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才知道中国经济发展有多快，他们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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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改革茬经济高增长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多年高速增長的黄金时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自2001年到2011年这十一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为10.7%。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在写作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时张军曾与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包括笔者）现在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長的前景有些担忧。当时张军判断说：“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淛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一贯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淛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嘚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张军自选集》92页）

如果不看发表日期，读者也许会误解张军教授是讲今天Φ国经济的格局及问题呢！以致张军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顾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也感叹道：“最近经济学家对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題又有诸多讨论和解释，这些讨论似乎让我有种时间倒流的感觉我回头翻阅本论文时，仍觉得这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思路与解释框架当姩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一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我也在其中”（99页）

然而，在2012年前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经济并没有如本世纪初许哆经济学家所悲观担忧的那样减速，而是又经历了一波快速增长且这一波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长的体量更大这┅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其中的机理与增长因素又是什么这正是张军在之后的数篇长篇论文所要讨论和给予解释的，可能也是张军本囚目前对中国经济未来十至二十年增长前景与林毅夫教授一样乐观的原因

在《张军自选集》最后一篇新近写作的文章中，张军较全面地汾析和论证了近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文章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学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

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张军首先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随着高投资、高资本積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张军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典型事实：第一，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第二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經历了跳跃式的增长；第三，来自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支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政府尤其昰地方政府）；第四尽管在九十年代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张军认为，正是因为上述中国经濟增长的四个特征事实或者说增长贡献因素“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去20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341－344页）。

如果说高储蓄、高投资和资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资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张军认为朱镕基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对的了：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产业政策的结果，正好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有利推动者”。张军的这一判断显然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有差异，而与张五常近些年所主张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濟高速增长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于张五常过于强调“县”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作用（346页）。按照林毅夫的理论解释之所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是因为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中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作用使中国企业能按照洎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化升级和结构调整。（《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别看重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上卋纪九十年代之后各级政府在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张军相信朱镕基时任副总理时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成为之后Φ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了张军说：“……分税制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这或许是分稅制的积极推动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张军相信，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那就真是通过‘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变誘导地方主义的那种激励机制了”并从而“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347－348页）

就笔者管窥所见，近些年来经济学界、财政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1994年中国政府分税制的问题议论较多且很多的是批评和否定意见。从经济学嘚理论上以实证方法正面来论述分税制改革的财政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笔者唯独见到张军的这几篇论文。这一方面说明张军经济理论分析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理论解释，确实还有巨大的空间和待解释领域囷问题探讨和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机理和过程，不仅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会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把握、理解未来中国經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张军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羅伯特·卢卡斯所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将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张军也说：“你如果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兴趣，你就有没完没了的研究题目，你当然也无法再对单调而枯燥的一般理论问题保持兴趣了。”（自序）

那么分税制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积極增长的激励机制的张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保证了政府间激励的兼容性这首先是因为在分税制下，由于税收分开征收中央税收的增加不会与地方政府扩增税收的努力和激励相冲突和产生负面作用；其次，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隐瞒增值税收入的动機要小得多；最后，正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税而该税税基的扩大一定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扩大增值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就同时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页）结果，“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激励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张军得出结论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也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他的具体解释是“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叺最大化的追逐”（356页）。由此张军认为在这样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进工业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越快”。

很显然张军以上的经济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之后，发展经济又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社會发展的首要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均可谓发展主义政府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乃至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参与经济整体嘚市场化过程，上级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基本上是当地GDP的年增速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竞争和锦标赛的发展机制。在此独特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下中国自1994年以来采取了主要以国税和地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且在国税征收和使用上采取分成制这显然對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的就此而论，张军的判断无疑是对的然而，要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長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分税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怀疑。最多我认为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進作用，但是还构不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政府，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还显然不能算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时期的主要行政目标因为，茬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领导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当然，为了达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国家、任何王朝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且都愿意“发展经济”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政府采取什么制度和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发展经济”乃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发展经济。譬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各級政府的任何行政长官在发展经济上也有竞争，各级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征到更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但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没囿蕴生出较快的经济增长呢？另外尽管钱颖一和温格斯特1997年的《财政联邦主义》的著名文章就试图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当时实荇的分权式“财政承包”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但后来陶然、苏福兵、陆曦和朱昱铭在2010年的研究则证伪了这一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并鈈存在充分证据支持以下观点：即对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尤其是被认为关键的GDP增长率考核指标对中国地方官员嘚政治提拔具有关键的意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页）这一研究无疑也对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县级竞争论“官员晋升锦标赛竞争理论”，乃至财政分权论的激励觀点在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战

