姓不担心食品安全，员工也不担心权益被老板侵吞。这样的社会还需要天天喊严惩腐败官员、整顿黑心商家和为农民工讨薪吗？是不是因为秦国自身的地理条件不如齐国，不适合发展工商业，所以只能搞重农抑商？其实，司马迁在《史记o货殖列传》里对齐国和秦国的地理条件作了详细的分析。先看齐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齐国建国时，姜太公的封地在潍坊昌乐，昌乐东北靠海，是泥质滩涂，既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天然良港。司马迁说：那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人口也非常稀少。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所以无论是地理位置、土地肥沃，还是人口数量，齐国的条件都很差。再来看秦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不同于现代人对中西部经济落后的印象，在古代，秦国所在的关中地区，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夏商周时代就是良田沃土和贸易中心，非常适合经商。司马迁说：关中地区虽然面积只有天下的1/3，人口也不到30%，但拥有的财富却有60%。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司马迁分析原因如下【15】：关中地区坐拥良田千里，从尧舜时代就是最肥沃的农田。周文王、周武王在关中建立丰京和镐京，并迅速崛起。关中的百姓不仅善于耕种，而且民风淳朴。春秋时代，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把秦国的首都建在陕西凤翔，因为这里地处甘肃和巴蜀货物交流的中心，商贾云集。战国时代，秦献公迁都陕西临潼，而临潼向北可以通往塞外草原，东边则和山西地区接壤，所以这里也有许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在咸阳治理秦国，汉朝在旁边建立长安城作为首都。四面八方的人都聚集到关中，地方小、人口多，这么高的人口密度非常适合从事商业。关中的南面是巴蜀，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和竹木之类的器具。巴蜀的南边是云南，那里出产奴仆。巴蜀的西边和西昌、攀枝花接壤，那里出产滇马和牦牛。巴蜀地区四面闭塞，通过四通八达的千里栈道与周边相通。关中则控制了褒斜道栈道的出口，巴蜀通过这里用他们丰富的资源来换取他们稀缺的资源。天水、陇西、庆阳、榆林和关中的风俗相同，向西就是河西走廊与西域联通，向北则可以获得塞外草原的牛羊、马匹，那里是天下畜牧业最发达的地区。可是这些地方的地势都很险要，只有长安是他们对外交通的要道。通过司马迁的分析，我们知道秦国所在的地区是周边的交通要道，四面八方的通道都在关中附近交汇，这样地理位置非常适合建立贸易中心发展商业。这么好的资源，如果让管仲来治理秦国，肯定会比在齐国更如鱼得水、风生水起。但是很不幸，秦国没有管仲，他们选择了商鞅。所以说，“秦国自身的地理条件不如齐国，不适合发展工商业，所以只能搞重农抑商”，这样的说法完全不成立。事实上没有比秦国更适合发展工商业的了。抑商的幽灵徘徊中国2000年虽然秦朝灭亡了，但是重农抑商的思维定势依然没有消除，相反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特别是汉武帝时代不仅重新强化了重农抑商政策，还支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原本互相竞争的多元化思想变成了儒家独大。重农抑商导致国家的工业不能升级，工业不能升级导致制造不出强大的武器，没有强大的武器只能被游牧民族反复的蹂躏，政府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略只能穷兵黩武，穷兵黩武需要大量的后勤军粮，只能变本加厉的重农抑商，这就是中国2000年没有走出来的恶性循环。汉武帝虽然武功卓绝，但是穷兵黩武直接导致西汉的人口减半。《汉书》指出，武帝虽然有攘四夷扩大疆土之功，但多杀士众，耗尽人民财力，奢侈无度，天下空虚，百姓流离失所，死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武帝死了15年后，财政积蓄还无法恢复，对百姓无恩德，不应为他立庙乐【16】。汉武帝到了晚年终于幡然醒悟，下《》，给经济松绑，才让汉朝没有步秦朝的后尘。但是后世的人们没有把汉武帝的教训引以为鉴，只记住了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和“雄才伟略”。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一定是商业最繁荣、思想最开放的时代，例如汉朝文景、唐朝、宋朝的太平盛世。而那些由盛而衰的时代总会出现穷兵黩武、迫害商人、压制思想、闭关锁国，例如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和不敢说。结论商人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商业为农业提供了完善的外部系统，可以极大的提高粮食产量。商鞅变法的“重农抑商”把秦国变成了收割人头的杀人机器，试图通过暴政来解决马尔萨斯陷阱，然而不仅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还让秦朝在统一后不久土崩瓦解。