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梦魇，还是机遇？
来源：长江宏观固收
作者：赵伟、叶如祯
&&&&作者：赵伟、叶如祯 来源：长江宏观固收
　　报告要点
　　◆发展阶段：步入中高等收入，区域分布显分化
　　中国在1997年前后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低收入国家，在2010年前后进入中高收入国家，随后的时间里继续赶超。按世行2014年标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及高收入三个区间的阀值分别为人均国民收入美元、12736美元。2014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7400美元，超出中高收入的门槛近80%，但距离高收入的门槛还有40%多的空间需要追赶。
　　中国不同省份的发展阶段不太一样。按照世行标准，我国28个省和4个直辖市目前都已经迈过中低收入的门槛，绝大部分省市处于中高收入阶段。区域上来看，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已经步入高收入群体，内蒙古和浙江处于高收入群体的门槛附近；东部沿海省份中江浙、广东、辽宁、山东、福建等发展较早的省份目前已经处于中高收入群体中人均国民收入偏高的行列，中部省份如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目前处于中高收入群体中人均国民收入偏低的行列；而西部省份如云南、贵州、甘肃、西藏等地目前仍处于中低收入群体附近。
　　◆陷阱背后：传统模式的枯竭，（,,）的失败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通常表现为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与转型升级的失败。导致传统增长模式枯竭的因素，主要来自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层面：
　　1、后发“追赶效应”的消失；
　　2、不再廉价的要素价格；
　　3、内外失衡的加剧；
　　4、转型缺乏核心支撑力等；
　　除此之外，制度、文化、政策和社会秩序等都是影响经济转型升级失败最核心的变量。比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普遍存在制度缺陷、政策或战略失误以及转型期社会秩序不稳定等。
　　◆理解陷阱：提示或然的风险，并非必然的结果
　　经济增速的回落是自然规律，“中等收入陷阱”提示或然风险、并非必然结果。从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区间向中低速增长区间的下台阶是必然。区别在于，经济增速的回落是由于转型失败导致的下台阶，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随驱动因素转向技术创新而出现的“自然”回落。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无法实现升级或升级失败的表现。经济体在享受全球化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的同时，如果没有培育起核心竞争力，国内产业链过于单一，就会导致在享受全球化盛宴的同时国内经济的脆弱性不断增强；在谋求升级的时候又经常会遇到：
　　1、先发国家的技术垄断；
　　2、国际规则的设计与压制；
　　3、国内问题的集中爆发；
　　4、先发国家经济短周期回落的拖累等；
　　最终导致，这些国家挣扎在中等收入阶段，见不到新的动力和希望，只能停留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相对低附加值的产品或服务生产环节。
　　近年来，中国经济崩溃论的信众群体不断壮大，从地产崩溃论，国际阴谋论、到人口红利或制度红利结束论，对中国将跌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林林种种。事实上，过度悲观或过度乐观的判断都是有失偏颇的。为更加清晰地勾画出中国经济形势的全图景，我们会一系列报告的形式，对大家广为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一相对中性的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展开分析。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由世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描述的是后发国家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模式不可为续，学习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方式技术进步又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潜力空间消失、增速大幅波动或长期陷入停滞，早期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并集中爆发。这使得整个国家如同陷入了一个漩涡，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无法真正意义实现转型或者因为各种原因而转型陷入失败。
　　搞清楚中等收入陷阱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下何为“中等收入”。按照发展阶段的不同，世界银行将主要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四类，通常以人均国民收入作为衡量标准。现实中，由于价格因素的影响，四大组划分的标准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变化而动态调整的。按照世行2014年的标准，低收入与中低收入、中低收入与中高收入、中高收入与高收入之间区分的阀值分别为人均国民收入1045美元，4125美元、12736美元。
　　二、中国的发展水平及区域分化
