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尸户领了国家安置费,现在退伍土兵安置公安局能干什么不注销,该怎么办,安置费退给哪个部门,12岁时领费,现已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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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亲历者对五十年前大移民的再现。该书作者童禅福,196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72年进入新闻单位,先后年担任浙江省信访局局长、省民政厅副厅长及省政府参事。作为移民的后代和亲历者,二十多年来,他行程两万多公里,跨越浙赣皖三省八个市(地),走访22个县的近200个移民村1000多户新安江水库移民,记录了大量新安江水库移民的真人真事。该书以第一手的丰富材料,记述了淳安县29万余移民安置工作的全貌和移民遗留问题处理的实况,书中从五十年前的“国家特别行动”――新中国“一五”重点工程开始,再现了那一段尘封五十年的历史。这是一座大坝的历史,是千岛湖的历史,也是几十万新安江人的悲壮移民史,在书上处处可以反映淳安人民为了国家甘于奉献的精神。此书转载,供大家分享,以铭记我们的前辈艰辛的付出!记本书作者:童禅福 眼下,一部以讲述百万三峡移民真情故事、反映感人至深的三峡移民精神的电视剧《国家行动》,正在央视一套热播。  故土难离,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观念。在顷刻之间,痛别自己祖祖辈辈生活、劳作的家园,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场艰难的抉择和心灵的考验。  三峡移民是悲壮的,或许应该说移民都是悲壮的。其实,50年前的浙江,就有一场国家特别行动——30多万人参与的新安江大移民。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李白曾有诗云:“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是啊!荡漾的千岛湖底,淹埋了多少生离死别的故事。  童禅福,就是三十万移民中的一员,他丹心华发二十载,为中国移民史上这些被忘却的新安江移民同乡立传,他把这部纪实作品命名为《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  本期《新闻蓝海》,我们将带您重新走进历史内幕,了解这段尘封往事,祭奠和缅怀这些为中国工业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同胞。  1965年,童禅福考上了浙江农业大学。临行的那天,乡亲们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再三叮咛:“禅福啊,你将来要是当了官,千万要记得为我们说话。让党中央晓得我们新安江移民的苦……”  时隔24年,通过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邵华泽的帮助,童禅福在《人民日报内参》发表了《江西省新安江水库移民调查报告》,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历史真相和现实境遇,首次得以向中国高层直陈。  此后20年,童禅福没有停下脚步,他始终铭记邵华泽等淳安父辈对他的谆谆嘱托:写一部书,记下几十万新安江人的悲壮移民史,这是一座大坝的历史,更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  2009年1月,随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以下简称《新安江大移民》)一书的问世,一段淹没在美丽千岛湖底的沉痛往事,终于浮出了水面。  《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樊国安认为:“这部书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真实的原则,记载、叙述了新安江水电站从设想到行动的一幅幅历史画面。这里有周恩来总理亲临建设工地,亲手调配水泥,以确保建坝质量的生动场面;也有那些大坝建设工人日以继夜、流血流汗、赶工赶期的飒飒英姿。经过4年的奋斗,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终于建成并开始发电。这无疑对华东地区工业发展直至全国的民生作出了大贡献。”  《光明日报》评价此书:它是作者倾注了20年心血、作了大量调研所写的一份真实报告。它又是年轻共和国在初期工业化道路上水库移民安置方面成败得失的一部史记,是反映浙江淳安、遂安两县三十万水库移民无私奉献和坎坷经历的真实写照。  “开卷一读,便欲罢不能,这本书迫使你用心去读,用情去读,甚至用泪眼去读。亲历者感叹往事不堪回首,旁观者难以置身事外。”浙江财经学院副院长、经济学者邵鸿烈撰文感慨。  一位新安江移民在读这本书时写满了批注,他说:“我总觉得,我们的移民故事惊天地,泣鬼神。可歌可泣,很值得代代传颂。”  省政协常委鲍钢在《联谊报》上撰文说:“我含着眼泪读完了此书,这是一部极具史料性、真实性和公民心的著作。”  看完此书,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慨然写下:“这本倾注了20年心血的巨著,将以其特有的价值载入史册。”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一位中国高官对这本“说真话”之书的肯定。  3月18日下午,《新安江大移民》的作者童禅福在杭州文晖大厦接受了衢州日报记者长达3小时的独家专访。  64岁的童禅福精神矍铄,不时爽朗大笑,但每每谈到移民的辛酸往事时就会叹气,陷入无尽的沉思,他说:“许多时候,我只能默默地流泪,我能做什么呢?我想,我只能呐喊,把移民们心中的话设法说给天下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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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大坝帅以政摄
当年新安江移民搬迁的场景。
当年新安江移民搬迁的场景。
童禅福在常山县白石镇移民村采访时的情景。 韩香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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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安江大移民》报告迟到50年的真相  中国的农民,是最值得信任的农民。他们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奉献者,他们也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牺牲者。  记下父辈们的悲壮,一直是我这位淳安游子的夙愿。我的目光在千岛湖的水下,为了父老乡亲的重托,我必须如实反映这段历史。  1988年,43岁的童禅福被任命为浙江省广电厅总编室副主任。消息不胫而走,四面八方的乡亲们闻风而动,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找他了。老乡们说,盼了多少年,总算盼到我们的移民当了官。他们把童禅福当成了“救星”,渐渐的,童禅福的家几乎成了淳安移民的上访中转站。  虽然帮不了太多的忙,但童禅福每次都会认真倾听,很多时候,他的思绪也会不自觉地回到那段非常岁月。新安江水电站开工那年,他只有11岁,对一个少年来说,这是不能承受的沉重记忆。  童禅福出生在淳安县松毛岭脚下的松崖村。这个如今已沉睡水底的村庄,在他的心底曾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  松崖村四面环山,一条长渠穿村而过,村内的大巷小弄全用青石板铺砌,平坦得没有一个台阶。童氏是这里的最大宗族,童氏宗祠第一大厅的柱子要两个成年人才能环抱,雕梁画栋,极尽辉煌。  安详宁静的千年松崖古村,直到日才被惊醒,当晚,村里召开了动员会。说是动员,实际上是下命令,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简单,干脆,做事只需一级一级地往下传命令。可是,这日子来得太匆忙了,留给我们只有短短的20天,能做什么呢?什么都来不及了。  来不及的,何止是松崖村,对生活在新安江两岸的农民来说,大水几乎瞬间就漫上来了。情愿和不情愿,都是几天之间的事,甚至来不及向祖宗道别。  1958年,以高指标为特征的“大跃进”在农业领域全面铺开,原先花了几年时间精心制定的新安江水库移民规划,在一次会议上就被推翻了,缺乏科学性的移民计划却被批准,安置经费一降再降。  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谁敢讲真话?后来,水电部和浙江省委又提出,要与规模相仿的美国普列斯托滩水电站比速度。于是,新安江水电站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比原计划提早了20个月,为了这超常规速度,移民们付出的是更大的代价和牺牲。  你要知道,仅从1958年到1959年的两年时间里,移民时间只有7个月,但却完成了12万人的搬迁任务。怎么搬?每天都是军事化的“大行军”,从新安江街口到富春江、钱塘江,尽是白帆点点,公路上,扶老携幼的移民肩挑背扛,来去匆匆,烧木炭的大篷车不时地穿梭往来。  我的开化中学的班主任厉汉杰于1959年10月应邀去淳安中学观摩运动会。他告诉我,从开化到淳安的路上,一片凄凉,几十公里的公路两侧,都是被遗弃的各种各样的木制家具和数不清的坛坛罐罐,像万国博览会又像临潼斗宝。厉老师还说,那天的运动会,没有欢笑,只有悲伤,因为运动会一结束,淳安中学就要搬走,老县城贺城就成了一座空城,一座废城,一座水下之城。  移民们匆匆告别故乡,什么故土,什么亲情都丢弃了。  无奈的离家,可迎接他们的是什么:未完工的劣质安置房,无孔不入的血吸虫,与接收地居民不断激化的矛盾,重复的迁徙,望眼欲穿的安置费……疾病、饥饿、死亡、赤贫、纠纷、上访,从此如影随形,伴随着大多数移民的后半生。  我赞同鲍钢书评中所说的,新安江移民工作,是那个特别年代的“国家特别行动”,为了经济快速发展,早日建成新安江水电站,千万普通的农民没有自己的选择,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考虑的时间,更没有诉求的地方,他们举家的走向,全都无条件地服从于电站大坝的建设进程,服从于发电机组工期的严格要求,那是国家意志、领导人的决策,一个普通百姓只得听从上级的安排。  我常想,中国的农民,是最值得信任的农民。他们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奉献者,他们也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牺牲者。新安江水库移民,是在特殊背景下的国家特别行动,如果不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如果不遇到那三年自然灾害,新安江的移民们也绝不会经历那么多的辛酸。  30万移民,这么多的问题不断地叠加,总有一天会引起党中央高度重视的!  我开始搜集有关问题的材料,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1989年9月,受省广电厅厅长杜加星委托,我到北京请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邵华泽来浙江讲课。坦率地说,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官,正当我为怎么开口而费尽思量时,邵华泽却先讲话了。  