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贷逾期车被扣怎么办以前每月还1600这次怎么扣了五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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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齐三个熊市,召唤人生财富。
1、底是磨出来的
很多时候,一个形象的词,比一篇文章给人启发还大,
比如“磨底”这个词。
这个词应该是年上一轮熊市期间产生的,一看到这个词,所有难以表述的感受,就立刻有了具体的文字去“沉淀”。
简单地说,无论是股市的底部,还是人生的低谷,“底”,并不是跌多了就自然跌出来的,毕竟地板下还有地下室,地下室下还有十八层地狱,“底”是通过时间、精力、心态、学习,慢慢“磨”出来的。
公号的读者应该有不少是投资股票的,今年上半年的行情非常糟糕,尤其是二季度,糟糕到平时一见面就聊股票的朋友,都要回避“股票”这两个字。
在经历过“年”和“年”两次大熊市的我看来,这次从2015年开始的第三次熊市,和以往不会有什么区别,一个字:“磨”。
2、一磨时间
“磨底”磨的是时间,而不是跌幅。
上上一波大牛市2007年见顶后,第一波从6124点,跌到1664点,用了12个月。但真正的熊市才刚刚开始,从2009年反弹的高点3478点,整整用了57个月,才来到下一轮牛市的起点2000点附近,跌幅只有前一波的一半,但延续的时间是前一波的近5倍。
今年看起来好像跌了很多,“人日”都说了,估值已经在历史底部附近了。但从“磨底”的角度说,时间上还远远不够,距离2015年的大顶,才三年时间,距离今年1月大反弹的顶部3587点,才半年时间。
“猜底”是熊市中最没有意义的事情,无论是,还是跌破2000点,只要在这个位置震荡两三年,时间会让一切面目全非。
当年股票群里有人在6000点离场,等了一年,完美地躲过杀伤力最足的第一波暴跌,又在2000点以下带着上一波牛市收获的“子弹”重新进场。其后,经过与大熊3年的博斗,股指几经折腾,回到2600点的位置时,他的资金终被腰斩。
为什么时间因素比点位还要重要呢?有人统计过股票账户的开户时间,发现一半以上是2007年大牛市注册的,四分之一注册于2015年的小牛市。而15,这三轮大牛市顶部相隔时间都是7、8年。
这说明一件事,“场外”储备了足够数量的“备用韭菜”,是一轮大牛市的基础,因为大牛市的后半场,大部分股票的估值都会高到离谱,只有被大牛市的氛围吸引来的新股民才敢接盘死守。
而“韭菜”的生长是有周期的,现在看来就是7、8年一茬,也就是说,未来三四年,可能都是“磨底阶段”。
当然,时间不到,并不说我们就只能干等着。
3、二磨信心
“磨底”磨的是信心——既可能是折磨,也可以打磨。
熊市多长阳。“年”的熊市期间经历了多次指数8%以上的暴涨,终究重回漫漫熊途。一次次地给你希望,又一次次耗尽你的希望。
很多人喜欢用“黎明前的黑暗”,或者“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样的话激励自己走出低谷。
这么做,只会加深内心的恐惧。
天黑了,太阳落山了,我们从不会担心太阳不再升起,因为这是个确定性事件,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能“活着”等到下一轮牛市来临,五年熊市,我所在的几个QQ群,每隔几个月,就有一些头像消失。
熊市资金腰斩还不是最可怕的,因为真正大牛市一到,几个月就能翻番,最可怕的是,熊市的反复折腾,足以把一个“自信心十足的人”变成一个“一有风吹草动,先卖了再说”的人,这种心态的养成,足以让他们错过下一轮大牛市风险最低的前半段。
我加入过一个鼓吹“价值投资,咬定好股不松口”的价值投资群,里面各种各样的“巴菲特门徒”,有人在200元的相对底部买的茅台,守了四年,120多都没卖终于在2014年牛市刚刚开始时,以250多的价格卖掉,错过之后四年五倍的大行情。
想要在漫漫熊途中不失去信心,唯一的办法是“作最坏的打算”。
很多人说自己的心态不好,要培养好心态,但无论是“恐惧”还是“贪婪”,都是人性的本能。高手新手没有本质的区别,唯一不同的是有没有对熊市的残酷有足够的预期。
最能体现“作最坏的打算”的,就是对仓位的控制能力。大熊市还坚持在战场上的,都是高风险偏好者,再加上满眼都是打对折的股票,大盘稍微涨两天,一不小心就会满仓。
在一轮完整的熊市中,99%的股票都会轮流下跌一次或多次,不要被手中强势的股票所迷惑,敢于变现,保持低仓位,才能在心怡的目标跌到满意的价位时,有能力“收割”,这是大熊市唯一的生存法则。
仓位代表了你对未来的预期,理论上说,大熊市是空仓休息,但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失去熊市最好的礼物——好公司。
4、三磨公司
“磨底”磨的是上市公司——时间是好公司的朋友,坏公司的敌人。
巴菲特有一篇演讲,《对我而言,市场下跌是利好》,他打了个比方,你到超市去,当然是希望东西打折而不是涨价,如果你上周才花了5元钱买牛奶,看到打折,虽然有点不开心,但肯定会多买一点回家。
所以股票下跌,面对6块多的伊利(复权价1块多)、100多的茅台(复权价70多),你应该很开心才对啊?
你一定会说,东西打折促销,使用价值并没有打折,我当然高兴。可是很多股票打折后,就再也回不去了,我怎么知道1块多的伊利、100多的茅台会涨到今天这个程度呢?
所以,你亏钱的真正原因不是下跌,而是你不知道手中股票的真正价值。
股票的真正价值很复杂,变化也很大,没有人能断定100多的茅台是被大大低估了的。
假如在2012年,你手里拿着200元买进的茅台,准备学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可恰逢新一届政府的禁酒令和“塑化剂风波”的双重打击,一路跌到120多,你能拿得住吗?即使你能拿得住,在手里套了几年后,终于解套,又涨到200时,你还拿得住吗?
想要在熊市中有信心把微赚的股票拿下去,你必须能回答下面的这一类问题:
为什么2008年以前,五粮液的市值一直高于茅台,今天前者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为什么上一轮白酒行情,领头羊是洋河、17年的行情是茅台五粮液领涨,而今年涨的最好的却是顺鑫古井贡?其内在的逻辑是什么?
否则,你的“信心”根本经不起折腾——股票群里,永远充斥这样的问题:XXX涨了5%,该出手吗?XXX今天大跌,是有什么利空吗?
2014年,我认真地盘点了几年大熊市的交易,发现赚得最多的是洋河股份,而这支股票恰恰是我下苦功夫研究过的。我隐约地觉得,我是不是更适合价值投资,而非趋势投资?
可惜接下来的牛市,打断了我对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考,直到2016年又一次熊市来临,我才正式向“价值投资”转型。
2016年的第一轮熊市周期,我又开始研究白酒,从行业整体特征,到主要的几家公司的产品结构、价格、产能、销售区域、渠道特征,再到行业历史估值、风格转换的研究……,当我从资料中再次抬头,那些K线已不再是随机,决定股价变化的大资金偏好,也不再是不可捉摸的了。
漫漫熊市中,好的股票都长时间地在价值底部徘徊,市场对良好基本面反应迟钝。这正是“磨公司”的好时机,你也有足够的机会分批建仓,而不必像牛市一样,好公司一冒头就被哄抢,股价就已经上天了。
5、学霸的难题
股市一向有两种赚钱方式,一种是博弈性收入,这在牛市叫“收割韭菜”,但熊市是没有“韭菜”的,不管是抢反弹、做T,打板,其实都是“老韭菜”拿刀互砍,凶险万分。
另一种是赚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估值增长的钱,赚这个钱,首先要做行业和公司的基础研究,熊市时间又长,又没有别的好机会,最适合学习。
非职业股民炒到最后,只有两类人,一类回归理财,长期来看,收益最好的还是“指数基金定投”,还不需要投入精力去研究,这在国外已经被无数数据证实了。
但这种方式有个缺点,你没有任何成长,如果你从事的是纯技术类工作,那也无妨。但如果你的职业与商业、营销、市场等有关,或者希望自己未来能从事管理、投资一类的工作,或者有创业的打算,那把“炒股”往投资的方向转,才是个好办法。
比如我,研究白酒只是一个开始,今年我把主要研究对象扩展到整个消费品行业。消费行业没有技术障碍,人人都能理解,公司财务数据的判断方式也很常规,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对“商业模式”的理解和对公司管理执行能力的跟踪——
为什么卖榨菜酱油的比卖高档食品的好?
为什么卖化妆品的比卖服装的好?
为什么同样是中药,片仔廣比东阿阿胶好?
好未来和新东方跟其他的教育机构差别在哪儿?
为什么做游戏的公司赚钱股票却不涨?
为什么小米IPO被商业界看好却被投资界看淡?……
分析消费品行业,初级层次是对“需求、产品与渠道”的理解,中级层次是对“业绩释放周期”的判断,高级层次是对“商业模式”的洞察。而这些分析思考,跟你平时的工作,应该是相关和互补的,
美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产收入停滞,中下阶层收入下降,只有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而他们收入来源的大部分不是工资,而是投资、股权一类的资产增值。
未来的中国也会走上这条道路,资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会逐步提高,好比过去几年,持有BAT的股票比在BAT上班更能让你享受到公司的成长。
而熊市的磨底阶段,正是你通过学习,把带有博弈色彩的“炒股”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投资”的好时机。
也只有在熊市中,你才能找到超额财富成长的机会,就像巴菲特大部分赚大钱的投资,都是在熊市中布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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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层浪!
知道它会来,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刚刚传来大消息:上海率先启动了新版不动产登记信息在线查询系统,这在全国是第一家!
是的,你没看错,上海打响第一枪:不动产登记信息在线查询,正式来了。
上海这次不动产登记信息在线查询,暂时只向上海辖内所有银行开放。这些银行可以享有以下权限:
在线查询不动产权利人、抵押登记、预告登记、查封登记等不动产登记信息;
定期接受汇总信息推送等信息查询服务;
在线提交抵押登记申请材料。
也就是说,上海人包括房产在内的不动产信息,银行想查询和知晓,只要动一动鼠标,几秒钟就可以搞个一清二楚!
有人或许会问:怎么只有银行能查呀,其他部门呢?
别急,做事总有一个过程。现在先让银行第一个吃螃蟹、搞试点,可以投石问路,进一步提高这个系统的性能。
等这个系统可能存在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时再对税务、纪检等部门开放,就是水到渠成、分分钟的事了!
步步为营、环环相扣!
