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笔记：上古——秦汉（修订版）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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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五卷本《战争史笔记》出版以来，受到军内外读者欢迎，并得到了几位资深军事史、战争史专家学者的认可，令我欣慰。初版平装本前三卷于去年十一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对陆续出版的五卷平装本统一校改后印制的精装本也很快售完。
虽然销售情况尚可，但我对历史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自知历史知识根底甚浅，惴惴之心始终没有放下。我重读精装本，又发现了某些不尽人意之处，个别史料引用有误，个别文字形似而实非，个别章节安排年代次序不顺等。出于对读者的虔诚，去年底我与出版社商量暂停加印。今年上半年，我又在精装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请北京军区测绘信息中心绘制了四十五幅插图，为普通读者提供一般性阅读参照。
我写作历史读物，绝不搞“演义”、“推理”，坚持事事有据。但要做到这一点很难，稍一不慎极易出错。因此，我对史料中某些语焉不详之处格外小心，常常查找多种史料进行对比分析，自己弄明白了再落笔成文。书中的七百多条注释，有相当一部分是分析各种史料异同，在分析比较中确认一种。少数难以确认的，也将不同史料录出备考。即便如此，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差错。别的且不说，单说查证无数古地名这一项，就十分麻烦。同一地点，不同朝代有不同名称，有的地点在同一朝代也来回变更名称，把此时地名套用于彼时就不对；有些古地名由于年代久远，歧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古地名或因自己考查不细或记忆有误等，均易出错。
略举几例：
“瓜步”。这是中国古代军事史、战争史上一个著名的长江渡口，位于今江苏省镇江（古称京口）对岸，属今江苏扬州邗江区，又名瓜洲、瓜渡、瓜洲渡、瓜洲镇。南京（古称金陵、建业、建康、白下、上元、集庆、江宁等）是六朝古都，镇江是南京东部门户。西晋以降，北方势力南进必攻建康，从瓜步渡江后首攻京口，再攻建康，这是首选路径（另外两个渡口是南京西南的采石、正北的桃叶山）。我写隋军渡江灭陈之战时，查得隋军统帅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将统帅部设在建康北岸的桃叶山。因杨广称帝前封晋王，故桃叶山也称晋王山。杨广当年奉父皇隋文帝杨坚之命，以晋王身份指挥了这次重要战役。他在桃叶山指挥贺若弼率领东路军从瓜步渡江，韩擒虎率领西路军从采石渡江，他亲率统帅部和中路军从桃叶山过江。而《中国历代战争史》称“晋王山即瓜步”。我当时认为瓜步是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地名，它和晋王山“风马牛不相及”。再说世上不会有这么笨的军事统帅，把统帅部和中路军与东路军重叠部署在同一个瓜步渡口过江。于是就不假思索地在页下加了一条注，称《中国历代战争史》的这一说法“大谬”。后来觉得这一结论有些武断，再查，发现桃叶山麓有个瓜埠镇，古人有时也将“瓜埠”写成“瓜步”，因而桃叶山又称“瓜步山”。原来，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印精装本时，我对这条注释作了纠正。
“会稽”。春秋时越国国都会稽，即今浙江绍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在会稽置山阴县，故秦称绍兴为山阴。秦朝的会稽郡治所设在吴中（今江苏苏州），直至东汉后期（永建四年，公元129年），会稽郡治才移往山阴。《史记·项羽本纪》中写得很清楚，项羽季父（最小的叔父）项梁杀人，带着侄子项羽从家乡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逃至吴中避祸。秦始皇出巡路过吴中，项羽见此宏大场面脱口而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一把捂住他的嘴道：“毋妄言，族矣！”秦末，在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大潮的影响下，项梁叔侄杀掉会稽郡守殷通，“得精兵八千人”，在吴中举兵起义。但人们一见“会稽”二字，往往会立即想到浙江绍兴，犯下“习惯性错误”。有一次，我家孩子买回一套台湾地区集中了许多所大学的教授们分工译写的《白话史记》，我随手一翻，《项羽本纪》一文的译者将项羽起兵时的“会稽”误译成“浙江绍兴”，年轻读者很难发现这一差错。为了避免我的读者将两个“会稽”搞混，我在修订版中增加了一条注释。
“黑城”。又称黑水城、黑城子，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北宋时是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黑水镇燕军司治所，元朝时是亦集乃路治所。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家掀起了一股前来中国盗宝的狂潮，沙俄探险家科兹洛夫从黑城掘走了大批西夏珍贵文物，以至现在我国西夏史研究者想看某些西夏文档，要到俄罗斯去查阅。我第一次去看黑城废墟是1995年夏天，当时去黑城还没有公路，我与陪同人员坐了一辆越野车，在荒漠戈壁中颠簸了半天才到达黑城。那天是个阴天，不易辨别方向。车子顺着一条早已干涸的河道，穿过一个个由枯死的红柳根系固住的沙墩，我远远望见了黑城废墟边上的那两座白色佛塔。在我的第一印象中，黑城废墟位于一片洼地的北缘。当时居延海已全部干涸，我后来每次写到黑城，都会顺手将它写成“位于居延海北岸”。今年夏末，我重访黑城和居延海所在的内蒙古额济纳旗，终于在现地弄清了居延海与黑城的地理关系，黑城的准确位置是在居延海东南。历史上这一地区统称居延绿洲，从汉武帝时代开始成为重要的戍边屯垦区之一。如果我今年不去做第二次实地考察，对黑城的具体位置还将继续误写误传下去。
“鹿台”。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鹿台有两处：第一处是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商纣王自焚于鹿台，它在今河南淇县；第二处是李白在《题元丹丘颍阳山居》一诗序中提到的“南瞻鹿台，极目汝海”的鹿台，位于今河南汝州北二十里。我写明朝开国之战时，统帅徐达命两位副帅常遇春、冯胜领兵“先驱入陕西”，“大军次鹿台”，这个鹿台位于何处？如果不把它的具体位置弄明白，明军的进军路线就说不清。我查遍了各种史书、辞书，苦索多时，仍无结果。写信向西安的一位朋友求助，也无结果。最后想到了古地图，终于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时期·陕西一》中找到了它，两个蚂蚁般的小字，位于今西安和临潼之间。我如释重负，总算把明军攻克关中重镇奉元（西安）的进军路线说清楚了。
“阏与”。这是战国时期赵国西部位于太行山中段的一处险关，秦国与赵国发生长平之战前十一年，先发生了阏与之战。《史记·赵世家》在“正义”注文中对阏与的具体位置有三说，一说在“潞州铜鞮县西北二十里”；二说在“仪州和顺县城”；三说在“武安县西五十里，盖是也”。第一说与第三说位置相近，注者倾向第三说。《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文中，对赵国大将赵奢在阏与之战中击败秦军有生动记载。说的是赵奢领兵西去邯郸三十里筑垒固守，“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说明阏与就在武安以西不远。那么，《史记·赵世家》“正义”中的第三说应当是正确的。但《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和《中国军事通史》等书，均认定阏与即“今山西和顺县”。究竟哪一说更接近历史真实？当年，秦国发动阏与之战的目标是攻打赵国都城邯郸。秦军首先攻占了韩国上党地区，这时秦军如果居高临下直接向东经涉县、武安进攻邯郸距离更近，为何要迂回到邯郸西北很远的阏与（和顺）去向南发起进攻？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后来查看战国时期的古地图，图上标注得十分清楚，“阏与”与“和顺”是同一地点。再从图上分析地形特点，使我豁然开朗。秦军若从上党直接向东经涉县、武安攻打邯郸，进军路上有南北流向的潞水、漳水两道屏障，而阏与则在漳水上游水边，从阏与向南发起进攻，既可避开邯郸以西赵军的主要防御方向，又可顺着漳水河谷这条天然通道隐蔽接敌，因而阏与即“今山西和顺”看来是可信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对赵奢抗击秦军的生动描述，极有可能是秦军已突破阏与关，向南推进到武安以西，赵奢率领赵军先在这里筑垒固守，疲惫秦军，然后抢占制高点，乘秦军再次发起攻击时一举击败了秦军。
我写作这套一百四十万字的《战争史笔记》，宏观层面的体会是三句话：坐得住，钻得进，理得顺。尤其是对春秋战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等几团战争史“乱麻”，根据我对相关史料的分析理解，下工夫理清了头绪，打通了“史路”。微观层面的体会则是一字一句、一人一事、一点一滴地去探微钩沉，这是一件需要耐住性子的细致活。这两个层面的工夫结合得如何，只能留待读者去评论了。
我在《战争史笔记》中的一些评述性章节，以及散见于正文中的一段段点评式文字，包括七百多条注释，积累了我几十年阅读历史著作的心得和见解，也许是这套《战争史笔记》的主要价值之一，敝帚自珍，均予保留。
历史是不能胡乱涂抹的。有人曾经说过，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必须限定在“以史为鉴”的范围内，才有正确的一面。正当我修订这部《战争史笔记》时，南海的黄岩岛问题、东海的钓鱼岛问题，都闹得甚嚣尘上。我建议读者们认真读一读《战争史笔记》四、五两卷中的元、明、清三朝战争史，与南海、东海诸岛相关的战事均有涉及。黄岩岛、钓鱼岛主权自古属于中国，史证如铁。阅读历史是可以开阔战略视野的。我曾在1995年初写过一篇散文《关注海》，对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讲了一段预测性的话：“有人说它将是一个争夺宇宙空间的世纪……而我想说，二十一世纪首先是争夺和分割海洋的世纪。不信，等着瞧好了。关注（国家）未来命运的人，是决不能忘却大海的。”我的预测分析没有讲错。对于眼下这场海岛主权争端，我国政府必须坚定、冷静、正确地应对，华夏子孙谁也不愿看到，更不会答应晚清西方和东方列强侵犯我主权、抢夺我领土的历史悲剧重演。
　　这是我的一部散文化的笔记体战争史。我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写法？答：为了增强可读性。凡历史，读起来都是比较枯燥和沉闷的，战争史也不例外。这是我的一种尝试，力求把战争史写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
