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披风的小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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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法律顾问。帮我解决父母离婚后孩子的归属问题。
我的父母在我两三岁的时候就离婚了。当时我们家也很穷。法律把我判给了我爸。之后我的爸爸。又通过相亲。认识了我现任的后妈。后妈结婚时带了一个女儿。和我是同龄。那时我八岁。结婚两年后。后妈生了一个儿子。后妈在和我爸结婚之前已经嫁过了好几个家庭。除...
爸爸常年在外打工。爷爷奶奶已经八十了。弟弟现在八岁。我十七
我有更好的答案
建议先收集你后妈存在对婚姻不忠、有过错的证据，孩子的归属从有利于成长教育的角度来判的，一个收入低、品行又不好的女人，法官一般不会将孩子判给她的。让你爸尽快回来处理
采纳率：55%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她去吧。离婚分为登记离婚和判决离婚。登记离婚就是你爸和你后妈到婚姻登记处去登记离婚，子女问题由他们协商。一般是谁的孩子归谁。女儿归你后妈，你归人爸，你弟弟归谁，得双方协商，归你爸或你后妈均可。判决离婚就是你爸想离婚，当你妈不同意去登记离婚，则你爸只能去法院起诉离婚。子女归属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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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不好说，是不是离婚时你父亲的事情，你一个做孩子的没有权利干涉如果真的涉及离婚，可以走协议的途径，也就是你父与后母通过协商，确定孩子的归属，及财产的分批。如果是诉讼的话，满10周岁的需要征求孩子的意见，不满10周岁至两周以上的以对孩子抚养有利为原则
离婚分为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如果能让你的爸爸和后妈一起商量离婚就没什么问题。如果是一方不同意离婚，另一方可以采取诉讼的方式由法院判决离婚。但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根据《婚姻法》第32条）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另外法院对于“感情确已破坏”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即（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5）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6）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7）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8）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9）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同居生活，无和好可能的；（10）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11） 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无过错一方起诉离婚，或者过错方起诉离婚，对方不同意离婚，经批评教育、处分，或在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过错方又起诉离婚，确无和好可能的；（12）一方好逸恶劳、有赌博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夫妻难以共同生活的；（13）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14）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等。如果具备以上情形一般会得到法院离婚的支持，