汉朝通过“无为而治”暂时避免了秦朝的悲剧，但“重农抑商”却像幽灵一样萦绕不散，让马尔萨斯陷阱成为饥荒、战乱和王朝更替的幕后力量。“重农抑商”是引鸩止渴的毒药，让中国社会丧失了经济和思想的活力，让腐败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更让整个民族失去了主导世界的机会。后续阅读战国时代的马尔萨斯陷阱和解决方法：《超越人类历史看马尔萨斯陷阱：《战国时代军事后勤和经济分析：《》参考资料【1】《易·系辞》：“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2】【3】《史记o货殖列传》：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4】《史记o商君列传》：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5】《秦律o田律》：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不论垦殖与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6】《商君书o垦令》：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7】《史记o白起王翦列传》：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 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8】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宋韵声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99，"如果我们的政治家们由于受到古典经济学派经济学的影响太大，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那么建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都可以起着增加财富的作用。"【9】葛剑雄，《中国人口史 第一卷 导论 先秦到南北朝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5，“西汉期间的人口从1500万～1800万增加到6000多万”【10】冯国栋，《中国人口史 第二卷 隋唐五代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唐天宝……实际口数越为7475万～8050万”【11】葛剑雄，《中国人口史 第一卷 导论 先秦到南北朝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9，《武帝时期“户口减半”的事实》“根据前面的结论，武帝前期的最高人口数(约在元光2年，前133年)约为3600万，40多年间总人口减少了越400万。如果按正常的年平均增长率7‰ 计，40年可以增加32.18%，应该从3600万增加到4758万，而实际反而降低到3200万，损失率1558万。”【12】吴松第，《中国人口史 第三卷 辽宋金元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北宋承唐末五代天下大乱，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只有约3540万人，经过百余年的迅速增长，到12世纪初的北宋末年达到峰值阶段。当时，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国范围内，总人口达1.4亿。”【13】《商君书o垦令》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14】【15】《史记o货殖列传》：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襃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16】《汉书o眭两夏侯京翼李传》：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zhen-liang: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 不耻相师。 士大夫之族, 曰师、 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 官盛则近谀。宫廷要选民间之“良家女”，是汉代的法律制度。笄，古“算”字。《汉仪注》：“八月初为笄赋，故曰笄人。”朝廷向民间征收美女，也属于征收赋税，是每年都要进行的。每年八月是征收“良家女”的时候，此时朝廷派中大夫、掖庭丞、相工三种官员。古代宫女的数量自汉代始，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增加。西汉初年，宫女只有十几人。汉武帝时，宫女则突破1000名。东汉桓帝时，后宫聚集美女达五六千人。晋武帝司马炎将宫女数量突破1万。唐开元、天宝年间，后宫人数跃升至4万。时至明代，宫女的数量减少到9000。宫中每年仅花费的脂粉钱便达到40万两银子。历史上，各朝各代从民间挑选宫女已是一件经常性的工作了。　　“选美”堪比科举制 形容音品百选一　　早期的宫女，大多来源于女奴隶、女俘及罪犯的妻子等。　　此后，历代宫女中，有一部分开始从民间“选美”、“采女”中选出。“选美”就像科举考试一样，有一套严格的规矩。参选女子必须是良家，即非医、非巫、非商贾和百工，这些人家的女子叫良家子。历代都规定宫女取自良家子。中国历史上皇帝完全不和医、巫、商贾和百工进行通婚的，后宫甚至完全不可能出现这些成分的人，士大夫也不包括这些人，你如何解释这个历史事实
