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强调：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中央政治局|结构性|习近平_新浪财经_新浪网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2日下午就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陈东琪研究员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必须抓紧抓好的一件大事。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所以新年伊始，中央政治局就以此为题进行集体学习，目的是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的成效，理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重点和难点，研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举措。
　　习近平强调，综合分析，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周期性、总量性的，但主要是结构性的。结构性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攻坚战。我们要在已有工作和成效的基础上，在目标、任务、方式、政策、路径、举措等方面深化落实，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
　　习近平指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我们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提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竞争力。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
　　习近平强调，要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从构建长效体制机制、重塑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着眼，既要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又要在战术上打好歼灭战。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搞好顶层设计，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久久为功。战术上要抓落实干实事，注重实效，步步为营，一仗接着一仗打。破茧成蝶都有伤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现的短期阵痛是必须承受的阵痛，不能因为有阵痛就止步不前。要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尽量控制和减少阵痛，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做好社会托底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同时，要在培育新的动力机制上做好文章、下足功夫，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建设，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和活力。
　　习近平指出，要处理好减法和加法的关系。做减法，就是减少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为经济发展留出新空间。做加法，就是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补短板、惠民生，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为经济增长培育新动力。无论做减法还是做加法，都要把握症结、用力得当，突出定向、精准、有度。做减法不能“一刀切”，要减得准、不误伤。做加法不要一拥而上，避免强刺激和撒胡椒面，避免形成新的重复建设。要增加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缩小城乡、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加大脱贫攻坚力度。要把调存量同优增量、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同培育新兴产业有机统一起来，振兴实体经济。要紧紧围绕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消费升级的方向、供给侧的短板、社会发展瓶颈制约等问题，统筹部署创新链和产业链，全面提高创新能力，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习近平强调，要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用好需求侧管理这个重要工具，使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良好环境和条件。
　　习近平指出，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树立必胜信念、知难而进，注意发现和研究解决新问题，不能因有困难而不为、因有风险而躲避、因有阵痛而不前，坚定不移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前推进。
责任编辑：陈永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攻方向 _ 东方财富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攻方向
作者：范思立
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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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攻方向】去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闻达于中国政策体系。在廓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些相关概念后，供给侧改革如何突破、怎样落地无疑成为社会关切。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沉淀，社会各界对供给侧改革“是什么”了然于心，并且基本厘清了供给侧改革应“如何做”。
