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刺激！今夜登陆！10号台风已锁定宁波！还有11号台风悟空出世
艾云尼、格美、派比安、玛莉亚...
而一名真正优秀的台风是，
一脸来势汹汹，势在必得的样子
却总在关键时刻，调转风向
接触君在经历水深火热之后
今年第10号台风“安比”（热带风暴级）将以每小时10—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21日以后将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趋向琉球附近海域，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10—12级，28—35米/秒）。
21日上午会进入东海东南部，并将于21日夜间至22日白天在浙江沿海登陆（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10—12级，28—33米/秒）。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受其影响，截止23日，台湾东北部海域、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浙江沿海、杭州湾、长江口区、上海沿海、江苏中南部沿海、黄海南部海域的风力将逐渐加强到7~10级。
21日至23日，浙江中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安徽东部和北部、山东中南部等地将先后有大到暴雨，浙江北部、上海、江苏中西部等地区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不过总是跟宁波擦肩而过
都显示台风“安比”会在
防台风III级应急响应
今年第11号台风悟空即将生成！
小伙伴们，一定要淡定哦~
还看见天空一边晴天万里
感觉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前奏曲！
不过，这暴雨，打伞都没用
接触君还是放飞自我吧~
即使下雨，气温也是热度不减
雨走后，气温甚至直线上升！
它还有个霸气的英文名字
看来，热成狗，不无道理！
2.忌暴晒，尤其是眼皮部位
4.忌长期待在空调屋里/适宜温度在26~27℃
7.可以喝薏米红豆粥祛湿
9.多吃水果，补充水分
期待它是优秀台风的举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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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中国70后的成长散记
每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学子，都有如一个被放飞的风筝，心头有根线系在老家的父老乡亲手中。但在我们这一代，这根线断了，因为乡村已成了空巢，父母也到了你的城市。物是人非事事休，昔日熟悉的乡村，乡亲们都走了，只留下空空的房屋，牵挂你的人不在了，你对那里也没有了什么牵挂。没有了牵挂，你与滋养你成长的土壤一刀两断，你的记忆变得虚薄，好像是远古时代的小说，过去的自己飘飘渺渺，好像是虚构的肥皂剧主角。你的心头突然失重，轻飘飘的，这时你才真切体会到，那本小说的名字，为什么要叫《生命不承受之轻》。
四哥是伯父的第四个儿子。
很久以来，四哥一直是我的偶像。
在信息匮乏的年代，在一个边远山区的偏僻山村里，一伙只穿着蓝色卡其布短裤的小屁孩，对着田野吹风，争相抢着说自己的偶像。他们心目中最崇拜的偶像，排在第一位的，是去世不久的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四哥，然后，才是时任国家主席华国锋。
那是1979年8月以前的事。
1979年8月初的某一天，家人都到田里插秧去了，连只大我两岁的哥哥也跟着去了，我和几位年长几岁的远房堂兄便偷了家里的酒（我家当时捎带酿酒卖），猜起拳喝起酒来，直喝得酩酊大醉，几位老兄一哄而散，扔下我一个人。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幕，我扶着墙根，从厨房摇摇晃晃地走到隔了一个房间的卧室，努力地垫高双脚，摸到古老的铁条门搭（将门与门框上的挂锁铁环连起来的铁条），打开门，便跌跌撞撞地爬上对当时的我来说略有点高的架子床，然后……，然后就是不省人事。
当我疲惫地睁开眼时，惊讶地发现房间里挤满了人，但我无法表达我的惊讶，因为感觉非常虚弱。
母亲坐在床沿，一手端着碗，一手拿着汤匙，舀了一勺水送到我的唇边，我喝了一口，甜的，是糖水。一位婶婶在一旁告诉我，我已经睡了三天三夜了。
我生于1976年1月16日，第一位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刚刚逝去8天。不久后，总司令朱德去世，接下来是毛泽东。一个年头，共和国连去三大开国巨头，据说当时举国悲痛，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但幼时的我，对此一点感觉也没有，我只知道自己的快乐和忧伤。
醉酒之后，父母决定送我上幼儿园。幼儿园与村里的小学一块儿，同属生产大队的大院，接送的任务，自然也就是在小学教书的父亲身上了。
所以，我能很肯定地说，四哥在1979年8月以前，就是我心目的偶像了。
说是偶像，其实那时是很模糊的，因为当时的小脑袋，对世界的认知，不可能刨根问底，只是看到一些当时感到高高在上的形象，便莫名其妙地崇拜上了。这有点类似原始人对神的崇拜。
毛泽东和华国锋之所以成为我们小屁孩的偶像，是因为在敬拜祖宗的祠堂中央，高高地挂着他们的画像，两人都画成了大背头，头发梳得光光的，脸都很胖，以致我经常把他们两个搞混淆，每次都要辨认谁的下巴长有肉痣。大人们说，有肉痣的就是毛主席。
四哥能与两位伟人并列成为我们的偶像，则是因为他当兵离家的那天，热闹非凡，令我们印象深刻。那一天就像过节一样，一身崭新军装的四哥在族人们的簇拥下走了出来，胸前戴着一朵绸布扎的大红花，长长的鞭炮燃放起来，早在路边等候着的小学的仪仗队，也“咚咚咚”地演奏起来，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四哥踏上了接兵的吉普车。
这不是在送兵，而是在送一个家族的英雄；四哥也不是去当兵，而是去实现家族的荣耀和骄傲。
这一个场景，使得我在以后看澳洲和非洲土著的纪录片，或阅读希腊罗马等欧洲各国的史诗，每每看到氏族里最勇敢的猎手狩猎归来，或出征的英雄胜利凯旋，族人们狂热庆祝的片段时，总是回忆起胸戴大红花的四哥。
四哥虽然没有手提猎物或战利品，背上也没有挂着箭袋或大刀，而只是空着手还没有出发。但在那个军人“话事”（广东方言：控制话语权）的年代，在那个征兵名额竞争剧烈的年代，四哥能够“光荣参军”，本身就是在众多家族势力的博弈中的胜出。
然而，当时跟四哥踏上同一辆接兵吉普车的七叔，却在我心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小屁孩们争抢着说“我要当毛主席”、“我要当糍粑四（四哥的外号）”时，也从来没有谁说过一句“我要当石膏锤（七叔的外号）”。现在想想，可能是与传说中的四哥力大无比有关。