先说结论：重农而农益轻，贵栗而金益贵。重农抑商的结果是农民更加贫且贱，商人愈加富且贵。一、从商鞅变法说起在商鞅变法之前，当时的华夏地区几乎都是土地归国家所有（井田制），商鞅变法后，民间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废井田，开阡陌），于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富人们置办了无数的房地产成为大地主，穷人则赤贫卖身为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富两极分化。秦亡之后，汉承秦制。土地兼并、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也被一并继承下来。二、重农抑商的由来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如此突出，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自认为有效的解决办法，其中晁错《论贵粟疏》最早提出了重农抑商的具体措施，主要是鼓励老百姓多向政府交粮，多交粮不但可以获得爵位，还可以有限的免罪。实际上，商鞅当年就是靠这招鼓励秦人多种地、多砍人，爵位就像是对粮食收成和敌人首级的提成。三、伟大的乌托邦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F.荷尔德林晁错提出的这个粮食换爵位的政策，看起来很美，似乎是有利于农民。可是，当时小农经济效率很低，想要达到亩产千斤根本不可能，农民一家一户再如何勤劳也就那么一点收成，不会有多余的粮食上交来换取爵位。农民做不到的，地主却可以做到，因为地主土地多（土地兼并），劳动力充足（一些破产农民卖身为奴，投靠地主），有规模效益等等。于是，晁错这个政策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土地兼并。（书生误国啊）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对此有过详论：“入粟六百石而拜上造爵……力耕而得六百石之赢余者几何？无亦强豪挟利以多占，役人以佃而收其半也；无亦富商大贾以金钱笼致而得者也。如是，则重农而农益轻，贵粟而金益贵。”四、奴隶社会先说一下那些失地农民的去处：一是落草为寇；二是投靠地主做佃户；三是卖身为奴。只要农村的基本问题解决不了（养老、医疗），加上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那么这三条路永远都会为广大农民敞开着。【PS：我党坚持土地国有，虽然养老、医疗没搞好，天朝的农民还不至于当土匪，不得不赞叹社会主义好啊】汉朝的土地兼并有多严重？按照社会的性质划分，义务教育的老师教我们中国的历史分期依次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巴拉巴拉。汉朝由于错误的政策进一步刺激土地兼并，产生大量的奴隶，导致一部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魏晋时代才进入封建社会，而两汉应该算作奴隶社会。五、三十税一有同学可能会说：历史书上明明说汉初“文景之治”、三十税一，农民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看看当时的人怎么说吧，在《汉书 食货志》记载董仲舒上书言事：“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怎么变成“什五”（十税五，即50%的税率），说好的三十分之一税率呢？“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猪狗不如啊，说好的幸福生活呢？汉文帝确实一度免除了全部农业税，汉初多数时间也一直实行很低的税率，但是，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导致农民变成佃户、奴隶，而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就不再直接落到农民身上，而是落到地主和奴隶主的身上。比如，三十税一，政府向地主征的是三十分之一，但地主向佃户、奴隶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尺度收了50%的税率。政府的低税率本来要照顾农民，可实际执行起来，变成优惠地主。【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一点也不冤啊】六、以骄奢淫逸为荣前面讲过：重农而农益轻，贵栗而金益贵。重农抑商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汉亡之后，历朝历代都存在或轻或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并产生无数的地主与赤贫农民。杜甫曾经写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只是个文人愤青的偏见。