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我为什么选择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哲学专业
Ruby序言：
本文是我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哲学专业金融管理与投资理财规划方向在职研究生进修班中认识的一位同学所作的分享，某房地产集团副总（现已辞职创业，成立3家公司），70后，工作近20年，与80后的我们分享他的心得。
在我本科刚毕业的时候，老大让两位非常优秀的PM和行业咨询顾问当我的导师，一位对我很严厉，要求很高，另一位像我的“奶爸”，对我各种指导……在70后的身上，我学到非常多终身受用的思维方式。在职业生涯初期能够遇上好的领导，对自己未来的快速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非常感谢！
好了，看看70后的同学是为何选择财大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的吧！
＝＝＝＝＝＝＝＝＝＝＝＝＝＝同学分享如下＝＝＝＝＝＝＝＝＝＝＝＝＝＝
我为什么选择财大经济哲学专业
五一节前的班会上，我分享了我为什么选择财大哲学专业想法之后，部分同学与我交流后，我觉得有必要完整的表述出来以便于对自己学习的鞭策和与更多的同学分享。
受尽没有学历之苦的我加倍珍惜这次进入高等学府教育的机会，回首5年的自考学习经历与同龄人的发展差异，让我不得不弥补自己学历上的短板，为日后的发展平台提前打好基础。
自从2010年本科的绝大部分课程考完之后我就开始考虑如何能读研，读什么研？那种渠道和专业适合我，读研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为了能继续学习我开始准备。2012年当拿到学士学位后基本条件具备，利用一年不能入学的准备期内，我根据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对比了上海各高校及其他高校在上海开班的MBA、工程管理、经济学、金融、新闻等相关专业，最后在报名之前，落定与财大的经济哲学专业，研修金融管理与投资分析方向。
首先，为什么选择金融管理与投资分析方向
我从学校出来后在工业企业里上过班，做过销售，后来进入房地产企业后，从事过教育地产、产业新城规划、企业管理、管理过办公室、后来专业从事房地产的策划和销售工作，当后期转到房地产的投资和融资工作上之后，我才发现，之前的工作不管你多么努力，你的思路所考虑的格局都是受限的，你没有站到一定的高度，很难理解你专业工作的方向是多么的狭隘，现在才知道，当时工作为什么那么的辛苦，而总是方向走偏，甚至努力之后，常常感觉不到努力工作所创造的成就感。
当自从从事房地产的投资之后，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让你不得不综合多个专业之上进行系统的阐述项目发展的基础，行业情况、经济分析、项目优劣势分析、项目的盈利和发展前景，投资如何回收资本，以及严格的财务测算和盈利分析。尤其是当土地交易完成签约的时刻，数亿元和数十亿元的合同签约让你感觉有无比的成就感，因为一切从你而始，你的工作为上千户甚至更多的家庭带来全新的生活。这时你的思维不再是一个局限于自己专业的打工者思维，你要站在老板的角度也就是投资者的角度去审视这个行业的前景、这个项目的前景、这个项目如何操盘、节奏如何把控，我们开发的优势如何发挥，如何创造更多的溢价，我们的不足在哪里，我们如何通过哪些条件或创造条件来规避不足，我们的投资收益在哪里，什么时间能收回投资，资金来源在哪里，如何解决资金渠道，如何运用资金才能节省成本，投资节奏如何控制，项目卖点如何营造，风险如何控制，应当找怎样的人来操盘，人员如何调配，政策风险如何分析和防范等等，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非常能容易理解我们以前的工作为什么那么努力却那么难了，对于公司的决策有时不能理解，工作找不到方向，现在应当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曾经在北京读企业管理研修班时老师告诉我们，时间任何事他都可以用经济学专业来进行分析，虽然当时感觉他那么的绝对是错误的，现在想想是对的，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像目前房地产的调控之所以能初见成效一样，管住了钱，任凭你怎么厉害，都很难蹦跶。而经济的发展与企业的生存都是有一只无形的手，那就是“钱”，金融管理就是管钱，如何能找到钱，如何用好钱，如何让钱生钱，如何稳定发展，就是金融管理从理解上的基本职责。
当我看到金融管理与投资分析方向之后，对于之前选择读MBA专业的想法也进行了对比，工商管理专业更多的是从管理的角度进行内控式的思维，虽然综合但受局限性，宽泛专业强度不高，很难突出对自己的识别性，就算是读完该专业，也很难在岗位上实现你的管理理念，因为现在学习管理的都是西方管理学这种理性哲学体系下的管理思维，与中国企业的实际差别甚大，尤其是职业人的素养和企业主的影响力对企业管理的影响上。同时，目前学习MBA的同学基本上是企业的中基层，只能坐而论道，影响力微弱，徒增烦恼。对自己的职业帮助不大。