就力气这点来说，我们当时公认，四哥是世界上力气最大的大力士，第二大力士才是毛主席。也可能正是这一点，连“华主席”也排在了四哥的背后。其实，如果不是大人们经常一口一个地毛主席如何如何伟大的话，四哥在三个偶像中的排名，绝对是第一位。
四哥的形象，在我们那一帮小屁孩的心目中，是如此伟大，以致我们把当时正在流行的一首电影歌曲《九九艳阳天》的歌词——“十八岁的哥哥也坐在小河边”，唱成了“糍粑四的哥哥也坐在小河边”。同时脑海里涌现出大哥、二哥和三哥并排坐在村边的那条小河边，卷起裤管，光着脚丫，六条大腿在流水里荡漾的景象。
令我们惊喜的是，四哥不单给我们提供了篡改电影歌曲的素材，更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电影，为我们的儿童时光打开了一个通往外面广阔世界的大门。
四哥去了部队不久，寄回一张穿着正式军装的黑白照片，4寸照，军帽里别上了五角星，衣领上也缝上了领章，一手靠着炸药包。这张照片，总让我联想起电影《董存瑞》，片尾，董存瑞手举炸药包喊道：“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好像董存瑞就是当年的四哥。
但只是当了一年多的兵，四哥就回来了。他们那个军被裁了，是稍后邓小平百万大裁军的前奏。
四哥回来那年，是1980年，我差不多五岁了，节假日大人们干活的时候，也开始跟在屁股后头忙着添乱。这一时期，对四哥力大无比的传说，有着强烈的视觉感受。比方说，人家挑谷子，也就是两个箩筐一担，他却是四个箩筐一担，一头两个箩筐叠在一起，加起来，将近三百斤吧，他挑起来却像空手走平路一样轻松。
1981年，我们村开始分田到户，生产大队正式解散。对我的影响，就是大队办的幼儿园也随着解散了，于是我便提前上了小学，这一年，我才五岁。这件国家大事对我个人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华国锋不再成为我们的偶像，毛泽东的印象也渐渐地淡去。因为祠堂正中央的两幅伟人画像卸了下来，重新摆上了供桌和祖宗的排位，大人们也不再谈毛主席如何如何了，这年他们都忙着瓜分生产队的财产，家族里面分成各个房派，各个房派又以具体的小家庭为单位，人们为了一头牛，一口池塘，一座茶山，一块肥田，一间房屋，……，矛盾重重，争吵不休。
我们家先是失去了一头怀孕的母牛，这头母牛我们家负责养了一两年，但分给了一个近房的叔公，母亲希望小牛生下来给我们，小牛出生时母亲在哪里忙了半天，但叔公不给，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但也有一件喜事，母亲手气好，抓阄抓到生产小队最大的一块房产，母亲一直渴望有个自己的房子，开心的不得了，马上叫我跑到学校去叫父亲回来把猪宰了，因为还要给生产队补三百块钱。
四哥也不干农活了，他和一个远房族叔买了一套放映设备——放映机、银幕和柴油发电机。放映的场地，就是我们小学的内院，因为这年小学新围了围墙，说是风水不能外泄，这也恰好可以用来收票放电影。又过了一年，生产大队的房产也拿来出租了，因为不再有大型的集体会议，房子空置了近一年。四哥租了礼堂，打了几十排矮树桩，每排树桩上再架上一条长长的树梁，钉结实了，用红漆写上1、2、3、4……的阿拉伯数字表示座号，拉好银幕，摆正放映机，一座简陋的山村电影院便竣工了。
这座简陋的山村电影院虽然没有名字，但对于我，还有村里的许多人来说，却不啻是天堂。后来看《天堂电影院》，才发觉，在任何资讯匮乏的地区，无论是什么年代，所有电影院都是当地人的天堂。
对所有爱看电影的孩子来说，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成为电影放映员。我虽然没有《天堂电影院》的主角那么幸运，但比起其他孩子来说，却也是比较幸运的了。因为我能够成为四哥的小跟班和小助手，守门、查票、倒片、贴海报，还可以获得最大的奖励——被裁剪下来的电影胶片。
从1981年到1986年的小学阶段，是我最幸福的电影时光。
四哥的山村电影院开办之前，我所接触的电影，主要是听，听姐姐们讲电影的画面和情节，看的电影，很少，大概也就是三四部。
1981年之前的山村，除了十里外的公社（现在的镇）有电影院外，周围的村庄好像都没有，即使全公社唯一的电影院，也不是每天都有片子放映。那时，主要是生产大队，一年偶尔请一两场电影。人们对此的热情是如此高涨，即使是十几二十里地远的外生产大队放电影，人们也不惜走夜路跑去看，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其实也就是补丁少一些的干净衣裳而已）。但外村放电影，我是无缘一看的，因为那时才三四岁，走远路还要人背，父母没空去，姐姐们自己又还年小，所以只好呆在家里，等第二天起来听姐姐们“讲电影”。
听来的电影里边，印象最深的，是一部战斗片，好像是什么“七日七夜”，因为这次六岁的哥哥也跟着去看了。他回来后，激动不得了，半夜三更把我弄醒，语无伦次地说什么军长跟敌人打了七日七夜之类的，大约场景就是机枪扫射，血流成河。他拿着扫把当机关枪，嘴里不断“嘟嘟嘟”地模仿机枪扫射的声音，又抱着枕头当炸药包跑来跑去说要炸碉堡，还要我不停地重复装中弹的敌人大叫一声倒下去的动作。
村里放的我所看过的电影，现在也只记得一部，名字叫做《神秘的大佛》，可能是片名的这几个字恰好是我当时所认识的。三十年过去了，还记得里面的两个镜头。一个身穿黑色夜行服的人在攀爬乐山大佛，看上去就像是大佛身上趴着一只小虫子，似乎是要爬到大佛耳朵里找什么宝贝或是图纸；另一个镜头，是蒙面的女主角（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刘晓庆）潜入一所房子，有一个人（忘了是男是女）手拿一枝白色的大蜡烛，昏黄的烛光伴着他行走，突然“哐啷”一声（背景音乐），窜出一个黑影（不知是不是女主角了），拿起一把明晃晃的尖刀便朝他的眼睛剐去，演员的那声惨叫至今还觉得凄厉。
直到今天，我一看到白色的大蜡烛，总觉得背后一定藏着一个剐人眼睛的凶手。看来，美国电影的分级制度，确实有必要在我们这里实施，因为我本人就是凶杀暴力镜头的受害者。
四哥的山村电影院开办以前，虽然我看的电影少得可怜，但放映场的那种喧嚣热闹，却又是我倍感温馨、难以忘怀的。
下午，便有一个男子，拿竖铲在小学篮球场边上挖了两个直径二三十公分、深约六十公分的泥坑，把两根削好皮的树梁竖立进去，再填回泥土夯实，摇一摇，基本稳妥了，便架了梯子，爬上去打铁马钉，上端一个，下头一个，另外一根树梁也同样钉上铁马钉。
傍晚，放映队来了。展开叠好的银幕，雪白的银幕两边是半尺宽的黑色帆布，帆布上各有一排铜皮扣卯的孔眼。用尼龙绳交叉穿过孔眼，两端的孔眼前分别打个结，便扯着结后面的绳子沿梯子爬到树梁上。绳子穿过铁马钉绕树梁缠几个来回，再打个活结，绑结实了。如此，四角的绳子都绑好后，一幅银幕便高高地挂了起来。越过银幕，是广阔寂寥的天空，晚霞染红了静静的白云。
接下来，在其中一根树梁上挂上喇叭，喇叭上伸出一根食指粗的黑色胶皮的电线，电线的那一端，也摆好了一张八仙桌或写字桌，桌子上就是神奇的放映机。桌子下面，是装胶片的铁皮箱，箱盖上用毛笔写着影片的名字和卷数。旁边，放映员在条凳上支起了架子，正用手摇着胶片盒在倒片。放映机还连着一条红黄花的电线，长长的，在地上蜿蜒着伸到二三十米外的一台柴油发电机上。
卖小吃的，最早挑着担子在离放映机二十米远的地方摆开了。有喷香的瓜子，又酸又辣的腌萝卜或腌菜梗，油炸的米糕，糯米做的糍粑，还有当季的水果，夏天的话，还有冰棍、糖水、龟苓膏……从下午就看着挖坑打桩的孩子们，拿出早就从家长那里闹来的零钱，开始东挑西拣地买“晚餐”。
晚霞消退了，天色开始青蒙蒙地一片。大人们，也扛着凳子来了，大都洗了澡换了赶集或做客时才穿的衣服，手里还拿把手电筒。起初是三三两两的，接着便是一群一伙的了。
