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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贴牌商“大迁徙”之谜：何处是归途？
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环保风暴，陶瓷行业贴牌商的江湖，也被搅动。中国陶瓷行业最大的贴牌基地——淄博产区，在这场环保风暴中首当其冲，因为淄博关停114家陶瓷企业214条生产线，产能严重不足，导致在淄博贴牌的600多家贴牌商分流，而这些分流出来的贴牌商，或许将重新改写中国建陶产区的版图。有行业人士估计，在地砖方面，淄博产区贡献出来了100条线左右的客户，其中一半流失到广东，剩下的流失到了其他产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原本困难重重的广东产区生产企业的危机。“如果淄博不搞环保，广东产区在今年还会倒闭很多的厂。”该行业人士表示，淄博分流过来的贴牌商，带来的产能需求，救活了广东产区很多企业。不过，淄博贴牌商也面临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生产工艺的磨合，贴牌的模式，能否适应当地的水土，尚未可知。而因环保带来的原材料涨价，生产成本飚升，成为很多失去主战场的贴牌商不得不面对的一道转型难关。“原来淄博有一个做贴牌的想在广东做展厅，但是到了华夏一看，别人的展厅比自己在淄博的漂亮，规模也比自己的大，价格还比自己便宜，感觉进入佛山的希望很渺茫。”来到佛山做品牌的淄博贴牌商杨浦（化名）表示，其实淄博贴牌商很多都有实力，但是没有品牌运作的思路，来了广东就如泥牛入海，感觉还是非常迷茫。而在广东产区的贴牌商，也面临着同样的压力，合作的生产企业也有被环保关停的风险，环保像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出走&2016年12月，在淄博贴牌的杨浦，正式转战来到了佛山。“去年5月份，我见淄博要求陶企改成天然气，就想转到佛山来，但那时候品牌网络建设不够，还是没有很多信心转过来，我稍微观望了一下。”杨浦后来在秋季陶博会上，见产品被客户普遍接受，就下定了决心，陶博会一结束，就留在了佛山寻找展厅，对接生产企业，到去年11月份开始生产，转战佛山的计划，就完全定下来，关掉在淄博的展厅，在佛山开始建新展厅，组建团队，一直筹备到今年4月的陶博会，新展厅开业。根据日前公布的淄博市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淄博市在2017年6月底前关停建陶企业144家214条生产线，2017年10月底前建陶行业（建陶企业26家61条生产线）全部改用天然气为燃料。这意味着，原来在淄博贴牌的很多贴牌商，失去了合作的生产厂家，而水煤气改天然气带来的生产成本的上涨，也让留下的贴牌商，压力倍增。杨浦庆幸自己提前做好了打算，要不等到今年，淄博大面积关停生产线，那就晚了。谈到环保对贴牌商的影响，杨浦说起了一个特别伤感的案例，淄博某贴牌商，在财富城有一个400平米的展厅要转让，有人想租，但条件极为苛刻，除了电脑可以带走外，其他的办公用品都得全部留下。这放在两年前，淄博产区的环保风暴还没开始之前，400平方米的转让费，光转让费就得40-50万。这并非个例，今年7月25日，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拍卖位于淄川区中国财富陶瓷城财富会展大道一座面积1400多平方米的展厅，第一次拍卖705.75万流拍。而到8月12日第二次拍卖，降价到564.6万，仍然无人问津，以流拍告终。淄博是陶瓷行业贴牌商最重要也是最大的聚集地，这个有着15年贴牌历史的陶瓷产区，高峰期曾聚集了600多家贴牌商。中国财富陶瓷城执行董事孙红霞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仅在中国财富陶瓷城聚集的600多家陶瓷企业、1000多个品牌中，就有80%是贴牌商，其中不乏运作得很好的贴牌企业。据孙红霞介绍，在中国财富陶瓷城做得好的贴牌商，每年销售额可以达到2～3亿元。不过，因为淄博产区产能压缩，失去货源的贴牌商，开始向佛山、福建、临沂、河南、江西等产区转移。“据我所知，淄博产区到佛山来做展厅的贴牌企业，有10~20家左右，也有很多只是在这边寻找生产厂家，展厅还留在淄博的也是很多。”