此外，法律为保护军人、怀孕的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权益，对提起离婚诉讼还有禁止性规定：（1）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2）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所以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是可以有你的父亲向法院起诉判决离婚的。至于孩子的归属，要从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出发，仔细确认双方的情况后判决，但哺乳期间的孩子一般判给女方抚养，如果不是哺乳期，就要看那方更适合小孩成长并征求小孩本人的意见。不抚养小孩的一方应当每月支付抚养费，抚养费的标准一般是年收入的20—30%之间。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归夫妻共同所有和负担，一般是一人一半 。如果一方有过错，分割财产是可以少分或者不分，具体份额由法院裁定。一般情况，结婚后婚前彩礼作为共同财产处理，不能要求退还，如果没有结婚，可以要求对方退还彩礼。以上就是我的回答，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先批评教育，无改正协议离婚，协议不成再诉诸法院。你爸和你后妈的孩子应由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成长出发的一方抚养。你弟弟现在八岁，属无行为能力人，一般情况下由母亲抚养较为合适。不管怎样，你弟弟都是你爸和你后妈的孩子，抚养方只是履行抚养、监护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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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 | 所有人都不救妈妈，直到妈妈杀死了爸爸
本文系网易原生内容中心非虚构频道“人间”（the livings）栏目出品，每周一至周五准时更新。
2016年末，刘静发给我她经办的一起凶杀案。
她是山东某沿海城市检察院的检察官，案件的凶手最终并未偿命。
“老是听见楼上男的打他媳妇、他媳妇在家里跑来跑去的脚步声。一开始我们还挺气愤，觉得这个男人忒过分，后来慢慢的也就习惯了。再到后来，邻居都很烦他们，打架时，那男的老往楼道里扔东西，这是典型的扰民！”面对前来调取证据的警察，60岁的陈民漠然地说道。
这栋老旧的居民楼是一桩故意杀人案的命案现场。7天时间里，警方前前后后来了4次。
死者正是那个家暴的男人。陈民口中那个让他由怜悯到厌烦的中年女子，是这个男人瘦弱的妻子，名叫张虹，今年45岁，案发后就被警方以嫌疑人的身份带走了。
在这栋居民楼住了二十多年。在邻居们眼里，张虹的举动有些怪异，“先是挨打的时候跑到邻居家借手机，说要给她男的单位打电话。后来她男的打得更狠，再就不怎么说话了。有几次男人又咆哮，她紧接着就跑出门，衣服都忘了穿。”五楼的邻居戚继红絮絮叨叨地跟警察说着，像是在叙述一个电视连续剧的俗套桥段。
“你说我们咋管呢？都是两口子的事儿。她女儿还不管呢。”说这话的时候，张虹家的门开着，她的女儿崔莹就坐在门边。戚继红嗓门很大，完全没有觉察到邻居的存在。
戚继红是这个单元的楼长，和张虹家邻居已有多年。在她的眼中，张虹就像一个被囚禁的影子，素日里不多的见面，总是溜着墙根，瘦弱的影子匆匆来去。
张虹的女儿崔莹今年21岁，听了戚继红的话，突然笑着说：“我爸打我妈至少十几年了，家里的事从来没人管。”
类似的案子，检察官刘静办理过不止一件。但还没有过一次，自己像听了女孩这话时感觉那么悲凉。
后来，刘静曾和同事数次到过凶杀现场，屋里死一样寂静，女孩父亲的卧室墙上是大片的喷溅型血迹，女孩母亲写的“安全第一”的标语还贴在她的床头，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就放在标语旁边的床头柜上。
