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历次运动真相之四：三年自然灾害【赤色黎明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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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历次运动真相之四：三年自然灾害
先声明一下，三面红旗的棋手是德胜同志，正如德胜同志思想体系一样，并非德胜同志一人创造。三面红旗又称三个万岁，念起来就是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在中国能称万岁的玩意都了不得。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三个法宝。法宝也很厉害。话说当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激烈竞争。各有自己的领袖。斯大林去世之后，共产主义世界出现领袖真空。有机会填补真空的，除了赫鲁晓夫，就是德胜同志了。赫鲁晓夫就不说了，苏联一把手，家大业大。德胜同志是另外一个情况，他缔造了新中国和中国军队，并且让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证明了自己。然而要成为领袖其实很难，小弟被欺负了，要上，就算不上，也得援助。这些都需要白花花的银子。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缺的就是钱。如何才能有钱呢，就要搞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搞上去就有钱了。有了钱，可以大米小麦，可以买飞机大炮，还可以买人家的国债。当时苏联想要赶超美国，中国也不能落后，那就赶超英国吧。在伟大领袖的带领下，掀起赶超英国的狂热。作为领袖么，就要完成领袖的任务。领袖的任务就是制定指导思想。和往常一样，德胜同志很好的完成了领袖的职责。五五年十二月四号，德胜同志发表讲话凡有反保守，曰：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简称多块好。稍后，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就是说咱们建设时要注意节约。德胜同志采纳了这个建议。十天之后，12月全国农具工作会议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又过两年多，五八年新年，一位有才的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新年社论，叫《乘风破浪》：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说真的，“而且”后面这一段简直就是多余。大家非常重视，德胜同志也非常重视。三月份开会德胜同志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出不少感慨，并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仔细审查一下三面红旗就能发现，第一面旗帜，即总路线没有任何问题，多快好省么，有啥问题？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德胜同志指出，咱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搞建设，你们下面好好执行。我写这篇文章也争取多快好省，各位朋友看这篇文章同样争取多快好省，同样没有问题。原则性东西么，普遍适用。不能因为后来的政策失误就否认原则，就如同永动机造不出来就否认能量守恒定律一样可笑。总路线没问题，问题在下面执行。而当时基础工程和基本工具都欠缺，想让胡必成同志的国务院和后来胡服同志领导的人民政府完全执行是不可能的。别的不说，道路和汽车这两样就能憋死人。第二面旗帜就致命了。如果说总路线是一个普遍性适用规律，那么大跃进这玩意相当于一个狂热的理想。如果一个人拥有狂热的梦想，比方说想发财，肯定不会安安分分干工作挣那一份死工资，胆子瘦点的，会不停的刮彩票；胆子壮了，就去赌博、贩毒、抢劫等等。中间有可能发财，更可能的是送命。如果一个集体有了疯狂的理想，那么这个集体肯定要干出疯狂的事。如果这个集体扩大到整个国家，悲剧将是唯一的结果。大跃进真正的破坏，不仅仅是资源浪费，人力浪费；不仅仅是放卫星或者炼了一大堆废铁，还有它的“科学性”。苏联一个书呆子说深翻土可以增产，善良的中国同志就相信了，深耕地面到两米。两米之下是啥，那是黄土，营养在表层。耕地二十公分，小麦能收获五百斤，耕两米的话，至少要减产三分之一。所以七千人大会上，胡服同志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分人祸中，不仅包括政策失误，还包括“科学”不给力。没有办法，这就是当年的民族知识水平。换成现在搞大跃进，不会再有那种“科学”了吧？在我看来，最为致命的是第三面红旗，即人民公社。所谓人民公社，前面也说了，就是把大家集中起来，有饭一起吃，有活一起干。它的最大弱点也就在这里。按照德胜同志的说法，所谓人民公社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是什么吗？军营。说白了就是要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组织有序的军营，大家一起劳动搞生产，一起抵御敌人。听起来似乎很美好，但是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在德胜同志之前，已经有过一些雄才大略的人物做过类似的实验，全部无一例外的失败了。第一个有如此理想的人就是两千年前伟大的嬴政同志。一统六国之后，嬴政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制定一系列法律条文限制老百姓，并且在国家内推行郡县制摧毁之前长久以来的血缘政治。如果这些条文能够全部实现，中国将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类似一个军事机构。在这个社会最上层就是嬴政以及他的子孙。然而他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继任者无能，而是那些条文制度根本不适合社会情形。嬴政在世，可以靠雄才和铁腕维持，不在了，就必须变。嬴政之后，诸葛亮在蜀中进行过短暂的实践，人死之后便没了下文。又过一千多年，又有一位雄才的皇帝重新拾起这个梦想，他叫朱元璋。朱元璋搞定了元帝国，重新建立起汉人帝国，然后他又制定一系列条文，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帝国。为了整治贪官污吏，他杀了一批又一批，从七品芝麻官杀到第一功臣李善长，把官吏来来回回杀了好几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废除了宰相制度，所有活都是自己干。然而他依然失败了。后来出了太监乱政，甚至还出现了张居正这种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名臣。从嬴政到朱元璋，他们都有一个极大的矛盾。按照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律条文，需要“素质”极高之百姓方能适应。他们统治时，却尽量让老百姓愚昧。所以从秦帝国到明帝国，中国人摆弄出了四大发明等一系列让我们民族骄傲的东西，但是在思想上还是原地踏步，依然没超过春秋诸子之范畴。朱元璋的民众素质并不比嬴政的民众素质高。而此时的欧洲，古典文明已经和基督文明相结合，已经完成了文艺复兴，正准备玩工业革命。朱元璋之后又有明清两朝五百多年，民众素质增长了多少呢，依然是在原来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增长指数无限趋向于零。清帝国完蛋之后，中国经历大约半个世纪的连天战火，德胜同志成了最高领导。这五十年里，发生了五四运动，经过各种思想启蒙，中国民众素质还是上涨了不少的。然而此时的西方文明已经完全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嬴政时代，中国民众素质至少不比西方世界差。朱元璋时代已经开始落后。德胜同志时代，已经远远落后。此时的德胜同志再一次拾起那个梦想：把整个国家的力量整合在一起，追赶那些发达国家。他的办法就是人民公社。他比嬴政朱元璋等人干的都彻底。很多人拿德胜同志和嬴政朱元璋等人作对比。确实，他们作风上乃至思想上有很多可比性。但是这些对比者都忽略了一种情况，就是德胜同志在民众中的威望远胜嬴政或者朱元璋或者其他人。这么说可能会惹来很多口水，毕竟我没在嬴政或朱元璋时代生活过，也没有穿越过。但是我知道一个事实，就是德胜同志比嬴政或者其他人多干了一件事：土地改革。挺德胜同志的人执著于德胜同志的战功，贬德胜同志之人侧重于德胜同志搞运动整人，中间派更愿意学习德胜同志的权谋。在我看来，德胜同志的全部威望均来自于土地。