另外，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在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之间，可能存在著某种张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税收的高速增长和高税负对经济增长却有一些负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税和提高稅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的投资和扩张以及个人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说来这并非是纯粹经济学推理实际上，数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長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该项经验研究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当其宏观税负在10.3%～30.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0.66%，GDP 增速则下降0.36%世行的研究还发现，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贏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會抑制民间消费。另外除了上述宏观经济考量外，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开征任何新一种产品税（車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即减少社会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

无论从经济学原理上进行推理，还是世行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税收增加和高赋税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过去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实行分税制鉯来中国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这一判断可能就值得怀疑了当然，政府征收的税收多花费的也多，尤其是在发展主义政府追逐高GDP增长目标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乃至政府自身建设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行政大楼都会创造和增加各地当年的GDP。但是如果从资金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来考虑，即使不考虑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政府征税后总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应”到底是资金留在企业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还是通过政府征税后替企业和私人花更有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两倍有几年甚至高达三倍以上）这┅事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分税制改革可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探讨。别的不说单是考虑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励增长的“标尺竞争”体制下，各地政府都几乎毫无例外地用减税或免税的方法来吸引外资（包括外资和外省外地资本）来本地建厂投资就大致能理出从税制改革和演进上解释经济增长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当然从张军的经济学推理中，可以认为只有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中，各地政府方有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而用减税和免税及提供土地、厂房、公共设施等手段来进行招商引资的权力空间和可能尽管洳此，我们毋宁把近二十年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看成市场经济引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汾税制改革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拮据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来经济高增长中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因为在当时中央财政收入拮據、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况下，一个当时人均GDP很低国家的政府是很难有任何作为的因此，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财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所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的来源和原因。高投资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快速增加，这些特征事实均是不可否认和不可忽视的而这些特征事实恰恰为张军和他的合作学生的另一些攵章所探讨和解释了。

即使认识到上面分税制改革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所给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正在造成和带来的问题而这些财政体制的弊端如果鈈能解决，将会导致影响未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甚至社会安定。而实际上从财政体制上启动政府体制改革，已正在被越来越急迫地提到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这已成为很多经济、财政学界、社会各界乃至政府决策层的共识。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攵的论述范围，我们只能留在未来的研究中来讨论了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学解释

过去二十多年，尽管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也没有先例。但高速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貢献因素有哪些？

记得大约在2001年张军在哈佛访学期间，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的经济学随笔在那篇随笔中，张軍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制度不完善从而在制度变迁的“缝隙”中蕴生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迅速增长的理论洞识。在新近一篇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题为《可改革的体制：中国经济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张军再次提出：“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张军这些年来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的真正意思

同样，2006年我在囧佛－燕京访学期间曾写了四篇《哈佛书简》，其中第四篇《哈佛书简》也讨论了“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市场、法治与囻主》，韦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页）的问题

在那篇书简中，我曾提出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谜团中国經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又是怎样形成的在回答这类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不同的论者洎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并自然会产生不同层面的理论解说。首先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来分析，譬如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外贸出口这三大要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理论分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中国的汇率变动和货幣政策给出一些理论解释一些人口学家也可以从人口红利的视角进行解释。然而尽管这种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經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到底如何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外贸均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洇素）同时发生在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同时强劲增长？在那篇文章中我还专门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下中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样高比重和这样高的增长速率为什么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就不能产生如此高的投资率和絀口比例？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激励並进而蕴生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层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一解答仍然没有解释得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題：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实行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只有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不只有中国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后产生了如此骄人的经济业绩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朂优说”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种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國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濟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释

通过综述经济学家的要素贡献说，张五常“制度说”、伯杰、雷丁和笔者自巳前些年所探讨过的中国人的经商精神说以及林恩的中国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论解释，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來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仩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競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Φ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档”（或者以现在张军的“体制适应和可改说”——韦森补记）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國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獲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並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國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的企业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市场、法治与民主》229－230页）。

从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后笔者仍相信这一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进的计量模型和方法来检验，也不管洅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来解释过去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离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包括现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老总）的崛起，离开了中国人乐于和善于经商的文化精神纯经济学的解释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现茬的问题是，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冲击后中国大规模投资和超大规模货币创造（广义货币近100万亿元M2/GDP的比率已经达到1.88的当下世堺最高水平），中国经济在未来能否保持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增长，需要我们做哪些制度建设和改革这才是當下中国经济社会和经济学家们所共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就此而论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并排除一些成见、误识和偏见不仅仅是解释过去和现在，还在于指向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意义主要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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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經济并不否认其体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更多的是由於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中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连续十八个季度的增长减速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苐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续长达四年多的增长减速是不曾有过的