我在书中着力最大的地方，是把中国古代战争的“史路”打通。主观愿望是想给人以一个贯通上下五千年的整体感，读起来比较流畅、清晰。为此，我以朝代史为主轴，叙述各个时期的战争，围绕各个朝代的兴替来进行，用朝代史把战争史“串起来”。这样，可以让人具体感受到，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广而言之，一部世界史，何尝不如此？我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以史为鉴，结论只有一个：忘战必危。一个国家，无论衰败或兴盛，都不能忘记战争。至少现在这个世界、现在这个时代，还不能忘记战争。只有研究战争、了解战争、熟悉战争，才能知道应当怎样去避免战争、制止战争；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地降临，才能打赢战争。1840年以来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等，这一切我们都还记忆犹新。我国近三十多年来经济繁荣，老百姓的生活总体上安定并且日益改善，生活水平大有提高，一片太平盛世景象。怕就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太平斯久，人不知战”，年轻人再没有人关注战争，再没有人钻研军事。要是那样，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得了健忘症、幼稚病。但我知道，现在许多年轻朋友对军事很感兴趣，在军事网上“玩”得很深。他们对当今世界军事高科技领域的进展情况相当了解，对各种高性能的先进武器装备相当熟悉，对当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动向也相当关注。这是一种好现象。然而，任何事物都是有继承性的——人类不是正在从黑猩猩身上寻找遗传基因的来龙去脉吗？研究当代信息化战争，也要具备传统军事知识的深厚底蕴。我在几年前曾写过一本《观战笔记》，通过跟踪观察伊拉克战争来研究信息化战争，获得不少心得。我深感对信息化战争的理解和判断，离不开传统的军事知识。
在“史”与“论”的关系上，我的写作原则是以“史”带“论”。首先努力做到战争史的史实准确、丰满。准确，就是着力把中国古代战争史的脉络理清，对每次重要战争的起因、过程、地点、时间、人物，凡是能从史籍中查到根据的，都逐一查对。对有些问题有不同学术见解的，在比较中选择一种。而我自己有独立见解的，就写我自己的看法。丰满，就是在叙述中尽量保持每次重要战争、战役、战斗过程的完整，并尽量保留某些战斗（战场）细节，以增强故事性、可读性。在此基础上，采用夹叙夹议的办法，发表一些点评式的议论。在某些地方，提出一些我发现的新问题，发表一些我的新见解——当然是一己之见。在某些段落，做一些阶段性的评述。为了避免写法呆板，我在书中不搞固定的议论模式。因事而议，因人而议；有感而议，有悟而议。议论的内容也不固定。有时是纵论某个大时代同战争相关的某个大问题；有时是评说某个大朝代兴衰存亡的经验与教训；有时是评述某位重要历史人物在战争中的得与失；有时是点评某场战争中的某件事、某个人、某个环节；有时是单议某次战斗中的某个细节——特定条件下，一个细节也可能决定一场战役战斗的胜负。总之，我在这本书中对战争的议论，是分散的、放松的、不拘形式的。从已经发表的一些篇章来看，读者对这种不拘形式的议论饶有兴味。为了避免冗长和沉闷，我把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思想演变、兵器的发展变化等内容都割舍了。
我对整部书的规划，大致上是写四个大循环：（一）从史前期遍地氏族、部落、部落集团，到夏、商、周（西周）形成统一国家。（二）从东周（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年大混战、大分裂，到秦、汉实现大一统。（三）从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近四百年大混战、大分裂，到隋、唐实现大一统。（四）从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三百七十多年大混战、大分裂，到元、明、清实现大一统。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差错和谬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日于北京航天城
　　1.炎黄之战
先提一个简单的问题：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是先发明文字，还是先发明弓箭？很显然，人类在发明文字之前，首先发明了弓箭。而且，将石块敲打成可以投掷的石器，将兽骨绑在树棍上做成投掷的梭镖，比发明弓箭还早。这些石器、梭镖和弓箭，开始都是捕猎工具，很快就演变成了作战的兵器。恩格斯说过：“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战争，从人类历史的黎明期就已经开始了。
今天，全世界具有中国血统的人，都被称之为“炎黄子孙”，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来自遥远祖先的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可是，中国历史黎明期的第一场重要战争偏偏发生在炎黄之间，史称阪泉之战。这使我们一进入中国古代战争史，遇到的第一个话题就十分严酷，却又无法回避：兄弟阋墙，起自炎黄。
炎帝和黄帝，是我们华夏民族最早的两位部族集团的首领。按照《史记》中的说法，炎黄二帝“同出少典氏”，是亲兄弟。成书早于《史记》三百多年的《国语》中说得更具体：“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也就是说，炎黄兄弟长大成人后，各立门户，形成两个氏族。黄帝到了姬水流域，姓姬；炎帝到了姜水流域，姓姜。按照长幼次序，炎帝是哥哥，黄帝是弟弟。但从《国语》到《史记》，都把黄帝列于炎帝之前，次序不对了。其中原因，后面要说到。
少典氏是谁？学术上有分歧。有的认为少典氏是人名，有的认为少典氏是族名。唐朝有位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提出疑问，他说，大家都认为炎黄二帝相承，可是据西晋皇甫谧所撰《帝王世纪》记载，从炎帝到黄帝相隔五百余年。如果炎帝和黄帝是少典氏所生的兄弟俩，年龄怎么会相差五百多岁呢？因此，司马贞认为少典氏是族名，不是人名。这样，这个疑问就容易解释了，炎黄同族不同支，也不同辈。
远古同族不同支的氏族或部落之间频繁发生战争，这是人类族群最初的政治本能。唯物史观认为，战争起源于私有财产的产生。但从另一角度讲，凡是社会性的生命群体，即使没有私有财产，也得有个“王”。蜂群有蜂王，蚁群有蚁后，何况人群呢？人是社会动物，只要你是人，就得有头面人来管你，不必为此生气。人类族群之“王”如何产生？我们的远古祖先早就试过了，无非两种办法：一靠“选”，二靠“打”。试的结果，只有尧、舜、禹三朝天子是“选”出来的，其他都是“打”出来的。
我们人类，最初只有亲人，没有仇人。氏族社会都是一群又一群有血缘关系的人聚合在一起，打磨石器，制作弓箭，捕猎，采摘，嬉戏，围着火堆烧烤猎物，撕而食之，和和睦睦，亲亲热热。但人类群体间最早的仇恨种子，恰恰产生于亲人之间。利生争，争生怨，怨生恨，恨生战。一旦开战，必定流血，必定死人。一流血，一死人，必然结下更大更深的仇恨。血流成河，白骨荒草，相互把仇恨咬在牙缝里，战争就像瘟疫一样在人间蔓延开来。战争——这个瘟神一旦降临人间，就成了人类屁股后面魔鬼似的影子，躲不开，轰不走。
胜者为王败为臣，这算是好的。胜者为王败为寇，次之。胜者为王败为奴，这就惨了。还有更多更多的战亡者，都成了荒漠野魂，“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
黄帝打败了炎帝，他是胜利者，是英雄，所以他被司马迁列为华夏民族的开史之帝。人们常说“三皇五帝到如今”，其实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说的五帝是指轩辕、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轩辕即黄帝，其中没有炎帝。因为炎帝是失败者，被司马迁排除在五帝之外了。
这就要说到司马迁的历史观。司马迁在构思皇皇巨著《史记》的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为叙述中国历史找到一个基准点。就像盖房子一样，先要往这块地基上打下第一根桩，确定一个基准点。然后才能平地起高楼，把一座摩天大楼盖起来。我们今天都把炎黄二帝看成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把炎帝列在黄帝之前，这没有错。但司马迁却是以“尊黄抑炎”的基本立场来构思他的整部《史记》的，他有他的根据和理由。他在《五帝本纪》篇末说，由于远古五帝的事迹已经十分遥远，有的古籍记载不全，有的文字不雅，难以传授。于是他“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去实地考察古人遗迹，搜集民间传说。他发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民间对炎帝的传说很少。于是，司马迁毫不犹豫地把黄帝轩辕作为叙述中国历史的基准点。
司马迁为什么会持“尊黄抑炎”立场？因为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混战了五百五十年，从秦汉开始进入雄武时代，举国一帝，江山一统，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汉武帝时期，世风是崇尚以武力定江山的雄武之君的。在司马迁看来，黄帝是胜利者，他是最早统一华夏之邦的人。历史是永远站在胜利者一边的。司马迁要从茫茫史海中为叙述中国历史理出头绪来，他必须选择一位对开辟中国历史有过大作为的雄武王者作为叙述起点，这个人就是黄帝轩辕。因此，《史记》开篇第一句就是这样写定的：“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关于发生在炎黄之间的阪泉之战，《史记·五帝本纪》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司马迁首先摆明了当时的形势：“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当时神农氏已经衰落，历史到了改天换地的时刻，谁想创造历史，那就行动吧！于是轩辕“习用干戈，以征不享”，以武力夺取了部落联盟最高首领的地位。在司马迁看来，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黄帝轩辕显示出了他的王者气概，这才是司马迁心目中开史之帝的英雄形象。
研究古代战争史的学者们，对阪泉之战中出现的炎帝、黄帝、神农氏这三个人物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神农氏和炎帝是同一个人，另一种观点认为神农氏与炎帝是两个人。如果神农氏与炎帝是同一个人，那么“神农氏世衰”指的就是炎帝已经衰落，这时黄帝轩辕用武力打败了炎帝，夺取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如果神农氏与炎帝是两个人，那就变成了“神农氏世衰”之际，炎帝和黄帝都想取而代之，双方发生交战，结果黄帝战胜了炎帝，取代了神农氏的首领地位。
上述两种不同观点，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同的：阪泉之战的结局是黄帝战胜了炎帝。
但炎帝也非等闲之辈，黄帝第一仗没有解决问题，第二仗也没有解决问题，一连打了三仗，才战而胜之。从此，炎帝部落归附黄帝部落，结成炎黄联盟，以黄帝轩辕的号令为号令。
阪泉之战的交战地点在今河北省涿鹿县东南[2]。那里是一片重要的古战场，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古代战争。
