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十大商帮为什么没有豫商_百度知道
中国古代的十大商帮为什么没有豫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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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所谓十大商帮，基本是明清各地商人的风云史，比如乔家大院儿等，并不能代表古代商业格局，属于明清以来的商业趋势。商帮集团本身属于一种地方主义，并不提倡。其次豫商，自南宋经济发展南移以后，商业中心已经不在河南，而在此之前，豫商可说风靡华夏2000多年。最后，商帮能出名，还是需要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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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商帮那么发达，为什么没有留下百年企业？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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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呢？GCD厉害啊
1950年全部国有化了
家族都还在！
商帮依靠政府特权起家
取特权则家败
“奢侈斗富，不过三代”。
现代的银行，典当行，货运，酿酒不都是古代的吗？
登录百度帐号中国古代实力较强的商帮—江右商帮
&明清时期，我国主要有：、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
& &具体是：山西晋商、徽州（今等地区）、陕西、福建闽商、（分广商、、）、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中洞庭东山和）苏商、、龙游（中部）浙商、鲁商…等。
　也可称：山西商帮、、陕西商帮、、福建商帮、、广东（珠三角和）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是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 &江右，即今江西。江右文明，即江西文明。
&因江西自古被称为江右，江西商人则被称为“江右商”或“江右商帮”。
　清魏禧《日录·杂说》：“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何也？曰：自江北往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也有学者认为，江西位于江南地区西部，江右一称应该来自传统中国“东为左，西为右”的文化观念。
&但在南北朝时，当时人习惯以江右称呼西晋（统治地域主要在长江北面），也可指江北。以江左指代东晋（统治地域主要在长江南面）,也可指江南。　　
& &明清“江右商帮”之财力排全国第三
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江西商人，势力颇大，在同别地商人竞争角逐之中，逐渐形成“江右商帮”。
自明代中期以后，随着传统“抑商”政策的削弱，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人们从商观念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商人队伍日益壮大，商业竞争也更趋激烈。为此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商帮，它们一般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互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是一个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
“江右商帮”以其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为世人所瞩目，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其财力和能量，次于“山西商帮”、“徽州商帮”，居第三位。
明代张瀚的《松窗梦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
清末扬州八大盐商中，江西商人就占了三位，分别是周扶九、萧云浦和廖可亭。
在京修建会馆居各省之首
“流布四方的赣商，只要具备了一定的财力，不约而同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江西会馆。”常年研究南昌历史的黎传绪教授告诉记者，“江西会馆”就是万寿宫，也叫“江西庙”，“江西同乡馆”，“豫章会馆”。分布各地甚至海外的赣商，只要有实力，都会树起这一赣人独有的“广告”标志。
正如各地的晋商都要供奉关二爷一样，赣商将许真君作为赣人精神的代表，用以增强赣人凝聚力。自明初以来，在京都以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在全国城乡可说是星罗棋布。万寿宫建得最多的是四川省，共有300多个。
据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所以清初江西籍大学士朱轼说：“前朝唯吾乡会馆最多。”清光绪时，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为51所，占12%，比重虽少于明朝，但仍居各省之首，比当时势力最大的山西会馆（45所）还多。
虽然对于这些会馆的性质迄今仍有争议，但其中相当数量为商人建或士商合资共建则毋庸置疑。由此可见江西商人在京的地位。
“儒商”不卖假货，童叟无欺
“江右商帮“深受儒家传统的哺育，在商业文化与商业理念方面，将仁义礼智信深深地镌刻在他们的脑海之中。可以说，他们是我国古代儒商的典型代表。
赣商为人质朴，注重诚信，不卖假冒伪劣，不搞欺行霸市，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提出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并由此形成了“以诚待客，以义制利”，“和气生财，公平守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一系列道德要求，为赣商们所共同遵守。
浮梁商人朱文炽在经营茶叶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均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清江商人杨俊之，“贸易吴越闽粤诸地二十余年，虽童叟不欺，遇急难不异捐赀排解。”许多赣商家族也将商业道德作为家规、族规的重要内容，要求全家族的人员必须遵守。
“江右商帮”的兴起，为江西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造就了江西当时的辉煌：“瓷都”景德镇名扬万里；樟树并不产药，却成为“药都”；九江成为长江畔极具影响的商埠，当时江苏一带流传着“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的说法。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江西各行各业的发展，素有“江南粮仓”美名的江西，真可谓百业兴旺，盛极一时。
生意“漂洋过海”走向全球
还有不少江西商人扬帆出海、勇闯全球。万寿宫研究者章文焕曾撰文指出，江西有瓷器、茶叶、药材、纸张等诸多产品出口，是“江右商帮”出海经商的有利条件，江西庐陵欧阳修后裔欧阳云台，多年在日经商成为豪富，明末天启三年（1423年）捐出6000坪土地在长崎建兴福寺。
印尼已早有奉许真君的中国庙，江西人从中国大陆购进许真君铜像放入三宝垄大觉寺内。在东南亚，客家帮在马来西亚采矿种地，其中就有个著名药行余仁生号，其业主原籍吉安，以反抗满清统治出国。
江西饶州人程复在琉球辅佐中山察度，程复后裔程泰祚、程顺则继承祖业，辅佐尚氏王朝。程顺则多次推广儒学，开发航运，使琉球成为北上日本，东通闽粤、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中心。江西丰城人筱塘裁缝杨永清带领丰城南昌大批商人手工业者随荷船万福士号渡海到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从事各种手工业，种植橡胶，在马来西亚建三江会馆，在新加坡、菲律宾建有万寿宫。&
&&&江右商帮遍天下、江右商帮称雄中华　　
&纵横中华金融、盐业、工业产品、农业产品，称雄中华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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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于唐宋的江西商人　　
&在明清时期，江西商人称为。江西商人活动的地域和范围很广，遍布全国各地，江右商、晋商、徽商三足而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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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商人出现的时间很早，唐宋时期就已见于各种资料之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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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琵琶行》说江州：“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顾起元《客座赘语》则记载说，唐时南昌人谢某携女小娥行贾历阳(今安徽和县)蓄资甚巨，将小娥嫁与当地段居贞，同舟贸易于江湖间。同乡周迪亦携妻远贾，“往来广陵”。南宋汪肩吾《昌江风土记》说：浮梁之民，“富则为商，巧则为工。…
…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其余纺织布帛，负贩往来，盖其小者耳”。北宋大文学家曾巩之叔、南丰人曾叔卿，也曾多次前往景德镇贩运陶瓷，销往淮北。
&&&&江右商帮称雄于明清两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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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唐宋江南西路，江南西路在宋朝经济居全国各路之首，强大的物资基础为江右商帮的兴起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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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顺帝时，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红巾起义，中原大地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定都南京，第一个设省的地区就是江西。随着明朝对全国的统一，明军不断进兵两湖、两广、云贵，都以江西为基地。明军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相对而言，东南地区则战事缓和，生活较为太平。明朝统一中国的军力虽从南京出发，而军需给养则多依赖于江西供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随着军队的推进，江西人将本地的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行销到战事频仍的中原大地和华南、西南诸省。与此同时，江西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浩浩荡荡的江右商帮便在这个时期逐渐地形成并迅速扩张至全国各地，占领了广阔的市场，江右商的队伍和经商范围不断地扩大，称雄华夏。
&&&(3)明朝建立后，为防倭寇的侵扰，实行了长时期的禁海政策。国内贸易，甚至对外贸易，都依靠水上通道。运河--长江--赣江--北江这一通道就成了全国贸易的黄金水道。这条通道，长达3000多公里，在江西境内就有1000余公里。江西和江右商在国内、国际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明清时期，我国主要有十大商帮：江右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