那是一口浓重的淳安普通话啊!一问才知道,原来我们老家就在两个隔壁乡。乡音,让我们拉近了彼此距离,我们很快进入新安江移民的话题,我递上了自己采写的《江西省新安江水库移民调查报告》。  我注意到邵华泽的神情,他眼睛一亮,很兴奋,一口气把文章看完了,然后对我说:“你这个稿子写得很不错,我会把它发在内参上。移民问题,确实很值得关注,我们国家有800多万生活在贫困线下的水电移民,没有他们的牺牲和奉献,也就不可能有快速发展的中国现代工业……”  邵华泽感叹,新安江水库移民为祖国建设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他们在心灵上所受到的震动,在重建家园中遇到的艰难,是不曾亲历过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壮举将永世继承下去,可这方面的历史还没人写过。他突然问我,“要不,你来写,怎么样?”  就这样,我踏上了为新安江移民著书的漫漫长路。记下父辈们的悲壮,一直是我这位淳安游子的夙愿。我的目光在千岛湖的水下,为了父老乡亲的重托,我必须如实反映这段历史,报告这迟到50年的真相。  写下这一切,就是希望后人在领略千岛湖那涟漪荡漾的湖光山色的同时,别忘了曾在水下那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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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部分〈内容开始〉第一章 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n 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目,“这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从地球上开除球籍。”1957年毛泽东讲这番话之前,就曾提出了“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豪言壮语。动力严重不足,赶超英国从何谈起?开发新安江摆上了中国决策者的案头。引言(1)\n引言(2)\n1.毛泽东点题2.谭震林拍板3.苏联专家定坝址4.副省长提交移民方案5.周恩来调配水泥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n 新安江水电站1956年8月开工,到1958年和1959年开始的“无产”和“无序”的大跃进迁移,近三十万新安江人为了国家抛弃了小家。浙江省第一书记江华在临终前说:“我对不起淳安人,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那么多,责任在我身上。”1.淳安移民第一村2.远迁试点失败3.移民计划“大跃进4.移民大提速5.我的移民路6.八个月建起一个县城7.白沙滩上筑起的城8.大行军式的转迁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n 移民说:“粮食分到户后好些,过去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一切是由干部支配。我们全村28户移民中有20多人得了浮肿病,已经死去11人,现在还有3个人没有钱治(当时我们已告公社领导要马上进行诊治),得浮肿病死去的人新社员比老社员多四分之三。”另一个移民接着说:“移民家底空,因为来时宣布,大水缸、大锅、大床、高柜、碗橱、石磨、大木桶、非拆的大桌子,以及老人的棺材等都不准带,大都廉价(一个红棺材五元,一个大缸五角)出售给供销社(霍士廉批注:这种不合理的收买要赔偿农民)。”1.一份令人心酸的调查报告2.“共产主义”后的坎坷路3.库底的松崖乡4.械斗事件5.苦难与争斗6.重迁
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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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联专家定坝址&&&&&& 日,国家建设委员会下达《对新安江技术经济报告的审核意见》,批准了新安江水电站一级开发的方案。自谭震林日华东会议上拍板确定新安江实现一级开发到国家建委下达批准意见书的十六个半月中,浙江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了新安江库区移民安置的前期准备工作,水力发电建设总局设计处编写了新安江流域规划和技术经济调查报告,就一级开发和在技术上的可能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并且提出了水电站的坝址和工程规模选择的建议方案。在新安江开发的论证史上,苏联专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能抹去,他们的功绩在中国的水电史上应当记上一笔。1952年,我国开发新安江的勘探人员只有五人,而且缺乏对大型水电站的勘探经验。这时,苏联派来了一批地质水电专家,其中有参与号称水电里程碑的第聂伯水电站建设的苏联地质专家卡伐里列次,水文专家鲁赤金。当时勘测设计的五人已进行了流域踏勘,并进行了糟探,认为坝址应该在罗桐埠。苏联专家卡伐里列次却认为,建设这样大的水电站不能光踏勘地面,还需通过钻探的方法,扩大勘探的范围,以便相互比较。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新安江上的工程地质人员根据苏联水力发电工程地质勘探规范程序,组成了踏勘队。有计划、有步骤地从新安江上游,安徽境内至新安江的下游建德地区,开始了全面踏勘工作,找出了技术上最可靠、经济上最合理的坝址建议方案。自卡伐里列次、鲁赤金等专家到新安江以后,不断有苏联专家加入,工程地质专家那廖托夫、科洛略夫、马舒柯夫、巴赫吉阿夫和黄河专家组奥加林等,为新安江水电站工程的地质勘探工作提出的建议就有五十六条。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了《新安江技术经济调查报告》。新安江水电站选址委员会于日上午8时在建德铜官地质队会议室进行了坝址认证会。会上,新安江电站选址委员主任李锐代表委员会宣读了《决议书草案》:新安江技术经济调查报告确定新安江开发方式采用一级开发,并以铜官至罗桐埠段为建造水电站地段,新安江水电站选址委员会据此研究了现有勘测设计资料并在现场了解地形及地质条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在工程地质条件上罗桐埠坝段不如铜官坝段。二是水库内有石灰岩带状分布,地表有显著的喀斯特溶蚀现象。水库蓄水后上游地区及坝段右岸地区的石灰岩带漏水的可能性不大。但坝段左岸一带石灰岩因缺乏明确资料,目前不能做出漏水与否的结论,须由今后勘探工作予以论证。否则水电站的修建仍是不可能的。关于漏水问题的结果须经选址委员会鉴定,作为本决议书的最后补充。三是新安江水电站坝址选址委员会最后选定的铜官坝段内上段作为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的坝段,从而进一步勘探,确定最后的坝轴。对其他坝段可不再进行研究。四是新安江水电站区域的移民问题,经过浙江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一年多的勘测调查工作,初步认为,安徽省部分可在歙县地区解决,浙江省部分基本上可在浙江省地区解决。到会的新安江电站选址委员会的委员都发了言。罩修典一年多来跟苏联专家在一起,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抢先发言说:“新安江水电站在世界上也属于大工程,地质情况也很复杂,要求的技术条件也很高,如果我们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是不可能这么快做好的。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指导,我们增强了信心。过去我们设计人员工作中有很多缺点和毛病,我们对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和复杂这一点对苏联专家的建议和认识不够,苏联专家就是顶真,我们最终是做了,说明他们是正确的。”新安江开发一线党政负总责的王醒也有同感,他说:“选坝址工作,自从苏联专家到工地后一切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勘测资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对坝址地质及石灰岩漏水问题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苏联专家的工作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中央已经指示今后地质勘探由地质部统一领导。移民工作由浙江省委及建德地委领导,其他设计工作由华东水利局负责。今后勘探设计工作要多请专家给予指导。同时今后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困难和问题,要主动请苏联专家帮助解决。”工程师谷德振从技术角度畅谈自己的想法:“铜官这一段无论从地形或地质构造等条件来看,都是可以建高坝的,比罗桐埠段条件优越。但是铜官段地质上也存在缺点,主要是由小石及碎带,岩石的物理性及抗压抗剪强度需要做进一步的试验。铜官左岸是否漏水尚未搞清,地质勘探今后的主要工作,一是铜官坝段进一步勘探,了解研究断裂问题。二是水库左岸漏水问题我认为由苏联专家指导,这任务在地质部九三二队和华水勘探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完成。”最后,大家的目光一下集中到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身上。这位上世纪30年代就拿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土木工程双硕士学位,40年代成为我国最早的桃花溪和下清渊硐水电站的设计者的中国水电技术权威,而且他绝对是一个讲政治的人。他说:“今天我们的研究与国民经济直接相关,新安江水电站问题涉及的面很广,新安江水电站很大,是个小三门峡,刚才李锐局长说地方政府解决新安江淹没移民问题,25万左右的移民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搞得不好就要出事。技术问题我同意委员会的决议书。新安江电站的坝很高,达105米。但是地质情况是很复杂的,靠近大坝的断层,石灰岩区又很广,喀斯特比较发育,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许多同志进行了长期的工作。结果正是在铜官段是有条件造高坝的。但是,我们还必须小心,一是石灰岩区的漏水问题要彻底搞清楚。二是靠近坝址的大断层,小的破碎带,地质构造要搞清。”最后,他再三重复了开始的那句话:“新安江水库的移民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否则是要出乱子的。”在大家强调技术时,留洋的大学教授却不住地强调人的生存权利,他的话讲得那么中肯,又那么深刻。但我们当时的官员却没有在意教授的观点。李锐局长这位中国水力发电建设的总管家,听了各位的发言,更增添了他对新安江那“一滩又一滩,一滩高十丈”的兴趣,特别是那山影与舟影相映,涛声与橹声互和的美景更使他留恋。他在总结中说:“大家对过去工作的肯定和评价证明我们的工作以胜利告一段落。”接着他诙谐地说:“我们国家水电建设事业打算和新安江这美丽的江姑‘结婚’,这‘媒人’是地质工作者,能不能‘成婚’就靠这‘媒人’了,能建大坝就能‘成婚’。‘成婚’后,将来新安江水电站就成了我国水电的示范工程,成了中国水利电力史上的里程碑。”李锐的一番话,把大家逗乐了,会场上发出一阵笑声,这笑声,更增添了大家的信心和决心。