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国家大病救助政策三份区别

民政部:重病费用超出负担能力可申请大病救助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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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图片推荐  辛辛苦苦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跪求不要删帖,我叫华月,女,今年24岁,江苏省扬州市邗江泰安镇华丰村人。我原本是一名常熟理工学院即将毕业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今年刚考取村官,可不幸的事,在我体检时,我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类型M2。于是我的生活一下子跌入万丈深渊。三月份回到扬州,就治于扬州市苏北人民医院。在身边朋友亲戚的加油声中,我挨过了第一疗程的化疗。期间还接到村官的面试通知。在校期间我就积极参加各项志愿活动,我一直觉得,只要我有能力,就一定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始终相信“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的美好愿景。无奈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空有一颗报效国家回报社会的心,却没有了健康的身体作为支撑。第一阶段化疗过程中的各种痛苦真的是非经历过的人所能体会。一周后第二阶段化疗开始,除了病痛的折磨和化疗药物给身体造成的伤害之外,昂贵的费用也使得我和家人头痛万分。雪上加霜的是,第二阶段我感染了!真菌感染!喉咙疼的就像爆炸了一样,俩个星期不能吃不能喝,靠挂营养液维持生命。国产药止不住感染,家人收到了病危通知书,医生说试试进口药吧,费用更是滚雪球。现在两个疗程化疗下来,病变基因不但没改变,家里所有积蓄也已经所剩无几。目前转院至苏大附一院进行第三个疗程的化疗,接下来就是骨髓移植!骨髓移植,除了配型难找之外,预计最低费用50万左右,没有感染和排异的顺利情况下。这对于我家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家里真的已经无力承担昂贵的治疗费用。爷爷奶奶年纪都大了,在家务农,本身身体状况就不好。爸爸妈妈都是普通工人。家里亲戚七七八八凑的也都花光了。现在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希望通过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力量,帮帮我!给我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我相信社会上不乏爱心。我相信中华名族五千年的传统美的一直都在。我相信只要人人都愿意献出一点爱让这个世界变成美好人间!请大家帮帮我,伸出您的援助之手,留住一个九零后女孩的鲜活生命!   请大家帮我转发【腾讯we救助链接:http://ssl.gongyi.qq.com/m/weixin/ws_detail.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1#pid=EA6D5B787CB809E4B6D3870DAA7A0F76  目前转院至苏大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支付宝账号以供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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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申请的腾讯救助链接,请大家帮帮我http://ssl.gongyi.qq.com/m/weixin/ws_detail.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1#pid=EA6D5B787CB809E4B6D3870DAA7A0F76  
  这是住院号  
  靠那帮蛀虫还不如早早给自己买份商业大病保险。
  加我卫信hongkong9547,我有几份保险可赠送。
  像这种事应该有国家,政府,共产党。
  今天天气很热,烦躁,对前面治疗的路越来越迷茫
  浑身无力
  如果买有新农合或者城镇居民医保,出院结账时都可以报的吧?或者回当地社保报的。大病补助要第二年才得报
  睡不着觉
  又是一天过去了
  折磨人得心理
  现在医保交的越来越多,实报越来越少,普通老百姓要是有个病一定会搞到你穷家荡产,真的哭天天不理叫地地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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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救助审计研究
大病救助审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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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点:
大病救助审计研究- 1 -大 病 救 助 审 计 研 究——基于某某县大病医疗救助实施情况专项审计调查[摘要] 医疗救助制度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医疗救助,帮助贫困人群改善健康状况,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从而增强自我保障和生存的能力,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缓解社会贫困群体的医疗困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对大病医疗救助制度都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和研究,由慈善基金会、企业基金会、特种大病救助基金等。本课题研究基于 2011 年某县大病医疗救助实施情况专项审计调查项目,针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和情况,进一步研究救助资金筹集力度、救助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水平和医疗救助力度水平、建立健全完善城镇职工大病医疗救助制度。[关键词] 大病救助 实施情况 制度设计 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制度是当前党和国家非常关注并积极推进的一项工作,是我们国家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实施的又一项惠民政策,是解决困难群众重大疾病医疗费用,缓解因病致贫、返贫的有效途径,是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和完善。一、大病医疗救助实施的重大意义(一)大病医疗救助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群众就医问题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的是“以人为本” ,只有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才能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 2 -(二)大病医疗救助是社会公共需求品,是公众关注焦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百姓物质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从而对社会公共需求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看病难、看病贵是民众普遍反映的问题, 民众对大病医疗救助这一社会公共需求品的实施情况给予了高度关注,虽然现行城乡医疗保障和救助制度已经是广为覆盖,特别是新农合、城镇医保和民政困难救助等,使广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得到了基本保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困难家庭,面对罹患大病就医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要么重病不敢或无法就医或不能续治,要么高额费用将造成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这种现象较普遍存在,已成为公众关注焦点。(三)大病医疗救助是医药卫生改革的延伸。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缩小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收入群众之间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实际情况远要复杂得多,药价、检查费、医疗人员工资待遇、内部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仍然困扰改革的步伐,广大患者的负担依然比较沉重,大病医疗救助的实施对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起到积极作用。二、他山之石——看国外大病医疗救助实施情况建立大病救助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医疗保障比较健全,他们对大病救助的一些方法,也能给我们一定的启发。在法国,医疗保障体系专门对 30 种严重疾病包括慢性疾病“开绿灯” ,如艾滋病、帕金森氏综合征等。如果有人患了这 30 种疾病- 3 -中的一种,国家将全额支付他的医疗费。越是疑难杂症、重病大病,参保人员越能享受到近乎百分百的医疗报销。生活困难、接受社会救助的弱势群体甚至可获得免费医治待遇。比如说一个穷人患了癌症,需要做化疗等,他可以到一所公立医院,由国家免费为他进行救治。对工薪阶层来说,员工的医疗保险费占工资总额 19.6%左右,由企业和员工按比例分摊,通常情况下从员工工资总额扣除 6.8%,其余由企业承担缴纳。自由职业者根据收入情况按一定比例缴纳医疗保险费,而无收入人员则只需缴纳少额甚至免交保险费就可享受医疗保险。在墨西哥,无论是成立已久的社会保险局或者新近建立的大众医疗保险计划,都采取转诊制的方法来控制成本。也就是说,病人第一步必须到初级医院或特定的家庭医生处就诊,只有在病人病情较为严重和复杂,才会被建议进入中级或高级医院就诊,这样形成“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机制。对于发病几率较小的重大疾病,各个医保机构设立了专门的大病保险基金。