当全国人民省吃俭用的时候，政府就应当通过高消费刺激经济。比如，有了饥荒，政府不但不该勤俭节约，反倒应该大兴土木搞工程，雇佣那些最穷的人、受灾最严重的地方的人来做工，这叫以工代赈。明朝太平时期的苏州，简直就是旧上海的十里洋场，可是，这些龌蹉场所，却无异于穷人的救济院，这些地方的富人一掷千金，身上掉电渣渣，都够穷人们吃上好几个月。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写诗：“人言荡子销金窟，我道贫民觅食乡。”七、奢侈品税先讲一则例子：1990年，美国加征10%的奢侈品税，征税对象包括游艇、私人飞机、豪华轿车之类的东西，这种税看上去并没有增加中低阶层的负担，而富人多向社会承担一些责任也是理所当然。可事情的结果是，不但政府的最终征税远远低于预期，而且，倒有不少低收入者呼吁取消这个奢侈品税。为什么呢？原因是：奢侈品的需求弹性高，也就是说，需求量对价格的变动非常敏感，而一件奢侈品的销售虽然仅供一位富人享用，可在它生产的过程中却养活了一大批的工人和职员。同理，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导致土地兼并，然后是产生大地主，然后是极度奢靡的生活，就像《红楼梦》描写的大观园一般，几千人住在一个宅子里面，朱门酒肉臭，却也养活了许多的奴隶、佃户、丫鬟、仆人。许多人在答案中提到，商人在古代没地位被限制高消费。其实是没有注意到，那些真正成功的商人，已经成功转型，变成红顶商人或乡绅，要么官商勾结，要么商人转身官员（捐官，科举永远不是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一个上校两千万哦~），商人无论在那个朝代都是既富且贵。【PS：关于奢侈品税的另一个联想是：天朝当下的反腐运动，无数酒店、餐馆倒闭，许多赌场、高消费关门。反腐只是让腐败藏的更深，真正苦的还是我们这些平头小百姓，没有了富人们的挥金如土，酒店关门、餐馆倒闭，许多工人下岗，鲍鱼烂在养殖场。以往依靠富人掉的渣渣过日子的人们，不得不另谋生路去了。】
你首先要证明中国古代全部时期都存在重农抑商。就我看，起码宋之后基本就不存在足够的力量执行这个传说中的政策。
假如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自由经济的社会
以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
绝对会是世界第一
其实就是为别人提供服务或产品
然后换取回报的过程
由于这个过程有利益 就会促使人们去发明创造
以提升服务质量或者产品的质量以及用新的发明去减少成本 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因此商业越发达
代表这个社会的发明
也将越发达
假如中国古代以来不实行什么重农抑商的话
像那些什么播种机什么的早就被人发明出来了吧
发明这些东西的人都是一些不想花太多力气并且想获得更多回报的表面上看起来懒但是头脑不懒的人
这些人与很多商人都是一类人
因此 这个世界上很多发明家都是商人
还有发明蒸汽机的那个家伙(不记得是什么名字了)
比尔盖斯发明窗口化的操作系统
还有那些发明收割机 自动织布机的那些家伙
最重要的要数搞出iPhone的乔布斯
直接将我们的手机从一块小屏幕变成了一块扁平漂亮的板
虽然我用的是安卓
像这之类的有很多。。。。。不知不觉我居然会打出这么多字
真是厉害啊
这个问题建议看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论述极其详尽
（手机党，我简单说下答题思路）评价历史事物从两方面着手。以此政策为例，由于其在历史存在时间比较长，我们不妨分期评论，前期后期。以宋为分界点，前期在小农社会刚刚形成时期，重农抑商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经济发展，修养生息，增加财政收入），利大于弊（可以适当举例如战国、西汉）。后期侧重明清，重农抑商阻碍了中国的由农业向工业社会转型，弊大于利。如，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发展，对外交往。答题侧重后面的明清，因为基于反思近现代历史，这才是最重要的，要详细论述。还有多种方法，比如整体论述，不分时期，这就要求答者的语言，史学基础过硬。————————无论咋答，不能跑题，不能瞎联想（如果你不是回答历史问题，请随意），因为行外人怎么论述，在行内人看来都可笑至极。历史是门分析事件本质的学科，明明很简单的历史问题你却用一堆废话来证明其是对的。在行内人看来，你无非是把专业术语概念词解释科普一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直接上专业术语去解释呢？还瞎废什么话。
IAMFANGQING:
这个问题吴晓波已有详细阐述。
重农：重视农业生产，维持庞大的自耕农作为王朝稳定的基础
人活着是要吃饭的，农业是基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搞得老百姓没饭吃，那这个国家可是要出事的。这一点是个明白人都能清楚，所以重视农业生产就不足为奇了。另外古代的税收基础也是农民，重视农业生产，能够更好的征收赋税和徭役，征税的单位越小，越稳定，国家所能掌握的税收就稳定增加，所以很多王朝都竭力推行自耕农政策，并且尽力去抑制土地兼并，虽说这种兼并趋势还是一再发展。保持大规模的自耕农，将大量人口绑到土地上，减少人口的流动，能够为征收人头税提供便利，保持政府在籍的人口数量，统治者认为也能有利于自身统治的稳定。