杨浦透露，淄博贴牌商的出走，从去年4月份陶博会就已经开始，原来观望的企业，在去年10月份陶博会又过来了一批。而到今年开年，淄博产区开工生产线数量不足10条，有些实在撑不住的贴牌商，在今年年初，又不得不跑到佛山来找货源。贴牌环境的改变，也让贴牌商不再依赖于某一个产区或某一个企业。 “对于贴牌来说，以前是卖方市场，现在是买方市场，现在的贴牌环境，比以前好。”佛山市金尚豪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广富表示，以前贴牌，一个版面没有五千平方，厂家都不愿意接，现在普通的釉面砖，一二千平方的订单都会接，门槛降低了。在华夏陶瓷城经营仿古砖品牌的何新荣也表示，现在的贴牌门槛，比原来降低了十倍。“以前没有两三百万，根本不可能做品牌，光做一款花色就要十几万。而现在做一款花色只要一万多，30万就可以搞定一个品牌的产品。”喷墨机带来的生产革命，为贴牌商寻找货源提供了方便。黄广富表示，在网版和辊筒时代，排产相对来说非常困难，调完一次版不行，又得重新洗网版和洗辊筒，又要重新磨釉，调一次版都要三到五天的时间。而到喷墨时代，工艺就相对简单很多，一个产品设计出来，不到两个小时就可以看到版面，一天可以调很多次版，提高了效率。在黄广富看来，随着原材料的上涨，现在淄博产品的价格，已经赶上了广东，但是产品的性价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压力 &从去年年底开始，何新荣就感受到了排产的压力。因为环保督察工作组进驻到广东产区，无论厂家，还是贴牌商，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去年11月以后，和何新荣合作的三个生产厂家，因环保压力很大，企业急着停窑，只给了他十天时间，把一些紧要的货生产出来。直到今年春节后复工，货源还是一直相当紧缺，原本生产十款砖，缩减到五款，数量从之前的3000箱，也降到七八百箱，在三月份排期最紧张的时候，何新荣只能拿到日常需要30%的货。另一方面，其他产区的停产，带来的蝴蝶效应，影响到了广东产区。“一下子很多产区的厂都停了，广东产区就涌进来很多贴牌商，广东生产企业有了更多的选择，对客户可以择优录取，将价格高、拿货快的客户留下来，拿货慢，价格低，合作不是特别和谐的客户，砍掉一部分，这对贴牌客户又是考验。”何新荣说。贴牌商的抢货竞争，变成了财力上的比拼。以前厂家多，贴牌商找厂家谈合作的条件很低，生产二十万的货，只需要拉走四分之一，其他十五万的货可以放在工厂里。现在生产厂家少了，贴牌商多了，生产20万货，不但要先打20万货款，还要把货马上拉走，不能存放在企业的仓库里。“在六月份之前，从企业拉出来的砖，离厂出来大半个小时，砖还是烫手的。”何新荣说，贴牌商的压力相对以前，要大很多。从各地不断传来的停产消息，黄广富也从中嗅到了危险的信号。“因为环保形势比较严峻，很多工厂说停就停，这对于我们贴牌商来说，风险就很大了。”黄广富说，贴牌一般都要押百分之三十的保证金，合作的生产企业一旦停下来，货出不来，资金又押在里面，这对贴牌商来说，违约的风险就很大。黄广富从事陶瓷行业已经三十多年，在2009年开始自己做贴牌之前，他做陶瓷工厂已经二十多年。现在他主要贴牌做金属釉面砖这一单一品类，在他看来，一个品牌要做系列产品，货源一定要充足而且稳定，否则客户对品牌的信心就会丧失。但如果自己库存做得太多，风险又太大。“做金属釉面砖，动不动就五六十块钱一平方，一两千万砸下去，眨眼就没有了。像现在这样的形势，真没这个胆量去压太多货。”黄广富决定，压缩版面数量，减少库存，将原来有68个版面的金属釉面砖，缩减到22个版面，库存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二，只保留几个拳头产品。而压力最大的，仍然是淄博的贴牌商，面临去留两难的尴尬处境。如果继续留在淄博产区，因为政策不稳定，经销商担心的是货源是否充足。“那些被保住的厂家认为，经过环保风暴，自己留了下来，生产线少了，自己应该会涨价，但是最终出现的是，经销商不愿意代理淄博产区的产品，因为经销商对整个淄博产区产生了危机感。”杨浦表示。而如果离开淄博，到佛山来做品牌，以前积累的优势就会丧失，如地理优势、运输优势、产品花色更新速度、产品品质等，相反渠道建设不完善和品牌宣传不足的劣势更为凸显。“广东贴牌的价位，比山东要高20~30%，再加上展厅租金的费用、团队建设的费用，品牌推广的费用，至少是以前的4倍，淄博贴牌商转到广东，想做品牌费用至少是原来的4倍，就算做批发，也是淄博的2倍。”