由于阪泉之战发生在历史黎明时分，朦朦胧胧，混混沌沌，有些疑点极难完全搞清。据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所附的《大事年表》，炎帝时代约起自公元前三十二世纪，黄帝时代约起自公元前二十六世纪，前后相隔约六百年。要是那样，炎黄之间怎么可能发生交战呢？因此有人认为，阪泉之战是炎黄两个部族之间的一场远古战争，那时炎黄都已不在人世。
2.中国最早的南北战争
我们再来讲一场中国古代最早的南北战争。炎黄时代，中原大地，部落林立，纷扰相争，交战不绝。当时的大致形势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三大部落集团交错而居。炎黄部落联盟在西，东夷部落集团在东，成八字状分布在两边，南方九黎和三苗部落集团成楔形向北插入炎黄和东夷两大部落集团之间。炎黄部落联盟与南方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集团之间，爆发了涿鹿之战。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场南北战争，它对决定“谁主中原”产生了深远影响。
蚩尤是南方九黎部落集团首领，凶猛剽悍，最早北进。蚩尤部落集团经常同由西向东发展的炎帝部落集团发生冲突，频繁交战。后来炎黄结成部落联盟，人口不断增加，同不断北进的蚩尤九黎集团产生了争夺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尖锐矛盾，这是爆发涿鹿之战的根本原因。
《中国军事通史》在讲到“九黎之君蚩尤”时说，“九黎即九夷，属东夷集团”，这一说法目前尚有分歧。古籍中说得很明白，“九夷在东”，而九黎在南。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也说，古代“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统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并说“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各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我认为“九黎”和“九夷”都是众多的意思，不一定是实数，因而我不同意“九九八十一”那样的推算方法，但我赞成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集团来自南方的观点。
《史记·五帝本纪》中对涿鹿之战是这样叙述的：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这段记载虽然简明，但对涿鹿之战的起因（“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作战的规模（“黄帝乃征师诸侯”）、作战地点（“战于涿鹿之野”）、交战结果（“遂禽杀蚩尤”）、战后形势（“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都已概括得一清二楚。
透过古籍记载中有关涿鹿之战的许多神话传说的迷雾，可以对这场战争的作战经过做出一些大致的判断。第一，从蚩尤和轩辕双方分别调动风后、玄女作法，以及黄帝在作战初始阶段“九战而不胜”等情节来看，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第二，传说中讲到大风大雨、大雾弥漫等天候现象，而没有讲到冰河、风雪之类，可知涿鹿之战大致发生在夏末至深秋季节。第三，传说轩辕对蚩尤“九战而不胜”之后，改变策略，且战且退，诱使蚩尤步步深入到生疏地形，使之远离南方，发生人员物资补给困难，军心动摇，这时轩辕集团便在熟悉地形上一举将蚩尤包围擒杀，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诱敌深入”的最早记载。
涿鹿之战，在黄帝轩辕的统一指挥下，北方炎黄联盟对南方蚩尤集团取得了一场决定性胜利，从此炎黄联盟在中原大地上站稳了脚跟，黄帝轩辕也在中原确立了至尊地位。
为了巩固涿鹿之战的胜利，黄帝轩辕对四方部落实施了一系列征讨，“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战后，黄帝在涿鹿附近草创了首都，设置有关官员“以治民”，并“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里的“国”，是后人整理远古历史时的借用词，它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个远古部落；数词“万”是形容其众多，看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部族联盟。古代传说中描述了黄帝时期发展农桑畜牧，草创历法制度，制造舟车兵器，嫘祖养蚕，仓颉造字，万事初创，百业俱兴，开启了中华文化的发祥之兆。
蚩尤战死后，九黎部落失去了首领，一部分退回南方，一部分留在中原，这是“黎民”一词的来历。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一部分留在北方的“黎民”曾一度建立过黎国，后来黎国被灭，离散的“黎民”融进了中原华族和夏族。蚩尤作为南方九黎部落集团的代表人物，也以一位失败的古代英雄的形象载入了史册。秦末刘邦在沛县起兵时祭了两位祖先：一位是黄帝，另一位是蚩尤。因为“黄帝战于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都是刘邦心目中的英雄（《史记·高祖本纪》）。
南方九黎部落瓦解后，继起的三苗部落又成为北进中原的一股强大势力。尧、舜、禹三代，曾对南方三苗部落连续不断地进行过征讨。“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今湖北丹江口）；“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今广西东北地区）；禹则利用南方三苗连续遭受地震水灾之际，出师征苗，射杀三苗首领，苗师溃败，从此衰落下去。
最后有必要谈谈炎帝这个人物。在远古战争史研究领域内，炎帝始终是一位失败者，他开始打不过蚩尤，后来又打不过黄帝轩辕。但远古传说中的炎帝，一直和神农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看来炎帝对于中国早期农业文明的贡献，大于他对中国古代开史之战的贡献。
　　3.夏朝的立国之战
研究这几个朝代的立国之战，其实是一个双向性的问题。一个新王朝的立国之战，同时也必定是一个旧王朝的亡国之战。因此，它也必然涉及一些兴衰存亡的话题。
司马迁写《史记》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他先以一篇《五帝本纪》概括了史前史，然后才进入朝代史。朝代史的第一篇就是《夏本纪》。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夏朝是一道分水岭。夏朝以前的远古战争，无非是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为争食物、争地盘、争水源、争头领地位而战。夏朝以后就变了，战争的最高目标变成“打天下”了。
中国古代第一位“打天下”的是禹的儿子启，启打出来的天下就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
夏朝以前的天下都是禅让的，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这样禅让了三代，出现了矛盾，传不下去了，要靠“打”了。
夏朝的始祖夏禹，这个人有几点非常了不起。首先，他有以天下人之忧而忧的大胸襟。他的父亲鲧是负责治水的官员，九年没有完成任务，洪水泛滥，百姓遭灾。舜追究鲧的责任，把他杀了。禹不记舜的杀父之仇，忍辱负重，子承父业，继续治水，立志要为天下人根治水患。其次，他有强烈的使命感。他把治水看成是自己对天下人的承诺，一诺重如山，治水使命高于天，洪水不退，奔走不息。他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劳神焦思，薄衣简食。由于长期在泥水中浸泡，胫骨上的腿毛全都脱光了。第三，他敢于跳出老框框想问题。他认真总结了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教训，转变思路，变“堵塞”为“疏导”，终于一通百通，变水患为水利。水退人进，百姓安居，耕牧生息，天下大定。“堵”与“疏”，一字之差，却使天下为之改观。禹治的是洪水，从他治水实践中升华而来的这一伟大思想，却是治天下的大境界、大哲学。
禹的时代，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当时国家机器已在孕育之中，即将产生，尚未产生。禹采用的还是氏族社会的一套管理办法，他在实践中越来越感觉到这些老办法不够用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部族联盟日渐扩大，社会组织管理的任务日益繁重起来。社会现实生活在呼唤国家强力机器的诞生，呼唤王权时代的到来。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禹曾在涂山召集天下部落首领会盟，那时他的管理范围已达到“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禹作为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要管理这样庞大的“万国”之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还有一个例子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禹有一次到会稽山召集天下部落首领会盟，防风部落的首领没有按时到达，“禹斩之”（《韩非子·饰邪》）。这说明，禹这样一位“其仁可亲”的贤德之君，为了管理庞大的“万国”之众，也不得不以斩杀不遵守号令的诸侯来显示自己的无上权威。这表明，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国家强力机器即将孕育成熟，只待应运而生了。
夏朝的立国之战，史称甘之战。这场战争是禹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启发动的。启为何要发动这场战争？为了夺取王位，建立王权。启不打这一仗，就跨不过从禅让制到承袭制这道门槛。
禅让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民主制度。由于史前洪水泛滥，共同生活在黄淮流域的中原夏族集团和东部的夷族集团，在同洪水泛滥的长期斗争中结成了部族联盟。部族联盟由几位德高望重的贤者长老组成一个类似“议事会”的最高机构，负责公推两大部族集团中的贤德功绩突出者，轮替担任联盟的最高首领。尧是夏族，舜是夷族；禹是夏族，下面又该轮到夷族。禹在世时，夷族集团中的一位部落首领皋陶曾被推举为禹的继承者。皋陶在部族联盟中担任“司法大臣”，分管五刑、狱讼事务，地位很重要。不幸，皋陶先禹而亡。又推选夷族集团中另一位部落首领伯益为禹的继承者。伯益在部族联盟中担任“农业大臣”，分管山泽、调训鸟兽，是传说中的畜牧业鼻祖，也和禹一起治过水。禹在东巡会稽途中身亡，伯益继位。