放映员的助手，往往是个粗胳膊的家伙，手里拿了条带木柄的尖尾皮鞭，走到柴油发电机旁，一手抓着皮鞭的木柄，一手扯住皮鞭的尖尾按在发电机的马达转轴上，把皮鞭在转轴上结结实实地缠几圈。然后站起来，蹲开马步，朝手心吐一口唾沫，两手对着擦几下，便弯下腰来，一手抓住皮鞭的木柄，吆喝一声——“起”，同时猛地把皮鞭一抽。马达便跟着转起来，爆发出“哒哒哒”的轰鸣声，同时弥漫着浓烈而又好闻的柴油味道。
随着马达的响起，放映机旁的放映员也按亮了绑在一条竹竿上的电灯，一旁的电唱机上已经放好了橡胶唱片，开动，放下磁针，“放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嘹亮的革命歌曲从银幕旁的大喇叭里传出，响彻夜空。
马达轰鸣声，歌曲放唱声，小贩叫卖声，小孩打闹声，观众们抢占位置的争吵声、呼朋唤友的叫唤声，嘈杂地在改成放映场的篮球场上响起。
放映员停了歌曲，对着麦克风讲话，“安静，电影就要开场了！”反反复复好几次，鼎沸的人声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电影开始了。大部分人，都比较专心地盯着银幕看。但在此时，一双双咸猪手悄悄地从衣袖里伸出来，大姑娘和小媳妇的身体是这些咸猪手远途旅行的目的地，尤其是长相俊俏的。一般情况下，或许是不敢喊叫，或许是不愿喊叫，反正，很少遇到有强烈反抗的案例。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天堂电影院》的画面，电影在放，台下的观众如痴如醉，其中一个长相粗鄙的男子在摸着一个风格豪放的妇女的胸部，两人都在盯着银幕哈哈大笑，不禁惊叹导演或编剧的细心与真实，同时也欣然一笑，市井的生活，就是如此的可爱，虽然肤色不同，国籍不一，市井的细节，都是一样。但意大利和中国毕竟还是有所不同，咸猪手的行为，如果恰好被女子的父兄或丈夫看到，那么一场肉搏战便在所难免了，不过，出于保护双方尤其是女方的名声，大都是约到观众圈外去打斗，或者等电影散场后再算账。
恋爱中的男女有福了。那个年代，山村里头，大多是同宗同姓，自由恋爱的不多，但也总有那么一两对。男女双方各自编个理由中途退场，甚至还没放映就开溜了。一些不怀好意的男青年，便喜欢三五个邀约在一起，拿上手电筒，专门去附近的田头草地里去“捉奸”。
我对这些事的了解，大多是电影放映后的第二天，从青年们津津有味的言谈中听到的。但这都不是我当时所关心的，我关心的，还只是电影和小吃。
四哥的山村电影院开办以后，因为要收票，卖小吃的也就没有了；后来搬到室内，呼朋唤友抢占位置的热闹也没有了；至于咸猪手，因为有了固定的位置，四哥又叫了一些少年郎巡走，所以少了许多。于是，看电影便不再是一场集体的狂欢派对，而转换成一个打发时间的休闲项目。
不过，这样也好，在此期间，我几乎恶补了以前没看过的所有国产影片。刚开始是周末晚上两场，后来片源多了，几乎是每天晚上一场，过年的前后，更是日夜连场。因为帮忙收票之类的，我几乎是一场不落。
小孩子看不懂情节，只是感受画面和音响的刺激，所以喜欢看打斗的片子。
当时看得最多的，是革命战斗片，因为这类片子，当时的片源最充足。《地雷战》、《地道战》、《英雄儿女》、《铁道游击队》和《平原枪声》，这几部，几乎每年都要翻看几次。但印象最深刻的战斗片，是稍微晚一点的彩色故事片《小花》，这时我已经读小学，已经朦朦胧胧地知道欣赏异性的美了。绑着粗辫子的刘晓庆，一直到高三都还是潜在的暗恋对象之一。这大概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同感，因为高三的时候，有个复读的女生，就绑了刘晓庆在《小花》里一样的辫子。按理，此时已是1992年，这个发型明显过时了，可一问班上的其他男生，百分之八九十都对该女生有暗恋倾向。这就是因为，《小花》里的刘晓庆，留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饱满的青春胴体里爆发着肉欲的诱惑，却又被大辫子的纯洁形象收束得紧紧的，这种蒙上一层薄薄的纸好像一捅即破、却又不忍心伤害那一层洁白细腻的纸的矛盾，时刻地纠缠着人的灵魂，结果令人愈加放不下。
但当时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却是武侠片。1981年，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上演，全国上下顿时席卷起一阵武侠狂潮。跟风的作品汹涌而上。先是“少林寺系列”，《少林弟子》、《少林俗家弟子》之类；然后是“和尚系列”，《八百罗汉》、《木棉袈裟》之类；再后是“民国系列”……但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少林寺》。孩子们都喜欢剃光头，拿墨水往头上点几个点，就像阿Q用竹筷子把辫子撑起来装革命党一样，感觉特别威风。当时也确实有人冒充少林和尚。一般是青年男子，脑袋剃得光光的，青得发亮，身上穿着斜襟的和尚袍，脚上套上白色的袜子和黑色的百纳布鞋。他们走村串户，操一口蹩脚的普通话，向老人和妇女强行兜售据说是开过光的佛教工艺品。现在想来，这帮老兄，年纪如今也五十好几了吧，岁月真是蹉跎。
《少林寺》所引发的这一股武侠热潮，由电影烧到文学，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紧跟着接棒，再由文学烧到影视，港台的武侠电影和大陆的武侠电视剧陆续抢滩，居然一直热闹了十几年，整整充斥了我的全部成长期。
除了战斗片和武侠片，当时比较受欢迎的，是农村题材的喜剧片，《月亮湾的风波》系列，《咱们的牛百岁》，《阿混新传》，等等，陈佩斯主演的一些都市喜剧，也很能逗人发笑。
当时最不爱看的，就是戏曲片了。记得有一部片子叫《白奶奶醉酒》，明明一句简简单单的话，偏要依依呀呀地唱上半天，吊得人头都晕了，还等不到她下一步要干什么。如果鲁迅的《社戏》那时放在小学课本上，旦角唱戏时孩子们纷纷退场的那一段，相信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同感。后来我教书的时候，教到这一段，必定跟学生讲起自己当初看电影的事，学生们都有趣地笑了。当时怎么也想不到，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却越喜欢听戏曲了，看来传统的戏曲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只是别开设课程指望从小培养，这慢悠悠的曲调，本来就是上了一定年纪的人才能静下心来品味的。
那个时候也有悬疑片，但大都拍得很烂，好人坏人，一看演员的外貌是俊是丑就知道了，既不悬，也没有什么好疑的，唯一能使人的神经绷紧又突然断开的，是配的背景音乐。往往是一连串又高又促的调子，突然“哐——”地来一声吓你一跳，纯粹就是音响效果。感觉还算过得去，是《保密局的枪声》，但现在也没有多大的印象了。
外国电影，四哥的山村电影院放得不多，记得起来的，只有两部，南斯拉夫的《桥》和德国的《英俊少年》，之所以能记住，前者是因为游击队炸桥的英勇行为，后者是因为那首阳光流畅的主题歌《小小少年》。
爱情电影？当时好像几乎没有，唯一有印象的，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但感觉土得很，演员也不漂亮，所以，不爱看。倒是一些带有爱情故事的神话传说电影，在当时的众多电影中显得特别清新，而对我们小孩子来说，也是感觉非常新鲜，比如《白蛇传》、《牛郎织女》、《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刘三姐》，尤其是一部叫《画中仙》的电影，画上的姑娘会跑下来给人洗衣做饭，印象非常深刻。
