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吉安电采暖电地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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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电采暖电地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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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电地暖采暖原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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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主题价格发货与交货商品参数其它月经总不干净十多天，量又不多，怎么回事？好几年了?
月经总不干净十多天，量又不多，怎么回事？...
病情描述（发病时间、主要症状、症状变化等）：月经总不干净十多天，量又不多，怎么回事？好几年了?曾经治疗情况和效果：有过盆腔积液，消炎后没有了，月经不干净的症状还在，想得到怎样的帮助：月经能正常
怀孕一个月左右，想做无痛人流上个月15号来的月经，这个月27号还没有来，去检查说怀孕了，想做无痛人流，什么时间比较合适？
医院出诊医生
擅长：小儿内科
擅长：外科
共2条医生回复
因不能面诊，医生的建议及药品推荐仅供参考
职称：医生会员
专长：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已帮助用户：91036
问题分析：你好，这个是月经失调的问题，引起的原因很 多，比如说妇科炎症，内分泌失调，服用避孕药物，精神因素，环境因素。意见建议：可服用益母草颗粒进行调理，并及早到医院妇科检查确诊，之后遵医嘱治疗。
职称：主治医师
专长：急性喉炎,疱疹性咽峡炎,慢性喉炎,慢性鼻炎,萎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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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月经不调的症状，主要考虑是内分泌失 调和妇科炎症引 起的。意见建议：建议去医院做B超和激素六项检查，进一步调理治疗。平时可用乌鸡白凤丸和益母草调经治疗
问你好医生！我想问一下，每个月例假都提前？？我个月例...
职称：医师
专长：十二指肠炎,糖尿病,慢性结肠炎,痛风
&&已帮助用户：44820
病情分析： 你好，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多考虑是属于月经紊乱的情况，意见建议：这个情况多考虑是由于熬夜、劳累或饮食不当等因素导致的情况的，在月经期间过性生活也是会导致月经紊乱的情况的。现在的情况是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乌鸡白凤丸和气血和胶囊来做调节治疗，同时注意避免受凉，避免吃辛辣刺激性，避免在月经期间受凉和过性生活为宜。
问陶氏腔积液和盆腔炎
职称：医师
专长：肠胃炎。小孩发烧，心脑血管疾病
&&已帮助用户：220984
病情分析： 盆腔炎:1,一般治疗 解除患者思想顾虑,增强治疗的信心,增加营养,锻炼身体,注意劳逸结合,提高机体抵抗力.2,中药治辽3,物理疗法 常用的有短波,超短波,离子透入等.
问陶氏腔有积液该怎么办
职称：医师
专长：妇科
&&已帮助用户：34880
这种情况一般考虑还是属于盆腔炎症的可能
建议最好是注意局部的卫生,考虑出现反复出血的情况,建议必要时应该考虑及时到医院检坚持抗炎止血治疗即可
问我月经一个月还没干净做检查说是陶氏腔积液
职称：医生会员
专长：皮肤
&&已帮助用户：223317
你好：陶氏腔积液即是盆腔积液分为生理性的积液和病理性的积液两种，生理性的盆腔积液多发生在妇女排卵后或早孕期，多可自然消失，不必进行治疗。在临床上大多数妇女的盆腔积液是由于炎症引起，是盆腔存在炎性渗出物。你的情况需要更进一步的检查确诊后遵医嘱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治疗。
问陶氏腔积液
职称：医师
专长：妇科
&&已帮助用户：34880
盆腔有积液,一般情况下积液不超过10mm,属于正常,不需要治疗,如果积液超过10mm,考虑为病理性盆腔积液.主要是由于慢性盆腔炎刺激导致.建议您明确致病菌针对性治疗.