　　中国在1997年前后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低收入国家（1997年人均国民收入约800美元），在2010年前后进入中高收入国家（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约4400美元），随后的时间里继续赶超。2014年的数据来看，全球人均国民收入大致在略高于1万美元的水平，中国为7400美元。由此来看，2014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出中高等收入门槛50%。
　　不同省份的发展阶段不太一样。按照世行对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我国28个省和4个直辖市目前都已经迈过中低收入的门槛。区域上来看，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已经步入高收入群体，内蒙古和浙江处于高收入群体的门槛附近；东部沿海省份中江浙、广东、辽宁、山东、福建等发展较早的省份目前已经处于中高收入群体中人均国民收入偏高的行列，中部省份如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目前处于中高收入群体中人均国民收入偏低的行列；而西部省份如云南、贵州、甘肃、西藏等地目前仍处于中低收入群体附近。事实上，上海早在2000年之前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个步入高收入群体的省份，05年前后上海的人均GDP仍居国内首位，与北京、天津同处高收入群体；08年之后北京、上海的经济增速略有回落才导致当前格局。
　　总体来看，东部省市发展较早，目前已经从早期简单粗放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向低耗能、高附加值的集约化增长模式逐步转变，政府定位也从早期的建设型政府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一点从近年来东部省市投资率与经济增速的明显降低中可见一斑。相对应的，这些最早实现发展并最早启动转型的省市，其主导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也在逐步提升。中西部省市仍处于后发经济典型特征的“追赶”期，这一点从投资率与经济增速上表现的非常明显。
　　三、“中等收入陷阱”是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升级不成功的表现
　　从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区间向中低速增长区间的下台阶是必然，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区别在于，经济增速的回落是由于转型失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的下台阶，还是在成功步入高收入群体之后、随经济驱动因素转向技术创新而出现的“自然”回落。
　　我们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越加深入的背景下，很多国家仍处于被边缘化或半边缘化的境况，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区的低收入国家等陷入贫困问题的地区，这些国家因为贫困而衍生出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等，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的发生，导致长期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中无法解脱，学界又将其称为“低收入陷阱”。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全球化分工体系日渐成熟，后发国家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充分利用初始禀赋优势，可以实现较快经济增长。除中东等典型资源国之外，多数生产国特征更明显的区域，其经济发展的历程更多意义就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上演变的历程。
　　进入全球化分工体系的早期，低廉的要素成本使得他们在早期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充分利用国外技术实现早期“追赶”。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进出口贸易对国内经济的贡献不断提升，国内经济实现了较快速度的增长，由早期初级产品加工为主，逐步形成较完备的加工贸易产业链，但总体来看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上相对低端的位置。随着要素成本的不断提升，传统产业的（,,）会逐步下降，前期积累的社会、环境等各种问题会集中爆发。若要在全球分工链条上实现更进一步的升级，进一步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附加值，则必须向技术开拓、创新驱动逐步转型。后发国家中由于制度设计、贫富差距等方面的天然缺陷，使得他们在这个跨越期往往会陷入较长一段时间的纠结、倒退、甚至可能一蹶不振，像步入进入全球化分工体系之前的“低收入陷阱”一样进入另外一个“漩涡”，即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角度讲，“中等收入陷阱”与“低收入陷阱”都可以认为是反映了在全球价值分工链条上升级不成功的结果。
　　后发经济体从低收入向中低收入迈进的过程，通常“追赶效应”占主导；步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前期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经济、社会矛盾会不断加剧并逐步爆发，最容易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阿根廷、巴西、智力等拉美国家，以及亚洲国家中的马来西亚等国。拉美国家的案例大家探讨的比较多，这也是为何大家经常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理解为经济拉美化风险的缘故。