江西会馆很多，遍布全国。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北京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居住在北京的经商、赶考和谋官的江西人很多。当时北京有41所会馆，其中江西会馆就达14所之多，位居第一。湖广是江西人徙居的一个重要地区，因距离不远，来往方便，故“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所以在湖广的江右商很多。云、贵、川也是江右商的汇集区，他们既经商于城市，也商贩于乡村里巷，甚至深入土管辖区，代官府“征输里役”。还有的江西商人定居于山寨少数民族居住地，久而久之成为当地民族的酋长或首领。除两湖、两广、西南边陲外，江右商在江浙、福建、河南等地也很活跃，当地市场上的许多货物都来自江西或出自江右商之手。全国各地开中药铺的商人，十有八九来自江西樟树，故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法。江右商的活动既是明清经济史的重要内容，也对明清时期的江西社会经济和全国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 江西商内部也因地域关系分了不少商帮
，清代的景德镇有“十八省码头”之称，商帮云集，其中较有势力的江西籍商人就有瑞州商人、奉新商人、南昌商人、建昌商人、临江商人、吉安商人、饶州商人、抚州商人、丰城商人、湖口商人和都昌商人。清代的河口镇“富商巨贾，共仰八帮”，其中江西籍商人占了三帮，即抚州商帮、南昌商帮和建昌商帮。不同地方的商人所经营的主要商品也大不一样，于是便有了临清药帮、河口纸帮、吉安布帮、景德镇瓷帮等称谓。
&近填湖广，远走云贵川　
古代有“江西填湖广”，也即是江西人口向湖广地区大规模流动，时间从元末明初延续到整个明代和清前期。
“江西填湖广”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江西人口众多、耕地不足而湖广面积辽阔、人口稀少是基本原因；政府的强制与提倡、江西地区的赋繁役重则是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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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江西移民中，有不少是“挟技艺以经营四方”的手工业者和“ 负贩遍天下
”的商人，他们来往于江西与湖广地区，或者是长居外地，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商人集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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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移民，还有很多并未脱籍的江西人选择外出经商。明代王士性有一段著名的概括：“江（西）、浙（江）、闽（福建）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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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邻近江西，“趾相错，踵相接”，是江西商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武昌、汉口、汉阳“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故江西商人到武汉犹如跨门过庭。盐、当、米、木材、药材、花布，在汉口称六大行业，都有很多江西商人在经营。尤其是汉口的药材业，江西临清商人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湖南的长沙、衡阳、湘潭，都是江西人聚居的地方。洞庭湖的岳州府，居民多以渔业为生，而江湖渔利，亦为江西商人所垄断。明代兴起的竟陵(今湖北天门县)皂角市，居住着大约三千人口，本地人仅为十分之一，均从事耕作，十分之七来自江西，绝大部分是商贾之家。地处湘黔边境的洪江，鄂西的郧阳、钟祥等，也有大量的江西商人。“江西走荆蜀，行行三十年。铃卒递羽檄，贩夫骈担肩”，反映的正是这种境况。明清时期湖广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民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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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西填湖广”几乎同时，明清时期还有“湖广填四川”。江西移民有的在湖广地区停下了脚步并永久性留在了那里，有的则一路向前继续向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进发。首选地便是四川，当时主要是沿长江、嘉陵江流向川东地区及成都平原。
四川的重庆、叙州、龙泉驿、夔州、梓潼、松潘等地活跃着很多的江西商人。临川人李拱极，往返于云南、四川等地，以致成为巨富。金溪人李懋英，在外数年未归，他的儿子循着他的经商路线，走湖广，趋西安，越秦岭，最后在四川双流县父子相遇，喜极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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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宪宗成化十年，刑部因大批江西商人携带绢布、火药等商品涌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交易铜铁、聚众开矿，而要求明令禁止。清雍正、乾隆时，在西南少数民族区推行“改土归流”，大批土司被强行迁入江西。原因是他们的原籍就在江西，祖、父辈经商至少数民族居住地，入乡随俗，服饰、语言及其他生活习惯均与当地居民无异，又因有文化、有财产，于是通过各种办法牟取土司的职位，成为了少数民族的首领。
&明代万历年间任云澜沧兵备副使的王士性曾赴各地巡视，几乎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江西人，尤以抚州人居多。他在《广志绎》上说：“作客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人居什之五六。”又说：“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而这些“江右商贾”，又多属“抚州客”即抚州商人。
据《皇明条法事类纂》上称，明代成化年间，仅云南姚安府就有江西安福县、浙江龙游县军民商人三五万人；临安府也有许多江西商人。云南金沙江一带的蛮荒之地，也成了江西人的迁徙集居地。
&&&1958年，云南文史界在楚雄地区搜集到了彝族民间史诗《梅葛》，其中第二部《造物》唱到蚕丝的来源，说是江西人发现的：“江西挑担人，来到桑树下，看见了蚕屎，找到了蚕种。”同书第三部《婚事和蛮歌》里还说道：“江西货郎哥，挑担到你家，你家小姑娘，爱针又爱线......”江西商人遍布云南各地。
在贵州的江西商人也接迹于道，同贾于市。《黔南职方纪略》说到贵阳的商人，最多的就是江西商人。回龙场和双流泉，是清代兴起的水银生产基地，据贵州地方史资料说，这里的汞商十之八九是江西、湖广人。贵州的贵阳、镇远、松涛原等地，都有许多江西商人在那里经商。
明朝万历时期的江西人，写了一本中国古代科技巨著《天工开物》，是一部总结我国明末以前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成就的百科全书，分别叙述了古代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冶铸、舟车、锤锻、燔石、杀青、五金、珠玉等物品的原料出产和制造过程，之所以他对众多矿产资源和技术如此熟悉，是因为他曾游历过包括西南诸省的众多地方，亲身考察了江西老乡在该地的开掘和生产过程。
&江西商人利用地理之便，同样跻活跃于福建、两广地区。福建、广东本地也有商帮，不过他们的贸易重点是在海上，而省内的山区地带，基本上都是江西商人活动其间。明代学者王世懋发现，福建建阳、邵武、长汀等地的居民口音与江西口音相似，一经询问，原来与大量江西商人的活动及入籍有关。以盛产武夷茶著称的建宁府为例，茶农茶商几乎都是江西人，每年的早春二月，总有数十万江西人来到这里，“筐盈于山，担接于道”，或做茶生意，或替茶商打工。金溪商人王善，“操奇赢之术，游七闽，家乃大穰”，主要在福建经商；精于制墨的商人傅云心，也将墨品运往福建一带销售。明末清初，建昌朱氏后裔及药商富豪为躲避清兵的洗劫，纷纷隐姓埋名逃亡福建，大批药业同仁踏上了“扎红头绳出去，缠丝线归”（指明清少年用红头绳扎头发，老者裤子筒均扎丝线，喻少小离家学徒，老大锦衣还乡），“走福建吃药饭”的谋生道路，代代相传，在闽入籍者不计其数，建昌会馆遍布福建。
&广东的主要城市广州、佛山，江西商贾亦“人数殷繁”。广东潮州、惠州等地棉纺业所需棉花，有一半左右靠江西商人从饶州、南昌等地运来。吉安布商有在广州、佛山等地设立“粤庄”者。临川有个叫戴珩的商人，有亲戚借了他6000两银子去广东做生意，数年不返，戴珩亲自去广东索债，将讨回的银子全部买了书，雇船而运回来。船到赣州章江水关时，税官以为是货船，登船征税，结果一看，全是书画。戴珩实际上是位老谋深算的书商，以索回的资金全部购书，可以逃避关税。连州、高州等地则有很多关于江西商人施放子母钱的记载。江西的典当商在广东一带也很活跃，他们“坐放钱债，利上坐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而且手法高明，常在当地农民稻谷扬花时节去施放利债，让农民用新谷作为质押。等到收货时，稻谷还未入仓，商人早已赶来，如数运走。江西商人还有很多因在广东、江西两地贩盐而大发其财：广东历来是有名的产盐区，唐代以前，由于大庾岭所阻，江西全省只能食淮盐。但淮盐产区远离江西，尤其离江西南部较远，而且又是溯江而上，运量受到限制，价钱奇高。加上遥远的运途中日晒雨淋，盐丁舞弊，掺杂夹沙，以至江西的实验既贵且差，民众苦于淡食。大庾岭道拓宽后，大余、赣县、南康等地商人便翻越梅岭到食盐广东境内去贩运，江西专食淮盐的格局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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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远一点的广西桂林、柳州、浔州、太平、镇安等地，来自江西的盐商、茶商、木材商、药材商也活动频繁。尤其是梧州，地处左、右江会合要津，百货往来，帆樯林立，其繁荣程度在清前期几乎与汉口、湘潭比肩，江西商人在这里所开设的商号有百十家。隆兴二年（1164），广西贺州知府秦某上奏说：“赣、吉、全、道、贺州及静江府居民，常往来南州等处，兴贩物货，其间多有打造兵器，出界货卖者”。这位知州了解的情况，不仅是赣、吉商人在广西经商，甚至还把生意做出国界。嘉定七年（1214）二月，广西转运判官陈孔硕奏道：“二广州郡收贩牛税，其来久矣。近因漕臣有请，始蠲罢之。然赣、吉之民，每遇农毕，即相约入南贩牛，谓之‘作冬’，初亦将些土布前去博买”。长期存在的这种卖布买牛贸易，不仅满足了两广民众的需求，对赣州、吉安地区的纺织业、耕种业的发展都有利。
&&&&纵横长三角
东北方向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江右商、徽商、晋商在这里很活跃。江西商人经赣江、过九江东下，或经玉山抵浙江，频繁往来于江浙皖，主要做贩卖生意，即将江西出产的稻米、大豆、瓷器、夏布、纸张、木材、烟叶、桐油、茶油、靛青等运往江浙皖，而将三省盛产的食盐和丝、棉织品销往江西。当时江苏省城南京主要靠江西、湖广的粮食供应，江西商人“岁岁载米依期而至”，卖米给南京人，又从南京人手中买回布匹。除南京外，江南许多城市和市镇都缺粮食，江西商人活跃于金华、杭州、宁波、绍兴、衢州、湖州、严州、台州等地。江西商人从事盐业经营，一般都是较富裕商人，他们贩盐由广信府的贵溪运往饶州府各县。
&江苏扬州为江淮百货的集散地，商贾摩肩接踵，据万历《扬州府志》记载，在扬州的各地商人，以徽商最多，其次是陕商、晋商和江右商人。正如《太平广记》所说，江西盛产木材，而扬州到处海滨，木材短缺，将江西良材运至扬州，可获数倍之利。实际上，除了木材之外，从江西沿着长江运往扬州的货物，还有浮梁的茶叶、河口的竹编、南丰的蜜橘、广昌的白莲、南安的板鸭、都昌的银鱼、安福的火腿、余江的木雕、吉安的樟木箱、景德镇的瓷器、泰和武山的乌骨鸡等等。到明清时期，两地间的通商更加频繁，而且以食盐为大宗，盐商扮演了物流中的主角。民国时人在《丛菊泪》写到一个在两淮做盐商的江西商人：“彼姓鱼的，著名江西老表，是行着票盐的所谓山阳朋友。”清末扬州八大盐商中，江西商人就占了三位，分别是周扶九、萧云浦和廖可亭。
&江北的盱眙、泗州，江南的南京、苏州、杭州、衢州等，也都有很多江西商人在此开店设铺或辗转贩运。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说，江西进贤人张权在苏州开木器店，张应俞《杜骗新书》开篇也说“江西有陈姓名庆者，常贩马往南京承恩寺前三山街卖”，虽属小说家言，却反映出江西在苏州、南京等地从事工商业者很多。白居易《盐商妇》诗中也讲到扬州某小家女，因嫁给了江西的大盐商，此后“不事田农与蚕织”，“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过着奢侈的生活。《松窗梦语》第二卷说道，安徽庐阳“尤多药物，江右、江南商贾咸集聚焉”。唐德宗时，安徽九华山化城寺维修，江西商人大量捐款捐物。盛产药材的山区，成为江西清江药商的重要采购点。浙江山区多产苎麻、蓝靛和竹纸，江西商人经常深入山区去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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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踞京城　