然而,1956年2月,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在中国各条战线上帮助工作的专家一批批撤离。卡伐里列夫、那廖托夫、马舒柯夫等苏联专家恋恋不舍地离开新安江,一切都得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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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你们给我加点分吧!请大家踊跃发言,促进淳安版块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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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副省长提交移民方案中国人口迁移活动同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历代政权为维系生存,延续种族,巩固边疆,发展经济,调整人口布局等目的,都进行过规模不等的人口迁移活动。1956年,国家内务部部长谢觉哉给周恩来总理的《关于移民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曾讲到我国自1956年开始的移民情况:移民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开垦荒地,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同时为了适应国家和地广人稀的地区开展工矿建设的需要,向这些地区移民,使这些地区逐渐繁荣起来。仅1956年7个月时间,已从山东、河南、河北等省移出,安置在黑龙江、青海、甘肃、江西等省或安置在本省的移民达308399人。但是由于缺乏经验,移民工作也曾发生了不少问题,有的安置地区接受移民的任务偏重,甚至超过了原有居民的户数;有的安置地址选择不当;有的安置准备工作不够,使移民的生活感到困难,不能及时参加生产。由于这些原因,致有相当数量的移民情绪不安,跑回原籍。以黑龙江最厉害,曾发生一万余人的骚动事件,集体请愿,包围政府,殴打干部,卧轨拦车,结果跑回山东省和流落全省各地的约有1800人。甘肃、青海、内蒙古等省区也跑回原籍二三百人。省内移民也有逃跑的,以广东省较为严重,逃回原籍的亦有1700多人。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认真细读了国务院转发内务部的《关于移民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后,深深感到新安江水库移民虽然没有动迁,但压力已经来了。全国30万移民就出了那么多问题,新安江水库移民仅浙江就有23万多人,省委已向党中央、国务院许下承诺是绝不能出事的。他大笔一挥,当即在国务院转发的报告上签下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新安江水库移民是硬任务,绝不允许出半点差错,此事由杨思一具体抓。”杨思一是当时省委常委、副省长,浙江省的铁腕人物。江华把这位四明山上下来的老革命放在新安江水库移民的第一线。这么浩大的工程,这么多的人口迁徙,在新中国成立后尚属首次。日,国家政务院批准撤销衢州区专员公署,改建建德区专员公署。建德区专员公署驻建德县,管辖原属嘉兴专区的于潜、昌化和原属金华专区的建德、淳安、遂安、分水、桐庐、寿昌及原属衢州专区的开化和省直属的富阳、新登,共11县。在大坝所在地新建建德区专员公署。新的区域管理模式为新安江水库移民奠定了体制保障。1955年9月,建德地委根据浙江省委的指示,确定淳安县荷岭、里桑两乡及中坑乡的玳瑁岭为“上山移民”开发试点,以荷岭乡为主,建立淳安县兰玉坪农林牧畜合作社和里桑乡西岭分社,组织了城镇失业工人、转业军人和库内城镇贫民及农村地少生活困苦的农民550多人,开垦了荒地5000多亩。在当时强大的政治态势下,人员集中了,资金投入了,但由于地势陡坡,土地瘠薄,加之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人心难安,新垦荒地,农作物的种子都难收回。兰玉坪农林牧畜合作社被迫停办。14个垦荒深山合作联社都遭同样的命运,中途夭折。新安江水库移民就近“上山移民”安置试点失败。1956年1月,浙江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提出了《新安江水电站淹没区移民方案》。该“方案”规划:“新安江水库移民采取开垦荒地,转入农业合作社,就地后靠及迁建城镇等四种方式安置。在建德、金华两地区和歙县安置移民178602人,还有85200人,依靠新建20家工厂,安排农民进厂当工人。”1956年5月,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局提出了《新安江水电站水库移民第二方案》。“第二方案”对《新安江水电站淹没区移民方案》(称第一方案)主要提出两点异议:一是“第二方案”根据苏联专家建议,认为水库区农田淹没减产是国家的绝对损失,应尽量设法取得补偿平衡。如果工矿企业安置八万多人,国家就会补偿更多的粮食。如能从全省可垦地来安置就有利于粮食的平衡,因此,应着重考虑嘉兴、宁波、温州三个专区的成块荒地及建德、金华两个专区和歙县的可垦地,充分利用安置移民。按第一方案征购土地,新城镇就地后靠,就地后靠两万多人,新城镇安置万多人,嘉兴、宁波、温州、金华、建德垦荒安置16万人,转入合作社安置5万多人,总计可达25万多人。二是移民房屋复建费,参照国内已有移民地区的资料,第一方案迁移费每人平均629元,就地后靠每人557元,明显偏高。“第二方案”认为,房屋复建费可以从402元降到335元,因此每人总投资可以从629元降到507元,另加10%的备用费,每人也有558元。上海水电发电设计院最后提议,两个方案请浙江省委、省人委于6月底前一同报国家建设委员会审批。对新安江水库移民来说,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等地方政府,是他们利益的维护者,又是国家特别行动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等水电系统,则是代表国家投资利益的执行者。当时流行一句口号是:“国家不浪费,移民不吃亏。”浙江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代表地方政府为民“请愿”,而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站在国家投资利益一方,双方形成了对弈。“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摆在浙江省委常委会面前,新安江水电站一定要上,23万多新安江人一定要离开故土。最后浙江省委做出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决定。浙江省委、浙江省人委于日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并电力工业部抄上海水电设计院呈报了特急电报。电报中说: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中,有关水库区淹没区的移民问题,经过上海水电设计院及我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一年来的勘探调查,取得如下的结果。一、水库正常水位110米时需迁移人口23万多人(另有洪水时期临时影响人口5万多人及逐年增加之人口未算在内)。淹没耕地万市亩。本省待迁人口20多万人,在本省境内可全部安置。二、移民投资平均每人558元,包括生产恢复及补助费、迁移费、房屋建筑费及移民管理费等。以上结果经过我们审查,尚属合理,可以作为初步设计之用。日,国务院给电力工业部转抄上海局,上海市委,上海水电设计院,新安江水利工程局下达电报,电报中说:同意将新安江水电站正式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和1956年计划,1956年所需投资由你部自行调节解决。当时杨思一手里拿着省委书记江华的批示和国务院的电报,心情比在四明山上面对敌人的围剿还更为沉重。新安江水电站列入了“一五”计划,成为全国重点项目。建成后对中国的工业化和浙江的各项经济建设都将有很大的推进。但这工程涉及到23万多新安江人要离开故土!这是一项更大的系统工程,新安江水电站工程能否成功,在于23万多移民。杨思一第二天就赶到建德,后来又到淳安、到桐庐、到金华、到嘉兴,最后他来到新安江水力发电站调研。在桐庐他来到横村乡柳岩村村支部书记朱日华家,他们已经搬进了新建的移民房,杨思一问朱日华:“你们从铜官移到桐庐,习惯吗?”朱日华把自己心里话都倒了出来:“我们在铜官生活了几代,有的甚至生活了几十代了,我们当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和房屋。耕人家的地,种人家的田,哪有种自家的田好呢?移民嘛,响应国家的号召,也是应当的。”杨思一见朱日华夫人在磨豆腐,就问:“你们这石磨也是从铜官运来的?”朱日华笑笑说:“移民时动员我们说,你们移到桐庐,还一样要耕田种地,家里需要的东西该搬的都要搬去。所以我们原来铜官家里的东西都搬来了。那时家里也穷,也没有什么东西搬。”杨思一深感移民们的善良。四年完成近24万人的移民任务,这是一个无法更改的进度表。杨思一赶回省城,就和省人委办公厅,省林业厅等部门一起分析形势,认为移民的四个时期是根据工程进度需要确定的。移民工作必须服从工程需要,如期完成移民转迁任务。很快,浙江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向华东局和党中央国务院承诺:“移民工作一定要做好,绝不拖工程的后腿。”省委分析当前的有利形势很多,农村已基本走上了合作社,而且是高级社,土地都已经是集体所有了。从调查的情况看,建德地委在工区移民试点中分散插队的做法普遍受到移方和接受方的欢迎。最后定下了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方针、任务、政策、部署和做法。方针:分散插队,山区居民移山区,平原地区移平原。任务:浙江部分共移21万人,建德专署提出安置7万人,金华专区安置万人,嘉兴专区安置万人。政策:国家不浪费,移民不吃亏,每人平均补偿不得突破558元。经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亲自调查、制定的《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的几点意见》提交了省委常委会,省委书记江华在听取各位常委们的发言后,他慎重地说:“今年上半年全国开发性移民只有30多万人,而且他们都是自愿迁移的,结果出了那么多的问题。而新安江水库的移民,他们大多都留恋故土、故乡,他们是非自愿的水库迁移,这就更应做好工作,落实好政策,千万不能出现由于安置不当造成倒流的情况。”日,经过浙江省委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工作的初步方案》以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的名义颁发了。“初步方案”确定的移民安置区为建德、金华、嘉兴三个专区的29个县,移民安置后每人能保持一亩以上的耕地。“初步方案”规定安置以分散插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转入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为辅,并照顾原有职业、生产习惯适当安置的方针。“初步方案”规定安置方式分散插队178046人,就地后靠16470人,新城镇14139人。“初步方案”规定安置进度,1957年,6714人;1958年,28246人;1959年,48799人;1960年,121863人。