　　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四国的例子讲的比较多，四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也都较为坎坷。其中，阿根廷在1960年之前即已经步入高收入群体，但是经济发展的整个历程非常波折，1963年前后至今一直处于中等收入群体，2002年债务危机爆发后甚至一度跌至中低收入国家。墨西哥、智利在1960年前后已步入中高收入国家，但是两国的经济发展路程也不顺利，墨西哥1987年前后经济大幅波动并在此跌入中低收入国家，1989年才重回中高收入群体；智利在1975年前后也出现经济显著回落并跌回中低收入群体，1982年和1983年再次出现经济显著回落，并导致1983年至1990年时段持续停留在中低收入群体。巴西在1960年前后步入中低收入国家经过十多年时间的发展大致在1973年前后步入中高收入群体，但在1980年代之后的较多时段经济发展滞缓，1983年、2001年和2002年一度重新跌回中低收入群体。
　　阿根廷的例子讲的比较多，阿根廷整个经济的发展状态一直很不稳定。早在1960年之前阿根廷就已进入高收入群体，但随后又掉回中等收入群体，截至目前仍未能重返高收入群体。在这一过程中，阿根廷可谓命运坎坷：政治层面，经历1983年的民主化运动及随后军方势力的反扑、以及一段时期的政治动荡；政策层面，经历了激进式的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及其他金融自由化手段，但随后不久因经济金融体系的瘫痪而紧急叫停，并于1983年和1985年两轮启动改革方案，最终被迫1991年开始重启固定汇率制，紧盯美元且可以自由兑换；经济层面，经历了非常严重的恶性通胀，整个80年代都陷入恶性通胀的泥潭，通胀率最高的1989年超过3000%，最低的1986年也有74%，加上本世纪初债务危机的爆发[2]等，一半以上的时间经济陷入萧条或不断萎缩的状态。
　　亚洲国家中也出现过类似问题，马来西亚的表现最为明显。马来西亚在1963年前后进入中低收入群体，并出现了较长一段时期GDP年均7%以上的经济快速增长期，1978年前后一度冲入中高收入群体，但随后在1985年前后经济陷入停滞，重新回到中低收入群体，并于1991年前后才再度回到中高收入群体
　　四、“中等收入陷“提示或然风险，并非必然结果
　　“中等收入陷阱“更多提示的是一个或然的风险，而非必然的结果。人均GDP进入风险高发区间，不必然就会陷入经济增长长期滞缓的“泥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由早期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加工贸易为主，逐步向技术与创新驱动的生产性活动、金融等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转型，都在较短时间内就比较顺利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群体。
　　其中，新加坡和香港分别在1960年前后步入中高收入群体，1980年前后分别进入或接近高收入群体，但在高收入门槛上下停留了有5年以上时光，随后伴随着政治制度层面由专制或威权逐步转向民主、经济体制层面由传统加工制造转向商贸与金融服务等高端服务贸易，在这一阶段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与此同时两个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上的地位也出现了明显抬升。与香港和新加坡有所不同，台湾和韩国的发展略微滞后一些，台湾和韩国分别在1976年至1978年前后进入中高收入群体，分别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就跨入了高收入群体，但是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二者发展速度有所放缓，97年金融危机时韩国曾一度再次掉回中高收入群体。
　　相比香港和新加坡，台湾和韩国在进入高收入群体之后人均GDP进一步抬升的空间要小很多，这或许与两个经济体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定位有关。两个经济体都属于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生产者”的角色，从早期依托国外技术主导下的初级产品加工逐步升级，经过数十年发展掌握了一定技术与管理能力并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但一直无法成为创新与研发驱动的全球领先者（图14）。这使得他们在全球价值分工进一步晋升受阻，能够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只能停留在高收入群体中相对低的水平，这一点台湾表现的相比而言更为明显，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发展状况一直是好于韩国的，05年之后开始落后于韩国。
　　事实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更多也是近些年才逐渐突出出来的问题，先发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比较少类似问题。美国、加拿大、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1960年以前就进入了高收入群体，而且人均GDP一直处于全球主要国家的最前列；二战之后的德国发展迅速，也于1960年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意大利在1961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国家。后起之秀的日本在1960年之前进入中高收入群体，1968年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多发生在一些后发国家中，拉美国家和部分东盟国家尤其典型。最有趣的莫过于阿根廷，在1960年之前已步入高收入群体，1963年前后重新掉回中高收入群体，并在债务危机发生后一度回落至中低收入群体，出现了类似“逆成长”的发展。巴西、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和泰国及南非等国也都出现过类似“逆成长”的发展经历，这种逆成长出现的时点也比较有趣，多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
