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大陆只有两个五项重大任务务就是把经济搞起来和把人民给它稳住管住,对吗?

首先要稳住农民集体所有制经济,不要再想掠夺农田造高楼。恢复水利、灌溉水脉,争取旱涝保收。只要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吃不完,可以造酒、制造医药、储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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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6年跟拍3个阶层的孩子,中国教育的现实究竟有多残酷?!6年跟拍3个阶层的孩子,中国教育的现实究竟有多残酷?!造尺百家号必须惊世骇俗,必须出乎意料也必须闯进一个尚未为此做好准备的世界假如这个世界已经准备好了那么他也称不上是一种发明大家还记得英国那部《56UP》吗,用56年来跟踪记录14个不同阶层孩子的人生轨迹,呈现了英国社会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富人仍富,穷者愈穷,只有教育改变命运——这是我的总结。在中国,导演郑琼,也做了相似的一部纪录片,叫《出·路》,她跟踪拍摄了农村孩子,小镇青年,国际大都市里的少女的人生十年,让你看到三个阶层的孩子,“读书”是如何影响命运的。文章来源:红动阅读素材来源:一条, 有束光,掌门1对1现在让我们从最开始的2009年,展开时间线(从左到右)袁晗寒、徐佳、马百娟2009农村女孩马百娟甘肃白银市会宁县,野鹊沟小学。马百娟沿着土路步行来到学校。老师是个农民,识一些字便抽空来教书。这间学校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教起来不是太费力。学生虽然少,但老师同样很认真。“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那是马百娟父亲的看法。结果马百娟在家呆到10岁,直到校长出面游说,她才背上了书包。一口井,一条路,一间商店,一所学校,组成了野鹊沟,这个地方仅仅以一个地名存在着,就像活在这里的人们,根本无人在意。小如棋盘的课堂里,一块黑板,四面白墙,墙上挂着视力表、校训。老师用掺杂着西北黄沙味道的方言:“马百娟你来读一下。”马百娟读着课本,眼睛亮亮的,藏不住的笑意。像在教堂唱诗。游戏时间,两排瓦房围成的水泥地上,孩子们围着一个篮球,像四五个面团和气地撞来撞去。不用去学校的日子,马百娟已经是家庭劳力中重要的一部分了。虽然她没有足够的力气,只能以自己的足底为圆心,将身体前倾时的全部重量压在麻绳上,才拉动了这头驴。马百娟像是驴子,驴子也像是马百娟,他们彼此较劲。拉扯麻绳,解扣,拎起桶,身体摇晃了一下又稳住,马百娟打上来一桶的水。野鹊沟的人一生只洗两次澡,水很珍贵。马百娟的爸爸60岁,脸像是野鹊沟沟壑纵横的一张地图,妈妈有智碍。哥哥14岁便出去打工。几个人人围着一张矮小方桌,就着一碟咸菜,默默咀嚼。鸡蛋、文具、牙膏,野鹊沟的杂货铺什么都卖。马百娟拿着一叠皱巴巴的纸钞,向老板一样样讲清自己要的——自动笔铅笔芯,一个五毛,两个大数学本,一共三块二毛钱。回去的路上,她像吃糖果的孩子一样满足。装上新买到的自动笔芯,马百娟和同学们,蹲在山头画画,画出他们梦想中的一切一切。老师用含着黄沙的方言说,“我们今天来学习《我的家乡真好》。”白纸黑字印着的课本,马百娟不会去质疑,虽说这里描绘的家乡,和野鹊沟并不一样。还是在土坡上,马百娟念自己的作文,她说,“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2009北京少女袁晗寒马百娟做梦才能去的北京高校,被17岁少女袁晗寒轻而易举地放弃了。在北京家中的秋千上,她晃荡着。她在央美附中留级一年后,仍旧有几门课不及格。一天妈妈告诉她,休学手续已经办好。要知道,央美附中,是全国学艺术的小孩,家中几代人努力挤破头也想进的。漫长的夏日白天,她用书和电影打发时间。此外就是对着一幅已经完成一半的作品,妈妈在旁看了一下就走了,把私人空间留给她。“一代搞制造,二代搞金融,三代搞艺术。”虽然不完全吻合,但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袁晗寒的家庭轨迹。父亲从事房地产,母亲觉得她有艺术天分,钢琴、舞蹈、美术班轮着上了一圈,袁晗寒最后选择了美术。“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干,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干。”17岁,辍学,她逻辑清晰,并很快自己打破了这种局面。骑着自行车,她转悠到南锣鼓巷,一眼看中一间铺面,租金两万。她租下了这个铺子。问妈妈为什么要给2万,让她去做一件打水漂的事,“就当交学费了。”对于父母,爱好大过一切。自己跑商店,买38块钱一桶的枣苗牌凝胶,穿着裙子刷墙。说起未来,她没有想过会成为哪个阶层的人。“不会饿死就行了。”这么说的人,后面,都有一个家庭在为她兜底。而她,也显示出了承担这份命运的决心。开张那天,袁晗寒背了一个足足有半人高的登山包,门口已经被漆成了大象巴士的样子,打开了JVC的音响,摆出“open”的牌子,弄好风铃。特别的葡萄奶18块,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这个方砖厂胡同4号的小小酒吧开业了。2009小镇青年徐佳在袁晗寒和马百娟之间的徐佳,像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面对497分,和第一次高考一模一样的分数,他感觉目眩,怀疑是命运的玩笑。