如今横行天下的动画片，在我们那个时候也有，只是数量很少，《三个和尚》、《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好像就没有了罢。
真的应该感谢电影，感谢四哥，在那个资讯贫乏的年代，在那个偏僻山村的角落，给我们这些小屁孩的童年，带来如此丰富的精神盛宴。
所以，虽然脱离了懵懂无知的幼年，不再迷信四哥的力气，但放电影的四哥，依旧还是我们心中的偶像。而另外两个偶像，毛泽东和华国锋，早就在众多的电影形象冲击下不见了踪影。
四哥的山村电影院，不仅给我们带来精神的盛宴，还激发了我们探索电影实验的热情。
四哥每次把电影片拿回来，都会先在家里倒好带。大概是乡下的电影机质量都不怎么好吧，放映时经常会发生“烧卷”（机器太烫，把某一段胶片烧坏）的事，烧坏的那段胶片，便要剪掉，然后用胶水把两头重新连接起来。因为粘接的需要，烧坏胶片两端还有些好的胶片，也会被剪下几幅来，尤其是四哥为了让裁剪后的画面连接更加流畅，往往把一整段画面都剪下来。这些被剪下来的好的胶片，就作为我们帮忙的最高奖励，为了能得到这些奖励，我们都对他言听计从，忙得团团转还乐得屁颠屁颠的。
拿到这些胶片，怎样把它们放映出来，就成了我们一帮孩子的最大问题。
我们用手电筒照射，但光却透不过去，显不出画面，即使加了十多节电池，藏在被窝里照射，也还是投影不出画面来。
胶片虽然放映不出来，但我们却受此启发，起了自己制作电影的冲动。因为我们只有手电筒照射，所以我们就到处寻找能用手电筒投射的“胶片”。
第一个找出来的是包糖果用的塑料糖纸。蒙在手电筒的玻璃片上，果然把其中的花纹投影出来了。我们都欢呼雀跃起来，我到现在都还能清晰听到自己当初的那一声欢叫。
我们把糖果纸一张一张小心翼翼地粘起来。到了晚上，便找个房间，把窗户都关了，开始放我们自己制作的电影。但这种乐趣没过多久，便被一个邀来观看的女孩子浇灭了，她说：“一点都不好看，没有人，没有动作，没有情节，还没有声音！”这个女孩子在我们中间很有发言权，因为学习成绩好，而且当初认为她长得也很漂亮。
为了这个女孩子的话，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焦头烂额地攻克技术难关。但山村里实在没有什么现代化的零件和工具可使用，那时我们村里连电都还没有通，唯一的一种电器，就是赵本山在某届“春晚”上说的——手电筒。
最后，我们拿出了解决方案——剪纸电影。
把作业本一张一张地撕下来，先描上人物和道具的轮廓，然后用剪刀镂空，再把一张张剪好的“底片”按设计的情节粘连起来，成为长长的“胶片”，故事尾端的“胶片”，粘在一根棍子上，然后把它卷起来。放映的时候，我们把棍子横着固定住，然后一个人在下面拉，就像今天拉卷筒纸巾一样，“放映员”便把电筒对准棍子下的第一幅画面，然后配合画面同步配音。
一部有人，有动作，有情节，还有声音的剪纸电影，终于制作出来了。那位女孩子，也点头表示认可，说：“嗯，好看，比大电影有趣多了。”随后加入了我们的电影制作团队。
不知道我们撕了多少本作业本，也不知道耗费了多少电池和灯泡，甚至连制作了几部剪纸电影，我现在都忘却了。只记得当时为设计情节和台词大家吵得不可开交，只记得画底图时画得眼冒金星，只记得剪纸时剪得手臂发酸，只记得放映时拉“胶片”拉得满头大汗，只记得，记得每放完一部电影，整个制作团队，相互拥抱着欢呼喝彩的场景。
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当我们这一帮小屁孩在边远的山村旮旯里玩剪纸电影的同时，还有一帮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青年，也正在广西电影制品厂玩着大电影的试验，他们中间，有一个叫张艺谋，另一个叫陈凯歌，还有一个叫田壮壮。而在北大，以及全国各地的高校，那些应届考上来的半大青年，也正在掀起一场诗歌狂欢，里面有一颗当时埋没着的钻石，他的名字叫査海生，笔名海子，在同行的封杀下苦闷而悲愤。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真是西欧“文艺复兴”的浓缩版，就连远在偏僻山村的年幼的我们，也懵然不知地参与了这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
一个信息严密封锁的国度，随着一代伟人的去世，几乎是在刹那间，国门突然洞开，汹涌的信息台风呼啸而来，从沿海的大城市登陆，落下一场场暴雨，引发一波又一波的信息洪流，沿着铁路、公路、乡间小路，一路分洪。当洪水的支流来到古坑村，我出生的村庄时，已经不能算是洪水了，它或许只能没过大人的小腿，但对我们，当时的一些年幼的孩子，却也还可以在里面学“狗刨式”的蛙泳了。
但我们的电影制作团队，并没有维持太久。
1985年，村里通了电，也有了第一台电视机，14英寸，黑白，上海飞跃牌。当时在播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村头村尾到处回响着小青年学唱的里面的粤语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十里外的乡（原来的公社，后来的镇）府，录像场像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播放着港台的录像。同时，录音机也不知不觉地取代了收音机。
我们电影制作团队的成员，也一个个迅速地流失，成了被电视虏获的新观众。
1986年，我们小学毕业。很多同学都没考上初中，但奇怪的是，我们团队成员几乎都考上了。有的在乡镇一中，有的在二中，有的在县城中学。大家都很少在一起了，即便是同校的，也不在同一个班，住在各自的集体宿舍里，早上要上早自习，晚上要上晚自习，告别了随心所欲看电影、玩电影的日子。
同时告别“电影界”的，还有四哥。只是那么一年功夫吧，电视便在村子里大众化了，电影院没法再经营下去。他跟随了他的岳父，一个1978年便买了摩托车的稀土矿矿主，开矿去了。
二、桃树枝上的少年
1、一个哑巴的故事
1986年8月31日上午9点20分37秒，几头母猪带着它们可爱的宝宝在乡镇集市的街头溜达，留下一路猪粪。南桥街，传说中臭名昭著的“猪屎街”，两边的店面吼叫着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或者哼唱着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一个男孩，坐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的后座上，骑车的是另一个稍大的少年，打街上走过。
男孩就是我，少年是大我两岁的哥哥。
我们兄弟，准备去集市背后的南桥中学报名读书。哥哥已经读初二了，他的内裤裤裆里，缝着一个口袋，里面有八十九块零零碎碎的人民币，是我们兄弟今年的学费。
初一的第一个学期，我很乖，除了学校包场的电影，没有出去看过别的电影。
《一个哑巴的故事》，是我在中学里看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非洲题材的电影。故事有点伤感，一个海龟为报答人类的救命之恩，爬上岸，变成了一个小男孩，但他的声带却没有变过来，不会说话。变成小男孩的海龟，发现人类的世界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和善良，而是充满着欺诈、剥削和杀戮，好在有一位超级肥胖的大妈竭尽全力罩着他，让他经历九死一生后依然活了下来。最后，忘了具体是什么事件的直接刺激，小男孩变回海龟，重新回到大海。片尾是海龟在蔚蓝的大海里游走，歌曲非常忧伤。最后，海龟游入深海，全片结束。