杨浦透露，从淄博来佛山建展厅贴牌的企业，基本上是在淄博做得非常好而且有实力的，但数量并不多，只有10~20家左右。而来到佛山建展厅，只不过是品牌征程上迈出的第一步，一个新品牌要想在佛山这样品牌林立的陶瓷总部立足，极为艰辛。“2012年我刚刚起步的时候，类似于我们的仿古砖新品牌企业，同期有二三十家，但是现在，只剩下三四家。”何新荣对新品牌的起步之难，深有体会，一般而言，新品牌第一年的销量，也就二三十万左右，没有资金支撑，很多都在萌芽阶段就坚持不下去了。转型 &对于杨浦来说，从淄博来到佛山做品牌，意味着重新开始，需要的是壮士断腕的勇气。“我们以前在山东主要是做批发，没有专卖店渠道，因为产品的价格在那里，做专卖店很难生存，现在转到佛山，以往的客户只保留了10%，基本上全放弃了。”杨浦说，在广东贴牌，工厂的排产量是淄博的3倍，意味着资金运作的压力更大，而且运输成本会更高。以同样运输到北京来算，从佛山到北京的运费，比从山东到北京的运费高了每片3块钱。这对做批发渠道的贴牌商而言，压力很大，本身利润就只有几块钱，涨价卖不动，不涨价成本又会增加。“来到佛山，原来的客户可能就会死掉50%以上，虽然剩下的50%还在做，但是销量会减少20%，这意味着长江以北损失的市场营业额会达到70%。所以，来到广东还按原来的套路去做批发，只能是死路一条。”杨浦表示，他们公司已经完全脱离了以前的模式，不再去开拓批发市场，而是主攻高端市场。另一方面，杨浦走上转型之路的原因，跟陶瓷批发市场的没落有关，这意味着走批发道路的商家也会没落。黄广富也对公司的策略进行了调整，去年十月份开始，在压缩产品版面，减少库存的同时，他开始着手搜集各个产区的工厂产品信息。“哪个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工艺水平怎么样，产品质量如何，这些信息我都要全部搜集过来。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是信息渠道。”黄广富表示，搜集信息，是为了向个性化和定制化方向转型，专注为工程用户服务。“我有一个工程客户需要金箔砖，他在河南产区了解，这类产品要8000多块钱一平方，就找到了我，我给他找到一个厂家，5000块钱一个平方就能做好送到工地上。这一单，黄广富从中间赚一千多块钱一个平方，这就是利用信息差来赚钱。”在黄广富看来，现在在陶瓷行业赚钱，不是拼库存量大，拼的是谁能掌握了足够多的资源、信息和渠道。黄广富认为，以现在的行业形势，如果一个贴牌公司仍然只指定生产哪一个系列的产品，规定在哪个产区生产，做大库存，那就相当危险。不过，杨浦认为，贴牌商做个性化产品虽然有生存的空间，但想做大还是要做大众品牌，个性化产品发展到最后，体量瓶颈最终难以支撑终端经销商的需求。对于单类产品做大库存这一问题，杨浦也认为对贴牌商来说并不适合，而这正是广东生产企业的症结所在。“来到佛山。就觉得佛山的企业的排产方式不够灵活，库存压力非常大，但是又不推出新的花色。”在杨浦看来，现在广东也危机重重，如果不是淄博这一轮环保大整改，关停了很多企业，广东趁机接收了淄博产区分流过来至少50条生产线的贴牌产能，化解了危机，那么广东产区在今年会倒闭很多的工厂。2014年到2015年期间，广东、福建、高安等多产区出现生产企业倒闭现象，但淄博却可以一枝独秀，没有一条线停窑，正是得益于淄博生产企业的转产灵活，产品花色种类丰富，创新速度快，产品周转率快。“广东的经销商模式是渠道完善，大库存可以压给经销商，对经销商而言压力很大。”杨浦算了一笔账，假如经销商100块钱进的产品，库存太多没消化掉，而市场上同类砖越来越多，很快市场价卖到80元，那就意味着经销商不但没有钱赚，反而还要亏钱。杨浦认为，现在广东企业，应该借鉴山东的经验，产品的花色要多样化，提高库存周转率。对生产企业来说，现在在环保方面的投入成本，已越来越高，环保设施的改造，煤改气成本，环保税和排污费的征收，再加上上游原料涨价，陶瓷生产的成本可能会翻倍，产品的价格同样会水涨船高。杨浦表示，如果环保政策持续下去，中国三到五年后，瓷砖产品的价格，可能比意大利、西班牙的还要贵，这将重构中国的贴牌市场。“如果意大利、西班牙的产品，和国内的品牌价格差不多，越南、印度的产品，比国内的都便宜，那时为什么不选择他们的砖销往中国呢？”杨浦认为，随着国内成本的增长，往高端走的贴牌商，未来可能会选择去国外贴牌，而走批发的，也会考虑从东南亚国家贴牌进口瓷砖销往国内，那时候，中国可能将从一个瓷砖出口大国，变成一个进口国。杨浦也在考虑，准备去意大利考察，到国外做贴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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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陶瓷信息报中国陶瓷出路何在？