497——离当年湖北的二本分数线还有7分!2007年,亲戚承包了一个山头,一天午后,吃完饭的父亲开着亲戚的大卡车,连人带车栽下山去。徐佳如今和妈妈、弟弟局促在这间十几平米的出租房,都是因为那次事故。念大学是父亲的遗愿。徐佳选择第三次复读高三,希望能把大学通知书拿到父亲坟前。和母亲上坟清早5点,天光已亮,徐佳洗了把脸,穿好和昨天一样的橙色袖子棒球服,和弟弟一前一后,骑车拐入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钻进枣红书桌上的教辅资料里。两次高考失利,让他对失败已经有了恐惧,冒冷汗,手发抖握不住笔,面对镜头说起时,他仍是条件反射地眨眼、咽口水,最严重时,他想到过轻生。早年父母在广东打工。务农或打工,是老家村子最常见的两种人生选择。出一个大学生,是祖坟冒烟,了不起的事。妈妈的想法很简单,“即使是打工,也肯定是要文凭高的,不要低的。”亲戚拿一些朴素的话安慰他,“你现在努力就行了,不要带着思想包袱。”徐佳和妈妈、表弟在备考的出租屋吃饭又是一轮又一轮的模拟考,徐佳的心在恐惧和希望中摇摆,老师拿从三本考到重点的往届成功案例刺激复读班上的学生。没有领路人,徐佳只有自己调整自己。咸宁考点,6-7-8日,高考就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事。校门口来了一些交警,大巴车如约到达考点。考生焦灼地看表,家长们扇着扇子互相交流。对很多像徐佳这样的人而言,这是一次决定命运的考试。他第三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2012辍学的马百娟这个背对着镜头羞怯地笑的女孩子,第一眼简直认不出,是当初那个眼睛总是亮亮的马百娟。转学的水车小学里,学生嬉戏打闹,马百娟在门口,眼巴巴看着里面感觉自己格格不入。面对镜头,也总是回避。靠着存下来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攒的钱,一家人在宁夏中卫买下了一处房子,有电,有水,能吃饱饭。提起老家,父亲说,“不想老家,老家把我苦怕了。”虽然过上了“好日子”,马百娟却不能上学了。水车小学的老师在做最后的努力,说马百娟按时交作业,学习也在努力,被哥哥一句“纯粹不想念了”轻轻挡回去。结束了小学生活,马百娟尝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她在中卫的街头游走,寻找务工信息。一间酒店几乎让她燃起希望,“工资1000多块”,正是她当时在作文里期望的,她眼睛重新亮了。“你这么小,为什么不读书?”“你能做什么?”“我能扫地。”“这里的地面是地毯,不用你扫,前台需要会使用电脑。”几番对话,让她心冷下去。走出酒店,车来车往,马百娟没有停留太久,把视线投向一家德克士。求职结果,纪录片中没有明说。看着低头无话的马百娟,我们已经猜到了答案。2012留学少女袁晗寒2012年·留学德国的袁南锣鼓巷的小酒吧没开多久就倒闭了,2012年的袁晗寒,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全世界顶级学者艺术家来这里讲学、开讲座,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资源,袁晗寒并不当一回事。她说自己情绪不稳定,需要烟草、闲逛来消解,在阁楼上她自制卷烟,和妈妈视频。很多时间,她会去魏玛和朋友玩,对着歌德和席勒的雕塑,讲着漫无边际的话。2012年待业青年徐佳幸运降临,徐佳考进了湖北工业大学。大学四年,同学们玩神庙逃亡的,睡觉的,发呆的,大概是习惯了,老师讲课并不觉得尴尬。学校是座大型催熟剂,所有人早早地成熟了。刚大三,宿舍里就在讨论“未来”。武汉给3千工资,深圳3千5,肯定留武汉啦。”徐佳进入保险公司实习,成了一名电话接线员。“王先生你什么时候接听电话方便?”“方”字还没说出口,对面啪嗒挂断了。徐佳在互联网上海投了简历,反馈寥寥。一个“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通知他去面试,他不敢怠慢,重金投资了正式的衬衫西装皮鞋。找工作时在台阶上休息的徐佳当年的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些借助大学文凭,从工厂流水线上逃脱的应届生们,讨论着富士康的心理咨询师和二楼的防护网,心有余悸。在小门脸攒在一起的数码市场,他和同学们一手一个iphone出来。他说“自己以后有钱了,混好了,要买iPhone6。”几经辗转,徐佳把自己“卖给“”了中电技术——工作难找,徐佳和他的同学们没有太多选择余地,完成了母亲的心愿,他没有感觉松一口气,反而有些心里空落落的。“一下子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一份工作,只是焦虑的开端。2014年已婚少女马百娟这一年,马百娟家的门对摄制组关闭了。马百娟的父亲对镜头说,“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了”。马百娟在一边沉默。对她的命运,父亲盖章定论了。“除了嫁人,再没有别的出路。”摄制组几经交涉,父亲说,“两万块,继续拍。”一个少女,像大婶一样,挺着肚子谈论孩子、尿布和丈夫,讨论谁的肚子大。16岁的马百娟,嫁给的,是表哥。现在,她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日复一日吸着粉尘,陶瓷厂就在她当年退学的水车小学隔壁。马百娟的人生似乎注定不会有别的出路,她甚至没有选择的权利。曾经对于大学的向往,如今更像是儿时不谙世事的呓语,从来不曾真实过。