　　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角度来看，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美国主导的“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三元格局的全球产业链条逐渐成型，全球经济由早年的殖民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度，经济与贸易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后发国家在加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早期，根据初始禀赋的优势合理定位，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属于早一批受益于全球“三元格局”中生产国地位带来发展机遇的经济体，没有遇到“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在继续强化的全球“三元格局”中实现了产业升级或找对了自身定位，培养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陷阱”问题主要集中在过度依赖传统增长模式、国内经济结构相对脆弱、产业结构升级无望或升级失败、战略政策失误、社会问题频发的拉美国家及部分东南亚国家。从全球产业链升级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事实上是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无法进一步提升、反倒不进反退的情况，如我们在上文中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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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左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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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产品推荐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安邦咨询授权和讯网智库发布
　　6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几位经济界重量级智囊人士的文章，分析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并表示中国再用六七年时间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由于今年以来“权威人士”已数次通过《人民日报》发声，社会各界现在对该报的政策宣示不敢怠慢，都要仔细琢磨其中的政策含义。
　　文章认为，参照世界银行对四个收入组的划分，对照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可以发现中国已基本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中国目前处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年左右），走出这一阶段将用约13年时间。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确保经济中高增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预计从2024年左右开始，中国将进入高收入阶段。文章认为，美欧日发达国家和智利、乌拉圭等少数南家之所以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可以归纳出三条主要经验，一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坚持对外开放，三是规范地实行市场经济。而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未来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
　　毫无疑问，经济智囊人士分析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在给社会各界打气，鼓舞大家对未来中国经济保持信心，并强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事实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坚持对外开放、规范实行市场经济，的确是关乎国家的命运和历史走向的关键。不过，对于如何满足达到高收入阶段所必须的条件，如何顺利地经过这一历程，还有什么潜在风险，《人民日报》文章并没有讲清楚这些问题，而这正是中国能否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在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中国要实现跨越之路，仍然充满风险和挑战。国内在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后，经济增长遇到严重瓶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以往经济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在不断暴露，经济增长面临新旧引擎的更替空白，前期高速发展期留下的欠账所导致的经济、社会问题不断发酵。在国际上，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各主要经济体增长乏术，且依靠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边际效应将消失殆尽。而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利益范围的扩大，中国与一些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暗藏危机，整体国际环境难言乐观。从这个角度讲，如何真正确保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以及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是个更有讨论意义的课题。