&　元代江西行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幽燕关陕、八闽两广、荆楚川蜀。江西的著名墨工南昌朱万初、清江潘云谷携墨售于京师。贵溪倪文宝、鄱阳童某也以制毛笔为业，所制之笔也都远销至京城。
&&　到了明代，张瀚《松窗梦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在京江右商以瓷器商、茶商、纸商、布商、书商、药材商为多。江西书商中，以抚州人居多。北京故宫、圆明园、颐和园等中华古建筑的设计建造者为江西雷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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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大概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明代江西在北京的会馆最晚在永乐时就已经出现。乾隆《浮梁县志》上说：“（本县）京师会馆二所。（其一）在北京正阳门外东河沿街，背南向北；其一在右，明永乐间邑人吏员金宗逊鼎建，曰‘浮梁会馆’。”其他还有如始建于嘉靖中期的南城会馆、广丰会馆等。这些会馆，有相当数量为商人所建或士、商合资共建。清光绪时，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为51所，占12%，比重虽少于明朝，但仍为各省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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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人敢闯敢拼、闯天下扬帆出海勇闯全球$
&江西人敢闯敢拼、闯天下扬帆出海勇闯全球，江西有瓷器，茶叶，药材，纸张等诸多产品出口，是江右商帮出海经商的有利条件，江西庐陵欧阳修后裔欧阳云台.多年在日经商成为豪富，明末天启三年（1423）捐出6000坪土地在长崎建兴福寺，由浮梁瓷商真圆禅师为住持首创江浙苏三江会馆，扩大到东京、大阪、横滨、函馆以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国内许多城镇。印尼已早有奉许真君的中国庙，江西人从中国大陆购进许真君铜像放入三宝垄大觉寺内。在东南亚.客家帮在马来西亚采矿种地，其中就有个著名上市药行余仁生号，其业主原籍吉安，以反抗满清统治出国，该药号继承人余东雄、罗仲霍毅然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壮烈牺牲。江西饶州人程复在琉球国辅佐中山察度，程复后裔程泰祚、程顺则继承祖业，辅佐尚氏王朝。程顺则多次推广儒学，开发航运，使琉球成为北上日本，东通闽粤、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中心。江西丰城人筱塘裁缝杨永清带领丰城南昌大批商人手工业者随荷船万福士号渡海到印尼、马亚西亚、新加坡从事各种手工业，种植橡胶、金鸡纳霜，在马来西亚建三江会馆，在新加坡建万寿宫，菲律宾碧瑶建有万寿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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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右商帮纵横中华金融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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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渡码头货船曾沿堤排开数公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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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商帮为江右商帮的一个分支，进贤县李渡、文港等乡镇原来属于抚州地区，同时也都是紧临抚河的地区。
&李渡当年船运的货物码头，停靠的货船沿河堤排去有数公里长，各色货物上上下下。从晚清到抗战时期，李渡的商贸达到最高峰。那时李渡人开了俊记、慎孚等数家钱庄，有几家的银票还可在上海、汉口等地通用。货币流量达到了平均每天20多万银洋。
&清末江西萍乡人文廷式创办康泰福煤号，买机器开采安源煤矿，兼营炼焦运输。后与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合组成汉冶萍公司。江西九江修水人陈三立与江西萍乡人李有棻创办江西铁路公司，倡修南浔铁路，民国元年衔江西都督李烈钧之命以南浔铁路公司名誉总监之名与彭程万借款五百万日元，使南浔铁路得以开工。江西宜春奉新人张泌亭与江右商帮巨富周扶九共同创办江西省最大的九江久兴纱厂。江西靖安人陈筱梅任江西省财政部长，商务总会会长，在万寿宫开设江西劝业场。民国元年又随李纯到天津创业，在天津、上海、武汉、扬州拥有多家钱庄盐号，成为江右商帮巨子之一，出任南浔铁路总董。江西抚州南丰人包竺峰在上海、南京、徐州、南昌拥有多处钱庄油行、布行、民国时期回乡建江西大旅社和包家花园，投资官商合办的江西银行。但这些从开矿、办工厂、到修铁路、创办银行的一大批江右商帮巨子为中国和江西近代工商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江右商巨子：江西南昌籍江右商黄文植—
纵横中华金融业&&
&黄文植 ()
名贤彬，南昌县人。13岁时由族兄携至湖北武穴镇曹裕隆钱庄学徒，因勤奋经营，被提为经理。1912年，邀集同乡好友筹集资金开设义成钱庄。资金积累增加，合资开办同慎钱庄和聚昌钱庄，独资开办信成麻行和一家布店，公推为武穴镇商会会长。
&1920年以后，黄文植将经营商业的重心由武穴镇转移到汉口。与汉口通益精盐公司订立协约，由他集资在汉口、九江两地设立精盐公司经销处，自任经理，负责经销湖北、江西两省的精盐业务。后又与久大精盐公司合组大同盐号，业务扩展。1927年宁汉分裂，湖北全省食盐供应极为紧张，而大同盐号却拥有大量食盐，一年中获利百万银元以上，九江经销处获利20多万银元。随着经济实力增强，他在武汉先后开德成银号和大孚银行，并任大孚银行董事长。1934年，九江久兴纺织公司连年亏损，濒于倒闭，他带头集资，以承租方式加以接管，改名利中纱厂，并任董事长。重金礼聘原上海申新纺织厂邱光庭为厂长，纺织专家朱仙舫为总工程师，一改旧厂的陈规陋习，严格规章制度，扭亏为盈。1936年获利216万余银元。商战屡屡获胜，声誉与日俱增，公推为汉口总商会会长。
&黄文植乐善好施，在武穴、汉口以至家乡做过大量好事。1937年11月，冯玉祥在武汉从事抗日活动，创办《抗战到底》《抗日画报》，收容流亡武汉的进步人士，得其全力支持。
&　长期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特任委员，救灾赈荒，每急公好义，慷慨解囊。鄂、陕水旱灾害频繁，不仅捐献财物，还在汉口、南京设立两所孤儿院，将灾区大批孤儿接来抚养教育。在家乡南昌县更尽绵薄之力，捐资修建万舍桥，设置义渡，施粮济贫，给贫病者免费送药施诊；出资20万银元，加修赣江西河堤、广福圩堤，使附近48个村庄、5万余亩农田得以受益；出资10万银元创办南昌县私立文植小学，吸收农家子弟免费入学。&
&&&江右商巨子：江西靖安籍江右商陈筱梅—诚信经营成中华金融巨子&&
&&&陈筱梅（）字永懋，江西省靖安县香田乡顾山人。1912年以后，陈筱梅经商，经营钱庄、盐业和当铺，拥有南昌洗马池当时最著名的“乾大信”、“德大信”钱庄。“生昌信”盐号以及著名的滕王阁货运码头和仁字盐仓，并在上海、武汉、天津、扬州、北京创设分局、分号，由其“霭吉堂”负责经营管理。陈筱梅在经商中特别注重信用，据传在一个冬日的上午，一位先生满头大汗赶到乾大信钱庄，十分焦急地说：“我屋里昨日晚上发了大火，不得了！把贵店存款凭单烧掉了，这怎样办哟？”当时店员也是一愣，等回过神后告之说：“您别急，我去问一下掌柜的。”此时恰逢陈筱梅率众视察本店，得知此事后，嘱咐掌柜的说：“百姓的血汗钱来之不易，如真是那位先生的存款，则应连本带息奉还。”后来店员经过详细询问核对，将款项连本带息奉还了那位先生。陈筱梅将“厚德载物物始昌”，作为自己企业的企训，陈筱梅经过多年潜心经营，将企业扩展至上海、武汉、扬州、北京、安庆、长沙、重庆、广州等地。
&陈筱梅热心于公益事业，他曾捐资开办靖安贫民工艺厂，以工代赈，以苏民困。又捐资在北京、南昌购置房产，设立靖安会馆，供赴省、进京的同乡膳宿。因赣江北岸诸县行人去南昌时渡江困难，且时有渡船翻复，造成人亡。他捐款购买机动轮船数艘，来往于赣江之上，受惠者每日万千，无不拍手称赞。为使义渡能长久坚持，他又捐资在滕王阁遗址右侧购置房舍，设义渡局理事。他还捐资修筑了新建县长头陵至望颥岗长达20华里的花岗石路面，且沿途建有凉亭。他还在南昌施粥、施药、赠寒衣、捐棺木等，救济贫苦家庭。&
&&&江右商巨子—江西抚州临川籍江右商汤子敬：一个包袱一把伞闯天下成西南金融领袖
&汤子敬（）字培，号厚珍。江西抚州临川人。近代重庆巨商。汤子敬出生时临川是太平军与清军争夺的重要战略要地，原本富庶的临川汤家，在这场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汤子敬出生于战乱之中，家遭兵祸一贫如洗。其父让汤子敬随叔父汤韵高去外地谋生，汤子敬怀揣600钱盘缠及一个鸡蛋，挟着一把雨伞和一双布鞋，告别父母及故乡离家远行。14岁到重庆，在谢亿泰布店做学徒，先后任谢亿泰布店管帐、办内事、跑街，逐渐熟悉了经商秘诀，成为谢艺诚的重要助手。30岁时娶谢艺诚之女为妻。
&&&当时，社会动乱不止，重庆商界的商户们纷纷将布匹、货物降价抛售；汤子敬却大量低价收购布匹和货物。后清政府采取措施恢复社会秩序，汤子敬将其收购的货物和布匹抛出，一举赢得巨大经济收益。&
&&&1896，汤子敬先后在重庆开设了“同生福钱庄”和“聚福商号”。因其商号有钱庄为后盾，买卖越做越大。1
&1909，汤子敬在重庆已拥有源长钱庄、正大昌钱庄、德大家钱庄、正大永钱庄，聚福厚布店、德大合布店、裕生厚布店，大昌祥盐号，聚福长山货号，协太原朱丹粉作坊及永美厚银行，世誉其为“汤十号”。
　　1917，汤子敬采取以新的经营方式，一举创利40余万元，使其逐渐成为重庆商界的泰斗，时称其为“汤百万”。汤子敬的资本积累使他的财富占重庆总额的三分之一，因而他大量投资购买房地产，其房产遍及重庆大街小巷，故号“汤半城”。
&1925，汤子敬雄心勃勃走出重庆向长江下游发展，携带百万两现金至下江，在汉口、沙市、上海等城市，先后创办了七家永美厚银行分行，使其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金融巨子。&
&&&&江西抚州临川人朱仙舫：中华近代纺织工业开拓者&
朱仙舫（），江西抚州临川人。早年创办纺织技术养成所，编著国内第一部纺织科技书《理论实用纺绩学》，开办江西第一家九江久兴纱厂，主管上海申新二、五、七厂，接办汉口第一纱厂、重庆纺织厂，创办沪东、沪西业余纺织学校，发起组织中国纺织学会并当选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纺织工业部计划司司长。
1911年毕业后，应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的邀请，进入上海恒丰纺织新局，先后担任恒丰和申新第五纺织厂技师、工程师、总工程师和厂长等职。他在职期间，刻苦钻研技术，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锐意革新，多有建树，清末著名书法家“清道人”临川人李端清，嘉许他的宏大志愿，新笔书赠一联，曰：“经纶有大道，衣被及万方”。当时纺织技术人才奇缺，他通过创办纺织技术养成所培训人员。朱仙舫决心著书立说，创立中国人自己的纺织学说。他用工余时间，编写讲义，并亲自任教，培养一大批纺织技术人才。积数年之功，著成《理论实用纺织学》前、中、后三篇，为全国首次出版的中文纺织科技书籍。后来又著有《纺织合理化工作法》、《改良纺织工务方略》等发行于世。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丛书》编著《纺织》上、下两册。这些纺织专著，填补了中国中文纺织书籍的空白，促进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