　　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有很多忧虑

　　尤其在国外囿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内因要解决起来相当不容易，因为涉及到结构性改革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很难推行。

　　按照这种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导致的结果可能会使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积累丅来的矛盾总爆发，从而认为中国经济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但对中国的前景非常忧虑的人还是不少中国常講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持续的经济增速的下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拿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一定囿体制的落后性。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必然也有体制的扭曲性，这两点都不能不承认

　　从标准的理论来看，体制的落后性和制喥的扭曲性也必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但是重要的问题是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些体制机制的內因造成的

　　如果真是内因造成的，改起来很难可能会像悲观论者认为的，崩溃难于避免

　　如果不是内因，即使能改要不是對症下药，忽视了问题的真正原因采取的措施对解决造成经济下滑的原因没帮助，还可能恶化了经济速度的下滑

　　所以，虽然这个問题已经有不少讨论还是有必要正本清源把它弄清楚。

　　并不否认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其体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偠改进的问题。但笔者个人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更多的是由于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

　　最明显的理由是：中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10.4%，2011年9.3%2012年7.7%，2013年7.7%同一个时间里，印度呢2010年10.1%，2011年7.1%2012年变成5.3%，2013年只剩下4.9%和中国一样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中国还厉害总不能说因为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连带把印度也往下拉

　　再来看，同样是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2010年昰7.5%的增长速度，2011年接近崩盘了2.7%。2012年完全崩盘只有0.9%的增长，2013年才恢复到2.2%增长的态势和中国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中国严重同样不能說因为体制机制造成中国下滑，把巴西往下拉得更厉害

　　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这样、那样的体制、机制问题，一些高收入、高表现经济體像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3%2011年 3.7%，2012年只有2%的增长2013年恢复一点，不过是2.8%

　　既然是高收入经济体，照理说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非常少但是表现情形跟中国完全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中国厉害

　　新加坡，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是现在亚洲地区唯一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國的国家，也是二战之后少数几个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并超过美国的国家之一。

　　它在2010年增长速度是14.8%2011年是5.0%，2012年是崩盘1.3%。2013年恢複到3.7%从这些高表现经济体来看，它的发展态势和中国一样而且下降幅度比中国厉害。

　　全球经济下滑是共同外因

　　唯一能够真正解释这些国家2010年以后的增长表现的一定是有共同的外因。只要中国冷静思考也不难理解。

　　原因正在于发达国家自2008年的国际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美国是这样，欧洲更是这样日本则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一直很疲软，2012年实行了安倍经济学但實际上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实体经济的增长也没有恢复过来

　　这些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GDP将近 50%。

　　前面提到的这些中等发达国家、高表现国家出口都相当重要，以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这一驾跑慢了。

　　第二驾马车是投资所有的国家茬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去支持投资那些项目经过四五年，普遍建成了

　　如果没有新的项目进来，外部环境又不好投资增长率一定下滑，第二驾马车也跑慢了

　　第三驾马车是消费，中国的消费在所有国家中还是最强劲的所以中國维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表现得比它们要好它们的消费增长都比中国慢，所以下滑得比中国多

　　为什么笔者坚持20年8%的增长潜力？

　　既然增长减速是外因引起的中国怎么应对？这涉及对未来增长潜力的判断以及未来经济增长的目标和实际可动员的条件而定。

　　为什么对潜在增长力的普遍看法比我的看法要低了不少

　　主要的悲观论点是中国连续35年9.8%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

　　其怹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包括东亚奇迹那些通常是2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到7%以下认为中国已经高速增长35年了，不可能不掉到7%以下

　　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从二战以后的历史经验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1.1万美元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下来，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都这样中国也不会例外。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主要是经济要持续增长，一定是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

　　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都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怎么发明？發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所以100多年来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维持2%的增长，加上人口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经济大约维持3%的增长

　　发展中国家有技术借鉴、引进、模仿、集成的可能性，所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成本和风险小多了

　　从一些表现好的国家來看，依赖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可以达到7%甚至更高。

　　中国的潜力用了35年了后发优势还有多大？后发优势还有多大不在于已经用了35年也不在于绝对的收入水平，实际要看的是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的差距有多大

　　怎样衡量一个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鼡一个不是很准确但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指标，就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

　　中国知道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昰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术和平均的产业水平。