上海启动不动产登记信息在线查询系统,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如果你一直读我的文章,应该会记得下面这件事:
小长假期间,央视突然公布一个消息: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实现了全国联网,我国不动产登记体系进入到全面运行阶段。
不动产登记信息全国联网后,全国不同种类的房源将统一汇总到国家级平台上,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将被彻底打破。
前有不动产登记信息全国联网,后有上海市率先启动不动产登记信息在线查询,这或传递出两个强烈信号:
今后,全国范围内的不动产信息,再也不会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了。国家各地区、各部门都将键盘之声相闻,共享所有公民的住房信息。
今后,以后谁在全国买过几套房,再也藏不了猫猫了。只要登记过不动产信息,都能被依法查询到。
听到这个消息,不少人今夜或将无眠。
1、房产税要来了,手握多套房的人,开始要惴惴不安了。
要知道,不动产登记实现全国联网和在线查询,一定意义上,就是为开征房地产税作准备。因为,房地产税的征收,需要掌握公民、家庭在全国的房屋拥有量,不动产全国联网和在线查询,加上国地税合并,这意味着征收房地产税在技术上也不再存在什么障碍。
君不见,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昨天也发声了:要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相关政策举措的推进。其实,房地产税原本是人大、财政部和住建部等的事,统计局居然“越位”谈起了房地产税,着实耐人寻味。
这一切或都说明:房产税开征的脚步声,是越来越近了。
2、那些财迷心窍、火中取栗的炒房客们,内心也将遭遇一万点痛击。
上海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系统启用后,辖内银行可更为高效便捷地获取真实准确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哪些人购买首套房、是刚需,哪些不是,将分得一清二楚,贷款将更具针对性。
这个政策下一步从上海向全国推开后,炒房客在全国各地的房产、贷款记录等,统统可以被央行、银监会、商业银行、税务局查询到,未来国家可以精准地打击炒房者。
以后炒房客还想加杠杆炒房,将难于上青天。
3、当然,最心惊胆战的,或是如耗子一般见不得阳光、人人喊打的贪官们!
不动产登记信息实现全国联网、在线查询之后,贪官污吏们再也不可能掩人耳目地在全国各地买房,东一套、西一套搞迷踪拳,更不可能隐瞒组织虚报房产了。你买了几套房,只要进行过登记,都可以在平台上查到。
到那时,谁是贪官污吏,纪委、反贪局将一目了然、一清二楚。通俗地讲,就是可以“以房查人”和“以人查房”,贪污行为将暴露无疑。
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场大风暴已在路上!
别了楼市,意思是告别当前这种楼市乱象!
有人也许会说:房地产是“夜壶”,偶尔或许会被踢到床下,但一旦经济下行,关键时刻仍然会拿出来用的。
目前看来,这种论调可以休矣。
这一次,真的是不一样了。对于高房价,国家再也忍无可忍了,已经下了铁的决心,用了铁的手段,对房地产调控全方位加码!!!
对于一二线城市,国家用的招数,是“敲山震虎”:住建部等七部委联合行动,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投机炒房和“黑中介”。
对三四线城市,国家则使出“釜底抽薪”的大招:国开行收紧了棚改审批,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到尾声,同时禁止向企业卖商品房,很多小城市房价可能也要开始裸奔了!
今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加码信号:不动产登记信息全国联网和在线查询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楼市调控长效机制也在加快建立,勒在炒房客脖子上的绳索,将进一步收紧,很多贪官更将被“关门打狗”。
历史上,我们一直把房地产当成一本万利的最佳投资。但2018年,这个认识或要被改写了。那些疯狂的炒房者,的确应该受受教育了。在一个地雷爆炸的时刻,楼市永远涨的神话,正在渐行渐远。而当潮水退去时,谁在裸泳将昭然若揭!
的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决不能成为一句空话,而应当成为这个时代楼市的最强音。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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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12:53]
7月18日,楼市有两条大新闻值得关注:
1、一大早,多家媒体就报道了一则新闻——南京新公布了5幅土地的出让公告,其中现房销售的条款消失了。
扬子晚报的报道说:最高限价依然有所保留,然而达到最高限价的80%、90%这两个标准下的拿地“门槛”被取消了。在之前的宅地出让条件中,竞价达最高限价的80%时,申领预售的施工进度有相应的门槛;竞价达最高限价的90%时,则需要开发商现房销售。如今,这两个条件都被取消了。
2、同样在7月17日,广东江门市出台了《商品房现售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被媒体解读为江门将实施“现房销售”,取消“期房销售”。7月18日,江门市住建局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该局从未取消商品房预售制,此办法只是一次修订,现售管理已经实行多年。
两条新闻,都涉及一组重要概念:现房销售、期房销售。一个是取消了之前“现房销售”的要求,一个是辟谣说没有准备取消“预售制”。
所谓“现房销售”,就是房子建成、通过验收之后才能销售;所谓“期房销售”,就是房子还没有建成,达到一定条件即可销售。至于条件是什么,每个城市不同,高层和多层也不同。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房销售”会让开发商资金回笼期大大延长,至少会比“期房销售”延长接近1年,甚至可能达到2年。
假设开发商开发一个楼盘,总融资是10亿元(假设采用信托方式,年利率10%),早一年获得销售权,那么开发商至少可以节省1亿元的利息支出。
2016年8月,南京楼市最火爆的时候,曾出台了《关于调整南京市土地公开出让竞价方式、商品房贷款首付比例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
1、当网上竞价达到最高限价80%时,申领预售许可证应达到以下施工进度:七层及以下的,应当完成基础工程并施工至主体结构封顶;八层及以上的,应当完成基础工程并施工至主体结构三分之二以上。
2、当网上竞价达到最高限价90%时,该地块所建商品住房必须现房销售。(见下图)
毫无疑问,南京当时这样规定,是试图增加开发商的成本,避免在土地拍卖中出现新的“地王”、刺激市场。
后来,南京又出台了严厉的限价措施,新房价格跟二手房倒挂,所以每次新盘发售都必须抽签来确定购房者。
在新房限价的情况下,一方面楼盘的“变现能力”被严格控制;但另一方面,“现房销售”又让开发商财务成本大幅提升。这“一控一升”,让财力薄弱的开发商经营风险大增,弄不好就亏损。
其结果是:中小开发商被挤出市场,因为玩不起了。而大开发商,也不能总是“不赚钱赚吆喝”。所以,南京土地拍卖市场开始降温。
据媒体公开报道,2017年12月的南京首次土地拍卖中,6块土地(包括住宅地块4幅、商住用地1幅、商服混合用地1幅)都没有达到政府设定的最高限价。12月末,又有两幅限制条件比较严的土地,在拍卖中“无人问津”。
进入2018年,南京土地市场仍然寒意袭人,这是今年3月一次土地拍卖之后媒体使用的标题:
7月16日,“南京日报”报道说:开发商拿地日趋理性,南京已连续8个月未上演达最高限价改竞保障房面积的场景。(见下图)
这篇报道见报一天之后,南京土地拍卖就做出此次新的调整。
有媒体随即使用了这样的标题:“开发商的胜利?南京土拍趋冷倒逼现房销售政策取消”。
是不是“开发商的胜利”,这很难讲。但取消“现房销售”对于融资日益困难的开发商来说,绝对是重大利好。
你想想看,某大房企甚至要求从拿地到开盘最好控制在100天内(多层小区)。这是“期房销售”可以做到的极限。如果采用“现房销售”,开发商回款期至少要从100天拉长到200天以上,甚至超过一年。这意味着开发商的资金效率将降低1到2倍。
总之,别小看了“现房销售”这道“紧箍咒”,它其实就是楼市重要的杠杆之一,足以要了“齐天大圣”性命的。
此外,南京此次土拍中还做了第二点改动:地价达到最高限价后,将由“竞建保障房面积”调整为“竞建自持商品住房面积”。
这个变化影响也非常大:竞保障房面积,意味着房子将归政府所有;竞自持面积,房子是归开发商自己所有的。
所以,南京取消“现房销售”和改为“竞建自持商品住房面积”,是开发商在一级市场(土地市场)的双料大利好,可以拓展其利润空间,降低开发成本,最终将激发其拿地热情。
那么南京房价会大涨吗?这个也很难,因为政府仍然会执行限价政策。可以预见,未来南京土地拍卖中,主要竞争方式将是“竞自持面积”。这对于急需补库存的南京楼市来说,有利于其健康发展。
南京楼市政策微调,肯定会影响到其他城市。还是那句话:楼市不能凉下来。当然,价格也需要保持稳定,大涨大跌都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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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还要去跑路的P2P公司静坐示威。
一个短标题已经无法容纳中产的辛酸。
中产散户的世界里,充满被收割的忙碌感。
每场去库存都是一次精心设计的逃亡。
昨日凌晨,法国队夺冠。
我想,此时最忙的应该是华帝的公关客服。
有人说,看到法国队夺冠,华帝慌的一批。
慌个毛,法国队每向冠军前进一步,都能让华帝在去库存的长征路上熬过一个雪山。
6月29日,华帝京津地区一级经销商被查封。法人王伟携子失联跑路,外面欠账1.5亿,仓库积压库存1亿。
坐拥华帝第二大市场,号称津门第一的王伟都敢炸出这么大的雷,更别提华帝底层的那些经销商了。当地主家都没有余粮的时候,你还能指望泥腿子佃户吃上肉?
仔细研究华帝的夺冠套餐,大都并非新款,都是2017年积压的尾货。
公然叫卖,不仅折面,效果还不一定好,人性里总是带着痛打落水狗,买涨不买跌的恶趣味。毕竟一个上市公司,要脸。
把积压尾货包装成夺冠套餐,充分利用“爱占便宜”、“好赌成性”的国人阴暗面,完成了一次充满“拼搏精神”、“励志竞技”的清仓大处理。
7月4日,华帝发布公告:一场世界杯,营销零售额超10亿,含退款的所有营销费用最多不超8000万。
8000万:10亿。
一场世界杯,一场去库存的胜利逃亡。谁是韭菜,谁是镰刀?
与华帝一起逃亡的还有三四线楼市。
前几日,与沙县小吃、兰州拉面、武汉鸭脖,并称“四大金刚”的河间驴火,突然调控了。
河间市户籍居民家庭新购住房五年内不得交易!
与河间一起加入限售套餐的还有宁德、宜昌、徐州……
戏剧化的一幕,在三四线城市发生了——
截止2018年年中,三四线城市库存跌落1/3以上,回归到6年前的低水平;
紧接着,资金层PSL贷款放水收回,政策层不限购,只限售。
2015年三四线楼市库存积压;2016年棚改爆发,PSL放水;2017年三四线城市房价回归;2018年放水停止,限售开始,只能进不能出,防止集中套利离场,出现大规模房价踩踏。
一套标准化的封门式去库存操作流程,都TM学坏了!