&1919年，朱仙舫应北洋政府江西省长陶家瑶之邀请，来江西规划、设计2万锭规模的纱厂，此厂系陶家瑶、张勋家族、扬州盐业巨商周扶九及吴钫、包发鸾等人发起邀股集资筹办。资本规银200万两，大股东有政界陶家瑶，军界张勋的家族，商界周扶九等。时朱仙舫任上海恒丰纺织厂工程师，家属已迁上海。他抱着振兴江西实业，为家乡建设出力的意愿，应邀赴南昌、九江选择厂址。1920年8月来九江勘探，由于九江综合设厂条件如水源、气候、原料、劳力、运输、买地建厂、产品销售等，均优于南昌，因而决定在九江设厂。厂址开始选在市区地势较高的九华门，花果园一带，因地皮昂贵未成。后改为官牌夹购地50亩为厂区，建筑厂房及附属设施。此处虽地势偏低，需填高一米左右，方能与铁路路基平齐，而厂基培高所需费用，仍比九华门地价便宜很多，其运输条件则更为方便。铁路车皮可停在厂门口装卸货物，水运船只可停靠附近码头卸货。每年节约运输费用颇为可观。机械设备有松花机、清花机、梳花机、练花机、粗纱机、细纱机、摇纱机、打包机等，纱厂整个工程，包括生产工艺设计、厂房结构、建筑施工、在当时均属较高水平。机器安装，开工投产都是朱仙舫一手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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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久兴纱厂投产后，业务非常兴旺。初时仅开日班，至8月因纱畅销，加开夜工。工人增加到1300多人，全年用棉花达4~5万担。所生产的棉纱有：10支、12支、16支、17支、20支。每日三班，可产纱51包。产品投放市场后，畅销全省，供不应求，年销1.5万包以上，主要运往南昌、吉安、樟树、丰城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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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朱仙舫应上海纱业、面粉大王，申新公司总经理荣宗敬之约，辞去久兴纱厂职务，离浔去沪，进入上海申新纺织公司，因成绩卓著，先后担任申新二厂、五厂、七厂厂长之职，他广揽英才，选拔贤能，身边人才荟萃，声誉日起，使他成为全国第一代的纺织专家。1930年他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纺织学会，并当选为理事长。学会经常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和技术交流，出版学术刊物和纺织书籍，并选择有纺织厂的省、市举行年会，创办业余纺织学校，为提高我国纺织技术水平和培养纺织技术人才，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他领导纺织学会有方，深得各方信任，连任理事长长达19年，一直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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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久兴”正式易主。仙舫不忍自己创办的纺织工厂落入外商之手，于1935年来到九江，与九江商会会长王试蓉，江西同乡、汉口商会会长黄文植、上海申新纺织七厂工资科长邱光庭等人合作，发起组织“利中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集资40万银元，向慎昌洋行租办“久兴”，更名为利中纱厂。黄文植任董事长，朱仙舫任厂长，王试蓉为经理。不久，提拔邱光庭任厂长。利中纱厂复工之后，业务蒸蒸日上，庐山牌棉纱，又畅销省内。1936的，汉口第一纱厂因业务不振停产。仙舫又主动与黄文植合作，在江西、湖北商界集资100万银元，组成复兴实业公司，黄文植任董事长，朱仙舫任经理，由复兴公司接办“汉口一纱”。在仙舫主持下，利中、复兴纱厂，经济效益显著，连年获利。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九江、武汉相断沦陷。利中、复兴二厂被迫停产，遣散职工。仙舫因受伤转移至重庆休养。不久国民政府军政部开办的重庆纺织厂复工，因缺行家主持，军政部长何应钦出面邀请朱仙舫去，当时纱布是抗战军需必用品，出于抗日救国之情，他便出任该厂少将厂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正式投产，有力地支援了抗战的需要。开工后不久即辞职，一度赴湖南衡阳等地筹办纺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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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委派朱仙舫为经济部接收员和中央设计局设计员。日，朱仙舫由重庆赴沪途经九江，实地调查利中厂情，目睹偌大房变为马厩，和被国民党某军械所占用，感慨甚多。随后，派其子朱寿楠会同慎昌洋行代表柯柏在浔汉两地调查原利中厂房和机器有关情况。慎昌洋行目睹纺织机器残缺不堪，决定作价出售。是年冬，担任中国纺织公司十六厂厂长的朱仙舫，立即与赣沪两地政界、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协商集资25万美元，以15万美元购回利中全部产权，组成九江兴中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推举他为董事长兼经理。1946年度1月，“兴中”复工机构组成，积极准备复工。一是将在汉机器运回九江；二是雇请潜水员打捞沉没机器，收集残件；同时，组织力量在厂里进行整机配套安装。经过数月努力，终于配套成8台细纱机，形成了3200锭的生能力。并于当年中秋节前，生产出第一批20支庐山牌棉纱供应市场。此后，该厂边安装，边生产。11月，成立董事会，董事长龚伯循，经理朱仙舫，厂长李群化。1947年2月，兴中纱厂第一次股东在会在沪召开，推举朱仙舫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该厂至1948年底，达到了1.8万纱锭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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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仙舫被任命为国家纺织工业部计划司司长，中国纺织管理局顾问，乃离沪赴京任职。这位爱国实业家，为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为中国纺织工业的建设，贡献出了他的毕生智慧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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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右商巨子：江西抚州临川籍江右商王兹华—东渡台湾创事业成全球拆船大王&
&王兹华（），江西省抚州临川县秋溪乡人。1941年04月成都中央军校第十八期，国民党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党务顾问。台湾启顺华钢铁公司创办人，被台湾实业界称为“世界拆船大王”，是台湾工商界知名人士，著名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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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兹华自1937年始，先后就读于南昌一中、成都中央军校。1947年出任国民党驻沪海军中校科长。1949年赴台。1951年弃戎从商，在台湾高雄创办“启顺华钢铁公司”，专门从事沉船打捞，船舶解体等炼钢生意，并在美国和香港办有分公司，成为当时台湾十大富豪之一。
王兹华热心赞助海峡两岸的社会公益事业，在台湾曾为中山大学、足球协会、残联协会、防癌协会捐赠台币达亿元，为在台老兵捐助探亲旅费数百万元台币。&
&&&王兹华生前十分热心家乡教育事业，曾多次利用探亲之便，先后捐资家乡秋溪中学、秋溪小学兴办教学楼，设立教育奖学金380多万元人民币。&
& &江右商帮的兴旺与没落：
&明清时代，活跃的商贸活动培育了许多商帮，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然而，在鸦片战争以后，没落了。本文以史为鉴，借助史料展示的兴起和没落，分析了江没落的原因，力图揭示在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变情况下，不积极进取，参与竞争，违背市场运行规律，就要受到惩罚的。
　　明清300余年，十大商帮称雄，逐鹿于我国商界。有的辉煌，随着历史的变迁，转换角色，融入近代经济甚至现代经济，仍然在我国经济中发挥作用；有的没落，只留在历史的过程中。江右商帮有过辉煌，“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清初江西籍大学士朱轼也说“前朝惟吾乡会馆最多。”但是，江右商帮没落了，随着清代社会的发展，在鸦片战争以后，活跃了近500年的江右商帮没能向近代经济转变和发展，最终没落了。
　　一、江右商帮的兴起
　　“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江西商人也就被称为“江右商人”。江右商人在明清时代，“以地域为中心，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他们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逐渐形成既‘亲密’又松散的自发性商人群体。”这就是中国明清商业史上的“江右商帮”。
　　随着历史的发展，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江西在两宋以后，由于得天独厚，人杰地灵，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历元至明，江西继续保持这一经济优势。在明朝，江西人口仅次于浙江，居全国十三个布政司中的第二位；由于地产丰富，盛产粮食、茶叶、陶瓷、纸张、布匹、木材……缴纳税粮在明孝宗弘治年代直至明神宗万历年代却居全国第一。明代初期，由于反明的残余势力存在和“倭寇”在海上出没活动，影响到新建的明王朝的安宁，明太祖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颁布“片板不得下海”等一系列规定，全面禁绝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这就严重地阻碍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影响了全国的物流的流向。
　　明代中叶，由于海商经常犯禁，明朝政府就实行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甚至捕杀沿海商民。恶性循环，以至生寇。胆大的海商在经济利益驱使，生存威胁的双重压力下，铤而走险，建立护商武装，给海上贸易带来负面影响。海上贸易的停滞和萎缩，促进了“内陆”贸易的发展。
　　江西得天独厚，占有天时地利：拥有便利的赣江水系；可利用当时最具有运力的长江水运；往南，跨过赣粤边界大山，通过隘口，可将货物运至广东，散于南中国；往北，跨过湖广，辐射中原；往东，沿长江而下，江浙尽收眼底；往西，朔长江而上，云、贵、川市场广阔……这一物流通道在当时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人杰地灵，精明的江西人是不会失去这一千载难逢的商机，运用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凭借丰富的物产，利用当时较为发达的运输系统，小本经营，迅速发展起来。
　　从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至明神宗万历六年(公元)，从全国户口统计来看，全国人口基本稳定，变化不大。但江西却在这一时期减少了22万户，人口224万口，户均人口由5.17口减至4.36口。如果考虑人类的自然繁养生殖等因素，我们有理由估计：在这一时期，有过百万江西人口流向外省，形成了江西历史上的一次大的流民潮。
　　以上事实可证，明代江右商帮的兴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较为有利的经济基础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经济环境，得益于当时明朝的海禁政策；江西明代的流民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扩张，使江右商帮在当时能够发展起来，才有了“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之说。商贸范围迅速扩大，物流速度加快，这对江右商帮的兴起和发展可谓功不可没。
　　由此而兴起的江右商帮，人数众多，举世瞩目，小本经营，操业甚广，活动范围广泛，渗透力极强。以至于当时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明代在北京的江西会馆多达14所，占全国在北京会馆数的34%，居各省之首。就是在当时活跃于全国的各大商帮中(例如龙游帮)，也留下了江右商人的踪迹，到后来他们融入了当地商帮。
　　江右商帮的兴起，为江西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贡献，贸易的繁荣造就了江西当时的辉煌：“瓷都”景德镇名扬万里；樟树无药，却成为“药都”有“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九江雄踞长江之滨成为当时极具影响的商埠，在当时江苏一带，市传“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以至于后来九江引起外国列强垂涎；商业繁荣，促进了江西各业的迅速发展，素有“江南粮仓”美名的江西，真是百业兴旺。
　　二、江右商帮的没落
　　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帮在活跃了年500后，逐渐没落。其没落的主要表现为：
　　1.江右商帮群体萎缩。在明代，江西会馆在北京有14所，占全部会馆数的34%，居各省之首。到清光绪年间这一比重下降到12%。在清末现存会馆碑刻资料者共有23个，内中竟无一江西会馆。这一史实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江右商帮群体的萎缩。