德胜同志威望的源泉中国农民如同野草一样，生存能力非常强大，只要有点土地就能存活。然而几千年以来，农民常常如野草一样，一次又一次枯萎，因为农民们常常没有土地。每个王朝刚开始，农民可以分得一点土地，然后就是土地的兼并集中，等到兼并集中差不多了就有人挨饿，有人挨饿就有人造反。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王朝，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次又一次土地重新分配。每一个王朝初年，农民手里有点地，国家就能征收更多钱粮。中央政府有钱就有能力去开疆辟土，去宣言文明什么的。新中国诞生之后，中国再一次统一。统一之后迅速完成了土地革命。这一次土地革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彻底。地主没有了，大家都拿到了土地，是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如果挑选一件事代表资源在整个国民范围内平均分配，必然是土改。共产党政府真正意义上站住脚，并非打败了蒋介石，并非抗美援朝胜利，并非所谓苏联支持，而是土地革命。有了土地革命，相当于有了农民支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农民支持的政府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关于这一点，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想必印象极为深刻。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参与创建联合国，并且赢得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然而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却始终没能赢得农民的支持。德胜同志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得到农民支持，根本差别就在土地问题上。在那些拿到土地的农民眼中，任何敢于怀疑新政府的人都是不可思议的。给予他们土地的中央政府是伟大的。领导中央政府的德胜同志更是伟大的。回顾那一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德胜同志的威望非常的高，高到无法无天，当他要批彭得华，彭得华就要完蛋，要批判胡服同志胡服同志就要死，当他准备收拾101，101一点反抗余地都没有，他动动嘴，286就要起了再落，他要胡必成同志今天检讨，胡必成同志绝不会等到明天。为啥德胜同志有如此之高的威望，可以认为那是宣传吹捧，也可以认为是高超的权谋，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根子就在农民那里。是德胜同志让农民们有了种地的机会，不用再担心土地被其他人占有。有了土地，农民就有了活命机会。这是德胜同志威望的根本原因。历史将记载，在德胜同志领导推动下重新分配了资源，以平均的方式，分配最大一笔资源，那就是土地革命。这是一件远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把红军带到陕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等一系列的政治举动。人类社会说到底还是以利益结合在一起，土地改革相当于让每一个身处最底层的农民拿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样的壮举，在整个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如果现在的政治家，能像德胜同志搞土改那样，把现代资源以一种相对平均的方式重新分配给整个国民，那么他也将获得当年德胜同志那么高的威望，高到无法无天。这种威望是一种双刃剑，一则让国家强力统一，另外一面就是巨大的破坏力量。正是凭借这种无法无天的威望，德胜同志要反右派，知识分子就遭遇了，要大跃进就大跃进，要搞公社就搞公社。拿到土地的农民，干劲很足，并且坚决维护中央和德胜同志。现在德胜同志领导的中央政府要加大建设力度，农民们兴高采烈的接受了。
走向大饥荒的农民当我们回顾大饥荒时代那千千万万死难者，总是一个空洞的数字。各路专家大显神通，通过不同的方式推断出当年非正常死亡之人数。数字大得惊人。在这里我不想再进行数字统计。如果对数字统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墓碑》这本书。在此本人不自量力，试图通过定性描述的方法简要还原一下当年的情形。鉴于本人文字功底有限，斗胆有请列位尽力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一个农民叫张三。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张三同志除了老娘老婆孩子之外还有十亩土地、两头牛、一头猪、十只母鸡。张三怀着对共产党和德胜同志的感恩之情开始新的生活。用两头牛去耕地，耕完地之后回家逗逗老婆孩子。老婆主要负责照顾孩子、牲口等等，如果还有多余时间到田里帮帮丈夫。在不太忙的时候，夫妻俩还能开辟一块菜地，自己种点菜给自己吃。如果有多余部分，还能拿到集市上卖一卖，换点零用钱。至于伙食么，也就是大米馒头什么的。几只鸡可以下蛋。下蛋之后可以一家人改善生活，也可以拿到集市上卖点零花钱。等到年关，收成好的话还可以杀掉一头猪，卖掉一半猪肉换钱，另一半自己吃。这种生活和现代人比起来当然不怎么样。但是在五十年前，已经非常不错了。比起当年炮火连天中的老爹以及老爹的老爹已经不错了。张三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足。在农闲时代，张三同志可以磨豆腐也可以榨油，甚至可以到集市上租间房子烤面包，过把商人的瘾，换点零用钱。就算这些都不干，也可以约三五个农民打几圈麻将什么的，享受一把休闲娱乐。现在三面红旗出现了，张三面临考验。总路线来了，说大家要好好干活，干的越多越快越好。这下好了，张三同志的空闲时间没有了，麻将当然玩不成了。当然，张三也没有怨言，毕竟嘛，他的土地是靠共产党得到的。没有共产党，他现在还给地主家打工呢，孩子也在给地主放牛呢。听话多干点活也没啥。空闲没有了，多干活就是好事吗？看起来是这样，其实未必。半个世纪之前，工业极度不发达，不仅仅指造不出飞机大炮，副食品也不怎么样。进了超市休想看到堆积如山的食品。农村更为寒碜了，那时候还没有超市概念，叫代销店，里面除了油盐酱醋之外，奢侈品也就是糖果啥的。那种糖果拿到现在没人愿意吃的。农民们的日常生活需求，靠另外一种经济补充，即农村集市。所谓农村集市，就是一种最原始的经济形态。集市上的东西都是农民生产加工的。这种集市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现在在某些地方也可以找到。三五公里范围之内的农民们自发聚集到某个地方，把自家园子里的菜、鸡蛋、鸡鸭什么的拿出去自由买卖。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天然的，远比现在市面货好很多。炒一盘青椒鸡蛋，香味可以飘五米。一盘正宗的农家土鸡，香味可以飘到十米开外。这种美味佳肴现在已经绝迹了。集市上豆腐豆油豆芽麻花之类的玩意，都是农民们自己动手做的，味道绝不比淮南豆腐或天津大麻花差。那时候还没有养殖概念，集市上的鱼都是野沟里生长的，由于土地没怎么用农药，所以鱼都是纯天然的，清蒸或者附面炕一炕，味道鲜美无比。这种鱼现在很少了，除非到一些偏远山区还能找到几条。在没有被污染野沟里时常可以抓到老鳖，然后用竹签杀掉，和鸡蛋一起炒，绝对是人间美味。集市上的肉，也是农家家养的猪或者牛羊。那时候没有饲料，都是吃青草或者五谷长大，胜过现在任何肉联厂产品。春秋两季，如果有时间还能抓到野鸡野兔什么的解馋。不用多说了吧？口水都流出来了。三面红旗摧毁了农村原始经济，造成副食品断绝。当时的轻工业水平跟不上，一旦出现断粮，农民们只能吃草根树皮。想吃肉的话，只有一种肉最可能吃到，那就是人肉。所以那年月落下许多吃人肉的记载。三面红旗如何摧毁了原始经济呢，让我们再回到张三同志这里。张三同志的空余时间除了打麻将之外，也可能从事磨豆腐烤面包之类的工作。豆腐啊面包啊什么的都属于副食品，主食之外的补充。现在张三同志没空搞这些了，村民们副食就少了，营养搭配就出问题。别的村民也和张三一样，在总路线的鞭策下拼命干活，没精神从事副食品加工事业。所有这一切，只能指望国家配送。而国家那时候的生产能力并不怎么样。尽管如此，总路线之下的张三同志的生活还能过下去。接下来他要面对更为严重的考验。这时候政府又说了，仅仅总路线是不够的，还要再次加把劲，搞大跃进。为了祖国，为了超过英国佬，袖子圈起来，一二三，加油咯。大跃进时代，张三同志还要面临三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卫星问题。张三同志十亩田本来只能收成三千斤大米，能够维持一家人温饱，加上牲口啥的，营养也不欠缺。现在相关部门领导向上一级领导汇报说收成了三万斤。中央同志看到亩产收这么多，呵呵一笑，好哇，果然大丰收，那就征收百分之五吧，收走一千五百斤。当然张三同志还是比较幸运的，他不是生活在河南信阳以及四川某些地区，所以还能余下一千五百斤。但是他要靠着一千五百斤大米养活老婆孩子以及老娘，当然还有他自己。肯定不够吃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进入五九年之后，连年自然灾害，要么雨水多要么雨水少，偏偏是天公不作美，粮食减产歉收，没有办法啊。如果张三同志还没死，将要面对第二个难题，大炼钢。所谓大炼钢，说白了就是抽调农业劳动力支援工业建设。钢铁本来应该是工人在炼钢厂的工作成果。大跃进时代，钢铁元帅挂帅，全国农民也跑过去炼钢。农民会炼钢吗？不会。有人教农民炼钢吗？没有。但是农民在炼钢，基本上所有农民都在炼钢。这就是传说中的牺牲农村农民。中国的农民啊，似乎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话说老农民张三同志已经吃不饱饭了，还要到山上砍木头，还要运输铁矿石，用实际行动支援祖国赶超英国佬。然而张三同志本来就四肢乏力，这样一折腾，更是腰酸背痛腿抽筋了。他去炼钢了，自家那几亩田就没人照顾。如果老婆去照顾田地，那牲口就没人管。鸡可能饿死了，张三同志再也没办法吃鸡蛋了。而鸡蛋本是张三的高级滋补品。猪也没法喂养了，年关没了吃肉的机会。营养严重缺乏。所以张三同志越来越瘦。如果足够倒霉，炼钢不够，就要把自家盆盆罐罐贡献出来，甚至门上钉子都要拔出来帮助祖国赶超英国佬。为了赶超英国佬，地里稻谷可能没空收割，而此时支援伟大祖国的张三同志正腹中饥饿。如果张三同志还在呼吸，那么恭喜他，面临第三道难题，那就是干工程。咱们的祖国很大，而且高低不平，雨水多一点就要把某个地方给淹了。淹了某处不仅仅某处百姓遭殃，领导也是脸上无光。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疏通很多河道、开凿很多水渠、修建很多水坝。那个时代，机器严重缺乏，任何工程都需要人力去干。这些劳力都由农民出。张三那个时代干工程都是靠双手的，挖掘机铲车这些玩意就不提了，铁锹都不怎么够用，很多时候还得肩扛肩挑。而且基本上是免费的。确切说并非免费，而是记工分，按照家庭人口来算。一家几口人出多少劳力，政府都有本帐。而此时的张三同志不仅拿不到工资，不仅吃不到肉，馒头和大米都吃不饱。