影片结束后，班上掀起了一股模仿非洲土著舞的热潮。如雨点般节奏急促的鼓点，还有充满弹性的黑人躯体，以及那动感十足的舞蹈动作，对我们这些刚从山村旮旯里跑出来，在相对拘谨的宗族社会里成长的客家小孩来说，简直是太刺激、太有吸引力了。热辣的土著舞盖过了故事的忧伤，这可能是导演始料未及的结果。
然而学校毕竟是学习的场所，包场电影的次数当然很少。我在学校能与影像挂上钩的休闲文化，主要是延续小学以来的项目——看连环画。
小学时，能与所看的电影相提并论的，就是连环画，这些连环画大多改编自电影。几乎每个同学家里都有一大箱子连环画，我们交换着看。刚到中学，因为很少看到电影，我便把几乎所有的课外甚至课内时间都用来看连环画。
说来搞笑，今天，当年的同学一碰面，看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个镜头：一个瘦小的男孩，坐在教室门口的一棵小桃树上，专注地投入到手中的连环画中。那棵桃树的树枝是那么的脆弱，脆弱得就和树枝上的小男孩一样，被小男孩的屁股压得几乎瘫倒在地上。他们总是提心吊胆，担心那棵树枝会断裂。然而一个学期过去了，树枝还是没有断裂，那个小男孩依旧坐在上面看连环画。
同学们的追述，我自己当年是毫不察觉的。根据他们的追述，我想象自己当时的形象，忽然觉得和《小王子》里的“小王子”非常相似。一个从自己狭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耐心地守望着他的玫瑰花，突然一天，掉到地球的沙漠里，回不了家。他的心里，总是惦念着家里的那朵玫瑰花。而我的玫瑰花，就是四哥的山村电影院。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同学们看完《一个哑巴的故事》后，都只记住了热辣的非洲土著舞，而我，却看到了里面的哀伤。以致片尾海龟孤独地在浩瀚的大海里游荡，然后消失在黑暗的深海的长镜头，还有背景音乐那忧伤的旋律，在记忆的神经里是如此的清晰。
《一个哑巴的故事》，是我对童年的影的最后的告别，尽管如此依依不舍，我还是被岁月的洪流卷入了少年时代。
“来，把手伸出来，我看看你的手相。”
一个老人，光光的脑袋，脸色非常清瘦，穿着一件浅蓝色的长衫，长衫已经很旧、很脏了。他弯下腰，笑眯眯的，很是慈和，在他的笑脸跟前，是一个瘦小的男孩。
男孩乖乖地把手伸出来，努力地将手掌托得高高的，好让近视眼的老人看得清楚。
老人伸出他枯瘦的手，手指修长、秀气，掌心却结着厚厚的死茧，手背上也沾满了污垢。
他轻轻地揉了揉男孩的小手，笑眯眯地点头道：“嗯，宽大，厚实，丰满有肉。”然后把小手的手掌贴到他的眼前，眯起眼仔细地观察。
“生命线起头像铰链一样，难怪自小有那么多病痛，吓坏你爷哀（客家话。爷为父亲，哀为母亲），不过，长大了就好了，你看，又长又深，包围得太阳丘那么多，你会对你老婆很好的。”老人说着说着笑了。
男孩也笑了起来，觉得很好玩。
“是的，你会对你老婆很好的，感情线都伸到食指下方来了，还是像铰链一样，还绞得那么长。嗯，你这个人，精神至上，多愁善感，虽然对老婆好，可你总是找不到梦想中的伴侣。”老人停顿了会儿，好像是安慰男孩，又好像是自言自语地喃喃道，“其实，哪里可能有那么理想的伴侣呢，对老婆好就好。”
男孩被弄糊涂了，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念头一闪即过，毕竟，这事离他还远着呢。
“你这命运线。”老人的脸色忽然凝重起来，“孩子，你以后要坚强，不管以后有多大的波折，你都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你很聪明，智慧线很好，但聪明人的命运，总是波折的，因为聪明人往往过于理想主义。记住我的话，坚守自己的理想，活得就很充实。”
男孩不知道老人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沉重，他看了看老人身边的木桶，木桶里装着半桶猪食，另一半，已倒在猪槽里，猪圈内的一头大肥猪，正在“吧嗒吧嗒”地猛吃。
1987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当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在周末回家的路上，慢吞吞地行走时，在南桥乡的三岔路口，撞上了守候在这里的父亲和母亲，母亲跟我说，外公过世了，让我跟他们一起去服丧。我的脑海中，立马就涌现出外公给我看手相的这一幅场景。
外公就像童话故事里的人物，模糊、神秘、身上散发着古老的味道。
外公生于1913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三个年头。
父亲经常跟我讲外公的故事，他们两人，非常亲近，母亲倒像是外来的。
父亲说，外公出生时，他们家非常欢喜，因为前头生了六个孩子都没有养活，就给外公取了个小名，叫“七妹子”，民间的风俗，把孩子的名取得下贱一点，比较好养，而在客家人观念中，女人是与畜生同样下贱的。给外公做满月酒，办得是流水席，客人随到随吃，一连吃了七天七夜，满月了，外公也有了正式的名字，姓赵，名纯阳——八仙之一吕洞宾的道号，好像还有个字，就忘了。
在旧时的偏远乡村，外公家也算是大户人家吧，据说家里有一千亩水田，到1949年百万解放军南渡长江之前，还有三百多亩。基于对形势的判断，外公设法把田贱卖，原打算把田全部卖光，但最后剩下三十亩田时，外婆再也忍不住了，以死相逼，说什么也要保住这三十亩田，外公迟疑一阵后屈从了，他想，三十亩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但这三十亩田，却使他的后半生和他的家庭都坠入了社会的黑暗角落里，解放后的土改工作中，他们家被评为富农，成了新政权专政的对象，不仅大人的政治权利完全被剥夺，连子女也不能正常求学，每次生产大队或公社搞什么批斗会，也少不了他的“名份”，甚至儿女有时也要上去陪斗。
与外公的命运相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祖父的命运。曾经，我祖父的祖父——兰香公，是个白手起家的商人，小时候穷得七八岁了还没裤子穿，因为他老爸就像中举前的范进，苦读多年，连个秀才也没考上。兰香公发财后，给他老爸捐了监生，并给儿孙留下一笔不小的家业，在县城、乡镇和村里都有店铺，好像是十多家吧，传到我祖父的时候，家族的生意做得更大了点，但每个房派都已经分家。祖父是个赌徒，父亲出生那天，他已经连赌了七天七夜，把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店铺、田产甚至住的房子全都赌光了。财产赌光之后，祖父便成了脚力挑夫，十五年后，人民共和国建立，祖父被选为贫农协会主席，大伯父也成了乡长的秘书，随后成了乡长，再后是县里的民政局长。
读大学的时候，恰好张艺谋改编自余华的小说《活着》拍摄的电影上映了。葛优主演的主人公，令我会心一笑，因为他和我祖父的命运是多么相似。同时也替外公捏了把汗，如果他没有把几百亩田卖到只剩下三十亩，他铁定会被评为地主，命运可能会更悲惨一点儿。