事隔不久，便发生了变故，禹的儿子启取代了伯益。按照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的说法，是伯益自动让位于启。原因是伯益继位后，发觉不少部落首领不来朝拜他，而去朝拜禹的儿子启，并放出风来说，伯益辅佐禹的时间并不长，他的能力和功绩还赶不上禹的儿子启，他们都拥护启继位。面对这种情况，伯益主动把联盟最高首领的位置让给了启，自己离开都城去了“箕山之阴”[3]（今河南登封县）。
但早于《史记》的一些古籍记载却表明，禹死后，争夺联盟最高首领地位的斗争异常激烈。《韩非子》说，伯益继位后，启的拥护者不服，“相与攻益而立启”。《竹书纪年》说，禹死后，伯益继位时把禹的儿子启抓了起来，关进监牢，引起矛盾激化，“启反，杀益”，把最高首领的位置夺了过去。《战国策》说，禹生前表面上同意死后传位于伯益，其实在暗中早已为儿子启培植了力量，“令启自取之”。这样，禹既得到了把天下传给伯益的美名，又让儿子启得到了天下。你看，禹这样的大贤之人，身后也遭到了这般非议。
后人都铭记着禹为民治水的大功大德，很少有人知道他同时也是一位军事家，曾指挥过南征三苗的战争，也指挥过夏族集团内部讨伐有扈氏的战争。
看来伯益不太可能“和平让位”给启，启用武力夺取最高权力的可能性较大。启的夺权行为遇到了两股势力的强烈反对。第一股反对势力来自东部夷族集团，很快就被启镇压了下去，这说明启积蓄力量已非一日。第二股反对势力来自夏族集团内部的有扈氏。有扈氏是夏族集团中一个实力雄厚的部落，早就想夺取最高首领地位。禹在世时就曾发动过对有扈氏的多次讨伐。《墨子》中保存有一篇禹讨伐有扈氏的战争宣言，禹说：“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土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这说明，有扈氏与禹氏家族早就结下了“世仇”。禹死后，启“杀益篡位”，有扈氏借机举兵反启，毫不奇怪。
甘之战的古战场究竟在哪里？说法不一。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它发生在有扈氏的原住地陕西户县；顾颉刚在《〈尚书·甘誓〉校释译论》中说它发生在洛阳西南；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它发生在洛阳东南；郑杰祥在《“甘”地辨》中说它发生在河南荥阳。以上几个地方都与“甘”字有关，古时分别有过“甘河”、“甘水”、“甘地”、“甘亭”等地理名称。在上面提到的四种说法中，有两种说法认为它发生在洛阳以东或洛阳以西，说明它发生在洛阳附近的可能性较大。
我们不妨根据相关史料，对这场远古战争的发生地点划出一个大致的地域范围。（一）相传禹早期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二）有扈氏的原住地在户（今陕西户县北）；（三）启取代伯益时夏都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四）启发觉夷族集团对他“杀益篡位”强烈不满后，将夏都从阳翟西迁至大夏（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上述地域，包括现在的河南省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中部，甘之战的地点应当跑不出这个地域范围。
关于甘之战的作战经过，可供查阅的史料更少。《尚书》[4]中有一篇《甘誓》，它是启讨伐有扈氏时发表的一篇战争动员令。司马迁收录在《史记·夏本纪》中的这段话，文字和《尚书》中的《甘誓》小有差异，兹引录如下：
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
启的这篇战前动员讲得杀气腾腾，六卿听了热血沸腾起来。他说：“听着，你们六人都是负责指挥的，我把誓言告诉你们：有扈氏暴逆不道，上天都要剿绝他，我惩罚他就是奉上天之意。你们都去告诉士卒，左边的不向左边攻击，右边的不向右边攻击，就是不服从命令。负责驾马的不驾正战车勇往直前，就是不服从命令。勇于拼杀不怕牺牲的，祖辈都能得到奖赏。不肯舍命冲锋的，将被当众诛杀，甚至连你们的妻孥也要一起遭到严惩！”据史书记载，夏初已经发明战车。启在《甘誓》中说的“左”和“右”，是指战车的左边和右边。古代车战，一车三人，一人居中御马，“车左”在左边执弓主射，“车右”在右边执矛或戈主击刺。我们看到骊山秦兵马俑坑出土的秦代战车，沿袭的仍然是这种一车三人的战斗编制。
启的这篇《甘誓》，意从心生，发乎心声，直奔主题，直陈要旨，干净利落，掷地有声，没有半句虚话套话。夏朝尚无文字，启的这篇战争动员令，一定是他手下的人觉得他讲得精彩，口口相传，不胫而走。后来有了文字之后，被后人收入了典籍。虽然已隔四千多年苍茫时空，仍能让人读出他讲话时的震慑力、号召力，让人觉得启这个人有生气、有魄力、善鼓动，能成大事。
甘之战是划时代的大事件，经此一战，启“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就这样，中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在战火中诞生了。
世界上什么事情最难？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最难。夏朝立国后，启很快耽于淫逸，走向腐败。夏朝政局动荡不安长达百年之久，先后经历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寒浞灭羿、寒浞杀相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夏朝的几代国君都在不断逃亡中凄惶度日。启的儿子太康失国后遭到后羿追杀，太康逃到属国斟寻避难，夏朝政权一度落到后羿手里。寒浞灭了后羿，又追杀太康之子相。相逃到商丘，又逃到帝丘，最后还是被寒浞追上杀掉了。相的妻子在混乱中爬出墙洞，逃回娘家有仍氏部落，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是启的曾孙，他长大后发愤图强，积聚力量，消灭了寒浞，夺回了王权，夏朝才出现中兴，史称少康复国。
启是第一代“打天下”的人，看来他对于怎样巩固打出来的天下，想得不多。好比下象棋，他只会挺兵、跳马、出车三步棋，后面就乱走了，走乱了。他的儿子、孙子更不如他，以为只要天下到手，就可以放开享乐，结果一个个都被追杀得如丧家之犬，东奔西逃，好不凄惶。他的曾孙少康出生和成长于患难之中，少康的童年天天都在听他母亲讲述先辈们经历的大灾大难，反倒使这位少年天子悟出了一点创业难、守成更难的道理，在他手里完成了复国大业，无异于重新打出了一个天下。
夏朝的历史历来是从禹算起的，始于禹，亡于桀，历十七王，共四百七十年。
4.商朝的立国之战
任何一个新王朝，都是在旧王朝的肚子里孕育成熟的。商王朝就是在夏王朝肚子里孕育成熟的一个“胎儿”。每当一个旧王朝走向没落，意味着她已进入了“怀孕期”，新王朝的胚胎正在她肚子里孕育成熟。正如分娩必定会经历阵痛和流血一样，新王朝的诞生必定会使社会经历阵痛和流血，新旧王朝的交替必定会经历一场生死大决战。
商人部落是东方夷族集团中的一个古老部落。商的最早祖先是契，契居商丘。商汤是第十四代，都邑在亳（今河南商丘北、山东曹县南）。传到商汤这一代，商人部落还只是夏王朝统治下一个仅有七十里方圆的小小邦国。夏朝的政局长期动荡混乱，为商汤的崛起提供了机遇。商汤“以七十里谋天下”，最后推翻了夏朝，很不简单。
当年夏朝立国是“启反杀益”，从夷族集团手中夺走了最高权力，这在夏、夷两大部族集团之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夏朝立国后，动乱的根子一直来自夷族集团。后羿代夏、寒浞杀相，后羿和寒浞都是夷族。
夏朝到了最后一代夏王桀，已经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夏桀不讲爱民之道，专靠武力压迫百姓，民众不堪忍受，诸侯小邦纷纷起来造反，商汤就是揭竿而起的头领之一。夏桀把商汤抓了起来，关押在禹州北门外的夏台监狱里，但不久又把他放了。商汤出狱后发愤图强，其他部落的造反者看出商汤是个有作为的人，纷纷前来投奔他。商汤积蓄了足够力量之后，发动了一场灭夏战争，史称鸣条之战。
商汤的军事计谋已很丰富，在发动鸣条之战前，他就从几个方面打击夏朝政权。他不断揭露夏桀暴虐百姓、枉杀贤良的种种不义，使夏王朝的民心基础产生动摇。他以武力先后兼并了夏王朝的许多属国葛、洛、荆、温、韦、顾、昆吾等，“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掏空了支撑夏王朝的统治基础。他还派遣谋臣伊尹打进夏王朝上层，把夏王朝的宫廷内闱、农事武备、山川地形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了然于胸。
在发动灭夏之战的时机选择上，更显出商汤的胆识与谋略。当时商邦境内遭受严重旱灾，百姓饥馑，人心浮动。这个时机本来不利于商汤，但商汤与伊尹等谋臣分析后却认为，商国的旱灾与夏朝的政局动荡、民心不附相比，是小弊对大弊。眼前商邦遭遇旱灾，恰好可以动员商国百姓奋起灭夏夺食。这说明商汤已经有了原始的辩证思维，对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分析透彻，掌控得当。
关于鸣条之战的作战经过，各种战争史、军事史说法不尽相同。现略其异、取其同，大致可以将它归纳为战役序幕、战役决战、战役追击三个阶段。
　　战役序幕阶段：商汤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从今河南新郑一带出发，揭开了灭夏之战的序幕。战车是当时的新式装备，商汤手中的七十辆战车和六千人的敢死队，其突击力量已相当厉害。当时夏军主力部署在斟寻附近（今河南巩县、偃师一带），商汤指挥商军从伊洛平原南部山区迂回到斟寻侧后，出其不意，突然出现在夏军面前。夏桀惊恐不已，“未接刃而桀走”（《吕氏春秋》）。
战役决战阶段：夏军撤退到黄河北岸，进入今山西省境内。山西境内是夏朝的发祥地，那里有夏朝的几座古都。夏桀一是想利用那里的民心基础，二是想凭借黄河天险遏拒商军。商军并没有从偃师附近直接北渡黄河追击夏军，而是采取大迂回战术，沿着黄河南岸一直向西，长途奔袭到潼关附近再北渡黄河。夏军在黄河拐弯处北岸仓促组织防御，但没有抵挡住商军的凌厉攻势，“桀败于有娀之虚”。有娀是一个古代小国的名称，在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一带。夏桀从有娀之墟“奔于鸣条”，鸣条是地名，在中条山北麓[5]。夏桀企图以中条山为依托做最后顽抗，商军追击到鸣条与夏军决战，“夏师败绩”。夏桀除了逃命，一切都已不在他的考虑之中了。
战役追击阶段：夏桀从鸣条向东败逃到夏朝的东方属国三？（今山东定陶一带）。商汤乘胜追击，不给夏桀喘息的机会。夏桀逃往南巢（今安徽巢县），死于途中，夏朝灭亡。
商汤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新君。他灭夏成功后，回到亳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布了一篇《汤诰》。他列举了大禹治水、后稷播种对人民有功而得到人民拥戴的事例，又列举了蚩尤、夏桀暴虐百姓被灭的教训，正反对比，警策人心。他要求各级官吏务必“勤力乃事”、“有功于民”，否则就要受到严厉惩罚。商汤对夏王朝的遗臣贵族，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有的被留在商朝做官，或受封于外。只要他们肯于纳贡服役，不犯上作乱，就不去讨伐他们。商汤的这些宽容做法，对于稳定中原、促进生产力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缓和夏、夷两族的世代矛盾，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商王朝开辟了我国古代第一个拓疆时代。商汤在位时，商王朝的势力已远播西北氐、羌部落。“昔有商汤，自彼氐羌”，这是《诗经·商颂》中的诗句。