干着干着一翻白眼，眼看就要死了，谁也分不清是累死的还是饿死的。当然这种现象并非大跃进时代独有。在某些地方，这种为了伟大祖国免费干工程的光辉行为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期。具体表现就是冬天修河道。当然张三同志如果不死，就要进入下一层考验，即人民公社的考验。没加入公社之前，张三家还有牲口，偶尔可以杀个鸡什么的解馋。但是现在政府说了，那个张三啊，加入人民公社吧，把牲口充公，土地充公，以后整个村子就是一家人了，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吃饭，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帮助伟大祖国赶英超美。然后大家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世界享福去。张三一听，好哇，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加入人民公社之前把牲口宰杀了，好好爽一爽。当然可以了！那就爽吧。在人民公社实施过程中，如此这般损失的牲口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等到大饥荒到来时，我们发现很多资料记载人啃草啃树皮，却没有记载杀牲口的痕迹。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当然可以解释为牲口已经被吃掉了，实际上牲口在大饥荒到来之前已经锐减。想一想，谁愿意带着自己的牲口去充公而非在充公之前吃掉？实情是，人民公社实施过程中，导致了牲口数量锐减。评：人性本是自私的嘛。人民公社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和人性相违背。人民公社要求天下为公，要求神州大地皆尧舜，却不知尧舜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淳朴的年代啊！！！
同样是在炼钢。如果没有加入人民公社，那么当稻子熟了，张三同志会挤时间收割。人民公社内部就不一样了。反正是公家的，既然公家让炼钢，那就炼钢好了，何必劳心费神去收稻子，就让它烂了好了。反正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加入了人民公社，张三彻底失去了搞副食品产业的机会，那是资本主义毒草，共产主义世界的好公民怎么能如此干呢。好了，三面红旗统治下的中国农村应该是这样一个画面：缺乏副食品，缺乏牲口，缺乏劳动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和巨大的卫星升空以及“科学”种田，常常断粮。公共食堂里，每一年都要长时间停火。农民同志除了挨饿还能怎么样？张三同志饿了，没肉没鱼没麦米，就去吃野菜草根什么的，这个和当今农家土菜不同，可不是为了清肠胃排肠道，只为填饱肚子而已。等到这些都吃光了，那就去吃树叶，树叶啥味道，只能去问牲口了。当然张三同志偶尔也可能比较幸运，抓只老鼠啥的，当加餐了。树叶也没得吃了，那就吃一种叫观音土的玩意。观音土是啥呢，反正是无机物，吃了之后肯定不消化，然后就完蛋。经历如此之多关隘，如果张三同志仍然活了下来，说明他福大命大。但愿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可能是活活饿死的，可能是吃了树叶涨死的，也可能是观音土给坠死的，还可能因为对党和国家不敬被官僚给活活打死的，还有可能吃人肉吃出了瘟疫等等。农民们以为政府会来赈灾救济。而在官吏眼中，一切却是另一个景象。
谁敢不听话，钢铁大元帅有办法整治：捆、绑、吊、打等常规必备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皮带等10多种；还有多种形式的罚跪：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逃避这些霹雳手段的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去自杀吧，有上吊、喝药、投水等办法可供选择。下层人士如此，上层也不可避免。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得神经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后面人追他，他一边跑一边喊：“吴芝圃来了！”尽管如此，发疯的王慧智站在历史耻辱柱对面，眼睁睁看着正常的吴芝圃。吴芝圃同志骄傲的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 ——然而恶果导致五八年秋收时全省有一半粮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这些粮食可以挽救百万人性命。如此这般折腾一番，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一部分官僚“牛气冲天”，不仅把百姓折腾到生不如死，连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点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牛啊！当然吴芝圃还是有后台的。他把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点意见，也是就地挨批，回北京后又挨批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一百多学生到河南，把看到情况写成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得华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事件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吴芝圃同志就用这种办法把河南老乡折腾死掉千千万万。那些没有饿死的人中间，很多人是吃人肉活下来，还有人吃自家亲人的肉才活下来。关于吴芝圃的评价，引用吴芝圃本人的话：“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我欠河南人民的债，一辈子还不完。”——然也。在自我评价这点上，吴芝圃同志的古书没有白念，自身定位准确。
狠人李井泉四川位于中国西南，长江上游，西邻青藏高原，东依三峡险峰，北有巴山秦岭做屏障，南枕云贵高原，独特地理位置形成了闻名于世的四川盆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享有“天府之国”之美誉。那片古老富饶的土地上，文明源头可以追溯到古蜀文明，李白在高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时曾经感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接下来又有神秘独特的三星堆文化，成为长江文明的早期代表。秦代置蜀郡。汉属益州。汉末三国时为蜀国地。唐大部属剑南道和山南东、山南西道。宋初设川峡路，后分设西川路和峡西路，合称“川峡路”，再分西川路为益州路、梓州路，分峡西路为利州路、夔州路，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其间设四川制置使，为四川得名的开始，后改益州路为成都府路，改梓州路为潼川府路，分利州路为利州东、西路。元置四川省和四川行省和西蜀四川道；明置四川布政使司；清改四川省；建国初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行署，后合并恢复四川省，定省会为成都市。在这长长的演变史中，四川名人无数，既有286这样的政治家，又有杨玉环那般美女。十大元帅中，四川人就占了将近一半。众多名人中间，今天说的这位比较特别，他就是李井泉同志。李井泉的前半生是光辉的半生、革命的半生、有理想的半生，他的后半生则是相反。特别是大跃进时代，李井泉跌入深渊。吴芝圃已经很猛了，他的伟大功绩足以光照史册。然而他并不孤单，在五大高手之中只能名列第二位。在同时代的高手之中，还要仰望一个人，这个人才是绝世高手。他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井泉同志。五虎上将之中，李井泉战斗力最强，战绩最大！正是李井泉同志超强能力，使得至古以来就有天府之国的四川成为饥饿时间最长、饥饿范围最大、非正常死亡人数人最多的人间地狱。这个数字是多大，本人没有推算过。但是从其他人那里都是天文数字。这个数字，足够让十大元帅十大将军集体里流满面，因为此二十人中任何一人纵横天下几十年，加在一起消灭的敌人大概都没有这个数。身为五大高手中的绝顶高手，李井泉同志熟悉大跃进时代所有技术手段，在每一项修为上都是空前绝后。现在我们来看看李井泉同志的手段。李井泉的第一项手段，放卫星。放卫星这项杀人高科技虽然不是李井泉同志发明的，但是应用到出神入化境地的却是李井泉。比起吴芝圃同志干巴巴的卫星策略，李井泉同志更有创造力，改进了放卫星的技术手段，使之达到巅峰。五八年三月，中央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开会。这里是李井泉的地盘。李井泉当然要在此以无微不至之方式表达对最高领袖的绝对忠诚。三月五号德胜同志绕城浏览。成都的城墙系康熙年间重建，大部保存完整。德胜同志说：“北京的城墙都拆了。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一句话就让成都市的城墙当即全部拆除。德胜同志又发现四川独有特色的茶馆很多。德胜同志认为，在茶馆喝茶花钱太多耽误干活，流露出不满之意。随行的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四川省的茶馆一时绝迹。成都会议期间，德胜同志到成都中心的耀华餐厅就餐。餐厅就把他进过餐的地方布设为纪念馆，供人瞻仰。这只不过是个铺垫。三月十六日下午，德胜同志睡完午觉起床，决定到乡下走走，李井泉陪同，去了郫县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事先作好了准备。德胜同志低头进了一间茅屋。德胜同志问房子主人入社没有，何时入社，一问一答。