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高度集中，而社会的制度又极力维护土地兼并者的利益，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巨大动荡，而主张“耕者有其田”的共产党取得政权，也是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的好事，国家财政的境况也不可能令执政者采取赎买地主土地的温和土改，但被打倒的地主阶层，却也确实有被政府妖魔化的嫌疑。
并不是所有的乡绅都是劣绅，起码，外公就不是。
父亲说，外公年轻时，是个很善良的人，看到街上有人卖青蛙，都赶紧掏钱买来放生；收租也从来没有为难过租户，他还免费教村里的孩子读书，帮村民写对联、书信什么的，恪守儒家礼仪，热心公益事业。他们家的日子，过得非常俭朴，母亲回忆，小时候，尽管有很多田地，但吃的穿的用的，还不如解放后的普通人家。
在外公的丧礼上，舅舅拿出外公留下的唯一遗产——三本书。纸张是外公自己裁来的纸，用麻线缝得非常结实，并小心翼翼地用油纸包好封面，里面的字，是外公用毛笔字写的，楷体，竖排，清秀俊朗，内容是婚丧、祭祀等礼仪细节。舅舅说，外公一有空，就在鼓捣他的书，临死前交代，一定要把这几本书传给后代，让他们按上面的规矩做事。
但这三本书，如今一本也见不着了，两个舅舅都没读什么书，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为人处事，已经和其他的村民没有什么两样了。
多年后，我在乡志上，突然发现外公的几首律诗，在赏玩山水之中透出挥斥方遒的意气，说实话，就诗的艺术水准来说，写得很不错，只是诗中的山和水都是家乡的景点，放在全国的范围来看，一点名气也没有。
中华民国建立后，虽然是共和的体制，上层的政治格局几乎天翻地覆，但在广阔的乡村，社会生态的结构，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象外公一样的乡绅，依旧是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儒家礼仪治国的理念，在他们的身上，落实到对乡民的礼仪教化上。他们是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代乡绅，是数千年传统农业文明的背影。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权的触角延伸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政府，此前，中央政权的手最多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依靠的都是乡村自治。从此，乡村自治的传统格局被彻底打碎，乡绅阶层彻底消失，连同一起消失的，还有古老的礼仪教化。没有什么可怀旧的，恢复既不可能，也没必要，现在需要的，是创造一个新格局。
但是外公，却依然坚守他心里的理想，固执地穿着他那陈旧而又污渍斑斑的长衫。他的长衫，有如乡村传统文明的尾巴，令我在读古书时，依依稀稀地获得一些模糊的感性认识。
1987年，我们家也有了一台电视机，黑白，14英寸，上海飞跃牌，是大姐1985年结婚时买的。1986年，两个双胞胎外甥降生，大姐家换了台21英寸的日本进口彩电，原来这部黑白电视，便转到了我家。
这一年的暑假，我第一次完整地看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央视版的《西游记》。
《西游记》的主题歌，是蒋大为演唱的《敢问路在何方》。片尾的MTV，唐僧骑着白龙马，悟空在前面开路，沙师弟挑着担子，猪八戒，时而牵着马跑在前头，时而腆着大肚子，扛着八齿耙，甩着宽大的衣袖在后头追赶。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熬过了从童年到少年的心理断乳期，我正式踏入了少年时代。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不仅是对我的回答，更是当时政府高层对迷惘的知识精英阶层的回答。
“尼采自诩为太阳，他最后疯了。”中学语文的一篇课文里，鲁迅写道。但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高校，在年轻的教师和学生中间，尼采的幽灵又复活了。稍后，萨特——存在主义大师，他那本晦涩难懂的《时间与存在》，也在知识精英阶层中风行。
几乎所有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作品，包括哲学、文学、绘画、音乐、电影和建筑……等等等等，一下子都呼喇喇地涌进中国大陆的高校。
“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的未来，该何去何从？”
老师让我们学习一个中学生写给北京上大学的表哥的信，大意是，不要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当。同学们的作文，都喜欢依葫芦画瓢，照着当时的一篇报纸社论，说什么改革开放了，国家的大门打开了，既有先进的东西进来，也有苍蝇和蚊子进来，所以我们需要窗纱，把苍蝇和蚊子阻拦在外面。现在想一想，其实，仅仅有窗纱还是没有用的，因为窗纱挡不住“毒气”，所以，虽然有着严格的出版发行审查制度，还是有许多年轻人“中毒”了。看来，要想真的不让大家“中毒”，只有把中国的领土挖到月球上去，或者把所有种“毒草”的国家都消灭掉。可这好像都不太现实啊，所以呢，干脆，就全开放了吧，让中国人民都产生防毒的抗体。
我的作文，当然也是随大流。但实际上，我根本不理解自己写的是什么东西，纯粹就是睁眼说瞎话，给报纸社论背书，写起来不用费脑筋，又能对付每周一次的作文课。
我所能亲身感受到的社会风潮，只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
1987年，一个堂叔，外号“吨二”，成了全村、全乡甚至全县的传奇英雄。
早在生产队还没解散的1976年，三大开国巨头一去世，吨二，这位当年的红卫兵小头目，村里的造反派英雄，就开始离家出走闯荡江湖了，收古董、金条、戒指和项链等等，然后转卖。据说去过黑龙江，去过新疆，去过云南，总之，全国都走遍了，家里经常出入来自全国各地的江湖人物，有点像《水浒传》里的好汉。我甚至怀疑，在《少林寺》风靡全国的时候，那拨装少林和尚兜售工艺品的人中，就有一个他的身影。
总之，这是一个很不安分的家伙，家族里把他当作是“二流子”。
但“二流子”的社会能量有时是巨大的。1986年，神通广大的他弄到一张倒卖稀土的批条。
有必要补充交待一下，我的老家在赣南，与广东和福建交界，有着丰富的稀土矿产资源。内蒙古白云鄂博的稀土据说占世界储量的70%多，全国的97%，那国内剩下的3%，基本上都在我们那块儿了。
他把从邻县弄来的提炼加工好的稀土运回家，在晒谷场上晒挖来的本地黄土，晒干后用碾米机碾成粉末，然后掺杂在稀土里，再转手卖给广东的南方稀土进出口公司。
这一笔生意，他纯赚二十来万。
二十来万人民币，在1987年的中国内陆的山村，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财富。
1987年，我们村的万元户才一家，是烧砖瓦窑的，万元里包括他家一年的稻谷产量、牛猪等禽畜饲养量的折价。1987年，我父亲在村里小学任民办教师，月工资是三十六块。1987年，我们哥俩的学杂费是八十九块。1987年，我们乡市场上的猪肉价是九毛七一斤。1987年，我在学校的热菜摊上买菜，上学期是五分钱一份，下学期是一毛钱一份，而1986年是两分钱一份。1987年，人民币的最大面额是“拾元”，图像是“工农商学兵大团结”。