商汤之后的几代，兄弟争权，政局动荡。第十代商王阳甲死后，盘庚继位。盘庚贤明，商朝中兴。盘庚迁都于殷，从此商朝称殷商。殷商进入了辉煌的青铜时代，耸立起我国古代文明的第一座高峰。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成为中华文明最早的文字记载。
商朝传至武丁一代，开始了对土方、鬼方的远征。武丁讨伐西北鬼方之战，是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卜辞》中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的记载，高宗即武丁。殷商通过对边疆部落的征讨，奠定了华夏民族早期的疆域。
殷商始于商汤，亡于商纣，历十七代三十一王，共五百五十四年。
5.周朝的立国之战
周人部落的始祖是后稷，后稷的母亲姜原是羌族，周人部落与氐、羌世代通婚，杂有氐、羌血缘。氐、羌是两个古族，交错杂处于陕、甘、青、川一带。由于周人部落的源头在西部，周人自称西人、西土之人。周人部落的崛起，经过了十几代人的奋斗，其中有几位关键人物，值得一记。
第一位是公刘（后稷曾孙，第四代）。公刘率领周人部落走下陇中高原，向东迁移到豳（今陕西省彬县），占据泾河盆地，过着半农半牧生活，“周道之兴自此始”。周人部落在豳居九代，《诗经·国风》中有《豳风》，后来这里成为姬姓子孙的一块传统封地。
第二位是古公亶父（第十三代），他为了彻底摆脱戎狄的侵袭掠夺，从关中盆地的北缘举族迁徙到关中盆地南缘的岐下，进入渭河流域，这是周人得以崛起的一个转折点。古公亶父下决心告别游牧生活，“贬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室屋”而居，在渭河流域定居下来，由牧转农。渭河流域土地肥沃，远离戎狄，环境安定。《诗经》中描绘“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弓矢斯张，干戈戚扬”，反映了当时周人部落经济发展、武力增强的状况。
第三位是姬昌（即周文王，第十五代）。姬昌有远见、有抱负，也有韬略。他乘商纣王花天酒地、奢靡纵欲之际，加紧在关中盆地发展自己。商纣王经常听到有一股风从西方吹来，说是周人部落的姬昌有圣人气象，千万不可小视。商纣王沉迷于歌舞宴饮，手一挥说，封姬昌为西伯。就像大人扔给小孩一块糖吃似的，“给，吃吧，别调皮啊！”姬昌被封为西伯之后，一面加紧发展自己，一面加紧笼络诸侯。诸侯中有个叫崇侯虎的，向商纣王告发姬昌图谋不轨。商纣王把姬昌抓起来，关进监狱，“纣囚西伯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姬昌被囚禁期间，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在这之前，姬昌的长子伯邑考“质于殷”，在殷商京城里当人质。这大概是古代通行的一种信约制度，诸侯王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对方那里去做人质，以示“永不反叛”或“永不相侵”之意。其实这种信约制度从来靠不住，当王权之争到了你死我活的份上，骨肉生死立即被抛到一边，王权之争高于一切。商纣王把姬昌抓来关押之后，下令把姬昌的长子伯邑考杀了，做成肉羹，端进监狱让姬昌吃，并当面告诉姬昌，这是用你儿子的肉做的羹，你尝尝吧，味道怎么样？商纣王站在姬昌身旁说：“圣人当不食其子羹。”姬昌内心翻江倒海，表面上却装得毫无反应，当着商纣王的面，端起儿子的肉羹就吃。商纣王回到宫中对左右大臣笑道：“哈哈！你们都说西伯是圣者，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他圣者个屁啊！我今天亲眼看见他吃亲生儿子的肉羹，眼都没有眨一下！”
文章写到这里，我生出许多感慨。商纣王逼迫姬昌吞吃亲生儿子的肉羹，连苍天都不会饶恕他的残忍。但姬昌的举动又让人看到，自古怀有帝王之心的人，他们有时可以“忍”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姬昌为了躲过杀身之祸，保留住一颗图强称王的不死之心，居然可以“忍”到吞吃亲生儿子的肉羹而面无表情的地步。他的这一举动，不是比商纣王的残忍有着更深一层的可怕吗？后来的越王勾践，亡国之后去给吴王夫差当“亡国奴”，为了解除吴王夫差对他的戒心，躲过杀身之祸，保留住一颗卧薪尝胆、图强复国之心，居然可以“忍”到当众吞吃夫差粪便的地步。勾践的这种“忍”，不是同样比表面强大的吴王夫差有着更深一层的可怕吗？
　　姬昌被商纣王关押之后，他的谋士闳夭对姬昌说，别急，我来给商纣王下一帖药，商纣王若是见药不软，算我闳夭没本事。什么药？一帖迷魂药。他四方搜集美女、宝马、奇物，“以献纣”。商纣王一见，眉开眼笑地说：“啊呀！这么多好东西。其实你们只要送其中的一样来，我马上就会把西伯放了，何必送这么多啊，立刻放人！”他下令释放姬昌，并对姬昌表示歉意说：“当时都怪崇侯虎说你图谋不轨，我才把你抓了起来，这个崇侯虎，乱弹琴！”商纣王把崇侯虎出卖了，姬昌没有吱声，记在心里。姬昌出狱时为了对商纣王表示“忠心”，奏请废用“炮格”之刑，他说那样的酷刑用多了会失去人心，“纣乃许之”。所谓“炮格”（也称炮烙）之刑，就是在地坑里堆满烧红的木炭，上面横搁着一根根铜柱，铜柱上涂满油膏，逼着“有罪”的人在烤红的铜柱上行走，“罪人”往往掉下火坑被活活烧死。商纣王把这样的酷刑当成乐趣，让宠妃妲己在一旁观看，以博得她一笑。
姬昌回到关中，又把洛水以东的一片土地献给了商纣王，使商纣王对他更加放心。姬昌韬光养晦，“修德行善”，暗中加紧积聚力量，“诸侯多叛殷而往归西伯”。商纣王以为姬昌已经臣服，乃“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姬昌利用商纣王赐予的权力，西征犬戎、密须，东灭黎、崇、邗等诸侯小国。其中崇国就是崇侯虎的封国，他向商纣王告发姬昌“图谋不轨”，姬昌一直记着这笔账，这一次把他的国家灭了。姬昌把周的势力范围一步步东扩至洛阳以西，推进到了商纣王的鼻子底下。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姬昌在关中盆地的东部建立了丰、镐二京，将都城从岐下向东部迁移。从此，“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史记·殷本纪》）。
第四位是周武王姬发（第十六代）。姬发是周文王的次子，长子伯邑考已被做成肉羹吃掉了。周文王与周武王父子俩皆高寿，周文王活了九十七岁，周武王活了九十三岁。周文王的奋斗历程，周武王也是参与者。周武王继位时已八十三岁，大器晚成，老当益壮，奋斗不息。周武王在发动灭纣之战前，到盟津（孟津）渡口去搞了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发动灭纣之战前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
周武王通过盟津观兵，达到了三个目的：其一，提前布兵，控制战略要点。从关中盆地东出至中原殷商京畿之地，中间要经过潼关至函谷关这一段险要孔道，北面是黄河，南面是崤山，两头一堵，难以逾越。通过盟津观兵，武王提前在崤函孔道、雒邑（洛阳）和盟津渡口这三个战略要点布下兵力，使三点连成一线，牢牢控制起来。其二，试探了一下商纣王的反应。当时殷商的京都在黄河以北的朝歌（今河南淇县），武王盟津观兵，战略意向直指朝歌。但出乎意料，商纣王并未做出强烈反应，看来他已昏庸到了麻木的程度。其三，借机检阅了一下灭纣联盟的强大阵容。武王盟津观兵时，“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可见武王人气之旺。
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盟津观兵之后，地利有了，人和有了，只待天时了。这时众诸侯都已跃跃欲试，催促武王道：“纣可伐矣！”武王只对诸侯们说了一句玄奥之语：“女未知天命，未可也。”武王心里想的是，灭纣之战一旦开战，必须一举成功，不到十二分把握不能轻易出手。眼前虽然已经有了十分把握，还有二分因素需要再耐心等待一下。等待什么？等待殷商内乱。
不出武王所料，盟津观兵后两年，殷商的内乱事件接连爆发。“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微子是商纣王的同父异母兄长，眼看商纣王荒淫暴虐，国势危急，强谏不听，他气愤之极，对两位叔叔（太师比干、少师箕子）说：“我是没有办法了，我不管了！”拂袖而去。太师、少师是比干和箕子两人的官职。比干是一位有胆有识的大忠臣，他看到国家存亡危机，冒死强谏，触怒了商纣王。商纣王对这位叔叔说：“我听说圣人的心上长有七窍，我倒要看看你的心上是不是真的长了七窍！”遂杀比干，剖其腹，观其心（《史记·殷本纪》）。
另一位叔叔箕子恐惧万分，装疯，被纣王投进监狱。
另有两位大臣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
种种迹象表明，商纣王已是人心失尽、众叛亲离。周武王把姜尚（姜太公）叫去，问道：“仁者贤者亡矣，商可伐乎？”姜尚回答说：“时机已到，机不可失！”周武王终于果断下令：“伐商！”这一仗，史称牧野之战。
由于有了两年前盟津观兵的行动预案，周武王一声令下，各路诸侯一呼百应。各路人马到达雒邑（洛阳）集结后，武王召集了一次战前会议，他把伐商灭纣的正义性、庄严性讲得义正词严，“商罪贯盈，皇天震怒，天命诛之”。针对敌我双方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他激励大家说，商纣王纵有亿万之众，却是亿万条心；我方虽然只有臣子三千，却是三千一心，“时哉，弗可失”（《尚书·泰誓上》）。
周军主力和各路诸侯从盟津渡口北渡黄河后，武王又在黄河北岸“大巡六师”，举行了一次战前阅兵。武王站上检阅台，对众将士进行战前动员。他的第一句话讲得很动感情：“逖矣，西土之人！”逖，路途遥远。西土之人，周人部落的自称。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帅，白发长髯，盔甲战袍，用苍老沙哑的声音对将士们说：“辛苦啊，我的同胞，我的子弟，你们日夜兼程，从遥远的西北来到这里作战！”将士们的热血呼地燃烧起来。武王在讲话中揭露商纣王暴虐无道，天地难容，激励将士英勇杀敌，并申明了不杀战俘、不伤无辜等项军纪。
牧野之战的战场位置在商都朝歌的南郊，那里是太行山南端东麓的一片空旷平坦地域。古籍中一说牧野距朝歌三十里，一说牧野距朝歌七十里，这两个说法应该都算对。因为牧野之战是一次大会战，交战双方投入了几十万兵力和大量战车，布阵对峙的空间就不会太小。交战中又有攻守进退、败逃追击等移动情况，三十里至七十里都在战场空间范围之内。
周军与商军的兵力对比相差悬殊。周武王只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戎车最早是由西部游牧部落发明的，他们将牧车改造用于攻战，显出很大威力。后来传入中原，得到广泛使用。虎贲，古代对勇士的称谓，“若虎之贲（奔）走逐兽，言其猛也”。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这是武王手中一支精锐之师。另外还有各路诸侯的战车四千乘，兵力几万人。两者相加，陈师牧野的周军总兵力约十万人。《史记》中说商纣王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商军七十万这个数字肯定有夸大，但商军总兵力远远超过周军是无疑的。周武王为何能以少胜多打败商纣王？根本原因是商纣王腐败至极，民心已失，军心已散。离心离德之军，数量优势等于零。“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投向周武王。
