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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纪实——上海的城市改造（全五篇）（20楼更新最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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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好奇心日报（微信号：qdailycom）
上海的城市改造（一） | 复兴中路那堵墙砌起来之后，一家书店消失了
上海的城市改造（二） | 老菜场没了
上海的城市改造（三） | 他们都在说“不可抗力”
上海的城市改造（四） | 外地人
上海的城市改造（五） | 死街
我们关注了上海近期恢复历史风貌的城市改造动作。这个系列将分为五篇文章，尽可能纪录这件事中的经历者。
楼主注：上海大力推进法租界恢复历史文化原貌的同时，通过这五篇小文章可以看到政府真正开始动手做实事的时候，对每个微观的人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如何平衡美好愿景和现实需求，如何平衡统一美观和原始多样，如何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充分准备补偿性措施，如何让这些废柴公务员在做事情的时候更有常识更有sense更人性化，是政府转型重大课题。
真心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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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中路那堵墙砌起来之后，一家书店消失了 | 上海的城市改造（一）
马宁忆 孙今泾 好奇心日报
上海正在和它引以为豪的市民社会渐行渐远。
王务荆在门外看到了一堵墙。早上 10 点，它突如其来，继而缓慢地垒高，直到挡住玻璃门上贴着的那张贝多芬海报。当红砖完全盖过了这位音乐家举过头顶的指挥棒时，贝多芬不见了。
74 岁的王务荆和丈夫汤元龙开有一家以丈夫名字命名的音乐书店，在上海市中心的复兴中路上，往东走 200 米左拐就能看到汾阳路上的上海音乐学院。断断续续地，她在这一片待了 20 多年。“晚年规划里旅游是一种，开书店也是一种。”于是，他们陆续雇上了 6 个员工，其中一个还曾跟着汤元龙学琴，音乐学院的学生会喊她小贺老师。
被拆之前的元龙音乐书店 图片来自：网络
6 月 30 日发生的事不在王务荆的晚年规划中，她的生活被打乱了。一群穿着公安、城管制服的和一些手拿锤头、钻头的泥瓦匠光顾了这家小店。几天前，王务荆收到过一份盖有 5 个红色公章的整治通知，她没有多想，“我想我们的手续是全的，开了 24 年的书店，能有什么问题？”
后来他们看到的是，泥瓦匠们忙活了起来，元龙音乐书店的招牌被敲落、进门台阶被砸掉，玻璃门外的砖墙越垒越高，直到外墙恢复成了 1992 年尚未开店时的模样。路过的人举起了手机，王务荆担心路人误会。“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犯了什么事”，她让一名店员站在砌墙工人身旁，告诉那些一脸茫然的人：书店还在营业，买书可以走后门。
现在的书店进口
这堵墙属于上海市政府在 2005 年 10 月批准的一项市政规划——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部分路段被要求在 2016 年上半年结束整治。这个总面积在 7.75 平方千米的区域几乎囊括了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形成的“法租界区”。
如今，就像一种自发的历史重建，这里成了外国人在上海的常住地之一。而这份政府的规划文件并没有解释，这是否就是规划中要恢复的“历史文化风貌”，也没人真正了解这件事。
“我问他们是恢复到哪一年的历史风貌，他们没答上来。”王务荆当场质问了前来通知的人。她就像个毋庸置疑的主人——她也确实就是，“我 1960 年考进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知道这个地方原先除了第 8 琴房就是坟地。”
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王务荆被分配到了上海合唱团。汤元龙原本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钢琴教师，但在他 52 岁那年，几个偷懒而受了他呵斥的学生向学校告了状，他因此被停了一个学期的课，一气之下决定不干了。
之后，汤元龙把从音乐学院分配到的教师福利房拿来开书店，还请学校往徐汇区城市规划局打了一份“破墙开店”的报告——这在 1990 年代是政府提倡的行为，政府正鼓励单位和机构里的员工成为能制造额外营收的商人“以商养学”——拿到了复兴中路 1348 弄这个门牌。
汤云龙看起来在这座城市获得了一个独立的位置，任由他发挥。但起初这被认为不是一门容易的生意。“当时高等教育局的一个主任跟我说，一般老师下海都要亏。要么做奸商，要么输。”好在这家在住房基础上扩建的门店不用支付额外的租金，即使按照王务荆的说法书的毛利不到 20%，它还是活了下来，而且活得不错。
等到汤云龙把进货的车从三轮人力车换成了汽车，他们也终于明白“书的品相应该如何，市场规律是怎么样的，书店里面应该是怎样的空间，书籍的知识结构是怎样的”。“这不是谁坐在房间里想想就可以得出来的。”王务荆说。
2012 年，这家开满 20 年的小书店成了一家库存上万册的“小、精（品）、特（色）书店”。这是一次全国性的评奖，王务荆用获奖的奖金开了两家淘宝店，并不打算让元龙音乐书店看起来像家经典却保守的老店。
六月，每天经过店门口的人不算太多，他们一瞥见贝多芬的海报就知道了这是不是他们要找的地儿。但这天上午，人们再见到贝多芬时，他的指挥棒看起来似乎有点儿魔力。泥瓦匠们不慌不忙地花了三小时把墙垒好，并抹上水泥，还做了些装饰，就像一场训练有素的交响乐演出。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还差一层墙漆，和墙上的 1980 年代风格的浮雕。