“初步方案”规定淳安县城迁至排岭;遂安县城迁至汾口;茶园、港口两镇合并迁至建德白沙乡;威坪镇迁至唐村。从当时的情况看,“初步方案”应当说是一个便于操作,也会受到迁移者和接收者欢迎的方案。如果用好每位移民558元的安置费,执行好“初步方案”,那么新安江水库移民肯定是一项成功的事业,会成为全国的水库移民的典范。可历史并不是人们安排的结果。国务院又经历了一年多的协商,从当时的国力出发,在1956年至1957年已经搬走了近两万新安江水库移民之后,国务院下发《关于新安江水电站移民投资指标问题的批复》,“批复”中房屋复建费以每人15平方米计算,造价按每平方米18元计算,每人平均270元;迁移费每人平均按50元计算;土地补偿费50%按三年产量计算,其余50%按两年产量计算,移民土地补偿指标每人应控制在96元,行政管理每人8元,每个移民的投资指标可控制在478元以内。移民人数包括安徽省在内共23万多人,移民总费用由原来的亿元降低为亿元。应当说,在当时的物价和工资水平,478元的移民安置费不算低。上世纪50年代,稻谷也是七八元一担,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学徒,每月工资也就是20元左右。各级政府如果真正把这笔钱花在每个移民的身上,不闹重迁,新安江水库移民肯定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后遗症。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与新安江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几乎同步推进,几个论证的方案应当说是比较科学的,也是易于操作的,移民的补助费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定的应当是合理的。23万多人的背井离乡,当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开始就偏离了计划,加之政策的不连续,慢慢乱了全局。新安江水库移民比1956年的全国移民“乱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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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56
已阅 现在淳安富了,满大街的宝马奔驰,可是、是谁在开?淳安旅游前景看好,一年下来光旅游就赚几个亿,可老百姓呢?房地产的发展更是如火如荼,可是谁在买房子?是谁住在里面?老百姓一年干下来一个平方也买不起……以前移民时的百姓苦,现在呢?还是苦……富的是一部分有财有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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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3:15
富国穷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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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发表于 17:25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新安江水电站1956年8月开工,到1958年和1959年开始的“无产”和“无序”的大跃进迁移,近三十万新安江人为了国家抛弃了小家。浙江省第一书记江华在临终前说:“我对不起淳安人,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那么多,责任在我身上。”1.淳安移民第一村&我的故乡在淳安,新安江水库移民大部分在淳安。故乡情使我立志要找到淳安移民第一村。据《淳安县志》记载:“1956年11月,淳安县紫峰乡芹坑村36户,170人首批迁移桐庐县横村乡柳岩村插队安置。”据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安江水库移民纪实》:“1956年10月,新安江水库迁移移民试点开始,淳安县紫峰乡芹坑村28户,125人被列为转迁移民试点村。”尽管历史记载的数据可能有出入,但芹坑是淳安移民第一村是确定无疑了。2006年9月,我在桐庐县横村镇的民政助理员陪同下,来到柳岩村找到了原村党支部书记朱日华。他今年80岁,患了老年痴呆症,很多事都忘了。他只说:“我们是港口区向莘乡朱家村移来的。1957年10月来参观,1958年春节到这里过年。”我又到柳岩另一个自然村,找到了后任村党支部书记刘国庆,他今年68岁,谈起移民就好像昨天的事。他说:“我们老家东铜官就在现在新安江大坝坝址边上,是为腾新安江电站建设工地而提前搬迁的,本来移到白沙,后来有老人说,大坝下面太危险,坝倒了就没命了。结果就要求搬到这里来了。我们1956年9月开始准备,10月搬家,一家一条船,农具家具装上船,在桐庐卸下船,到安置点,路也不要走多少。只要你愿意搬,家里什么东西都可以带。后来淳安移民的人都羡慕我们说:‘铜官人搬家连石头都搬走了。’实际上,也不是像他们那么说的。我们搬来时移民房还正在建,开始在老社员家里住,过了两个月就搬进去了。房子也全是泥木结构的平房,房子的泥墙下面几板墙夯得还严实。为了赶进度,上面二三板泥墙就用脚踩了,像鸡窝煤饼一样松。房子的质量挺差的。那时规定一家八个人以上三间平房,一共90平方米。一家八个人以下,只有两间。移民总是艰苦的,比当地人要苦。”当时的我是急于要寻找淳安移民第一村,就问:“淳安芹坑村移在哪儿?”刘国庆说:“现在我们横村镇柳岩、孙家、宅里、深畈、胜峰、仕家、龙伏、富乐等村都有新安江水库移民,他们大多是淳安茶园、港口几个区移来的。芹坑这个村名这里也没有了,我估计在孙家。”那天,天下着毛毛雨,我们来到孙家村村头的一个池塘边,见一位洗衣的妇女,头上包扎着一块毛巾,估计是淳安人,我用家乡方言问:“这里有新安江水库的移民吗?”那位妇女听到了乡音,忙站起来回答说:“有,我就是新安江移民。”正在我们交谈时,几位妇女都从家里走出来了,她们对“新安江移民”这几个字,特别是在异乡听到的乡音非常亲切,也非常敏感。一位老太太把我引进了她的家,这位83岁名叫方莲娣的老太太,脑子很清楚,但耳聋。方莲娣老太太跑进房间,拿出一沓用红绸布包起的东西,捧出来交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证件,一张地图,还有一个锦溪乡乡政府的公章。一个锦溪乡红绸皮的农会证吸引了我,只见上面写着:“张万茂,1923年出生,锦溪乡副乡长。”老太太重重地对我说:“张万茂是我家的老头,他不幸53岁就过世了。”这时,几位妇女请的一位老大爷,也急匆匆地赶来了。他听老太太在讲她的老伴,一下来了劲,说:“张万茂可是一个真正听党话的人,在移民前,他是锦溪乡的副乡长,我们村移民是他带的头。芹坑村按计划是在1956年底转迁的,由于新安江电站工地需要,建德县铜官乡全乡提前搬迁,1956年8月,动员铜官乡沈家村张炳章、吴交法等三户移民转迁时,他们说我们三户住在淳安县芹坑村村头,要移等到芹坑村一起移。”这位老人名叫林仁年,是一位农村文化人,今年74岁,移民时是芹坑合作社的副社长。他说:“人对故土、故乡、故情就是那么割不断,在自己的故土上就是多留一天也是好的。”张炳章三家的情况一下反映到新安江区,区长来到张万茂家,把这个情况向张万茂说了。张万茂当即表态:“沈家与芹坑山水相连,早移迟移都是移,我们村就带这个头,提前移。全村的工作我去做。”林仁年接着说:“日,淳安乡镇区划调整,撤销了锦溪乡,张万茂的副乡长也自然免去。日,张万茂就带领全村共31户,171人迁到了桐庐县横村镇孙家村。我当时是芹坑社的副社长,又是会计,这个数字是绝对准确的。后来听张万茂开玩笑说锦溪乡撤了,后来全乡移了,我把公章也带来了,我也就成了水底锦溪乡龙王爷爷的名誉乡长了。”老人又说:“我们村移民各家的东西该搬的也都搬来了,但是当时的新安江移民整体上准备工作是做得不足的。张万茂和他弟弟张玉书十多家都挤在一个大食堂里,我们几家都分散住在当地老社员家里。当时家具都放在天底下,日晒雨淋,过了三四个月,才搬进国家给我们造好的移民房里。”林仁年老人的这句话,被方莲娣老太太听清了,她张开大嗓门说:“当时大家都怪我老头带了这个头,害得大家吃苦。”林仁年老人接过老太的话茬说:“现在都应感谢万茂哥,是他把我们带到这么好的地方,现在芹坑出了那么多的老板,像菊秀(方莲娣的女儿)一年为国家创造外汇就达一千多万美元。”我顺手翻开方老太给我的那张地图,说是地图,实际上是张万茂移民前给芹坑村画的一张草图。但图上画出了芹坑的气势和全貌:芹坑三面环山,面对新安江,村前一座牌楼,牌楼脚下的江面缓缓流淌出的江水进入铜官的“喉管”,顿时形成咆哮翻腾的“江龙”。一座座徽派建筑和村前的一大沙洲构成了一幅美好的速写。林仁年老人连声说:“我们芹坑就是这个样。”他手指着那张图上的“喉管”,说:“新安江大坝就建在这里。”淳安移民第一村的人及后代找到了,但原来秀美的淳安永远找不到了。分布在新安江干流或支流汇合处或河畔的两岸,特别是河旁的“凸”,都是沿着天然堤作带状分布的大沙洲。淳安人在这里繁衍后代,就形成了淳安贺城及茶园、港口、街口等大集镇。新安江流域中小盆地也就形成了一个一个星罗密布的大村庄。历经千万年冲刷形成的淳遂平原一直是几千年淳遂人生活的聚宝盆。这一切都只有留在脑海中,成为抹不去的永恒记忆。580平方公里的新安江水库水面形成后,浙江建德1个乡,淳安县49个乡,安徽省6个乡,浙江安徽两省6县市56个乡(镇)都先后沉入库底,留给人们的只有记忆和遐思。淳安人口集中的富裕村,都沉入库底。也就是说,1958年的当时11万多户,44万多人的淳安县有50%以上的人要离开故土。淳安故土上留下的就是远离新安江畔,高山峻岭上的山村,也就是当时淳安交通不便的一批贫困村落中的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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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7:28
2.远迁试点失败&&&&&&& 在非常时期,人的命运是难以把握的,不要说是农民,就是高层人士也难以驾驭时局的走向。在上世纪50年代的末期,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浙皖赣交界的农民,遇上了国家重点建设的新安江电站工程,让他们来选择搬迁的地方。由于信息、交通等时代的局限性,他们无法选择,他们也不知如何选择,他们选择的标准就是眼前需要:水土好,有柴烧,土地多,肚吃饱。具备这些条件的,只能是山区。我在江西省铅山县湖坊镇安兰村调研时,意外地遇上了新安江水库移民方冬朝。我有意地责问他:“你们德清不住,怎么要移到江西这块黄土地上?”这句话一下把他拉到50年前那段痛苦的记忆中。他说:“这都怪我们没有眼光,不领德清人的那份情。现在德清成了杭州、上海的后花园,已是天堂中的天堂。而我们现在还在温饱线上挣扎。”方冬朝老人这席话不无道理,他们是没有眼光,但这能怪他们吗?不领“情”的淳安人,不仅导致了浙江省人委、建德专署和淳安县移委确定远迁嘉兴、金华的三个试点“流产”,同时也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打乱了整个移民的部署。这位1943年出生在淳安县泗渡洲村的读书人,195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武康中学,保送到嘉兴中学,后转入金华二中。虽然他经历了移民的磨难,但他对新安江水库移民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与他交谈后,他交给我一本已经发了黄的他自己写的小册子。从这本小册子中,我对新安江水库移民大迁徙中汹涌的“倒流潮”、盲目“自流潮”和顽固“滞流潮”终于有了感性认识:自1954年9月,浙江省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举荐的淳安、桐庐开发山区安置移民失败后,就把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在建德、金华和嘉兴三个地区内。