当毛提到分多少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时，站在一边的副社长代作了回答。伟大领袖满意之下却不知道，他已经被骗了。都说李井泉是绝对忠诚。所谓绝对忠诚也就是绝对欺骗。德胜同志走后，当天晚下大雨。成都春雨本身正常现象，然而二十四队的记工员说，当真是“龙行一步，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这马屁拍的，就一个字——高！据作家东夫追述德胜同志离开红光公社以后的情况：“自从德胜同志到来的那个傍晚起，整个红光社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德胜同志手的人握手，以分享一份幸福。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人们筹划着，要在德胜同志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德胜同志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德胜同志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见过他的18名小孩成了‘幸福娃’（事后查出身，这18个孩子只有一个出身好的得到了‘幸福娃’的名字）。幸福万分的温幺娘把德胜同志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德胜同志路过的菜园改成花园，叫‘幸福花园’，德胜同志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七月底，第一颗亩产3752斤的“卫星”从红光社升起了。李井泉喉舌报纸，《四川日报》的添油加醋报道，这块高产田位于德胜同志走过的田坎旁（马屁极限），这里的干部下定决心，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才出产这颗卫星。八月五日夜晚，郫县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平均亩产1030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在郫县。高县长说：“这是德胜同志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这世道，除了无语还能怎么样？卫星一颗接一颗，一颗比一颗大。到了九月十二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8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终于在高产卫星上首次夺取全国冠军。马屁拍到这个地步应该是最高境界了吧。有如此功夫，舒同、张仲良、吴芝圃之流又算啥？正是凭借这一手，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升为中央委员，成为坐镇一方的中央大员。当年高崇德在东北也就这待遇。与此同时，四川同胞一步步陷入绝境。当然咯，五虎上将都有两手。放卫星同时不忘大炼钢。身为五虎上将之首，李井泉同志炼钢也极有特色：选择一个山坳，把树木砍光放在下面，收集来的锅碗瓢盆等等直接放在上面点火烧，烧出来大堆大堆黑糊糊的东西，谁也不知道那是啥玩意有啥用。那个时代，官僚们通过两手把百姓赶入绝境。卫星放一放，中央把粮食征走一大半；钢铁炼一炼，耽误一部分收粮。广大老百姓就相当于进入绝境的野兽，等着饿死了。但是李井泉同志还有另外狠手：调粮。四川一直都向外调粮，而且数量可观。然而经过李井泉同志一番折腾之后，粮食已经不够吃了，这时候伟大的李井泉同志为了伟大的啥精神，勒紧裤腰带往外调运更多粮食。由于李井泉同志大公无私，四川人的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五八年还有512斤，到五九年只剩下278斤，六零年只剩下260斤。这些理论上的人均粮，除去种子和各级领导多占的，每个人每天也就半斤左右。这半斤口粮也不能合理分配，一段时间大吃大喝，大炼钢浪费的，还有分配不公的，七去八折腾就要缺粮。试举一例：大邑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30岁，于日把亲生女（李水清，8岁），儿（李永安，9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两，被发现，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给了她一人四两米，两个孩子没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午队长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将饭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做活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缺粮之后吃啥呢，野菜野草那是美味佳肴，树皮树叶也是是家常菜。当然人肉是少不了的一道菜。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41岁， 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当晚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1.5元一斤，共卖了11.75斤。这事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她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灌县崇义公社第三管理区周裕光，39岁，解放后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3月16日下午，她针对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来，砍去头部、四肢，将肚肠挖出丢在河里，将身子拿回家煮吃。这些都吃了之后，还有一种东西如肚——观音土。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咋一看像面粉，但它不是食物，连动物也不吃。但是饥民会吃。饥民把挖回的泥土，经过发水、磨细等简单处理后，就渗合着南瓜花、丝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来吃。吃过之后肚胀腹痛排便难，轻者犯病，重者丧命。对待这些饥民——饿死的和将要饿死的——四川省统一口径曰，一种流行疾病。为了消除这样的疾病，就搞了一种消除疾病的爱国卫生运动。把病者送入临时医院，因为缺少药品（粮食），就用盐水代替，病人继续生病，并没有因为爱国卫生运动好转。李井泉同志因为调粮有功，四川盖子一直捂着，一直捂到六二年，别的省份饥荒都已经过去了，四川还在饿死人。五虎上将之首，当之无愧呵。调粮不能全算在李井泉头上，当时高层领导毛刘周286都有责任。胡必成同志286李现年亲自打电话，286亲自去四川。这在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能看出来，胡必成同志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286讲话：“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朱玉阶专门召开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然而领导们力保，并不能减轻李井泉的罪恶。历史只会记得，李井泉同志忠于领导，李井泉同志只懂得忠于上级，李井泉同志不顾自己的人民，正是在李井泉同志统治下的四川饿死了无数人。不要相信李井泉同志的眼泪云云，他是封疆大吏，不是恋爱中的女人。对于这种级别的人，历史只会记下功劳或罪恶。李井泉因为极其痴愚执行所谓中央政策，他得以稳坐高官，避免了提前下台，同时避免了四川饥饿早日结束。
究竟是谁辜负了谁写了这几个人之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我希望把大饥荒从历史中抹掉，希望它没发生过。然而事实早已证明：必须尊重事实，否则将受到惩罚。今天之所以是今天，皆因为昨天发生的那些事。如果无视大饥荒，那也就没办法解释接下来那些运动。写下那些悲惨的往事，并非想要展示其中的悲惨，或者说攻击某些人。上面那些事并不难证明，只要到乡下问一问老人家就可以了。除了吃人肉属于个例难以证实之外，其它部分都很清楚。现在这里拿出来晒一晒，主要是为了解释悲剧之根源。同理，写下大跃进时代的几位明星也不是想攻击他们。说白了都是已逝之人了，攻击死者本就为君子所不齿。所以写他们，也只是反思那个时代的官吏制度而已。在中国，官吏体制可是困扰了我们上千年的迷局了。如果仅仅是为了追一追责任，很简单，把责任推给德胜同志就是了。他是最高领导嘛，出了问题找他来扛也是一个选择，反正他现在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也不能把咱们怎么着对吧。既然战争年代，很多功劳可以一股脑算到最高领袖头上，那么按照同样的计算方式，灾难也可以完全算在他身上。现在我们谈到大饥荒，大家一哄而上，喷点口水了事，好像都是德胜同志一个人的事。痛快归痛快，一时的，仅此而已。很多人就是这么干的。很简单。然而这么做对现实有何借鉴意义？什么也没有。因为这本就不是最高领袖一个人的事。正如战争年代的功劳不是领袖一个人的功劳一样，灾难也不是领袖一个人的灾难。要知道大饥荒是咱们整个国家的悲哀，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包括德胜同志本人。这里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领袖和官吏之间的关系问题。说白了就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这层关系那是相当古老啊。从史书诞生那一刻起，就开始记录最高统治者和官吏之间的角力了。这就不追究了。下面言归正传，看看德胜同志和官吏们之间的特殊关系。