根据证据显示，张虹和戚继红关系还算不错。
张虹家的防盗门总是锁着，水电费等日常杂费都是张虹提前交给戚继红的。“她很排斥我们去找她”，戚继红曾告诉警方，“有一次她家楼下的天花板漏水了，楼下找到她家，她隔着防盗门说不是她家漏的，让他去找她家楼上。人家说就算是楼上漏的，也是先漏到你家啊。你打开门，我帮你看看。可是这女人始终不肯。”
一段时间后，张虹家的每一扇窗都安了防盗窗，都是那种最笨重和粗壮的钢棱；再后来，张虹做出了一个让邻居们十分讶异又厌恶的举动——她请人把单元走廊所有的窗全部安上了防盗窗，并且上了锁。
即使这样，每次碰到邻居，她仍然像是怕极了一样唯唯诺诺，脸色灰白，似乎随时会有人来害她。直到案发。
“过几天赶快找人把走廊的防盗窗拆了，见见阳光。”陈民一边甩着拖把，一边关上了门。
张虹的丈夫——本案的被害人崔玉海是一名警察，他是在被害几天后才被发现的。提供线索的正是本案的被告、他的妻子张虹。
第一个怀疑出事的人是崔玉海的领导任大海。
崔玉海夫妻关系不睦已是公开的秘密，而张虹常常被丈夫称为“精神不正常”。根据任大海的证言，那天上午，崔玉海迟迟未去上班。
任大海电话他，“电话是张虹接的，她说老崔病了，没法上班去。”任大海说，“我问怎么了，她说他头疼。我就没再问。”
但第二天，崔玉海仍然没去上班，快下班的时候，任大海听党小组组长说，张虹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说崔玉海病重，让组织上派人去看看。任大海心里一沉，跳起来拽住对方就往崔家跑。等他俩到了家门口，张虹拿着钥匙一个一个地把防盗门上的锁打开，任大海一眼就看到了卧室里倒在血泊中的尸体。他立即报了警。
而那时，张虹已经守着崔玉海的尸体快两天了。
崔莹接到任大海的电话时，天已经黑了。崔莹当时放假住在闺蜜家，等她赶回家时，昏黄的楼道灯光里站了很多邻居，警车就停在单元门不远的地方。
“我一步步走上楼，双膝发软，心都要跳出来。任叔叔等在我家门口。他拽住我的手，从人缝里，我看到了命案现场。”在取证时，崔莹梦呓般地回忆。
在很多同事眼里，崔玉海这位老警察工作极为认真，但脾气暴躁，对妻子很不好。
魏慧是任大海的妻子，也是本案中另一位重要证人。她说，任大海是看着崔莹长大的，他们常常劝这家人，但总是事与愿违。张虹身上新伤不断，魏慧还曾偷偷掉过泪。
崔莹十一二岁的时候，任大海叮嘱魏慧去照顾照顾张虹。她们谈话总是很小声，大都是在崔玉海不在家的时候。但不论如何，还是挡不住崔玉海暴戾的拳头。
“有一次我去找她，在楼道里迎面就碰到她急匆匆地冲下来，衣服都没有穿。我赶忙拉住她说，回去穿上外套不好吗？她恐惧地说：‘不行啊，老崔让我去买药，我忘了买药’。一个大老爷们，把老婆吓成这样，有意思吗？”
初中以后崔莹就住校了。崔莹说，一个星期五晚上，自己刚回到家，打开门就看见妈妈躺在地上，疼得不敢动。看见女儿，张虹的眼泪不住地流。崔莹赶紧上前去扶，张虹还是不敢动，看样子是受伤了。崔莹哭着给魏慧打电话，没多久，魏慧就拿着药来了。
魏慧是医生，检查后发现张虹的肋骨可能是断了，就打电话给崔玉海。
那天特别冷，天黑得很早，屋里弥漫着一种让人窒息的压抑和恐惧。很快，崔玉海回来了。他表情僵冷，语气十分生硬：“张虹精神有问题，你不要和她来往，也少管我们家的事。”
“老崔，不是我说你，你这是犯罪。打女人是本事吗？”
话还没说完，崔玉海就打断了她的话：“老魏，我们家的事，你和老任管得起吗？”张虹在一旁连大气儿也不敢喘。
“脾气太大了！真是的。”即使崔玉海已经被杀，魏慧也丝毫不掩饰她对他的极大不满。
对于崔玉海的单位来说，这更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按说，家务事单位本不该插手。但是张虹几次因为被崔玉海打断肋骨而住院，这就不是小事了。
任大海是一名老警察，他知道，如果这事儿不是发生在夫妻之间，或者哪怕被打对象不是逆来顺受的张虹，崔玉海早就因为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捕了。但无论对于组织还是以他个人身份的劝解，崔玉海一概听不进去，“这个女人有精神病！”这是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没有人敢对崔玉海提出质疑，包括张虹的娘家人。