武王伐纣获胜，除了“人心向背”这一条之外，还靠武王作战方法对头。***曾对武王灭纣的作战方法有过一段精彩谈话。有一次，在浙江工作的王芳陪同***登临杭州南郊的玉皇山，山顶庙里有周武王、姜太公等《封神演义》人物塑像。***问王芳看过《封神演义》没有，并接着问道：“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王芳回答说：“纣王宠信妲己，乱了朝政。”***说：“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接着，***话锋一转，说，“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就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用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所以他被我们打败了。”（《王芳回忆录》）王芳的这段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封神演义》是一部历史神话小说，***却从中读出了用兵妙计，说明***自有一套与众不同的读书方法。又说明，武王灭纣是中国古代一次极为重要的战争，它进入了***这位当代大军事家的研读视野。据说《封神演义》的作者是位老道，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封神演义》的“根柢”是“方士之见”。这说明，有些老道还是挺有学问的。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朝代。西周都于镐京，东周都于洛阳。周王朝共历三十二代三十七王，共七百九十年。
　　6.春秋战乱京师始
春秋战国，“战”字当头，风起云涌，天下大乱。春秋战国与东周是两个相互重叠的历史概念，东周前期为春秋，后期为战国。春秋战国长达五百五十年（前770—前221），发生的战事不计其数。只能先说春秋战争风云，再说战国军争大势。春秋战争风云也是头绪纷繁复杂，要切成三块来说：（一）春秋中原战乱；（二）春秋南北战争；（三）春秋四方混战。
先说春秋中原战乱。
春秋战乱从何起？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乱自京师始”，乱源要从西周灭亡说起。西周从周武王灭商立国，兴盛了二百多年后，从第十位天子周厉王开始走下坡路，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乱。司马迁甚至带着伤感的口吻说：“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西周时，住在京城里的人称“国人”，住在乡下的人称“野人”。上古时代，大概一城就代表一“国”。象形字的“國”，就是四面筑起城墙，有人在里面称王称霸。城市出现后，商人百工都汇集到城内，做工的做工，经商的经商，茶肆酒家，乞丐娼妓，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这些人又都被官员们统治着、管辖着、鞭打着。
周厉王一贪二暴，他身为周朝天子，还要去争什么钱财？可是周厉王枉为帝王之身，却长了一颗小人之心。他看到经商可以赚钱，便下令由王室专享山川河泽之利，这等于断了商人们的生路，引起“国人谤王”，对他的非议甚嚣尘上。周厉王在物质上搞“专利”，又在思想舆论上搞“止谤”。他让一名卫国巫师在京城内监控“国人”言论，发现“谤王”者格杀勿论。终于引起矛盾激化，“国人”愤而起义，人人怒吼：“杀了他！”周厉王狼狈出逃，渡过黄河，逃到彘邑（今山西霍州）避难。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中，起义者将召穆公家包围起来，要他交出太子静，将他杀掉，以绝厉王之后。召穆公将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出，被杀，保护太子静躲过劫难。
周厉王逃亡后王室无主，由召穆公、周定公二人共掌天下，史称“共和”执政。周厉王在外避难十四年，一直没有敢返回京都，死在彘邑。他死后，召穆公、周定公扶持周厉王的儿子静继立，也就是西周第十一位天子周宣王。周宣王接受了父王的深刻教训，在位四十六年，虽然执政相对平和，却难挽颓势，西周进一步走向衰落。
西周灭亡，是亡在第十二位天子周幽王手里。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无上权威，博取宠妃褒姒一笑，竟无故点燃烽火，假传战争警报，令各路诸侯纷纷前来勤王，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而且不是一次，一连搞了几次。诸侯们遭到他这般戏弄，一个个心里的怨、恨、愤不用提了。这还不算，周幽王宠幸褒姒，将申后及太子宜臼废掉，改立褒姒为后、褒姒所生之子伯服为太子。被废的宜臼逃到申国，向外公申侯“告状”。申侯上奏幽王，规劝之中对他的荒唐行为有所指责。周幽王大怒，兴兵伐申，欲杀宜臼。申侯情急之下，联合缯侯，向西北犬戎“借兵”，攻打镐京。这时周幽王向诸侯们发出了真正的战争警报，但诸侯们却谁都不肯来救他了。结果，周幽王被犬戎军队射杀在骊山下，镐京陷落，西周覆灭[6]。
周幽王拿战争开玩笑，导致人亡政息，这个教训太深了。所以后来孙武同吴王阖闾讨论兵法时，第一句话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的意思是说，战争不是儿戏，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一国之君，对待军事谋划、战争动员这类国家顶级大事，来不得半点心血来潮。
犬戎军队攻入镐京后，烧杀抢掠，不肯离去。这时申侯感到“请神容易送神难”了。最终依靠卫、郑、秦、晋四国出兵将犬戎军队逐出了镐京。犬戎撤退时掠走了西周王室积聚了几百年的重宝，一把大火将镐京焚毁。申侯在卫武公的支持下，在军帐中为宜臼举行了简单的继位仪式，是为周平王。
周平王继位后将都城“东迁于雒邑”，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犬戎被逐出镐京后似乎并未走远，“遂取周之焦获（亦名刳口，在泾阳县城北十多里），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史记·匈奴列传》）。平王东迁，是为了对不断侵扰的犬戎部落采取回避政策。二是西周的姬姓宗亲封邑大多在东部，迁都洛阳也有投靠宗亲故旧的意思。这两条都表明，东周王室已是一个颓势政权。
王室衰微，诸侯蜂起，华夏之邦从此进入了诸侯纷争、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代。
7.郑庄公率先挑战周天子
春秋中原战乱，最早的挑头人是郑庄公。
自从周平王东迁洛阳后，东周王室名义上仍然维持着天下“共主”的地位，实际上已被诸侯列强架空。中国古代诸侯之多，不可胜数。周武王盟津观兵时不期而会的就有“八百诸侯”。西周立国之初，分封的诸侯多达一千二百多个。东周初期，史籍中有记载的诸侯还有一百六十多个。经过纷争兼并，逐步形成一些“寡头”，春秋有五霸，战国有七雄。
东周天子经常被诸侯列强呼来喝去，成了傀儡。“政由五伯，诸侯恣行”，“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某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在争霸战争中占了上风，他就会“挟天子以令天下”，召集其他诸侯前来会盟，以承认它的盟主地位。下一次，另一个诸侯强国占了上风，也会照此办理。不过，诸侯们至少还承认周天子这块牌子。
但郑庄公却开了一个先例，他连周天子这块牌子也不认了。郑国虽然到西周末期才被封为诸侯，但与周王室的关系很深，郑国的第一代君主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同父异母弟弟。此后，郑国历代君主都在东周王室担任卿士，握有重要权力。在犬戎攻灭周幽王的战争中，郑桓公效忠王室，在骊山下为周幽王战死。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继位后，和晋文侯一起护送周平王东迁，“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周平王对晋、郑两国一向很倚重。
但到了郑庄公这一代，却与东周王室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郑庄公很霸道，对东周王室事务干预过甚，周平王当然不高兴。后来，周平王想出一个办法，准备任命虢公林父与郑庄公同为卿士，以分散一部分郑庄公的权力。但议事不密，被郑庄公知道。郑庄公严词责问周平王，这是怎么回事？周平王吓得竭力否认：“并无此事，并无此事。”为了平息事态，双方达成“交质协议”：周平王派太子狐到郑国去当人质，郑庄公也派公子忽到京都来当人质。
周平王太软弱了！郑庄公再怎么蛮横，他毕竟是诸侯，你毕竟是天子。周平王同意派太子狐到郑国去当人质，等于自己把自己搞得与郑庄公“平起平坐”了。就这样，郑庄公开了一个蔑视周天子权威的先例。双方都不像话，一个太软，一个太霸，君不君，臣不臣。
太子狐在郑国当人质期间病死，周平王去世后只能由孙子林继位，是为周桓王。从辈分上讲，郑庄公是周桓王的叔祖父。郑庄公倚老卖老，更不把周桓王放在眼里。周桓王觉得郑庄公欺人太甚，不仅欺负祖父周平王，困死父亲太子狐，现在又不把我放在眼里，三代之仇，非报不可。周桓王一怒之下，剥夺了郑庄公的卿士职位，还逼他交出了郑国的几座城邑。
郑庄公从此再不去朝拜周天子，也不向王室进贡，还抢割王室土地上的庄稼。周桓王大怒，仗着年轻气盛，亲率陈、蔡、虢、卫联军讨伐郑庄公，这一仗史称葛之战。葛是古地名，在今河南高官葛县东北。周桓王率领的陈、蔡、虢、卫联军很不争气，被郑庄公打得落花流水，周桓王肩上还中了一箭。
葛之战是春秋之际“礼崩乐坏”的重要标志，它在春秋战争史上留下的影响不可小看。
　　郑庄公打败了周桓王，诸侯们不仅没有对他群起而攻之，反而对他刮目相看。从此以后，周天子遭到诸侯攻击的事件不断发生。周惠王时，卫国发生内乱，周惠王容留卫国避难者，卫惠公联合燕侯攻打周惠王，“惠王出奔温”，后来又寄居在郑国的栎邑（今河南禹县），久久不能回到京都洛阳。周襄王时，他的弟弟太叔带（又称王子带）勾结北方的狄人部落前来攻打京都洛阳，争夺王位，“襄王奔郑”。郑国将周襄王安置在汜（今河南襄城县南），太叔带自立为王。后来靠晋文公率兵勤王，才将太叔带击败，将周襄王迎回洛阳。总而言之，天下开始乱套了。
8.宋襄公的三个经典式错误
在春秋中原战乱中，有一位人物不能不讲到，他就是宋襄公。宋襄公这个人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他文韬不行，武略更不行，却又好大喜功，闹出许多笑话。有的书上把他也列入春秋五霸之一，但他的“霸业”是最为乏善可陈的一位。
宋国是殷商的后裔。西周初年，周公东征，平定了殷商旧势力叛乱后，“封商纣王庶兄微子开于宋”，都于睢阳（今河南商丘），这就是宋国的来历，第十八代传至宋襄公。
宋襄公惟一的一项资本，是齐国的齐桓公死后诸公子争立，齐国发生内乱，齐公子昭奔宋求助，宋襄公召集曹、卫、邾等诸侯会盟，派兵护送齐公子昭回国继位，是为齐孝公。宋襄公凭这点资本，也想步郑庄公的后尘，争当中原霸主。他第一招是去拉拢东夷小国。由于被周朝灭亡的殷商是夷族政权，宋是殷商后裔，宋襄公原以为凭着这层渊源关系，这些东夷小国就会一呼百应，其实他在东夷小国中根本没有什么号召力。
他第一次召集东夷小国会盟，只有曹、邾二侯按时到达，滕、郐二侯姗姗来迟。他大为恼火，立刻下令把滕、郐二侯抓了起来，命令先到的邾侯把迟到的郐侯杀了，祭奠睢水之神。他的兄长太宰子鱼在一旁力劝：“你举行一次会盟就伤害两位诸侯，这样不行！”他不听，坚持把郐侯杀了。另一位迟到的滕侯，给了他重重的贿赂，才免于一死。当年秋天，曹国没有及时向宋国贡献粮食，他又兴兵伐曹。宋襄公想靠这一套在东夷小国中建立权威，结果适得其反。
春秋初，北方第一强国是齐，南方第一强国是楚，两强对抗，争霸中原。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楚国一时在北方没有了强劲对手，便加快了争霸中原的步伐。恰在这时，宋襄公冒了出来。楚成王决定枪打出头鸟，通过打击宋襄公来威服中原。