作为大跃进时代的五个明星，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如果说那段时间内，德胜同志在中央一言九鼎，彭得华有怀疑就被打成反革命；那么在各自管辖领域内，他们基本上一言九鼎，如同国王一样尊崇，看哪个不顺眼，或者哪个不听话，就把那个人搞成反革命。这几个人之所以如此大的能量，和德胜同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然而德胜同志完全知道他们干的一切吗？后来肯定是知道，而当时却未必清楚。这事要从德胜同志的用人方式上说起。战争年代，德胜同志之所以打败蒋介石，除了政策区别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用人。在用人这层面上，蒋介石喜欢指指点点，而德胜同志则让部下放手去干。以三大战役为例，蒋介石天天在战术层面上指手画脚，而德胜同志则是制定战略之后让101粟志裕等人放手去干。由于这段时期取得了辉煌成功，所以各路专家学者对这个时代的德胜同志用人方式猛夸，说什么用人不疑啦、充分调动下面的积极性啦等等。当然大家称赞的是对的。然而德胜同志的用人方式是一贯的，风格从来没有改变，从战争年代使用将帅到三面红旗下的五虎上将到文革四人帮，风格都一样，放手让你去干，然后向我交成绩单。只不过战争年代的将帅们交出的成绩单是彻底消灭敌人，新五虎上将的成绩单是人口急剧减少而已。因此说德胜同志知道他们的全部过程那是瞎扯淡。德胜同志也不是神，也不是坐在中南海掐指一算就能知道天下事，也不是做列车转一圈就能了解一切。吴芝圃在河南制作的卫星，请胡必成同志亲自去参观，胡必成同志都没有看到其中的破绽。张仲良在甘肃搞那个堪比秦始皇手笔的大工程，朱玉阶曾亲临现场，也没有看出破绽。可见狂热是普遍性的。当时的德胜同志知道面临危局，这也是他在庐山解决彭得华的动机。但是他肯定不知道自己亲手捧出来的几位政治新星捅出这么大篓子。虽然三面红旗出问题有其必然性，但是换不同的人，结局肯定不一样。比如说河南邻省山西，就没那么严重。换句话说，政治新星们在攫取自身利益时欺骗过德胜同志。他们欺骗过德胜同志么？有过。庐山会议前半截的神仙会上，德胜同志曾经把成绩和缺点比喻成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关系，舒同回到山东贯彻会议精神，竟然把那一个指头的缺点也去掉了。就是德胜同志最为得意的时候，也没有也不会讲全部是成绩没有缺点。德胜同志从来不会把话说死，不会把事情做绝。如果德胜同志是一个常常把话说绝把事做绝的人，那么德胜同志就不再是今天的德胜同志，这里也没有讨论的必要。纵观德胜同志的一生，做事总留点余地，不管是批判人还是搞运动，都留有余地，一步步来。批判彭得华胡服同志等人也不是一棍打死，搞文革酝酿了好几年，而且均留有后路。舒同在山东那么个搞法，实际上是把德胜同志和他本人推向绝路。张仲良更搞笑了，精心炮制出来的徐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六一年（张仲良六零年下台）就平反了。要知道在德胜同志时代，反革命集团案件平反概率并不高。这么平反，无非告诉大家，张仲良骗了人。张仲良欺骗的那些人中，就有德胜同志。特别是那个空前绝后震古烁今的引洮工程，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恐怕已经无非计算。这种工程，正是张仲良拍胸脯对德胜同志保证过才得到中央支持的。最为有趣的大概就是吴之圃了。本来是大兵专业当干部，以为读了几本古书就搞起技术了。为了显示自己在大跃进中的发明创造，竟然直接去庐山当众欺骗德胜同志。吴之圃所以称为大跃进时代的明星，皆因为他之前过于积极，发明卫星也就算了，还搞起了技术创新。为了搞工程，吴之圃同志希望实行机械化。一听好事啊，然而吴之圃同志的机械化仅仅是指用手推车代替肩扛而已。尽管如此也是好事，可是手推车需要精确度较高的轴承。在现代当然不在话下，但是当时工厂就弄不出足够数量这玩意。工厂搞不定怎么办，那就农民搞吧。于是上百万户人家在家搞轴承。结果当然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当年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德胜同志很高兴，表扬了吴之圃同志。吴芝圃等受宠若惊，决定改进公共食堂相关技术，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改革炊具几十种，如跃进火炉、洗菜机、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有些玩意就像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一样，至今仍弄不出来，以后恐怕也不会面世的。不是因为这些玩意多么先进，实在是自欺欺人。它们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用。也就是说欺骗领袖用的。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德胜同志汇报这些新玩意，德胜同志听了很感兴趣。点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庐山，以便教育党的干部：活就该这么干。领袖发话，自然不能当玩笑。河南省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前期，没有打开炊具机械。德胜同志7月23发表了批判彭得华的讲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妇联王主任充当炊事员担任讲解员。后来德胜同志知道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机械化是假的，那个失望失落呵。后来德胜同志说当时上了史向生的当。其实是上了吴之圃的当。
李井泉同志自然也不差。在忽悠领袖和自我忽悠方面，那是一套一套。前面我们说过深翻土。然而看看李井泉领导的四川江温地区是如何展开这项技术的。具体分成很多步骤：一、用犁犁或用锄头挖第一层“表土”；二、把表土搬运到一边；三、翻第二层“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泼粪水；七、将熏土敲碎、铺平；八、在熏土层上施渣肥、堆肥、老墙土千脚泥等；九、将表土搬回、铺平、耙细……最后播种。稍微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是鬼扯，偏偏那个时代有科学常识之人就少之又少。所以说那个时代的人特别，特别……找不到形容词。这么干后果很严重的。想一想吧，在如此精密复杂的条件下一个人能种多少地？答曰十分之一。就是说张三本来一个人一年可以种十亩田，现在只能种一亩了。劳动力自然紧张，为了解决劳力紧张的矛盾，要求各社制造使用“绳索牵引”的深耕工具，说可以提高效力若干倍。“绳索牵引”实际上是人牵引，田边支一个绞盘，一根强绳子拽住犁，若干人推动绞盘牵引犁田。《都江报》云，大邑县委书记侯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引机化”。然后层层上报，说俺们四川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卫星化！那些玩意就是科学依据！靠！为啥唯有这样的结局？答案是，很多事也不是五虎上将亲手干的，正如支持大跃进的德胜同志没有亲手干那些事一样，五虎上将们在各自领地内也只是坐镇一方，负责制定纲领和策略。在他们以马仔的身份欺骗领导德胜同志的时候，也可能被下层马仔给蒙蔽。让我们看看吴芝圃的例子。我们知道在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三年就是大饥荒。大饥荒年代中，吴芝圃是最为闪亮的明星之一。吴芝圃所以闪亮，是因为他紧紧跟随德胜同志步伐，把本来就左倾的政策推向极左。他所统治的河南省是最早进入跃进、也是受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给其它省份起到了一个极为恶劣的榜样作用。河南省之所以会成为极为恶劣的典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信阳事件。信阳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时代最为惨痛的地区之一。其惨痛程度，也许只有甘肃通渭、安徽凤阳、以及四川少数地区堪与媲美。因为信阳事件是吴芝圃同志领导下的一个典型案例，现在就看看如何典型的。当年信阳地委书记叫路宪文。路宪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建国前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而不死，建国后当官。当官是好事，然而路宪文同志非常不幸，不幸的成为信阳地委书记。信阳成为新中国的伤疤。按照一般看法，一个地方官把自己地盘上的老百姓饿死那么多，就算不是张牙舞爪江洋大盗类型，也得是戏剧脸谱中奸臣形象吧。其实不然。他的生活相当简朴，为人艰苦朴素，不调戏妇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且没有留下巨额财产。某次省里领导下地方检察，食堂多做几个菜，路宪文觉得浪费，撤掉了。但也不要以为路宪文是一个两袖清风之人。那个时代不允许有两袖清风的官吏。