　　2.有大批江右商人弃商返农。小本经营的江右商人在经商数年后，稍有积累即顾及老年父母，弃商返农。玉山的王长发、广丰的吕以时等就是实际事例。
　　3.改变投资方向，商业资本萎缩。据江西师范大学的方志远教授对新城、金溪、临川、丰城东乡、崇仁等六县的江右商人的统计，在项109投资中，商业资本改变投资方向的情况十分严重：其中，生活性投资占21.1%；社会性投资占77.1%；产业性投资只占1.8%。占比例最大的社会性投资主要是用于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及捐粮助饷等。改变投资方向的结果是，部分商业资本退出了贸易领域，商业资本萎缩。
　　4.两极分化，部分江右商人的官商化使江右商帮的独立经营地位受到冲击。江右商人的官商化主要发生在盐商中，临川的李宜民叔侄就是典型人物。招商经营更是官府对贸易经营的渗透。国家权力与商业资本的结合，使这部分江右商人逐渐失去了经营的独立性。
　　5.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抱残守缺，存在亦农亦商的季节性商人。江右商帮的经营观念仍然是“以商补农，以末养本”。在长达500余年的过程中，江右商人的这种观念虽然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深刻、彻底。有一些小有成就的江右商人见好就收，把资金投向土地和房屋，例如，金溪的徐廷辉“资稍裕，遂绝意远贾”，有赢利就寄回家。存在一批亦农亦商的季节性商人，他们只是利用农闲时节经商，农本商末经营观念严重，只把经商作为一种补充。
　　6.经营区域日渐缩小。江右商帮在鼎盛时期，经营区域遍及全国各地。不论是就近的湖广、福建，还是云、贵、川，就是极边如辽东、新疆都有江右商帮的活动，“无江西人不成市场”。在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人的大规模出省经营的活动几乎不再见于史料。
　　7.江右商人的声誉下降。绝大多数的江右商人注意信誉，待人以诚，讲究职业道德。临川的张世达一次发现货主多付100两银子，认为“此非份之财，毕还之。”并专为此事前往湖北的汉口事主处。此类事例确实很多。但是，个别江右商人不讲究商业道德，例如，新城的涂肇新晚年回故土，于是将资本交给“伙某”，没想到血本无归。以至于明成化二年，福建都司经历王历指出，江西等商人“奸盗作伪，匪所不为。”李贤记载：江右商人“善于做生意，而且狡猾多智”。“坐放钱债，利上加利，收债米谷，贱买贱卖”，牟取暴利。明宪宗成化十年，刑部就要求明令禁止江右商人在四川地区进行商业活动。个别无德江右商人的行为，败坏了江右商帮的声誉，给江右商人的经营带来较大的困难。总之，经历500余年，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江右商帮没落了，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江右商帮对江西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全国的经济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江右商帮没落的原因分析
　　江右商帮的没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进步，市场竞争加剧，官府抑商等方面的原因，也有江右商帮内部的因素：1、全国经济格局变化，江西经济地位转弱。随着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昔日的物流“黄金通道”已不复存在，沿海地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经济区域逐渐加快经济发展，各省的经济实力纷纷超过江西。江西的经济地位转弱。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地区经济更是加速发展，超过江西者益众。江西由于历史原因，仍然沿着封建经济的轨道缓慢爬行。从而，江右商帮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动摇，其结果，江右商帮辉煌不再。斗转星移，江右商帮的结构更逐渐趋于松散，到后来，在全国性的经济贸易中竟难寻其踪。
　　2、在外省的江右商人在当地落籍，削弱了江右商帮的实力。江右商帮兴起于江西的流民运动，在初期，外地的江右商人仍然“乡音未改，乡情深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右商帮中的流民落籍已久，他们接受当地的传统文化，被当地同化，逐渐与江右商帮失去联系，甚至为数不少的江右商人的后裔与江西经济断绝联系，成为当地居民，融入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由于地缘关系，他们中绝大部分商人加入了当地商帮。这直接壮大了其他商帮的实力，削弱了江右商帮的竞争力。
　　3、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转变。江右商帮应时而兴起和发展，但其的经营观念仍然没有完全跳出“以商补农，以末养本”的思维方式。当时，江西和全国一样仍然处于小农经济的包围之中，农民以小本经营方式，暂时脱离农事，而从事贸易活动的。由此可见，人数众多的江右商人仍然受到农本商末的观念的深远影响，把经商作为农业的一种补充。在乡里，大家尊崇的是官员和读书人，认为他们可以光宗耀祖；而轻视商贾。商贾成巨富，回到乡里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及捐粮助赈，才能勉强获得乡梓间的尊重。就是国史、正史言及商人，贬多于褒。在1989年编纂的《黎川县志》中，人物篇收集了历代名人：有个人传略的人，榜上有名的人，全部是历代的官员和有功名的读书人，没有一个商贾。其实，新城今黎川历史上是出现过一批有成就的商贾，个别甚至很有成就，例如新城的邓兆磬。在这种传统文化氛围中，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是难有较大的改变。陈旧的经营观念广泛地存在于江右商人之中，严重地阻碍了江右商人向近代经济的转变。
　　4、不遵守市场规则，违背诚信原则，受到惩罚。江右商人不象晋帮商人，供奉财神和关羽以义团结同乡商人，讲究“贾德”，积累“贾道”。虽然绝大多数江右商人注意信誉，但少数江右商人不道德经营，视市场规则如儿戏，更谈不上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这种行为给江右商帮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市传“南人多诈”，不良江右商人的行径受到谴责，引得群起而攻之。到后来，有的商人为避免伤害，干脆拒绝与江右商人做生意。官府也有禁止江右商人进入某些地方进行交易的举措，对江右商人的经营活动加以限制。江右商帮因少数不法商人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江右商帮的市场空间受到压抑。
　　5、江右商人的经营资本未能扩大和转化。
“江右多贫者”，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下贾众多的特点，本来个体经营资本就小。在人的生衍繁殖的过程中，由于家大要分，家产的分析就不可避免。江右商人在分析家产后，小资本被分成更小，逐渐失去了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格。江右商帮又是江西流民运动的产物。小本经营，原始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积累。在江右商帮辉煌之时，江右商人赚取了一定的利润，“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但是，江右商人并没有把赚取的利润返投入到贸易中来，用于扩大经营资本。江右商人的投资方向多为生活性投资、社会性投资，而产业性投资极少；据统计，其中，生活性投资占两成，社会性投资占近八成，产业性投资仅占不足2%。资本被分拆，投资方向错位，资本积累也就极为有限。有许多江右商人又抽逃资金，江右商帮多处“失血”严重，经营资本必然减少。更谈不上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了。缺乏大资本的支持，江右商人的成就有限，嘉庆年间，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与所厚屈指天下富豪，将资产百万以上的列为第一等，全国共家。江右商人中不见百万富翁。
　　6、经营方式和经营行业固守不变。江右商人人数众多，“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在500余年中，绝大多数的江右商人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经营。“男人外出，妻子持家；父兄外出，老弱务农。”是大多数江右商人的基本家庭分工。这种结构从封建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封建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当时还是可以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江右商人的经营方式仍然停滞于个体小本经营，“南人多诈”又使江右商人互相不能信任，资本无法集聚。小本生意也就难做。长期以往，恶性循环，小本经营成本不能有效地降下来，甚至亏损出现在市场中江右商人逐渐失去竞争力。江右商人的经营行业多为地产品。500年来江右商人还是从事原有商品品种的经营。传统的经营行业已经被大家琢磨透了，江右商人的小本经营，只能靠薄利多销，赚取微薄的利润来维持。
　　7、市场竞争加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随着外国列强的侵入，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江西居于中国腹地，封闭性较强，对新事物接受较慢。江右商人未能象宁波商帮那样，接受新观念，转变投资理念，积极开拓市场参与竞争。江右商人还是沿用原有的经营老套未能接受新的观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屡屡受挫。
　　8、政府抑商和盘剥。无论是明王朝，还是清王朝，官场都是黑暗的。小商下贾组成的江右商帮虽然人数众多，但很松散，很容易被贪官污吏看作下手的对象。贪官污吏用各种手段对江右商人进行压抑和盘剥：利用“官办”，先后有盐业茶业、瓷业、粮业，甚至有时是布业被官办；利用招商贸易，官家参与，甚至有的官员参与“干股”以实现官控；发布行业或区域性禁令，不准江右商人经营，先后有部分采矿业、药材业被禁；至于说利用苛捐杂税，搞敲诈勒索更是数不胜数；同时官府又利用江右商人的“商卑”心理，让他们用钱捐官；……凡经济的、政治的、黑的、白的、硬的、软的……各种各样的手段尽用于盘剥江右商人。而江右商帮既松散，又无足够的力量与官府周旋。缺乏“红顶商人”，无闻名全国的大贾的江右商帮，在官府的多方压抑和盘剥下，发展空间极为有限。在外省经营的江右商人见之寒心，权衡以后，有一些干脆断绝了与江右商帮的联系，加入到当地商帮。强压之下，焉有完卵，江右商帮分崩离析，走向没落也就成为必然。
　　9、地方对商人的抽血。江西处于中国的腹地，在当时，小农经济发育的比较好。江西有成千上万的家族祠堂。在乡间，由于当时的经济实力，小公益事业官府是没有投入的。家族祠堂的维护，小公益事业的兴建都需要投入，钱只有两个来源：一是向各家各户摊派；一是要有钱的多出一些。江右商人在家族和乡里的双重压力下，只好拿出钱来，进行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及捐粮助赈等项目的社会性投资。这种投资竟占总投资的77.1%，无可奈何，忍痛放血。其结果，江右商人的商业资本日益萎缩，无法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汪洋式的小经营资本，转变成能适应近代经济的集约式大资本。
　　10、生活性投资分解了商业资本。江右商人多为生计所迫，他们经商是以家庭成员无条件支持和牺牲为前提的，在事业小有成就，略有赢利，首先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以满足家庭生活的基本要求。少数江右商人贪图享受，不把积累起来的资本投向产业，而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奢侈浪费之中，生活性投资的比例较大。生活性投资实际分解了商业资本。小本经营的江右商人无法将商业资本象滚雪球那样，扩大经营资本，只能维系原有的经营规模。资本未能扩大，并转化，在近代经济的冲击下，江右商帮根本无法参与竞争。
　　四、结束语
　　江右商帮应时而兴起，人数众多，操业甚广，小本经营，活动地区广泛，渗透力极强，竞争力较弱。在长达500年的历史过程中，未能尊重市场规律，追随社会的进步，跟上历史的前进步伐，在多方的压抑和竞争下，江右商帮没落了，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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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江西省，简称赣。因公元733年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省名，又因为江西最大河流为赣江而得简称。