　　自去年末的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闻达于中国政策体系。在廓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些相关概念后，供给侧改革如何突破、怎样落地无疑成为社会关切。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沉淀，社会各界对供给侧改革“是什么”了然于心，并且基本厘清了供给侧改革应“如何做”。　　然而，近期在短短一周时间内，中央屡屡重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基于形势的哪些考虑而作出如是部署？　　不妨先把中央近期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作简短梳理。　　5月9日，接受《人民日报》访谈表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供给侧是主要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必须作为主攻方向；需求侧起着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投资扩张只能适度，不能过度，不可越俎代庖、主次不分。　　5月1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5月16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要树立必胜信念，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　　中国经济行进在关键的路口上，是继续用需求管理政策维持高增长并拖延和累积问题；还是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容忍暂时的经济增速下滑，面对并解决多年累积的存量问题，努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笔者以为，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中国经济必须承受阵痛、除旧布新，方能凤凰涅 。因而中央最高层的如是判断是对中国经济自信的表现，是谋定而后动的战略抉择。　　其一，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制度性矛盾而推进的改革，它就是为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而生的；而经济结构问题，一方面表现在存量要调整，另一方面表现在增量要优化。对于如何推动供给侧改革，中央明确要求，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作用，一方面遵循市场规律，善于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要勇于承担责任，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勇于担当。　　其二，每遇经济下滑，需求管理基本是政府的政策取向，无外乎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入手，实质上是加大货币投放力度，这种短期刺激政策，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僵尸企业”较多、以高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库存过大、地方政府和企业高负债、企业效益下降、影子过度发展、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金融风险累积、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贫富差距拉大等副作用和后遗症。同时，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也在递减。　　其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是容忍经济增速下滑甚至失速，因而需求侧的刺激政策也应相机选择，所以今年前4个月在信贷加政府推动的作用下，我国经济出现了企稳特征。但是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中长期目标和经济增长短期目标之间如何博弈、对政府改革与增长之间如何精确把握提出了挑战。　　显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须在全社会形成对短期经济增长目标有相当容忍度的共识，否则经济政策将钟摆于改革和刺激之间。笔者以为，以上中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调，意在向外界精准地传达：必须坚定不移地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供给侧是主要矛盾，是主攻方向。
(责任编辑：DF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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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化解结构性矛盾，形成新的增长动力，驶入持续发展的新航道，就必须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就我国当前而言，供给侧结构与社会需求的不匹配、不平衡，是结构性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供需矛盾和结构性失衡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十三五”规划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突出强调，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这是引领经济新常态和解决当前经济结构中突出矛盾的必然要求。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时期，过去积累的突出矛盾和转换期的结构性矛盾会形成叠加效应。面对这些矛盾，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在更高阶段实现新的持续发展。例如，日本在二战之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到60年代后期开始面临传统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产能过剩现象逐步凸显、产业政策效力下降、经济增长动力弱化等挑战。1973年，日本又受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严重冲击。之后，日本从供给侧采取了减量化经营、加速折旧等结构性改革措施，大力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不仅成功应对了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而且保持了10余年的中速增长。但后来受到利益集团阻挠，结构性改革迟滞，日本经济又陷入了经济增长“徘徊的二十年”。像许多经济体一样，我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也落入了传统产能过剩、城乡区域发展失衡、供求结构不匹配、旧增长动力明显衰减而新增长动力不足等结构性矛盾之中。化解结构性矛盾，形成新的增长动力，驶入持续发展的新航道，就必须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可以说，就我国当前而言，供给侧结构与社会需求的不匹配、不平衡，是结构性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供需矛盾和结构性失衡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当然，尤其是要把握好两点：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经典论点，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是在实际工作中，也不能把供给侧改革泛化，要把供给侧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与相配套的政策调整区别开来，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涵区别开来，与具体产品的升级换代区别开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相当丰富。