现在，玻璃门边的那幅贝多芬海报，旁边就是垒起的红砖。
另一幅被挂在了室内拐角处
书店内狭小的空间，左侧工作台专门用来包装网络订单。
而王务荆本来打算把这里开成一间像奥地利萨尔斯堡市区百年书店的模样，2008 年，她曾经去过那里。“上海也需要一家这样的书店。”后来她在不同的场合都喜欢重复这句话。直到接到整治通知后的第 7 天，王务荆也没意识到，她的计划很可能会被打断。他们只是颇为谨慎地跑去规划局，发现当年规划局的批文上盖有一个临时的章，不过，在过后的 24 年里，他们并没有收到过任何提醒将“临时”更改为“正式”的通知。
那天早上，和元龙音乐书店一起被拆的还有复兴中路的其他 3 家店，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动静。一家叫“花好栈”的居酒屋在接到“没有营业执照必须停业，限期只有 10 天”的通知后，开始了酒水饮料买一送一的大酬宾，末世狂欢般地挨到了 17 号，提前结业。
拐角处的汾阳路也在一夜之间变了。分别在 1997 年、 2004 年开业的宝莱纳餐厅、贝可利面包房和铁板烧餐厅仙炙轩在这天同时停业。暗色围布罩住了整栋建筑外墙，大众点评的商户页面随即消失。三家餐厅匆忙地在门上贴出了公告，但并没有提及停业的原因和迁址的信息。如果你去隔壁楼向保安打听原委，他通常会说，“这里原本是政府部门的房子，现在不再租了。不好意思啊。”
“拆什么也不应该拆书店。”王务荆现在这样说，“开一个书店不容易，倒闭一个书店很方便。”以后，路过的人不会想到，这面墙的背后有着一扇玻璃门，一张贝多芬海报、一沓上海交响院团的演出信息和上万册的音乐类专门书籍。
除非他们看到那块在水泥墙下的木牌，写着“书店”和向左的箭头，顺着往前走 30 米，右拐进小区，找到不远处花坛里的又一块木牌，再走到底见到坐在阳伞下的店员，他会指着一扇小门告诉你，“书店就是这里进去，走到头右拐再左拐。”
新抹好的水泥墙上被禁止张贴明显的指示牌。
不只是书店，更多人的生活都被一纸规划改变了。在今天推送的第二篇中，你会读到围绕着一个菜场发生的故事。
本文摄影：马宁忆
附：“更上海”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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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 编辑
老菜场没了 | 上海的城市改造（二）
马宁忆 曾梦龙等 好奇心日报
最近的大多数时间，李国凯都跟妻子坐在十来平米的屋里，无所事事。唯一不变的是，这两个 50 多岁的中年人生物钟还是和 6 月 10 日之前一样：每天凌晨 2 点起床，晚上 8 点睡下。
这是卖菜人的生物钟，曾经帮助李国凯一大早开着安徽牌照的哈飞轿车直奔上海东南端南汇的农贸市场，批发、运送、筛选洗涤、吆喝、卖菜，直至收摊都不犯困。
从接到拆迁通知，到看着铺子被砸掉，李国凯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铺子没有营业执照，它是李国凯在房东原本的一块花园空地上垒起的，“典型的违章建筑”。但辗转在上海各地，卖了 20 年菜的李国凯还是有点懵：“我们考虑到政策在那儿，就没给来拆迁的人带来麻烦，提前关门了。但还是太突然了，照道理应该是提前 1、2 个月的，也好让我们准备准备。”
1993 年，在安徽宣城县城承包了一间茶厂的李国凯到了上海。“茶叶太多卖不掉，必须要去城里卖。”家里几乎没有人觉得这是个明智的选择，他们管这叫“去外面去游荡，不务正业”。
李国凯不这么想，他认为事情的真相很可能与之相反：“乡下人没出过门，不懂啊。我想只要能吃苦，上海的钱总是要好赚一点。”
茶叶生意并不需要吃太多苦，它恰逢其时地在那几年替代烟酒成了送礼的首选。但还没做够 3 年，李国凯第一次遇到了城里的风险，茶叶行情大跌。李国凯是那时候转头开始卖菜的，他打算找一门“旱涝保收很有保障”的稳妥生意，“赚点辛苦钱”。
李国凯现在意识到，这门生意的辛苦之处除了起早贪黑，还需要不停搬家。从长宁区老火车站、合肥路、华兴路到延平路，李国凯一路落脚，但随着这些地方的马路菜场相继拆迁，他也只得一路被迫搬离。最后一次，他找到了延庆路 18 弄 1 号，“当时这一带没有卖蔬菜的”，待满了 10 年。
李国凯 50 多岁的妻子说自己学会了说几个蔬菜的英文单词，因为这两年，他们发现上延庆路买菜的外国人多了起来，得找一套自己的、和大菜场里不同的生意经。 2013 年，上海市曾宣布要用 5-7 年时间规划建设 1500 个标准化菜市场的规划。如今的延庆路东湖路口就有一家，但李国凯没有挤进去。他也因此没有拿到标准化菜场的集体营业执照。
现在，位于延庆路东湖路交叉口的标准化菜场。李国凯原本的菜店就在他们不远处。
[img=600,450]
菜场门口的公告牌。
在标准化菜场还没有大规模出现的 1990 年代，延庆路不到 500 米的地方有过覆盖了 3 条街的襄阳南路-永康路-嘉善路沿路菜场，因为菜农们通常把菜摆在马路周边售卖，也会被本地人称为“马路菜场”。在几条马路外开了元龙书店的王务荆 1990 年代搬回复兴中路后，也常去那里买菜。
在嘉善路生活了 60 多年的上海食品厂退休职工王师傅发现，说了几年的嘉善路市政规划扩建并没有真正实行，唯一例外的是菜场。他们把菜场拆了。
“这里老早是贫民窟，我们这些没钱的人很需要这种菜场的。”他正提着从嘉善路上仅存的 2 家菜店里买来的一根茄子和一把葱，指着巷口的超市说：“国家整顿是好事，但我们居民生活太不方便了。超市里的东西乱七八糟，价格贵，蔬菜也不是以素菜为主。”
嘉善路仅存的 2 家菜店之一
张师傅几乎每天中午都会坐到嘉善路边解决午饭，他过去在嘉善路的马路菜场里有一个摊位。“半失业”之后，他一直在这附近摆流动摊位，踏上一辆助动车，往后座上栓上 2 个笼子，走街串巷售卖活禽。尽管在 2011 年花了 100 多万在上海浦西的郊区买了房，每月也能赚上七八千元，张师傅还是跟妻子住在嘉善路的一间每月 2000 元的出租房里。这里的户型属于上海早期的筒子楼，几户共用厨房，厕所在房间里，但他熟悉这里。
下午 2 点多了，他回到嘉善路，坐在一张木头小凳上吃 2 两毛豆喝瓶啤酒，待会儿他或者午睡一会儿或者和邻居打个牌。
嘉善路背后的住宅区，这里聚集了很多十几年前来沪打工的外地人，慢慢形成了一个聚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跟起初的嘉善路-永康路-襄阳南路菜场关系密切。