而从我们这个班级目前的同学结构来说，我们每个同学通过学习都能基本上运用经济的思维、会计的思维、金融的思维、投资的思维来进行研究和分析，我们是为企业发展懂研究、会分析、能找到资金、能管理资金、整合公司资源能创造资金收益，现在的同学虽说是企业的中基层，但都是实操能力强的骨干员工，我们可以共同成长，相互帮助，共创佳绩。专业的优劣和同学资源的前瞻性不用再多分析了吧。同样与之前学习的新闻、工程管理专业相对比，一个务虚，一个务实，但实际的专业也是局限在一个领域。
上海作为努力打造中国的金融中心，金融管理和投资分析的专业人的发展如果与上海的发展相结合，才能跨越行业、跨越限制，有良好的发展未来。
第二，为什么选择财大的经济学专业
之前曾经选择过浙大的经济学专业、华师大的经济学专业，他们开学时间早，本来可以早作选择，对比之后，从入学、上课、考试、毕业之后证照未来的应用上，上海的学校占据优势，尽管浙大是211和985院校，但经济学上财大的优势非常明显，老师的专业度上占据绝对优势，所以浙大的经济学首先被排除，而华师大的每门功课要经过二次考试，从专业度和应用上，也被排除在外。
欣喜的是，报到入学后，老师的认真负责，班级同学的从业背景结构对于学习和研究讨论有良好的基础，部分老师的专业度让我折服，对于未来的学习和深造这里也能创造好的条件。
第三，经济与哲学专业相结合的好处
原来基本考虑的是经济学专业，可能是因为专业开设在人文学院的缘故，选择之后专业为经济哲学专业，开始有些别扭，随着理解之后，我非常庆幸选择了一个相对的专业。因为，从最早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上来看，基本上经济学早期有建树的人基本上都在哲学上有伟大的成就，哲学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哲学的理性研究方法和论证手段，也离不开哲学思辨的高度。
从个人角度出发，本人感性成分比较多属于感性的人，虽然有时候感觉很准，但是缺乏理性数据和逻辑上的支撑，虽然这几年有所改善，但惯性的感性思维模式无法突破，造成专业度的降低，说服力不足。如果，学会用经济学和哲学（分析哲学）思维，用数据说话，说有逻辑的话，用思辨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证，追本求源，理性分析，从而有理有据、论证严密的进行分析和说明，最终与感性认识相结合，这是我个人要学习和突破所达到的。
单纯的感性给人的感觉很主观，单纯的理性让人太客观，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理性实现感性的突破，人的高度也就有所突破。这就是经济与哲学相结合所能让我们在感性的指导下，学会理性。
选择之后，如何学好这个专业，更是我们大家所关注和要努力的方向。
首先，学习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是我们读研要练习的基本功
经济哲学专业，以金融管理与投资分析为方向，需要对于各门课程的理论基础进行系统的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理清专业发展历程和主要事件、主要人物，重要的理论概念，学习该专业的研究方式和方法，探索各课程的发展在研究方向上如何融合创新，形成新的研究课题，同时结合各自专业、职业发展，积累相关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课题。
当然，熟记基础理论和考点，还要应对“校考”和“国考”。
第二， 与工作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要学会转变思维模式和习惯
所学课程或多或少与工作和生活相关，其实经济哲学专业的大多数内容与生活实际比较贴近，尤其是从事金融证券行业和投资工作的。不管是不是金融或非金融行业，在学习过程中均可以联系实际，尤其是要在思维方式上进行改变，正犹如后现代哲学课上老师讲分析哲学的研究一样，要要思辨，逻辑清晰，要用数据和事实说话，要能经得起推敲。如果能通过专业的学习，在学习、讨论、工作、生活当中习惯于这种思考模式，将对于我们的改变是立竿见影的。
第三，与同学互通交流，课题研讨是我们理论与实践融合，相互熟知，拓宽视野的便捷之道
我们除了在微信群和QQ群中经常聊天以外，通过这三次课程的学习，我们在学习上、课堂上交流甚少。由此可以看出，在职教育与在校教育有所不同，给予我们共同上课的时间基本上是以老师传业授道为主，到校即上课，下课即回家，部分同学的熟知是通过一起运动和娱乐活动所建立。
我们班是以80后为主体的一个团体，80后的职业者普遍受教育程度高，思维活跃，性格开朗。如果，我们通过课程学习积累相关理论基础，通过课题研究挖掘来学会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学会使用研究来练习学习的基础理论和知识，联系职业实践和原专本科的教育背景进行创新和探索，在研究和讨论中使同学们相互熟知，在相互学习中拓宽视野，在共同学习中成长，在成长中相互帮助，在相互帮助中建立深厚的同学友谊。
第四，建立同学圈，与同学促进合作，共同发展，为自己的事业发展加速
虽然我们不是MBA班，其实真正发挥作用的MBA班是EMBA，他们通过学习建立中高层的职业发展圈，在同学共同的学习中，通过研讨进行相互交流、通过交流发现人才，通过人脉寻找商机，根据商机促进合作，依靠合作建立伙伴关系，最终实现人、才、物的汇聚下效益的产生。他们的前提是通过高昂的学费对群体的成员进行了筛选，他们学习的目的是在镀金的基础上，实现生意的合作。