　　江西开发的历史，从出土文物考证，可以上溯到距今一万年以前。而江西作为明确的行政区域建制，则始于汉高帝初年(约于公元前202年)。时设豫章郡(赣江原称豫章江)，郡治南昌，下辖18县，分别为南昌、庐陵、彭泽、鄱阳、馀汗、柴桑、赣、新淦、南城、宜春、雩都、艾、安平、海昏、历陵和建成等，分布地域为赣江、盱江、信江、修水、袁水沿岸，即与后来的江西省区大致相当。汉武帝时划全国为13个监察区，称13部州,此时的江西属杨州部。
　　公元291年，即西晋元康元年,改设江州,其主体为江西地区原有郡县。隋时曾作行政区划调整，州的级别降与郡同，因而隋代的江西地区设有7郡24县。至唐时增加到8州37县，分别为洪州、饶州、虔州、吉州、江州、袁州、抚州和信州。贞观元年唐太宗划全国为10道监察区，玄宗时增为15道，洪、饶、虔、吉、江、袁、抚、信8州隶属于江南西道监察区。
　　五代时期，江西地区先辖于吴后辖于南唐。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相当于下等州的新的行政区划6州、4军、55县。交泰元年，南唐中主决定建南都于洪州，并因此升洪州为南昌府。宋代在州之上改道为路，江西地区被置9州、4军、68县，其大部分隶属于江南西路，另有一部分隶属于江南东路。
　　元朝开始确立行中书省制度(简称行省或省)。江西行省辖区远远大于今天的江西省区。除包括了今江西绝大部分地区外(原江西东北地区隶属于江浙行省)，还包括了今天广东省的大部分。元行省下设路、直隶州、州(同县级行政机构)和县。江西行省下辖龙兴、吉安、南康、赣州、建昌、江州、南安、瑞州、袁州、临江、抚州、饶州、信州等13路和南丰、铅山2直隶州以及48个县、16个县级州。
　　明朝虽然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省区建制，但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然称省)，改路为府和改州为县。江西布政使司辖南昌、瑞州、饶州、南康、九江、广信、抚州、建昌、吉安、袁州、临江、赣州、南安13府，下辖78县，地域基本等同今天的江西省区。其时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为江西布政使司的最高行政机关，三司分别由中央直接节制，分权而治，互不统属。
　　清代改江西布政使司为江西省，行政区域基本承袭明建制。另在吉安府增设莲花、南昌府增设铜鼓、赣州府增设虔南等3个县级厅，同时升宁都县为省辖直隶州。巡抚成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下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民政、财政与司法监察。
　　民国时期，清朝的府、州、厅一律改为县。江西省共辖81县。至1926年北伐军进驻南昌时正式设南昌市。1934年从安徽划婺源县入江西，1947年划回安徽，1949年再次划归江西。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县和吉安、安福、遂川与湖南酃县的一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包括铜鼓、修水、万载、宜丰等县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地区的21县(包括江西的瑞金、安远、信丰、广昌、石城、黎川、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寻乌等11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故瑞金有红都之称。
& 1、人口总数
公元2年(西汉元始2年)，35.20万人。
公元1491年(明弘治4年)，654.98万人。
公元年(清宣统年)，1697.70万人。
1928年(民国17年)，2032.28万人。
公元1947年(民国36年)，1272.52万人。
公元1950年，1568万人。
公元1978年，3182.8
公元1998年，4191.21万人。100.41万户。人口自然增长率9.8& 。”并应再补充一段：
公元2001年，年末总人口4185.77万人，总户数1137.44万户，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51人。人口自然增长率9.38&
公元2007年，4368.41万
　　2、民族
全省共38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99%以上。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有回族、畲族、壮族、满族、苗族、瑶族、蒙古族、侗族、朝鲜族、土家族、布依族等，其中人口最多的为回族和畲族；还有白族、彝族、黎族、高山族、藏族、水族、傣族、毛难族、纳西族、锡伯族、土族、哈尼族、羌族、仫佬族、维吾尔族、傈僳族、达斡尔族、仡佬族、裕固族、京族、独龙族、拉祜族、景颇族、布朗族、俄罗斯族和基诺族等。
　　少数民族中畲族聚居，主要分布在铅山太源畲族乡和贵溪樟坪畲族乡等地以及永丰、吉安、兴国、武宁、德安、资溪、宜黄、乐安等市县的30多个畲族乡村；瑶族部分聚居，如全南瑶山、喇叭山等；其他各少数民族均为散居性质。
　　3、华侨，港澳台同胞，外籍华人
　　江西除居住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同胞以外，还有不少居住国外的侨胞、外籍华人，分布在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俄罗斯、日本等国。据不完全统计，政治上有影响、经济上有实力、科技上有成就、社会上有声望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有数千人。其中有在香港经营电子工业的企业家，在加拿大的国际电力界知名学者，在美国研究核能、电脑和航天技术的高级工程师、研究心血管的专家，著名的贝尔实验室研究员和世界银行顾问等等。新中国成立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华侨、港澳台同胞、外籍华人为江西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江西古文明曾经呈现出灿烂的光辉。樟树吴城商文化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最为重要，证明商文化到达了江西。但从新干大墓中出土的铜器看，大量的青铜器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纯粹的商王朝的铜礼器只占少数。江西的青铜手工业制造，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系统。瑞昌铜岭商代铜矿遗址的发掘，发现了竖井巷道，各种采矿工具，包括选矿用的木溜槽俱已齐备，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矿业遗迹。江西在我国古代青铜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北宋国都东迁汴梁（开封），中原与南方交通为之改变，长安东南的商山荆襄路骤然衰落。从汴梁至岭南主要走颍南（许昌），信阳，至鄂州转江州，或东南走惠民河经陈（淮阳）、颍（阜阳）、寿、庐（合肥）至江州。江西赣州大庾岭通道还承担了浙西往岭南的运输。江西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尤以制瓷手工业最为突出。江西制瓷手工业从唐代开始，逐渐取代浙江。洪州窑从东汉晚期开始，东晋南朝至盛唐是洪州窑的兴盛期，中唐以后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吉州窑和景德镇窑。吉州窑包括永和镇窑场和临江窑，唐代末年已有烧造，但其兴盛应在南宋，它继承了北宋以来北方诸窑的工艺，并逐渐形成吉州窑的独特风格。永和镇窑场，规模很大，在沿江镇街上有许多“前店后场”的制瓷手工业窑场遗址，是保存最好、年代最早的以手工业为特征的古代城镇。景德镇窑场也是一座以制瓷为中心的城镇，是名副其实的“瓷都”，自宋代以来便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元明清三代御窑厂官工业，把景德镇制瓷手工业推向了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高峰。五十年来，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不断，近年在以珠山为中心的御窑厂地区发掘了不同时期的窑址，出土了数千件元明清各种类型的官窑瓷器。江西制瓷手工业考古的学术成就，震惊世界。
　　德安南宋咸淳十年（1274）周氏墓出土的329件丝织品、衣饰，包括纱、绉纱、绮、绫、绢、罗等品种，集中反映着宋代纺织工艺的高超水平，是目前所见少数最为丰富的古代丝织品考古的发现之一。进贤县李渡镇无形堂发现的烧酒作坊遗址，地层清楚，年代明确，尤其是发现了一批元代采用地缸发酵生产蒸馏酒的酒窖，酒窖所打破的地层及酒窖内出土的瓷片，均为宋元遗物，因此，可以认定李渡无形堂烧酒作坊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生产蒸馏酒的作坊遗址。
　　江西考古还有一项令人瞩目的发现，即明代藩王墓的发掘。已发掘的有南昌的宁献王朱权、宁康王朱觐钧和冯妃、宁靖王吴妃墓，波阳的淮靖王朱瞻墓，南城的益端王朱槟、益定王朱厚烨和万妃、彭妃、益宣王朱翊和李妃、孙妃墓、益定王朱由木和黄妃、王妃墓。明代藩王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实权，但他们在财物上却贪婪无厌，墓室豪华，随葬品颇多金银宝器，是研究明代服饰和工艺品的主要资料。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江西人才辈出，徐稚、陶渊明、綦毋潜、来鹄、林士弘、王安石、欧阳修、晏殊、晏几道、曾巩、黄庭坚、姜夔、杨万里、朱熹、陆九渊、京镗、石孝友、文天祥、虞集、揭傒斯、解缙、汪大渊、宋应星、魏良辅、汤显祖、朱耷、王猷定、彭元瑞、蒋士铨、魏禧、詹天佑、陈寅恪、傅抱石、胡先骕、梅汝璈、程懋筠、罗隆基、黄秋园、欧阳竟无、古龙、袁隆平、李安、刘颁、刘敞
等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科学家若群星灿烂，光耀史册。
　　明代成祖朱棣永乐年间()，江西经济逐步发展，由于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促使赣江--鄱阳湖航道的重要性得以提高，货物与商客流通量不断增加，大大刺激了江西本地商业更趋繁盛。出外经商者，以江西为最，其足迹遍及全国，以至出现"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的盛况。北京是明清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江西商人在此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瀚《松窗梦语&百工记》云："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明人各省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的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居各省之首。湖广地区是江西商人聚居之地，盐、当、米、木材、药材和布匹等六大行业，是汉口的主要行业，皆有江西商号。岳州府濒临洞庭湖，其"江湖渔利，亦惟江右人。"其药材业，多为江西樟树商人所占有。"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故在湖广，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之说。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等，是江西商人的又一主要活动地区，而又以抚州人为多。抚州艾南英《天佣子集》云："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明代万历年间()，在云南居住的人口，有一半以上是江西抚州人，王士性《广志绎》云："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而江西会馆设在四川各州县府的，竟多达200余处。此外，河南、陕西、两广、江浙及福建等地，亦遍布江西商人的足迹。他们在同外省商人竞争角逐之中，逐渐形成一个势力很大的"江右商帮"，他们基本垄断着瓷器、药材、木竹、茶叶、夏布、纸张和大米等江西名特产品的经营。起始于明代初期，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江右商帮"，对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激发并促进了全国广大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江右王门是王阳明在江西任官期间培植起来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刘文敏,王时槐,胡直等,他们所传承的主要为王阳明晚年的学说.黄宗羲认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可谓评价甚高.江右王门以江西为中心,东南半壁为腹地,展开书院讲学,讲会讲学及乡约教育活动.在书院方面,他们建立,主讲之书院共有四十八个之多,将书院自由讲学运动带入高潮.在讲会方面,他们筹办,主盟之讲会,遍布各地,提供学人对话与交换心得的机会.在乡约教育方面,他们继承,传衍吕氏与王阳明的乡约之法,实践,参与乡约教育.他们借讲学,以维世道,以淑民风,不仅造就了许多人才,而且振兴了地方文教.　