大众医疗保险计划中的大病保险基金占医疗保险基金的 8%,应对参保家庭的突发性严重疾病。全国社会健康保障委员会主席安冬尼奥·费尔南德斯举例解释,如果一户参保家庭的孩子患上白血病,被转入一家中级医院治疗,医院自行设计治疗方案,而委员会每年付给这家中级医院27000 美元的保险费。如果孩子病情仍然十分严重,需要转入高级医院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委员会每年则需支付高级医院 60000 美元的医疗保险费。大病保险基金保证每个参保家庭在成员遭遇重病时,- 4 -都能够及时地接受良好的医疗服务,而不至于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而耽误了治疗。在美国,看病非常昂贵,住院一天的费用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但对于穷人来说,反而不用担心,因为他们可以向政府申请免费的医疗保险。即便没有免费保险,医院会先看病后再寄账单,交不起昂贵的医疗费,还可以和医院讨价还价或申请缓交。如果实在付不起,还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付 50 美元以上,付完为止。在英国,英国居民可在社区医院选择一名全科医生,由其负责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生病时一般先找全科医生就医。全科医生由国家发给全额工资,因而可以专心为居民诊疗。三、在我国,看病难问题仍然突出。在国内,医疗改革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大病救助形势也不乐观,尤其在农村,小病挨,大病拖,重病才往医院抬的情况普遍存在,因病致困返贫的现象非常突出。因病致贫已成为当前农村产生新的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家庭只要出现一个重病人,一到两年所有家底都会用光,甚至子女辍学,生计都难以维持,这样的例子不乏其数。仔细分析,主要难在三个方面:绝对性的难。这是由于医疗资源不足导致的,表现为缺医少药,难以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随着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目前这种看病难已基本上解决,但仍存在于一些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中西部偏远地区。- 5 -相对性的难。这是由于优质医疗资源相对不足导致的,主要发生在大城市的大医院里。一进大医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人太多、队太长、等太久。挂号、交费和拿药,一般要折腾大半天时间,专定号更是一号难求。这种难是目前看病难的主要表现形式。因“贵”而“难” 。这是由于医药费用负担重导致的。据统计,2010 年我国医院门诊人次均医药费用为 166 元,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 6193 元。一次住院费相当于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更超过了农民年人均收入。至于经常要看病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医药费负担不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还连累到整个家庭。这种难与前两难交织在一起,加大了看病难的程度。公众强烈要求尽快开展农村大病医疗救助,以体现党和政府的关心,解决当前这一难题。一些地区也非常重视大病救助问题,制定了一些可行性很强的制度,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在上海市青浦区,建立了“特种大病救助基金” ,农民个人只要出 10 元,如果患尿毒症、白血病和其他恶性肿瘤(包括肝移植) ,报销医疗费用超出 5 万元。在宁夏中卫市,采取财政预算、自治区补助、社会捐助的方式,建立了特重大病医疗救助基金,破解了资金筹集难题。目前在国内,慈善是大病救助“浅盲点” ,对于有爱心进行慈善捐款的个人和企业而言,绝大多数将捐款的对象锁定在救灾、助学、助困、助孤等,对于大病治疗的救助,在以往有现定性的捐款中所占比例极少,捐助热情相对较低,形成捐助“洼地”。但慈善救助仅仅是大病救助的“单行线”。大病救助只有在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多方联动的机制下,才能更有效地实施大病救助。调研发现:- 6 -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虽有效缓解了广大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状,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是年度医疗费用在 4 万元以上的病人,除合作医疗报销补助的费用外,年度人均自费还要承担 3 万~4 万元,给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构建完善的大病医疗救助体系至关重要。三、大病医疗救助实施过程中有待完善的几个问题2011 年 2 月笔者参与了某某县大病医疗救助实施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合本项目,对目前大病医疗救助情况进行如下分析: (一)某县大病医疗救助制度实施情况:某县大病医疗救助分为两大块,即城镇职工大病医疗救助和城乡大病医疗救助。