张虹不是没有向娘家人求助过。但是包括崔莹的姥姥在内，没有人真正关注过她的处境。崔莹说，她的妈妈出生于一个大户之家。姥爷年轻时就走南闯北，挣了很多钱，即使经过了社会的风云变幻，在她的印象里，家里仍然很是富有。在农村的姥姥家里，崔莹见过各种玉石烟斗之类的老物件。母亲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在农村，这就是人丁兴旺的象征了。但是，这个家似乎有些问题。
崔莹很小就知道，她的姑奶奶有些不正常。她常常只穿着很少的内衣，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后来被她的子女关在家里。等她略大些才知道，姑奶奶也是因为家庭不和精神受了刺激，才成了现在的样子；爷爷倒是挺正常的，但脾气暴躁，而且感觉他一直很抑郁，对人有些冷漠。
崔莹听舅舅说过，当时她妈妈到城里上班，经人介绍认识了她爸爸，风风光光地嫁了，村里人都很羡慕。但是很快，舅舅就发现，妈妈每次回娘家都会哭。再到后来，开始出现一些异常，比如会反反复复地洗一件衣服，洗澡要洗五六个钟头，性格也慢慢变得不如从前开朗了。
大概五六年前，张虹第三次被崔玉海打断了肋骨。
崔莹的舅舅很生气，去医院探望时，和崔玉海打了起来。但张虹的表现很快也让娘家人有些不堪忍受，她开始不停地“告状”，说老崔有外遇、要杀了她，还说医院的护士也要害她。
最后所有人都有些厌烦了，直到娘家人也不愿意和他们来往。
不久以后，张虹查出患有子宫癌。住院好几个月，大都是崔玉海照顾，娘家人更不好说什么了。这时，崔玉海跟崔莹的舅舅提出，张虹精神有问题，要送她去精神病医院，一下子又炸了锅、
崔莹的姥爷姥姥坚决反对，他们的意见是“丢不起这个人”；而崔莹的二舅则认为，即使去，姐姐也得不到很好的照顾，还不如把她放在家里。
最后，娘家人派崔莹的二舅和崔玉海谈，坚决反对他送张虹去精神病院。即使如此，崔玉海还是趁陪张虹复诊的时候，带她去天津看过病。他们拿了一些药回来，不见疗效。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崔莹一天天长大了。对这个家，从焦躁恐惧、到企图改变、再到后来的无可奈何，作为他们的独生女儿，崔莹也渐渐麻木起来，甚至开始躲避。
自从初中开始住校，她总是一个星期、甚至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和母亲交流也更少了。
现在想来，娘家是张虹求助的最后一扇门。而女儿是她支撑自己活下去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随着门一扇扇关闭，张虹更加孤独了。
“虽然我妈杀了我爸，但是，我对我妈恨不起来。”这是警方询问时，崔莹说得最干脆的一句话。她觉得母亲的反常，应该是从小时候爸爸和妈妈的感情受挫开始的。
张虹年轻时很漂亮，有一手远近闻名的刺绣活，还喜欢用老旧的录音机录一些诸如“一剪梅”之类的情歌给崔玉海。但崔玉海是个粗线条，不喜欢听这些吴侬软语般的小情小调，他需要的似乎只是张虹履行她身为妻子在传统概念上的义务，比如做饭洗衣，孝敬老人，以及正常的夫妻生活。
崔玉海是一名警察，工作起来没白没黑，回家也没有准点。因此，白天张虹基本都是一个人在家。那时候，崔玉海常常饿着肚子回到家，看到家里冷盆冷灶，连开水也没有，就对着张虹发火。而张虹，好容易盼着丈夫回到家，结果却被一顿大发雷霆打消了所有构想中的期盼，她开始生闷气。
崔玉海不会哄人，两个人都觉得对方简直不可理喻。
崔莹觉得，妈妈的异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先是出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洁癖——衣服洗得一尘不染，反反复复地洗同一件；让崔莹不停地洗手；家里一旦有客人来、坐了一下沙发，等人家走了，沙发罩马上换——后来发展到崔玉海回来，在没有换衣服的情况下不能坐沙发，只能坐在小马扎上。
很快，崔玉海开始对张虹置之不理。
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是当时所有人——包括崔莹的奶奶家和姥姥家，都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事。