离张师傅不到 20 米的一间不到 10 平米的店铺，王永生夫妇在这里做了 10 年家电维修生意，也在悬空搭出的阁楼里睡觉。因为苏沪方言相近，生在盐城的王永生妻子总能在招徕生意的时候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这帮助他们积累了不少熟客，王永生说，即便是最缺不得的冰箱，一些顾客也宁愿等他忙完，腾出空档再来修。但最近，他几乎天天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10 点，真的忙不过来。
“赚钱总是辛苦的，不然别人为什么要给你钱？”妻子现在担心的是，夏天装空调的活又累又危险，她告诉上了年纪的王永生，“每年上海都会因为高空作业，中暑摔死十几个人”。
嘉善路永康路这一段 300 多米的马路，两边排列着十来家小店，有做家电维修、白事，卖面粉制品的、蔬菜、五金耗材的，“都是从外地来上海做生意的，有时候要帮忙的话都客气一点。”他说。就像那天，几辆小货车停在嘉善路边，交警来准备抄罚单，海鲜店的老板娘大喊一声“永芳”，对街邻居闻声赶快跑出来把车开走了。
嘉善路永康路路口的海鲜摊，忙活了一天的老板们也会在傍晚出来坐坐，乘乘凉。
俞鼎是老房子物业开发公司“溪瑞诗”的一位负责人，在距离嘉善路不远的五原路，他坐在空调房里谈起了自己对城市的认识。过去 4 年，他一直从事“法租界”地块的房产相关工作，把房子整修之后租给外国人。
“任何一个发达的城市都应该是这样，聚集在城市中心的都是拼命努力的人。”俞鼎说，这些市中心拼命的人应该是些年轻人。
这座城市可能正被规划着朝着这个看起来无比正确的方向发展，但事实上，它自然聚集起来的社群显然不如俞鼎设想的那么整齐划一，且一味“发达”。“这个地方（整个法租界）除了外国人就是外地人，要么就是上海老年人。”山东人刘立军说。他听说，这座城市预计 3 年之内赶走 500 万外地人——至于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说法，他没有查证。这个城市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几乎很少有人会真正追求它们的来源。
刘立军在延庆路经营一家不足 20 平米的饺子店。这条不到 200 米的小路“前几年很热闹的，到今年就冷清了”，一下关了 5 家店。就连当年和他一起从沂蒙地区出来打工的 100 多个老乡也走了，刘立军说，自己是唯一现在还留在上海的。
截图于更新于 2015 年 9 月的百度街景，那时，各家水果摊可以使用颜色各异的遮阳帐篷。
现在，它们被要求使用街道免费提供的统一遮阳帐篷。
“无论你从事的是什么行业，留下来的那个人就是精英。其他的人不是吃不了苦就是目光短浅。你把眼光放长远了，无论干什么，以后肯定会好。”他现在总结说。刘立军的饺子店拥有营业执照，因此没有在延庆路整治中受到太大影响。
他看起来也确实对生活有过长远的考虑。2002 年之前，刘立军在新疆、河南、广东转悠了一圈，最后落脚的是佛山一间大型服装厂。当他谈起流水线车间的生活时，就会说：“没意思，这些看起来都没意思。说白了，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到了上海，他先在上海南面的闵行区卖了 1 年多水果，发现个体生意根本不像他想的那样容易，这才找了市中心永嘉路的“哈尔滨刘记”里，跟着饺子店的师傅学手艺。再转到延庆路的山东饺子店当了 4 年伙计，2010 年，饺子店当时的老板把这家店转给了刘立军。关于他的故事，我们会在之后给出更详细的报道。
眼下看起来，这些“拼命努力”的生意人都没有搬离这座城市的打算。一个落脚处没了，他们就开始寻找下一个可以生存的地方。在上海，每个人都有一套活下去的办法。
今天的头条城市改造报道说的是一堵墙封住了音乐书店，下一篇我们会报道这个元龙音乐书店的邻居，中式居酒屋“花好栈”遇到的事。
（文中张师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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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在说“不可抗力” | 上海的城市改造（三）
朱凯麟 马宁忆等 好奇心日报
尽管手上握着一份 23 年来都行之有效的“临时”协议，但在王务荆瞥见门口那堵墙时，这个可以折算成 8000 多天和 20 多万个小时的年数瞬间失效。他们只花了三个小时，就把复兴中路上这家元龙音乐书店的正门封上了。从得到整治的通知算起的话，刚过去了七天。
王务荆和她的丈夫汤元龙认为在这种“迅速”中有些不合理的地方，随即他们听到了一些说法——听说给市长写信在这个当口并没有什么用——听说“有五人以上集结反对，就要被抓起来”——还听说，“中央有一份文件可以保护二十年以上的老店不受影响”，但没人知道哪里找到这份文件。
也许可以像曾经的一次盗版风波那样靠疏通关系安然度过？可就在十一天后，徐汇区区长鲍炳章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表明了态度：整治这件事，“不开口子”，没有通融，且必须迅速。
一位少有的坚决的官员，看起来不是闹着玩儿的。“实在撑不下去就关了。你说我还有什么好使劲的，怎么使得动。 ”汤元龙说。
对规划者来说，这事儿并不是突如其来。 2015 年夏天，整治街道所属的徐汇区政府就开始启动一个叫“徐汇衡复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三年行动”的计划，在这份计划里，政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和他们遵循的标准。比方说修缮花园洋房、还原小马路的风貌、乃至开放名人故居给游客，而计划的第一步会首先处理违法的用地、建筑、经营、排污和居住。这份报告总结为“五违整治”。
“这就像中医做针灸，不需要大动干戈，扎对几个穴位，整个区域就活泛起来了。”徐汇区规土局副局长朱婷在一年前这么打比方。
规划者的想法听起来带着一点不可验证的魔力。事实上，扎穴位和动干戈的区别没有听上去那么大，特别是当它落实到个人，并且突然被加速提上了日程。5月 5 日，在一场被称为“工作推进会”的会议上，规划者宣布要在六月末验收成果。根据官方的数据，到上周为止，被要求整治的 8 条路上共有 260家店被关闭。
突如其来的整治让音乐书店 10 米开外的一家餐厅“花好栈”也有点儿懵。这家模仿日式居酒屋风格的中餐厅供应潮汕风味的菜式。