今年乃至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重点是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任务展开。第一，要加大对过剩产能的处置力度。产能过剩是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2015年我国粗钢产能约11亿吨，但产量仅8.04亿吨；若考虑在建项目，我国煤炭同期产能近57亿吨，但产量仅36.8亿吨。“去产能”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涉及到数以百万人的生计。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煤炭和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和政策措施。各地正在积极部署和落实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其中难点在于人员安置和债务处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央财政将拿出1000亿元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安置；将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方式妥善处理债务问题。落实“去产能”的任务，关键是要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存量债务如何化解”的问题（与上世纪90年代国企脱困兼并破产、安置职工相比，当前有不少有利条件；与年国企政策性破产规划实施相比，有不少不利条件）。具体的办法包括：一是通过提高中央对过剩产能退出的奖补资金额度、发行转型债、将国企资产划拨社保、土地变性等方式筹集资金，支付产能淘汰过程中企业破产关闭所涉及下岗职工的补偿金、社保、工资拖欠等费用。二是通过采取兼并重组、混改、不良资产出售或者证券化等相结合方式，加快处置产能出清中的资产债务问题。三是通过政府采购服务或者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农民工和下岗待业职工参加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妥善安置下岗分流人员。第二，要采取针对性强的差异化政策，化解房地产库存。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针对房地产去库存的政策。一是降低购房首付比例。在不实施限购的城市，居民首次购买住房最低首付比例可降到20%。二是降低契税和营业税负担。今年2月国务院出台新政，购买二套房的契税由原来的3%分别降至新政标准的1%和2%（以90平米为界），购买2年以上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原为5年），但北上广深除外。随着今年5月1日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房地产行业整体的税收负担会进一步下降。有效化解房地产库存，关键是要增强政策的针对性，避免采取“一刀切”的政策。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分化比较严重，三、四线城市房地产过剩问题突出，而北上广深和部分二线城市房地产过剩的程度没有三、四线城市那么大。有效平稳地“去库存”，应避免过度地加杠杆。要紧密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土地、财税、户籍等方面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三，要优化杠杆部门结构，降低杠杆总水平。近年来，我国杠杆总水平持续上升，但政府和居民部门杠杆水平相对较低，而企业部门杠杆水平提升较快。受经济因素影响，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意愿较弱，但从国企资产负债率来看，一些国有企业的杠杆水平在上升。部门杠杆水平的差异性表明，我们必须处理好杠杆的“加”和“减”的关系，必须把降低杠杆总水平和杠杆的部门结构调整很好地结合起来。2016年，我国适当提高了当年赤字规模，并鼓励居民增加消费信贷，政府和居民部门的杠杆水平继续提高；将在去产能、去库存的同时降低国有企业杠杆水平；将对金融企业的杠杆情况进行有效管理，避免金融体系出现较大波动，切实规范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第四，要多措并举，着力降低企业成本。当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比较困难，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状况未见明显好转。应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扩大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范围、扩大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适当下调电价和社保缴费比例等措施，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一些降成本举措实施的难度与现实可能性。目前，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电力成本比较高，但采用直接干预的方式，限制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恐怕很难有明显的成效。职工工资主要受劳动力市场关系的影响，在劳动力总量绝对减少的背景下，要把工人的工资降下来似乎不大可能。员工社保缴费高是企业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但在社保基金存在缺口的情况下，“五险一金”中除住房公积金可以调整外，其他项目下降的空间不大。煤炭价格下降后，调低电价有一定空间，但在电厂负荷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下调空间也不大。为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增加就业和职工现金收入，要坚决把整体税负降下来，把不合理的收费取消。日前国务院已决定，在去年已适当降低失业、工伤和生育三项社保费率基础上，进一步适当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失业保险总费率，规范并适当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初步测算，采取以上措施每年可减轻企业负担1000多亿元。第五，要通过扩大有效需求，弥补发展短板，增强发展后劲。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但这一水平与美国相比还有5到6倍的差距。这说明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代化进程未完成本身就意味着中国投资的增长空间依然十分广阔。从资本存量来看，中国依然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增长空间。目前，中国劳均资本存量不到美国的1/5，只有日本的1/4。这表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还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培育都需要大量投资，城市内部和城市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化、现代化建设都需要大量投资，推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也都需要大量投资。毫无疑问，扩大投资有广阔的空间，关键是要形成有效投资：要在投资过程中节约资金；要使投资有助于扩大有效供给、有助于改善发展条件，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紫光阁的其它文章来源： 宣讲家网　作者： 张鹏 言实