我们一个纯洁的群体，我们来自于各类企业的中基层，我们为了学历说明我们是一群在积极要求上进，在努力的突破自我，为自己的未来搭建基础平台的人；我们共同选择和经济哲学这个专业，说明我们发展的方向基本上是在寻求理性、以经济金融和财税相关；我们愿意牺牲节假日的时间来学习，愿意一起交流、一起学习，说明我们都在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和同学友谊。
虽然我们的层级和实力达不到EMBA班学员，但我们也没有这个班级的利益的烙痕。我们来自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有着共同的学习目标，未来基本上已经把我们紧紧的相连，我们的学习、沟通、合作虽然较难直接产生效益，但是我们的基础理论学习可以丰富我们的专业实力；我们的相互交流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研讨可以增进我们研究方式和方法的改进；我们的团结协作可以创新发展；我们的相互熟知为我们的未来发展营建事业伙伴；我们的相互帮助会为我们的事业发展更顺更给力。
第五，放眼5年、10年、15年、20年的短、中、长期职业发展规划，建立同学之间和谐发展的基础。
二年的学习会转瞬即逝，二年之后，我们带走的是具有理性思维的习惯，我们带走的是具有专业学习的学历背景，我们带走的还有我们在不同行业向同个方向在努力而又相互熟知的同学关系。
我们熟知基础理论，我们学会了研究，我们懂得了交流和创新，我们有了老师和学校坚实的后盾，我们知道了如何去整合同学的资源，我们容易创造业绩。也许不到5年，我们同学中绝大部分同学将会从企业的骨干走向中高层管理岗位，我们之间的协作和合作将会更加紧密，我们的事业道路会更加平坦。放眼10年，我们绝大部分同学已到而立之年上下，我们大多数都成为企业的高层和领袖，我们合作的基础在10年之上，相信在合作和资源整合上会更得心应手，产生的效益会更加惊心动魄。放眼20年，我们不光为我们自己，我们更为企业和家人在20年前就营造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我想说，理想和前景都是好的，也是通过努力可以期待的，关键是我们是来这个群体混学历来了还是实现我们所期待的。如果这样，请大家从线上来到线下，共同创造更多的话题和研究课题，营造更浓郁的学习氛围和研讨交流，期待我们共同开创明天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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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一对男女出轨行为的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学解释！
《道金斯传》
一对男女出轨行为
的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学解释！
【美】保罗·W·格莱姆齐 著 贾拥民 译
选自《神经经济学分析基础》
如涉版权请及时联系编辑微信@iwish89
哲学园鸣谢
老蝉原编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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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成年人走进了他们下榻的宾馆的酒吧,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城市,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参加一个专业会议。我们观察到,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
几句寒暄后,他们很快就变得热络起来。根据以前的调查,我们知道,这两个成年人在自己所在的城市都建立了稳定的性关系,而且他们都非常珍视自己的伴侣(他们还都明确支持一夫一妻制)。但是,随着交流的深入,这一男一女发现,对方的肉体对自己吸引力越来越大。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点上去问一下这个女人,她可能会这样告诉我们:“如果我和他睡到一起的话,我明天肯定会后悔的。”如果我们去问一下这个男人,他也可能会这样报告:“如果我和那个女人一起过夜,那么我将永远无法面对我在家里的爱人。”
但是,小时之后,我们发现,这一男一女事实上是在一起过夜的。而在小时之后,我们发现,这两个人都回到了家里,并见到了自己的伴侣,而且都很痛苦、内疚,明显非常不开心。
再过了两个星期,当接受访谈时,他们都认为那个晚上睡在一起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那个行为显然没有最大化他们的幸福感,而且,这个结果是当初他们自己都准确地预料到的。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说这种行为是一个错误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种行为呢?