根据杨思一副省长在浙江省第二次移民工作会议上的提议,在远迁移民安置试点中,选择了嘉兴县王店乡、武康县秋山乡和兰溪县张康乡。不领“情”的淳安人让负责移民的人头痛了。茶园二村“ 5?13”抗移事件不仅震惊了淳安县委、建德地委,也震惊了浙江省人委。茶园二村失去的是鱼米之乡,但30万新安江水库移民失去的是有序的计划和稳定的生存空间。新安江电站建设速度要求40米高程水位的紫峰、茶园、赋溪三个乡13个村庄6000多人作为1957年第一批迁移对象,确定茶园二村远迁嘉兴县王店乡。地处嘉兴市区南7公里、水陆交通快捷的这块黄金宝地让新安江水库移民来繁衍生息,这是淳安人的一大福分。但眼光短浅的淳安人不领“情”。日,茶园二村低级社,选派了9个代表到嘉兴王店乡建农社参观,两天的考察,代表总结有“两好三不好”。“两好”即土地好,产量高;副业多、收入大。“三不好”:一是远离淳安500里,亲戚分离,家具难带;二是一望无边的平原,雨多风大,路小难走,柴火贵,吃水差;三是卫生差,害病多。尤其在13和14两个生产小队参观时,代表看到13个患有血丝虫病的冬瓜腿人和两个患血吸虫病的大肚皮后,听到嘉兴移委介绍,这里有80%的人患有血吸虫病。9位代表当时还不清楚血吸虫病和血丝虫病是怎么回事,但他们见到面黄肌瘦的大肚皮和冬瓜腿,个个都吓呆了。嘉兴不能去,无论如何不能去,结果在回茶园二村的动员大会上,大家就哄闹起来了。二村低级社干部周树槐煽动说:“移民是好事,大家都愿意去,政府不关心,叫我们去送死,是不去的。”并又说:“如不更换地方,情愿自己去死,也不能让子孙去死。”多数群众要求政府改换地点,会议就在混乱中结束了。会后,各自纷纷投靠亲友,在胡月中等干部的策划下,于28日晚上召开了秘密会议,29日即选派了五个代表到港口区里商乡及建德的杨村桥乡找集体投亲靠友。并向县委、地委和省委写了请愿书,要求调换地点。茶园二村干部群众和县里的移民干部出现了严重的对立。茶园二村的群众思想一度十分混乱。都在暗地里说:“宁愿死在淳安,也不会去生大肚病。”5月13日,淳安县接到了浙江省民政厅的通知说:“茶园二村移到嘉兴王店乡的计划不能变,要做好工作,按计划进行。”当天下午,嘉兴专署两位干部在县移民办驻茶园二村工作组组长林杰陪同下来到茶园二村。该村的群众看到两位嘉兴来的同志,全村空气一下紧张起来,三五成群,议论纷纷。有的人猜测说:“政府已确定我们移嘉兴了。”有的干脆煽动说:“叫我们去送死,我们坚决不干。”晚上七点钟,林杰通知干部开会,近500人的茶园二村老老小小都涌向街道巷口,他们一见林杰就把他围了起来,开始只有几个人,很快增加到几十人,最后一百多人,逼着林杰表态,要改换地点。林杰向大家反复进行解释。已经失去理智的茶园二村群众,特别是那些抱着小孩的妇女,连声叫着:“我们不能让儿子去送死。”林杰被逼得退到一家农户的厅堂中,不知谁竟把这户农家的煤油灯给吹灭了,那天没有月亮,屋中一片漆黑,也不知是哪位年轻人,喊了一句:“他叫我们去死,我们今天先把他打死。”这时,林杰被乱拳打得退到了天井。林杰想,这时如与群众抗争,必死无疑,他便从天井中的后门跑了。群众见林杰跑了,边哄闹,边喊打,一直追到茶园区工委。当时区委同志全部下村,楼下空无一人。林杰慌乱中就往楼上逃,他闯进一间办公室,见到正在开会的县公安局四位公安人员。大家见林杰脸色苍白,连话也说不出,县公安局工作组王英士连声问林杰什么事时,茶园二村[迁移]的几百群众也赶过来了。当王英士上前去拦住群众时,结果茶园二村的群众把王英士也给包围起来了。后面几个小伙看到王英士身上有枪就叫喊起来,这一下,群众哄闹的目标一下转到了王英士身上。有的人高声叫着:“把带枪的人拉出来。”刚巧,驻扎在茶园区委修建新安江铁路的铁道兵团一连武警都在区机关,在他们的劝解阻拦下,王英士幸免未被茶园二村的群众拉出去。只是在混乱中,武警部队的战士和王英士及其他公安人员都一起挨了打。茶园二村“5?13”事件传到了梅城,建德专署移民办征得浙江省民政厅的同意,茶园二村迁移从嘉兴县王店乡改为富阳县金桥乡。从鱼米之乡调到了当时有句“好米出不在富阳,好水流不到富阳”的穷地方。并且规定,在5月底前,一定要搬到安置点。1957年茶园二村的“5?13”事件,如在新安江水库移民浪潮中砸下了一块巨石,给移民潮撞击出层层浪花。茶园二村“5?13”事件宣告了远迁迁移第一个试点的彻底失败。这一失败为移民工作增加了难度。这一失败,也为1958年建德地委彻底推翻20多万原迁移民安置方案增加了筹码。这一失败也成了1958年初建德地委某些人积极推行极“左”思潮的理由。最终带来的损失不是他们这些掌权者,带来最大的不幸是不知多少新安江水库移民失去了良好的生存环境,让他们品尝移民不平凡路上的辛酸。原规划在嘉兴专署嘉兴县、德清县、武康县、余杭县、临安县等地安置6万名新安江水库移民的任务就成了一大悬念。自从茶园二村1957年“5?13”事件后,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国大地的政治空气日趋狂热,移民的走向如何?浙江省建德专署一些极“左”思潮的人,对远迁的试点热情虽然逐日趋冷。但是原遂安县迁金华专区,淳安县迁嘉兴专区的既定方针没有变,远迁的试点还在继续进行。发生在我故乡的倒流移民,我如今也历历在目,自从茶园二村发生的“5?13”抗移事件之后,承担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浙江省人委责任部门浙江省民政厅压力很大。嘉兴专署6万移民定点确定不下来,拖了新安江电站建设的后腿,这对中国工业起步将造成巨大影响,这责任谁也负不了。浙江省民政厅把我们屏峰乡泗渡洲村作为安置在嘉兴专署武康县秋山乡玉龙村的试点。“泗渡洲”村名三字全有水,其意是四源相汇于一洲。坐落于淳安排岭之脚,淳安县人委决定,泗渡洲村划出一半人口作为新安江水库移民在嘉兴安置的试点,并腾出住房作为新安江县城迁城过渡驻地。1957年10月,淳安县移民办的同志来我村动员,动员会上说:‘这次泗渡洲的近五百人迁往嘉兴专区武康县(当时武康县属嘉兴地区)是在嘉兴专区安置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开路先锋,意义十分重大,武康县的房子已经建好,就等待你们入住,你们的如期转迁,将为嘉兴专区安置6万,金华专区安置5万奠定良好的基础。给出的优惠条件是:家具、农具愿意带,国家安排车辆给送到安置地。’1958年3月,泗渡洲的近500新安江水库移民就踏上了北上的征途,在武康安下了家。玉龙坐落在世界著名的莫干山风景区脚下,从粮仓到宝地,又处在杭州西北门外,这不会亏待泗渡洲的方氏后代,但泗渡洲人却不领政府的这份情。试点搬迁,给足了优惠政策。我们1958年3月来到了秋山玉龙,虽然对新建的一排排移民泥墙新屋不满意,但这毕竟是按国家的最高标准建造的。我们62户分成三个生产队,在这里最不习惯的是从做饭烧柴转向烧稻草,最不乐意的是从种田到培育桑树,最不方便的是从走石板路转向走泥洼路。第一春,当地的老社员对我们也十分客气,他们教我们如何培育桑树,他们教我们如何养蚕。到了秋天,剪下的桑枝烧光了,我们做饭全烧稻草,实在不习惯。一次,我们村一大帮人来到莫干山脚下的山林中偷砍柴禾。实际上,是向当地的老社员示威,抢伐山林。对这一无理的做法,当地老社员当然不允许。我们泗渡洲移到武康县的男女老少全赶到莫干山脚下,一场大规模的械斗事件一触即发,武康县人委的领导闻讯,迅速赶到,双方械斗群众被劝散了。但新老社员激起的矛盾已成了死结,难以解开。半年下来,许多移民也患上了血丝虫病,有的移民小腿已经粗起来了。我们泗渡洲人对移民的怨气也从心头涌了上来,对故乡的恋情又萌发出来。这一怨一恋就勾起了返乡的决心。有的人就在暗地里煽风点火说:“我们的房子未拆,土地还在,我们只要有一双手,回去生活肯定比这里好,至少不会生‘冬瓜腿’。”当年的8月2日后,泗渡洲移到武康的移民相继卖了家具、桌凳做路费,挑着箱子、棉被回淳安了。到了泗渡洲一切都变了,这时,排岭正大兴土木,建设新县城。我们村上的房子全部成了淳安县委、县人委机关办公、住宿的地方。我们倒流回来的这批泗渡洲人就到山上搭起了茅棚,刀耕火种,过起了原[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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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7:31
日,淳安县人委向浙江省人委报送了《关于德清倒流移民问题的请示》,“请示”中说:现在倒流回来的移民没有户口、粮食关系,没有住房,不少人经常到食品商店里排队买吃的,有的甚至买萝卜充饥度日,如徐才东倒流回来住在张家坑,天天吃萝卜、青菜,人弄得面黄肌瘦。附近的移民群众一方面同情他们,要求政府设法解决,同时顾虑自己将来迁到的地方也不好,造成了极坏影响。我们向省人委请示,对动员已返回德清的移民群众,要求德清县委与政府部门迅速摸底排队,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好巩固工作,对倒流的移民群众决心不回德清的250多人另作迁移安排。日,兰溪县人委民政科给省民政厅的报告中曾有这样一段叙述:我县新安江水库移民雷崇德等7户,54人1958年听信谣言,将分配给他们的移民房给卖了,倒流回淳安。经动员,现在他们愿意回原安置地参加生产,但他们回安置地已经无房屋居住,原房不能赎回,为此解决住房生活困难,国家的政策是发动他们自力更生,依靠集体解决外,国家还应当补助解决木材30立方米,人民币2500元。移往兰溪的新安江水库移民第一批试点,16%的移民倒流了长达9年之久。最终,兰溪县又接回并妥善安置好倒流回淳安的湖口近百户新安江水库移民。淳安县也按照浙江省民政厅的意见把宁死在淳安,也不回德清县的250位新安江水库移民于1959年10月重迁开化县星口公社星口大队插队落户。1969年10月,他们其中一大部分又再次迁往江西省铅山县湖坊公社安兰大队6个生产队插队落户。这两个村的移民试点也没有给政府提供一点经验,留给后人的只是教训。我看着老木匠撰写的小册子,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这是一个农村人,一个普通的手工业者。他的记录反映出一个老移民的特殊情感,是一个老移民毅力的结晶。他冲破了多少艰难,去收集、去挖掘、去整理、去追记那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他的目的就是让后人记住那一段人们不敢记述的历史。我放下这本小册子,又问:“还是说说你来江西这片黄土地的经历吧。”“我们村上,移到武康的人全部倒流回淳安,我当时家里只有哥嫂、父母和我。家里吃口少,劳力多,在泗渡洲也可以算上是一家富裕人家。哥嫂和父母见我读书用功,一定要培养我,在我们村人全部倒流回淳安的时候,我到学校转学,校长不给转,一定要我继续在武康中学。我家随着全村人倒流了,我却留在武康中学。一晃初中毕业了,我被保送到嘉兴中学。我向校长再三请求回金华,校长说:‘跨地区无法保送,我们只能推荐。’我拿着武康中学的初中毕业成绩单和推荐函,找到了金华专署教育局,教育局的领导一见我的成绩单就问我:‘###在金华二中搞试点,高中两年毕业,你愿意去吗?’我想金华二中是省重点中学,高中两年试点,对我这个移民后代是求之不得的事。我当即点头答应了。我家1959年跟随倒流的泗渡洲人被强迁到开化县星口公社星口大队,1960年暑假就回到了开化。天天下田割稻、下河抓鱼。当年年底,我正在复习迎接期末考试,突然起病,高烧不退,到了金华人民医院,一检查是急性血吸虫病,要进行强制医治。学生运动会上常得奖的我,身体一下垮了下来,等身体逐渐恢复起来,已经是1961年夏天了。我们班上的许多同学都考上了大学,我从此也就辍学了。”男儿有泪不轻弹,63岁的老汉,也忍不住内心的痛苦,话被咽住了。他擦了一下眼泪继续说:“我们倒流移民不仅给我们村带来了巨大损失,也给整个新安江水库移民带来了一场灾难,倒流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路走得太艰难了。”&3.移民计划“大跃进”&&&&& 1956年9月,淳安移民第一村迁移后,新安江水库移民正在沿着精心制定的移民规划方案,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日,遂安县汾口区红旗人民公社建立,9月5日,淳安县东风人民公社诞生。到当年10月,淳安、遂安两县合并,淳安县全县诞生了31个人民公社。