问陶氏腔积液需要治疗吗？
职称：医生会员
专长：常见妇科炎症，肿瘤
&&已帮助用户：242951
问题分析：陶氏腔积液可能是盆腔积液。盆腔积液可能是妇科炎症引起的。少部分也可能是生理性质的属于正常现象。临床上主要表现为下腹下坠感、腰骶部疼痛等。意见建议：治疗盆腔积液总的来说可以采取药物治疗或者抽取积液。可以口服阿莫西林，三代头孢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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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成功！氏。子名侣笙，孙名寅，曾孙名孝宽（即孟容）等。赋秋公娶何家亦不知，我幼时曾听先祖父说过其外祖母家为北厍柳。但记忆是否正确，无把握肯定。不过我家与柳亚子先生之上代为表亲基本上可以肯定。因先叔父佐虞在世时与亚子先生之所以过从甚密，与表亲亦有关系，但不知表亲究竟发生在哪一代。
※ 陶福圻 ※
根据以上线索，基本确定：我们于清初从陶家堰迁入吴江黎里，陶家堰即今天的陶堰。
陶堰，是江南人才名镇，会稽陶氏为一大望族，源出浔阳，始祖陶岳（1306——1385）字宗杨，行幸五，是晋朝大将军陶侃之孙靖节先生陶渊明的后裔。唐朝末年，连遭战乱，其祖先从浔阳迁居新建，元顺帝时，兵乱又起，陶岳离开赣地，转辗来到浙江。从绍兴城坊转至乡下，择地定居，他登上箬山向东眺望，只见洲渚忽断忽续，不可胜计，心异之行三十里，看到堰南亘为五洲，纵四横一，枕广野，负贺池，北连巨海，南有越岭诸山，若列扆然，心喜之，便在堰南翦茅穿径，安家落户。
根据《会稽陶氏族谱》记载：“曩者，此地菱荇所都，水浸荒芜，至宋中叶，防坏湖落，而后洲出焉，稍耕为污莱，室为瓜牛，荡谲葑茀，千有余年，而后复有人居。”陶岳于元末至正年间来堰南，距今已有六百五十多年，当时这里茅葑遍野，地荒人稀。堰北已有陶姓居住，称“堰下陶”，系出何处，现已无从查考。一说来自浙江临海，为浔阳陶侃二十一世孙陶儒之后裔。唐末，陶儒任台州太守，因世乱避居临海长潭，元朝末年，其后代有人迁徒会稽，在白塔山附近定居，务农为业，也是浔阳支派。
陶岳有子五人，耕读传家，其三子名义，明代诸生（秀才）后去台州任鹭州书院山长（校长）病故在临海，葬在大塘湾。成化元年（1465年），六世孙陶性中举；弘治三年陶怿考中进士，官至刑部主事；弘治八年，（1495年）七世孙陶谐得中解元，次年会试又中进士，累官兵部尚书。从此，子繁孙衍，缨簪代出，俊彦迭起，明清两代陶家堰孕育了进士43人，举人112人，贡生83人。出过榜眼、探花、会元、解元，兵部、吏部、礼部三位尚书及巡抚、御抚、国子监祭酒等大臣，知府、知县、通判、主簿、经历、别驾、巡检、典史遍及全国，还出过六位将军，陶堰早已成为文化之乡，名士之里。近代更是名贤踵继，著名民主主义革命家陶成章、爱国民主人干和平老人邵力子、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著名书法家陶浚宣、美术大师陶元庆、实业家陶荫轩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科学院学部委员陶享咸等，都是名闻寰宇的越中人杰。现代陶氏后裔的教授、学者、专家比比皆是，真所谓人才济济，代有传人，这些年轻一代，像璀灿的群星，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尽心尽力，献计献策，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为振兴邦国，开发桑梓而作出更大的贡献。展望陶堰的前景，后继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必将高潮迭起，欣欣向荣，日益繁荣。
以上这段文字，可以推测出：我们不是陶岳，就是陶儒的后代，而陶岳、陶儒皆为浔阳陶侃之后裔。
我族之谱线：（已知）
（陶耕径 字、号：佛楞 清乾隆年任州同知）（暂未明）
赋秋公( 陶思博
字、号：赋秋 清乾隆年任州同知）（娶柳氏：需考证）
（名文藻，号赋秋生） 申报主笔（需考证）
妹之孙蔡寅（孙中山秘书）。子侣笙，曾孙孝宽（孟容）（蔡寅系柳亚子二姑丈。二姑柳玉瑛。）
藕舲公（陶耘经、字藕舲、号佛楞） 娶沈氏 清秀才。曾浙江处州台州任主将。
莘农公（弟）(陶茂才、字莘农）-----子陶右铭（字）娶雷氏-----女祥官，适庞曾贵
藕舲公（陶耘经）（夏）（娶同里薛氏？）
长女王姑太（适王三房，嗣子王吕昌）
次女凌姑太（适莘塔凌昕奕 生子光斌、光炎。女*）
三女谭姑太 （适嘉兴谭理生）
长子赓熙(字绩唐、号同耀 娶鲍、徐氏)（）
次子赓熊(字佐虞 娶范氏) 号亚魂 （）
三子赓魚(字甸夏 娶黄氏)
四子赓？(字鉴殷 未婚)
五子赓照(字承周 娶陈氏)(号神州）（）
1、长子福墀（字见山）（我祖父）（-）
2、次子福培（字昌华）（.21）
3、女苹群（夫：浙江大学任传丰：退思园后裔）（-）
长子：福墀，字见山（春荣）。娶朱保华（-）。
长子鐘（吕声） 女心梅 子钢（后声） 子钰 子钊（恒声） 女心兰 子镏（立声）
霞官1928：7岁夭
鐘1929生，娶刘露茜。居西安：长子劲松（子海渊）居加拿大，子劲柏（女予恬）居苏州，女劲梅（子吴亦涛、女吴亦可）居新加坡。
心梅1931上海：嗣上海金 领养女金焕。
铁1932：5岁夭
钢1933生，娶潘慧乐。居德阳：长女晓燕（子陈元庆），子黎（子征涛）。
钰1934生，娶秦淑芳。居北京：女彤彤，女欣欣。
钊1936生，娶刘大均。居重庆：女晓霞，女晓洁。
心兰1938生，适江苏武进高东明。居杭州：子高翔（女高屾），子高伟（女高若愚）。
镏1942生，娶朱晓敏。居苏州：子懿（？润）。
次子：福培，字昌华。娶钱兰琴（范氏）。
长子铃（德声） 子锣（扬声） 子铨 子钺
铃1930生，娶吴润珍。居兰州：子小铃，女小莉。
锣1931生，娶陆承萃。居成都：子建林，女雅林，女慧林（子杨心果）。
铨1934生，娶顾国华。居松陵。
钺1935生，娶杜兰娣。居苏州：女明（子陈哲）。
1、女榴明 2、福墉 3、福圻（伏僧、仲亦） 4、女春明 5、福疆
福墉（名聿圣 字伯崇）（？）娶吴江费军兰 生女镜蓉
福圻（名伏僧 字仲亦）（-）娶黎里陆珠琴 生子铿、钧、钟
铿：1939生，娶周蓉。子文林（女月漪）。
钧：1941生，娶钱雪清。子文栋（子嘉澍），子文松（子嘉淳）
钟：1943生，娶庞瑞。女似华。
春明（1.7）适周易。
福疆（名 字叔封）（.5） 娶徐桐生 生女镜秋、镜明、子徐铮、 徐鏻（美国）、徐钤、女圆圆、
女周文陶（上海）
1、女秋英（夫：国学大师姜亮夫 ）2、福坤（祥霞）3、福基（菊畦）4、女雪英
秋英（7.6.2）适姜亮夫 生女昆武。
福坤（字祥霞）（1911- ）娶庞曾涴。旅居美国。 生女候钧、子公铎。
福基（字菊畦）（1913- ）娶钱轶群、纳姜桂英。 出嗣 右铭 生女（金咸）璞、子冶（字炼之）、女宜青、宜洁、宜英。
雪英（1921.12- ）适沈恩衍。 生女晓嫣、子宗约。
1938年上海。
1939年陶见山迁苏州肖家巷志恒里。
注：同知：明清时期官名。同知为知府的副职，正五品，因事而设，每府设一二人，无定员。同知负责分掌地方盐、粮、捕盗、江防、海疆、河工、水利以及清理军籍、抚绥民夷等事务，同知办事衙署称“厅”。另有知州的副职称为州同知，从六品，无定员，分掌本州内诸事务。
康熙后，一些派驻在外分管某一事务的同知，逐渐成为主持当地政务的实际长官，此区域递为“厅”，是为“散厅”。这些散厅级别等同于州县，同知视如州县官，不再是副职
清朝的地方机构是省、府、县三级。“府”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地市级，府的首长就是知府，副职就是同知。
二、关于陶侃的介绍：
陶侃（259－334），字士行（或作士衡），汉族，本为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后徙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西）。中国东晋时期名将，大司马。初为县吏，渐至郡守。永嘉五年（311），任武昌太守。建兴元年（313），任荆州刺史。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他精勤吏职，不喜饮酒、赌博，为人称道。是我国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