生物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共同目标就是回答这种类型的问题。这三个学科都把人类的选择作为研究的逻辑对象。这就是说,这三个学科都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两个人会选择睡到一起?”
经济学家的答案
对于一个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理论的目标是解释观察到的选择。只有那些属于外面的世界的、可以测量的并且会对他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的事物,才是传统的经济学家试图解释的“选择”。现代经济理论之美的关键全系于这种渴望:以最小数量的理论构想和中间变量去给出解释。传统的经济学家在试图搞清楚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为什么决定共度良宵的时候,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提出一个最简洁的理论,用最少的假设去解释观察到的这两个人的选择。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首先会对每个人面临的选择进行严格的分类。①假设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都了解双方的性经历,而且对他们共度良宵后下个星期在家里可能需要面对的客观的外部风险都有清晰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他们当时需要做的就是,在如下的可选项之间做出选择：
(1)享受短暂的性快乐,同时承担自己的稳定的长期关系可能受损的风险;或者
(2)放弃这个短期的性经历,同时也无须面对稳定的长期关系可能受损的风险。②
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所以我们(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更喜欢短期的性体验,而不是安全的长期关系。早在世纪年代,保罗·萨缪尔森就曾经这样“教导”经济学家:对于一个经济学来说,选择的关键特性在于,它“揭示”了行为主体的隐藏的偏好。在萨缪尔森看来,偏好就是选择的影子: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的偏好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选择是什么。这基本上是一种循环论证,但是却有着无与伦比的清晰性和简洁性。
①为了让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个例子,我假设这两个被观察的人的行为符合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一致性”。对于经济学家读者,我还要说明一点:我之所以会有点不同寻常地(如果正统)关注偏好而非一致性,这是下面要讨论的理论的要求。
②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这里采用的是非常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方法。我不允许“内疚”或“遗憾”等感情因素进入经济解释。这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那些开拓性的经济学家,例如像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lson),都强调经济学理论只能用来解释可以观察到的外部世界的事物。如果我们把这些“感情”加入到经济解释中去,那么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或许会追问:到底应该怎样来衡量它们呢?他们可能还会指出,如果我们把这些“看不见的”的事物也包括进经济学理论应该解释的事物中去,就会导致经济预测变得不必要的复杂。然而,到了更晚近的时期,当代经济学家借鉴了心理学家的做法,开始在保证复杂程度最小化的前提下用“感情”这个概念来解释某些选择行为。在有些情况下可能确实需要把某些“感情”假定为某些选择行为的结果。对于这一点,我在下面几页中马上就会讨论到。
然而,我们也知道,男人和女人后来又通过口头报告表明,他们的选择是一个“错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会同意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做出的这个结论吗?很可能不会。事实上,无论这两个人怎么说——说自己痛苦不堪也好,说自己希望当时做出的是另一个选择也好,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不会认为这种说法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除非它真的对他们所做的事情产生了影响。
试想象一下,如果这两个人在第二年的专业会议上又见面了而且决定不睡到一起(在所有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那么经济学家才有可能愿意接受他们的第一个决定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如果他们又决定起共度良宵,那么不管以后他们有什么感觉,任何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无法提出一个模型,既能预测他们的选择,同时又把这些选择描述为“一个错误”。事实上,添加“错误”这个词根本不能使选择行为模型增加什么。经济学家只关心选择。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尽管不停地声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但是一切都口说无凭。