　　从收入指标来看，按照国际通行的算法，高收入门槛是人均国民总收入1.3万美元左右，当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接近8000美元，似乎差距不大，努努劲就可以实现。但也要看到，虽然我国居民收入这些年增速较快，但我国国民的历史累积财富仍然不多，与国外有巨大差距。更严重的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异，在全世界都是极高的（实际基尼系数远远超过官方给出的数值），国民收入的严重分化引发了多种社会矛盾。如果不大力改革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未来即便人均GDP达到了高收入门槛，也不能充分转化为居民财富，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反而可能带来更多的矛盾和挑战。
　　《人民日报》文章还提到，未来我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赶超中等发达国家，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纠正资源错配、激励产业升级、营造创新环境，以便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有利条件。在我们看来，归根结底这些都是制度问题，是改革中最难啃的部分，需要拿出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推进一系列改革。国外的正反经验也早已证明，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实现发展模式的转换，实现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要想解决发展的公平性问题，必须打破社会利益固化并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可以说，我们面前的风险挑战还很多，困难不可低估。
　　因此，除了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并在切换经济驱动力时不掉速外，能否推动实质性制度改革以保证社会不走回头路，是决定改革任务能否完成、中国能否能从中等收入陷阱中挣脱出来，能否持续的增长动力并最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
　　在一些根本前提条件实现之前，还不能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无悬念。只有加快制度改革步伐，中国才有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有利条件，从而获得持续的增长动力并最终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责任编辑：孙建楠 HN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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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系列策划第九期对话王小鲁：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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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正在召开，凤凰网财经特别推出系列策划，邀请专家学者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系列成就以及一些未完成的改革任务，为十九大后中国经济建言献策。第九期我们特别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王小鲁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正在召开，凤凰网财经特别推出系列策划，邀请专家学者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系列成就以及一些未完成的改革任务，为十九大后中国经济建言献策。第九期我们特别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王小鲁教授，主要谈过去五年中国经济问题、房地产长效机制、收入分配、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导语：那些保增长的政策可能导致进一步的结构失衡。如果这些问题政策上能够合理解决的话，未来增长潜力仍然是有的。 结构失衡 凤凰财经：您觉得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主要问题有哪些？有哪些突破？ 王小鲁：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是结构失衡，一个是市场失能&&市场失去动能。结构失衡可能各界关注的比较多，表现在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大，杠杆率过高。所谓&三去一降一补&说的就是这个。&一降一补&是说降成本、补短板，原因是近些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下降，成本上升，而且有些产业领域长期存在短板。 这些是现象，它的根源是什么？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过去十几年来越来越大的过度投资。增长经济学理论里有一个&资本积累黄金律&，这个理论说的是资本积累率太高太低都不好。资本积累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投资越多越好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解。投资过高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导致效率下降，产能过剩；当然发展就慢了。所以投资和消费之间应有一个最优的比例。 这个最优比例在理论上存在，但实际上是多少？