陶侃是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他颇有建树。他出身贫寒，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而颇有治绩。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赞扬的，贬斥的，以及为他辩诬的人都有原籍都昌，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孙吴时曾当过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西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斥。
陶侃幼年勤奋学习
陶侃少年时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陶侃也倾心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陶侃独请行，“众咸服其义”。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份，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元康元年（291），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大约在296年，陶侃来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几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终于在张华的推荐下当上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之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官，召为舍人。”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
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陶侃打点行装，匆匆上路了。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投身戎旅，建立军功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301）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303）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镇压。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乱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军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更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事定，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刘弘用人不疑，陶侃无后顾之忧，遂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
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十分生气，“遣臻还轶”。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马睿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所占据。王敦即督陶侃、周访等进击杜弢。时荆州刺史周访被杜弢围困在寻水城。陶侃遣军击之，杜弢退却。陶侃对诸将说，杜弢必由陆路偷袭武昌。因此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杜弢果然来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败军退入长沙。王敦即表陶侃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陶侃初战即获大胜，刘弘十余年前的预言竟得以实现，于是乎有些飘飘然了。没想到他的部将王贡背叛了他。王贡联合流民军偷袭，侃兵大败。再战，陶侃的坐船也被叛军钩住。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脱。这次惨败使他刚得到的官职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陶侃率周访等入湘，与杜弢交成，所战连捷。建兴三年（315）杜弢起义终于被陶侃镇压下去。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当陶侃踌躇满志准备赴荆州上任时，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旧剧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形胜，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正统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杀，周访决不善罢干休。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皆请乘胜击温劭；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陶侃遂进据广州。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这样，他在广州一下就呆了十年。
“忠顺勤劳似孔明”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讧。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①，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陶侃入主荆州，“荆州士女相庆”。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因此他“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这样。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缜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命将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桓温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都督八州，怀止足之分
　　太宁三年（325）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在东晋荆、扬的矛盾中，处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调节上、下游关系的枢纽。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又要对荆州有所防备。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同时任应詹刺江州。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又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应詹咸和元年（326）卒。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可见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与温峤，本是“深交”。其使温峤镇江州，用意与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三年，历阳太守苏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酝酿中的荆、扬矛盾出现变化。苏峻攻进建康，挟持了小皇帝，庾亮逃往江州。此时，凭江州兵难以平定苏峻之乱。温峤遂邀陶侃率荆州兵同赴国难。明帝死时，陶侃因“不预顾命”一直怀疑是庾亮作了手脚。