一场城镇化,一场去库存的胜利逃亡。谁是韭菜,谁是镰刀?
碧桂园的雷没有炸在三四线,炸在了杭州。
三四线楼市的闭门自杀式调控,一顿操作猛如虎,惊醒了不愿陪葬的碧桂园。
我是碧桂园,现在慌得一批。
求生欲极强的碧桂园,开始了自我逃亡之路——
紧急暂缓叫停“全覆盖”的战略;
全线撤出无法实现快周转的合作项目;
不惜一切代价加速快周转,加快推进“456”。
我是碧桂园,穿越山河湖海,给你一个五星期造的家。
一众“心怀叵测”的人,躲在角落里,画着圈圈嘟囔着嘴:碧桂园这么搞,迟早会出事儿。这是建房子,不是搭积木,就算是怼乐高也没这么快。
前两天,碧桂园的雷炸了,没有炸在快周转的三四线,而是炸在了号称全国建工品质最高的杭州。
7月12日,杭州萧山碧桂园前宸府发生倾斜,水泥桩大幅歪倒,基坑还造成了附近路面的大规模坍塌。
碧桂园前宸府基坑倾斜
碧桂园前宸府基坑附近路面坍塌
10多天前,前宸府刚刚开盘,66套房子,346组客户拼抢,又是开盘即清。
这还是那个我印象里的杭州么?
你们不是被滨江和绿城惯坏,非绿城滨江不买,只勉强考虑万科么?不是审美奇高,写个软文都得比肩红楼梦么?不是万科刚进场还要被摁在地上摩擦么?
怎么都开始抢碧桂园了?你们堕落了!
滚!没有在大雨里排队登记、排队验资的人不配跟我们杭州人民讲话!
碧桂园一手房精装2万1,周边二手房毛坯2万6。5000的价差面前,什么绿城滨江,什么狗屁审美,都得靠边站。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三兄弟,一个闽系,一个渝系,一个来自江苏,两个月前的杭州人民,没一个瞧得上。
两个月后,全民摇号,银行验资排队都能打起来。
有人问我,现在杭州这么火能不能买?
我的话算个屁,碧桂园都塌了,你们不还是照买不误么。
杭州的雷没有炸在楼市上,而是炸在了P2P。
6月以来,P2P接连炸雷,其中半数主场炸在了杭州。
图片来源于网络整理
祺天优贷、佑米金融、小九金服、金柚金服、云端金融、多多理财、投融家、萌小新等P2P平台控制人接连跑路,财务总监拉着公司高管排队去自首。
杭州政府设立黄龙体育馆、江干体育中心两个大型接待点,集中接待排队自首者和报案投资人。
最早出事儿的是牛板金。
自从进入4月份,牛板金日均赎回量超8000万,一周赎回超4亿5000万;5-6月份,赎回量再次暴增,日均赎回超1.6亿,峰值达到2.2亿元。
4月4日,杭州摇号抢房新政落地实施。5-6月份,杭州多个热盘集中摇号推售,杭州全民摇号抢房,堪比打新股。
只是6月21日这一天,摇号涉及验资资金超过700亿,达到峰值。
巨额摇号验资从哪来?抵押了房产、启动了民间借贷、撤出了理财资金……
自然也就抽空了P2P仓位。
P2P这玩意儿能挣几个钱,年化也就12%-18%,一旦抢到限价房,起码套利30%以上,安全无忧,资产暴击妥妥的。
杭州楼市的雷没有炸死投资客,却炸死了P2P。跑路者算到了资管新规,却没算到炒房客套现。
前一秒还在情意浓浓,薅我羊毛;下一秒就要转战楼市,集中套现,现实真特么凉薄。
上个月,我终日劝诫、唱衰三四线。
我的一个朋友,终于把三四线的房产抵押了。
然后,30万重仓P2P。
此时,我慌的一批。
三四线的投资者,把房抵押了,重仓P2P;杭州的投资者,P2P套现踩踏,重仓抢房。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底层赌命、中产赌房、顶层赌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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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笔力雄厚,将中国人的投机史化作一幕幕立体的时代图景,透过历史浪潮的浮浮沉沉,一针见血地戳破“中国人好赌”的本质——“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歌舞升平的昌隆盛世,还是江山飘摇的混乱年代,中国人都很难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这种命运不由己的恐慌,无处释放时便是焦虑,有处释放时便是赌性。”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黑马奔腾,冷门频出,长期被中国股民霸占的天台,惊喜地发现爬上来了一群中国球迷。
作为全球第一个备战2018年世界杯的国家,我们顺利地把除国家队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制造,都送到了千里之外的俄罗斯。没法给自家队伍呐喊助威的中国球迷,在喝酒撸串之余,都免不了买上两三注,小赌怡情一把。据说,本届世界杯有超过2000亿美金流入博彩市场,而每100个下注者中,有27个是中国人。
对于这种闲来玩两把的场子,中国人似乎总嫌不够多。每四年踢一次的世界杯,顶多也就几百万人在里面小赌怡情;每周开盘五天的股市,则有几千万人炒得流连忘返;而365天都能搓的麻将,更是有上亿人无论日夜寒暑玩的乐此不疲。
无怪乎胡适目睹国民疯狂搓麻,在1930年撰写《麻将》一文批判道: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夜的吗?
胡适虽然对麻将口诛笔伐,但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名资深雀友,他的乡下太太江东秀更是麻将高手,几乎每日都聚集起一帮太太小姐,从上海搓到北京,从北京搓到台北,一度靠赌资贴补家用。胡适本人牌技比老婆差许多,牌桌上却尽是鸿儒大家,如徐志摩、梁实秋、潘光旦、罗隆基等人。
徐志摩的牌技要远胜于胡适,打起麻将来行云流水,来去如飞,经常杀的胡适片甲不留。不仅如此,他还在牌桌上总结出一套男女关系理论:“男女之间最规矩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因此对交际花老婆陆小曼,徐志摩提出了别出心裁的要求:跟别的男人一起抽大烟可以,打麻将绝对不行。
不过胡适和徐志摩任教的北大,如果要组一个麻将代表团,是万万搓不赢隔壁清华的。
比如清华校长梅贻琦,打起麻将比北大校长胡适生猛许多。他日记里常出现“饭后看竹”等字样,其实就是饭后打麻将。梅校长毕生清廉节俭,但在麻将桌前却豪迈随性,在1956-57年筹建新竹清华期间,他忙里偷闲打了85场麻将,每周都要上阵,其中赢25次、输46次、平盘14次,共输掉1650元,而当年台北的一碗阳春面也才不过卖一元钱。
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在雀友届也不遑多让。1919年,梁启超参加完巴黎和会之后回国,朋友过来请他演讲世界局势和列强动态,梁启超却表示:“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朋友大惑不解,梁启超解释道,所谓四人功课就是搓麻,众皆愕然。
而梁启超在清华做国学导师时,有一句名言更是满校皆知:“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此处的打牌指的就是打麻将)。”据说梁启超很多惊世雄文,都是在麻将桌上口述而就。相比之下,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给自己定下的“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的戒律,则显得拘谨许多。
大师济济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更是雀友届重镇,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浦江清等大教授,皆是麻将的拥趸。即使在西南联大艰苦岁月里,中文系的一众教授们,也经常趁着春节中秋的难得闲暇,去闻一多教授家搓上八圈十二圈。国难期间,研习“国粹”也是救国。
国粹并非小布尔乔亚式知识分子们的独爱,无产阶级革命者也时常拿来消遣。主席曾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一是中医,二是红楼梦,三就是麻将。在延安时,他就经常跟叶剑英及他的政治秘书师哲等人一起打麻将[4]。而总设计师在1989年退休后,也经常安排在周三周六周日打桥牌,周二周四周五搓麻将[5]。
甚至连欧美日等国,也被中国麻将席卷。早在1920年代,136张麻将牌,就披着东方神秘主义色彩,越过《排华法案》的封锁攻占了美国全境。1923年,大约有1500万美国人在玩麻将,中国留学生甚至可以靠教麻将混饭吃,全美麻将年销量高达150万副,来自中国原装进口的骨牌更是被抢购一空。
四位美女在水中搓麻,迈阿密,1924年
不过欧美的麻将热潮,一阵风刮过后就逐渐消停,唯有中国,从清末民初麻将诞生以来,国民的搓麻热情就一直高涨如虹。从巴蜀到中原,从关外到江南,投机欲向来满格的中国人民,在麻将桌上谋略攻伐,算计角力,甚至连地震、水灾、冰雪、台风都阻挡不住全国人民大战四方的热情。
四位美女在水中搓麻,郑州,2014年
因此,假如胡适穿越到现代中国,看到十亿人民九亿麻,诘问中国人为何在四方阵里浪费如此多的光阴时,一定会有人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十字箴言:
麻将恒久远,幺鸡永流传。
北京的大学教授们在麻将桌前玩“推摸碰和”的小赌,上海的流氓赌棍们,正在忙着运作财源滚滚的大赌。
赌博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巅峰,就是民国时期的上海。在封建社会全面解体,外来文化猛烈冲击的年代,社会道德没有了以前的约束,赌博狂潮愈演愈烈,而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滩,就是赌博滋孽的集中地,这里中西赌场鳞次栉比,土洋赌法琳琅满目,光是传统的赌法,就有:
麻将、牌九、纸牌、花会、铺票、山票、番摊、白鸽、牛栏、顶牛、十位、天九、打鸡、赶羊、三军、侯王、柑票、肉票、啤票、诗韵、通宝、斗鸡、斗狗、斗雀、升官图、状元筹、十点半、十三张、十五糊等。
除此之外,西方的跑马、赛狗、轮盘赌、老虎机等新式赌具,也源源不断涌入上海。帮会流氓,洋行富商,官僚权贵,都在上海滩经营着各类赌窟会馆,数量多达1500家。这里面自然少不了上海滩“三大亨”的场子,他们开设的福煦路181号赌场,就是当年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赌场。
福煦路181号赌场占地60余亩,主要建筑是一幢3层面积巨大的花园洋房,前门是法租界,后门是公共租界。1927年四一二清党后,帮会势力变成上海滩实质性的统治者,势力最大的青帮乘机开办了这家大赌场,张啸林为董事长,黄金荣、杜月笙等为董事,1931年正式开赌,一时车水马龙,赌客云集。
赌场一楼是富丽堂皇的大堂,设有大型轮盘赌台8张,每张赌台光服务人员就有12名;二楼分隔出大小赌室数十间,每间玩法都不同;三楼是休息娱乐会所,备有美酒佳肴,雪茄鸦片,曼妙女郎,一律免费,光鸦片烟泡,每日都要吸掉1500个以上,赌场更是有“四白”原则:白吃、白饮、白吸、白坐,俨然是用免费引流,用骰子变现。
人性被研究到了极致,不怕你不来。军政要员,土豪富绅,名流阔太,对181号趋之若鹜,而上海滩首富盛宣怀家的公子小姐,更是每日必到,每到必赌,每赌必输。