吨二把二十万背回来，用的是麻袋。
他毫不隐瞒自己的发财途径，逢人便讲，深怕人不知。
几乎没有一个人对此表示鄙视，全都充满着敬仰的神态倾听，并不断恭维他胆大精明。
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四哥。
吨二取代了四哥在村民眼里的偶像位置，因为他现在是县级风光人物。
四哥此时正在给他老丈人打工，管理着一个私人小矿。
一天，在我们宗族聚居的村口，吨二撞见了刚从外面回家的四哥。
当红的偶像与过气的偶像狭路相逢，面对面站了下来。
“老侄。”吨二叫道，“今天，你只要喊我一声二叔，我马上给你买一辆摩托。”
他随手掏出一把钞票，在四哥鼻子前晃了晃。
“用不着。”四哥淡淡地答，“我以后会比你更有钱。”
四哥说完，便绕过吨二往家里走去。
吨二一愣，气得大骂一声：“不识抬举，什么东西！”
手中的钞票往外一甩，像一场钱雨，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有的落在泥地上，有地落在篱笆上，更多的，落在了路边的池塘上了。
吨二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往村外走去。
一群妇女，还有小孩与老人，就像一群秃鹰扑向刚刚断气的动物尸体一般，“呼——”地涌上前，争夺到处散落的钞票。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吨二家里，他的老婆，我的堂婶，他的儿女，我的堂弟堂妹，正在一台二十一英寸的日本进口彩电前，观看《西游记》。
吨二式人物在中国大地上的兴盛，为两年后的一场动乱埋下了火药。
4、只识弯弓射大雕
吨二其实是个才子，毛泽东的所有诗词，他都能从头到尾再从尾到头的背一遍。他最喜欢看的书，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和毛泽东，是他最崇拜的偶像。
吨二与我，其实也很亲热。
小学一二年级时，他就教我学下象棋，说我脑背长反骨，像曹操。我们不分辈分，因为都爱喝酒，都爱毛泽东的诗词，常在一起喝酒背诗词。他的大儿子——我的堂弟，只比我小两岁，但却像是我的晚辈了。
他几乎不再出门做生意了，他说，他不知道这么多钱该怎么花，为什么还要去赚？他喜欢赌，天昏地暗地赌；他喜欢嫖，甚至把一个妓女带回家与妻儿同住几个月；他喜欢旅游，坐着火车，带老婆孩子游遍了大江南北的著名景点。他说：“我不知道剩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除了假日回家和他一起喝酒背诗歌外，他的其他生活，都与我无关，我对那些还感不上兴趣，毕竟，我才十一岁。
1987年，我沉迷上了录像。
1987年下学期，我上了初二，没有再住校，住在未来的二姐夫家（之所以说未来，是因为二姐当时还没有过门）。二姐夫家的村子紧挨着集市，他家的窗户，越过一口池塘，就是卖猪肉的市场。我的六姑婆——爷爷最小的妹妹就在这个村，二姐的婚事也是她家媳妇做的媒。六姑婆有很多子孙，七个儿子，全养齐了，每个儿子又生了三个以上的儿女，所以，在这个村子里，我有一大堆的表兄弟、表姐妹。其中玩得最好的，是比我大两岁的表兄，叫“荣牯”（客家话里，“牯”是称呼男孩的后缀词），他比我低一级，在同一所中学读初一。
荣牯是染上了一切小市民恶习的孩子。
他最热衷赌博，嘴上常叼着一根烟，在街上的台球场与人赌球，或者打扑克赌牌，夜晚的时候，则出没在录像厅和小餐馆之间。
小餐馆是六姑婆的四儿子开的，四表叔外号“狗牯四”，住在二姐夫家的对面，相隔不到两米，常常在我们面前摆开架势吹牛，吹他当红卫兵头目时如何威风。小餐馆开在206国道旁，请了两个从红色首都瑞金过来的女孩子，专门负责到马路上拦货车，把司机拉扯下来吃饭，同时提供性服务。“瑞金嫲”（“嫲”，客家话里称呼女性时的后缀词）在当时的我们那儿，是妓女的代名词，同时也是荣牯这帮小孩捞油水占便宜的骚扰对象。
受外公家风的影响，我对嫖赌抽烟之类的东西都不感兴趣，我只喜欢看录像。
录像全是香港来的盗版片，以当时香港走红的电视剧为主，武侠片，尤其是古装武侠片，是当时的主流。
毋庸置疑，金庸和古龙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是最受欢迎的片子。《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小李飞刀》、《盗帅楚留香》、《陆小凤》……一长串的名字，每一部都动辄几十集，忙得你缓不过劲来。
奇怪的是，那么多的武侠片，那么多有名的角色，印象最深的，却是《射雕英雄传》里的瞎子柯镇恶——江南七怪之首，郭靖的大师父。能把他记住的原因，是因为跟我们班的一个同学长得很像，而这个同学也很喜欢看录像，放学时我们是同路，看录像时也常在一起。不知道饰演杨过的刘德华和饰演楚留香的郑少秋，当时最红的两个红角，知道后会不会很生气——“我长得那么帅，你怎么不记得我，偏偏记住那个丑陋的死瞎子。”
晚上看录像，白天，也在教室里恶补港台武侠小说。似乎那时除了个别特别上进的孩子以外，每个男生上课时都在偷偷地看武侠小说，而女生则在看琼瑶的言情小说，大家轮流交换着，一本接一本地看。我们班的武侠小说，主要来自两位街上走读的同学，一个叫国辉，一个叫星亮，他们的哥哥都在县城中学读高中，有的是武侠小说。当时我也偶然地读了一篇琼瑶的小说，叫《六个梦》，不知是哪个女生上课传阅时落在我桌面上的，没有多大的感觉，看得头晕乎乎的想睡觉。
男生看武侠，女生看言情，似乎是当时盛行全国的一种风气，报刊杂志上，到处都是一些专家学者痛心疾首地批判的言辞。但谁也不在意，甚至还有点反感，不过也常抄袭一些他们的文章，用来对付作文考试。
谁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我们这一代武侠迷和言情迷，正全面接管网络之外的媒体话语权，也学着当年专家学者的样子，一本正经，痛心疾首，批判今天中学生里面数量庞大的网络迷、游戏迷、青春小说迷、魔幻小说迷……
鲁迅说，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果然如此。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可是，印象中，郭靖的大雕，杨过的大雕，成吉思汗并没有把它们射下来。
我们能够射掉今天中学生心目的大雕——网络游戏和青春魔幻小说吗？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过客，每个人都要经过不同年龄的生命体验，每个年龄层的生命体验，都有大致相同的心态做底子，我们又何必太在意？
1988年3月的一个星期六，我从学校回家，路过解放前的族长鹏九儿子的家门口，一群乡亲在门口围观，嘴里说着“番客归来了”的话。我挤过人群，朝门里一望，原来是隔壁的王三妹叔婆正与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抱头痛哭，旁边坐着她的其中几个儿女，还有前族长儿子站在中间安慰两个痛哭的老人。
我的心中一阵纳闷，王三妹叔婆的老公——我爷爷的堂弟三叔公，不是在1982年死了吗？三叔公是个风趣的老头，死前在床上瘫痪了大半年，每天都非常无聊，常缠着我们一帮刚放学的小孩，给我们讲故事，唱山歌。他死后下葬的那天，我正在教室里上课，被大人叫了回来，举灵幡给他送葬，葬礼宴中的那碗羊肉，好像被指甲掐过一番，使我想起三叔公的长指甲，总觉得是他的鬼魂偷偷地在宴席前掐的，弄得我一口饭也没吃。