雍正皇帝讲："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的这种朴素理论说出了古代很多人的观点。从人力资源上来看，从事工商业的人多了，务农之人自然会减少这是皇帝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天下熙熙，皆为利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农村就容易出现劳动力过剩现象，出现从事农业人口流向商业人口也是必然之势。但是此刻国家还竭力将民众控制在土地上，就容易产生社会问题，这也是明清时期的流民和民变现象爆发的一个原因把。影响：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保障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在一定时期内也起到了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对于中国人重视土地和乡土情节有关键影响。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这一政策未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还竭力推行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造成市场狭小，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是造成近代落后于先进水平的一个原因。抑商：抑制民营商业发展，但是同时大力发展官营商业，政府直接介入商业领域，利用自身的优势从事商业活动
抑商主要对象是民间商人，商业的巨大利润，古代的皇帝们怎么会没有看到眼里呢，所以在抑制民间商业发展的同时，政府也不断的介入商业的生产和销售领域。
商人的流动性，让统治者感到不安，认为不受自己控制的商人活动是威胁自身的统治的隐患。商人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进行的交换活动，容易被认为是欺骗和不诚信，很容易让人对其产生厌恶的情绪，”无奸不商，无商不奸“的这种印象深入人心。商人所掌握的财富也很容易就成为国家剥削的对象。
汉初，国家经济凋敝，在刘邦出门坐的马车想找几匹同样颜色的马都找不齐的时候，民间却出现了一大批利用大一统所带来的便利优势，涌现出一大批暴发户，司马迁在《货殖列传》有过详细的叙述，商人势力的迅速膨胀，很快就引起统治者的不安，刘邦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坐车，并且还要收重税，但是这种程度的政策只能算是，隔靴搔痒，商人声称”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已“，大商人还是不断涌现，当时的首富就是卓文君的父亲大铁商卓王孙。直到汉武帝时期，通过盐铁官营，算缗等手段，打击了汉初以来民营商业的发展，官营商业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后的大一统时期基本上都是在大致重复这种模式，历代的改革也多有涉及这一方面。影响：政府控制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商人为获取商业特权，容易于官员相勾结产生官商经济，造成政治的腐败；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不高，始终不能掌握自身的命运，很容易就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影响，兴起和衰败的命运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对商人的心理造成影响，从商能够发家致富，但却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和鼓励，经商致富之后，往往将资金用于回乡购置土地，一方面是土地是比较稳定的一种投资方式，另一方面也看出商人在致富后的不安全感，不敢将资金继续投入到商业中去。
早期中国商贾群体对公家的依附不高，被认为是沾满了铜臭，这印象很深刻
怎么看着这么像高中历史试题？
重农是对的，抑商是错的。重农抑商只说对了一半，最终还是坑了中华民族好多。
怎么这问题这么像我们高中历史题？
为了维护统治。商业讲究公平。但是封建式剥削，没有公平可言。商业发达，头脑活跃，不安定因素增加。为了维护统治，重农抑商，以愚黔首。
中国的重商，不完全是经济学角度的重商，本质是重士绅。是中国政治上想要超脱于封建但科技文化上又没有条件，而产生的现象。只能说一个自古以来的人口大国，科技文化的进步赶不上政治的发展速度，进而引发的效应。耕者有其田等依据其实也是借口而已，真是情况是，重商其实是希望掩盖封建主义的遮羞布。地主和领主除了政治权益有差别，本质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地主通过政治斗争或商业行为圈地，领主是通过战争。后果当然是让人活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虚幻之中，经济制度本质上还是封建制度。于是当遮羞布被揭开的时候，这种饮鸩止渴的制度只有覆灭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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