吴芝圃一辈子忠心耿耿追随德胜同志。吴本人也有追随者，就是勇猛的路宪文同志。吴芝圃欺骗了他的偶像德胜同志。路宪文欺骗了自己偶像吴芝圃。身为当年信阳一把手，路宪文就是信阳土皇帝，谁敢不服，反革命伺候，属于“吴芝圃本人”在信阳地区的延伸。作为吴芝圃帐下猛将，路宪文以其绝对的忠诚姿态，通过一系列超强执行能力把信阳人饿死了一百多万，差不多七八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饿死。后来吴芝圃同志晓得爱将路宪文给自己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建议把路宪文枪毙泄恨。只可惜吴芝圃没有这个权利。吴芝圃在信阳干部会上讲：我用错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坏人，信阳地区这么严重的问题他都没给我说，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对照一下德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何其相似。路宪文就是自作自受么？路宪文也有追随者。光山县是信阳地区受害最严重地区之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就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在光山县的化身。五九年十一月十一号，大跃进最为惹火的时间段，在马龙山的努力下，书记处书记张福洪成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在批判会上，马龙山带头踢张福洪，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张福洪一下子从县级干部变成阶级敌人，那个惨啊。这只是个开头而已。十二号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对张福洪进行斗争，斗争自然要升级。除了打得张福洪鼻子，嘴巴，耳朵流血，某位同志又出新招：揪头发。张福洪的头发被揪掉了一块，如同那里没长毛一般，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十三号又把张福洪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同志再次发扬冲锋陷阵之精神，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福洪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福洪已经不能走路了。十四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十五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福洪只能趴在地上了。批斗他的人只能用脚踢，他的头发也一块一块地拔光了。十六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福洪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十七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十八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福洪要喝水没人给，到十九日中午可怜的张福洪终于解脱。县委书记马龙山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下面有很多追随者，每一个乡镇都有，每一个大队都有，每一个生产队都有。饿死人事抖出来之后，路宪文对待马龙山的心情和吴芝圃对待路宪文一样，恨得牙痒。这是一个官僚网，从上到下，对上层狗一样忠诚，对下面狼一样凶狠。这个网里的每一个角色都和普通人一样，竭力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在他们试图博得最大化利益的时候，报应就来了。信阳解开盖子之后，中央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官僚网里的每一个结遭殃了。中央搞了一个名为民主补课的项目：一夜之间从中央和河南省委抽调几百人，其他各县市抽调几千人，组成一个强大的民主补课军团出现在信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由新派来的人任领导职务。对原有干部进行集训。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人，已经集训了8000多人，特别集训5000多人，斗争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办的275人。”许多人为这批基层干部喊冤叫屈，认为他们为了高层的错误政策买单，当了替罪羊。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这么说。这些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相当优秀。很多人尽心尽责，为民办事，而且两袖清风，把他们单个拿出来放在传统标准上测量，都可以算清官好官。但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如此灾难面前没有人是清白的，基本上所有官员都是参与进去了。高层政策失误是高层责任，基层却是具体执行者。血腥的反瞒产都是基层干部在干。一系列惩罚政策也是基层干部在实施。最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基层干部导致分配不均。按照路宪文后来回忆，当时信阳地区人均粮食每天可以达到八两，如果分配均匀，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类似问题。也就是说基层干部多吃多占分配不均导致了灾难扩大。我相信吴芝圃、路宪文、马龙山无论多么残酷，都不可能交代基层干部说：你们多吃多拿，老百姓饿死无所谓。时代悲剧当前，没有哪一个参与者洁白无瑕。
马龙山原本要枪毙，后来在监狱过了很长时间，晚景凄凉。路宪文至死没能平反，对于他这种视组织为宗教的老革命，这已经是最残酷的惩罚。吴芝圃文革挨整，然后死去，背上千古恶名。他的离世让他避开了更为严酷的批判。最终没有开展全面审判，因为中央很快发现，信阳事件并不是孤立事件。很多愤青对此不满意，不满意又如何？把你自己送上救世主的位置上，你该如何处理这类事件？有方案么？德胜同志知道自己的经济政策失败了，所以大事化了。否则除非把朱元璋请来，官吏从上打下咔嚓一刀。熟读历史的德胜同志脑子里一定想到朱元璋，然而他最终没有选择朱元璋的方式，而是独辟蹊径，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解决问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先放一放，放在后面的篇章里讨论。现在讨论一下责任问题。德胜同志的责任这里谈论责任，并非为了追究啥。也没有人能追究到啥。这里讨论责任，只是看看能不能从中间吸取一点教训。在大饥荒之前，德胜同志的战略目的基本上全部实现了。大饥荒，是德胜同志轰轰烈烈一生中第一次战略失误。先回顾一下大饥荒的原因。长期以来，对外宣称自然灾害。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困难。确实，那三年发生不少自然灾害。比方说信阳地区，六零年就旱灾严重。其它地方也发生了一些水灾旱灾，都是事实。但是自然灾害并非主因。因为当时全国的粮食并没有那么大的缺口。另一个原因是苏联逼债的问题。主要是贷款以及朝鲜战争的装备费用。这个也是原因，还不如自然灾害有说服力。最根本的原因是政策失误。这已经是现在公认的事实。所谓政策失误，也就是三面红旗的失误。三面红旗的真正旗手恰好就是德胜同志。作为中国最高领导者，要说责任，第一个肯定说德胜同志。说的更明白一点，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大饥荒中，德胜同志应负领袖之责。所谓领袖之责，有三层含义。第一层，也是最为浅显的一层，就是用人问题。在用人这一层面上，通过前面分析已经得出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战争时代与建设时代，德胜同志用人方式一脉相承；另一个结果，就是新五虎上将之中，每一个人都欺骗过德胜同志，而且是原则性的欺骗。通过这两个结果，可以从中间看到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对象问题。其实战争年代，那些将帅们也违拗过德胜同志，像彭得华搞百团大战，像101在东北撤出四平，像粟志裕对淮海战役的构思。这些事虽然和欺骗联系不到一起，却也不是完全按照德胜同志的指示办事。新的五虎上将所谓欺骗，也不是完全按照德胜同志的指示办事。然而战争年代的斗争对象是敌人；建设时代的对象则是百姓。敌人和百姓，一词之差，结果却是天差地别。德胜同志放手用人，传统意义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好的，战争期间取得了可喜的结果，这是好事。然而建设和战争是两个概念。战争中，不管用啥办法，只要最后把敌人给弄死弄伤弄残弄服气低头认输就可以了。建设则是另一个概念，只有一种方式，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去积累。正如要拆掉一座房子，方式无数种，炸药、推土机或者超人的拳头都能用；要建一座房子，必须先打地基，再一砖一瓦的去弄，只能由下往上盖，无法反过来，是么？战争年代，领袖要做的就是发动各路人马放手去干。和平年代，领袖任务应该变了，那就是约束手下各路诸侯，使之不得胡作非为。因为战争年代，一起负面因素都可以推给敌人。和平时代，再没有敌人替你挡脏水，功劳和错误都要自己扛下来。局势变了，而德胜同志的用人方式没变，这是德胜同志的第一个错误。为啥会有这个错误呢，原因就是政策问题。政策问题就是德胜同志的第二个错误。所谓政策错误，就是三面红旗的错误。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详情参照本篇开始那一段。所有错误均有思想来源。然而思想本无所谓对错，要挖掘，只能挖掘错误在思想中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左倾思想之来源以及它的积极性和危害性两个方面。这个问题有点大，放在这里不合适，只能留到最后德胜同志篇章里叙述了，还望看官们包涵一下。