城镇职工大病医疗救助对象为参加本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退休(职)人员。 大病医疗救助基金每年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 3%计提,在职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每人每月 5 元,退休(含退职)人员每人每月 3 元缴纳。 2009 年初某县城镇职工 医疗救助基金结余 93 万元, 2009年收入 162万元,支出 68 万元, 救助 35 人, 2010年收入159万元,支出 105万元, 救助 37 人, 2010底结余 241万元。 城乡大病医疗救助对象为某县城乡居民医疗费用负担困难且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对象。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预算安排和社会捐赠。2009 年初某县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结余 33 万元, 2009年收入 91 万元,支出123万元, 救助 174 人(其中救助低保对象 85 人,困难群众 66 人,低保边缘户、 五保对象、优抚对象等 23 人 ) , 2010年收入 215万元,支出 136万元, 救助 196 人(其中救助 低保对象 68 人,困难群众 85- 7 -人,低保边缘户、五保对象、优抚对象等 43 人 ) , 2010底结余 80 万元。(二)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1.城乡大病救助资金财政预算安排未达大病救助审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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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患病照片、就诊及收费资料,到县民政局、社保局、接诊医院及村委会等开证明材料并盖章,前后耗时半个月,直到求助者去世,这项救助行动仍未进入审核程序。通过民间慈善募捐的方式,与地方政府合作,通过招标方式委托商业保险公司,以“民间、商业、政府”三方的合作,大病医保探索了一种解决特定人群大病保障的模式。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李丽 刘怡仙一听到广播里播报有多少万大学生暑期返校的新闻,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顺化乡村民李荫平的心就顿时难受得喘不上气来,这样难熬的时刻已有两次。2014年高考刚结束,患有红斑狼疮疾病的女儿李霞(化名)自第一次住院治疗后,她再也没能跟在父亲身后走进家门。李荫平说,女儿的病实在是拖得太久了,不然不会出事,早在六年前女儿(当时13岁)的病就已确诊,但家里一直拿不出治病的钱。女儿去世半个月后,李荫平拿着她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烧在了一抔黄土前面。尽管下了砸锅卖铁也要为女儿治病的决心,但李荫平还是没能挽留住女儿的生命。李霞家庭的遭遇并非个例。一些乡村儿童患病后因多种原因造成治疗不及时,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小病拖成大病。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于2011年2月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关于建立全国儿童医疗保险制度的议案》,据该议案中引用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贫困地区儿童的死亡率高达54%,比大城市高出约9倍,因病死亡的农村儿童中,死前有一半没有得到过治疗,或仅在医院的门诊部治疗过。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由多位媒体人、明星及保险精算专家等联合发起的专为乡村儿童定制的“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以下简称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在北京成立并启动,探索和尝试“让少年儿童享有高质量医疗保障的可能性”。四年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为全国8个县超过92万人次的儿童提供了医疗保险,虽然相对中国3亿多(《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2)》)的儿童群体而言,只是杯水车薪,但其“政府+企业+基金会”的三方合作模式,为提升我国儿童大病医保水平提供了现实样本。让孩子有尊严地病有所医当一个贫困农村家庭的孩子和父亲同时患重病亟待治疗时,通常,家庭会选择先为父亲治病,因为只有父亲病情好转才能让孩子持续治疗,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父亲治病成功并能打工攒钱,而且孩子的病情不会恶化。这是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发起人邓飞在贵州黔西县看到的一种现象。2011年,黔西县正在试行“免费午餐”公益项目。从解决校园儿童营养问题行动之始,邓飞就想把“让孩子有尊严地病有所医”装进“增加乡村儿童福利”的公益“愿望包”里。