后庾亮修石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温峤屡说而不允。后温峤“固请之”，其子陶瞻又为苏峻所杀，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荆州军至江州，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陶侃若杀庾亮，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从而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时庾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庾亮有高名，为名士翘楚。他来谢罪，实出意外。陶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即与庾亮、温峤同赴建康。陶侃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使诸军能够同心协力，终于平定叛乱。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苏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庾亮率军进攻，为峻军所败，乃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而。’”陶侃对庾亮如此宽容，诸将谁不力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乏食，乞借粮，陶侃不欲借，并要撤军回荆州。经人劝解，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而升为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仍驻荆州。咸和五年（330）江州刺史刘胤为后将军郭默所杀。执政的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以默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此事，指责王导这种纵容作法，随即起兵抵江州，将郭默等斩首。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态度，在于要笼络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其权力之煊赫，在东晋一朝也是屈指可数的。
　　《晋书·陶侃传》称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晋书》作者的诬枉。但通观东晋一代，荆州刺史以其所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或与中央对抗，或遥制朝权，陶侃也不会例外。况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废黜执政的王导。所以，《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是有根据的。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这与陶侃的经历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陶侃自称“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才得以出人头地。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②。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其次，元帝、明帝两朝荆、扬对峙，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咸和四年（329），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京口距建康仅二百余里，便于接应，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咸和五年，陶侃“尝欲起兵废（王）导”，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因“郗鉴不从乃止”。这种上、下游间实力的变化，使陶侃虽有“窥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陶侃晚年位极人臣，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然而，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荆州西临成汉，北接后赵。咸和七年（322）陶侃遣母丘奥经营巴东，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着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①，因其病重而作罢。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遣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溪。时年七十六。根据他的遗嘱，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
陶侃二三事
　　侃在广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老耳”……侃性聪敏恭勤，终日敛膝危坐，军府众事，检摄无遗，未尝少闲。常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但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作，家给人足。尝造船，其木屑竹头，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馀雪犹湿，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陶侃在广州，没有事的时候总是早朝把一百块砖运到书房的外边，傍晚又把它们运回书房里。别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他回答说：“我正在致力于收复中原失地，过分的悠闲安逸，唯恐不能承担大事，所以才使自己辛劳罢了。”陶侃生性聪慧敏捷，做人谨慎，为官勤恳，整天严肃端坐。军中府中众多的事情，自上而下去检查管理，没有遗漏，不曾有片刻清闲。招待或送行有序，门前没有停留或等待之人。他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还十分珍惜时间；至于普通人则更应该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怎么能够游乐纵酒？活着的时候对人没有益处，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这是自己毁灭自己啊！”有一次，陶侃外出，看见一个人手拿一把未熟稻谷，陶侃问：“你拿它做什么？”那人回答：“在路上看见的，就随意拿来罢了。”陶侃大怒说：“你既不种田，又拿别人的稻子戏耍！”陶侃抓住他鞭打他，因此百姓勤于农事，家中充足。造船的时候，陶侃命人把木屑和竹头都登记后收藏起来，人们都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后来大年初一聚会时，地面积雪，太阳刚放晴，厅堂前积雪，地面还潮湿，陶侃于是用木屑铺散地面。等到桓温伐蜀时，又用陶侃保存的竹头作钉装船。陶侃综合料理事物极其细密，都是这样。
　　陶公少时②，作鱼梁吏③。尝以坩鮓饷母④。母封鮓付使⑤，反书责侃曰⑥：“汝为吏⑦，以官物见饷⑧，非唯不益⑨，乃增吾忧也⑩！”
　　①选自《世说新语》。刘义庆，南朝宋文学家。
　　②陶公：陶侃，晋朝人，陶渊明的曾祖。少时，年轻时。
　　③鱼梁吏：掌管渔业的官。
　　④尝：曾经。以：把。坩：如坛罐之类的土器。鮓：古时把鱼储藏起来作为食品叫柞，像现在的腌鱼、糟鱼。饷：送给。
　　⑤封鮓付使：把腌鱼封好交还给来使。
　　⑥反书：回信。曰：说。
　　⑦汝：你。为吏：做官。
　　⑧以官物：把公家的东西。见饷：送给我。