也在这时，陈穆公出面邀请楚国参加齐、陈、蔡、郑等国的“齐都会盟”，想促成南北和解。楚成王出席了这次会盟，借机与齐国达成了暂时和解，以便集中力量打击不自量力的宋襄公。
宋襄公看到诸侯各国仍然围着齐、楚两个强国在转，心里发虚。他派儿子带了玉帛宝物，到齐国和楚国去上门送礼，邀请齐、楚到宋国来会盟。他想，如果齐、楚两强肯来，就等于承认了宋国的盟主地位，其他小国就不敢不服。宋襄公万万没有想到，经他一手扶植起来的齐孝公第一个不给他面子，不来。宋襄公只得派使臣去向楚成王求情，说：“我邀请诸侯各国请不动，还是由你来召集会盟吧。”楚成王正想找机会教训他一下，就说，好的，我来召集。
楚成王提出会盟时间改在秋天，会盟地点改在盂（今河南睢县西北）。宋襄公不知是计，到了秋天，如期赴盟。宋襄公的兄长太宰子鱼提醒他多带兵甲车马，以防不测。宋襄公却说，哦，不必，我邀请诸侯们举行的是“衣裳之会”，讲的就是信义，我不能失信于诸侯，轻车简从而往。中原的陈、蔡、郑、许、曹各国诸侯都来了。北方的齐、鲁、卫看出苗头不对，都没有来。召集会盟的盟主楚成王最后一个到达，他一脚踏进会场，身后的楚国武士呼啦一声拥了进来，将宋襄公拿下。
楚成王把宋襄公抓在手里，发兵围攻宋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睢阳城防十分坚固，宋襄公的兄长太宰子鱼指挥坚守，楚军围攻数月不克。入冬，鲁僖公出面调停，召集中原诸侯各国会盟，劝说楚、宋停战。楚成王决定给鲁僖公一个面子，当着中原众多诸侯的面，向鲁僖公“献俘”，把宋襄公交给了他。宋襄公回到国内，咬牙切齿，一定要报复楚国，洗刷这次奇耻大辱。
春秋之际，中原地处南北霸主争夺中原的中间地带，中原诸侯各国普遍缺乏安全感。他们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第一条道路是自强图霸；第二条道路是在南北霸主中死心塌地投靠一方，寻找保护伞；第三条道路是奉行见风使舵策略，谁占上风倒向谁。
第一条道路基本走不通。郑庄公试了一下，不行。
后来的郑文公不得不改走第二条道路，主动与南方霸主楚国修好，把楚国当保护伞。楚国正想在中原找到一个战略支撑点，郑国前来投靠，楚成王就把妹妹嫁给了郑文公，两国联姻结盟。
楚国是宋国的死敌，郑文公这位近邻在宋襄公鼻子底下投靠楚国，宋襄公怒火中烧，他把对楚国的仇恨发泄到郑文公头上，兴兵伐郑。
郑国向楚国求救。楚成王挥师北上，伐宋救郑。这就引发了宋、楚两国于公元前638年[7]发生的泓水之战。在这场战争中，宋襄公败得窝囊透顶，出尽了洋相。泓水是淮河水网的支流之一，在今河南商丘与柘城之间。正在兴兵伐郑的宋襄公获悉楚军从背后袭来，立即回师泓水北岸，以迎楚军。列阵于北岸的宋军眼看楚军从南岸渡水而来，宋大司马公孙固建议“击楚军于半渡”。宋襄公却说：“不，我乃仁义之师，不能靠乘人之危取胜。”楚军在宋军眼皮底下从容渡过泓水，上岸集合整队。这时太宰子鱼又建议说，乘楚军混乱之际，应该立刻发起攻击。宋襄公又说：“不，敌方尚未列队完毕，这时击鼓发起攻击就不是仁义之师。”楚军列队完毕，立刻向宋军发起猛攻，把宋军打得落花流水，死伤无数。大司马公孙固掩护宋襄公奋力突围，宋襄公屁股上中了一箭，身受重伤。公子荡战死。
战争是什么？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战场上只有一条最高原则：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宋襄公一生，在军事上犯了三个经典式错误：会盟不带甲、半渡不击敌、不鼓不成列。所以***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讥讽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
9.中原战乱几时休
在战火连绵、烽烟不息的春秋乱世，中原那些诸侯小国，就像田野中心的一片打谷场，被战争车轮碾过来、轧过去，躲不开，逃不掉。春秋三百来年，发生在中原的战事难以计数，中原百姓遭受的战争灾难之深重，可想而知。
历史学家张荫麟在《中国史纲》中曾经做过统计，仅在晋、楚两强争霸中原的八十余年间（约前632—前546），郑国被卷进战争七十二次以上，宋国被卷进战争四十六次以上。
晋、楚两强争霸中原期间，与楚国结盟的郑国成为晋国的打击目标。郑国承受不了这种压力，郑襄公终于在公元前597年背楚投晋，想以此换得宽松环境。楚国岂能容忍郑国的背信弃义行为？楚庄王率兵伐郑，一连数月，将郑都（今河南新郑）围得水泄不通。郑襄公难以支撑，想开城向楚军投降，先到太庙占卜，卜辞不许。郑国君臣跪在太庙前哀哭，城中百姓也哭，哭声一阵阵传到城外，把楚军的心也哭软了。说，退一退吧。楚军暂时撤走后，郑国百姓将破残的城墙修复、加固。刚完工，楚军又来了，又围了三个月。郑国向晋国求救，这时晋国正发生内乱，顾不上。晋国援兵迟迟不来，郑襄公只得“袒肉牵羊”出城向楚庄王投降。恰在这时，晋国援兵到了，于是引发了晋、楚泌之战。结果晋国大败，郑国重新倒向楚国。
两年后，楚国为了控制整个中原，又兴兵伐宋，将宋都睢阳围困长达九个月，城中百姓“易子而食，折骸以炊”，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战争灾难！春秋时，中原诸侯各国全都惶惶然、纷纷然，无一日安宁。
中原百姓，家家户户、世世代代都有战亡者，“民战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无休无止的中原战乱，给中原百姓造成的战争灾难无以复加。无论是齐、楚争霸中原，还是晋、楚争霸中原，倒霉的都是中原百姓。
　　10.齐楚争霸中原
春秋南北战争，是贯穿春秋战争风云的主轴，影响着春秋时期的战争全局。第一阶段是齐、楚争霸中原，对抗了近四十年；第二阶段是晋、楚争霸中原，对抗了八十余年，前后绵延长达一百二十余年。
春秋南北战争，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孕育出的两大文明洪流，在会合交融过程中发生的磨擦与碰撞。这种磨擦与碰撞，可以追溯到炎黄联盟与蚩尤黎苗集团的战争，尧、舜、禹与三苗的战争。这种磨擦与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要发生的。正是经过这种连续不断的磨擦与碰撞，南北两大文明洪流才交融会合成了一个文明共同体——华夏文明。
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描绘了一幅春秋初期的战略形势图：“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根据这一描述，春秋之初真正的诸侯强国是四个，三个在北方（齐、晋、秦），一个在南方（楚）。北方齐、晋争雄，南方楚国独大，秦国尚未入局。当时的秦国虽然也进入了四强之列，但它地处关河之外，暂时闪在一旁观战。那时的秦国好比中国象棋棋盘上的一只车，偏居一隅，虎视眈眈，开局阶段尚未出动，一直要到这盘棋杀到残局阶段，这只车才会过河叫将，以席卷之势扫平山东六国，将中国归为一统，这是后话。
春秋五霸，各种历史书籍中说法不一。所谓春秋五霸，最初指的是诸侯各国君主中五位有作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家，称“五伯”。但政治家与国家实力又不能截然分开，国不强，其君何以称霸？春秋时期长达二百九十五年（前770—前475），诸侯各国实力此消彼长，春秋五霸也随时势前后变化。把春秋五霸的各种不同说法归纳起来，其中四个是“常数”（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另一个是“变数”（宋襄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吴王夫差，这四个人在不同时期占据春秋五霸中的另一个位置）。
春秋时期最先冒出来的杰出的政治家是齐桓公。他任用管仲实行了一场著名改革，使齐国率先富强起来。北方齐国最早是西周姜尚的封国，姜尚先后为周文王和周武王当过谋臣，对周朝的建立有过突出贡献，看来他为齐国后代留下了比较丰富的思想遗产。齐桓公是姜尚的后裔，姓姜，名小白。孟子说：“五霸桓公为盛。”后来汉高祖刘邦得了天下，也把周文王和齐桓公作为自己效法的两个榜样。他在一篇《求贤诏》中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
齐桓公重用管仲搞改革，归纳起来就是实行两大主张：其一，以法治国；其二，富民为先。这场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使齐国国力大增，齐桓公的腰杆子就硬了起来。齐国崛起之后，齐桓公以中原诸侯集团盟主的身份，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子，名正言顺，很有号召力。他决心以匡扶东周王室为号召，威领中原诸侯各国，北征狄胡，南抗荆蛮，保卫中原。
南方楚国，与齐国不同。虽然《史记·楚世家》说楚人的先祖是五帝之一颛顼，而颛顼是“黄帝之孙”，与周王室是同源。但由于颛顼部落一直向南方发展，周王室是姬姓，楚国是熊姓，姓不同则不亲。在夏、商二朝，熊姓部落起起落落，“或在中国，或在蛮夷”。由于这些原因，楚人一直被中原诸侯集团称之为“荆蛮”、“蛮夷”，视为“异己”，受到排挤。
黄河流域的中原诸侯各国，都是西周王室所封，他们一直以正统自居，把西北的戎狄、东北的胡、南方的荆蛮，统统视为威胁中原的异己势力。这在周朝不足为怪，但我们的各种历史书籍至今仍然沿袭这种观点，这就大可商榷。
西周初，周王室认为荆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我族也”（《左传·成公四年》），直到周成王时才“封熊绎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并与鲁、卫、晋、齐“俱事成王”。楚国虽然挤进了诸侯行列，却始终与周王室的关系有一种隔膜感。从周夷王开始，西周王室走向衰微，中原诸侯也开始不安分起来，他们或“不朝”，或“相伐”。在这种形势下，楚王熊渠索性打出“蛮夷”的旗号，宣布不受周制约束，自封三个儿子为句亶王、鄂王、越章王。不久，熊渠担心暴虐的周厉王前来镇压，又自动取消了这三个王号。
楚国地处长江中游，据有江淮流域广阔地域，水利发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广人众。“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国与齐国差不多同时崛起，形成南北对峙。楚国的崛起，得益于楚成王，他同样通过重用令尹（宰相）子文对楚国实行了一场改革，使楚国国力迅速强大起来。楚国的改革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对内削弱贵族势力。在此之前，楚国贵族巨室封邑过大，滋生出种种弊端。子文下令贵族巨室都割出一半田产归公，以充实国力。子文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别人也无话可说。《左传》说子文“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留下美名。其二，改善外部关系，主动向周天子进贡，并“结旧好于诸侯”。周惠王见楚国有了主动臣服的意思，便授意楚成王可以向南发展，“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楚成王“遵王命”，兼并了江淮间众多小国，“于是楚地千里”。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楚在春秋时先后吞并四十五国，疆土最大”。其三，发动楚国原住民大量开垦江汉间可耕土地，更使楚国国力大增。
北齐南楚，两强对峙，拉开了春秋南北战争的序幕。
召陵之战：