花好栈贴出的告示。图片来源：@不拍照对不起人生
6 月 18 日这天阵雨，上海刚入梅，花好栈的“潮州炸果肉”这些招牌菜式很多都没了。老板郑志锐决定过了今天，就把花好栈关掉。因为事出突然，宣布关店的告示只张贴了十天，上面还写着“即日起至下周五（17 日），所有酒精饮料买一送一。”
十天里，这个老道的生意人先和供应商作了交代，又找了仓库把一家一当都运了过去，以备开新店之用，但“十天，你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新的店”，他只能同样飞快地辞退了 6 个员工。
和元龙音乐书店一样，花好栈属于违法用地、违法经营。六月初，餐厅老板郑志锐也收到了“红头文件”，要求他“配合整治工作，停止违法经营活动。”
郑志锐收到的红头文件
按理说，这件事不会落在郑志锐的头上。这个出生在广东中山的澳门人 2001 年来到内地，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的一栋老洋房。带着一些资本和头脑，郑志锐在上海和北京经营过包括 JZ Club 酒吧 、文化咖啡馆各类生意，熟知商业规则，还颇为谨慎。
两年前，他把这间中式居酒屋开到了复兴中路 1350 弄门口，这里“文化音乐气息比较浓、没那么闹”，“隔壁音乐厅有表演的时候生意很好，每天能招待六七十个人”。门前种有法式梧桐，月租两万八。郑志锐挺满意，和二房东签订了五年租约。
这里的地块和元龙音乐书店一样，不是商住房，也没办理过“住改非”，故而申请不到营业执照。郑志锐自己想了一些额外的办法，都不奏效，如今他说：“差不多十年吧，所有法租界开的店都拿不到营业执照。因为拆迁赔偿的问题。”在法租界从事老房开发的俞鼎也是这个说法：商用执照在法租界是不多的。有几家做得不错的店都被封掉了。
和那几家开业刚满一个月就被勒令关闭的门店相比，“花好栈”没那么不幸。但经过一年半的经营，今年 6 月初这家十来平米的小餐厅才刚做到“不亏本”，而居酒屋的生意主要靠夏天——严格点讲，是梅雨季过后人气渐旺，如果店没关，现在正是赚钱的时候。
郑志锐现在似乎有点丧气，主要原因是他对这座城市里一些“规矩”的信心开始动摇，比方说：“按照常理，它首先动的该是永康路这种比较吵闹的，要不然就是比较肮脏的”、“实在不行半年或者一年再让你关店，有一个缓冲期”、“做生意难，但付出能得到保障”、“给你一个空间，给你一些规范，让你自己去争取……”
连一些看起来有条不紊的流程背后可能都暗藏玄机。5 月，徐汇区公安消防支队（它是这项整治计划的五个执法部门之一）曾来到花好栈检查，消防员们说这里没有问题。6 月 7 日，郑志锐还去了一趟湖南路街道，登记铺面信息，“我记得他们当时的回答是，他们也没有一个方案要怎么处理这个事，只不过领导需要他们去走走流程。”
“这个是不可抗力。”最后他总结说。
花好栈营业的最后一周。图片来源：@不拍照对不起人生
不可抗力。这个词最近在衡山路－复兴中路风貌保护区里频繁出现。
“太突然了。”规划留给李国凯的时间更短，提前一个礼拜通知，6 月 10 日延庆路 18 弄的他的菜店就被拆了。他马上接受了这一点，“考虑到政策在这里，就没给他们制造麻烦，提前关门了。”毕竟这不是头一回了，他在上海的三条马路上卖过菜，结果是，这三条路上都已经不见了马路菜场。
“他们没有提前通知，这是最主要的。你这边知情不告诉我们。”陕西南路上一家潮流鞋店 WZK 的店长 Mike 说，“你早告诉我们我们就早做准备了，可能损失就更小一点。”
陕西南路“小店街”正集体搬离，他们中的 52 间一齐在 3 月 1 日 接到了通知，要求 3 月 15 日之前搬走。
小店街的主人们在 4 月发起了一次联名抗议。牵头的是一家粤菜馆“维园悦谱”。维园悦谱的租约正好在今年 5 月到期，但由于二房东最初承诺可以续约，他们于是花了重金重新装修，打算在这里继续经营。这些经营者回忆，他们曾经都挺有“斗志”，“宁可花这些时间跟你搞得头破血流”。
抵抗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成功。这个因为共同利益而聚集的“商业联盟”很快就被挤破了。7 月 5 日，“小店街”仅存的店铺已不超过 5 家，其中包括一间爵士酒吧 Lavida Club 。
“永远不要低估它的方法。他们是一块砖，我们是乌合。”酒吧的老板 Rogar 指着当晚不到原来四分之一的顾客说：“十个人总是抵不过一个人的。”
维园悦谱新店搬迁至宝庆路 10 号
陕西南路上的这些经营者们有的有执照，有的没有，但他们背后都有一个二房东，也同时面对一道快速搬走的命令。
郑志锐担心在交房的时候和二房东“吵起来”。在这片满是“花园洋房”、“风貌小路”和“名人故居”的区块，因为外国人聚居，二房东是个挺重要的存在。老房子公司溪瑞诗的负责人俞鼎和法租界的房产中介周鹏都认为，二房东可以改变老房子糟糕的环境，“把房子做出品质来”，不是个绝对的“贬义词”。
这些做出的“品质”需要郑志锐为此支付一笔数额不小的租金。郑志锐和二房东的租期签了五年。根据郑志锐的说法，这些二房东会把实际的租金翻一番再租给实际经营和居住的租户，他们才是真正的获利者。
但现在，这些坐收丰利的人也不知所措。
三个月前，二房东和酒吧老板 Rogar 一起坐下来商谈这件事，他们摆出了一副弱势的模样：“我只能给你这点钱了，政策那边你也讨不来说法。” 而事实上，他拥有一整条“小店街”，北起复兴中路，南至永嘉路，大约六十间铺头。这一片的店铺地块都由上海理工大学管理使用。2005 年时，学校通过招标统一承租给了“上海金数码电器有限公司”。
对郑志锐的二房东来说，他们本来清楚地计算出了出租 10 年的收益，但碰上了整治计划后，用郑志锐的话则是“剩下的钱没到他（二房东）口袋。”
听得出来，这个 60 出头的生意人心情有点儿复杂。“政府要改变你的用途。房东就按照这个（免责条款），他不可抗力，我也不可抗力。”郑志锐说。
复兴中路 1350 弄口，花好栈原址
截图于百度地图，2015 年 12 月复兴中路街景
如今还在嘉善路修空调的王永生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说，他曾在永康路被二房东赶走，原因是招商办出面让房东把房子收了回去，转而租给了外国人。
——在那一次 2010 年政府出面的整治中，永康路的污糟糟的马路菜市场被清理掉，本想换一批“文创业态”，结果来了一群老外，彻底变成了徐汇区长鲍炳章言之凿凿，必须在今年下半年取缔的酒吧一条街。