这座有着2200多年悠久历史的江南古城，位于长江南岸赣江下游，土地广袤而肥沃，这里是赣文明最早的发源地。煌煌千年，在此孕育而生。然而，探寻南昌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距今约20万年以前。相传，黄帝的乐臣洪崖来南昌西山掘井修炼，创制音律，洪崖井一时成了人们争往的胜地。南昌也得名“洪州”、“洪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江西全境属九江郡管辖；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公元前202年，刘邦令御史大夫灌婴率兵“渡江定郡地”，进驻南昌，次年灌婴正式设置豫章郡，从此，豫章一名成为古代江西的通称。唐初的滕王阁，气魄宏大，结构靓丽，登楼可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赞赏不绝。唐宋之时，南昌水路发达，商业繁盛。章江门外，滕王阁下，商船往来，日夜不息。诗人韦庄有诗为证：南昌城廊枕江烟，章水悠悠浪拍天。芳草绿遮仙尉宅，落霞红衬贾人船。明朝时期的南昌城，一度进入了鼎盛时期。在南昌民间，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民彦：七门九州十八坡，三湖九津通赣鄱，说的就是当时南昌城的盛况。据史载，明朝初年，朱元璋曾亲临南昌，命都督改建南昌城，南昌城门由原来的十二座减为七座，城市的防守却更巩固了。改造后的南昌七大城门分别是：章江门（今章江西路与榕门路交接处）、惠民门（今船上路与南浦路间）、广润门（今船山路、棋盘街、直冲巷交叉处）、进贤门（今永淑路、系马桩交汇处）、顺化门（今八一大道、儒子路交汇处）、永和门（今八一大道、叠山路、南京西路交汇处）、德胜门（今胜利路与阳明路交汇处，八一桥旁），当时的南昌府管辖南昌、新建、丰城、进贤、奉新、靖安、武宁及宁州，范围不会比今天小。南昌钟灵毓秀。春秋战国时期，孔圣人的弟子澹台灭明(字子羽)“南游至江”，中原文化开始传入。西汉至今，南昌孕育了西汉高士徐稚(徐孺子)，净明道派创始人晋代治水专家许逊，南朝名臣邓琬、胡谐之，教育家雷次宗，唐朝隐逸诗人来鹄（来鹏），小说家王定保，五代南方山水画的开山大师董源、巨然，北宋名相陈恕、陈执中父子，词人晏殊、晏几道父子，诗人洪朋、洪刍、洪炎、洪羽，南宋宰相京镗、诗人裘万顷、词人石孝友、赵善括，元代散曲作家刘时中、旅行家汪大渊，明代名臣胡俨、张位、姜曰广，天文学家欧阳斌元、“曲圣”魏良辅、理学家魏良弼、魏良政、魏良器兄弟、易学家章潢、享誉海内外的画坛巨擘“八大山人”朱耷、画家牛石慧、“三大医家”之喻昌（喻嘉言），清代散文大家王猷定，《四库全书》编辑彭元瑞、裘曰修和曹秀先，一门三督抚的湖广总督程鹬采、江苏布政史程焕采、山东巡抚振威将军程懋采三兄弟，近代音乐家程懋筠、法学家梅汝璈、中国植物学之父胡先骕、民国要员熊式辉、数学家曾炯、京剧表演艺术家萧长华、画家黄秋园、诗人公刘、作家古龙等等。历代许多名士文人，如澹台灭明、梅福、王勃、张九龄、孟浩然、白居易、杜牧、韩愈、欧阳修、苏辙、朱熹、辛弃疾、陆游、杨万里、文天祥、唐寅、汤显祖、宋应星、毛泽东、郭沫若等，都在南昌留下了传诵千古的佳话轶事和不朽诗文，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库。2000年来，南昌一直都是赣文化的中心，来自江西各地的才子们在这里交融、创作，从这里走向全国，成就了两宋以来光辉灿烂的江西文化：徐稚下陈番之榻乃有千古美谈、黄豫章梦枕洪都创江西诗派、汤显祖仙居百花洲而作临川四梦、豫章社汇聚节义江西才子、东湖畔的“东湖书画院”开创江西画派、隐居青云谱的八大山人、弋阳两班入洪开派赣剧、豫章十景、绳金塔、佑民寺、西山万寿宫、梅岭、古七门、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多少江西风流。
　　临川：
　　“名儒巨公，彬彬辈出，不可胜数”，“临川才子”是“临川文化”的得意之笔。自古以来，临川才子之多向为世人瞩目。
　　“临川文化”区内乐安流坑“千年古村”的“子男双封爵，文武两状元，参政代天子，师保五六人，一门十进士，两朝四尚书，进士五十二，知县四十多，乡举百六余，会解监元群，乡贤祀十二，秀才如繁星”的记述，就是临川才子涌现的生动写照。据有关资料统计，自宋而清，仅临川（抚州）进士及第者2000余人，涌现了举世瞩目的才子群体。王安石、汤显祖、曾巩、晏殊、晏几道、陆象山、乐史、饶节、谢逸、谢过、李觏、吴澄、纪大奎、李瑞清、谭纶、陈自明、危素、蔡上翔、吴与弼、罗汝芳、陈彭年、危亦林、邓茂七、徐奋鹏、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黄爵兹、欧阳竟无等等，就是临川（抚州）古代才子群体中的佼佼者。
抚州不仅文化名人多，而且档次高，成就大。列入《中国名人辞典》的鸿儒100多人。《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共收录了1296人，其中抚州籍名家317人，几占三分之一。“宋词四开祖，临川有二晏”，“唐宋八大家，曾巩、王安石”，“江南四才子，陈、罗和章、艾”。“江西诗派”前期25人，临川有谢逸、谢过、汪革和被陆游称为“诗僧第一”的尧节。全国两宋词人867人，江西为153人，而抚州就占44人。特别是北宋著名词人晏殊、伟大改革家王安石、文章大家曾巩、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明代剧坛伟人汤显祖等，不仅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而且赢得了世界性的崇高声誉。
　　庐陵：
　　吉安，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乡；吉安，是古代江南的佛教发祥地；吉安，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黑釉瓷生产中心基地；吉安，是长江中下游的青铜王国。。。
　　以大文豪欧阳修、民族英雄文天祥等为代表的2855名进士、18名状元，绘就了"隔海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绚丽画卷。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社会考中状元，这固然不易，若能囊括"鼎甲"中的全部第一、二、三名，则尤被视为奇迹，然而在明朝的公元的1400年和1404年两届蝉联的"鼎甲"中第一、二、三名全都是吉安人，且公元1404年"全国统考"第一名至第七名全为吉安人，这种盛况不仅空前，也是绝后的，故古代称吉安为人文荟萃的名区。
　　南宋名相、文学家、胶泥活字印刷试验成功第一人周必大；爱国诗人杨万里；辛派词人刘过；天文科学家曾民瞻；农学家曾安止；明代《永乐大典》主编解缙；杰出的地理学家罗洪先；理学大师罗饮顺；理财名臣周忱；外交家陈诚；多才多艺的画家郭诩；人力耕地机的发明欧阳必进等先后诞生在这片土地上。
　　江右心学，是由南宋理学家陆九渊创始，因其为江西人，故称为江西心学，它是我国思想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后来被王守仁加以扩充和发挥，便推向了高峰。它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发生过重大作用。至明代又有“王门七派”，七派里有三大派的影响最大，江右派，王畿派，王艮的泰州学派，而江右派，恪守师说，保持王学的基本观点，故也称王学正统派
　　江西诗派，吕本中于崇宁元年（1102）至二年之间，作《江西诗社宗派图》，选入黄庭坚、陈师道等25人之诗，因“其源流皆出豫章”，称江西诗派。元初方回以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一祖三宗。诗派中人论诗反对西昆体，师法唐杜甫、韩愈、孟郊，强调效法活脱，崇尚工力，注重琢磨，但要求“无一字无来历”，提倡“点铁成金”和“脱胎换骨”之法。至清末同光体又分三大支派，赣派即其中之一派，以陈三立为魁首，学韩愈、黄庭坚，直接继承宋代江西派，后继者夏敬观、华焯、胡朝梁、王瀣、王易、王浩等，或出入于梅尧臣、陈师道诸家。
　　江西词派，五代南唐冯延巳、宋初晏殊、欧阳修的词打破了从晚唐到五代前期以花间派为代表的香艳熟软、无深意寄托的词风,赋词以较深邃的思想蕴含和更诚挚的情感寄托;在艺术上引入诗歌的比兴手法,并从民歌中汲取养料,对宋词日后的繁荣昌盛起到开先河的作用,从而形成了词坛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流派，这就是以二晏一欧为骨干的北宋江西词派
另有：宋末元初以刘辰翁为翘楚的江西词派，厉鹗绝句言：送春苦语刘须溪，吟到壶秋句绝奇，不读凤林书院体，岂知词派有江西？
　江右诗派，明初江西派，代表人物为刘崧（江西泰和人），标榜唐音，实际对他影响最深是乡先贤虞集、范德机，揭傒斯等。而后来的台阁体又是江西派的直接产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刘崧“大底以清和婉约之音，提导后进，迨杨士奇等嗣起，复变为台阁博大之体。”作为台阁体创始者的杨士奇历任四朝内阁大臣，为太平时期宰相。江西平易自然的诗风正宜于奉敕颂圣、歌咏升平之作。因此钱谦益说：“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步趋台阁，其流世界冗卑而不振。”
　　豫章社，“明之末年,中原云扰,而江以南文社乃极盛.其最著者:艾南英倡豫章社,衍归有光等之说而畅其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们反对前、后“七子”，推崇“唐宋派”归有光。豫章社中有陈、艾、章、罗四大家之说，他们还致力于八股文的写作，与继起江苏金坛周钟、太仓张溥之"金沙派"、"娄东派"，相互争夺海内制义范式的领导权。
　　江西画派简称“江西派”，又称“西江派”。中国画流派之一。以清初画家罗牧为代表。罗牧系宁都(今属江西)人,居南昌(今属江西),画山水初得魏石床传授,后学黄公望,笔意空灵,在江淮地区颇有学之者。