　　⑨非唯：不但。不益：没好处。
　　⑩乃：反而。增吾忧：增添我的忧虑。
　　陶母是历史上著名的好母亲，她注意培养儿子廉洁奉公的好品质。陶侃后来担任荆江二洲刺使，都督八洲诸军事，做官的名声很好，这和陶母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相关传记及译文
　　（陶）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阃外①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光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②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③自谓宏达邪！”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喜，慰赐参倍；若非理得之，则切厉诃辱，还其所馈。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时造船，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为，后正会④积雪初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选自《晋书·陶侃传》）
　　注：①阃外：统兵在外。②蒱：即樗蒱，古代一种赌博游戏。③乱头养望：用头发蓬乱来博取名望。④正会：大年初一聚会致贺。
　　【译文】陶侃性情聪慧敏捷，为官勤恳，恭敬有礼，喜好品评人物。整天严肃端坐处理政事。他统兵在外，事情头绪很多，但没有一件遗忘疏漏；远近所来书信公文，没有不亲笔回信的，下笔如流，笔无停滞。招待或送行有序，门前没有停留等待的人。他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还十分珍惜时间；至于普通人，则更应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怎么能够游乐纵酒；生年是对社会没有益处，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这是自己荒废自己啊。”很多手下人有时因为谈论趣事而贻误政事，他就命令收缴他们的酒器和赌博用具，全部投入江中，并对将官处以鞭打，还说：“赌博是放猪的奴仆的游戏，《老子》、《庄子》内容浮华，讲的不是先王合乎礼法的言论，不能那么做。君子应当衣冠严整，要有威仪，怎么能用头发蓬乱来博取名望并自认为前途远大呢？”有人送礼时，他一定要问其所来何处。如果是劳动所得，即使礼轻他也很高兴，并加倍赏赐；如果是非法所得，则严厉责备并退回原物。有一次外出，看见一个人拿一束未熟的稻谷，陶侃问：“你拿他做什么？”那人回答：“在路上看见，就随意拿来。”陶侃大怒说：“你既不种田，又破坏别人的稻子戏耍！”命人将他抓来鞭打。这样，百姓勤于农时，家中充足。造船时，陶侃命令把木屑和竹头都收集起来，人们都不明白原因。后来大年初一聚会时，积雪消融，厅堂前被雪水弄湿，于是用木屑铺洒地面。等到桓温伐蜀的时候，又用陶侃保存的竹头做钉装船。陶侃治理细密，都像这样。
　　陶(侃)母湛氏。归侃父丹为妾。陶家贫贱。湛氏每纺绩资给之。使侃结交胜己者。宾至。辄款延不厌。一日大雪。鄱阳孝廉范逵宿焉。母乃撤所卧新荐。自锉给其马。又密截发。卖以供肴馔。逵闻之。叹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后为浔阳县吏。监鱼梁。以一坩鲊遗母。母封还。以书责侃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是增我忧矣。（选自《闺怨》）
　　【译文】朝陶侃的母亲湛氏。当初是嫁给侃的父亲陶丹做小老婆的。陶家非常贫苦。湛氏每每很勤俭地纺了纱。织了布。这样的赚了钱来帮助家用。他教陶侃要结交比自己好的朋友。然后可以增长学问和器识。家里虽然贫苦。可是客人来了。很肯款待。一些儿没有厌恶的心。有一天、雪下得很大。鄱阳地方的孝廉。姓范名逵的。到了陶家过夜。陶侃的母亲就把自己床上新做的草荐。拿出来割断了做草料。亲自去喂客人的马。又暗地里剪下了头发。把头发去卖了钱来。充着酒菜的费用。范逵得知了这回事。就叹口气说。若不是这个母亲。那里生得出像陶侃这样的儿子来呢。后来陶侃在浔阳县里做小官。管着捕鱼的地方。有一次、把一瓮的鲞鱼。送给他的母亲吃。湛氏就原封不动的还了他。并且写了一封信去斥责儿子。说、你做了官。把官里的东西送给我吃。这反使我增加了许多的忧愁呵。
　　&晋书.陶侃传&有关于陶侃的记载,记载得比较全:
　　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徒家庐江之寻阳。侃早孤贫，为县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①，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诸纲纪皆难之，侃独曰：“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乃请行。众咸服其义。
　　迁龙骧将军、武昌太守。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侃令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劫果至，生获数人，是西阳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贼，侃整阵于钓台为后继。羕缚送帐下二十人，侃斩之。自是水陆肃清，流亡者归之盈路，侃竭资振给焉。又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时周顗②为荆州刺史，先镇浔水城，贼掠其良口。侃使部将朱伺救之，贼退保泠口。侃谓诸将曰：“此贼必更步向武昌，吾宜还城，昼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认能忍饥斗邪？”部将吴寄曰：“要欲十日忍饥，昼当击贼，夜分捕鱼，足以相济。”侃曰：“卿健将也。”贼果增兵来攻，侃使朱伺等逆击，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众。
　　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④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
　　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阃④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喜，慰赐参倍；若非理得之，则切厉诃辱，还其所馈。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时造船，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注解：①髲（bì）：假发卷。②顗（yǐ）③甓（pì）：砖。④阃（kǔn）外：郭门之外。引申为在外的军职人员。
　　晋都陶侃故居叫陶公山，位于湘潭市市区石嘴垴。陶侃曾在山上建有小茅屋，并在周围开荒种菜。茅屋的前左侧有块洼地，积雨水而成池，是陶侃饮用吸水的地方。因常有猫儿在池边捕捉小鱼，故名“猫儿池”。茅房后面的小山沟上有石砌小桥，后人称为“陶公桥”，后被毁。
都昌陶侃故居
陶公山临湘江一面都是红砂石岩，石峰隆地向湘江伸展，宛如壶嘴，故名“壶山”，俗称“石嘴瑙”，从远处眺望伸向湘江的石嘴上颌，形态壮丽，好象怒吼的雄狮，俗称“狮子口”。石山嘴上有株碧梧，梧桐树后面便是陶侃的衣冠墓和墓房前的小花园。
　　陶侃的衣冠墓建于元初，因“国破思良将”的原因吧!葬墓建造虽然简陋，却很威严，从江边沿石级而上，靠左围墙有双合墓庐门，门框上嵌有石匾，上刻“陶公墓室”四字。进门右道一排三间青瓦平房，是守墓人的住所。墓前石栏杆，栏杆左右有石柱，上刻“媲衡山千秋不朽，偕湘水万古流芳”的对联。石栏杆前有石香炉、石方桌和“鼓型”石凳。墓前的小花园也很别致，除常绿灌木外，还按季节栽有多种蔬菜，藉以悼念陶侃。
岳麓山陶侃故居
由于战乱，部分古迹已毁。但陶侃的主冠墓保存完好，墓碑上所刻的《晋督都陶桓公墓》七个大字，清晰可见。
陶侃搬砖 陶侃故居
都昌陶侃故居 岳麓山陶侃故居