中国陶瓷的悠久历史和曾经的辉煌，不用多说了。自欧洲工业革命后，中国陶瓷的技术秘密被欧洲人掌握，中国陶瓷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对于当今中国陶瓷业的现状，我并没有全面的调查，只是根据一些现象，说一点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发明的陶瓷技术，对于人类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古代社会自不必说，那时候的陶瓷，既是日常生活用品，也是艺术品。到了现代社会，陶瓷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生活标准，就是卫生习惯，而现代人的卫生习惯，绝对离不开陶瓷。马桶、浴缸，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人，怎么能少了这两样东西？但是，看看中国火爆的装修建材市场上，陶瓷产品有几个让人记住的中国品牌？大多都是美标、东陶等外国品牌。难道中国人做不出这些产品吗？
在生活用陶瓷市场，当今世界的顶级品牌是英国的威基伍德，一个盘子好几百元很正常。西方一些富裕人家，威基伍德的产品往往成为收藏品或传家宝。难道中国人做不出这样的陶瓷产品？威基伍德的陶瓷与传统陶瓷有点不同，它被称为“骨瓷”，也就是说，在传统的陶瓷材料中，加入了动物的骨粉，使得陶瓷的质地更加细腻。然而，可能连使用威基伍德陶瓷产品的外国人，很多都不知道，相当一部分威基伍德陶瓷，其实是在中国生产的。中国的工人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挥汗如雨地生产着世界顶级陶瓷，却贴上外国产品的商标，每一个重要的技术环节，都由英国人把关，生怕泄露给中国人，连残次品都由英国人监督销毁。这种现象实在是中国这个陶瓷发源地的悲哀。
即便在国内市场上，陶瓷的中端产品，也被外国品牌占领了很大的份额。国内的陶瓷产品大多只能守着低端市场，现在的中国，离陶瓷的高端市场差得太远了。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失去陶瓷产品优势，有历史客观原因。清朝末期，欧洲人掌握了陶瓷的技术秘密，那时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挑战。等到国门被强行打开，面对工业化的生产效率，中国的手工制作，很快失去了竞争优势。民国之后，国家动乱，战争不断，我们也没有充裕的时间重新振兴中国的陶瓷。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放弃了塑造品牌的企业模式。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
我认识一位大老板，交情不深，见过几面。他靠股票起家，身价几十个亿。他买下了一家国内的陶瓷生产企业，就是前文所说为英国威基伍德做贴牌加工的企业。但是，这位大老板根本不在企业的生产、开发、市场、科研上多投入一分钱，他只要求企业维持现状，有一个不亏的报表，然后，他将企业上市。炒作股票赚的钱，比生产销售赚钱快得多，多得多。我从这位大老板身上，看到中国某些企业家的鼠目寸光，他们只注重个人的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愿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上做投入。当然，这位老板不能算是企业家，只能算是利用企业的股票炒家。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现象也有具体的客观原因，例如老企业的遗留问题，体制问题等等。在当今中国社会条件下，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完全靠企业家，还要靠政府的扶持。看看韩国就会发现，韩国如今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品和品牌，大都是政府大力扶持的结果。但是，中国的某些政府部门在做什么？他们同样急功近利，在GDP指标的驱使下，将大量的资金和政策，往房地产、面子工程、楼堂馆所、开膛破肚等领域倾斜，而较少实实在在地扶持一个具有长远发展潜力的企业（不是没有，而是较少）。