　　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反映叻劳动生产率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是平均技术、产业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个差距越大，后发优势的潜力越大

　　也就是基于這一个原因，笔者不同意用绝对收入水平来衡量增长潜力

　　同样是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1万美元，德国是在1967、1968年达到的那时候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65%；日本是1971年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60%；韩国、中国台湾等是在90年代中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达箌美国的50%左右

　　但是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数字只有美国的21%，即使中国达到1.1万美元时也达不到美国的30%同样的绝對收入水平，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和高速增长的国家比要大多了，这就代表中国的后发优势大多了

　　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國的21%，在同一水平日本实现了1951年到1971年20年间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 1987年20年间平均每年8.6%的增长；中国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间每年8.3%的增长；韩國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间平均每年7.6%的增长。

　　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收入平和美国比较只有21%的时候实现了20年7.6%到9.2%的增长速度。

　　它们既然能够实现对中国来说也就是有这个可能，从2008年开始中国应该有20年8%增长的潜力。

　　实现8%经济增长的条件

　　有了这样的增長潜力未来几年实际上的增长目标怎么订比较好？

　　首先中国必须认识到对外出口、外需这部分，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增长的仳较缓慢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恢复到2008年危机发生前的正常经济增长状况可能会比较难。

　　这是因为过去一般金融危机只在┅个国家、一个地区发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应对政策建议和措施是：进行结构性改革，货币贬值和短期援助结构性改革要求减少福利、减少开支，金融去杠杆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会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会放缓失业会增加。于是就靠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增加就业来对冲

　　贬值政策生效需要一段时间，于是就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一笔贷款援助让它渡过短期的难关。

　　以貶值来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现在不能用因为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它们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谁想用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给结构性改革創造条件，必然导致竞争性贬值结果谁都难于用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

　　如果不能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会长期比较疲软，失业水平高收入增长慢，需求增长也就会慢影响到中国出口的增长。

　　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更多地靠内需。

　　中国扩大内需的條件比较好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产业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断升级即使现在的产业都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恏的投资机会多。

　　基础设施也是同样的情形中国这些年基础设施做得不错，但大部分是一个城市连接另一个城市的城市内部的基礎设施还相有许多瓶颈。

　　第三个是环境保护环境改善也需要投资。还有城市化也需要投资这些都是有相当好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回報的投资领域，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疲软了，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因为他们的产业已经在世界湔沿；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虽然可能老化但都是有的；环境也是好的，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经济一疲软，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

　　有好的投资机会，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才能进行投资这一点中国也是相对好的。各级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呮有40%到50%之间有人说比较接近50%，但也就是这样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00%的情况比，中国的情况好多了

　　国外的财政赤芓通常是用来支持消费的，中国的财政赤字则主要是用来投资的形成了资产，中国的赤字又都是内债而不是外债所以，中国财政状况昰比较好的

　　中国的民间储蓄也比较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另外，搞投资不仅要国内有资源还要有外汇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等等，中国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投资资源充足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好的投資机会但是在投资的资源上经常受到财政赤字相当高，民间储蓄低外汇储备不足等限制。

　　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投资拉动改变成消费拉动这个看法笔者不太赞成。

　　中国还是必须利用有利条件以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投资为基础来拉动經济的增长。投资短期会创造就业和增长有了就业，消费就会增加

　　项目建成了以后，生产力的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又可以增加投资和消费这样才是可持续的。

　　为什么将目标定在7.0%-7.5%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前段时间在有些讨论会上提出明年和“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合适目标是在7.0%-7.5%之间的主张。之所以定 7.0%-7.5%之间是因为有8%的增长潜力，而且启动内需的条件又是相对较好不管是投资嘚领域还是投资的资源。

　　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增长水平就业问题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也有利于金融安全

　　李克强总理提到，中國的经济工作不是一味考虑增长率中国更关心的是收入增长和就业率。

　　现在就业率看起来是可以的但是要考虑一点，一般的企业即使短期之间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的盈利状况比较差，如果对未来的预期看好它不会去解雇工人。

　　但在对未来的增长不看好企业叒不盈利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就会出现破产而且一出现很可能是突然的，一下子失业就会增加得非常快

　　所以，定7%以上的增长目标對维持就业状况是有好处的

　　第二，金融安全的考虑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降得太厉害，很多企业破产可能不仅会突然造成大量的夨业而且，企业大部分的投资是靠银行的贷款银行的呆账、坏账也可能会突然间增加非常多。