这里的关键在于,经济学家总是试图用尽可能简单的理论去解释人们的选择,他们强调,行为主体的偏好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揭示出来的,因此,他们通过观察人们做出的选择来推断其偏好。如果能够观察到足够多的选择,那么只要针对行为主体的性质做出一些简单的假设,我们就可以相当完整地推断出他们的偏好的结构,甚至还可以利用这些“显示偏好”来准确预测他们在未来的行为。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并不会过分执着于这些偏好究竟是物理事件还是精神状态这样的问题。偏好就是一些紧凑的变量,只与观察到的选择行为有关,而且对我们预测行为主体未来的选择有用。这种意义上的偏好确实是属于经济学的,它们是解释人类选择行为的最简单的工具。因此,经济学理论(或者,至少在其“原始形式”上)必定会忽视任何我们无法直接观察的东西,而且必须对我们要研究的行为主体的目标、希望、欲望等因素保持沉默。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必须满足于行为主体所拥有的只有偏好——而且是极简意义上的偏好——这个事实。
心理学家的答案
然而,在大多数心理学家看来,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的故事显然要比经济学家所看到的复杂得多:这两个人面临的选择与其说是性爱能够带来的快乐与被发现的风险之间的一个权衡,还不如说是一个关于不同的精神状态的选择和一个关于幸福的选择。一个典型的心理学家会认为,这两个人其实是针对他们在性爱过程的感受与他们回家后将会(或可能会)面临的痛苦来做出选择的。
心理学家以精神状态为中介来表征行为主体在选择过程中的经历和选择给他们带来的后果。通常,心理学家首先会就这两个人试图通过自己的选择实现的目标做出某种假设,例如,他们希望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心理学家知道,这两个人正试图做什么,而且还知道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目标是什么。这正是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键区别。
事实上,心理学甚至允许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定义“错误”。假设在这两个人一起过了一个晚上这件事发生一年之后,我们去找他们访谈,作为心理学家,我们可以直接问他们这个问题:从总体上看,是睡在一起之后更加快乐些呢,还是(假如)没有睡在一起之后更加快乐一些?是的,我们可以直接要求他们告诉我们:睡在一起是一个错误吗?
假设作为心理学家,我们真的进行了这样的访谈,而这两个人则告诉我们,正如他们当初所料的,这12个月以来,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痛苦。他们对我们强调,付出这样的代价实在不值得!面对这种情况,当代心理学家对他们的行为的解释很可能会采取这样一个路径:首先,我们得解释这两个人怎么会犯下这个错误。
很明显,这是一个错误(这两个人口口声声地这么说),心理学测评结果也证实,那场“美丽”的邂逅给他们带来的快乐没有维持几天,却反而使他们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都更加不快乐。据此,我们可能会假设,他们面临的选择其实体现了他们内心深处两个内在自我之间的一种冲突。一个是冲动的内在自我,它眼中除了坐在吧台边的那个极具魅力的异性之外,再也容不下任何其他东西;另一个是更有耐心的理性的内在自我,它可以衡量那个事件的长期心理成本。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理论框架,那么就会得到结论:这两个人之所以决定共度良宵,就是冲动的内在自我战胜了理性的内在自我的结果。他们两人春风一度之后的不幸和痛苦本身就是很好的证据。它表明,本来就不该让冲动的内在自我获胜;同时也表明,他们当初的决定是一个错误。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提出这种类型的解释时,作为心理学家,我们严重依赖于我们自己的个人(内省的)精神生活的经历。我们把快乐、悲伤、后悔都看成了行为主体的选择的结果(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们还把这种选择看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内在“自我”之间的冲突——它们要争夺对行为的控制权。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引用大多数人都熟悉的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明。我们的解释性理论所假设的、存在于行为主体的内心世界里的那种冲突,非常类似弗洛伊德式的本我(id)与自我(ego)之间的竟争(Freud 1923)。
由此可见,心理学解释的特征是,它包含了如下两个关键概念：
(1)精神状态的概念。人们在进行选择时,要权衡的并不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可以观察的东西,例如性、金钱、婚姻等等,而是各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它们决定了我们每天的内心生活,并且构成了外部变量影响我们的行为的中介。
(2)目标的概念。人们之所以要选择,是为了追求幸福最大化,或者说,是为了追求满足感……总之,是为了实现某种我们试图用幸福这个术语刻画的精神状态。
经济学中则没有这样的目标或对象。在经济学中,我们只推断偏好,这种方法排除了任何关于对目标的陈述,也排除了任何关于对错的判断。这种方法使经济学理论非常紧凑、高度聚焦,但是代价不菲,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错过某些在心理学家看来很重要的东西——尽管心理学家也承认,心理学对这些东西的定义未必确当。