上一篇我们提到了延庆路上的饺子店老板刘立军，下一篇的故事还是和他，以及一群被称为“盲流”的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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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 | 上海的城市改造（四）
曾梦龙 马宁忆等 好奇心日报
五十年前上海市中心的这条延庆路，全是泥水。那时人们去延庆路的一家饺子店都得趟着水，站着吃完就走。
延庆路早年的面貌，刘立军是从饺子馆老板那里听说的。 2002 年，他刚来上海时，这里已经被重新规划，但餐馆还不多，“半天才能看到一个人，清静”。刘立军觉得档次高。
刘立军在上海辗转了几处，最南面去到了闵行区。 2010 年，在延庆路饺子店打了 5 年工的刘立军从老板那里接手了这家店。
刘立军生意做得不错，他盘活了这家店，相继开起的小餐馆盘活了这条街，刘立军的山东沂蒙老家陆陆续续有 100 多个人来上海投奔他。他们学着刘立军的门道在上海的各条马路上都开起了饺子店。
刘立军想过把这条街变成“山东一条街”，街上的店铺全都是“家里人”经营，他们做不同的生意，就像海外的唐人街。“外地人来了以后，有回家的感觉。”刘立军说，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空想。
缺钱、心不齐、二房东和政府都不太可能让这件事办成。况且当初和他一起从沂蒙地区出来打工的 100 多个老乡，只有没几个还留在上海。
饺子店的人员流动很大，两年前曾经有一个德国顾客拿着 2010 年饺子店的视频给刘立军看，刘立军发现人都换了一批。他听说，“上海预计三年之内要赶走外地人五百万”。
“留下来的那个人就是精英。”刘立军说。
2015 年 12 月的延庆路，饺子店在上海源雨食品店旁。 来自：百度地图
2016 年 7 月的延庆路，左边就是刘立军的山东饺子店，右边曾经是巴比馒头店，现在拆完后换成了宫廷啤酒烤鸭。中间的上海源雨食品店已被拆除。
一份政府报告的说法和刘立军的判断有相符之处。 2016 年 4 月 15 日，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就明确提出工作目标为“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 2500 万以内”。行政干预下的规模控制已经初现成效，制造业正在搬离上海， 2015 年上海外来人口 15 年来首次下降。
这份《意见》书同时指出，“人口结构更加合理，人口素质进一步提升，人口布局进一步优化”。
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人口政策和这些街道的整治有关，但这些忧心忡忡的“外地人”都听说了一些传闻，这会儿，他们刚刚被勒令搬走，不费力气就在两者之间找到了对应。
延庆路口摆摊修电瓶车的李师傅猜测，他边上另一家修汽车的也被赶走了，但他分明是有营业执照的，一定是出于什么其他原因。
延庆路东南面嘉善路上的家电维修老板王永生则准确地复述出了政府报告中的数字，“我听说这个政策要把上海人口控制在 2500 万人口，要让你们自己走。”
2015 年 12 月的延庆路东湖路路口，来自：百度地图
2016 年 7 月的延庆路东湖路路口，这里将成为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综合信息服务中心
他们会走去哪儿？
同在延庆路的菜农李国凯二十年前自己搭建的铺面飞快地被拆除了，但还是决定留在上海，不回安徽宣城老家。“年龄老也不算老，年轻也不算年轻。这么多年都在外面，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在家里也是玩。在这里想想办法，能搞到门面，还能继续干，干几天。”李国凯说。
在经历了三次菜场改造和搬迁后，李国凯终于掌握了一些门道。最近几天，他和妻子一直关注拆迁的动向。“哪里拆了，拆过后我们再去看看有没有门面。因为再找，它就不会拆了。”李国凯说，“它不稳定我们就不敢动。”
李师傅 5 月被拆迁清退后，还没想好出路，但他也不打算回安徽合肥去了。过去他在家里种地，收入不够开销。 1999 年来到上海后，他修了一阵子自行车，后来自己琢磨着学会了修电动车。以后，他的工作可能还是和这些二轮车有关——开着车去送外卖或送快递。这是时下最热门的行业之一。
2015 年 12 月的延庆路，来自：百度地图
如今的延庆路菜场，外围摊贩已经被取消了。
延庆路东南边的嘉善路虽然不在此次“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规划范围内，目前还不会面临拆迁的问题，但对于这条街上的家电维修老板王永生来说，他可能也得提前考虑出路。“拆迁的风声一直传两到三年了，最近更紧一点。”
临近上海的二三线城市可能在王永生的计划里。“哪里都可以赚钱。”他解释说，随即又有点儿不甘，补充道，“但上海地方富、钱多、好挣，习惯了”。因此还是决定直到“山穷水尽倒贴房租了”，“没办法再走”。
在空调使用频繁的高温季节，王永生爬上窗台，从早上 8 点干活到晚上，一个月能赚一万五。如果实在没有门面的活，他可能会去远一点的地方，转行做某个空调品牌的代理商。
“总不能一直待在老家吧”，王永生的妻子在一旁说，“目前还不至于把我们赶回江苏吧，其实都是做生意，这里不做那里做咯。而且我们做的是空调生意，总会有人在用的。”
16 年前，王永生和妻子一起搬到了上海嘉善路建国西路。来上海之前，王永生在江苏启东老家开过皮鞋店，自己做鞋。妻子则在 1995 年去了深圳，在工厂做了 5 年的服装工人。
“那个时候不觉得上海是个大城市，还是深圳更大一点。来这里就是方言没什么问题。在深圳的老乡完全不能跟上海的数量相比，那时候只要是江苏我们就算老乡了”，王永生的妻子说。
在上海，王永生的老乡有 100 多人，有问题会“互相介绍、咨询和指点”，但也仅止于此。在王永生的妻子看来，自己在上海的处境并不如其他同乡，他们“大多都是小老板，自己不干活，而自己是打工的”。
靠打工过活的王永生有时需要去 40 公里开外的青浦装空调， 40 公里的车程不是件叫人愉快的事，但同时也值得高兴：这说明嘉善路上的这家十平米小铺头已经把生意扩展到了整个上海市。王永生的妻子大多待在店里，最多在附近晃晃。她时常犯愁的是在这座城市“房租、家用开销很多”。
但她想了想同乡和邻里的处境，确认了一件事：“做得年数长的，一般也没听说谁要回老家的。”
2016 年 7 月的嘉善路