盛家的庞大家业迅速败光,就是拜赌博所赐。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曾经一把牌把北京路黄河路弄堂里的一百多幢房子,整个儿输给了“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卢筱嘉。而另外一位公子张学良,也是赌场常客,不过他首次光顾181号,却是1933年在杜月笙的安排下入住,期间被捆在床上一个月,强制戒掉毒瘾,过程惨烈无比。
在国民政府和租界当局的默许下,赌场日进斗金。租界当局一直依靠赌税,维持修路建桥、建筑维护、巡逻治安等市政开销,一个法租界巡捕房,每个月就能从辖区内赌场抽成5000大洋。相比之下,全球著名的赌城蒙特卡洛(Monte Carlo)在1930年赌博收入525万美元,仅是上海同期赌博营业总额的28%。
在上海以外更广阔的中国,赌博泛滥的程度触目惊心。中国历朝历代都对底层的赌博行为严加管束,尤其是宋元明清时期,但鸦片战争后,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主张“驰赌博之禁,开征赌捐”,将赌税变成筹措赔款的重要方式,加上法制松弛,伦理渐丧,赌博在华夏大地上呈燎原之势,全国仅所谓彩票公司,就多达200多家。
1900年1月,到任两广总督不到10天的李鸿章,就全面放开了广东的赌博行业,用来筹集政府经费。先是规定“闱姓”承包公司每年交赌饷200万两,又以筹集海防经费的名义,规定“番摊”承包公司也要每年交赌饷200万两(闱姓和番摊均为晚清赌博玩法),后来山票、铺票、白鸽票等项目也被政府以特许经营的方式承包了出去。
200万两是什么概念呢,老佛爷以海防捐的名义,筹钱修颐和园,被后人骂了一百多年,总共不过200多万两。在赌禁放开的广东,这不过是一个赌博项目一年上交的承包费而已,可见中国人底层百姓好赌到了何种程度。很快,各省纷纷效仿改革弄潮儿广东省的经验,以“奉旨开赌”为名目,逐渐将赌博公开化和合法化。
到了民国时期,虽然中央政府力倡禁赌,但各省根本不想管,甚至亲自下场,借着救济、国防、惠民等名义开设所谓“彩票公司”,拿到承包权的权贵们大肆敛财,甚至连妓院行业协会也发行彩票,中头彩者可以娶当红头牌为妻。高峰时,武汉一条街上就能有四家彩票公司,密度仅次于很多年后的房产中介连锁。
晚清民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朝廷亲自下海开盘口,老百姓肯定蜂拥而至,拦都拦不住,这种宝贵经验,还能管用很多年。
1948年的冬天,平津和淮海的硝烟正浓,无论是喜欢麻将怡情的教授们,还是经营赌场发财的流氓们,都发现自己必须要面对一场历史大赌。
12月15日,北大建校五十周年庆,此时北平城已被林彪的部队围的水泄不通。在校庆纪念会上,校长胡适发表讲话,此时城外响起激烈的炮声,胡适面色不改,将简短的发言作完,便匆匆赶赴南苑机场,与陈寅恪等一同飞往南京。目睹此番场景的季羡林,做了几句诗:“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
其实挽留和争取胡适的人,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例如他的得意门生吴晗,曾经数次登门拜访,恳求胡适留下;北大哲学系教授郑昕,是胡适的同乡和密友,受地下党所托多次挽留胡适;而胡适夫妇的小儿子胡思杜,也不肯跟父亲上飞机,胡适只能给他留下一箱财物,父子从此诀别。
15日傍晚六点半,胡适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蒋经国傅斯年等人接机。两天后,肖劲光的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攻占了南苑机场,傅作义的部队在东单紧急修了一条南北方向跑道,21日清晨,载有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飞机,从这条狭窄松软的临时跑道上起飞,驶往南京。
据季羡林先生回忆,胡适撤离北平后,恳请南京政府又派了一架飞机,点名要接走他留在北京的几位老朋友。飞机穿过炮火连天的半个中国返回南京,在机场恭候的胡适满怀希望地要同老友会面,然而机舱门打开后,几乎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胡适当场大哭[6]。
12月28号,南京派来接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架飞机驶离北平。挥别故土的,拒绝离去的,都已经完成了对各自命运的押注,买定离手,等待他们的是时间的答案。
南方上海滩的大亨们,抉择的时间要稍晚一些。杜月笙决意奔赴香港,而与他合开181号赌场的黄金荣,不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选择留在上海。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宝树云号客轮,顺着黄浦江,驶出吴淞口,26天之后,陈毅的三野九兵团攻入上海市区,夜间睡满了南京路。
《罗曼蒂克消亡史》结尾,削瘦的陆先生离开上海,在香港海关入境处,缓缓地摘下了自己的毡帽:一个时代在他背后消亡。
胡适于1962年在台湾去世,他死前并不知道儿子胡思杜早在1957年就在反右中自杀,更加不知道其他留下的朋友们的命运:在胡适梅贻琦离开后,以副军代表身份接管清华北大的吴晗,生命于1969年10月终结,死前头发被拔光,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妻子和女儿也相继随他西去。
在吴晗去世的同一个月,曾经与胡适一起离京的陈寅恪先生(后来选择留在广州岭南大学),在遭尽折磨后溘然长逝,临终遗言“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而拒绝登上南下飞机的学生兼同事饶毓泰先生(北大物理系主任,杨振宁、李政道老师的老师),则在1968年悬梁了断余生。
同样婉拒胡适邀请,坚决不飞南京的,还有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这位与王国维齐名的国宝级史学家,在1949年5月发表了《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信中指责胡适“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规劝他“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1966年后,陈垣虽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但在周总理的保护下得以善终。
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选出的81位院士中,59位选择留陆,13位选择赴美,9位选择赴台,他们的结局往往迥异。
麻将牌技很差的胡适,在这次以命运做赌注的选择中,并没有多少犹豫。1918年,他在北大图书馆遇到一位湘潭口音的湖南青年;1920年,他与其他三位教授,为北大同事、也是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登报募捐葬礼费用;1948年,他在周围一片挽留声中,毫不回头地登上了那架南下的飞机。
时代大潮面前,能独善其身的始终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无论是鸿儒大家还是贩夫走卒,命运都如风吹飘絮,雨打浮萍。
这种对命运浮沉的无力感,又恰巧能够回答类似胡适在1930年《麻将》一文中里的这类疑问:为何中国人荒时废日地热衷麻将?为何表面中庸的中国人骨子却好赌成性?
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歌舞升平的昌隆盛世,还是江山飘摇的混乱年代,中国人都很难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内有礼教约束,外有君王威严,朝堂的一纸敕令,牺牲掉就是百万、千万甚至一整代人。这种命运不由己的恐慌,无处释放时便是焦虑,有处释放时便是赌性。
在麻将桌前,中国人往往能体会到别样的感觉:随心所欲的解脱,把握命运的自由,较智伐谋的过程,大杀三方的快感。被儒家法家压抑的个性,在牌桌前可以汪洋恣肆。现实中恐怕只有万万人之上的那位才能享此待遇,难怪李敖总结道:“也许正因为中国人不能人人做皇帝,所以麻将才那么盛行。[1]”
但这种虚假的快感,带来的却是无穷的灾难。全天下的赌博都是十赌九输,轻者伤财销金,重者倾家荡产。1949年后,大陆以高强度的经济和社会管控手段,将民间的赌博沉珂尽数铲除,甚至连麻将都销声匿迹。改开后虽然娱乐消遣被重新解禁,但对赌博的查禁却从未放松。
这并没有阻挡住好赌的中国人,善于取巧的他们,把一切可以下注的地方,都改造成了能发财的场子。
上海解放后,位于福煦路181号的大赌场早改头换面,门口的这条以协约国元帅命名的马路,被这座城市的新主人改成了充满革命色彩的延安中路,而这座曾经可以白吃白喝白吸的花园洋楼,也变成一家人均消费五百的本帮菜馆,茶水收费,停车要钱。
沿着门口车流如梭的延安中路向东驶去,不久便可抵达黄浦江畔,在对岸陆家嘴恢宏的建筑群中,一栋外面是银白色的钢筋骨架、中间却是四方镂空的大厦依稀可辨。有人说这栋建筑像凯旋门,但更多人觉得它像一枚被网兜套住的方形铜钱,这便是上海证券交易所。
旧场子关了,新场子出门右转6公里,公交半小时,驾车一刻钟。
大陆在年期间,大赌小赌都几乎完全销声匿迹。但那种“命不由己”的恐慌,却并没有削减丝毫半分,反而在建国后一场场的运动中,进一步浸透中国人的灵魂与骨血之中。工农业剪刀差下的农民,十年浩劫里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里的知青,国企改革中的下岗工人,他们感触最深。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骨子里的赌性,一旦宣泄,便是喷涌的火山。精明的友邻嗅到了这股澎湃的赌欲,朝鲜的罗先市、缅甸的迈扎央,韩国的济州岛,俄罗斯的阿穆尔,围着中国开了一溜儿赌场,甚至有媒体戏称“赌场围剿中国”。而近水楼台的澳门,2017年的博彩收入已经接近拉斯维加斯的5倍(332亿美元 vs. 71亿美元)。
但是出境毕竟繁琐,寻找到市井平民也能参与的玩法,才是群众们的当务之急。早在民国时代,流氓赌棍们在设计一种新式赌博方法时,就总结出一套经验,即就是好的赌法,通常必须具备四个特点:
一是赌注门槛不高,普通人也能上车,能够借钱加杠杆更好;
二是玩法简单易懂,但又透着专业性,好让赌徒觉得通过钻研,就可以战胜庄家和其他赌客;
三是要有造富效应,派彩的赔数高,让穷人有一夕致富的希望;
四是表面上要非常公平,赌客输了只怪自己运气不好或技不如人,下次照来不误。
用这套方法论来设计赌场,在当前已经是不可能了,但聪明的中国人民反其道而行之:把所有满足这四个特点的场子,都变成了赌场。
在股市,他们把用来给实体企业融资的交易所,变成了全球散户最多、换手率最高、韭菜最茂盛的沃土;
在楼市,他们跟央行对赌货币政策,在一轮轮调控中把战火从北上广烧到全国;
在币圈,他们创造了全球90%的交易量,各种山寨币空气币传销币数不胜数。
围观的群众,不会诘难这些发财或失意的赌徒,只会问:下次能否带上我?