说得更正式一些,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这个区别就意味着,在回答为什么行为主体会这样做这个问题时,经济学给出的传统答案引用的是他们的偏好。这两个人之所以决定共度良宵,是因为他们偏好直接的性爱甚于未来的稳定。换了另外的两个人,他们很可能会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从而也就可以揭示出他们不同的偏好。在经济学中,行为主体的偏好在理论中发挥着类似于“近端原因”(proximal cause)或“最可能的原因”的作用。①
①尽管萨缪尔森本人或许会争辩道,我们最好把偏好看成是选择引申出来的,而不是相反。
但是,在心理传统中,我们所采取的进路则不同。作为心理学家,我们会在更深的层次上问“为什么”。如果我们假定,这两个成年人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已的长期幸福,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认为他们的决定是错误的呢?在心理学中,我们可以把长期幸福的最大化,或者其他相关的心理过程,界定为人们的行为的“更大的目标”,即,他们的行为的“终极原因”(ultimate cause)。
当然,这种方法既有优点又有缺点。我们虽然可以用这种方法定义行为的终极原因,但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行为却往往不是与这个终极原因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把我们想象中行为的终极原因与我们实际观察到的行为之间的不一致称为“错误”。
就我们这里所描述的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的情况而言,心理学分析似乎确实能够捕捉到经济学解释忽略掉的某些东西,但是这样做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很可能会在分析中引入新的理论主观性。
生物学家的答案
对于大多数生物学家来说,理解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的行为的起点也就是许多自然科学解释的起点,即,达尔文的进化论。从这一点来看,自然科学家明显不同于社会科学家。生物学家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进化的产物,因此在观察到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的行为之后,一位生物学家会很自然地提出这样一个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经济学或心理学传统中的问题:这种行为与这两个人的繁衍后代的活动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这种行为会对他们两人的“广义适合度”①(inclusive fitness)产生什么影响?
①在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适合度”是指决策者本人的遗传特征被未来的后代复制出来的相对概率。“广义适合度”是指决策者的遗传特征被未来的后代复制出来的相对概率——无论这些遗传特征是来自决策者本人的,还是来自其他与这个决策者共享这些遗传特征的其他个体的。读者若想了解这些概念的更加正式的定义,请参阅富秋马(Futuyma,1998)的著作《演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
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位灵长类动物学家,有一次他给我讲了这样一则灵长类动物“轶事”。一对合趾猴(这是长臂猿的一种,通常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住在一起,共同捍卫着一块“领地”。有一天,雄合趾猴(以下简称“丈夫”)外出觅食,雌合趾猴(以下简称“妻子”)则留在“家”中。丈夫前脚刚刚离开,它们的领地就被一只独身的雄合趾猴入侵了。这个入侵者乘机向那个“妻子”大献殷勤,而那个“妻子”也似乎是水性杨花之辈,入侵者经过了短暂的求爱后,就赢得了那个“妻子”的欢心,然后这两个“畜生”就开始“偷情”了。
苟合甫毕,那个“丈夫”回来了,看到这种情况,它立即大声嚎叫,并向入侵者和它的“妻子”做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几分钟的武力对峙之后,入侵者退却了,那个“丈夫”却爬上了旁边的一棵树,蜷缩在一根高高的树枝上,再也不看它的“妻子”一眼。
又过了好几分钟,它的“妻子”也爬上了同一棵树,并开始为它的“丈夫”梳理毛发,但是它的“丈夫”却时不时地推开它。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于生物学家来说,这是很容易解释的。所有的动物都会尽其所能地使未来的后代包含更多的自己的基因;或者,更准确地说,最终生存下来的动物,只能是那些通过自己的行为,实现了后代所包含的自己基因的数量最大化的动物。
这就是说,动物的行为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适合度。①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在生物学上的“终极原因”的意义上,这只雌性合趾猴为什么会决定与那只入侵它的家园的雄性合趾猴交配。我们们知道,雌性灵长类动物与雄性动物结成永久伴侣后,在收获一定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一定成本。它们可以成功地捍卫更大的拥有更多资源的“领地”,这是它们的一大收益。它们一起保卫后代,使之免遭食肉动物荼毒,从而有效地降低“婴儿”死亡率,这是它们的另一大收益。