一年春节，崔玉海邀请自己的父母来家过节。崔玉海事先给张虹打了电话，并带回去很多海鲜。那是大年二十九，崔莹记得她在爷爷奶奶家玩，爷爷奶奶高兴地换上新衣服，奶奶还装了一大包亲手做的点心，说要带去给儿媳妇尝尝——自从崔玉海小夫妻开始不停地吵架，老两口就不太上门了，他们认为这次一起过节，是缓和小两口关系的一个契机，于是格外重视。
下午四点多，崔玉海去接父母和女儿，几个人开开心心地往家赶。可打开家门，所有人都愣住了。那时崔莹家还是平房，有一个小院子，崔玉海买的各类海鲜被张虹一样样摆在院子里，张虹在洗衣服，一件一件地、不停地洗。厨房里冷盆冷灶，蜂窝炉灭着，正堂的屋子里炉子也没生火，家里冷得冰窖一样。最重要的是——看见爷爷奶奶来，张虹几乎没有笑容。
爷爷奶奶转身就要走，崔莹就记得自己站在院门口，不知该跟他们走，还是留在这个气氛奇怪的家里。此时已是快六点了，天早已擦黑，她知道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崔莹不愿意回想那晚的一切。只知道在这件事之前，崔玉海已经冷落了张虹好几天，也许张虹在想，应该用一种怎样的办法，才能表达她对崔玉海的不满。但是，她选择的这个办法，却让自己成了所有人的“公敌”。
崔玉海对妻子更加冷淡了。
“该怎么引起他的注意呢？”
那时崔莹才上小学，她记得很清楚，妈妈曾经多次拉着她，问过她这样的问题。
张虹常常守着女儿哭。有时候，崔玉海打了她，她会在黑暗中坐在客厅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很快，崔玉海动手越来越勤，这让张虹更加恐惧。安了防盗门，并且在上面加了好几把锁，总说有人要害她，以及害怕时钟转动时发出的“滴答、滴答”声，她说那就像脚步声。
家里的那部老旧的录音机，被遗忘在角落里，床头依然摆放着他们的结婚照。每天，她都会去擦拭一遍，相框被磨得发亮。
张虹开始拒绝老公和她同床。这让崔玉海无比愤怒。一开始，他还会和她谈谈，到了后来，张虹在枕头下面藏了一把剪刀，一旦崔玉海靠近她，她就用这种极端地方式坚决反抗。
不断地吵、打。直到崔莹考到外地去。
偶尔，她也会接到妈妈的电话，电话里她如同从前一样哭诉，说她爸要杀了她。但次数多了，崔莹也渐渐麻木了。
直到案发。
包括张虹的家人在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杀人偿命，张虹必死无疑。但是，张虹没有被判处死刑。检察官刘静告诉住在奶奶家的崔莹，案件批捕后，检察院收到了公安机关的“强制医疗意见”，也就是说，公安机关认为张虹需要到精神病治疗机构进行治疗。“根据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的诊断评估，当时，张虹攻击风险因素的危险性评估级别为最高级5级，就是说，你妈妈存在着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有持械针对任何人实施任何暴力行为的风险。”
“我见了你妈妈，她状态很不好，对任何人都有敌意。你能告诉我吗？你们陪伴她这么多年，难道都没有意识到她有精神疾病吗？”
崔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张虹的异常，谁都能感觉得到。而这些年来，崔玉海几次向张虹的娘家提出的建议，也都是有道理的。可怎么连崔莹——他们的独生女儿——都丝毫没有重视，反倒一直躲着自己的妈妈呢？
崔莹痛哭起来。
“我们打算把你妈妈送到市精神卫生中心进行系统治疗，你同意吗？你妈妈虽然不负刑事责任，但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作为检察机关，我们已经向法院提出了强制医疗申请。”
有什么不同意的呢？难道让她继续生活在恐惧的幻觉中么？这一次，再也没人阻止了。
日，张虹的案子判下来了。
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精神病人对他人实施了暴力行为，致一人死亡，严重危害他人生命安全，虽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但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张虹被送至市心理康复医院接受治疗。
但是，张虹住院不到两个月，娘家人就找到了律师，申请解除强制医疗，原因是：他们还是不想让外人知道，家里出现了一个“精神病”。
讳疾忌医，承受痛苦的，只有病人和他们的家人。