　　核心提示：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部分领域改革取得突破的决胜之年。我们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重大战略决策，在掌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原则和重要精神的前提下，深入调研，加强学习，提高本领，使制定的政策更加符合实际；抓住想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关键点，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创造性开展工作，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良性循环见成效。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坚定信心、知难而进，尽心尽力把经济工作做好，为迎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奠定繁荣发展的坚实基础做贡献。
　　近两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实施战略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经济建设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但仍存在定位不清，逻辑不密、体制不顺、措施不到位和效果不够好等问题和矛盾。2017年，必须更要直面这些矛盾，突出问题导向，求真务实，找到问题的关键节点和突破口，集中力量形成突破，运用市场形成趋势和规律，政策顺势而为、精准发力，真正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所具有的战略性、系统性的影响与地位。而深化改革并不是一件容易而又简单的事情，经过近两年的探索实践，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必须在以下五件事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形成最大程度的共识，才可能真正意义上取得突破，即：摆得正、深得下、找得准、改得动、行得通。
　　1．“摆得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地位和作用究竟是什么？
　　当前，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地位的认识已经基本廓清，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线”。那么接下来的关键就是，何谓“主线”，“主线”又将在哪些方面发挥其核心的效用和效力？从“主线”的含义来看，一是主渠道。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当前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渠道，先后承接、主攻辅助、短期长期等排兵布阵的策略，都需根据供给侧改革的要求和目标进行组织。二是体系。有主线就有支线，主支结合，既枝叶繁盛，又协调一体。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的内容绝非仅仅是供给这点事儿，其包括要素市场的完善、资源定价的合理、产业组织的现代、生产制造的升级和市场管理的科学规范等各个方面，每个方面在具有自足性的同时，统一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之中。三是大逻辑。受到问题与矛盾复杂性、综合性的影响，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需求看待同一项改革会产生许多不同的观点、意见和实施策略。何谓对，何谓错，既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也依赖于小策略与大逻辑的契合。符合大逻辑的即使个体的短期效果不显著，但依然为改革在整体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符合大逻辑的，即个体的短期效果极为明显，但可能在整体上的作用并不凸显。
　　说清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地位，另一个必须明确的概念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从宏观意义上看，作用不外乎有三种：一是规划，即确定做什么，目标、要求、时间表、路线图各是什么；二是战略，即在基础上确定有什么，在方向上确定要干什么，在政策上如何开展如何做；三是策略，即根据现有的条件、确定主要原则，集中力量，实施有效地突破。按照党中央对“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提出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政策框架”的定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应是“战略”属性。也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整合现有资源，融合现行规划，平衡各领域和产业间的关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结点，而实施的总体策略和措施体系。这样，中国制造2025、创新驱动发展、“互联网+”等一系列新规划、新概念、新模式就统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之下、逻辑之中、战略节点上。
　　2．“深得下”：深化到底深化什么？
　　党中央指出，2017年的经济发展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根据这一部署，总体上，深化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五点：
　　一是稳中求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满足于稳中求进的要求。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首先要强调有利于经济的稳定，既以基础性资源开采、基础性材料供给、基础性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生产为核心，保持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并在稳定的前提下在产业链的末端和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稳和进”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