没有人证明。我们用过去五十多年的数据做过一个实证模型分析，发现在中国是消费率66%左右，如果进出口平衡，投资率（资本形成率）34%左右。如果有贸易顺差，投资率会低一些；比如有三个点顺差，那么投资率是31%。在这一投资/消费点上，全要素生产率最高。中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资本形成率基本上是百分之三十几，大体符合这个比例。后来慢慢上升，2000年左右到40%， 2000年后有一个直线上升，到接近50%，最近几年有一点回落，但2016年还是44%。这个投资率仍然比合理的比例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 总体来讲，2000年以后的这十几年，资本形成率不断上升，同时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两者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为什么会产能过剩？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投资多了产能就会过度扩张，生产更多的产品要卖出去，但是消费没上来，多生产的产品卖给谁？不同产业部门之间是由产业链联系起来的，上游产业是矿石、煤炭、钢铁等，中游产业是金属加工、机械设备等，最后下游是消费品。这些产业是一环扣一环联系在一起的。最终消费没有上来的情况下，把上游产业做得很大，它就会导致产业部门之间不协调，产生一个产品最终卖给谁的问题。所以过去多年来产能过剩变得越来越严重。 产能严重过剩会导致什么结果？因为投资投进去后没有产生有效的产出，当然生产率就降低了，同时因为投资借了大量债务，因为没有有效产出，债务还不了，不能形成良性循环，当然债务杠杆率就越来越高，坏债风险也越来越大。 再加上房地产也是过度投资，有人买房子你投资，没人买你也投资，那当然就过度投资了。 这些因素加起来，就是投资过度。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认为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一直在刺激投资，降准降息这些都是为了扩大贷款，贷款干什么？就是拿去投资。另一个是财政政策。我们叫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政府扩大投资。这几年稍微好一点的事情是，政府在直接生产领域的投资少了，更多的是搞基础设施投资。但基础设施其实也有一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因为如果建成的基础设施规模太大，得不到有效利用，它实际上也是过剩产能。而且政府投资大量使用贷款，这个钱花得出去收不回来，杠杆率就越来越高。 记者：前一段时间新闻报道，中铁的总债务逼近五万亿。 王小鲁：对。但铁路投资总体作用还是积极的。再加上地方搞的融资平台，包括这些年通过银行表外的理财产品等渠道筹的资，这些量加起来就大得不得了，而且总体效益不好。合起来就导致了结构失衡。 我觉得结构失衡的原因很清楚，就在于长期使用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再加上各地地方政策都是要多投资拉动GDP，要有政绩，城市搞大拆大建，每个城市都要搞开发区、高新产业区，国家级的这种开发区可能就有几百个了，还不算省、市、县的，那得占多少地？花多少钱搞七通一平、搞基础设施？但是投资搞了这些园区有多少企业进来？有多少园区得到了有效利用？真正好的并不多，结果就是过度投资。 再加上招商引资，零地价供地等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投资，所有这些政策加在一起，导致的结果就是投资过度、结构失衡。 市场失能 凤凰网财经：产能过剩之后，要去产能，但是现在去产能有一个说法，叫去产能其实是去别人的产能，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产能。 王小鲁：这个就是市场失能。其实刚才说的各级政府的行为就是政府在操作资源配置，政府过多地参与资源配置就减少了市场的配置资源。银行贷款都借给政府去搞开发，搞房地产投资，实体经济要借钱反而难以融资，特别是小微企业借不到钱，要借钱得借高利贷，是15%、20%的利率，甚至更高。这种情况不利于市场条件下企业的正常发展。资源配置到底是谁说了算？是市场说了算还是政府说了算？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了，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实践中落实得怎么样？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不理想。这不是这几年才发生的问题，是多少年来积累下来的。但刚才说的去产能中有些地方出现的问题是近一时期发生的。 这几年这个问题是不是改善了？有一些方面有改善，比如政府行政审批减少，手续简化这些方面有改善。但是还有一些方面似乎没有显著的改善。我们前些时候做过一个企业经营环境的调查，由企业自己来判断各方面的经营环境，由他们来打分评价，最后结果出来，很明显的差别就是，国有企业经营环境明显地好于民营企业，大型企业经营环境明显地好于中小微企业，大中小微企业一个台阶一级，差别特别明显。虽然总体上经营环境有明显改善，但是分开不同类型企业看，差别反而变大了。 在这种条件下，而且又因为大量搞房地产投资，政府独家征地卖地，货币又宽松，导致地价暴涨，房价跟着暴涨。作为一个投资者，如果你投资制造业，一年5%的利润可能都没有，投资房地产也许一年挣50%，谁还去实实在在搞企业，搞实业？谁还费力去开发新技术研究新产品？如果宏观环境鼓励投机而不是产业竞争，，这就不是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和上面说的结构失衡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用行政的力量去产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改善，但是现在不是说仅仅因为产能过剩东西卖不出去，要减少一部分产能，而是说该垮的企业就要垮，该破产的企业就要破产，要淘汰低效率的企业，这应该是市场行为。现在恰恰是很多企业受到地方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很难起作用。结果就得靠政府、靠行政手段来去产能，有些地方就出现了保国有企业，压民营企业的问题。 有的地方要扩大投资的时候钱首先投到国有企业去，要收缩、要去产能的时候首先去民营企业产能，这是靠政府的偏好有选择的去产能，而不是靠市场选择，淘汰低效率企业。