按照规定，法院对张虹是不是能解除强制医疗召开了一次听证会。检察院认为，强制医疗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虽载明，张虹治疗病情稳定，达到临床痊愈标准，但也同时申明，不排除遇到突发事件会导致病情复发或者加重，影响其自身的控制能力和判断能力，导致因病情的影响而出现意外的可能性。因此仍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不符合解除强制医疗的条件。
最后，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做出了继续强制医疗的决定。
张虹的病情恢复很快。
3个月后，经张虹本人申请，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对其进行诊断评估，认为其精神病性症状消失、自知力恢复，也已不存在攻击行为风险因素了。法院对张虹依法解除了强制医疗。
崔莹在自己读博的城市租了个房子，把妈妈接过去同住。看上去张虹已经平静多了，她像正常人一样出出进进，偶尔还去小广场跳跳舞。
2016年快过年的时候，崔莹回了趟老家，打算把旧房子卖掉。她整理着父亲的旧物，准备扔掉它们。忽然，在他床头下面的钱夹里，她发现了一张很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女人和她年龄相仿，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1987年，大院留念。她蓦地想起了那个痛哭的女人。
那是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人群后面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一直在哭。崔莹隐约记得，那个女人哭得很特别，是一种压抑的哭，不敢出声却无法抑制。
1987年，大概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张虹开始絮絮叨叨，见人就说崔玉海有了外遇。只是从来没有人相信过。
（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地点、姓名皆为化名）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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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的故事——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家
这张穿着军装带着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年轻小伙，就是我的父亲。表面看像个有文化的人，实际上我父亲小时候没有上过一天学，1926年10月，父亲出生在陕西省商县秦岭山区一贫苦农民家中，家中三个男孩，父亲做为老大，从懂事起，就帮家里干农活，去给有钱人家放羊。1942年冬天，刚滿16岁的父亲，走出大山谋生，遇到了八路军的队伍，就参加了八路军。父亲参军后，跟着部队南征北战，一直也没能回过家乡，解放后回家探望，我爷爷、奶奶都已去世，每谈至此，父亲都悲痛、惋惜，无奈忠孝不能两全。父亲参军后，眼睛视力一直不太好，直到解放后进了城，到医院一检查，才得知是先天性近视，只好配了眼镜，一转身，工农干部变成“文化人”了。
母亲从军的照片
我的母亲是陕西宝鸡市人，1932年3月出生在一个家境还算殷实的人家，母亲很小时侯我亲姥姥就病逝了，姥爷再婚后，母亲的后妈对她还好，做为独生女，在家中很受我姥爷姥姥的宠爱。1949年7月，我父亲所在的西北野战军解放了宝鸡市。当时身为独生女，刚过17岁的母亲，克服了家庭重重阻力，积极报名参了军，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兵。
我父亲母亲的结婚照