　　赣剧是江西的一个兼唱高腔、乱弹、昆腔及其它曲调的多声腔剧种。它有俗称饶河班、信河班两大流派，这两派于1950年相合，随后进入省会南昌，1953年正式成立江西省赣剧团。改名为赣剧。赣剧起源于明代的弋阳腔。
　　赣剧的腔调计有〔高腔〕、〔二凡〕、〔西皮〕、〔文南词〕、〔秦腔〕、〔老拨子〕、〔浙调〕、〔浦江调〕、〔昆曲〕、〔梆子〕等。
　　解放后整理改编的弋阳腔剧目有《珍珠记》、《尉迟恭》、《张三借靴》、《送衣哭城》等；青阳腔戏《双拜月》、《百花赠剑》；弹腔戏《梁祝姻缘》、《借女冲喜》、《白蛇传》、《装疯骂殿》、《孟姜女》等；昆腔戏《悟空借扇》、《相梁刺梁》等。弋阳腔戏尚有根据史籍改编的《西域行》，根据汤显祖《牡丹亭》改编的《还魂记》；青阳腔戏有改编的《西厢记》上、下集等等。创作的现代戏有《一群穆桂英》、《红色宣传员》、《奇袭边平》、《盗种》、《铁肩红心》、《祭碑出征》等等。其中《珍珠记》、《还魂记》拍成舞台艺术片；《借女冲喜》摄为连环画。石凌鹤董解元、王实甫改编的《西厢记》被誉为“石西厢”。
　　剧的口白以中州韵为基础。表演行当分老生、正生、小生、老旦、正旦、小旦、大花、二花、三花，称为“九角头”。
　　赣剧，著名演员有严有源、杨桂仙、潘凤霞、卓福生、童庆初、肖桂香、陈桂英、祝月仙、胡瑞华、段日丽、万良福等。
　　附：南四腔之首的弋阳腔：弋阳腔是中国戏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弋阳腔诞生在江西弋阳。弋阳腔一诞生，就以它前所未有的的艺术魅力迅速地弥漫于中国的戏曲舞台，在中国戏曲舞台上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演奏出了中国戏曲史上最高亢的旋律，创造了中国戏曲的新形式，揭开了中国戏曲史的新篇章。弋阳腔自由的表演风格和高亢的旋律是严酷的社会现实凝结成的。自南宋以来，经元入明，弋阳及其附近地区几乎战乱未已、灾荒不断。洪武二十四年，弋阳户数，19，718户，人口51，653人。至清顺治六年，弋阳县人口仅有11，801人，人口锐减五分之四。是严重的生存危机把弋阳腔锻造成了“高腔”。弋阳腔是弋阳人顽强生命力的表现。
弋阳人“刻厉自奋，矜谨节义，”秉性耿直，崇尚宗教。弋阳腔熔铸了弋阳人的性格。通过对戏曲的审美活动，获得了自我释放，自我减压，自我陶醉的艺术享受，最终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和自我价值的肯定。明代弋阳人口急剧减少，“固有户存而人去者，逋亡迁徙，不著汔土也著于世矣。”由此，对于嘉靖年间“弋阳之调绝”，该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解释。
　　瓷文化
　　景德镇是以盛产瓷器而闻名于世的，有着瓷都的美誉。
　　“新平冶陶，始于汉世”，从汉代起，景德镇就开始了制瓷历史，据文献记载已有近17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制瓷历史进程中，它集各地名窑之大成，汇聚制瓷技艺之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景德镇瓷器，并以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造型优美，制作精良而著称于世。
　　景德镇古称新平镇，唐天宝元年改称昌南镇，景德镇市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宋以来，历经千年风雨保持瓷器产销经久不衰。景德镇瓷器是一个有着一千七百多年悠久历史和蕴含着浓郁陶瓷文化氛围的产品，世界因瓷器而认识中国，英语中的CHINA是代表中国，也是瓷器的称呼。景德镇又是因瓷而名。公元1004年宋景德元年，宋真宗命进御瓷器的底部要写上“景德年制”四字，据《宋会要辑》（卷一百九十&方域十二载）记载“江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宋）景德元年置。”明确记载景德镇的置镇时间是景德元年即公元1004年。
　　自宋代起，景德镇瓷器就成了皇家宫廷的御用瓷器。元朝统治后进一步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专门监造供朝廷使用的御用瓷器，并为官府机构枢密院定烧印有“枢府”铭文的卵白釉瓷。元代时期的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这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首先是制胎原料的进步，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提高了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的变形，因而能烧造颇有气势的大型器皿，并采用了还原焰烧成，使景德镇瓷器的特色充分显示出来了，使中国画技巧和制瓷工艺的结合更加成熟。具有强烈中国气派与风格的釉下彩瓷器的出现，使景德镇的制瓷工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高温烧成的卵白釉、红釉和兰釉等等颜色釉瓷的烧制成功，它标志着景德镇已经能熟练掌握各种呈色剂，从而结束了元代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的局面。
　　明代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好，销路广，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叙述当时景德镇瓷器的产量时是这样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指景德镇），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
　　明代以后，朝廷专门在景德镇设立了御窑厂，烧造的瓷器专供朝廷之用。将瓷器生产分为官窑和民窑两种，在当时形成了“官民竞市”的繁荣局面。此时景德镇瓷器的生产是“天下窑器所聚，万杵之声殷地，火花炸天，夜令人不能寝”的江南雄镇。景德镇在明万历时期就成为举世闻名的瓷都了。当时的景德镇在全国处于制瓷业中心的地位，它不仅担负着宫廷御器和明政府对内、对外赐赏和交换的全部官窑瓷器的制作，而且还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清王朝对景德镇的陶政设施，大致沿袭明代遗制。瓷器生产分为官窑和民窑两种，并设立了督陶官，监造瓷器。景德镇瓷器生产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制瓷技术更趋娴熟精湛，品种尤为丰富多彩，高温颜色釉“晶莹纯全”，珐琅彩、粉彩精细秀雅，康熙时期的青花、三彩、五彩风格别致，雍正时期的墨彩朴素清逸，乾隆时期的青花玲珑和仿古瓷雕等特种工艺瓷巧夺天工，出神入化，令人惊叹。
　　景德镇瓷器在近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提高，在近代全面继承历史传统特色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和发展。而今，瓷器已成为江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具识别性的风物之一，千年以来形成的瓷文化更可谓是江西文化里精致华美的一章。
　　赣菜作为中国美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有着数千年饮食文化的积淀。《后汉书》中的《豫章记》称江西“嘉蔬精稻，擅味八方”。唐初，王勃赴滕王举办的盛宴，兴奋之余赞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明代袁枚的《随园食单》中曾记载江西名菜“粉蒸肉”。今天的赣菜，正是在继承历代“文人菜”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乡土味极浓的“家乡菜”。
　　赣菜由南昌、九江、赣南三大流派互相渗透交汇而成。赣菜虽然不在八大菜系之列，但独具特色。赣菜选料广泛、主料突出、注重刀工、制作精细，在烹饪中突出“原汁原味”：
　　1.在烹饪技法上，注重火候，以烧、焖、炖、蒸、炒为主。
　　2.在原料选取上，崇尚绿色、生态、健康理念。江西生态环境很好，取自本土的原料都是绿色健康的，如鄱阳湖的藜蒿、井冈山的竹笋、军山湖的大闸蟹、余干的辣椒等。
　　3.在味型上，以辣为主。与川菜的麻辣、湘菜的辛辣、鄂菜的酸辣不同，赣菜的辣是香辣、鲜辣，辣味适中，南北皆宜，具有广泛的适应群体。
　　赣菜在技术上大同小异。取料以地方特产原料为主，配制上讲究精选严实，刀工精细，突出主料，分色配料。烹饪方法上讲究火工，擅用烧、炒、炖、焖、蒸等法，其中粉蒸是一特色，比如粉蒸肉、粉蒸大肠，须放入酱油、辣椒末、白糖、料酒、葱末、姜末、味精、胡椒粉等，即原汁原味、又香味别具。在质感上，讲究原汁鲜味，酥、烂、脆，油而不腻，味重偏辣，接近湘菜和川菜体系。其中南昌菜是赣菜菜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讲究配色、造型。其中三杯狗肉、豫章酥鸡与五元龙凤汤等都是菜中精品，藜蒿炒腊肉、瓦罐汤、米粉蒸肉、南昌炒粉、凉拌粉都极具地方特色，煌上煌烤卤出窑于现代口味。
　　烹饪技法
　　赣菜制作颇讲求程序。在刀工处理上，有三法十八种，要求厚薄均匀，长短一致，不能藕断丝连。配料时注重营养成分的搭配和利用药膳的营养原则，追求高蛋白、低脂肪的饮食效果。上浆挂糊采用面粉和生粉均可，但必须在加热前上浆。烹调时注意调味和火候。菜成后，还要选好盛具，讲求装盘的造型美，并适当选用异形盘，直奔主题，引起人们的食欲。上桌时还有顺序原则，比如先冷后热、先味轻后味重、先淡后咸、先咸后甜等，都蕴含了相应的科学道理。
　　风味菜点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