陶侃，字士行，三国孙吴景帝永安2年（公元259年）出生于浔阳（今江西九江）的一个没落官僚家庭。其父早亡，母亲湛氏，是中国古代有名的贤良妇女。《晋书》上记载：“陶侃家贫，适范逵闻而吧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也。因荐侃孝廉，后拜太尉。”是陶母的教诲使陶侃成人，最初陶侃出任浔阳县吏，后任江夏、武昌太守；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虽然身居高位，但他决定不居功自傲，养尊处优，始终克勤克剑，以爱民和清廉而留名后世。
陶公从小勤奋好学，做官后仍保持了这种良好的秉性。镇守鄂州时，他经常劝告人们说，大禹可称圣人员？可他还珍惜寸寸光阴，那么，象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就更应“当惜分阴了”。千百年来，大禹和陶侃的惜时精神被人们用“禹寸陶分”来赞誉。鄂州学子，多受影响，勤奋读书蔚然成风，结果是人才辈出，时人以“武昌多士”称道。后来，有名的庾（庾亭之弟，荆州刺史）、殷浩（扬州刺史）等人都是出于陶公门下。
陶侃在任职期间，对各类公文书函都及时处理答复，从无积压、拖拉和推诿的现象。人们来这里办事都很顺利，从没有久候不决的事。因奸臣王敦忌恨，降调广州，逆境中他不堪沉沦，闲暇时搬动砖块，借以磨炼自己的意志，防止懒惰习性的滋生。王敦死后，陶公升为征西大将军，接替王敦，复镇鄂州。在这里他还专门修了一座“读书堂”。史载“读书堂在寒溪寺后”，大约在今西山水泥厂处。公务之余陶公就在读书堂中潜心研读，终日不懈。清咸丰8年（公元1858年）主事王家壁同邑人曾重新修缮读书堂，同治年间亦有人维修。在读书堂中的“桂花厅”有百年丹桂一株，周长数十围，每到秋天,红花满树，浓香弥漫里，格外招人喜欢。可惜的是，如此一个好处所，竟被日本帝国主义炮火所毁。解放前夕，在读书堂遗址中还发现了陶公的“侃”字铜印一枚，现藏于市博物馆内。
陶侃镇守鄂州时，江北豫州、五水蛮（大别山、皖南及黄冈一带）的民众也来鄂州赶集，民间的往来很活跃，但是当时并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他便在武昌城东开壁了一声场地，建立一处称为“夷市”的交易市场，作为百姓们贸易的专门场所。这便是鄂州历史上最早的官办集贸市场。夷市的建立，既便于官府统一管理，也方便了老百姓的买卖交易，繁荣了市场，活跃了经济。
陶侃生在社会动荡、吏治腐败的两晋时期，但他贫苦的出身和母亲的严格教育，使他刚正不阿，清廉自守。担任太守期间，他亲自督导官吏百姓种植的“官柳”，如同他的操守、风范一样，荫及后世，千秋景仰。
在鄂州民间还流传着这样几个故事。有一次，陶公处出巡视，看见一个贵公子手上拿着一把未成熟的稻穗，便责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人漫不经心地回答：“我在路上行走时，看到稻子长得不错，便随手扯来玩玩…..。”不等他说完。陶公便勃然大怒，严厉呵斥道：“你自己不知种田苦，反而糟贱天物，这稻子是农夫辛勤劳动种出来的，人家还靠它给全家老小养命呢！”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糟踏庄稼了。
据说，陶公从不饮酒，厌恶赌博。有一次，他的几个最亲近的部属因酗酒赌博而耽误了公事，陶公十分恼火，将他们叫到跟前，命令他们将酒器赌具投入长江之中，并按照军法处置：“一边打板子，一边数落道：“赌博是一种最卑劣的行为，一个正派而有道德的人，怎么能做这种取财无道，非礼非义的事呢？
史料记载，在他管辖的范围内，“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那些外地来鄂州的饥民也因受到陶公的赈济而“归之盈路”。
晋咸和9年（公元334年）6月，陶侃劳累成疾，主动上表辞官。在他辞官的第二天便逝世于鄂州樊口溪，终年75岁。遵照他生前的遗嘱，将他葬于国南（长沙县南）十里处。他的部属则在鄂州城西为他立碑画像，让“武昌官柳”与他为伴。
陶公41年军的军旅生活，其中有30年是在鄂州度过的，与鄂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他逝世千年后，鄂州人还特在西山之巅为他和元结、苏轼建立了“三贤亭”
三、陶侃重孙陶渊明之介绍：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初期诗人、文学家、、散文家。东晋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五柳先生传》《辞》《》等。
陶渊明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他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后弃官归隐。后世称靖节先生。有《陶渊明集》。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谥号靖节先生，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一说名潜，字渊明。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因此后来文学史上称‘田园诗人’。东晋浔阳柴桑（今九江市）人。东晋末期南宋朝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相关作品有《饮酒》《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
陶渊明（365～427）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
　　陶渊明一生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陶渊明28岁以前。由于父亲早死，他从少年时代就处于生活贫困之中。颜延之说他“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但家庭教育很好，读了《老子》、《庄子》和“六经”。不少文、史、神话、小说等“异书”，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读的。少年时代志趣未定。或性爱丘山、委怀琴书，或志在四海，向往着胡马铁蹄下的张掖与幽州。他的《五柳先生传》可能写于青年时期，其中简洁地描述了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个性风貌。
　　第二时期，学仕时期，从太元十八年他29岁到晋安帝义熙元年（405）41岁。他因“亲老家贫”，离家为江州祭酒。但“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家闲居了五、六年。晋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任刺史桓玄属吏，职务不明。曾奉命使都。此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测篡夺的时机。隆安五年（401）他就因母丧辞职归家。晋安帝元兴二年（403），桓玄率军东下，攻下建康，杀司马元显，自称太尉，总揽朝政，陶渊明在家乡浔阳开始躬耕。同年冬天，桓玄篡晋，改国号为楚，迁晋安帝于浔阳之时，他仍在家闭户高吟。元兴三年（404）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文武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桓玄兵败西走，又把囚禁在浔阳的晋安帝带到江陵。刘裕入建康后被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陶渊明离家东下，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是年，桓玄伏诛。义熙元年，他转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是年3月曾奉刘敬宣使命赴都。5月，桓玄余党告平。8月，他出任彭泽令。在官80余日。11月，辞官回家。这一时期，他的重要作品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闲情赋》、《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归去来兮辞》，等等。