当时,新医改已启动三年,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均对儿童大病保障进行了诸多努力,但儿童医保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中国公益研究院在2013年发布的《中国儿童大病医疗保障与社会救助分析》指出,就整体而言,重大疾病患儿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仍未得到全面解决。该分析报告认为,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高,基本医保对重大疾病实际报销比例有限;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许多大病患儿需异地治疗,而医疗保险的县级统筹方式与这种异地治疗的需求不相适应,异地就医不仅程序复杂而且报销比例低;政府医疗救助虽然对贫困群体进行了救助,但救助额度小,救助时间滞后。中国公益研究院于2013年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国儿童大病救助与慈善组织参与现状报告》也从侧面分析认为慈善组织进行儿童类救助项目难度之大,“大病救助专业性更强,对项目执行要求高,所需资金量大、见效慢,而其他的慈善项目投入小、见效快,因此儿童大病医疗救助项目并非慈善组织开展儿童类救助项目的首选。”2012年7月,邓飞、王振耀、李亚、赵普、张泉灵、李晨、马伊琍、姜贤正、王长田、余德耀等媒体、公益人士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并取得合法公募资格。该基金通过社会筹集善款,引入商业保险公司或其他低成本运营机构,在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为0-16周岁患病少年儿童提供再次补偿,以减轻家庭医疗费用的负担。此外,尝试针对一些少年儿童发病率高、花费巨大、治疗路径清晰、自费费用占比高的比如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恶性肿瘤等病种进行再次报销。从愿望到行动,用了1年时间,这个与其他慈善项目相比有一些难度的儿童救助项目才得以启动,并且施行全病种和异地治疗无差异赔付、最高达20万元的保险理赔报销。邓飞说,“一切都是源于我们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最终要让乡村的孩子能有尊严、有质量地病有所医,所以,我们连接了各方资源,也获得后来源源不断的支持。”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启动后第二个月,国家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在基本医疗保障基础上,对大病患者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通过政府招标选定承办大病保险的商业保险机构。“国家这一政策的出台,说明我们努力的方向没问题,以后和地方政府合作就应该更容易了。”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执行长刘萃说。生病的孩子不能等13岁的李霞患病治疗期间,每天两万多元的治疗费把父亲李荫平压弯了腰。无计可施的李荫平找到侄女李琴,希望她能找政府或公益机构帮忙筹集一些救命钱。2014年7月,李霞的堂姐李琴(化名)找到了该省一家公益组织。李琴告诉南方周末,拍李霞患病证明照片,收集相关就诊和收费资料,到当地县民政局、社保局、接诊医院及村委会等开具证明材料并盖章,前后耗时半个月,最后确定能申请的救助费还不到实际已支出医药费用的三分之一,差不多3万元人民币。直到李霞去世,这项救助行动仍未进入审核程序。“遗憾的是孩子不能等,疾病也不会等。一个孩子生病,不仅需要医药费,还需要家里一到两个劳动力陪护,照顾起居,家庭收入也会受到严重影响。”邓飞发起过很多公益项目,但他关注最多的是乡村儿童,因为“确实对乡村儿童的困境深有感触”。南方周末了解到,大病医保公益基金为患儿提供了更便捷的保险赔付模式,即完成与城镇居民社保、新农合结算系统对接的试点地区,医疗费用实时划分,大病医保费用实现由保险公司直接结算,家庭不用提前垫付;未完成系统对接的试点地区,公益项目协调将由患儿家庭提供的费用报销资料改由当地社保或新农合提供,同时简化其他身份材料的要求。此外,只要在承保年龄和条件范围内,已患病儿童均被纳入大病医保范围内。刘萃告诉南方周末,根据每个试点地区的特性,项目团队会根据实际发生的精算数据,实行动态管理,弹性调整,以确保项目价值得到稳定、可持续的发挥。四年来,由于不断研究调整细化赔付比例和模式,加设特殊病种报销基金,各试点地区民众的自付比例进一步降低,也就意味着乡村家庭对抗儿童大病的风险能力开始提升。上述《中国儿童大病救助与慈善组织参与现状报告》对2012年我国74家慈善组织开展的136个儿童大病救助项目分析指出,目前我国的慈善组织开展的项目大部分是事后救助,只有非常少量(占2%)的大病救助项目是采取事前救助的方式,而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是代表项目之一,即通过儿童患病前为其提供重大疾病公益保险的方式。截至2016年8月,大病医保公益基金累计筹集善款5466万余元,项目覆盖湖北鹤峰县、巴东县、湖南古丈县、云南漾濞县、浙江开化县、河北怀来县、四川汉源县等8个县,其中古丈县已经完成结项工作。四年来,该公益基金为923,038人次的0-16岁儿童免费提供医疗保障,有4865名儿童获得赔付,其中,赔付超过1万元的有332例。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杜创告诉南方周末,大病医保公益基金的意义在于模式创新,即通过民间慈善募捐的方式,与地方政府合作,通过招标方式委托商业保险公司,以“民间、商业、政府”三方的合作,探索了一种解决特定人群大病保障的模式。