　　二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对于新发展理念从理解和树立层面，要走向贯彻落实层面。创新发展要在积极推进技术创新的同时，做好应对高折旧风险和增强知识产权价值的安排；绿色发展要在降低排放和消耗的同时，更好地转变经营机制，让环境成本合理、公平、透明地落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开放发展要在坚持“一带一路”，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同时，坚持公平、有序和对等的原则，在承担开放义务，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稳定的同时，更好地发展和提升自己；协调发展要重视区位、产业和模式的协调，发展的不是某一个产业，而是一个产业体系，完善的不是一个手段和方法，而是一种横向充满的理念和一系列纵向通贯的模式；共享发展是对分配制度和最终目标的一种强调，共享不是平均，而是带有一种适度平衡性的分配安排，既有激励，也有托底平均，但分配不仅仅是生产（供给）的附属环节，更重要的是共享性的分配是生产（供给）的最终目标的组成。在贯彻落实的时候，市场能做的正向产出，在制定了政策之后就交给市场；政府主要做市场无力做，或者无法高效做到的部分，也即上文中列出来的“而”之后的部分。
　　三是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新常态理论体系的提出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对新常态的管理要求也从认识和适应阶段，转向适应把握和引领阶段。从2017年的情况来看，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着力点还是适应和把握，但是要尝试，要培育，要动起来，要因势和造势，所以“引领”未必是确定项，更是一种未定项和尝试项。我们既要保持定力，合乎战略，不急于求成，但也要把握机遇，促成要素和资源转化，尽早实现改革目标和形成突破，以取得实际成效为目的。
　　四是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中国经济的传统模式是一种标准化、规模化的发展模式，即以最高的效率实现对经济生产的标准化设计与改造，然后转向产业链细化和规模化生产，再以低成本、规模化为基础形成标准化产品的产出。质量和效益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即是对规模化和标准化的适度纠正，以质量来求得差异，并通过差异来获得市场，进而通过差异化的市场出清来提升生产体系的效率和效益。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技术、产品和模式的创新，追求高质量、高效率、差异化产品的新生产体系。
　　五是适度扩大总需求。扩大总需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总需求的量，二是扩大总需求的额，我们扩大总需求，需要兼顾好这两个方面。差异化及其所拥有竞争性垄断的市场结构是较好的扩大总需求额的方法，而高效的市场机制和智能配置是实现适度价格歧视，从而拓展总需求量的有效方法。因此，适度扩大总需求，既要求适销对路的供给创新，也要求高效智能的市场创新，并捕捉需求特征，加强预期引导，避免各类产品供大浪费和供小短缺的问题。
　　3．“找得准”：供给侧改革的主攻方向到底是什么？
　　党中央对这个问题其实有明确的答案，就是提高供给质量。那么接下来需要分析的就变成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供给质量？所谓供给质量就是减少无效供给，提高有效供给。
　　第二，什么是有效供给，什么是无效供给？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倒也不难：供而无求，谓之无效；供而有需，是谓有效。也即是不是有效供给，要看是否有市场需求与之相对应，有需求而且不过剩就是有效，没有需求或是过剩就是无效。
　　第三，供给质量是个体的概念还是群体概念？也即，我们追求的究竟是像中央电视台所拍摄宣传的那样的优秀个体，还是按照新理念、新模式、新链式而形成具有复杂生产能力新供给体系？我认为，关键在后者，也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样板戏”，而是“全民健身运动”。按照新的模式和理念，将“健康”因子无处不在地渗入到经济“肌体”之中，并形成经济“肌体”各器官、组织之间的新的组织方式和沟通机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在“着力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
　　第四，如何提高供给质量？提高方法很复杂，但提高的路径很清晰，即“使供给体系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和调整”。而要按照这一路径推进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首先要弄清楚需求结构的变化规律，特别是居民和家庭消费的“个性化和多样化消费将渐成主流”的规律；然后是如何让需求结构的变化为供给体系最快地感知并适应，必须调整现在决策效率缓慢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市场运行方式，加强“分布式”思维在生产组织中的落地，加强智能化、大数据在市场运行中的应用；再次是如何使供给体系能够高效、快速地适应变化和调整，必须在产业链、专业化、智能制造、个性化订制等领域取得全面突破，并实现政策再组织和市场自组织的有效协同；最后是供给要能够在感知需求的同时，把握规律，主动创新和引导需求，也即供给能够产生和带来需求，但应在基本态势形成后，迅速转为构建需求生态，从而使需求转入长期、持续、扩张和稳定的态势之中，匹配产业所需要的需求环境和规模支撑。
　　4．“改得动”：“三去一降一补”该如何排兵布阵？
　　在2016年的“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策略和布局体系之中，很少有人问及“三去一降一补”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根据本地的特点，将其作为独立同分布的政策向量，予以分别施行。而到了2017年，既然供给侧改革以“深化”作为统领，在改革措施不断深化的同时，我们对于改革策略的深化讨论也应同步展开。
　　从“三去一降一补”彼此间的政策重点和针对问题的关键矛盾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的措施体系在总体上存在层次性和结构性，如图1所示的情形。
　　图1 “三去一降一补”的措施间的层次和逻辑性
　　“去产能”总体处于优化行动和率先收获的领域。因为供给侧改革强调生产模式和企业组织的变革，必然导致部分生产设备过剩，部分产能闲置。抓住有效时机进行产能处置，一方面可以有效盘活生产性固定资产的价值，使转型企业面临的压力有所降低，另一方面可以使资源与要素从固化在原有的经济结构和生产体系中释放出来，从而配置到效益更好、效果更加突出的领域中去。因此，“去产能”的主要职能是优化经济资源和要素的配置水平与市场环境。
　　“去库存”总体处于与“去产能”相衔接的位置。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对生产性库存要进行合理而有序的去化，以降低企业的存货风险和库存成本，并可以推动企业主动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也即去库存的第一层含义是为了增强企业转型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对资产性库存要进行合理的利用和去化，房地产的库存高企，价格高企，泡沫累积的程度较高，通过对资产性库存的合理利用，既支持实体经济企业的发展，又有效地降低宏观经济风险和资产市场风险，降低风险成为去库存另一层含义。