　　第三时期，归田时期，从晋安帝义熙二年（406）至宋文帝元嘉四年（427）病故。他归田之初，家有僮仆，虽然他和妻子也参与耕作，但劳动余闲时间较多，温饱亦无忧虑。可惜好景不长，义熙四年六月，他家遭大火，林室尽焚，宅无遗宇。此后，生活日益贫困。躬耕未废，饥寒不免。义熙七年，他移居浔阳负郭之南村，结识了不少新的邻居，其中既有共话桑麻的农民，也有共赏奇文、共赋新诗的文人。如后来成为刘宋王朝权贵的殷景仁，当时即一度与他同游共话。又如当时有两个佛教信徒周续之和刘遗民也和他经常往来，好事者曾把他们三个称为“浔阳三隐”。大概因为周、刘两人的介绍，他还和当时居住在庐山东林寺的佛教著名法师慧远和尚一度成为方外之交。但他和这几个佛家信徒、法师的思想并不投合。义熙十一年，当时著名的诗人颜延之，也作了江州刺史刘柳的功曹，来到浔阳，与他为邻居，同游共饮，感情很融洽。义熙末年，朝廷又征他为著作郎，被他拒绝。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改国号为宋。东晋灭亡。宋文帝元嘉三年，檀道济作江州刺史，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病饿卧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粱肉，被他挥而去之。元嘉四年冬天，终于在贫病交攻之下去世。归田后20多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主要作品有《归园田居五首》、《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移居二首》、《形影神三首》、《杂诗十二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赠羊长史》、《饮酒二十首》、《咏贫士七首》、《拟古九首》、《桃花源诗并记》、《述酒》、《读山海经十三首》、《咏荆轲》、《有会而作》、《挽歌诗三首》、《感士不遇赋》、《与子俨等疏》、《自祭文》等篇
陶渊明 画像(13张)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都在外祖父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
渊明醉归图
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丧母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皇帝的位置，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抗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
陶渊明 归去来兮辞(5张)
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因其居住地门前栽种有五棵柳树，固被人称为五柳先生。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悠然见南山”——《》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今星子温泉栗里），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褴褛屋檐
稚子候门图
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六十三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子孙所立。[2]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表示关注或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试对此作出探讨。
　　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
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其情状反映在《》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瞑目，与世长辞。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
靖节先生像
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
明代张风绘《陶渊明嗅菊图 》
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后有人劝他再度出仕为刘宋王朝服务，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癸“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在早出晚归的辛
陶渊明故事图（局部）
勤耕作中，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更为真挚：“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觚远见候，疑我与时乘。”从这些诗中，读者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归隐。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辞赋家与散文家。陶诗今存125首，计9首，五言诗116首。陶文今存12篇，计有辞
陶渊明题跋版画像
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
　　陶渊明辞赋中的《》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桃花源记》、《》等。总的说来，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的诗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因此，陶渊明有“田园诗人”之称，也是的鼻祖。他的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陶渊明是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二十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陶渊明的咏怀诗以《》十二首，《》十三首为代表。《杂诗》十二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十三首借吟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
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陶渊明的诗在时影响不大。著《》，对陶渊明只字未提。《》列陶诗为，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认为其诗“其源出于”。梁代对陶渊明推崇备至：“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收录陶渊明的诗文十余首，是作品被收录较多的作者。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诗人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苏东坡更作《和陶止酒》、《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五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九首》、《和陶杂诗十一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
　　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其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
《农人告余以春及图》
，“乐安”等消极思想。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并且以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主题。《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永初二年（421），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以武陵渔人进出的行踪为线索，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