2015公司CEO袁晗寒2015年,从德国回来,袁晗寒去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公司聚餐的时候,他们讨论哪个vpn更好用。德国让她感觉像一个发展到头的养老国家。虽然生活总是漫不经心,但她还想回国折腾一下。同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像当初那个酒吧一样,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她自己喜欢就好。对袁晗寒来说,开公司,就像当年两万铺租开个店一样,试错成本是很低的。她可以选择学业,选择职业,也可以选择,随时换个目标。2018新晋中产徐佳直到此刻,徐佳还在当初的电力公司工作。大学、工作、结婚,这个农民工的孩子,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必须比别人走得更稳。现如今,他在武汉有了房,有了车,终于在武汉站稳了脚跟,总算挤进了城市中产的队伍,足以让母亲在村里人面前挺直腰板。虽然他奋斗的终点,虽然还远未到达袁晗寒的起点,但他扎扎实实是三个人中,唯一一个确实被读书改变命运的人。被问到阶层的差距,徐佳说“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三个中国在山村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封闭,绝望,失去自我。在小镇青年身上,我们看到了努力,拼搏,负重前行。在都市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个性,潇洒,无拘无束。马百娟,徐佳,袁晗寒,三个中国的缩影。郭德纲讲过他小时候的故事:“我小时候家里穷,那时候在学校一下雨别的孩子就站在教室里等伞,可我知道我家里没伞啊,所以我就顶着雨往家跑,没伞的孩子你就得拼命奔跑!”在影片中,徐佳和马百娟都是“没伞的孩子”,不过与马百娟相比,徐佳是幸运的,因为他还可以奔跑,而马百娟,连跑的权利都没有。袁晗寒则是那个“有伞的孩子”,即使外面狂风暴雨,她的青春也依然悠闲潇洒,闲庭散步,因为爸妈早已为她撑起一把大伞,她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的节奏慢慢走下去,尝试不同的人生可能性。比起英国的《56UP》,这部中国版,让我看到更多的还是希望。家里有伞的孩子,固然是幸运的,没伞的孩子,也不用唏嘘,毕竟我们大部分家庭,能给娃的大伞虽然没有,小伞还是有的,努力一下,还能给娃多撑一把伞;娃呢,他只要不疯不傻,只要愿意努力奔跑,就算起点再低,总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理想。引用罗胖曾说过的一句话做结语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分层还没有最终形成,教育分层还远着呢,所以这是一个大好的时机,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认知,而超越自己的阶层。提升认知,成为英雄!-版权声明-文章由造尺菌整理编辑,为传播而发,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或加造尺君微信,会第一时间删除,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评论功能已开通!点击文末“写留言”,即可参与评论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造尺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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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建国初的物价  “要提防物价波动,不能靠宣传吹牛,不能靠政治压力,只有靠物资的供应。”——陈云  “他们要看共产党的笑话”  日,新中国成立刚半个月,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为先导,全国物价开始猛涨。以7月底为基期,北京、天津涨1.8倍,上海涨一倍半,华中、西北与此相近。11月12日,北京、天津个别粮商叫价高出7月底指数四五倍。  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能不能站得住脚?这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经济上。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稳定物价,扭转国民党多年统治留下的财政经济极端混乱的状况。一些处在观望状态的人认为共产党能够“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上海有些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80分,财经打零分。”他们要看共产党的笑话。  这次物价上涨,根本原因是国内战争仍在继续,财政赤字扩大,纸币发行大量增加。7月底发行额为2800亿元,9月底为8100亿元,10月底为11000亿元,而且仍在不断增加。部分地区还有特殊原因,如上海棉花贵、棉纱销售快,华北灾区及棉产区粮食贵等等。此外,人民政府所接收的城市,由于此前国民党政府多年统治下物价不断飞涨,市场差不多已变成投机商人的大赌场,囤积居奇,兴风作浪,这也是物价猛涨的原因。  