1958年10月,淳安开始大办食堂,全县农村先后办起食堂2859个,全县万农民在食堂吃饭,全县总人口87%的人吃饭不用钱。随着农村集体化路子的开创,农民从分散走向集中,土地由私有变为集体,吃饭食堂化,行动军事化,劳动统一化,这为跃进式的大移民,奠定了组织和物质的基础。新安江水库移民的速度,紧跟着国家的政治气候。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这是一次发动大跃进的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经济建设中提出了“反冒进”方针作了严厉批评,强调不要再提“反冒进”口号。并发出了“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的号召。浙江省率先提出要提前实现1957年10月通过的《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粮食亩产指标。1958年2月,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这个“报告”规定:1958年的农业总产值为亿元,比1957年增长。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920亿斤,比上年增加220亿斤,增长。接着,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再次对“反冒进”进行批评,并批准了国家经委提出的《关于1958年度计划第二本账的报告》,这个报告将1958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调整为,粮食总产量增加396亿斤,达到4316亿斤,比1957年增长。经过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批评,以高指标为特征的“大跃进”在农业生产领域全面启动。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外部环境一天天地改变着。1958年3月,在建德地委召开的地委常委会会议上,专题研究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调整方案。当时的建德地委副书记、专署专员梁长庚首先发言,他说:“农业上,建德全地区有耕地面积240万亩,每人平均亩,1957年每亩单产仅479斤。根据我省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要求……力争在1960年实现每亩800斤专区是有保证的;经济林区大有潜力可挖只要加以垦复和培育,单位产量即可增加一倍至数倍。因此,调整原安置方案,移民的生活是完全有保证的。”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谁敢讲真话?梁长庚接着说:“我们可以算几笔账,一是粮食账:1956年建德全地区上交余粮10231万斤,1957年上交余粮是13377万斤。水库淹没31万亩土地,共产粮食14800万斤,两者相抵,基本接近。水库移民约23万人,以每人口粮480斤计算,全年需要粮食亿斤。以现有基础来讲,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而且有余。如果加上人口逐年迁移和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因素,粮食自给就更不成问题。二是土地账:移民安置后,平原每人平均亩,半山区每人平均亩,山区每人平均亩。安置后的生产规划,第一年即可提高至平均每人收入元。”最后,梁长庚总结说:“我认为新安江水库移民全部由建德地区自行安置完全具备条件。这样,既能保证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又贯彻了勤俭节约的方针。在本地区安置,至少要节约经费1000万元。”这是理论上的账,当时血吸虫病盛行,土地缺人耕种的开化县池淮公社原来只有2399人,一下涌进3176人,满田畈的血吸虫难道能变成金?1957年,全公社农民总收入只有12万元,一年会升高到44万元?全公社农民总收入能增长?这不明明是大话吗?但在那个年代,谁也不敢不信。日,新华社报道了河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大队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同月12日,《人民日报》再次宣布该社第一大队又有2亩9分地平均亩产3530斤。自此之后,各种“卫星”争相竞放,并且产量越放越高。梁长庚专员的一席话与各种“卫星”相互呼应,就形成了震撼世界的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大跃进”。那天的建德地委常委会上,没有一点“杂音”,高度一致。他们最后达成统一的意见:根据新安江电站建设的需要,淳安、遂安、建德3县共需迁出人口2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万人。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及时做出批复,同意建德地委《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意见的报告》。“批复”主要精神有三点:一是同意新安江水库移民全部在建德地区安置。惟希建德专署根据本区土地、生产等条件,进行周密的规划,妥善的安排,做到移民安置后,新老社员的生产生活水平不致降低。二是取消金华、嘉兴专署安置新安江移民的任务。金华、嘉兴专署各县之移民机构4月份起撤销。三是拨付两专署建房等预付款,未动用者立即上缴;已购买或订购材料者,设法变卖、收回;已订购之木材,交当地森工部门,由森工部门垫回预付款。经历几年,花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做出的规划,在一次会上就被推翻了,缺乏科学性的新安江水库移民计划被批准后,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经费又一降再降。日,中共浙江省委下发通知说:“新安江水库移民经费原标准较高,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即将普遍建立,农村的经济面貌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完全有条件降低移民经费的标准,将这一部分国家资金用于更加迫切需要的项目上去。为此,省委决定从1958年起,新安江水库移民经费按每人平均150元的标准计支。”时隔不久,浙江省委、省人委接到建德地委一份《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经济政策的调查报告》,“报告”说:省委决定新安江水库移民投资指标由原来每人平均元降为150元。建德县采取逐级包干,重点试用的办法,即未按每一移民150元包干,而是采取每一移民120元包干,公社按每一移民50元包干。一是房屋建设,由国家代建,每人12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7元,每人只需84元。由于新安江大坝提前封堵、蓄水、发电,移民任务加速,同时建筑材料和劳动力严重不足,从目前公社化情况看,房屋调节也具备了条件,只要略加修理,移民就可居住。二是移###输费,使用机动车辆以外,县移民根据5688人的实际开支,每人平均元,在目前交通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大行军移民的办法,根据淳安汾口公社和岩村103户实践结果,每人平均只有9元。三是生产补助费,过去是以土地补偿形式发给安置社,每人平均元,公社化以后,集体所有制程度大大提高,安置社对移民生产所需土地提供了统一调剂的可能,许多地方就不给土地补偿费。四是社员林木、经济作物、生产工具以及其他财产过去给予适当补助,现在一律不给。建德地委、专员公署“报告”最后提出: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省委对新安江移民投资指标,每人按150元计算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建国后几十年的极“左”路线为什么那么畅通无阻,“大跃进”的波涛为什么一浪高过一浪,就是有一批推波助澜的人。在新安江水库移民中,那些推波助澜的人不顾事实,结果造成了移民房屋质量低劣,甚至出现了“赶鸭子式”的行军移民。不少移民在三年困难时期,离开了人世。1959年6月,浙江省委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请示国务院,要求调整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费,确定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费为2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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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2:19
你能否把这篇文章发到本省的各个会吗?这样本省移民的后代会有很多人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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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5:50
呵,看来没没有人关心淳安历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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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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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5:23
满纸肺腑言,一把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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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7:11
继续更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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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0:28