中国人这些年笃信的一句话,叫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读书”。“命”既然无法自己掌控,那就得靠“运”让自己翻身看,至于积德和读书这两个选项,只能暂时靠边站。当阶级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小时,孤注一掷试一试运气,就成了全民的精神寄托。
王首富曾说过:富贵险中求,清华北大都不如胆子大。这些年咸鱼翻身的所有姿势,都在这句话里。
2018年6月,来自湖南农村的证券经纪人彭云,因为炒股亏损欠债40万,选择在深圳的一间出租屋里烧炭自杀,年仅29岁;一个月后,一位身价比彭云高不知道多少倍的中年人,在风景秀丽的法国,面对一堵矮墙没收住脚,“意外跌落,重伤身亡”。
十赌九输,古人诚不我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赌输了都得一键清零。
笔者以前曾写过一句话:“赌国运成功的人,有曾被亏待过吗?”但这句话没有谈到的,是那些赌国运不成功的人。对那些首富大鳄们来说,眼前那堵矮矮的墙,似乎可以赌一把轻易地跳上去,来欣赏到别人见识不到的美景,但如果没控制好力度和姿势,迎接他们的就是墙那头的万丈深渊。
而对于整日焦虑的中产来说,他们炒股炒房炒p2p,看起来是赌博,本质上却是绝望。他们最恐怖的事情就是:那辆时代的列车已经拉响汽笛,车轮开始缓缓滚动,自己却连一个站票都没买到,如果不疯狂抓住一切机会奋力一跃,又能如何?
1992年8月,120万人拿着370万张身份证涌入深圳,疯抢新股认购证;1993年2月,疯狂的炒家涌入海南炒房炒地,600多万人口的海南省一度有2万家地产公司;2007年8月,追赶牛市的人群在券商营业部前排起了长队,而在几年之后,他们又把队伍转移到了售楼处和民政局前。
这一幕幕的疯狂和绝望,拼出了国人赌性所滋养出的全部图景:底层赌命,中产赌财,富豪赌国。中国投机史里所有的崛起与毁灭,都在这十二个字中出没。
参考资料:
[1].《中华大赌特赌史》,李敖,1979年
[2].《中国近代赌博史》,戈春源,2005年
[3].《上海赌博与禁赌》,刘光明,2012年
[4]. 毛泽东爱打麻将,人民网,2014年
[5]. 邓小平打桥牌趣事多,人民网,2017年
[6].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季羡林,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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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满清政府和人民忙着揪奸臣查败将,落实责任追究罪名。
北洋舰队,军机大臣,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红脸白脸,审判鉴定,非常热闹。
仿佛失败的只是这一小撮不会打仗的卖国贼,或者肯定是因为出了奸臣叛徒,如果都是邓世昌我们就打赢了,人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做的更好,毕竟船坚炮利,海军硬实力远胜日本啊。
丢人现眼兵败辱国的就是那些水兵和军官,还有朝中卖国贼,失败的不是我大清帝国,至少不是”我”,我肯定是既爱国又忠勇的。
可是在全世界眼里,失败的就是中国。不分忠烈奸佞,不分正确错误,不分昏聩英明,不管英勇懦弱,只要是中国人,就都是输家。
是中国输了,不是北洋舰队输。问题并不仅仅出在“敌人”“卖国贼”身上……
而这样的情节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就周而复始循环播放,甲午之前在放,甲午之后还在放,一直放到今天。
中国经济每一年都是十字路口,每一年都是有史以来最关键的一年。
2018年,伴随着风声鹤唳的贸易战、违约潮。于是中国经济又开始了抓“坏人”重磅戏码。
就是,一定要把拖累中国经济的“逆贼”给逮出来,最好能五花大绑,一定要乱棍打死。
提到危害国家经济的,大部分脱口而出的,就是房地产。
没错就是高房价,高房价害的我们苦不堪言:
做实体成本太高,都是给房东打工;
钱无法流入实体经济;
负债和贷款,抑制消费;
高房价,年轻人哪还有什么梦想。
你说这经济能好么?房价的暴涨,就是中国经济的最大恶贼,是万恶之源。快打死它,只要房价跌了,经济就一定会好转的。
敌人们找到了,就等着抓人。说,你们为什么要拉高房价,说,你们为什么要让我们过得这么苦。
房地产商也苦不堪言:大哥别开枪,自己人。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经过多年与敌人的斗争,也抓出了幕后真凶:原来房地产商也是无辜的,凶手另有其人。
上面这张图告诉群众,维护资金链是开发商的核心内容。
从拿地、在建、再到销售过程,都是在做资金的闪转腾挪。越大的开发商,项目越多,获得的收益就要源源不断地投入到购买土地的过程中,后期的资金链就会越紧,出不得任何问题。开发商的一举一动都需要银行提供资金支持。
人们才发现,银行,才是背后的资金支持者。
银行,才是最大的房东。
当有人指出银行业大吸血后,银行人紧张得不行:我,我就是赚息差的,可担不起这么大的罪名。
于是精明的银行人主动一跪,发挥专业精神:别开枪,我也是自己人。
他们供出了背后更大凶手:
是放水拉高的房价,房价都是放水放出来的。
这还得了,反了天了!原来这一切,都是央妈搞出来的。简直罪大恶极。
人民群众受不了,人民群众不乐意:说,为什么你要放水,为什么你要这么搞?
这时候围观群众里又有高人,揪出了更大的老虎:
他们是为了还地方债;
他们是想人为的刺激经济,毒瘾难戒。
这下好了,人们终于明白,原来一切都是因为这,就像甲午战争后,人们得知有人贪污军饷一番。
打死它,快点,打死它。说,国家这么难,每年都举步维艰,你们怎么还好意思发地方债,怎么还好意思刺激经济。
跪在地上的敌人们,大气不敢喘一个。但心里那个委屈啊:
“咱这这么穷,不发地方债路谁修?桥谁建?地铁要不要?你们的生意怎么走出去?客人怎么走进来?”
“为什么要刺激经济?经济要是好,你们要是给力点,用得着刺激么?”
围观的群众里有人继续喊打喊杀。反了天了,敢质问人民群众?不行,你们这帮恶贼必须死!
有些群众被敌人们的狡猾震惊了,陷入了沉思,原来这一切,是个死循环。
搞来搞去,这一切都是个死胡同。
另一条死胡同
但群众的斗争意志岂能被几个反贼消灭,不行,必须砸碎高房价这条锁链。人民群众身上不允许有新的大山。
于是聪明的群众,开始积极探索降房价的妙招。
但历史经验放在那,全世界让房价硬着陆的国家,并没有都过上好日子,一蹶不振的多。
就像成人觉得长大残忍,幻想回到小时候。结果试仙丹品妙酒,终于如愿以偿,但不过一个轮回,到头来还得把过去的苦难再经历一遍。
从来没有什么不破不立,更多的是破了也立不起来。
不行,我们得会反思,我们要研究。
这究竟是为什么?抓住贪污犯,找出贪污的原因,才能杜绝。
不得不说,群众就是有智慧:
原来,房价绑架了银行,绑架了企业。
如果房价大面积下跌,第一个慌得是银行行长。
面对抵押物价格的下跌和贷款可能还不出来的企业,银行行长的第一反应是马上去催缴抵押款,收紧贷款,收旧贷款,不给新贷款。
这样做直接效应是部分企业马上资不抵债,破产。
收紧企业银根的连锁反应是,涉及各行各业的投资会进一步深度下行。
老板们都开始补齐抵押贷款了,哪还有钱给员工发工资?哪还有心情搞扩张。于是开始裁员,这还得了,失业率上来了,可是有麻烦的。
人民群众在对高房价喊打喊杀声中,反而面临着失业的尴尬处境。
于是政府坐不住了,怎么回事?怎么能让人民群众失业?你们这帮企业家,能不能流着道德的血液?
不行,不能辞退工人!说,你们有什么困难?政府帮忙,大家一起解决嘛。
企业家们指了指房价。
Duang,政府出手救房价。
人民群众蒙圈了,我们辛辛苦苦干掉了房价,怎么又给救起来了呢?敌人呢?敌人消灭了么?
这又是条死循环。
不行,一定有猫腻,凭什么就咱中国的房价跌不得,你看人家美国,照样跌。不照样好好的,咱就学美国嘛。
就是,终于有人给大家指了条明路,点塔千层,不如暗灯一处。群众里还是有高人啊。
经过多年研究,终于发现,高房价之所以绑定中国,全都是因为这个:
咱中国的企业融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银行贷款,肯定需要抵押物,也就是房子。
再来看看老美的,都是来自于股权融资。
难怪了,怪不得中国房价不敢跌,美国股市不敢跌。原来都是绑架着企业的。
好,问题找到了,咱就解决吧。我们不怕苦不怕累,只要中国经济有出路,一定要解决啊!
你确定么?当然确定!只要能干掉高房价,就撒手去干吧。
于是,中国开始了改造资本市场运动:拼命发新股,不惜引进大体量独角兽回归。
试图改造中国的融资模式。让企业彻底从房地产里解脱出来。
但到了真动刀的时候,群众里又发生了分歧:
“凭什么让他们回来,为什么让他们割韭菜?”
“我亏这么多钱,你们怎么能乱来?”
“股市这么跌,你让我们怎么乐观?”
群众里不时传出谩骂声,它们又开始探讨抓出新的逆贼,谁把股市搞这么低的?谁让我们亏钱的?
深明大义的股民老张坐在电脑前,4块大屏轮番滚动,红绿交错的K线图上下翻飞。
然并卵,账户里亏损的数字不断提醒他,我这是在为国家经济转型做贡献。老泪纵横。
旁边早就麻木的媳妇,一边看世界杯,一边不耐烦的唠叨着:“是球不好看?还是游戏不好玩?为什么还去炒股?”