11月1日、5日,中财委第1次和第2次委务会议在“九爷府”举行。陈云主持会议,同与会者一起分析物价猛涨原因,讨论收缩通货、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办法。当时国家掌握的可以作为商品调用的粮食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接近或超过全国产量一半。拥有这些实力已可以削弱涨风。但如果抛售时机不成熟或方式不当,特别是如果在物价仍在猛涨时抛售,仍有可能成为杯水车薪,或功亏一篑。  如何选择时机?陈云分析市场上商品和货币流通情况,预计物价综合指数要比7月底上升2倍至2.2倍,才能使两者大致平衡。他注意到:在达到这个界限前,上海曾一度连续平价抛售粮食和纱布,结果不仅没稳住物价,反而使大量游资涌进上海抢购,投机商人以低价购入,坐待高价抛出。这是一个教训。11月中旬,物价已涨了2倍,涨势渐趋稳定。陈云认为时机到了,已有可能通过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来稳定物价。  当时,对物价影响最大的粮食,主要从已完成土地改革的东北老解放区调来。陈云派曹菊如到东北去调运粮食,他亲自交代:“你坐镇沈阳,东北必须每天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为了保证汉口及湖南、广东的纱布供应,陈云派钱之光先到纱布主产地上海,再到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采取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保证上海生产纱布所需的原料。另外,决定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铁路沿线积存的纱布,尽快运到西安;决定拨交贸易部2亿1千万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所需的粮食销售。  11月13日,陈云起草了方针,向各地下达了12条指令。第一条是稳住物价的目标: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第二至第五条是调运粮棉的指令,重申在东北、上海、汉口、陇海铁路和德石铁路沿线调集粮棉。第六至第十条为紧缩银根的指令。第十一条是对各地国营贸易公司的指令: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预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第十二条提出对投机商人要给以适当教训: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陈云起草这份电报稿后,立刻派人送到中南海西花厅,请周恩来签发。周恩来看后写道:“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可见事情的急迫。当时毛泽东尚未入睡,陈云的电报手稿从西花厅送到丰泽园。毛泽东看毕立刻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  当天,电报就下发到各地。一场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立刻在全国打响。  一举平息涨价风潮  毛泽东、周恩来批转的中财委指示下发后三天,陈云又起草了以他和薄一波的名义发给华东、西北、华南财委的电报:以后各地物价报告,特别在猛涨时期,均须指明我之抛售价(官价)与市场价(黑价),并估计在成交额中两者之比例。沪津两地必须这样做,以便华北各地和华中、华南以及将来西南在掌握当地价格上较有把握。各地在计算物价平均指数时,必须估计到当地若干种物资有余或不足,又须估计到沪津等地若干种物资价格的涨落对本地同一物资价格影响有无与大小(如沪纱布对汉口纱布影响大,大米则影响小),以便各自规定既适合于全国又适合于当地的价格。  商场如战场,陈云指挥贸易、银行、财政三方协同作战。各大城市统一行动:11月25日之前各地遵照11月13日和16日陈云电示紧张地进行准备,将粮食、纱布、煤炭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设法紧缩通货、抓紧税收。11月25日,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粮食、棉布。  贸易部里电话铃声不断。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西安、大连几大市场每晚有电话汇报。内容为:市场粮食卖出多少,买进多少,当日价格,资本家的吃进、吐出情况。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每晚坐镇部内忙于听电话汇报,及时作出决定,指出次日开牌粮价多少为宜,需抛卖多少,买入多少。  薛暮桥回忆:“投机商人认定物价还将上涨,不惜高利拆借巨款,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实力雄厚,敞开抛售后逐步降价,投机资本遭到沉重打击。几天内,就将这次波及地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涨幅最大涨价风潮平息下去了……无论是物价总指数,还是主要商品价格,都平息在预计水平上,这是极大成功。”  “从人民身上再借些钱”  在财政赤字过大的条件下,紧缩通货、抛售物资,对稳定物价来说还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所以陈云只提出一个“求以后两个半月之平静”的短期目标。