“降成本”总体上处于第三个推进层次。在释放闲置资源和要素，有效控制风险并增强转型的主动性的条件下，要通过“降成本”做好三件事：一是稳，稳住现行经济主体的经营状况和生产安排，获得一个相对良好的改革环境；二是转，通过具有结构导向性安排的降成本措施，支持并引导企业的转型，低成本的环境和高收益的引导，往往很快可以形成市场的正向协同；三是增，通过降成本来增加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收益水平，并形成趋势性和递增性的预期，这样有助于资本和资源向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节进行集中，从而自动破除转型和发展“瓶颈”。
“去杠杆”将资产价格回归到收益率定价的轨道中来。“去杠杆”的直接含义是防范现金流和资产价格风险，而之所以出现风险的原因是资产价格与资产收益之间的比率失衡，从而导致资产收益低于了形成资产所须偿还的债务成本，一旦现金流断裂，就将启动资产处置程序，较高的资产价格风险就势爆发。因此“去杠杆”的本质要求是将资产价格回归到与收益率相匹配和平衡的水平上去，收益率高，资产价格高，融资能力强，资源和要素集聚水平高，而不是依靠资产溢价来螺旋上升的资产泡沫。
“补短板”是对供给侧改革的新环境破除“瓶颈”，优化环境，保障产权，培养动能。我国当前存在的短板既有资源、要素、资本等配置失衡的硬短板，也有制度、机制、措施和产权等设计落后或是保障不足的软短板，在供给侧改革取得初步成果后，通过“补短板”迅速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发展壮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也即“补短板”不是补当前的短板，而是补转型的短板，以及转型之后新发展环境的短板。目前，应着力于基础性和共性短板的推进与完善。
5．“行得通”：“三去一降一补”该如何实施？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和意义的表述，即“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循环不畅”，而要构建的核心机制是“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必须先解决好这两个“核心”。
第一是解决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经济循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经济资源和要素配置中，是否实现了高效、有序，是否将闲置资源激活，并进行有效配置；商业和服务流通交易中，是否实现了市场出清；生产组织体系中，是否实现了对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提升。而解决的思路和角度，则要从结构性视角出发，从供给侧着手，实现有效的突破。如对于经济资源和要素的配置，要着力解决好要素市场体系的完善、优化问题，破除不合理的资格、资质或户籍对要素市场的人为分割；对于经济资源则应从源头上加大改革力度，既解决好“僵尸企业”所固化的资源问题，又加大价格改革力度，完善资源市场及价格机制。再如对商品和服务流通交易中，要根据需求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产品设计概念、产品流通体系和市场配置能力，重视产品的差异性，形成市场对差异化产品的高效配置和个别定价，优化产品流通体系，创造性地运用业态、模式、渠道、共享、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概念，提升市场体系的效率和智能化水平。另外，对于生产组织体系的突破主要来自于对“中心—外围”生产组织模式的超越，来自于对规模经济主导的标准化生产体系的超越，来自于对不断简单性的细化分工、垄断性的延长产业链产业组织形态的超越，在供给层面引进入分布式、智能化、弹性化等新概念和新方式。
第二是形成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均衡是指在资源要素充分利用条件下的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这本身就是一个较高的要求，即要素市场充分利用，商品服务市场高度出清（类似于IS-LM曲线的交点）。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均衡的前面加了一个关键性的要求，即动态，也即均衡要即时、高频、低损失的持续保持，难度再度提高，必须对经济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对生产组织进行深度而全面的调整才可能实现。这一方面对生产组织方式提出了要求，供给决策链条不能太长，市场具有自组织的良好响应，企业间的信息充分而对称。另一方面对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体系提出了要求：产品设计要具有开放性，便于形成DIY、订制化和模块化等生态；产品生产要具有协同性，在高效、充分的市场信息环境中，产品生产进一步压缩内部化，而更多地转向外部高效配置；产品销售要具有差异化定价、再制造生态和主动性搓合的能力，并要求在知识产权保护、现代产权体系完善、新一代信息系统、国家大数据体系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和形成关键结果。
第三是在两个“核心”建设和突破取得初步成果的条件下，形成我国2017年“三去一降一补”的行动重点。即：去产能方面，要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去库存方面，要坚持分类调控，因事因地施策，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提高三四线城市和特大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去杠杆方面，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要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等。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补短板方面，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要更有力、更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部分领域改革取得突破的决胜之年。我们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重大战略决策，在掌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原则和重要精神的前提下，深入调研，加强学习，提高本领，使制定的政策更加符合实际；抓住想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关键点，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创造性开展工作，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良性循环见成效。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坚定信心、知难而进，尽心尽力把经济工作做好，为迎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奠定繁荣发展的坚实基础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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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 - 李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