对于中国的陶瓷企业来说，零零散散的小企业，缺乏市场开发能力，缺乏产品创新、研制能力，连产品的造型、产品的图案，有的都要偷偷模仿外国产品，被人指为侵犯知识产权。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往往满足于国内庞大的低端市场，能在中端市场上露一脸，已经不错了。在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中，更多的人往往只注重高科技等新技术，但是，对于陶瓷这样的“落后”技术，似乎很看不起。现代商业的产品营销知识，也只围着高新科技打转，为上市套现服务，不愿进入国内薄利的低端陶瓷业。观念的错位，导致国内陶瓷企业难以进入良性循环。
外向型经济曾经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外向型经济发展20多年后，“中国制造”已经迫切需要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品牌，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知识产权。不能只靠廉价劳动力，为外国产品做贴牌加工，赚取一点可怜的加工费。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变关头，中国的陶瓷业完全有机会创造一个陶瓷产品的世界一流品牌。这需要政策、资金、人才的倾斜，但是，有多少人能够迫切地意识到？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著名企业家，他有一个故事，被称为企业发展的经典案例。当年松下幸之助经营着一个规模不大的工厂，曾经有美国人给了他一份很大的订单，做贴牌加工。松下幸之助拒绝了。他坚持要求贴松下的商标。那个时候的松下还默默无闻，这笔订单也因此流失。但是，如果松下幸之助只满足于做贴牌加工，还会有今天的松下吗？
可喜的是，现在有一些国内小企业，生产出了品质、款式都非常不错的陶瓷产品。但是，这些企业规模都太小，发展道路步履维艰。银行宁愿把钱贷给房地产，造成房价高涨，也不愿贷给这些效益可能比较缓慢的企业。改变这种现象，除了需要市场规律，还需要大力扶持的政策支撑，才有可能形成有影响力的中国陶瓷品牌和现代陶瓷企业。
我从来不炒股票，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现代的陶瓷企业出现，我想我说不定会拿出所有的积蓄，购买它的股票。我相信，这样一个企业前途无量。中国需要这样的陶瓷企业，世界也同样难以排斥这样的中国陶瓷企业。希望中国早日出现一个可以同威基伍德抗衡的中国的陶瓷品牌。这种企业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这种繁荣才是真正的繁荣。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一批有抱负、有责任感的中国企业家，喊出了“”的口号，很多人也身体力行，诞生了一批口碑和品质都很优秀的“中国制造”产品。可惜，战争使得当年的“实业救国”没有深入持续下去。如今，中国有了这个条件，有了这个机会，而缺少的，可能就是那个年代人们的抱负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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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出走、压力、转型，陶瓷贴牌商在环保重压下何处是归途？
陶瓷信息报
[ 亿欧导读 ]
对生产企业来说，现在在环保方面的投入成本，已越来越高，环保设施的改造，煤改气成本，环保税和排污费的征收，再加上上游原料涨价，陶瓷生产的成本可能会翻倍，产品的价格同样会水涨船高。
【编者按】对于行业商而言，现如今的政策像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贴牌商们面临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更多的时候，贴牌商们需要重新开始，需要的是壮士断腕的勇气。