顺便多说几句。德胜同志在当今似乎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不论说什么总能惹起一部分人不爽。爱他之人爱的要死，容不下半点不字，最多就是能接受这样的评价：德胜同志是个伟大的人物，但也有那么一丁点错误。至于错在何处，则不予评说，好像要冒犯神灵一般。个人观点，本着实事求是（德胜同志说过最多的成语）的原则，既然说一个人有错，就应该说出这个人错在哪里，在哪一件事情上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样才能有利于后人借鉴。如果只是笼统说几分功过而不说过在何方，那才是污蔑，才是对伟人的不敬。另一部分人恰好相反，恨德胜同志恨到骨髓里，听不得说德胜同志半句好话。非得把德胜同志说成疯子或神经病才觉得解气。不知道他们为何痛恨德胜同志。痛恨归痛恨，起码的尊重应该有吧。要知道德胜同志被骂的最狠的年代可不是现在，而是建国之前，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都把德胜同志描绘成不堪的怪物。那样情况下都没能损害得了德胜同志，现在骂几句有啥用？如果真的痛恨德胜同志，就去寻找德胜同志的弱点吧，就去提高自己吧，就去为自己（小的方面）为国家民族（有点大呵）多干点事吧。疯狂谩骂，对另一个世界的德胜同志没有任何作用，也不会影响这世界对德胜同志的评价；反而可能会损害自己的健康，何苦呢？德胜同志是个伟人，这是毫无疑问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这一点。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伟人，在任何时代用任何一个观点来衡量，都会得出正反两种结论。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站在任何立场上看任何一个伟人，都是有功有过。如果想要从伟人身上吸收点营养、得到点启发，那就用自己的观点去唠叨伟人之功劳和伟人之过错。看看伟人成功方式，咱们能否借鉴一点，看看伟人身上的缺陷，咱们自己是否也沾一点。一句话，咱要对伟人理解并尊重。唉，有点离题了，咱继续。
领导责任：刘周286。领袖责任被德胜同志扛走了，剩下领导之责也该有人分担吧。新的五虎上将纵然有大过错，然而他们只是省级人物，最多只能祸害一个省。在他们和德胜同志之间，还隔着一个中央领导层。这个中央领导层负责政府日常事务处理。同样重大事件，中央对文革定性明确，即文化大革命由德胜同志错误发动和领导、被101和李云鹤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但是对大饥荒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用三年自然灾害做掩饰，然后改成三年困难时期。事实上大饥荒也差不多，也是德胜同志错误发动和领导的，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运动，打倒了不少有话语权的人，他们需要有个交代。交代有了，那就是101和李云鹤两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在作怪。有了两个反革命集团，大家可以说，恶人受到惩罚，正义战胜邪恶，真理得到肯定。大饥荒是另外一回事。大饥荒本质上并不是政治运动，而是一种经济政策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仅仅是领袖德胜同志的决策失败，也是参与决策和决策执行者的失败。参与决策者是谁？很明显，就是当年中央政治局成员，主要就是胡服同志、胡必成同志、286几个人。决策执行者也是这几个人。这几个人恰好都是光辉形象，要维持的。这种做法，在改革开放刚开始那会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政府政策处于转型期，意识形态还没怎么转变过来，国家还不是很富裕，老百姓还不怎么思考问题，需要一些完美形象来团结人心。时至今日，那个时代正在远去，国家更加富裕，咱们老百姓认知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不会因为一些伟大的人物曾经的失误跑去和政府对着干。因此咱需要更为仔细审视那些往事，提出自己的看法。人无完人，光辉的胡必成同志也不完美，这个他自己也承认。286总设计师自我评价的时候也是有功有过。其中的过失也包括参与了大跃进吧。胡服同志曾经说过，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说得很好。我认为其中一层含义就是人民写历史时也会分析每个人的得失。然后再根据这些得失选择今后的路。当时胡服同志的身份是接班人。大饥荒时代，他的身份是党内二把手兼国家主席。这个地位到底啥意思，这么说吧。国家主席这个头衔，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本国国家元首的一种称呼。目前这么称呼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越南、老挝和朝鲜。按照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的主要权力包括如下四个方面：一，公布权。即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的权限。法律在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后，由国家主席予以颁布施行。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戒严令、动员令、宣布战争状态等。二，任免权。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正式人选后，由国家主席宣布其任职；在相反的情况下，宣布其免职。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国家主席派出或召回代表国家的常驻外交代表，即驻外使节。三，外交权。国家主席代表国家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也即主持递交国书仪式。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国家主席宣布批准或废除条约和重要协定。四， 荣典权。包括授予荣誉权和受到非常礼遇权。说真的，中国国家元首概念和其它国家不一样，权利和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法比的，因为要受党的领导。如果不是党的最高领袖，那么国家元首比较虚的。和咱们熟悉的国家元首不是一个概念。当时胡服同志恰好不是党内一把手，不然就要负领袖之责。咱们中国上层建筑，分成党政军三块，这三块中间，党处在领导位置，就是说党领导政，党领导军。一句话党最大。德胜同志是党的主席，地位最高。胡服同志是二把手，第二高。德胜同志不喜欢管具体事务，具体事务就有二把手胡服同志来管。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政策制定之后，胡服同志就是实际事务中的老大。德胜同志虽然是最高领袖，但基本上不太过问具体的事。大饥荒时代，大方向上还是德胜同志掌舵。具体实施执行起来，每个人都有份。那年代德胜同志事情很多，他要关心其它事，比方说金门炮击什么的，每年还要乘专列巡视。政策制定出来之后，就由国家主席胡服同志和国务院总理胡必成同志来宣传推广落实。这个过程不会出现错误么，必须的。这么说吧，错误政策导致了大饥荒。这个大饥荒年代中，有四川河南安徽等几个省灾情最为严重，其它省份相对好一点。总不能说德胜同志特意给四川等几个省专门制定了更为严苛的政策吧？同样政策下，为啥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无它，政策执行时失衡而已。这个失衡，除了胡服同志领导的过失，就是胡必成同志了。我们知道胡必成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在大跃进时代他试图降过温，也曾挨过批，坊间甚至还有柯庆施要取而代之的传说。然而人无完人。要说身为国务院总理的胡必成同志没有责任，那绝对是说谎。国务院是干嘛的，就是主管全国行政的。宪法规定权利如下：（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三）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并且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四）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七）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九）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十）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十一）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十二）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十三）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十四）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十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十六）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十七）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人员；（十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第九十条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负责本部门的工作；召集和主持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议，讨论决定本部门工作的重大问题。第九十一条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九十二条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胡必成同志的一生是兢兢业业的一生，是负责任的一生。