县委书记当志愿者2016年元旦,大病医保公益基金项目在湖北省巴东县试点启动。这也是该项目运行四年来,首个由地方政府与大病医保共同出资成立的试点项目。“巴东县启动试点,说明县政府认同大病医保的理念、项目模型及执行能力,且愿意出资与大病医保共同运营。”刘萃说,这与同处鄂西北的湖北鹤峰试点大病医保公益基金不无关系。鹤峰也是“免费午餐”项目的第一个试点项目地。自“免费午餐”落地后,该县的图书、建筑、衣物等公益方面得到各方力量支持,也形成了一定的公益项目生态圈效应。据邓飞回忆,时任鹤峰县县委书记杨安文在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成立第二天申请加入公益项目团队。面对“你能做什么”的调侃,杨安文当时回答:“我可以带着鹤峰县大病医保的资料四处演讲,以身示范,还可向其他县的县委书记推荐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嘛。”于是,这位县委书记就成为了大病医保公益基金第38位发起人,也是大病医保的志愿者。刘萃告诉南方周末,巴东县也正是在看到隔壁的鹤峰县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成效不错,才主动找到了大病医保公益团队,要求试点落地。四年来,大病医保项目集合了地方政府、保险公司、保险行业专家、爱心企业、媒体、明星、志愿者等多方力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不同专业领域的跨界合作,并探索建立了“试点退出机制”。刘萃说,退出在当地发挥作用不大或当地政府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制度落实得力的试点县,转而开展更能发挥作用的试点项目,让善款得以高效使用。“我们很幸运,移动互联网时代做公益,给了我们技术上的赋权和赋能。”邓飞说,“凤凰网、腾讯公益等帮助我们筹款;微博实现了项目信息的宽广传播,动员和组织起社会力量来出力出钱,迅速找到困难解决方案;微信实现异地网络的协作,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们也通过这些平台向公众定期反馈项目进展。”大病医保公益基金的挑战邓飞曾在自己的《柔软改变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今后,我和我的伙伴将整合多个儿童公益项目——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大病医保和暖流计划,组建一个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并建立一个公益网络社区,召集和组织更多儿童组织形成联盟,更有力地引导城市良善资源回流乡村学校……”如今,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已经组建,并致力于乡村儿童福利的增加。大病医保精算报告主要拟写人何剑钢,也是该公益项目的一名志愿者,虽是专家,但对于这项新生的公益项目也算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最初的人均保费开始,他们找参考方案,反复测算,实地考察,最后给出一份商业保险公司招标评分表。这种热情同样延续到法务、医疗、金融、财务等有其他专业的志愿者,他们以实际行动,让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建立起了商业保险与基本医保的对接。但精算师们依然面对着十分常见且并不容易解决的难题:数据质量不够。要么性别一栏空,要么年龄一栏空,这些数据都只能反馈给当地经办人员再去一一核实。何剑钢表示,儿童大病医保是在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医保之上的再次报销,其数据也都来源于前面两者,虽然质量都在不断提高,但是存有问题的数据依然在5%左右。问题数据最终都会交由保险公司处理,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益基金对所得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的尝试。“如何构建医疗服务供给和支付方的合作体系,以提高效率,促进公平,已不单单是大病保险的问题,涉及医疗卫生制度的方方面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5年的《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运行经济学分析》指出,目前,我国大病医保让商业保险公司来经办,并秉承“保本微利”原则,在实践中往往造成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经办管理的脱节。医保部门负责基本医保,保险公司管理大病,前者是国有事业单位,不自负盈亏,没有积极性主动控费,后者无法通过管控基本医保来最大程度地优化大病保险支出,若加之无承担超支风险,便成为了基金的过手人。该分析建议,要让保险方在引导医疗资源配置、控制费用、促进公平方面发挥作用,应践行“社会医保社会办”的原则,或者推行基本医保经办机构改革,使其成为自负盈亏的民营非营利机构,或者让商业保险机构同时经办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最终,让具体经办机构与医疗服务供给方谈判来确定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引导医疗资源有效配置,才是医保科学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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