1950年初，在组织上的介绍下，我的父亲母亲相识一段时间后，结为夫妻。那个年代，革命队伍里大都是这样，解放了，部队进了城，一些城市姑娘参了军，刚好给部队中因长年行军打仗，没有机会解决个人婚姻问题的部队干部带来了希望，经过组织的撮合，他们相识结婚，组建了家庭。城市姑娘嫁给了农民出身的干部，是有不习惯的地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适应，也就相互容合了，我的父亲母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磕磕绊绊了一辈子，但谁也离不开谁。上面是我父亲母亲在部队的结婚合影。
1951年5月，父亲所在的部队，接到了赴朝作战的命令，组织上决定父亲随部队开赴朝鲜前线，当时因母亲刚生下我哥哥，正在哺乳期，被留在陕西省眉县后方。父亲他们部队在陕西华县集结，乘闷罐火车，向东北方向进发，一路上父亲眩晕呕吐，直到虚脱昏迷不醒，实际上是严重晕车，但当时随行医务人员也搞不明白，以为得了重病，到了丹东鸭绿江边，部队决定让父亲下车到医院治疗，没能跟上所属部队入朝。在医院治疗休养一段病好后，因无法同入朝前线部队联系，组织上决定我父亲转业到地方工作，我母亲也离开部队随着父亲转业到了地方工作。
上面三张照片是我哥哥一岁多时照的，哥哥1950年3月出生在部队，当时我父亲母亲所在部队驻扎在陕西眉县一个叫槐芽镇的地方，哥哥出生后，姥爷给他起名叫槐林。
奶妈抱着我的照片
1951年冬天，我的父亲母亲转业到平原省委党校工作，平原省是建国后新设的一个省，在今河南河北交界一带，省会是新乡市。1952年底，设立刚三年的平原省撤销，我父亲母亲又转到河南省直机关门诊部工作，当时河南省会设在开封，我就是1953年6月出生在开封，取名开林。上面这张照片是在开封时，我的奶妈抱我照的。据我母亲讲，我出生后，母亲身体虚弱，加之工作劳累，奶水不好，不够我吃，无奈专门给我雇了奶妈哺养我。
1954年6月，母亲在开封生下我妹妹，取名雅林。年底河南省省会从开封迁往郑州，我们一家五口人随着省直机关的搬迁，也从开封搬往郑州。到郑州后，父亲在省卫生厅工作，母亲还在省直机关门诊部上班。1955年底，母亲在郑州生下了我的弟弟，取名郑林，我们家成为了一个六口之家。
上面两张照片是我姥爷
我们一家初到洛阳合影
那个年代的人，都故土难离，父母都是陕西人，加之我母亲又是独生女，宝鸡家里还有双亲需照顾，家中还有一座四合院，总想回家乡去工作，但当时跨省调动不好办，父母向组织提出多次，想调回陕西工作，也没有办成。无奈就向组织提出调往洛阳市，当时这是河南最西边的城市，离陕西最近，去往老家方便点，以解思乡之愁。于是，在我父母的再三坚持下，组织上同意我父母调往洛阳，1956年下半年，我们一家六口迁往洛阳。到洛阳后，母亲在市直机关门诊部工作，父亲在市红十字会工作。那时，母亲工作十分繁忙，除工作时间外，还加班加点开会学习，四个孩子还小，吃喝拉撒、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全靠母亲一人，每天从早上四、五点要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实在没办法，我姥爷就从宝鸡赶来帮忙。上面这张照片就是全家人一起同我姥爷在洛阳的合影。
母亲带弟弟到宝鸡看我
姥爷在洛阳住了一段时间，毕竟远离家乡，生活上不太习惯，而且老家还有体弱多病的姥姥。姥爷准备回宝鸡，为了替我母亲减轻点负担，决定把我带回老家去抚养。1956年秋天我就同我姥爷一同回到宝鸡家中。那时我已3岁多了，宝鸡的生活至今我还有清晰的记忆。那青砖兰瓦的四合院，就住着我和姥姥、姥爷一家三口，古色古香，宽敞漂亮，我在院中尽情玩耍，记忆深刻的是到了下雨天，我站在门厅下，看着房檐下落下的一个个晶亮的水滴，在地上积水中形成一个个圆圆的水泡，让幼小的思绪得到愉悦。出了四合院不远就是一处小山坡，春天秋天野花盛开，姥爷常带我去玩耍，逢年过节还带我到乡下我舅爷家串亲戚，有一次我在乡下麦草垛里发现了几只刚出生的小花猫，喜欢的不得了，舅爷送我一只，我抱回家养起来，成了我的好伙伴。记的后来我们家不住四合院了，住了个房顶是一面斜坡那种房子，只有三间，还没原来四合院的一半大。长大后才知道，原来政府修渠从我家四合院过，四合院被拆了，政府在附近给盖了搬迁房，就三间，不可能再给个四合院了，好怀念那古朴的四合院。到了1959年秋天，我在老家已生活了三年，六岁了，接近上学年龄，我姥爷把我送回了洛阳。