即使不采取行政干预，因为人口结构在过去十多年里的彻底改变，大城市的劳动力也不那么富余了。年轻的劳动力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大批地涌入这座城市，即便是在这里待了十多二十年，这些务工者也大多没有足够的余力来支持“二代”的开销，并确保他们摆脱外地人尴尬的身份。
五十多岁的李国凯是少有的例外，他有两个女儿，在老家上完高中和大专后，正在上海做房地产中介。“亲戚我们这辈的有五六个，他们下一辈都在上海。”
王永生的妻子在这件事上尤为丧气，她瞅着七八岁、穿着颇为入时的侄子说：“穿的跟本地人一样了，外地人永远是外地人。”她在江苏老家念中专的儿子可能会决定他们家是否会继续留在上海。每到暑假，这个刚刚初中毕业的小伙子会回到上海的门店里帮忙，早些年，他在上海念了几年书。
还算得上“精英”的饺子店老板刘立军即便逢人就说，他在延庆路的饺子店在大众点评的饺子店分类中排名第一，但他还是没办法让在老家读初中的孩子在上海生活。他站在马路边上说：“家里面小孩上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学英文，上海从幼儿园就开始了，相差六年。这个六年什么概念？你把小孩弄过来以后啥都不懂，人家哗哗哗啥都出来了，小孩压力太大。所以我就放弃了。”如果把时间往前挪几年，提早把孩子接到上海，“当时学校的赞助费要五万，我每个月才挣 350 块”。
24 岁来上海的刘立军看起来很矛盾，他没法儿给来大城市谋生的决定打个分：“小孩没照顾到，老人也没尽过孝，这个是我们一生最大的遗憾，也是我们最头疼的问题。但你想在农村，你不出来，小孩也培养不出来什么样子。” 39 岁的刘立军试着回望了“我这一辈子”，说：“不管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好，不管自己的子女也好，到时候能把这儿传承下去。把子女搞好，叫他们留住。”
“留住指他们来上海吗？”
“上海，我当然希望他们来。但是有好多事，不好说，有很多事不方便说。”
在担心被拆除之余，王永生和他的妻子发现了一件可以指望的事：互联网。“回去干吗呢？现在客户也多了，铺面其实要不要也无所谓的，我们还可以在网上做。”王永生的妻子说。
他们没有急着找新门店，因为不确定哪里还会被拆，而拆除的标准也无从了解。毕竟当年他们就是因为永康路整治被赶出来的。
复兴中路上一家音乐书店也同样庆幸，他们早在 2012 年就开始经营网店，在店门被砌成一堵墙的那天，他们比过去更希望接到更多的订单。
但不确定性还是稍稍改变了他们。连刘立军都开始说，“不能看太远”。他本来一直相信，“眼光放远了，无论干什么，以后肯定会好。”
在最后一篇，我们将讨论一个问题：街道到底是什么组成的，是谁让它生机勃勃？
本文摄影：马宁忆& &
（文中李师傅、张师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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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街 | 上海的城市改造（五）
朱凯麟 马宁忆等 好奇心日报
零点一过，时师傅就拨通了 110 。
晚上十点开始他就有点儿烦躁。这个点，永康路东段的 20 来间酒吧本该收掉沿街的桌椅摊位，回到室内把店门带上，可音响声还是在路面轰轰地吵个没完，时师傅感觉整个屋子都在震动。
时师傅在这条街 65 弄的一楼住了 72 年。6 年多前，门外还是马路菜场。时师傅有时凌晨四五点会被菜农的招呼声吵醒，望着三米五朝上的天花板“感觉不太舒畅”。可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过得还算好了。自从 2012 年这条街一楼的两户住家出让了房子，酒吧开了起来，一楼住户的腰包就紧接着都鼓了。除了时师傅，他们差不多每月全都能收一万以上的租金，这条小路渐渐变成了 CNN 口中“或许是亚洲最拥挤的饮酒场所之一”。
不过，和新天地、田子坊不同，这里常年都是住宅区。这意味着，每天住在这里的住户好日子到头了。
但一些年轻人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他们一下班就准点出现在这里，主厨 Jorge Reis 来中国一年半了，也是这里的常客。几天前接受《青年报》的采访时他说：“在美国和欧洲有很多酒吧街，而这条街和那些酒吧街几乎完全一样，当你想喝酒时，你只需要随意走入一家店就可以开始畅饮。”
沿街高脚凳上坐着的过去大部分是老外，现在可能有一半的人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如果碰上欧洲杯这样的赛事，凌晨四点都还有人没散去。
永康路入夜后的酒吧街。图片来源：企鹅吃喝指南
拨通 110 的那晚，时师傅发现，警察对酒精和夜生活也没有约束力。他们发火、管教、暂时把人赶进室内，但很快，一股难以抑制的活力又把人流往街面上引，这些年轻人一把把门推开，音乐和喧嚣又再次响起来。
居民、管理方和酒吧客人之间的“拉锯战”旷日持久，以至于这里一度成为同济等高校的城市规划研究案例。学术讨论和暴力冲突夹杂发生，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永康路的酒吧必须消除。” 7 月 11 日的一次市民连线活动上，徐汇区长鲍炳章就这条酒吧街的事做了回应，他认为，永康路酒吧街属于典型的“过度商业化”，超过了这里的承载能力。时师傅也知道了这件事：“现在是闹得大了，事情多了，区长发话了。”
时师傅说，过去警察曾建议过住户“去区里反应”，但他们几乎都认为“区长是老早知道的，但当时不要管”。
这种猜测有一些依据。毕竟，在 2013 年夏天的几篇报道中，永康路酒吧街还作为居委监管得力的正面案例出现，被描述成“衡复慢生活街区”，终于脱离了“商铺陆续撤离”、“人气不足”的局面——2010 年区政府迁走永康路的马路菜场、打算在这条淮海路的后街经营“文创业态”之后，他们一直没有把这条街盘活。
野蛮生长的酒吧呈现出计划以外的活力。不过，城市的规划者现在打算从它们中那些没有酒类经营许可证的入手开始整治。而几乎所有永康路的酒吧都不符合整治标准。
“酒吧必须消除”的消息传出后的这几天，时师傅感觉永康路晚上的人“明显少了”。随后人们看到一则官方公布的消息，永康路也将在 2016 下半年加入“徐汇衡复风貌保护区”的整治计划。
这项计划已完成九成，共 10 条马路上的近 400 家商户被关闭。
永康路东段入口，挂上了执法宣传横幅
三百米开外的陕西南路也在整治。因为沿街地块不再允许商用，现在那里几乎是一条死街了。