本文发于陶瓷信息报，作者肖海波；经亿欧编辑，供行业人士参考。
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环保风暴，陶瓷行业贴牌商的江湖，也被搅动。
中国陶瓷行业最大的贴牌基地——淄博产区，在这场环保风暴中首当其冲，因为淄博关停114家陶瓷企业214条生产线，产能严重不足，导致在淄博贴牌的600多家贴牌商分流，而这些分流出来的贴牌商，或许将重新改写中国建陶产区的版图。
有行业人士估计，在地砖方面，淄博产区贡献出来了100条线左右的客户，其中一半流失到广东，剩下的流失到了其他产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原本困难重重的广东产区生产企业的危机。“如果淄博不搞环保，广东产区在今年还会倒闭很多的厂。”该行业人士表示，淄博分流过来的贴牌商，带来的产能需求，救活了广东产区很多企业。
不过，淄博贴牌商也面临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生产工艺的磨合，贴牌的模式，能否适应当地的水土，尚未可知。而因环保带来的原材料涨价，生产成本飚升，成为很多失去主战场的贴牌商不得不面对的一道转型难关。
“原来淄博有一个做贴牌的想在广东做展厅，但是到了华夏一看，别人的展厅比自己在淄博的漂亮，规模也比自己的大，价格还比自己便宜，感觉进入佛山的希望很渺茫。”来到佛山做品牌的淄博贴牌商杨浦（化名）表示，其实淄博贴牌商很多都有实力，但是没有品牌运作的思路，来了广东就如泥牛入海，感觉还是非常迷茫。
而在广东产区的贴牌商，也面临着同样的压力，合作的生产企业也有被环保关停的风险，环保像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
2016年12月，在淄博贴牌的杨浦，正式转战来到了佛山。
“去年5月份，我见淄博要求陶企改成天然气，就想转到佛山来，但那时候品牌网络建设不够，还是没有很多信心转过来，我稍微观望了一下。”杨浦后来在秋季陶博会上，见产品被客户普遍接受，就下定了决心，陶博会一结束，就留在了佛山寻找展厅，对接生产企业，到去年11月份开始生产，转战佛山的计划，就完全定下来，关掉在淄博的展厅，在佛山开始建新展厅，组建团队，一直筹备到今年4月的陶博会，新展厅开业。
根据日前公布的淄博市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淄博市在2017年6月底前关停建陶企业144家214条生产线，2017年10月底前建陶行业（建陶企业26家61条生产线）全部改用天然气为燃料。
这意味着，原来在淄博贴牌的很多贴牌商，失去了合作的生产厂家，而水煤气改天然气带来的生产成本的上涨，也让留下的贴牌商，压力倍增。杨浦庆幸自己提前做好了打算，要不等到今年，淄博大面积关停生产线，那就晚了。
谈到环保对贴牌商的影响，杨浦说起了一个特别伤感的案例，淄博某贴牌商，在财富城有一个400平米的展厅要转让，有人想租，但条件极为苛刻，除了电脑可以带走外，其他的办公用品都得全部留下。这放在两年前，淄博产区的环保风暴还没开始之前，400平方米的转让费，光转让费就得40-50万。
这并非个例，今年7月25日，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拍卖位于淄川区中国财富陶瓷城财富会展大道一座面积1400多平方米的展厅，第一次拍卖705.75万流拍。而到8月12日第二次拍卖，降价到564.6万，仍然无人问津，以流拍告终。
淄博是陶瓷行业贴牌商最重要也是最大的聚集地，这个有着15年贴牌历史的陶瓷产区，高峰期曾聚集了600多家贴牌商。中国财富陶瓷城执行董事孙红霞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仅在中国财富陶瓷城聚集的600多家陶瓷企业、1000多个品牌中，就有80%是贴牌商，其中不乏运作得很好的贴牌企业。据孙红霞介绍，在中国财富陶瓷城做得好的贴牌商，每年销售额可以达到2～3亿元。
不过，因为淄博产区产能压缩，失去货源的贴牌商，开始向佛山、福建、临沂、河南、江西等产区转移。“据我所知，淄博产区到佛山来做展厅的贴牌企业，有10~20家左右，也有很多只是在这边寻找生产厂家，展厅还留在淄博的也是很多。”杨浦透露，淄博贴牌商的出走，从去年4月份陶博会就已经开始，原来观望的企业，在去年10月份陶博会又过来了一批。而到今年开年，淄博产区开工生产线数量不足10条，有些实在撑不住的贴牌商，在今年年初，又不得不跑到佛山来找货源。