　　回洛阳后，我就进了洛阳市直机关幼儿园。这一时期，我母亲从市直机关门诊部调往市直机关幼儿园医务室工作，我们家也从市委家属院搬到市直幼儿园家属区住。1960年前后，我们家兄妹四人相继进入洛阳市西工二小读书，这一阶段是我们兄妹四人最安稳，最快乐的阶段，但也是母亲最辛苦最劳累阶段。记得当时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国家粮食紧缺，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我们兄妹正处于长身体阶段，粮本上供应那点粮食根本不够吃。当年市直幼儿园附近有不少空地，到了春天，父亲就在住地附近见缝插针开了点小片荒地，种上了点麦子，夏天收了贴补我们兄妹生活。为了照顾我们兄妹四人的生活学习，父母宁肯忍饥挨饿，也要把粮食省给我们吃，母亲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还要加班加点起早贪黑，为我们粗粮细做，想方设法改善生活，让我们填饱肚子，可以说为了子女，母亲付出了全部精力，以至于上世纪60年代初，我姥姥、姥爷相继在宝鸡老家病故，做为独生女儿的母亲都没能守在他们身边尽一天孝，这是我母亲此生最大心痛。是我们兄妹四人拖累了母亲，每想到此，我就从内心深感对母亲的愧疚。
1966年5月，文化革命开始，社会的动荡波及到每个家庭，父亲当时在一所医院当领导，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了“牛棚"，挖防空洞去了。学校停课我们也没有学上，在社会上闲逛，接下几年除了我妹妹留在城里，我们弟兄三个都相继到农村插队去了。我在插队两年后，报名参军入伍，上面照片是我入伍离家前同家人合影，经过文革的磨难，父亲母亲看上去都很憔悴，与他们年龄不相符。
我的父母从小就对我们兄妹四人要求很严，特别是我的母亲，为我们几个的成长，付出了全部心血。在学习方面，那个年代常在我们兄妹耳旁响起的的就是母亲的一句话：你们什么也不要考虑，只管学习，能学到哪一步家里就供你们到哪一步。就在我们兄妹憧憬着一步步走向高等学府殿堂的美好愿望时，无情的文革动乱年代开始了，当时我哥哥才上初中二年级，我同弟弟、妹妹小学还没毕业，学校停课，我们的学业被迫中断。即使如此，母亲对我们学习要求上也不放松，使兄妹四人都养成了良好自学习惯。这在文革后期，我们相继走上工作岗位后受益匪浅。我们兄妹四人都是五零后，是受文革动乱影响最深的一代，但在父亲母亲的鼓励支持下，都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又通过努力学习，改变了各自的人生轨迹。我的哥哥是六七届初中毕业生，下乡插队后招工到洛阳龙门煤矿，1977年后考入洛阳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又通过刻苦自学，1984年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到北京新华社工作。弟弟中学毕业后也下乡插队，1978年恢复高考后从农村考上大学，工作后继续努力，九十年代赴日本读医学博士，毕业后回国在深圳发展。我同妹妹工作后通过自学相继取得大学文凭，妹妹从事酒店管理，我从事教育行政工作，都顺利走完了自己职业之路。如今我们兄妹四人都已年过花甲，相继退休，无不感恩父亲母亲，感恩家庭的亲情。
父亲母亲对我们兄妹四人的辛勤培育，也惠及到孙辈，三个孙女先后都取得了硕士文凭，一个外孙也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也是我父亲母亲的骄傲。
上面两张照片是我父亲八十大寿时，我们兄妹四人同父母合影。转眼又过去了十年，我父亲也已离开我们五年，但他老的音容笑貌一直还在我们眼前。
今天，让我们兄妹四人欣慰的是，我们的母亲虽已八十五高龄，但身体尚好，她老人家已看到了第四代。老照片的记录告诉我们，母亲为这个家付出了毕生心血，做为她的子女我们无以回报，只能多多陪伴母亲，尽心尽力让母亲安度晚年。有母亲在家就在，母亲健康、长寿是做儿女的最大心愿，深深的祝福母亲！
日，母亲和重孙女小南瓜在一起。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农历三月十四），母亲在洛阳过八十六寿辰，同我们全家及大孙女小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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