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在一起,只有生出一些基因相似度极高的后代,这是一个明显的缺陷;因为它意味着,当雌性动物的某一个后代面临环境中的某种风险时,它的所有后代通常也将面临同样的风险。例如,如果它的伴侣的皮毛是浅色的,那么它的所有后代的皮毛也可能都是浅色的,这样一来,当树叶落尽或颜色发生了变化之后,所有后代都将面临很大的风险。换句话说,如果它只有一个伴侣的话,就相当于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①我不得不承认,我在这里是在最简化的意义上运用达尔文的理论的。首先,我们知道,达尔文认为,在不考虑人类的育种程序的情况下,自然选择和性选择这两种机制塑造了动物的行为。在本章的讨论中,我的叙述方式也许会让一部分读者觉得似乎只有自然选择才是重要的,事实绝非如此。其次,从现在起,我将假设,演化的压力要求动物最大化它们自己的“广义遗传适合度”。尽管大多数生物学家都认可这个结论(根据针对动物行为的实证研究的结果),但是仍然有一些生物学家对此不以为然。而且,虽然所有生物学家都同意,演化推动着动物做出符合最大化适合度这个目标的行为,但是还是有一些生物学家认为,实际的动物行为往往无法达到或接近这个目标。我自己也算得上是一个生物学家,从我阅读过的文献来看,现实世界中的动物行为(除了那些生活在变动非常剧烈的环境中,很难追赶环境变化的速度的动物的行为之外),几乎总是接近于最大化自身的适合度的行为。因此,以下这个结论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受到过质疑:几乎所有针对动物行为的效率的研究都表明,如果一个物种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生活了许多代,那么它一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面这个明确的目标。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以前出版的一本专著《决策、不确定性和大脑》(Decisions,Uncertainty and the brain)中已经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了。考虑到本书的目标,我们直接把以下假设作为出发点:在稳定的自然环境中,动物行为基本上最大化了它们的遗传适合度。
因此,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对于雌性灵长类动物来说,拥有一个永久的伴侣有利也有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前面讨论的这只雌性合趾猴的行为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雌性合趾猴的所有行为的终极目标都是最大化它自己的后代的遗传适合度。这只雌性合趾猴只不过是在试图通过与一只外来的雄性合趾猴偷偷地交配来完成任务而已。
事后,它有什么感觉?它会不会后悔它自己的决定?说实话,一个演化生物学家会认为这些问题完全无关紧要(在这一点上,演化生物学家与经济学家非常相似)。这只雌性合趾猴只是在努力增加它的后代的遗传多样性而已。演化生物学的解释所指向的是这只合趾猴的行为在客观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终极原因。它的行为最大化了适合度。这是生物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当我们试图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时,这一点将是至关重要的。①
不过,生物学家们也可以探究这种行为究竟是怎样完成的。与拷问终极原因的问题相比,这无疑是“贴近”得多的问题。例如,当雌性合趾猴发现陌生雄性合趾猴侵入了自己的“领地”时,它的哪一个神经回路会变得活跃起来?它的大脑皮层和基底神经节的突触活动是怎么激活它的下丘脑,并进而激活运动控制神经回路,导致它做出了与异性交配的行为的?它的雌激素水平与这些神经回路的兴奋程度有关吗?
因此,对于生物学家来说,就像心理学家一样,他们可以在两个层面上给出解释,一个是近端的,另一个终极的。近端解释涉及神经回路和计算算法,而终极解释则关注稳定环境中的演化和适合度。
①我必须承认,为了便于阐释,我在这里又进行了简化处理。在与其他雄性合趾猴“苟合”时,雌性合趾猴当然也要承担它自己的伴侣同样可能背叛它的风险。用规范的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它参加了一个“演化博弈”。生物学家都深知这个事实。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是约翰·梅纳德·史密斯的《演化与博弈论》(Evoluti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那么,对于前面的例子中的那两个参加专业学术会议的男人和女人的行为,生物学家到底会怎样解释呢?事实上,基本上与对合趾猴的行为的解释完全一样。终极原因要从演化中去找。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做爱是一个理性的决定,能够最大化个人的广义适合度①而近端解释则是,这对男女的行为是他们的神经系统的活动决定的。
如果我问我的研究生,为什么人们会做爱,他们的回答往往是:“这是因为人们喜欢做爱啊。”他们的答案完全符合近端原因的定义。
这就是说,这种答案涉及的只是精神状态(或者偏好)。但是,生物学家还要追问,人们为什么会喜欢做爱呢?即便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读者也不得不承认,是演化使人们喜欢做爱;原因就在于,因为做爱会导致人们繁育后代。这便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终极原因的定义。
如果我们像生物学家那样,敢于大胆地承认,这两个男人和女人的外表的吸引力,在导致他们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就能像生物学家,在近端原因和终极原因两个层面上理解他们的行为。在近端原因层面,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将人类大脑中识别异性吸引力的神经回路识别出来;事实上,科学家确实已经找到了这类神经回路(例如,请参阅Aharon et al.,2001;Winston et al.,2007)。这些神经回路的激活是人类以及许多动物所“喜闻乐见”的(例如,请参阅:Deaner,Khera and platt.,2005;Klein,Deaner and Platt,2008)。