5.我的移民路&松崖是松崖乡乡政府所在地,也是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站。儿童和少年时代留下的记忆是永远抹不去的。四面环山,中间的一条云源溪把千亩沙洲劈成两块,南岸的松崖古村落中一条长渠穿村而过,这村落上宅的头与下宅的尾相距足有500米。大巷小弄的通道平坦得没有一个台阶,通道上是横铺的茶园青石板,村中四位童家太祖太公建造的四座大宗祠,是夏天松崖人乘凉,冬天看大戏的好地方。松毛岭脚下的松崖和花洲、云头、息坑、毛家坎、上溪埠等五个村落的童氏后代共同建造祭祖的大宗祠,外观巍峨壮观,第一大厅,两个大人才能抱上的四根大柱子,雕梁画栋,极尽辉煌。据说,水库拆屋队见到后都不愿下手,也不敢下手拆除。童家宗祠后山,有许多几个人才能抱住的大苍松。听老辈人说,上世纪30年代修建浙赣铁路就被国民政府打上了主意。倒下几株大松树的巨大响声,成了全村几百号人的号令,男女老少全上山了,砍伐工人无法下斧就撤退了。直到1956年修建金寿铁路(金华至铜官)才把古松砍得一株不留。保护童家宗祠的一排四株千年挡风翠柏,都不舍得砍伐。时时听家族老人说:“看到新安江水库的水一天天往上涌,那四株参天柏树和童家宗祠一天天往水中沉,心真如刀割一样的痛。”淳安人祖传就有不走泥路的习惯。淳安地处浙西山区,丘陵山坡,高山峻岭,汇集新安江畔,淳安村庄相邻的山岭,沙洲相连的田畈,邻里相通的里弄,全部是用青石板铺设。淳安村落巷弄中的青石板铺设很有讲究,富村青石板横铺,贫村青石板直砌。我们村的石板路一直通向最高的松毛岭,山顶上还有个凉亭,上下六千多个台阶全用茶园青石板砌成。淳安茶园青石板远近闻名,据说杭州胡庆余堂,胡雪岩故居的青石板都来自淳安茶园。因为徽商路经淳安,水运方便,茶园门口装船,钱塘卸船,便到杭州。昔日,淳安耕牛开春有尝鲜的习惯。每年三九严寒,为人服务一年的牛被关进牛棚。我六岁开始放牛,牛早晚被牵出,放风吃上二次水,其他时间,它们就在牛圈里啃那干燥的稻草和苞芦秆。牛盼开春,我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立春之日,大地复苏,枯草吐翠,全村近百头大小黄牛都相继被赶上松崖与威坪镇山头湾村交界的东山尖上。东山尖有睦州第二峰之称。到了山顶,牛的主人给牛鼻套全部卸下,让牛完全地自由。那一个多月是淳安牛最快乐的时刻。据老人说:牛特别有灵性,也特别认“老乡”,只要是一个村庄的牛,白天它们在山上放任地乱窜,晚上就聚在一起,母牛、小牛居中,大牯牛周围围圈着入睡,以防野兽伤害。放在山上的牛从来不曾丢失过一头。春耕开始,大小“牛郎”相继上山牵牛,吃了春天山草的黄牛,头头膘肥体壮。昔日的淳安,古树连片,毛竹成林,大山中的野兽成群,狩猎也成了山里人的一大爱好。一到冬天,淳安老猎人上山打野猪,青年人也喜欢去凑热闹。猎狗一叫,山里就响起一片狂叫声,野猪听到漫山遍野的狂呼,四处乱窜,守在路旁的老猎人,见猪枪响,百发百中。山中不论是赶野猪的年轻人,还是砍柴的老农,只要听到枪声,都会赶来。他们喊着去分“刀鞘肉”。打第一枪的人分一只后腿,其余所有的人只要扎野猪的抬杠没有上肩前,见者有份,童叟无欺。淳安对每一个新安江水库移民都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依恋。今日的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国内外著名儒学家吴光,在少年时代离开故乡四年后,对故乡还依存着那意绵绵的情思,他在高中的一篇作文曾写道:我的心一下飞向童年时代的春天,在新安江畔,只见那婀娜多姿的柳树满脸春风地排在两边,嫩绿的枝条羞羞答答地往下低垂,沿岸的百草坪上早就长出了茁壮的青草,青绿代替了枯黄。“这草一定是甜的。”那时候,我和那些调皮的朋友们一起放牛,牧场是那样的宽广,我们睡在草地上,贪婪地吮吸着青草的香味,用多汁的嫩草预测谁家的牛吃得饱。高兴了便追逐游戏,身上插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而今,我却在远离故乡三百里外的桐庐,思念故乡普慈。我幻想能再贪婪地看一眼故乡的春景,能够用我的笔来记下那生机勃勃的春景。今日,故乡已沉入水底,因而是永远不可能的了。23万多淳安原迁移民几乎人人都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美好记忆。移民那时我才七八岁,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放牛。一天我遇上与我家乡农村穿戴不一样的人,有好几个,一口外乡口音,他们忙来忙去,在山腰插起了红、白、黄三道旗线,我去搭讪,才知道他们几个是测量队的技术员,我问:“叔叔,这插旗挺好玩的,我帮你们一起插吧。”测量队员笑了:“小孩子家,你是不懂的,这是将来新安江电站建好,水要漫到这里的水界线。”我问:“那松毛岭上的凉亭都要淹掉?”他们说:“不仅凉亭淹掉,你们整个村都要沉入水底。”太意外了,我问:“那我们全村的人呢?”“移民。”他们回答得那么干脆。只有七八岁的我,怎么听得懂“移民”二字,怎么想得到移民会给我们家、我们村带来怎样的苦难?但有一点是听懂了,那就是水肯定要把我们整个村庄给淹了。回家我告诉了妈妈。妈妈毫不在乎地说:“他们瞎说,你不要听他们的。”自从测量队的人在山上插上红、白、黄三道小旗后,全村就议论开了:“铜官要造大坝了。我们要移民了。”“我们村到铜官有###十里路,就是造水库,也淹不到我们这里。”……那一阵议论后,我们村上的人又集中精力办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和土改复查,谁也没有去理会那些测量队员是来做什么的。50年代的小山村,没有广播也看不到报纸,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山外的情况还真是不清楚。1958年底,港口、富文、妥桥等乡镇的人移到临安、建德去了。1959年1月,屏峰、桥西、文昌的人也开始移了。2月,与我家相邻的金峰、外桐乡也开始动员了。消息再一次传到我们村里,全村的人再也坐不住了,“移民”浪潮一下席卷淳安全县31个人民公社158个生产大队。3月25日,淳安县移民办一位工作人员来到公社,召开了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和社长会议。又派村代表去考察,我们村去参观的孙彩莲和童春香,回来当天晚上召开了全社社员大会。孙彩莲这位有魄力的女支书,在会上动员说:“新安江大坝提前封堵,我们就得提前移民。我和春香到开化考察,也没有选择余地。党和政府号召了,我们就得响应。上级安排了我们村搬迁的时间是4月15号,这一天我们全村人必须全部移走。今后走集体化道路,吃饭在食堂,不该带的东西都不要带。”那天的会,说是动员会,实际上是下命令。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简单,干脆,做事只需一级一级地往下命令。但说是下“命令”也不尽然,这里面还隐含对未来、对集体化道路的期望。如果真的共产主义了,吃在食堂,住在瓦屋下,还要带那么多拖泥带水的杂物干什么呢?这日子来得太匆忙了,短短的20天,他们能做些什么呢?什么都来不及了。4月8日,我妈妈不顾一切赶往排岭,把爸爸从淳安建筑公司拉了回来。这天开始,松崖供销合作社就在童家宗祠门口操场上,收购坛坛罐罐。木头、门板6角钱100斤,大橱柜每只5元钱,小橱桌每只2元钱,大坛1元钱1只,小坛只能卖1角钱。开始一天,大家还有一点积极性,第二天,热情急降下来。后来,不准带的家具干脆丢弃在家里了。只是在传统的观念里让他们留下终生遗憾的,是他们顾不及把祖宗的尸骨从山脚坟墓中搬到山顶,也顾不及上山去向祖上求愿和祷告。松崖村这千年古村落就将永远浸入水中了。没有告别仪式,但真的就要永远告别了,告别居住了一千多年的松崖古村落,告别824亩日夜耕种的良田肥地;还有2400多亩青山以及马上要像沙子一样散去的邻乡的乡亲和友朋。而对我来说却是要告别朝日相处的同学……移民开始了,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搬家具、农具,最后留下一只大橱柜,我爸爸跟我说:“大郎,你妈腰不好,这只大橱柜就我们两个人抬吧。”我从堂叔家里借来两根竹竿,爸爸把前面竹竿留得长长的,抬起后,爸爸的双脚和大橱柜的两脚经常相撞。松崖到息村埠码头上船有五里路,当时身高不到米的我,抬着一百多斤重的柏木橱柜,翻过了松毛岭,也不知歇了多少次,我也不知流了多少泪。爸爸一路上总是说:“再坚持一下,就到了。”这句话我爸爸每讲一次,我大颗大颗的眼泪就往下掉。已经过去了近50年,但那情景现在还常浮现在眼前。4月14日下午,安排给我们村的131只船全部在息村埠码头装好了坛坛罐罐和零零星星的家具、农具。百舸待发,那气势很壮观,但在壮观的背后,充满着心酸和泪水。当天晚上,我奶奶和我爸爸妈妈坐在堂前的土油灯下,只是默默地流着泪。那夜是我奶奶最伤心的一个晚上。我奶奶20岁来到我家,当年爷爷就去世了,奶奶守寡多年,独自养育爸爸。移民前那些天,狗杀尽了,鸡杀绝了,老黄牛也屠宰了,晚上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安静得令人心慌;黑暗得令人窒息。但在晚上,家家户户都透出土油灯微弱的光亮,离别的前夜大人们无意入睡,点一盏灯静静地守夜。估计已过半夜了,奶奶突然发话:“我最担心的是大郎爷爷了,现在他爷爷的坟还在松毛岭脚下,水漫上来,首先是淹到他爷爷。”在上代人中,虽然坟中什么也没有了,但依然还居住着维系活人的先人魂魄,没有他们的庇佑,后代如何能够安宁与发达呢?短短的20天,活人的生计都安排不妥,哪里还顾及得了长埋于地下的祖先。但顾及不了不等于不念想,妈妈爸爸十分无奈地说:“那怎么办?”爸爸说:“我现在带着大郎上坟去。”也只有这么一条告别的路了。妈妈把我叫起来:“你跟爸爸去看爷爷。”那时,破除迷信,香纸烛火都无处买,我带着准备路上吃的豆腐干、点心和我的作业本,摸黑去上坟。我在爷爷坟前,点着从我作业本上撕下的一张一张空白页,替代承古以来的念过佛经的香纸,擦一根火柴“嘶”的一声燃起一蓬火,火光是阴阳两界的信号与通道。拜了,念叨了,致歉了,我把作业本都烧尽了,爷爷原谅我们了么?当我拍拍两膝站起来时,发现松毛岭上上下下有点点闪闪的烧纸亮光和轻轻的哭泣声,离别时那种悲戚的低鸣不断地在山谷中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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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0:29
从爷爷坟上回来,妈妈稀饭已烧好,这是最后一餐故乡的早饭,也是在父母亲手建造起来的房子里吃的最后一餐早饭。奶奶和爸爸妈妈什么话也不说,我们没成年的兄妹自然也不敢说话。整个厨房只听到唏溜唏溜的喝粥声。走出家门,天色微明,在幽深的山的背景下,家家屋顶冒起了袅袅的炊烟。我一生见到奶奶最悲伤的时刻,是那天清晨的“起锅”。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待爸爸一声令下“起锅”了。当爸爸拿起柴刀,砸下铁锅一周石灰的那一刹那,年过六旬的奶奶“扑通”一声跪在灶头前,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这口灶,伴随奶奶40年,抚育了儿孙两代人,见证了奶奶孤儿寡母的辛酸和苦痛,奶奶那压抑了半个多月的情绪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宣泄。我们扶着奶奶走上了通往开化移民的第一步。我们淳安西乡人有一个风俗,搬进新屋,都要在天亮之前。大家把移民当做是一次搬新家。那天早上,我家老少六人,天没亮就上路了。在松毛岭顶,往前,往后一看,一串串火把照亮了松崖至息村五里青石板路,一条点点闪闪的灯龙在山谷中穿行,大家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踏着光滑的青石板路,在往前推移,火把烧尽的炭灰随着春风飘向田野,每人眼睛里充满着泪水,连同雨点飘洒在石板上。早上全村六百多人,在息村埠头的溪滩上等待天亮。往日,左邻右舍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喧嚣嘈杂。那天长辈们互不搭理,小孩们也失去了嬉戏的天真,都依偎在父母边上,看看你,望望他,没有一双眼睛是有神的。木船缓缓地前进,故乡渐渐地离去,我们站在船头仰望,寮棚依稀隐山湾,遥望群山,见那峰谷青青斜倒影,炊烟袅袅有人家。缅怀桑梓景,朦胧新家何!一切的一切随波消失在天边,船上没有一点声音,只听到船夫的摇橹声……到了贺城,已是下午,码头边,大家把船上的货物卸下准备换汽车。同乡的慈滩、毛家坎还有金峰公社移到开化的移民的农家具都堆在路旁,何时转运,大家心中都无数。轮到我们估计至少要10天以后。当时的贺城已成了一个空城,拆房队已经进了城,许多房子已被拆得东倒西歪。我们也就住在路边还没有被拆的房子里。当天傍晚,突然变天,大雨倾盆而下。第二天,我们赶到了新安江畔,只见洪水滚滚而来,我们的农家具还没被洪水淹上,大家心里也宽松了一下。但这时,贺城中的消息四处传送:“4月16日下午8时,新安江威坪山洪暴发,水位上升到50米高程以上。”“据说,茶园镇上已被水淹没,合洋村水位已上升到楼板,没有迁移的一百多人爬上了屋顶。