他在指挥实施治标之策的同时,潜心思考着稳定物价的治本之路。  11月15日,陈云主持召开中财委第四次委务会议,提出通过发行公债以缩小财政赤字的对策,受到大家的普遍重视。而这时,物价问题已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局性的问题。会后第三天,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由陈云作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  陈云介绍了全国物价上涨情况,坦率地指出,主要原因在于财政赤字太大、钞票发行太多,而且情况依然相当严重。他预计1950年春绝大部分地区可以解放,这样开支就更大,物价一定会“打摆子”。出路在哪里?陈云提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方针是:保证军政费用的必须开支,力争金融波动的次数减少,波度减低。为达上述目的应采取的办法:一是多生产些,少用一些;二是多收多借,组织管制。”多收,即农民的公粮不能减少,城市则要增加税收。多借,即发行折实公债。有人主张减税,陈云分析道:“减了税便要增发钞票,金融物价更要波动。倒不如多抽税,少发钞,金融物价少波动,这样对工商界来说,也较有利。”  陈云着重对“多借”这一问题作了说明:“从人民身上再借些钱来,财委会讨论过,主张发行折实公债,按各时期不同的价格,折实收款,又按各时期不同的价格折实还债。起码保证买公债的不会损失。数量发多少,什么时候发行,应该计算一下,希望能快点来搞。”  陈云抓紧研究,主持起草出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12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正式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  “不能缺一个县税务局长”  日,成都解放,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已基本上得到解放。由于对旧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年底靠公家吃饭的人数已达九百万。财政赤字扩大,货币发行必须相应增加。三个月支出共需31400余亿元,同期收入估计6400余亿元,赤字25000亿元。对由此增加的人民负担,陈云作了充分的估计。  陈云起草《财经旬报》时这样写道:“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到目前为止,共发41000亿元。每月发行的新钞票,依当时的物价计算,总值是214亿斤小米。这41000亿元钞票,因为贬值,现在只值49亿斤小米。即是说,通货贬值中,人民损失了160亿斤小米,等于抗战前银洋8.25亿元。为时只有两年即损失这么多,这样下去,人民将很难支持。”为了扭转通货膨胀局面,在发行公债的同时,陈云要求增加城市的工商税收。他认为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已有现实的可能性:“过去大城市多数不在我们手里,农业税占总收入的3/4”;随着情况的变化,已能在新解放的城市增收工商税。  要增加工商税收,并不容易。新中国成立初期,新老解放区的税政不统一,就是在一些老解放区,税政也不完全一致,各地税负不一,差别很大。特别是当时人们不理解税务工作的意义,有些干部认为税务工作就是向老百姓收钱,因而不大愿意搞税务工作。  针对这些问题,在全国税务会议召开前,陈云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为增加税收;二为多发票子。发行票子太多会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老百姓叫苦;另一方面,票子(价值)下跌,就要老是紧跟着发票子,物价就不能平稳,因此,票子多发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发公债的收入,在1950年的财政概算中百分比占的很小,所以主要还是靠增加税收。”税收不仅是一个财政任务和经济任务,而且是个严重政治任务。陈云毫不客气地批评了税收问题上的片面群众观点,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向老百姓要钱越少越好,向国家要钱越多越好”。殊不知国家从何处来钱?对这些观点,应彻底纠正。对于公粮(农业税)和税收,陈云说:“首先应取得城乡负担平衡,然后城市要超过农村。”“但目前不减低农业税,而是要通过增加城市负担来取得平衡。农业税的减低是将来的问题,在财政赤字消灭前是不能减的。目前一切主张轻税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要做好税收工作,必须配备得力精干的税收干部。陈云强调:“为了完成征税工作,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的人民政府必须委任最好的干部担任税务局长。”在一个县里,“宁缺一个县委组织部长,也不能缺一个县税务局长”。陈云的意见得到中央赞同。  “只有靠物资的供应”  自日开始的物价涨风刚刚平静,各地水旱灾多问题又突出地提到陈云面前。12月中旬,华东、华北因旱涝灾害而缺粮的报告纷纷送到他桌上。根据华东、华北最低限度估算,华东来年将缺粮11亿斤,华北缺粮18亿斤,共29亿斤。为此,政务院发出生产救灾指示,中财委决定调粮到上海等大城市和灾区。  