如果你晚上路过这里，会有一种“这里难道是上海市中心”的疑惑。陕西南路一贯热闹，如今糊上的墙面还未全部修整，零星贴着的告示暗示数月前还维持的人气。这是一次雷厉风行的清退行动：3 月 1 日下发通知，4 月 15 日这条 400 米不到的马路就有 20 余家店铺搬离，包括意大利餐馆、粤菜馆、咖啡馆、花店，和那家在网上小有名气的酒吧 Flask——现在他们在新天地一家有机餐馆 Green&Safe 的深处开了一家店中店，取了个新名字 The Bunker by Flask。
陕西南路另一家叫 Lavida Club 的爵士酒吧留到了 7 月。老板 Rogar 找到的新门店还未待装修完毕，7 月 16 日，Lavida 在经营一年多后也迎来了最后一天营业。 一个礼拜前，这里的客人不足整治前的四分之一。“我早就接受这个现实了。不然怎么办呢？” Rogar 在一个礼拜前说，“我哭死哭活闹也没结果，还不如动动脑筋把后面的事做好。”
Lavida 的最后一天差不多恢复到了过去鼎盛时期的客流量——“周五周六九点多，酒吧里的人都要走到门口去了”——一直持续到凌晨 3 点，而他们为最后一晚准备的花生米在 10 点多就用完了。Rogar 破例没有请爵士歌手来表演，而是找了相熟的 DJ 热场，他喊来的一众朋友兴致高昂，Rogar 亲自为他们调酒。不过整条街上，几乎没有其他的店（现在已是墙面）参与到这场狂欢中。街面上冷清得可怕。
7 月 16 日，Lavida 最后一天营业
规划者可能很快需要面临和 2010 年的永康路同样的问题：赶一群人走容易，吸引什么人来却挺难。
当年被“法租界”的气氛吸引来上海发展的澳门人郑志锐在犹豫。开在复兴中路上的中式居酒屋“花好栈”被拆之后，他或许会去静安找门面。这实在是件麻烦的事：“新天地也不会去啦，淡水路也都拆掉了。要找有些风味感觉的店现在很难。”
天津人 Mike 刚来上海一年半，他被总公司派来担任潮鞋店 WZK 的上海分店店长。Mike 喜欢上海的外滩，原因是外滩也临江，能看到天津的影子。因为那里的年轻人们追捧一种耐克的喷泡篮球鞋，天津也被称为“喷泡之乡”，WZK 在天津赤峰道的总店 COLOUR 算是这股文化的一个中心。Mike 所在的公司和二房东签订了 10 年以上的合约，打算在这里复制这种文化。
三年前在陕西南路开出的这家上海分店正渐成气候。开业头一年的“红蓝麦迪”发售， Mike 称这里排起了五六百人的长队。今年 2 月，“椰子鞋” Yeezy 350 在 WZK 独家发售 12 双，上午十点钟发号，十点半抽签，排队的人从店门口一路排到十字路口。“！2280！……2499 号！”那天是他负责喊号，而号码超过了 2000。
在 WZK 和 Lavida 都相继搬走后，陕西南路小店街的“死气”可能还要持续一阵子，产权方上海理工大学对这里另有用途。学校计划把这个地块改作中英国际学院的学生宿舍和学校教学科研用地之一，目前还在报批中。
陕西南路 426 号，这里原本是家叫“致逸”的服装店
延庆路是第一条整治完毕的道路。徐汇区区长鲍炳章认为，这里的整治效果“非常好”。
据称，在关于延庆路风貌道路的规划初稿上，政府委托的设计部门把规划细致到了每一幢房屋：2 号保留历史建筑状况良好，建议清洁处理，但是防盗门设计略显突兀，建议重刷；42 号至 52 号围墙内建议增种藤本蔷薇或慈孝竹，形成四季变化；80 号至 86 号私改的门窗建议换成与风貌协调的精美样式……
11 年前刘立军头一回来到延庆路时，这里刚刚完成了一轮整治，刘立军发觉这里“半天见不到一个人”，那时候他认为这是一种“高档”的表现。但现在，刘立军理解了活力从哪里来。他有些惋惜地说，这条不到 200 米的小路“前几年很热闹的，到今年就冷清了”，一下关了 5 家店。刘立军的饺子店拥有营业执照，因此没有在今年 5 月的延庆路整治中受到影响。
现在还留在延庆路边的，有一家菜店，一家饺子馆、一家牛奶房、一家房地产中介、两家小食店，以及三个水果摊。湖南路街道“历保办”主任蔡玮表示，会尽快布点，平衡这儿的社区商业，引入新的商户。
东北手工水饺馆，和隔壁的水果摊。
延庆路。摄于 2016 年 7 月 22 日
2015 年 12 月的延庆路，截图于百度街景
不过这些新的商户要想入驻这条街，都得在门前装一块风格统一的招牌。招牌由湖南路街道免费安装，但不允许在招牌上写商家的电话号码，整条道路看上去整齐划一。研究老上海设计史的张磊觉得，原来的招牌丑，但就这么丑下去算了。“这是一种真实的丑，看久了倒也不别扭。和变美比起来，丑成一种文化符号的概率还大一些。”
延庆路的 7 家店已经换上了新店招：棕色的布料，白色的文字，隐去了商户的电话号码，不大是你能常见到的式样。原本没有 Logo 的老山东水果店现在的招牌上用一片柠檬充作标识，快乐乳品是牛奶盒、良之心果园用了一颗苹果、东北手工饺子馆则是一枚典雅的繁体“饺”字，顶在饺子馆大红色粗体“堂吃外卖、经济实惠”的广告玻璃门上面。这些招牌大都给配了英文，比如 Old Shandong Fruit Store——延庆路东湖路路口便是未来的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综合信息服务中心，这里的店家除了服务周边的居民，以后恐怕也要担当起门面。
刘立军本来理解的上海可能并不是这样风驰草靡的行事风格。
“上海比北京好。北京干什么事都一阵风似的，上海比较少这样的。”刘立军说，这是上海吸引他的原因，“只要辛苦一点，都能赚到钱。”&&
在上海的复兴中路上开出了“花好栈”后，郑志锐有时会收到顾客关于菜式和服务的抱怨，他的回答通常会是：小店经营的方向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可以跟朋友小吃小酌的空间。
对一家打算赚钱的餐厅来说，这个回答可能不会让所有人买账。不过确实有顾客只关心这些和“生活”相关的事。在花好栈已暂停更新的大众点评页面上，最近有人在询问：搬去哪儿？搬到没有树的地方？
对郑志锐来说，或许事情就是这样。离开香港后，他到上海的“法租界”住了 16 年，觉得“有空间可以发展”——不光指路边的树、咖啡馆和酒吧，还可以聚拢“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大约只有北京鼓楼可以比拟。郑志锐不想去那些千篇一律的地方，“要是那种，你在任何大城市都可以，你不需要呆在这里。”他也在北京呆过一阵，住在鼓楼一带的四合院里。若不是北京的空气问题，可能会愿意继续两边跑。
但他还是喜欢拿上海和经验中的“大城市”作比较。这些大城市，通常被认为租金高昂而有规范，“付出那么多你得到一定的保障”。至于上海呢？郑志锐有点儿颓丧地说：“它可以追上所有国际大都市的租金，可是就是没有人做得好。”