哎,又TM一条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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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好像并不是很遥远,但是我们站在2018年的5月份回望2008年的5月份,你会发觉很多事情的变化是我们10年前根本难以想象的。
比如10年前没有智能手机,乔布斯还活着,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手机公司是谁?诺基亚,今天它已经倒闭了,倒闭的时候全球总裁在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倒闭了,我们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做错,但是我们今天就倒闭了。”
10年前没有微信,甚至10年前没有微博,10年前没有天猫,10年前没有小米,10年前没有共享单车,10年前没有今日头条,没有滴滴打车,没有美团大众点评,10年前京东的销售额是10亿人民币,去年1000 亿,10年涨了100 倍,10年前这些东西都没有。
10年里面中国发生了特别多的数据变化
经济总量增长2.5倍
中国人民币规模总量增长3.25倍
外汇储备增长1.5倍
汽车销量增长3倍
电子商务在社会零售总额占比增长13倍
世界500强中国公司从33家增加到115家
高铁里程增长183倍
城市化率提高了12个百分点
北京十亿美元富豪数超过纽约
深圳房价涨了4.7倍
阿里和腾讯交替成为亚洲最大市值公司
我们看到的这些变化,有些是线性的,有些是非线性的。但是,每个企业在过去的10年、20年里面,没有一个企业跟这个国家是一帆风顺的。过去的10年里面,一些能够走到今天的伟大企业,比如阿里和腾讯,都是因为他们不断自我突破和变革。
中国制造黄金10年,1998年到2008年,2008中国外贸出去,08年跌了24%,09年跌了16%,然后开始稳定。所以阿里B2B部门上市的时候,刚刚是中国制造业由黄金10年走向衰落的拐点时刻,你就是一个天神你都没有办法逆转变革的趋势。
在过去的10年里,如果没有天猫,如果没有蚂蚁金服,如果没有余额宝,如果没有菜鸟网络,甚至没有现在马云提出的新零售,阿里会走到今天吗?每家企业都是一个死去活来的过程。
没有所谓的传统行业,也没有所谓的新兴行业,有的是你能不能跟上这个时代变革的步伐,不断进行自我革命。
马老师能够走到今天,除了长相没有变以外,其他都变了。所以他要做102年企业,你不知道他要翻多少次烧饼,要完成多少次自杀,他不可能用1999年的战略走到2008年,他也不能用2008年的战略走到2018年,所以他不可能用2018年的战略走到2028年,这就是人不断自我迭代的过程。
中国企业变革的四个周期
我是做企业研究的,我研究中国企业变革。如果长期来看,今天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人人都在纪念40年,今天在座的每个人都是这40年经济改革的获益者,或者中国绝大多数的公民都是这一轮改革的获益者。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40年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个政策逻辑所产生的结果,有几次巨大的迭代,长期性的迭代,而且政策周期是10年左右发生一次变化。
第一个周期是1978年到1992年,这是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那时候的改革有一个主题,四个字,叫做“允许乱搞”,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是自下而上蓬勃发展的改革。
2003年到2012年的10年里中国经济出现了外延式的发展,最大的表现是货币不断地放宽。政府依赖于土地财政,重工业、房地产行业成为了巨大获利者的过程,因为资源性行业和土地成为了货币量化最大的承载。
接下来的10年里面,站在2018年来看,这三四十年我们所熟悉的环境和要素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
第一,全球化的停滞,“中国制造黄金十年”终结。
1978年以后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了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中国通过廉价的劳动力、低廉的优惠政策,形成制造业巨大的洼地优势,把全世界的产能吸引到了中国。我们用时间换空间,把生产出来最便宜的东西卖到各个国家。
但是现在,很多工厂搬到了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中国的成本优势结束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全球化的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终结了。2008年到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几乎为零,制造业需要重新想象。
第二,成本提高+电商冲击,传统产业大规模洗牌。
当全球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天崩了,地也裂了,在本土市场里面,我们看到了电商对制造业巨大的冲击,渠道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制造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被非常血腥地切掉了。
第三,中产阶级崛起,“价廉物美”模式崩溃。
2009年,我们访问了当时20多位企业家,他们都在中国做企业至少二十年,从这次访问中,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本土企业家面对市场的创新不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时候的消费者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你的创新买单。但是今天,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人们开始愿意为创新、为好的产品买单了。
第四,移动互联网,制造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的结构性破坏。
我在2005年做过一个判断,未来十年内,中国传统制造业80%的企业都会被淘汰掉,今天我还坚定地认为,未来很大一部分的制造业企业会离开这个市场。就像当年的马云,如果不进行自我突破,走不到2008年。今天仍然是巨大变化的时代,制造业、服务业和金融业发生了结构性破坏。
中国产业变革进入下半场
在过去几年里到底是什么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一定还没有结束,它是正在进行时。
第一,媒体突变,从单向传播到社交化传播。
1995年我就在南方都市报开专栏,当年每一篇稿子我都写得特别认真,收到了很多的读者来信。到了2014年我仍然非常勤奋地写每一篇稿子,但是我收到的信越来越少,我的读者都去哪里了呢?后来我发现他们都去朋友圈了。
所以在2014年的5月份,我对所有开专栏的媒体说,从5月8号开始我不能给你们写专栏了,我要给自己写专栏,后来就有了吴晓波频道。
英国历史学家柏林认为有两种传播模型,一种叫积极自由,你可以在广场上任意表达你的观点,另一种叫消极自由,你有表达的权利,也有离开的权利。
在互联网来之前,或者在微信来之前,中国市场没有消极自由的权利,但是今天你可以拒绝传播,哪怕在广场上天天对你洗脑,你也可以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拒绝接受。
第二,受众突变,大众消失、圈层出现。
今天,无论你卖什么产品,冰箱、空调、洗衣机……在中国都已经没有统一市场,每个人都活在不同的圈层中。这时候“市场”实际已经不存在了,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年龄、审美、收入、区域特征去选择不同的品牌。所以,几乎所有的行业品牌都在彻底细分化。
你只要找到喜欢你这个产品的人,你就能做出一家非常好的企业,商品创新的空间十分巨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仍然是一个创新的国家。
第三,渠道突变,金字塔的分销模式瓦解,社交、快递崛起。
2002年我写娃哈哈的时候,它的产销第一次超过可口可乐,当时宗先生做对了两件事情,首先,他在中国做一瓶水,定价一块钱,能够卖到全国、全世界;其次,他把水卖出去以后还能把钱再收回来。
当时我们就发现,在中国地区卖货能够赚到钱,不是靠“脑袋”往前冲,而是“腰”往前的人,“腰”指的就是全国金字塔的分销体系建设。但是今天娃哈哈已经衰落了,营收从上年的600亿到现在的400亿,原因就在于分销体系的衰落。
另外,社交成了一个看不见的渠道,去年快速崛起了两家社交电商公司,一家叫拼多多,另一家是杭州的云集微店。
还有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快递,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中国景象。中国每天有多少人在马路上送快递?答案是1400万,平均100个中国人就有1个是快递小哥。
天猫最近在跟服装品牌做一个实验,你在天猫下单,原来是购物信息下到仓库,现在是直接把信息送到你附近的专卖店,再由专卖店把衣服送到你的手里。
第四,审美突变,从欧美流到中国风。
很长时间里我们面对欧美人有一种自卑感,我们的技术从西方来的,我们的社会从西方来的,我们的商业模式从西方来的。
我们的审美也是从西方来的,美国人看什么我们看什么,美国人吃什么我们吃什么,美国人住什么我们住什么。而当我们开始崛起的时候,我们开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
有没有钱和有没有意识是两回事,当中产阶级自我意识开始崛起的时候,就有人会为东方审美的元素来买单。
第五,主流突变,从感性人群到新中产人群。
当中产阶级在中国集体出现,今天的消费者进入到理性市场。如果你有一个产品到了中国地区没有卖掉,只能有这么两个原因,第一你没有讲清楚,第二你没有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2018,重新定义企业的核心能力
回到企业本身,我们要重新定义企业的核心能力,这包括哪些能力?
第一,重新想象产品力。
2015年我写完《去日本买一只马桶盖》这篇文章以后,马桶盖市场由此从30多亿的市场容量,变成今天两三百亿的市场容量,根据一个行业的发展,一定会发生一件事情——价格大战,但今天在马桶盖市场没有发生?
因为在中国买马桶盖的都是中国的新中产家庭,仅仅靠价格战无法说服他们,他们认品牌、认品质。
其次是因为马桶盖自身在迭代。去年6月份松下出了一款马桶盖,你起来的时候会告诉你,血压、血糖、血脂……很多数据。一个简单的产品在不断地迭代,就能逃脱价格竞争的死亡陷阱。
这个景象不仅发生在马桶盖身上,也几乎发生在全中国所有的行业,再拿一个最简单的产品举例——衬衫。
一件小小的衬衫,在三四十年里完成了几次进化。最早的进化是在1984年,从步鑫生的工厂开始,中国企业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计件制改革,在这之前,所有的工厂都是计时的。
到了1996年,衬衫都长得差不多,雅戈尔做了一款“HP棉免熨衬衫”,日销一万件。2007年出现了PPG、凡客,他们通过互联网的方式,也做到了一天卖一万件,他们的低成本获客模式到今天还有企业在用。
十年以后衬衫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革,就是通过互联网获客,线下量体服务,解决了网购质量很难把握的问题。
今年上半年,我又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找到了一家大数据公司作分析,开始做线上量体。创业不到半年,成了过去12个月里中国卖衬衫最快的企业,一天卖3000件衬衫。
同时我们还在美国看到一款“纳米衬衫”,它会告诉你消耗了多少卡路里、心跳最快是什么时候,这件纳米衬衫通过数据告诉你身体的健康状况。
当衬衫变成纳米材料的时候,我们还能把它叫做传统行业吗?所以第一件事是要重新想象所有的产品。我认为今天的中国没有所谓的高科技企业,没有所谓的传统和新兴。
第二,重新思考“城墙”与“护城河”。
“城墙”是你的核心技术,当你有核心技术的时候,你的核心技术有没有不断地迭代和创新?腾讯这家企业和别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迭代快。
“护城河”指的是你怎么抵抗敌人的袭击,这主要靠两点,第一消费者关系,第二资本梯级护卫。对资本的灵活运用,从融资开始到投资,在今天都变得非常重要。
我见过很多大型企业,董事长基本上坐在顶楼,有的人很可怜,一个人享受一层楼,董事长成了全世界最孤独的人。但是你坐得越高,对底层就越不了解,而所有的变革都是在底层发生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要么把组织全部进行解构,要么通过投资的方式,不断去投赛道,形成梯级护卫。现在很多公司设立了产业基金,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今天企业投资做得最大的是阿里巴巴和腾讯,他们也怕,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抖音,什么时候出现快手,因为马云和马化腾也都站得很高。
第三,重新构建组织生态。
今天所有企业面临的挑战都发生在公司围墙之内,没有一个敌人可以杀死你,除非你已经缺乏抵抗能力。因此,我们在组织上要进行组织的自我革命。
张瑞敏过去4年干得最牛的事情,就是重建了海尔的组织生态。在海尔,员工的公司名片都是没有职位的,在海尔的新组织模型当中,只有三个层级,就是平台主、小微主和创客。
未来所有的企业都会形成蜂窝式的组织,任何一个小蜂窝的死亡都不意味着死亡,但同时整个组织又在不断地裂变。而在蜂窝的下面会有一个底板,这是公司的价值观、资本和人才,在底板之上,各自为战,失控成长。
并且,你要坚定执行三新原则——新团队、新治理、新资本,决定方向的最好是85后,不要用大公司的结构去治理小团队,一定要形成资本关系,让新团队形成新的动力。
我写《腾讯传》最大的感慨是,过去二十年影响腾讯命运的产品,QQ、QQ空间、微信,没有一个是决策者的创意,都是公司下面的人做出来的。腾讯也正是因为有蜂窝式的能力,所以内生性的创新才能够源源不断。
今天的企业家一定要充分地信任年轻人,一定要通过价格和资本的模式,给到年轻人机会,我们企业家一定要意识到我们老了。
第四,企投型公司的出现。
2011年的3Q大战是腾讯最困难的时候,马化腾意识到企业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当时腾讯有一次开会,马化腾给每人发了一张纸,“你们在腾讯干了很多年,腾讯有什么核心竞争能力,每人写两条。”最终,腾讯的核心能力定下来,第一流量,第二资本。
前天腾讯发布说要封锁所有视频网站,背后的原因就是动了流量这个维持腾讯帝国最根本的东西,它要聚集更多的流量,要到外面抢流量,绝对不能让你分流量。
至于流量怎么变现,原来腾讯是卖QQ空间的广告、网络游戏,但是流量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现能力就是资本,所以腾讯一直在拿流量和资本进行变现。
下个月雷军要在香港上市,大家讨论说这家公司是600亿美金,还是1000亿美金,其实小米手机300亿美金都很勉强,但是小米手机加上顺为资本,再加上小米生态链,这样的资本架构模式全世界没有第二家,所以就非常值钱,因为它创造了一种新的企业存在的模式。
马化腾和雷军都是典型的企投家,他们是“企业家+投资家”的新物种,具有两栖型特征。企投家是一个未来90%的企业家都要进化的方向,这必将成为一个全新的企业家范式。
下一个十年,会发生什么?