人类和动物实际采取的行为明确无误地向我们显示,他们(它们)喜欢这些“吸引力神经回路”处于活跃状态。在终极原因层面,我们可以假设吸引力是特定的遗传特征的一个标记,它表明某个异性个体是适合成为自己的伴侣的。事实上,一系列研究已经表明,一个人的吸引力越大,他(或她)的特征就越接近理想的遗传性状(Etcoff,1999;Penton-Voak et al.,1999:perrett et al.,1998)
①这里还应该指出一点,人类完全可能选择使用避孕药或采取其他避孕措施,而这将使性爱活动无法产生后代。既然如此,从终极原因出发的解释会不会归于无效呢?答案当然是不。这个答案非常重要,我们们在下文中将会多次返回到这一点上来。某种有效的行为模式是在稳定的环境经过长期演化才形成的,避孕却是一个非常晚近的环境变化。现在,很多人都在利用避孕措施,但是这很可能也就意味着,演化将选中那些讨厌避孕的人。
有人也许认为,生物学家也可能会觉得以下事实令人迷惑不解:两个月后这对男女告诉他们的心理医生说,他们因曾经发生了性关系而觉得不开心;而且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错误,他们都很后悔。如果他们真的是在最大化他们的遗传适合度,如果他们的行为真的是某种统一的行为策略的产物,那么他们为什么还会不高兴呢?
但是事实是,生物学家根本不认为这是一个难解之谜。大脑是极其复杂的、高度模块化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还将多次提到。在我们每天所做的行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我们没有明确意识到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行为对我们的生存和繁殖是大有助益的,尽管我们的大脑中负责有意识地组织语言叙述事件经过,以便与他人分享的那些脑区可能完全未曾意识到它们。或者,用技术性色彩更强的话来说,我们的口头叙事行为反映的是大脑布罗卡区(以及其他一些脑区)的激活状态,这个脑区也被称为布罗德曼第44区和第45区。这些脑区是与一些导致我们做出特定行为的脑区(但不是全部负责行为的脑区)相互联系起来的。当我们问这对男女,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种行为时,我们其实是要求他们大脑的布罗德曼第44区和第45区运用它们拥有的资源来回答这个间题。然而,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表明,这些脑区几乎没有任何调用关于下丘脑活动模式的信息的通道。因为支配着人们的行为的是下丘脑的活动状态,所以要求布罗德曼第44区和第45区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行为,很可能是完全问错了对象。如果这对男女(实际上是他们大脑的布罗德曼第44区和第45区)告诉我们,他们睡到了一起是一个错误,那么他们其实只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限的信息,或者说,那只是大脑的“神经轴”(neuraxis)当中的极小一部分关于这种行为的“评估结果”。至于由各种神经机制构成的大脑共同体对这对男女的行为做出的“整体结论”,我们根本无法得到更多信息。
换句话说,行为的终极原因并不是最大化行为主体的幸福或快乐,那只是他们以语言形式报告的原因。说到底,幸福和快乐只是神经系统用来实现适合度最大化这个目标的许多“近端”机制中的其中两个。显然,我们人类并不是为了成为快乐的人而演化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人们现在应该非常擅长使自己保持快乐了,就像他们总能无师自通地成为性爱高手一样。这一点非常重要,只要我们试图尝试融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就一定得承认。
我们已经站在突破的门槛上了吗?
对于我们在本章中作为例子的这对男女的行为,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都可以提出他们自己的解释。真正令我们惊异的是,他们的解释竟然会如此互不相关。甚至来自其他学科的科学家、社会学家或生物化学家,他们提供的解释完全可能互不相关。
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的解释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所有这些解释都是极其“局部”的。每一种解释框架都允许我们对这对男女在未来的行为做出一些预测,但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只在非常不同的特定条件下有效。
经济学家的解释可以让我们预测这两位“被试”在未来再次相遇时会发生什么行为;心理学家的描述则可以用来对他们未来的“内心冲动”进行预测;生物学家的解释则可以让我们预测他们未来的选择会对基因频率产生什么影响。
很显然,我们缺乏的是一个全局性理论,一个可以统一所有这几门学科和它们对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的解释的理论。
但是,这种理论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三个解释传统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完成了这项任务,我们又可以有什么收获呢?
《道金斯传》
《神秘的量子生命》
《神经科学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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