花好栈关张后的第 34 天，整条复兴中路的墙已经砌得差不多了，浮雕也做了几个框架上去。树还在那里，它算是属于风貌的部分。
现在的复兴中路
嘉善路永康路口的超市门口，看人打牌的围观者
嘉善路－兴顺东里
嘉善路的居民闲下来的时候还是百无聊赖，他们有的围坐桌边打牌，有的乘凉。下午两点，卖鸡的李师傅刚在路边吃完午饭——这是他变成流动摊位之后的作息。&&
房东们都拒绝开口，怕这事情影响大了，会断了一家门的财路，因为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从业者说：“其实做二房东，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不合法的。”不过等风头过了，只要规划者还是“知道、但当时不要管”，或许可以像房产中介说的，把房子改作工作室，要么想办法重新租给老外？
而那些被全面管制的街道可能很快就会被顾客抛弃。住淮海中路的西班牙人 Carlos 不太担心永康路的酒吧街被封。几天前他对媒体说，他觉得只要有朋友在身边，到哪里喝酒都一样。
但受到整治计划影响的人都说，他们在这座城市里学到了一些不曾有过的新经验。
Rogar 即使到最后一天依然没有透露酒吧新店的地址，但他半真不假地告诫说“所以讲做生意，烧香拜佛少不了，人家要来找你麻烦就来了”；李国凯偶尔会路过过去临时搭建的菜摊，那里恢复成了一块空地；刘立军的饺子店生意还是挺红火，以前他总是规划着远大前程，但现在他打算先“把目光放到眼下……不能看太远”。
复兴中路那堵墙背后，汤元龙还在等一个消息。他听说 8 月底，同济大学（这次保护区的设计规划方）会提供三套方案。他和妻子王务荆只得朝好的方面想：或许规划者会重新考虑把墙面拆除，让音乐书店恢复“历史风貌”。
然后一切都会“重新来过”。
以上为采访地图，而这只是衡复风貌区的很小一块。
本文摄影 马宁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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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南路，上海文化广场对面，本来开了很多有情调的小店，业态丰富，现在全部堵掉了，未来将由上理工拥有，有点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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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全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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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提醒，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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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提醒，已修改
非常好的文章。
最近一段时间衡复地区很多精致的小店都被强制关闭或者缩减商业空间，短期内的确让人痛心，希望未来能达到提升整个街区气质的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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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只能说政府的心思我们不懂，别的不是很了解，拿永康路酒吧街来说，确实扰民了，对于居住在楼上的居民来说，也许确实不是好事
但如果管理的好，是不是可以避免？
内地的行事风格总是走极端，吵闹了是吧，关了，除了关闭没有别的措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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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有人说现在的上海越来越不“繁华”了，不是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高档商场才叫繁华，如果说衡复历史风貌保护区，真的要环境如其名的话，就干脆清空所有居民和商业好了，彻底保护起来，设立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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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TommyShanghai 于
20:35 编辑
How big is the area protection area ? Can anyone plot for me the area on a map ?
And how should this area look like in the end ? Shops, stores, restaurants ? Or nothing of all these thin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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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央规定，属于国有单位的都不允许出租，怕是有权力寻租腐败现象，呵呵，听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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