最后再分享一些对未来的看法——下一个十年,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一、养老行业成为中国第一行业。
中国经济总量逼近美国,中国的城市化人口达到9.4亿,70%的人变成城市人,中国的老龄化人口超过30%,所以10年后中国最大的产业一定不是房地产行业,而是养老行业,养老行业会成为中国第一大行业。
60、70后,我们在座的各位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净值群体,我们会买掉全世界所有好的服务。货币增发加剧资产泡沫化程度,也就是你现在的钱如果不通过增值的方式,10年后很可能变得不值钱,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或者极可能发生的事情。
二、奇点时刻临近:机器人智力逼近人脑。
最近有一部美剧叫做《西部世界》,剧中人和机器人面目全非,无法分辨,机器人本身都不知道自己是机器人。如果未来“奇点”,那个时间到来的时候,人的伦理、人对自我能力的理解将发生怎样的变革?
未来10年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就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很多能力,在10年后不再是能力。
我前两天有一个医生朋友到美国麻省的医学院去看,回来以后他跟他的院长说,未来医院的放射科5年到10年内会消失,为什么?
因为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看到一件事情,医生戴了一个AR眼睛,不需要任何的扫描,直接把你的淋巴结全部扫描完成。
美国现在的无人驾驶汽车一直没办法上路,一直无法立法通过,什么原因?两个原因:第一,一辆汽车正在开,一边是悬崖,一边是一个妈妈带着小孩;如果是人的话会选择避让,人就掉到悬崖;如果是无人驾驶汽车,一定会直接撞过去。那么,这是车杀了孩子还是你杀了孩子?
第二:无人驾驶汽车一旦被立法上路的话,第一批被改变的不是家庭轿车,而是运货车。美国货车司机300万人,中国800万,美国司机工会是全北美除了钢铁工人工会以外的第二大势力工会,你敢得罪那300万人吗?
这些技术变革,一方面面临伦理问题,另一方面面临到社会问题。所以未来10年一定是比刚刚过往的10年更精彩的10年。
三、中心化的互联网会消失:万物联网时代到来。
最近区块链很火,如果你在2008年买了一个比特币,如果1元买比特币,最高涨到2万,1元涨到2万,现在大概是8000多,US出来了又涨回去了,所以过去10年赚钱最多的不是买腾讯的股票,是买比特币。
未来10年里,今天这样中心化的互联网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在某个时间点,被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思维所迭代和革命,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四、新能源革命,石油时代会终结。中东有一天可能又会变成骆驼统治的地区。
五、创业革命,70%的现有品牌会消失。
最后在结束之际,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汤因比的这段话,这是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研究了人类29个文明兴衰可能性得出的结论。
他说:一个文明怎么能够延续几百年、上千年?“对一次挑战做出了成功应战的创造性的少数人,必须经过一种精神上的重生,方能使自己有资格应对下一次、再下一次的挑战!”希望我们一起能够经受时代和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下一次和再下一次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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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7月10日)下午,福建宁德市出台了楼市新政,其中关于限价的政策颇为引人注目。
这份文件的名称是“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区房地产市场精准调控的实施意见(宁建综〔2018〕34号)”,其中对于中心城区房价做了非常详细、精准的规定:
总体目标。中心城区新建商品住房均价在2018年1月份水平(8882元/平方米)的基础上,每年涨幅控制在6%以内,普通高层住宅(毛坯)预售均价实行最高限价,最高控制在11000元/平方米以内,控价目标由宁德市人民政府每年公布一次。
片区目标。按照“总体有目标、片区有控价、调控有手段”的要求,中心城区结合城市行政区划、功能空间分布、区域住房供需状况等实际,以各土地级别和商品房网签均价为依据,划分4个调控片区,参考中心城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银行贷款利率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等因素,年涨幅控制在6%以内,2018年下半年涨幅控制在3%以内。合理确定片区的地价、房价及车位控价目标。
上图就是宁德市“四类片区”商品房的控制目标价(涨幅不超过6%是指相比“今年年初价格”,表格第三栏为“过去一年均价”)。
由此可见,宁德的限价不仅精准到了幅度,还划分了片区,每个片区都有自己的限价。
至于6%的来历,官方文件的解释是:“参考中心城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银行贷款利率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等因素”。
目前全国的CPI(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为1.9%,宁德应该也差不多;房贷基准利率是4.9%,如果上浮10%就是5.39%;至于城镇居民收入,2017年宁德市扣除物价的增长幅度是7.8%(全国是7.3%)。
由此可见,6%的涨幅确定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则:超过CPI,略微超过房贷利率(或持平),但低于居民收入增长幅度。
或许读者会说:这仅仅是福建一个地级市的规定,有讨论的价值吗?
其实,6%的年度房价涨幅,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就在今年7月1日,昆明出台的“关于进一步稳定商品住房市场有关问题的通知”里,也做出了同样的规定(见下图)。
一个是西南地区的省会城市,一个是东南地区的地级市,不约而同在2018年7月出台政策,每年只准房价上涨6%,这绝对不是巧合。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城市,公布6%的调控目标。
事实上,目前很多城市的房贷利率已经上浮30%到40%(比如惠州),相当于年利率6.37%到6.86%,显著高于6%。在这种情况下,买房还能保值吗?
其实,年涨幅6%和利率6%完全是两个概念。对于房价来说,年涨6%带有“复利(利滚利)性质”,而按揭利率则没有。所以,时间会带来神奇的效果。
下面我们计算一下:
假设一套300万元的房子,购房者首付90万元,贷款210万元,贷款年限30年,贷款年利率6%(相当于基准利率上浮22%)。
1、购房成本
本金90万元。贷款部分(210万)按照30年、6%的年利率,总还款是453.26万元。总共支付款项是:90+453.26=543.26万元。
2、三十年后房屋价值
假设房子每年只准上涨6%,30年则相当于1.06的30次方乘以300万的原值。假设30年后,房屋因为老化需要打7折。这样可以计算出来,房屋到时候的价值是:1206万元。
当然,30年后这套房子还有旧改、棚改的可能。如果房子在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采取原地安置、套内面积1:1补偿的方式,其价值不仅不会打折,还会上升。即便按照不打折、不溢价计算,也将达到1723万元。
可见,即便存在每年上涨幅度的限价,但只要限价幅度的制定原则是:略高于房贷利率(或持平),略低于居民收入增长,显著高于CPI。那么,长线持有“有人口增量的城市”的房产,是完全可以达到抗通胀的目标的。
或许有读者会问:每年才让涨6%,这不只比银行理财多一点点嘛,比信托低一大截(大额可达8%或以上),我去买信托产品,不是回报更多?
买金融产品当然回报率看起来更高,但风险也更高。在央行打破刚性兑付的情况下,各种理财的风险都在上升。民间借贷回报率更高,你敢去参与吗?一旦违约,就是血本无归。而房子一般不会,因为位置、配套(比如有无地铁、学位如何)都是确定的,其附属价值是透明的。而且在年涨6%之外,还可以自用,或者出租获得更多回报。
所以,在有显著人口增量的、高级别城市、相对好的位置购买住宅,显然是更安全的投资方式。
另外,6%的上涨幅度,也让我们看到了政府调控楼市的底牌:慢牛是获支持的,大涨大跌都是不允许的。
为什么要每年给6%的涨幅,而不是长期控制价格不涨?因为不允许价格上涨,事实上就是持续降价(目前CPI为1.9%),这会影响买房欲望,也让开发商没有建房的欲望。这样,整个经济就停滞下来了。短期让房价不涨是可以的,长期控制,就带来一系列负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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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无价,这根本就是一句逻辑上彻底矛盾的话
有钱也用不上的药
在看《我不是药神》之前,下面这个《纽约时报》报道过的事件,可能更有助于你理解“药”这种特殊的商品。
非洲有一种奇怪的致命传染疾病,叫“昏睡病”,患者中枢神经受感染后,会导致精神错乱、突发昏迷,它威胁着数百万人口的生命。
幸运的是,一家制药公司的研发团队在寻找抗癌药时,无意之中发现了一种叫“依氟鸟氨酸”的治疗“昏睡病”的特效成份,后来被非洲人誉为“复活之药”。
不幸的是,这种治疗方法漫长而昂贵,除了少数有钱人,大部分穷人都用不起。
可更不幸的是,这种特效药的命运比其他昂贵的特效药更惨。因为“昏睡病”只发生在最贫穷的非洲地区,生病的人虽多,“需求量”却很少,持有专利的原药生产商干脆停止了生产。
这回连少数有钱人也用不上药了,大家一起完蛋。
有药不生产,眼睁睁地看着怪病威胁着几百万人的生命,很多慈善机构都发出了恢复药品生产的呼吁。
制药厂先是置之不理——让我恢复生产,生产出来我卖给谁去?可很快,他们突然宣布恢复这种关键原药成分的生产。
是厂家大发慈悲吗?你想太多了。转机发生,是因为又有研究机构发现了这种成分的另一个用处——可以加入护肤品中,控制女性脸部的毛发生长,这可是几百亿的大市场啊。
当然,原料生产是恢复了,但药品会不会生产,非洲人是不是买得起,这仍然是个未知数。
“昏睡病”不是什么特例,像疟疾、黑热病和肺结核一类贫穷国家的常见疾病,药物研发的投入,别说比不上糖尿病、心脏病一类富贵病,也比不上脱发、减肥一类不算病的病、甚至比不上宠物抗抑郁药。
《我不是药神》中的“格列宁”的原型“抗癌神药格列卫”,把活不了多久的白血病变成了一种可以靠药买命的慢性病,所以有人这么形容“格列卫”:
它就是吸毒,钱什么时候花光,人什么时候走。
不过对比一下“昏睡病”的遭遇,白血病人还是应该感到庆幸——如果不是有钱的欧美人也得白血病,可以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格列卫”这种药。
所以电影直接把所有的过错推到了药厂身上,避开了一个无比复杂的雷区,让电影能上映。
但作为一个看电影的人,我们还是要想一想,真的是因为商家太黑心吗?