贴牌环境的改变，也让贴牌商不再依赖于某一个产区或某一个企业。“对于贴牌来说，以前是卖方市场，现在是买方市场，现在的贴牌环境，比以前好。”佛山市金尚豪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广富表示，以前贴牌，一个版面没有五千平方，厂家都不愿意接，现在普通的釉面砖，一二千平方的订单都会接，门槛降低了。
在华夏陶瓷城经营仿古砖品牌的何新荣也表示，现在的贴牌门槛，比原来降低了十倍。“以前没有两三百万，根本不可能做品牌，光做一款花色就要十几万。而现在做一款花色只要一万多，30万就可以搞定一个品牌的产品。”
喷墨机带来的生产革命，为贴牌商寻找货源提供了方便。黄广富表示，在网版和辊筒时代，排产相对来说非常困难，调完一次版不行，又得重新洗网版和洗辊筒，又要重新磨釉，调一次版都要三到五天的时间。而到喷墨时代，工艺就相对简单很多，一个产品设计出来，不到两个小时就可以看到版面，一天可以调很多次版，提高了效率。
在黄广富看来，随着原材料的上涨，现在淄博产品的价格，已经赶上了广东，但是产品的性价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从去年年底开始，何新荣就感受到了排产的压力。因为环保督察工作组进驻到广东产区，无论厂家，还是贴牌商，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去年11月以后，和何新荣合作的三个生产厂家，因环保压力很大，企业急着停窑，只给了他十天时间，把一些紧要的货生产出来。直到今年春节后复工，货源还是一直相当紧缺，原本生产十款砖，缩减到五款，数量从之前的3000箱，也降到七八百箱，在三月份排期最紧张的时候，何新荣只能拿到日常需要30%的货。
另一方面，其他产区的停产，带来的蝴蝶效应，影响到了广东产区。“一下子很多产区的厂都停了，广东产区就涌进来很多贴牌商，广东生产企业有了更多的选择，对客户可以择优录取，将价格高、拿货快的客户留下来，拿货慢，价格低，合作不是特别和谐的客户，砍掉一部分，这对贴牌客户又是考验。”何新荣说。
贴牌商的抢货竞争，变成了财力上的比拼。以前厂家多，贴牌商找厂家谈合作的条件很低，生产二十万的货，只需要拉走四分之一，其他十五万的货可以放在工厂里。现在生产厂家少了，贴牌商多了，生产20万货，不但要先打20万货款，还要把货马上拉走，不能存放在企业的仓库里。“在六月份之前，从企业拉出来的砖，离厂出来大半个小时，砖还是烫手的。”何新荣说，贴牌商的压力相对以前，要大很多。
从各地不断传来的停产消息，黄广富也从中嗅到了危险的信号。“因为环保形势比较严峻，很多工厂说停就停，这对于我们贴牌商来说，风险就很大了。”黄广富说，贴牌一般都要押百分之三十的保证金，合作的生产企业一旦停下来，货出不来，资金又押在里面，这对贴牌商来说，违约的风险就很大。
黄广富从事陶瓷行业已经三十多年，在2009年开始自己做贴牌之前，他做陶瓷工厂已经二十多年。现在他主要贴牌做金属釉面砖这一单一品类，在他看来，一个品牌要做系列产品，货源一定要充足而且稳定，否则客户对品牌的信心就会丧失。但如果自己库存做得太多，风险又太大。
“做金属釉面砖，动不动就五六十块钱一平方，一两千万砸下去，眨眼就没有了。像现在这样的形势，真没这个胆量去压太多货。”黄广富决定，压缩版面数量，减少库存，将原来有68个版面的金属釉面砖，缩减到22个版面，库存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二，只保留几个拳头产品。
而压力最大的，仍然是淄博的贴牌商，面临去留两难的尴尬处境。如果继续留在淄博产区，因为政策不稳定，经销商担心的是货源是否充足。“那些被保住的厂家认为，经过环保风暴，自己留了下来，生产线少了，自己应该会涨价，但是最终出现的是，经销商不愿意代理淄博产区的产品，因为经销商对整个淄博产区产生了危机感。”杨浦表示。
而如果离开淄博，到佛山来做品牌，以前积累的优势就会丧失，如地理优势、运输优势、产品花色更新速度、产品品质等，相反渠道建设不完善和品牌宣传不足的劣势更为凸显。
“广东贴牌的价位，比山东要高20~30%，再加上展厅租金的费用、团队建设的费用，品牌推广的费用，至少是以前的4倍，淄博贴牌商转到广东，想做品牌费用至少是原来的4倍，就算做批发，也是淄博的2倍。”杨浦透露，从淄博来佛山建展厅贴牌的企业，基本上是在淄博做得非常好而且有实力的，但数量并不多，只有10~20家左右。