这样的结果有可能把效率高的企业淘汰掉了，把效率低的企业保护起来。这对长远发展可能是一个负面的结果。 最大风险是继续保持货币宽松 凤凰网财经：中国经济未来几年可能遇到最大的挑战有哪些方面？ 王小鲁：未来几年的挑战，我觉得问题是方方面面的。刚才说的若干体制和政策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最紧迫的威胁、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是高杠杆。流动性过多，杠杆率不断上升。杠杆率上升意味着很多钱借出去还不回来，哪怕现在账面上看不是坏债，将来可能也会成为坏债。在这种情况下，未来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日本九十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什么结果？二十五年了，只有1%的增长，几乎不增长。原来日本人说&失去的二十年&，现在已经是&失去的二十五年&或超过25年了。 所以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继续保持货币宽松，继续为了保增长去拼命放贷、拼命扩大投资，这是在积累风险，说严重些，是在制造定时炸弹。 记者：近来M2的增长已经降到百分之八点多了，但最近的定向降准会不会有影响？ 王小鲁：近几个月M2增长放慢我认为是积极的变化，是去杠杆所必需的，早就应当做。应继续坚持这个方向。最近的定向降准，理论上说是一项普惠金融措施，有利于小微企业融资。但由于适用面非常广，实际上相当于一次全面降准，会释放相当的流动性。这对货币供应会是什么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我认为必须提高警惕，防止货币重新走向宽松。否则不利于结构调整和预防金融风险。 平衡房地产价格的长效机制 记者：因为中国房价很高，最近一年频繁提到房地产长效机制。哪些措施才是真正抑制高房价的长效机制？ 王小鲁：我觉得导致现在的高房价可能有几个重要的因素。一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高了地价和房价。这是个根源，没有那么宽松的流动性，房价涨不到这个水平。一年百分之几十的涨法当然是流动性过多带来的。你手里钱多了，投什么地方最合算？眼看着房价涨，投它当然合算。而且因为投的人多了，马上就把房价拉起来，于是越投越涨，越涨越投，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但这个东西当然是不可持续的，早晚也要出大问题的。 第二个方面是没有开放土地市场带来的问题。从1990年到2016年这十六年间，城镇人口增加了四亿多人，农村人口减少了两亿多人。农村人口出来后，很多人不回去了，80后、90后的打工族本来不会种地，也不会再回农村去种地了。农村的住房、宅基地出现大量的闲置。这些闲置的宅基地、住房，还有相应的集体建设用地怎么办？不开放市场，它将来就是废墟。将来农村眼看着就会破败。开放市场，至少一部分可以得到有效利用。城里人愿意到农村投资，搞旅游度假、休闲农业，农民把住房或宅基地卖给他，城里人和村民都可以赚钱，土地就是财富。现在是把财富变成无用的东西闲置在那，大量浪费土地。 实际上，这些年农村人口减少，村庄占地不但没有缩小，还扩大了。原因是什么？没有开放土地。而城市在扩张，却没有土地，土地资源紧张。这样一个情况，必然会加剧房价上涨。深圳为什么房价那么高？没有地。如果农村土地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比如参考重庆的地票制度、成都的土地指标转让制度，通过市场进行转让。边远地区闲置的土地不能被城市利用，可以把它复垦成耕地，转让土地指标。哪怕你在东部我在西部，你那边没有可用的土地，我这边把指标转让给你，你就有地了。这边多出一亩耕地，那边减少一亩耕地，占补平衡，总体上不减少耕地。土地质量问题可以采取措施，例如不同等级的土地可以按一定的系数折算，土地差的可以两亩换一亩，这都是可以考虑的。通过这个方式，边远地区的农民还可以分享城市化的收益。东部地区城市化带来大量的土地增值收益，现在是被政府花掉了，有些是被无效投资浪费掉了；而边远地区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化的好处。但有了这个制度，边远地区能够广泛参与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好处。 我在四川看过，农民复垦以后转让土地指标，一个村子多出几千万的收入，拿它把村庄好好地重新改造一遍，家家户户都住上两层小楼，门口有小花园、有停车场，农民的生活条件有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占地还减少一半。节约出这么多土地资源，农民得到很多好处，指标转让给了城市，城市有了地可以发展。所以开放土地市场会带来土地资源有效利用，还是一个抑制地价上涨的机制。 凤凰网财经：真正的长效机制。 王小鲁：有效配置资源是天大的好事。有些部门就是想不通，这不行那不行，制定了一大堆清规戒律，就是不让你开放。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房产税的问题。房产税发达国家都有，为什么中国没有？如果征房产税的话，当然有一个问题要考虑，就是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房价已经顶到天上去了，很多家庭把祖孙三代存的钱都拿出来买房子了，买了房子还要再征房产税，当然受不了。所以征收房产税是应该的，但是不能对普通居住者征收，要对那些囤房炒房的人征收。你有十套房，对不起，八套你得交房产税。过去囤房是没有成本的，就等着涨价翻番。现在如果开征房产税，至少有成本了。你投资几千万买了一堆房子在那儿，一年就算交个1%还得交个几十万。这就迫使你减少囤房，减少涨价的压力。 所以如果有一套设计合理的房产税，减少投机需求，有利于把房价压下来，也有利于社会公平。 改善收入分配 凤凰网财经：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观察政策会发现，有时候有些政策是劫富济贫的，但还有一些政策它可能反而是劫贫济富。政策怎么能做到公平？目前现存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制度因素主要有哪些？ 王小鲁：现在中国在收入分配上面临的问题仍然是收入差距过大。最高最低收入相差几十倍、几百倍，可能还不止。针对这种情况，有必要采取政策。近年来的强力反腐对改善收入分配是有效的，减少了分配不公。