新安江工区有一千多工人被水围在山上,已经断粮断水24小时,新安江工程队已派汽艇参与抢险。”开淳公路上的运输,也传来消息:“原先调运的65辆汽车,现在只调来24辆。金峰、松崖、威坪移开化的几个乡移民一下走不了了。”我们焦虑着什么时候能走,大家焦急地打听:“到常山的汽车什么时候有?”“到马金、到华埠、到杨林的汽车什么时候开?”移民办的同志放出话说:“现在的汽车都是烧木炭的,带来有20斤以上木炭的移民户先安排汽车。”我们松崖村的人都没有准备木炭,只得耐心等待了。三天后我和奶奶及一对弟妹爬上一辆不知开往何处的汽车,在车上看到是同乡云头村的移民,心才放了下来。我奶奶问:“你们云头村移到哪里?”我估计是一位村干部的移民说:“我们移到杨林,你们松崖村移到青阳,我们的车子要路过你们青阳的。”19号下午,一路颠簸,我们祖孙两代四个人,在青阳下了车。我们一下车,当地人把我们当做亲人一样接待。两位青年跑过来,问我:“你们是哪一家?”我把我父亲的名字报了,一位青年就跑过来,挑起我扶着的一担箩筐,一位青年扶着我奶奶说:“你们家住在山底村,我们带你们去。”走在路上,从两位青年那里得知,我们松崖一百七十多户农家,全部安排在青阳公社的青阳等七个小社。还专门为移民办了两个食堂,一个点设在文昌阁,一个点放在牛角垄。半个月时间内,一日三餐,都由食堂供应。不知不觉,我们穿过文昌阁一个小山坡,就到了山底社。我们在山底低级社的公社边上找到了我的“新家”。那两位青年说:“我们全公社二十多个低级社都腾了房子,几乎每个社都有你们松崖公社的移民。你们村的六百多人,全部安插在公社所在地几个低级社当地人的家里。”我走进这个“新家”,这是一栋新建不久的,典型的农村三居室房子,占地面积也只有120平方米左右。看上去,就是一户刚搬出的大户人家。中堂左右两大间,靠右一间,号上有我父亲的名字,下面括号内六人。对面一间是童长善,括号内写着七人。青年人推开我家的“新房”,把箩筐放下说:“你们这栋房子楼下住四户,楼上住两户,共28人。你们六人大概只有20平方米左右,挤是挤了一点,但我们七个低级社总共才有一千来号人,你们一下搬进六七百人,住房是肯定紧张的。”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想说了,盼的是能吃上一顿饱饭。我跟着那两位年轻人,到了文昌阁食堂,一位老社员厨师十分客气地对我说:“小鬼,你家里几个人?”我说:“父母还在淳安押运家具、农具,今天到的只有祖孙四个人。”厨师又说:“你们几天都没吃热饭了,今天就多打一点去吧。”那天晚上,辣椒酱配白米饭,祖孙饱饱地吃了一顿。第二天,华埠中心小学的老师就到我家,把我们村上几个同学接去读书了。10天之后,我们这栋房子里的六家新住户的家具农具相继运到。每家的“顶梁柱”到了,终于安顿下来了。楼下四家在中堂搭起了四副灶头,还有两家的灶头安放在厅后的通道上,六户人家就在这“新家”过起了移民之后的“新”生活了。一家六口人,祖孙三代,男女老少,住在20多平方米的一间屋里,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一幢屋里,垒起六个灶头,没有烟囱,一开灶,烟熏得屋内人人流泪,更可怕的是那直通楼板的火光,只要稍不留神,一个火星子就可以烧掉一片民居。新安江水库库边长大的诗人胡雨泽,观今日千岛湖,忆往昔30万大移民撼天动地的悲壮画卷,动情地写下《青溪情》:卅万抛家意踌躇,一截天险出平湖。浪呼百里蓦回首,梦绕新安觅归途。千家昔挑独映月,九州忽照夜还苏。曾忆江歌最是景,千岛如画青溪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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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0:31
6.八个月建起一个县城1959年5月,新安江的库水淹过水位高程50米,经历1751年沧桑变迁的浙西重镇――淳安古县城开始渐渐被水淹没。时隔不久,新安江库水冲上水位高程70米,经受1339年历史长河洗礼的狮城也只剩一片水面。这两座古城随同他们深厚的文化积淀沉入了新安江水库底。留下的只是淳安、遂安两县老人的记忆和说不清的历史辛酸。在两座县城沉入库底的时刻,在淳安县城15里外的山坡上,却奇迹般地出现了一座新城。新城从日破土到日淳安县移民办公室率先入城为止,只有222天,这可谓创造了世界奇迹。这奇迹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创造;只有在那个时代人均居住面积才能从平方米降到平方米,有的一家甚至人均只有3平方米泥木结构的低屋;也只有在那个时代,古城从8万多平方米的房屋缩减到不足6万平方米,后来一城又住上两个县的县级机关干部、家属。从规划5000人一下膨胀到7359人。浙西的淳遂两县系一天然盆地。四周均为高山峻岭,北靠复船岗、葛蒲岭,东邻太阳山和毛岭,南有千里岗,还有龙门大山,与安徽交界的淳安西部是新安江水的源头,日流塘头、百峰山。涓涓细流从各千米高山汇入徽港。四周千米高山围聚起的淳遂盆地拥有大片耕地,而且大量是新安江、遂安江、云源港、梓桐港等十几条山溪冲刷堆积起的冲积平原,地肥水美。新安江上游直通安徽歙县屯溪,下经建德直连杭州。向南沿兰溪江可直通金华、衢州。东汉开始,便逐步成为浙西重镇。位于遂安港中游左岸的狮城,下通港口与新安江航运衔接。到了上世纪30年代,遂杭、遂衢通衢大道打通,全县物质集散才变得便利。盆地中已有十多个与狮城相邻的集镇,基本实现了半商半农。茶园镇盛产青石板,依赖着新安江和太平、富德三江总汇枢纽,依赖着得天独厚的三源,青石板就成了茶园人的摇钱树。茶园沿街西侧店铺林立,1926年已有了电灯照明和机械碾米,到1944年,镇上已有八千多人。淳安、遂安和安徽歙县三县水路交汇点上的港口镇,在商业繁荣程度上居淳安、遂安之首,故有“金港口、银茶园”之说。1944年,港口镇也有八千多人,商店一百多家。坐落在新安江中游左岸,名为“万年镇”的威坪镇,为浙皖边界重镇,是浙西通往安徽歙县、屯溪等地的水路交通要冲和重要商埠口岸,1921年,威坪商人胡润相办起了威坪电灯厂,在富春江、新安江上是继桐庐镇后的第二个山城亮起了电灯。淳遂盆地物产丰富,商贸集散,畅通快捷。历来也是人民武装斗争的根据地。早在盛唐时期,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帝的农民起义女领袖陈硕真便在这里揭竿而起,亲率两千精兵攻陷睦州,然后攻克于潜,直达歙州城下。五百年后的北宋宣和年间,威震东南半壁的方腊,镇压帮源一带地主武装的反抗,占领青溪县西北重镇――万年镇,随即向县城进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党我军也曾在淳安建有地下党组织。特别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曾亲临浙西视察,并在淳安歇脚转程。淳遂盆地地处浙、皖边界,又是当时浙西建德、桐庐、分水及昌化等县的中心地区,因此,其政治军事的战略地位十分明显。古往今来,每个都、城、府、镇的设置无一不是根据当时政治需要,同时又取决于它自身的客观条件。当时的浙江省委、省人委,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建设需要,但淳遂盆地四周是海拔都在千米以上的大山,要将两县分给邻县管辖,对行政领导和管理将会困难重重。淳安、遂安两县合并,另选县城,是惟一的选择。但贺城、狮城、港口、茶园、威坪等五大城镇都将沉入水底。县城只有重建。县城的新址选在何处?省、地、县都举棋不定,淳安县移委办公室杜德瑶急了。1957年3月的一天,杜德瑶得知1959年洪水期的壅水要从铜官大坝直上35公里,盖过淳安的老县城――贺城,逼近遂安的狮城。这位最基层的移民干部,心急火燎。贺城中居民和农民经常问当时的小杜:“我们移到哪儿去?”血气方刚的小杜就冲着他们说:“新县城城址还不知在哪个山头上,你们移到何处只有天晓得。”小杜显然说的是气话,对家乡的父老乡亲,他也是很有情感的。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局要求1958年前完成县城迁移,从现在算起,也只有20个月了。根据解放初我国兴建的第一座中型河北省怀来县官厅水库的经验,那里仅建造和迁移县委、县政府等行政机关就花了五年零八个月,而淳安至今一砖一瓦尚未准备,是不是因为淳安迁移任务轻了呢?不是的,淳安不但所有的机关、街道、商店都要全部迁尽,而且必须在100米高程的山顶上兴建。条件与官厅相比,那是困难多了。杜德瑶抱着对父老乡亲,对政府的极大热情,给浙江省吴宪副省长写了一封长信。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日,向省委常委、秘书长、主任、一办、三办和建德地委、淳安县委全文转发了杜德瑶的这封信。信中说:建造淳安县县城没有被领导所重视,当前的情况是省领导依赖建德地委,认为这是地委分内的事,而不加以过问。而地委呢?光指责县委为什么不找一个好的地方,已有三次通知要重找地点。我们淳安县向省人委、城市建设局打了报告并派专人到省局请示。他们却说,省人委没批准,我们不能过问。与此直接相关联的是要完成1958年9万至10万新安江水库移民任务,到现在为止,没有收到省和专署移民委员会有关做好水库移民工作的指示,连大体的初步方案都没有。这位刚30岁出头的青年人,血气方刚,他在信中尖锐批评了领导:产生和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首先是省委或负责新安江建设的某些省委领导同志对移民工作的艰巨性认识不足,认为大批的水库移民,随着农业高级社运动的发展,可以一切都解决,而放松对这一工作的领导,抓得不具体,不得力。二十多万人的移民,五个大镇的搬迁,至今几年了,省里还没成立领导机构,没有确定专人来负责这项工作。在召开的全省移民工作会议上,省里没有一位领导到会。杜德瑶的这封信真正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他直冲浙江省委、省人委领导思想要害的这封信,语惊四座。日,浙江省人委第十四次省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于8月30日正式成立“浙江省新安江移民委员会”,主任由省长沙文汉亲自担任。但是1957年下半年开始,正是全国反右扩大化时期,沙文汉刚想为新安江水库移民干事的时候,一顶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把这位铁汉压垮了。移民工作就由分管的杨思一副省长挂帅了。但移民办设在林业厅,体制上严重不顺,导致移民工作处处被动。时任淳安县县长的张玉青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淳安县城选址曾留下这样一段叙述:1959年,新安江水库的水肯定淹没贺城,淳安县委、县政府迁移他地,近万人的贺城百姓总得有个安居的地方。我们商议后,就背着省、地自己选址了。当时采取了三条措施:首先,查阅了淳安县有关史志资料,全面了解了淳安的历史沿革,乡镇建置,风土人情,以及人们生产生活习惯。其二,分析研究了军用地图所提供的地形、地貌、山川、道路、乡村等特别是水位淹没县所处高程位置等详细资料。切实掌握了有关数据,再是慎重选点。开始选……县人委一班人一致意见将县城设在排岭。县委也赞同了县人委的方案。1957年8月,县委就决定成立淳安县新城镇建设委员会,并于同月在泗渡洲村祠堂里挂牌办公。建德地委和专署都认为,淳安、遂安两县大量的受淹人口外迁后,后靠移民和原淳、遂二县的人口一共不足30万,两县的建制以合并为宜。1957年9月,浙江省新安江移民委员会成立后,向浙江省委、省人委呈报的第一个报告便是《关于淳安、遂安两县建制及复建新城问题的报告》。当月,浙江省人民委员会以浙办字第〔2352〕号文件下文批准:淳安县城迁至排岭复建。遂安县城迁至汾口扬旗坦复建。1957年9月,淳安县新城镇建设办公室就制定出了淳安新城――排岭的建设方案,淳安新城镇核定人员缩减。房屋建设面积缩减,新城的建设工作,必须在1958年底以前完成。1959年3月底以前全部迁移完毕。日,浙江省城乡建设局给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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