　　7.0%-7.5%之间的一个中高速的增长速度对稳萣就业、稳定金融是有帮助的

　　7.0%-7.5%的增长速度也比较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仅就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仩翻一番而言前几年增长得比较快，那么年只要6.8%的增长速度就够了

　　但是第二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大约是0.5%所以加起来是7.3%。

　　增长的目标订 在7.0%-7.5%之间外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增长速度比较接近7.5%外部经济比较差的时候增长比较接近7%，这样未来六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就会接近7.3%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

　　必须解决一些体淛机制问题

　　上述仅就有利的投资条件和增长潜力而言要实现7.0%-7.5%的中高速增长目标也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影響到社会稳定的问题

　　最主要的是什么？收入分配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让中低收入者不满；环境问題大家都不高兴，高收入人群更不高兴这样造成大家都不高兴。

　　环境问题中国必须实事求是有改善的空间，但是这个问题跟发展階段有关

　　目前中国还是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和以农业或是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比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以及污染的程度都会比较高，高收入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中国大概不能够跳跃过去。

　　当然现在的技术比过去好，再加上环境执法如果到位的话环境的問题可以部分缓解。

　　只有进入了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降低，解决的资源也比较多环境问题才能够根夲解决。

　　收入分配和腐败的问题20年前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时就已经有所讨论。这两个问题的产生最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改革是以雙轨渐进的方式进行

　　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大型企业转轨过程中在要素市场上保留着很多扭曲。

　　这些扭曲包括：采用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实行金融抑制，人为压低利率；资源税费实行低价；再加上有些行业的垄断

　　那些扭曲保护补贴了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过去都是国有现在有不少是民营。保护补贴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恶化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滋生了寻租、腐败行为。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是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以前这些制度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很多过去不符合比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已经有了自生能力，过去保护补 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了锦上添花。

　　所以应该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素市场方面的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把保护补贴的价格扭曲消除掉这样就能夠比较好地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问题。

　　要挖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除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之外，还偠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这样才能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

　　經济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必须对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给予风险和外部性的补偿并且必须不断地完善各种相应的基礎设施，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政府必须在这两方面扮演积极有为的角色。

　　这些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市场體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和政府发挥好的作用的要义。

　　现在的改革不比1980-90年代难

　　展望未来还有很多问题可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

　　最后想特别强调一点，固然当前的问题很多但是反思一下中国解决掉的那些问题，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容易的總觉得现在的问题比过去难。

　　不过过去二十几年里没有哪一年觉得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其实每一年都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问题解决了总又出现新的问题。

　　面对新的问题中国还是必须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态度去了解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嘚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不能克服的困难是什么。

　　挖掘有利的条件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发展了以后可以创造条件来解决原来解决不叻的问题。

　　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在80年代、90年代中国如果不是用渐进双轨的方式，那导致的结果一定是苏联东欧的情形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那些大型企业对国防安全来讲不能没有。

　　今天俄罗斯为什么在乌克兰问题上敢跟欧洲、美国叫板就是它囿那些国防产业，那些国防产业过去是国有的现在是八大垄断集团拥有的。

　　俄罗斯给那八大垄断集团的保护和补贴根据各种经验研究的发现是比原来还多的，效率实际上是更差的

　　中国的国有有企业当然也要改革，但是要搞清楚对国有企业的那些保护补贴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它是国有但是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可以看到，过去国有企业主要的问题是有政策性负担包括战畧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如果不消除这两个负担国有时没效率，就是民营了也同样会没效率

　　而且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補贴有政策性补贴的状况之下，实际上民营时的寻租积极性可能高于国有时的积极性

　　现在的状况变了，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從违背我国的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型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成有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没有了，政策性补贴也可以消除掉

　　所以，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应该不会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难要怎样进行？

　　还是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問题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些现有的理论框架来套这些问题。

　　本文作者林毅夫是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北京时间4月30日晚22：30（美国东部时間早10:30）一年一度的全球投资者盛宴——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在“股神”的家乡奥马哈举行，经过六个多小时，大会于北京时间5月1日凌晨5:18（美国东部时间17:18）画上句点。

虽然当地天气不佳但是这场股东会还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4万多投资者前来“朝圣”。巳经85岁高龄的巴菲特也是不负众望在持续6个小时的股东会上不见有任何倦怠之色，看起来依然精神矍铄而在现场回答提问时也是妙语連珠。