　　[6]据常德历史学者、收藏家先生的《》考证：“武陵是常德历史上的第二个行政区划。魏晋以后，辖沅水流域诸县。”“武陵郡”自二年（前205）设置，沿用至唐乾元元年（758），历时963年，以后不再使用。其所辖地区，先后改称（隋唐）朗州、（北宋）鼎州、（南宋）常德府、（元朝）常德路、（明清）常德府。“武陵县”自隋开皇九年（589）设置开始，沿用至中华民国二年（1913），历时1324年。“武陵”一词，在唐以前一般是指“武陵郡”。如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此武陵人当是“武陵郡人”。晋孝武帝《征武陵袭元之》、晋湖济（尚书郎）《荐武陵伍朝疏》、六朝刘潜《为武陵王谢赐弟启》中的“武陵”，也应是指“武陵郡”，因“武陵县”之名，此时还不存在。唐以后至清末，一般才是指“武陵县”。不过，无论唐以前或唐以后，在文人笔下，仍时有把原属于“武陵郡”的湘西北大部分地区，习惯地泛称“武陵”。
　　陶渊明去世后，他的至交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下《陶征士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颜延之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却没有充分肯定。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
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爱不释手。萧统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他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初唐是位田园诗人，他像陶渊明一样，多次退隐田园，以琴酒自娱。
孟浩然的崇拜
　　唐朝的人，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
　　赏读《高士传》，
　　最佳陶征君，
　　目耽田园趣，
　　自谓羲皇人。
李白的仰慕
　　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李白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的欣赏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视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
　　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白居易的敬仰
　　中唐诗人，非常敬仰陶渊明的为人。唐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离陶渊明的家乡浔阳很近。曾去拜访陶渊明的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这首诗。诗中先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腥”，颂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最后写道：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
　　不见篱下菊，空余墟里烟。
　　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
　　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
　　白居易在《效陶潜体十六首》中写道：
　　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
　　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
　　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
　　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嗜酒的共性，这与陶渊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这首诗就说得很明白：“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确定。盛赞《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欧阳修还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北宋曾说过，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
问征夫以前路
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已”。
　　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东坡把陶诗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有失公允，但他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还是很准确的。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当成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他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晚年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居高声自远”，由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在北宋文坛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极力推崇陶渊明，对进一步确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
　　元朝、明朝和清朝，直至现代，沿袭了两宋对陶渊明的崇高评价。
现代名家的推崇
　　鲁迅先生曾说过，“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陶渊明的不朽诗篇，陶渊明的伟大人品，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陶渊明的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他的语言，看似质朴，实则奇丽。在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是田园诗的精品或极品。其中《少无适俗韵》，编在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中。诗的抒情沁人心脾；诗的写景，豁人耳目。读过后叫人终生难忘。什么时候读，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却未必志同道合。仔细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的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的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道、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渊明诗文的精华所在。
　　陶渊明传世作品共有诗125首，文12篇，后人编为《陶渊明集》。目录如下
广东佛山陶艺大师封伟民刻画作品“陶渊明”
卷之一 诗四言
　　停云并序
　　荣木并序
　　族祖并序
　　酬丁柴桑
　　答庞参军并序
卷之二 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