再就是完善收入再分配、改善针对广大老百姓的公共服务、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这些都是发达国家早就有的政策，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有。我们的保障程度可以比发达国家低。因为保障过高了会带来一些很多副作用；但是要有基本福利和保障的全覆盖。 当然劫富济贫不见得都是好的。企业家说，我辛辛苦苦把企业做大了，才挣了那么多钱，你把我都劫走去济贫去了，将来企业还有没有积极性发展？他就没有发展动力了。所以要适度的进行收入再分配，还有进一步改善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我觉得这个对改善收入分配是很重要的。 现在的问题是各级政府对投资更感兴趣，对改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不那么感兴趣。城镇有两亿多人没有户口，但是要推进户籍改革，所在的城市必须担起这个责任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子女教育这些事要管起来。地方政府经常说财政已经受不了了，管不了，为什么受不了？因为钱花到不该花的地方去了，该花的地方你说你受不了。这是政府支出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结果，现在的支出结构不合理，政府最该做的事，不是去和市场争资源配置，而是退回来做公共服务、做社会保障。那么多农民工，你要解决他们安家落户，在城市里安家落户、变成市民的问题，这是政府份内该做的事儿。 劫贫济富的事肯定有，像房价越来越高，这就是劫贫济富。一边说要控制房价，另一方面又舍不得压房价，稍微一动就说房地产投资掉下来了，影响经济增长了。然后就又要保房地产。过去的反复摇摆其实是政策目标互相冲突，没有理清楚政策目标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过高的房价就应该要降下来，不降下来就是劫贫济富。工薪阶层一家三代几十年辛辛苦苦存那么点钱，都拿去买房子还不够首付，买了房子还年复一年要还贷，这不是对他们的剥夺吗？ 我们讲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就算按收入够上中等收入阶层了，买一套房子就一贫如洗了。这些钱到哪去了？政府土地出让收入赚一笔，房地产开发商赚一笔，中间再加上灰色交易、政府官员拿回扣等等乱七八糟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人发了财，但是倒霉的是老百姓。再加上地价一高，房租就高，城市所有的商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成本都要高。这些成本最终转嫁给老百姓。上饭馆吃饭一顿饭30块钱，里面可能10块钱是房租，饭的成本可能5块钱不到。上商店买东西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最终承担高地价高房价的都是老百姓，最后钱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就是劫贫济富。所以这种土地征收和出让的政策是首当其冲需要改的政策，方向就是开放土地市场。 存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性 记者：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学界争论的很热的一个话题，有的学者说中国肯定能跨越，还有学者说很难跨越，甚至说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您怎么看呢？ 王小鲁：说已经掉到中等收入陷阱了言过其实。现在还在增长，但是我认为这个危险存在。为什么？从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宽松，大规模投资、大规模放贷把GDP拉上来，但只是2010年达到一个高点，过了2010年就一路下滑，一直到现在7年了，增长率一直在缓慢下滑。为什么会下滑？就是前面说的结构失衡，投资没有回报，效率下降，于是增长率就下滑。很多人认为现在已经是L型见底了，我看还不一定。上半年经济形势似乎很好，下半年的形势不会有上半年好。这其中有较大的短期波动因素，而且很大程度上还是政府投资在拉动。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没有回到一个均衡合理的结构。有些政策因素还有不确定性。例如货币会不会再宽松？政府投资的有效性如何？如果结构调整和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不能贯彻始终，政府不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型，那么结构失衡还可能反弹。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接下来就可能增长更疲软，就可能往中等收入陷阱里掉了。如果再出一次金融危机或者是资产泡沫破灭，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这个风险是存在的，但越是想保短期的增长率，中长期风险就越大。原因在于，那些保增长的政策可能导致进一步的结构失衡。如果这些问题政策上能够合理解决的话，未来增长潜力仍然是有的。 凤凰网财经：我也觉得增长的潜力还是挺大的。有一种观点说陷阱其实和中等收入没有什么关系。高等收入那些发达国家也是到一个点然后不会涨，低收入国家可能也一直陷在那儿不动。 王小鲁：对，并不是说只有中等收入国家才有陷阱，低收入有低收入的陷阱，有的国家从来就没进入增长轨道，一直在贫困的陷阱里头。但是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它有一个特殊的情景，就是你已经走出了低收入的陷阱了，本来是可以继续往前走的，但是走到一半又陷进去了。 改革不彻底，政策上的错误，收入分配方面的失衡等等，这些加起来，包括市场发育的不健全，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本来爬到半山坡了，完全可以继续爬上山顶。但眼看着又掉到陷阱里，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存在的。
[责任编辑：李愿 PF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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