几个月的实践证明,只有掌握足够的粮食和纱布,才有可能防止物价猛涨。日,陈云在政务院第14次政务会议上说:“要提防物价波动,不能靠宣传吹牛,不能靠政治压力,只有靠物资的供应。”他提出:“为了保证几个大城市的粮食棉花供应,不惜工本从四川运些粮食到宁沪。准备4万万斤,来提防奸商的捣乱。”“如把统筹运物资、抛售物资、冻结资金、停止支付等办法协同使用,一定可以打垮奸商,避免物价暴涨。”  运送粮食和棉花接济华东,是关系全局的大事。陈云对这件事抓得很紧。到1月下旬,上海米价比月初上涨80%。为此,陈云急电高岗:“华中、四川公粮中决定调上海者,或山地集中不易,或因船运量小,何时与能否调到上海,我实在把握不大。”他请东北在将集中的大米南运的同时,“催促稻子昼夜加工,愈快愈好”,“加工后南运”。陈云经过计算,提出:“京津、上海两个单位在秋粮上市前,如果不能经常保持四亿斤米,则游资集中冲击于上海或京津,是必然的。”除了从东北调粮,并不惜工本从华中、四川调粮济沪,陈云要求“华东把公粮十分谨慎地集中使用,绝不宜把粮食随便划作地方开支,否则即虽有外米及其他地区米济沪,上海大米危机仍难渡过”。  当时严重缺粮的地区不只是上海,还有面积很大的灾区。1949年水旱灾情严重,全国受灾农田达12795万亩,灾民共约4千万人,无吃缺吃的灾民有700万人。淮河大决口造成的灾情尤为严重。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用各种方法救济灾民,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中财委还通过以工代赈,将救济灾民与兴修水利、运粮济沪结合起来,收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稳定物价,归根到底离不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走向统一。如果各个地区之间各自为政,甚至相互封锁,要稳定物价是不可能的。自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后,陈云立刻开始安排召开各种专业会议,搜集材料,部署工作,因为只有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财税才能增加。陈云说:“11月5日起开始召开专业会议,这三个月会议使我们头脑开始清楚。”这些专业会议,还初步统一了对税政、盐政、粮政、邮政、农政、水政、林政、金融、贸易等工作的领导,统一财经的条件已逐步成熟。  2月13日至25日,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陈云主持起草《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初稿,并两次进行修改。会议期间恰逢旧历年关,大年三十,陈云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一部分部长研究工作,临别时陈云说:“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我建议大家春节不要拜年了,放假几天干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呆在家里,泡上一杯清茶,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干了几件什么事情,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很好总结一下。想一想明年抓几件什么事,怎么干法?”  3月3日,政务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自4月起,全国财政收支很快出现了接近平衡的新局面,金融物价状况开始好转。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集中精力抓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这两件带全局性的大事,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对此,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薄一波回忆道: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主席点了点头。后来,毛主席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日,陈云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制止物价猛涨问题给各地财委的电报及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语。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左为刘少奇。1943年12月,陈云同毛泽东、林伯渠参观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展览会。1938年3月,陈云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 & (稿源:东方网《文汇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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