齐、楚两国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冲突，是公元前656年的召陵之战，但有的历史书上称它为“召陵之盟”。为什么称它为召陵之盟呢？因为这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爆发之初，齐、楚双方陈兵百万，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最后却在双方的“威慑平衡”下达成了“和解”。这是由齐桓公首创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战例。
齐、楚争霸中原，主要目标是争夺对中原诸侯小国的控制权，关键是争夺对郑、宋两国的控制权。中原众多诸侯小国成了南北战争的主战场、牺牲品。
召陵之盟前，楚国已先后三次进攻中原的郑国。齐国为了遏制楚国的北进势头，齐桓公以中原盟主身份，联合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向楚国发动了一次军事远征。
齐国联军首先打下了与楚国结盟的蔡国，然后越过蔡国国境，抵达楚国边境一个叫陉的地方（今河南郾城县陉亭），准备伐楚。楚成王比较清醒，见齐国联军人多势众，没有硬碰，派使者屈完去齐桓公大营谈判。屈完责问齐国：“你们地处北海，我们地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为何要来侵犯楚国？”
齐军的谈判代表是管仲，他回答了三条理由：第一，西周王室曾授予齐国先祖姜太公有征讨五侯九伯之权，我们这次前来讨伐楚国，就是执行周王室的遗训。第二，你们楚国不按时向周王室交纳贡物，不参加周王室祭祖，这是叛逆行为。第三，当年周昭王南巡，到了你们楚国地盘一去不返，是被你们楚国谋害了。你们有这么多罪名，难道还不应该来讨伐吗？
屈完并不慌张，回答说：“楚国没有按时纳贡，这的确不对，我们补交就是了。周昭王南巡不返，他的淹亡地点当时还不是楚国的地盘，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待我回去问问汉水边的人。”
管仲说的“昭王南巡不返”是一笔历史旧账。周昭王是周武王立国后的第四位周天子，当年渡汉水时翻船淹亡[8]。屈完说周昭王淹亡之地当时还不是楚国的地盘，意思就是说这件事与楚国无关。就这样，第一回合的谈判互不相让，不欢而散。
屈完返回楚营，楚军上前迎敌。
齐桓公见楚军前来，命令联军后撤至召陵一带（今河南郾城以东），与楚军对峙。
楚成王派屈完再次去齐营举行第二回合谈判。齐桓公命令联军排列成庞大阵容，让屈完乘车观看。齐桓公在兵车上对屈完说：“你看，这样强大的军队，谁能抵挡？”屈完回答说：“你齐桓公若能以德服人，谁敢不服？你若想以武力压人，就凭楚国的地理优势，一点也不怕你。”
两强相遇，各自掂量，双方内心都觉得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这场严重的军事危机，最后在双方“威慑平衡”下以妥协告终，签约和解，各自回撤。
对于齐桓公来说，他率领诸侯联军发动这场军事远征，以强大的武力威慑遏制了楚国大举北进的势头，大显威风。《春秋·僖公四年》载：“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这显然是站在齐国的立场上说的话，意思是说楚国派出使者主动前来求和，签了帐下之盟。
召陵之盟，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两大意义。一方面，它表明在春秋时期的军事思想中，已高度重视发挥武力威慑的作用。而强大的武力威慑和成功的外交斡旋，则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手段。孙武的祖籍是齐国，他后来在《孙子兵法》中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用兵之道的最高境界，也许受了齐桓公首创的这一重要战例的启发。另一方面，它又表明在危急关头保持“慎战”的重要性。楚成王面对齐国联军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既不服软，又不蛮干，以做出适度让步（表示愿意向东周王室纳贡，并补交过去欠交的贡物），避免因蛮干而导致惨败，也不失为明智之举。战争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够审时度势，避免失败，这就是胜利。就这一点而言，楚成王也是胜利者，“知可战与不可战者胜”（《孙子兵法·谋攻》）。
召陵之盟后，齐、楚两强的军事对抗并没有停止，但换了一种间接对抗的形式。双方都把中原诸侯小国推到第一线，通过这种间接方式打了许多前哨战、外围战。夹在齐、楚两强中间的许多中原小国，则吃尽了战乱之苦。
齐、楚争霸中原，从总体上看，齐国稍占上风。齐桓公一生干成了三件大事：北征戎狄、南抗楚国、中定周室[9]，这使他在中原诸侯中树立了权威。公元前643年秋冬，齐桓公在管仲去世两年后，也离开人世。齐桓公一死，诸公子各自树党，互相残杀，齐国发生严重内乱，从此走向衰落。
11.晋楚争霸中原
晋国的崛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晋国最早是周武王儿子姬虞的封国，传至晋文侯一代，护驾周平王东迁洛阳有功，深得东周王室器重。晋文侯的儿子晋昭侯，将他的一位叔叔姬桓封于曲沃，本来是一片好心，却留了后患，导致叔侄两宗之争，延续了好几代人。最后“曲沃武公伐晋侯缗，灭之”，叔叔一宗吃掉了侄子一宗，两宗归一，统一了晋国。东周王室面对既成事实，周僖王封曲沃武公为诸侯，是为晋武公。
晋武公的儿子晋献公，用武力兼并了周围一些小国，为晋国崛起打下了一定基础。晋献公这个人心狠手辣，他为了杜绝贵族子弟们再次发生类似两宗之争一类的事件，专门建造了一座城邑，把晋国贵族子弟都迁到一起，以优厚待遇供养起来，让他们在那里安心读书，并派军队加以“保护”。事隔不久，就给他们扣上“谋反”的罪名，将他们统统杀掉。晋献公原以为晋国的天下从此就会太平，但他本人在妻妾问题上搞得很乱，为身后留下了更大的祸患。他的原配夫人贾氏无子，他与父亲晋武公的少妾齐姜私通，生下一儿一女。儿子申生被封为太子，女儿穆姬嫁到秦国当了秦穆公夫人。晋献公征服北方狄国后，又娶狄国狐家两姐妹为妾，姐妹俩又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姐姐生了重耳，妹妹生了夷吾。再后来，他又征服骊戎，又得骊姬两姐妹为妾，又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姐姐骊姬生奚齐，妹妹生卓子。晋献公晚年宠爱骊姬，听信她的谗言，废太子申生（申生自杀），立奚齐为太子，把其他几位庶出公子都赶出了都城。重耳流亡到他母亲的故国北狄，一住就是十二年。夷吾流亡到了梁国（春秋诸侯小国，今陕西韩城以南的二十里西少梁）。晋献公一死，妻妾嫡庶几派之间立刻为“争立”互相残杀，晋国大乱。
秦穆公毕竟是晋献公的女婿，出面帮助晋国收拾乱局。他扶持夷吾从梁国返回晋国继位，是为晋惠公。夷吾回国当政后，担心其兄重耳不服，派人前往北狄刺杀重耳。重耳从狄国逃出，先后流亡到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晋惠公在位十四年而亡[10]。秦穆公打听到重耳已流亡到了楚国，派使臣迎回重耳，并把女儿嫁给了他，派兵护送重耳回到晋国继位，是为晋文公。就是这位晋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饱经磨难，历尽艰辛，继位后成为晋国一代雄主。
晋文公继位时已六十二岁，大器晚成，壮心未已。他对晋国几代君主的败因和晋国内乱的根源都了然于胸，加上他流亡期间又实地考察了诸侯各国的情况，尤其对齐、楚的强国之道有深入了解，继位后便大刀阔斧地改革晋国政治，全力发展经济、扩充军备，使晋国迅速强盛起来。
　　晋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是晋文公为周襄王勤王救驾。公元前636年，东周王室发生内乱，太叔带联合北方狄国攻打京都洛阳，争夺王位，逃亡中的周襄王要求秦、晋两国勤王救驾。秦穆公已发兵河上，准备同晋文公翁婿联手勤王救驾。晋文公的重要谋臣、他的舅舅狐偃向他献策道，这件事你应该独立承担，不能让秦国分享成果。于是，晋文公委婉地对秦穆公说，晋国离洛阳近，勤王这件事由晋国来承担。秦国可以向南行动，打通武关，夺取南下的通道，这对秦国将来有大用。晋文公兵分两路，一路攻打狄人及太叔带，一路迎周襄王回洛阳。事毕，晋文公在中原诸侯中声威大振，周襄王对晋文公也感激不尽，将河内（黄河北岸、太行山南麓）的阳樊、温、原、茅等四邑奖赏给了晋文公（《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国得到这片战略要地，意义非同寻常，日后进出中原便有了战略据点。从此以后，晋国就取代齐国，成为北方霸主，与南方强楚争霸中原。
城濮之战：
晋、楚两国爆发的第一场重要战争，是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的导火索是由齐、鲁交兵引起的。鲁国是楚国的盟国，齐国攻鲁，鲁向楚国求援，楚国驰援鲁国伐齐。这时冒出一个突发事件：原先主动臣服楚国的宋成公，眼看晋文公勤王成功后威名大振，突然背楚投晋。楚成王怒不可遏，立刻下令从伐齐的楚军中分出一部分兵力，就近包围了宋国的一座城邑缗（今山东金乡），想以此警告宋成公回心转意。但宋成公不为所动，毫无悔意。第二年冬，楚成王亲率陈、蔡、郑、许联军，围困宋都睢阳。宋成公向晋国求救，晋文公召集卿士将帅们讨论，救不救宋国？不救，不仅会使宋国失望，也会使晋国在中原诸侯各国面前降低威信；救，就要准备同强大的楚国交战。下军佐先轸向晋文公建议说，这一仗非打不可，“取威定霸，在此一举”。晋文公决定发兵救宋。
从晋国到宋国，中间隔着曹、卫两个楚国的属国。晋军如果越过曹、卫进入宋境与楚军交战，一要冒腹背受敌的风险，二要远离晋国本土作战，保障困难。因此，先轸等人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千方百计调动楚军进入曹、卫境内与其作战。这样，就能反置楚军于远离本土作战、保障困难的境地。
如何调动楚军？狐偃献计：攻曹、卫，楚必救。攻曹、卫总得有个理由，一想，有了。当年晋文公流亡途经曹国，曾受到过曹共公的污辱，“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就凭这一条，先打曹国。晋军向卫国借道，明确告诉卫国说要过境去打曹国，但卫国拒绝借道。晋军被迫绕道东进，前方不远就是卫国五鹿（今河南清丰县西北）。这时晋文公忽然又想起，当年流亡途经卫国五鹿时，卫国不予接待，饿得他饥肠辘辘，只得在路上“乞于野人”，一想起来就很伤心。于是立刻改变计划，先打卫国，一举夺取了卫国的五鹿。
接着，晋军又抢占了卫国的一个战略要点敛盂（今河南濮阳市东南）。敛盂位于卫、齐、鲁、曹四国交界之地，晋文公从这里派人出使齐国，齐昭公主动来会，双方在此结盟。北方晋、齐两强结盟，对南方楚国及其同盟国造成极大心理威慑。
第一个吓破胆的是卫成公，他主动前来要求加入晋、齐联盟，晋文公不允。卫成公转而派人向楚国求救。卫成公如此毫无骨气、六神无主，卫国臣民对他群起而轰之，“卫侯出居于襄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卫国沦陷。襄牛又名襄陵，春秋宋邑，在今河南省睢县。
第二个吓破胆的是鲁僖公。他看到晋、齐结盟，卫成公弃国而逃，卫国沦陷，大事不妙，立即把领兵支援卫国的儿子召回国内，竟把儿子杀了。他对晋国说：“我儿子擅自出兵，我把他杀了。”又对楚国说：“我儿子擅自撤退，我把他杀了。”鲁僖公耍滑耍到如此混蛋透顶的地步，阅遍春秋，史无前例。
恰在这时，晋国中军元帅郤縠在敛盂去世，这对晋军是个不小的打击。但晋文公自有识人之明、用人之胆，他立即提拔下军佐先轸为中军元帅。先轸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