药价高的道理在哪儿?
《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的背景是“药品专利”与“穷人的生命权”哪一个更重要的商业伦理争论。
“格列卫”的生产商瑞士诺华公司认为:自己花了50年时间研发,整个投资超过 50 亿美元,前后有5 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参与,过程中还诞生了两项获得拉斯克医学奖的重大发现——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谁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如果为了穷人的“生命权”而破坏知识产权,那实际上侵害了“所有人的生命权”,最终穷人的生命也不能得到保护。
而且,药品研发投资巨大,常常出现花了几十亿美金、用了十几年时间研发的药品在最后一步过不了关,而不得不中止的巨大亏损。就算研发成功,上市后专利的有效保护期往往只剩下几年,不得不用高贵的药价来对冲这种风险。
表面上看,医药行业的毛利润极高,达到73%,超过第二位电信业务17个点,但由于投资巨大,净资产收益率只能算是正常,只有8.8%,远远低于第一位“家庭与个人用品”的20.8%。
本公号的特色是用经济学的思维去解读职场现象,按理说,我应该举双手赞成这种说法,就像《国富论》里的那句名言:
我们不能借着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的善行而获得晚餐,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
但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
骂药企解决不了问题
格列卫的发明人之一,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癌症研究所布赖恩·德鲁克教授就认为诺华滥用了专利保护的行为,因为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的基金也参与了格列卫的研发,风险并非由企业独自承担。
理论上说,制药企业是有一定的“公共事业”属性的,那么对比美国公共事业行业4%的净资产收益率,制药企业仍然有一定的“不合理利润”。
此外,研发药的风险虽然大,但对于制药公司的体量而言,这个风险被夸大了。真正拥有创新研发能力的都是医药巨头,默克制药、Abbot Lab和礼来制药几十年来一直在标普500的市值巨头的前列,都拥有巨额现金流,来收购那些有好项目却被研发拖垮的小企业,凭着规模坐收渔利。
相比之下,金融巨头看似光鲜,其实竞争激烈得多,既有倒掉的雷曼兄弟、贝尔斯登、所罗门兄弟,也有神奇崛起的富国银行。
这么分析可能太苛刻了,要说赚钱的能力,其实可口可乐、宝洁这类大品牌消费类公司都比药企强,但没有人盯着可口可乐、宝洁的利润,因为药企卖的不只是药品,而是生存的希望。
而且,就算药企把净资产收益率降到零,也降不了多少药费,因为研发的费用明摆着放在那儿。
这是个解不开的结,所以才有了印度价廉物美的仿制药,才有了《我不是药神》里的那些角色的真正原型——走私商和患者。
可是,还有那些连印度药都吃不起的人呢?如果我们承认人的生命权高于药品专利,是不是也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呢?
连印度药都吃不上的患者们
有印度的仿制药,还可以走私,可如果连印度药都吃不起呢?或者是那些连美国人民都没有开始大规模服用的刚刚上市和还没有上市的救命药呢?
答案是买原料,自己在家做药。
“、9291”,这些都是当时刚刚上市的第三代抗癌靶向药奥斯替尼在一个论坛里的代码,同时还有一份名为《装药工具、副作用处理、装药指南合集》的文章,像菜谱一样详细列出了制药全过程。
《南方周末》2016年有一篇《自制救命药:新药引进等不起,地下制售博生机》的文章,看得我心惊肉跳:
装药是严肃而考验耐心的体力活。装药前,凌昊会戴上医用薄手套,防止手出汗,粘上药物。口罩也是必需的,一是不戴口罩的话脸上有可能起红包,二来防止装药的时候会忍不住打喷嚏。
他按部就班,一丝都不敢出错。先用剪刀把饮料吸管口斜剪成椭圆,这样能让吸管盛上更多的药粉,像勺那样灌到胶囊里。电子秤上的锡纸,要四边折高点,防止掉粉。然后,把1克原料和4克辅料分别称好,再用力摇匀。
“只有充分混合均匀,这样副作用才会最小。”病友们推荐了100目以上的筛子和两大张锡箔,来回筛、倒,最好20次以上。
国外有新药申请上市,化合物的分子结构便会被公布。这些原料药都是药厂和实验室里以“科研专用”的名义流出来的。
不用说,如果自身在家做的药安全,早就没药厂、GMP什么事儿了。
不光是质量有问题,剂量也是个问题,如果患者可以自己控制剂量,那也早没医生什么事儿了。
可那又怎么样呢?横竖都是死,不如放手一博。
隔一段时间,就有论坛活跃的ID,永久停止了上线。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死于疾病,还是药物的不良反应。
吃药的人危险,卖原料的人也不安全。
2016年,南京一家药品公司的研发人员,因为合成“9291”出售,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人无数,换来铁窗十月。
很多原本黑白分明的事情,到了生死边缘,就是变得黑白难分,这又是“生命权高于一切”惹的祸?
商人还是病友更可靠?
《我不是药神》里的程勇是商人,角色的原型陆勇却是个病人,2002年被确诊白血病,2004年开始吃印度仿制药,发现效果很好后,创建了病友QQ群,向群友推荐这种药,并提供了厂商西联汇款购买的账号,帮着群友翻译、填写单据,直到2013年因为涉嫌“销售假药罪”被逮捕。
陆勇最后免于起诉,原因是他始终没有从中赢利的行为。
不过根据GQ的报道,很多群友都觉得他是个商人,原因是印度“格列卫”的仿制药品牌很多,陆勇中途曾经把原来的药换成一家叫赛诺的不知名的印度药厂的产品。
而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陆勇也承认自己帮助印度公司作宣传,作为答谢,公司为他免费提供了一万多元药物。
但事实上,大部分人并不在乎陆勇的动机,甚至很多人正是因为他是个商人,才信任他。
这倒也合理,一个正直的商人,比一个无私的病友要可靠的多。因为只有利益,才能把素不相识的人捆绑在一起。
对陆勇的争议,又绕回到了“生命无价”这个价值观上。
富人也总有一个开不起的价码
“生命权高于一切”,这其实是一句逻辑上彻底矛盾的话。
如果“生命无价”,那么救命药卖多高的价钱都是“物有所值”的。
可如果“生命无价”,那么为了救人一命,药价就应该是最低收入者可承受的。
有人试图解决这个矛盾,呼吁药企分区域定价,欧美发达按市场需求定价,不发达地区按生产成本定价——也就是让富人为穷人承担巨额药品研发费用。
可富人不是傻子,同样的药,凭什么要我出高价?
也有人认为这些药的研发费用应该由政府承担,这其实是让富国的人民为穷国的人民承担巨额药品研发费用,还是换汤不换药。
兜了那么多圈子,我们就是不想承认一个早已存在的现实:
生命也许无价,但“生命权”是有价的。
所以原研药和仿制药并存是目前为止最不坏的结果。因为仿制药并不是100%的和原研药等效。富人们为了哪怕1%的更好的效果,宁愿愿意付出100倍的代价买原研药。而穷人则可以用有限的钱,追求大概率事件。
没有原研药,就不会有仿制药,但有了仿制药,原研药也会得到更多的数据反馈,去自我升级。
相反,一个既没有原研药能力,仿制药质量又不过关的市场,只会把几十种毒药、假药泡到酒里,当包冶百病的“神药”,才是真正畸形的市场。
电影里有一句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是治不好的,穷病。”
本文的第一个例子已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无论你多有钱,总有一个你开不起的价码。
在最可怕的疾病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穷人,疾病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每一个因为有钱而幸存的富人,或为一丝生机而拼命活着的穷人,都被一个看不见的命运之绳,紧紧地拴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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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得了一种病,而这种病只有一种药可以治疗,需要终生服用,但这种药的售价是四万一瓶,即使是短期内的服用也足以让一个普通人倾家荡产。
如果没有钱买药了,只能孤独的死去。
你有没有想过,还有这样一种药,它的药效和4万块钱的完全一样,售价只有500,然而它是不合法的,是别的国家生产的仿制药。
但是许多得了病的人只能买得起这种药,它是最后的希望。
这意味着所有代购或销售这种药的人,是违法的,但许许多多的人需要它来救命,这里面包含了太多人性的丑陋和世间的悲悯。
上面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这种病叫慢粒白血病, 这种药叫格列卫,电影《我不是药神》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
卖印度性保健药的程勇,生意差到交不起房租,妻子急着和他闹离婚,而他的父亲因为血管瘤急等着他的救命钱,于是他被逼上了一条不归路。
电影有个场景很心酸,程勇的父亲因为病重躺在他的破面包车板子上,他一边开车一边焦虑。
如果没有钱,他的父亲只能死去;如果没有钱,他的儿子将要被妻子带到国外去;如果没有钱,他的店子马上就要被房东给关闭,这一切对他来说,太难太难了。
中年人的崩溃是无声的,只能硬扛。
程勇的命运其实和众多慢粒白血病患者是一样的,没有钱,他终将失去一切。
影片中有两个场景让我泪流满面。
为了找到违禁药贩子,警察把买违禁药的慢粒白血病患者都给抓了,因为药贩子只卖500一瓶,根本没有赚他们的钱,如果他们把药贩子供出来,药贩子被抓他们只能买4万一瓶的正版药,这意味着死路一条,所以都没有做声。
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奶奶示意想要说话,饰演警察的周一围以为她想要招供。
可是,她却紧紧握着他的手怯怯地说:“四万块一瓶的药,我吃了好几年了,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才好不容易有了便宜的药,才500块一瓶,他真的不挣钱!他只想帮我们!你们把他抓了,我们就没法活了!谁家还没个病人呢?你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生病吗?我还想活着,我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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