而来到佛山建展厅，只不过是品牌征程上迈出的第一步，一个新品牌要想在佛山这样品牌林立的陶瓷总部立足，极为艰辛。
“2012年我刚刚起步的时候，类似于我们的仿古砖新品牌企业，同期有二三十家，但是现在，只剩下三四家。”何新荣对新品牌的起步之难，深有体会，一般而言，新品牌第一年的销量，也就二三十万左右，没有资金支撑，很多都在萌芽阶段就坚持不下去了。
对于杨浦来说，从淄博来到佛山做品牌，意味着重新开始，需要的是壮士断腕的勇气。
“我们以前在山东主要是做批发，没有专卖店渠道，因为产品的价格在那里，做专卖店很难生存，现在转到佛山，以往的客户只保留了10%，基本上全放弃了。”杨浦说，在广东贴牌，工厂的排产量是淄博的3倍，意味着资金运作的压力更大，而且运输成本会更高。以同样运输到北京来算，从佛山到北京的运费，比从山东到北京的运费高了每片3块钱。
这对做批发渠道的贴牌商而言，压力很大，本身利润就只有几块钱，涨价卖不动，不涨价成本又会增加。“来到佛山，原来的客户可能就会死掉50%以上，虽然剩下的50%还在做，但是销量会减少20%，这意味着长江以北损失的市场营业额会达到70%。所以，来到广东还按原来的套路去做批发，只能是死路一条。”杨浦表示，他们公司已经完全脱离了以前的模式，不再去开拓批发市场，而是主攻高端市场。另一方面，杨浦走上转型之路的原因，跟陶瓷批发市场的没落有关，这意味着走批发道路的商家也会没落。
黄广富也对公司的策略进行了调整，去年十月份开始，在压缩产品版面，减少库存的同时，他开始着手搜集各个产区的工厂产品信息。“哪个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工艺水平怎么样，产品质量如何，这些信息我都要全部搜集过来。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是信息渠道。”黄广富表示，搜集信息，是为了向个性化和定制化方向转型，专注为工程用户服务。
“我有一个工程客户需要金箔砖，他在河南产区了解，这类产品要8000多块钱一平方，就找到了我，我给他找到一个厂家，5000块钱一个平方就能做好送到工地上。这一单，黄广富从中间赚一千多块钱一个平方，这就是利用信息差来赚钱。”在黄广富看来，现在在陶瓷行业赚钱，不是拼库存量大，拼的是谁能掌握了足够多的资源、信息和渠道。
黄广富认为，以现在的行业形势，如果一个贴牌公司仍然只指定生产哪一个系列的产品，规定在哪个产区生产，做大库存，那就相当危险。
不过，杨浦认为，贴牌商做个性化产品虽然有生存的空间，但想做大还是要做大众品牌，个性化产品发展到最后，体量瓶颈最终难以支撑终端经销商的需求。对于单类产品做大库存这一问题，杨浦也认为对贴牌商来说并不适合，而这正是广东生产企业的症结所在。
“来到佛山。就觉得佛山的企业的排产方式不够灵活，库存压力非常大，但是又不推出新的花色。”在杨浦看来，现在广东也危机重重，如果不是淄博这一轮环保大整改，关停了很多企业，广东趁机接收了淄博产区分流过来至少50条生产线的贴牌产能，化解了危机，那么广东产区在今年会倒闭很多的工厂。
2014年到2015年期间，广东、福建、高安等多产区出现生产企业倒闭现象，但淄博却可以一枝独秀，没有一条线停窑，正是得益于淄博生产企业的转产灵活，产品花色种类丰富，创新速度快，产品周转率快。
“广东的经销商模式是渠道完善，大库存可以压给经销商，对经销商而言压力很大。”杨浦算了一笔账，假如经销商100块钱进的产品，库存太多没消化掉，而市场上同类砖越来越多，很快市场价卖到80元，那就意味着经销商不但没有钱赚，反而还要亏钱。杨浦认为，现在广东企业，应该借鉴山东的经验，产品的花色要多样化，提高库存周转率。
对生产企业来说，现在在环保方面的投入成本，已越来越高，环保设施的改造，煤改气成本，环保税和排污费的征收，再加上上游原料涨价，陶瓷生产的成本可能会翻倍，产品的价格同样会水涨船高。杨浦表示，如果环保政策持续下去，中国三到五年后，瓷砖产品的价格，可能比意大利、西班牙的还要贵，这将重构中国的贴牌市场。
“如果意大利、西班牙的产品，和国内的品牌价格差不多，越南、印度的产品，比国内的都便宜，那时为什么不选择他们的砖销往中国呢？”杨浦认为，随着国内成本的增长，往高端走的贴牌商，未来可能会选择去国外贴牌，而走批发的，也会考虑从东南亚国家贴牌进口瓷砖销往国内，那时候，中国可能将从一个瓷砖出口大国，变成一个进口国。
杨浦也在考虑，准备去意大利考察，到国外做贴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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