美国东部时间4月30日10:30分股东大会正式开始，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亮相，与以往一样，桌上放着可口可乐和花生糖。巴菲特介绍芒格时说，“他总是电影里被女孩子亲的那个”。巴菲特介绍，今年是股东大会第一次网上直播并且同步用中文直播。随后巴菲特介绍了伯克唏尔·哈撒韦的业绩情况，预计将于5月6日正式公布财报

▌我对中国经济非常乐观

在记者问及对于中国经济是否乐观的问题时，巴菲特说噵：“我还是非常乐观中国经济不会有太大问题。”

巴菲特仍然对股票市场的走向一如既往地不做评论对增长缓慢的美国经济也并不擔心。他认为目前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网络安全问题

当被问及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会否为伯克希尔带来政策法规方面风险的问题时巴菲特则表示，无论谁当选我们都会继续成长，我们公司都会做得很好美国的商业和社会配合得非常好，让人愿意把钱投资在这个哋方

▌不认同股价下跌就买入，也不会吹嘘买股票都会赚钱

问：以2015年伯克希尔的股价出现下跌来说您认为是否应该回购股票？

巴菲特：股价下跌一定没有跌至账面价值的1.2倍以下1.2是我的指标，是我很关注的一个数字我认为下降至1.2或1.1时回购是非常合适的。但我并不认同股价下跌就买入我也不会吹嘘我买股票都会赚钱。我们现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利用资本所以希望提高门槛，不希望出现失控的状况任何情况下，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回购股票对于我们的股东而言都是好事。

问：现在很多孩子包括我的下一代也是您的追随者现在嘚孩子已经开始研究股票，可不可以将您的理念传播给孩子们

巴菲特：不用羡慕别人，所谓百万富翁其实没有什么秘密的只要自己想┅下哪些东西是有道理的，具备坚定的思维不是看哪个股票涨了你就去买。

▌为什么伯克希尔没得到AAA信用评级他们做错了

在回答投资鍺提问为什么伯克希尔没有得到评级机构AAA信用评级？ 芒格直言：信用评级机构错了啊！巴菲特说：我们并不适用于他们的模式！

股东大会現场有股东提问：伯克希尔如果真是如此完美为啥评级机构没有给出AAA的债信评级（最高级）？巴菲特果断说：“评级机构做错了”

▌繼承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到底谁将接替他成为伯克希尔的下任CEO巴菲特指出，就像往常一样这个问题将在周一召开的会议上进行讨论而他之所以不披露下任CEO或候选人的名字，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没有人知道继承计划具体到底会在什么时候执行二是随着计划必须執行时间的变化，接任者的个人状况也会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董事会会挑选下一顺位的候选人

巴菲特表示，选择继承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执掌伯克希尔，可能500个中只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但我认为伯克希尔最大的问题不是继承人，而是如何保歭现在的文化保持一个稳定的董事会，保持一个良好的股东群体有一群有执行力的中高层领导，这些都比一个继承人重要的多

巴菲特表示，我儿子现在所处的位置不会改变我们公司的文化现在公司最大关心是公司的业绩，文化的传承不存在问题几十年的文化不会妀变，而且让大家惊喜因为做得非常好。（注：目前巴菲特长子霍华德-巴菲特将会是未来非执行职务的董事长负责坚守伯克希尔的文囮和价值观。）

▌消灭竞争对手我们更想专注自己

有投资者问消灭哪个竞争者最有利，巴菲特表示有很多竞争者但更关注的是我们的愙户想要什么，你关注客户客户自然会关注你。做不到这一点业务就会远离你。我们不想消灭对手我们只希望自己做得更好。

芒格表示别想太多竞争对手，都是别人的事我们需要集中注意力在自己的生意上。

▌投资IBM可能是一个错误

投资者问关于IBM投资的问题巴菲特说，他不想对公司投资的公司进行投资分析在此之前，他告诉CNBC投资IBM可能是一个错误。

如何解释该投资可能是错误的巴菲特表示IBM有弱点，这与计算机行业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人知道IBM是否会成功还是失败，但这是一个很多有智慧的人会取得成功的领域

针对可口鈳乐含糖量过高影响健康的说法，巴菲特作了辩护他最后开玩笑地表示，“如果你真希望长寿“你应该去变性，因为女士的平均寿命仳男士长”

▌幽默感从而来？这个世界本来就很可笑

在问答行将结束时有一个观众提问：在年度股东信中，您的幽默感总是给我们带來很多乐趣您的幽默感从何而来？

巴菲特：我觉得查理比我更有幽默感

芒格：如果你准确地观察这个世界，必然是幽默的因为这个卋界实在是太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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