他很好的按照法律法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全国出现大饥荒，总理当然难辞其咎。当年吴芝圃在河南放卫星时，还请总理参观过。相信以总理的精明睿智不会看不到背后门道。然而他选择了沉默或者说相信或者说等待观望。当然，在那种极左条件下，如果他奋起抗争，估计也就是彭得华在庐山的结局。尽管如此，他依然逃脱不了领导责任。286当时地位不如刘周显赫，但也是领导班子成员。后来286自己回忆时也说，把责任推给德胜同志一人是不对的，当时整个领导层都没有反对，是通过的。他去过四川找老乡要粮食。后来那帮人的平反也是他主持的。也正是通过大饥荒的惨痛教训，286才选择和德胜同志保持距离，跟着胡服同志的路子走。于是才有二十年后的改革开放，然后有了我们今天在这里高谈阔论。其他实力派如傅懋恭陈会计等人，要么紧跟要么沉默。在老百姓角度看，任何官僚系统中都有恶人，而且数量不少。要么站着茅坑不拉屎，要么站着茅坑一直拉屎。个人认为，在某些时候，比方说战争期间以及刚结束那会，专制是必要的。个人认为，专制制度不会一下子消失，只会慢慢减弱。其进度取决于民众智慧开启的程度。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实际上就一点，大饥荒是整个国家战略性失误。在这个失误中，德胜同志负领袖之责，胡服同志等人负领导之责，各位封疆大吏的责任是欺下瞒上，中层官吏的责任则是瞒下欺上，而基层官吏主要责任是多吃多占且分配不均。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答曰，为了百姓。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回头看，那时的百姓生活真的很辛苦，一年到头在干活，伙食也不怎么样，平时大米白面不够吃，逢年过节才能沾点荤腥。平时想吃肉，就看能不能抓只野鸡什么的，真的很苦。然而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过去。实际上有史以来，中国的百姓都很苦。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兴衰，百姓都很苦。所以诗人才会感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春节见闻录本人虽然是乡下人，因为年龄关系，对大饥荒并无体验。只是童年在乡下常常听到六零年饿死人之说。当时也没怎么在意。后来接触大饥荒资料时觉得非常惊讶，心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怎么可以如此严重呢。直到写这个篇章之前，我还不太相信。不仅对大饥荒想不通，就连之后各种运动也想不通。看现在留下的那些资料，大饥荒之后就一直在搞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各种运动如此惨烈残酷，为何国家还能稳定？不仅稳定，还能在搞金门炮战，还能发动对印度边界战争，还能搞两弹一星，还能研究牛胰岛素，为啥？岂不是怪事！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折腾出这样的怪事。不仅外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也看不懂。恰好春节回老家，提供了一个了解大饥荒的机会。毕竟大饥荒也就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五十多岁的人就记得当年情形。春节大家都在家，也不需要什么记者采访那般繁琐，以串门聊天的方式闲话一下就可以，比专门采访调查方便多了。我询问的第一个对象是爷爷和奶奶。爷爷的一个哥哥在六零年（大饥荒）饿死了，奶奶娘家在邻村，也有一个侄子饿死。大饥荒年代，爷爷差一点也饿趴下了。奶奶在公共食堂做饭，虽然没有办法多吃多占，但是自己的那一份少不了。奶奶每一次吃一半，另一半带回来给爷爷吃。所以爷爷处境比其它人好点。据奶奶描述，那几年收了粮食要大部分上交，剩下的大家大吃几个月，然后杂粮拌草根再吃几个月，还有一段时间粮食短缺。我问他们：那你们恨德胜同志么？爷爷没听清楚：啥？我大声说，你们恨德胜同志么？奶奶听了之后“瞪”我一眼。那意思就是说你小子怎么说话的呢！他们都信耶稣基督。通常情况下，只有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时，奶奶才会这般“瞪”我。每一次在电视里看见德胜同志，他们情绪都会为之一变。本村一个叔叔，比我老爸大十几岁，大饥荒时代十岁左右。他有两次差一点饿死了。之所以没死掉，是因为他的哥哥在一个地方藏了一点黄豆。偷偷抄了一小把，吃了之后就还魂了。另外一次真的快不行了，恰好斜对过一位寡妇向他招手让他过去，他将信将疑到寡妇家。寡妇拿出一个馍馍头给他吃。啥馍馍呢，既不是麦面也不是米面也不是五谷杂粮，而是一种草。说起来各位也许不知道，叫啥名字我也不知道，只知道那种草叶子比较厚实，边有刺，牲口都不吃的。寡妇就把那种草房子放在石头上倒碎，蒸熟，宝贝一样。我问叔叔：你很德胜同志吗？叔叔说：那根德胜同志没关系。我说：你都快饿死了，怎么不恨呢。叔叔说：那是下面人孬种，德胜同志干着一心想为百姓好。要不是德胜同志，俺们现在哪来地种？我和你爸现在还在给地主打长工哩。你也没机会上大学，也没办法在这说长道短。一位婶婶他的娘家离我们村比较远。大饥荒那会他还没有出嫁。她说她当时都已经饿昏死过去了，她妈妈不知道从一位好心人那里弄得一把麦面，活成面糊糊，灌倒嘴里，然后就活过来了。要说没那把面，她就要去见饿死的亲人了。我问婶婶：你恨德胜同志吗？婶婶说：那不怪德胜同志。他没有上台。婶婶说的没有上台是指当时德胜同志不是国家主席。我说：政策是他制定的啊。婶婶说：那是别人（把政策）弄坏了。德胜同志为百姓好。要不文化大革命那会德胜同志准许老百姓斗当官的干啥。那会饿死人的人后来都没得好报。做人还是得讲良心的。婶婶说了他们的村干部，粮食不给老百姓吃，自家人却养得白白胖胖。后来文革，老百姓把他们绑在村子的大槐树上，每个人去刮鼻子（乡下是一种侮辱），可不是用手指头，而是用坚硬的树皮啥的，把鼻子上面的皮全给刮了下来，血淋淋的，很怕人。邻村，也就是奶奶娘家那个村子，有一个老人叫歪嘴。他打过朝鲜战争，一颗子弹从嘴里穿腮而过，说话时嘴老往一边歪。他身上的军人气早已消磨干净，现在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而已。那年代对战士还是蛮尊重的。尽管如此，大饥荒时代已然饿的浮肿。我问他：你恨德胜同志吗？他大声说：咱这国家不容易，恨德胜同志的都是……（省略一串脏字）。又询问了别的老人，基本上都是差不多。虽然在那年头大家饿的七七八八，却已然不恨德胜同志。这些人居于乡下，没有声音。然而这些可以解释，为啥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中国依然安稳统一，就是因为农民。当时中国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军人来自农民，军官也是来自农民。这就是为什么军人总是站在德胜同志那一边的原因。这就是德胜同志一根手指头就能打倒胡服同志的原因，这就是彭得华和101这种军内大佬都没有力量反抗的原因。对于这种情况，可以说这帮人没见识、没智慧、被宣传工具给愚弄了、被洗脑了。确实，某种意义上讲确实是这样，他们没有接受过教育，也不懂一大堆知识，是一群简单而缺乏思想的人。然而也该看到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民族意识的觉醒。正是这种整体向心力保证了国家的安稳不是吗？比起满清时代给洋人提供信息，比起民国期间帮助鬼子的那些农民要强很多，对不对？个人认为，要解释上面那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靠学术逻辑来推理是没有用的，靠攻击谩骂也是没有用的，应该了解一下当年的客观事实。虽然那个客观事实现在看来多少有点愚昧落后，但确实存在过，并且为中国的涅盘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评：那是一个名族意识再次开启，但民族智慧等待开启的时代，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必然要经历的振痛吧。
麻的，一大段一大段的，看不进去啊。大家鉴定一下，是否右右，赶脚是个反毛的家伙。
一夸就死命的夸，一损就可劲的损土地革命要真那么牛，光头去台湾也搞了可台湾有没有实现工业化？极端化要不得
首先太监乱政其实是皇权和士大夫权利的博弈，貌似嬉笑怒骂皆文章，笔力不到就要闹笑话，转帖的一再说作者客观，希望作者不是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嬉笑怒骂皆发明
楼主是维稳派
宪政主义者也好，维稳派也好，那么宪是什么，宗旨又是什么？宪政就没有政客吗，没有官僚体制，没有政策失误？
即使是道对了，术也有可能错，宪政是道的话，执政的术怎么确保不会犯错？
靠，又臭又长能简洁点么
这就完了么？意犹无尽的感觉，中国人民太易满足了
吴之圃，李井泉曾希圣到底是谁的人？南宁会议是怎么回事？国家主席和书记处当时的地位到底是啥？那时候国家到底是谁在管?楼主你好歹看看资料再说.
通篇假大空。就说人民公社摧毁农村原始经济这点。农村原始小农经济整了几千年不还是那个鸟样，人民公社大生产哪里有问题深翻两米这样的忽悠都出来了。你知道两米有多深吗，谁种田会深翻两米？
超英的意思是15年时间，钢铁等主要经济指标赶上英国，实际上也实现来。至于《墓碑》都拿出来，只能说是无知吧！具体可以找出孙经先的文章看看。另外，印度学者也表示来印度压力很大，印度正常年份的死亡率都高于三年，凭什么不算饥荒？
个方向感 [host]：回复 魔装机铳 ：不不不，错了，你不知道房地产法吧，一个房地产建涉及很多，如开发商，承包商，建筑商等，但是地从来不在他们手上，而在政府，政府缺钱了，把地再一收，交给开发，再买，再收，这样财政就有钱了楼主没有看过这段时间有个吧友夸邓的文章吗？&放开搞活，出了问题关了就是&深得实事求是的夸赞呢！他关的了吗？
发展都是循环上升的，基础打好了才有可能直线式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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