可眼前这个老头是谁？他们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抱头痛哭，俗话说“男女授受不亲”，虽然现在已经放开了许多，可也没有如此明目张胆呀？而且周围的乡亲居然不恼怒，还悄悄地在一旁抹眼泪。
十二岁的我，虽然看过了许多电影和武侠小说，却依然对此想不太明白。
回到家里，问母亲，母亲告诉我，那老头原来是王三妹叔婆的前夫，姓谢，人称“白毛佬”，就在水库过去的那个名叫旗山寨的小山村，是打野猪的猎人“二鳖佬”的老爸，当年国民党过兵的时候，被抓到台湾去了。
这样一说我就知道了。“二鳖佬”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背上时常挂着一杆鸟铳，赶着几条猎狗，手上提着一串鲜红的野猪肉走门串户地兜售。他出山后，经常住在三叔公家，教我们逗他的猎狗，摸他的猎枪，他的几个儿子，和我们年纪相当，玩得也很要好，他们都叫三叔公“阿公”，唤三叔婆“阿婆”，我以前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们姓谢，而且要住在旗山寨。
这件事，当我上了高中，对历史政治相对熟悉之后才慢慢明白。
1949年，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一路南逃，胡琏兵团经过我们家乡，到处抓壮丁做挑夫。当时，我父亲、伯父还有爷爷，都躲在深山里不敢出来，由年纪尚小的五叔送饭，他们一直躲了三天，胡琏兵团的兵才撤走。这个故事，父亲经常向我说起，说他当初躲起来是爷爷奶奶强迫的，其实他很想去当兵，算命的说，如果他去当兵，起码是师长级的命。但像父亲这样想法的人并不多。我们村里一共被抓去十多个青壮年，个个家里闹翻了天，依仗着熟悉的地形，后来大都陆陆续续地逃回来了，只有三个没有逃脱，随着败兵一直退到台湾，其中一个就是“白毛佬”；还有一个是爷爷的堂弟——卖豆干的“豆腐四叔公”，生于1929年，挑着豆干担子，在赶集的半路上被抓去了，1988年春节的时候，他还带着他的台湾籍老婆回来过；另外一个，据说在路上就死了。
“豆腐四叔公”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因为三叔过继给他做儿子，家里人老是提起他。他留在家里的老婆，人称“九叔婆”，据说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母亲常常对我们提起她的为人，大加赞赏，每次赞赏过后，都要叹息地说“可惜她死得太早了”。我奇怪地问起她的死因，母亲说是“相思病”，这种奇怪的病，是我看过金庸武侠小说之后才明白的。
“豆腐四叔公”是个脑筋比较活络的人，到台湾后他学了牙医，对返回大陆的希望彻底破灭之后，跟本地的一个姑娘结了婚，这姑娘比他小差不多二十岁，他的小儿子，跟我同龄。但“白毛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在台湾过得非常艰难，一直都没有结婚。
1992年，在大儿子的坚持下，“白毛佬”回大陆老家住了下来。但他的大儿子，确实不是个东西，他揭穿了“二鳖佬”实际上是三叔婆与三叔公的儿子的陈年旧事，更说出“我老爸才不操你王三妹的臭膣烂屄”的话，不准“白毛佬”与三妹叔婆来往。当“白毛佬”把他在台湾这么多年的所有积蓄全都交给大儿子后，大儿子在县城建了座房子，开了个店面，买了部货车，然后把他扔在寨子里的老家，孤寒至死。
多年后我在大学上中文系，对台湾的文学感上了兴趣，当我看到朱天文有关眷村退伍老兵的生活描写时，心灵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因为我立马想起了回来后在孤寒中凄凉死去的“白毛佬”。朱天文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1992年作品）中写到一个退伍老兵，脱下军装后，没有其它的生活能力，被照顾在眷村的福利社里卖东西，总是用糖果作为诱饵，引诱一些不懂事的小女孩，然后关了门，在一线阳光下，脱了小女孩的衣服，一双枯老的手想在小女孩的背上抚摸，却又迟迟不敢下手。
可怜的“白毛佬”。
今年两岸直航的新闻播放之后，80周岁的“豆腐四叔公”在台湾高雄的家里打电话给我，开心地说，你在广州怎么样，买车没有？广州的白云机场怎么样？到家里的高速公路通了没有？我想直接飞到广州然后坐你的车回家！我说，你儿子不是在上海做小白领定居了吗？随时都可以回来呀。
6、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1988年暑假，我们县发生了地震。
1988年秋天，我的心里也发生了地震。
但这两个地震，都是没有造成什么灾害的微震，反而给我带来美好的体验。
地震发生时，我正在一个山窝里放鸭子，鸭子是准备卖来作为我的部分学费的，从小学一年级起，每年的寒暑假，我都是专职的放鸭郎。
我站在田边，上一季的稻谷已经收割，下一季的秧苗尚未插下，农田已经犁过和耙过，还刚刚被轱辘碾过，平平整整的，铺着一层浅浅的水，水面平静，倒映着天空和白云，散发着泥土的腥味。
突然水面颤动起来，天空和白云的倒影也跟着摇晃，一阵雷鸣般的“轰隆”声，从山窝深处一波一波地传来，我觉得两耳鼓胀，有点头晕，还想呕吐，站立不稳，差点扑倒在水田里，好在手上撑一条赶鸭子的竹竿。另一块田上寻食的鸭子，也都个个伸长了脖子在发愣。
当时的感觉非常恐怖，雷声怎么会从地底下传来？阳光明媚白云飘飘，不见闪电，一点下雨的预兆都没有，怎么会有雷声？
第一反应就是山窝洞开了一个大门，外星人或地心人的飞碟正准备出动。可是，等了半天，什么也没有，鸭子们又若无其事，重新专注地寻食。
回到家，才有人说，地震了。
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在晒谷场上，摆起了架子床，床顶蒙上一层油纸以防露水。
夏日的夜晚，露天睡觉的感觉真好！
天开，地阔，月亮很圆，月色很美。
我第一次有意识地认识到，月色真好，山村的夜景真美。
既然能够体味这微妙的美了。
我的心，开始细腻起来了。
这一年，我十二岁。
开学了，我升上了初三，转学到了县城，住在大姐家，就读县城二中。
二中是个充满暴力威胁的学校。
成绩好的县城学生，都被县一中收罗了，剩下的，便给了二中。小混混们都喜欢到二中来闹事，学校里的学生也拉帮结派。初二的一伙男生，大约有几十个，每天上学和放学时都排队列在学校回城的路口，挑衅男生，骚扰女生。
初三年级有八个班，我插入的是四班。班上有两个大个子男生，一个外号“阿胜”，一个外号“一条龙”。还有一个女生，和我一样，也是新转学过来的，老家在四川，长得高大，人也俊俏。
开学不到一个星期，事故便发生了。
放学时，大家都骑自行车，阿胜跟在那女生的后头，在一个陡坡突然松闸，把那女生撞翻在地，然后饿虎扑食似的压在那女生身上，趁机把嘴巴压在那女生的唇上。阿胜的哥们，都停了单车，一起鼓起掌来。
这样的设计好像有些幼稚，也好像有些淘气，但往后的事，便非常的恶劣了。
那女生告状，老师警告阿胜。但在那个混混横行的学校，那女生还是没有逃脱被骚扰的命运，不久被另一伙男生轮奸，她也干脆放开，每天晚上背着书包从外婆家出来，直接奔舞厅而去，成了县城小有名气的“小小交际花”。
三年后，阿胜拒捕，用斧头追赶抓他的警察，被当场击毙。阿胜的铁哥们，我们班的另一个同学，拉了学校的另外一些校友，成立一个团伙，多年以后，成了县城最有影响力的黑老大之一，正职却是烟草专卖局的所谓监察员，职务就是专门查收全县店面摊贩卖的外省烟。我们县有一个土政策，凡是外省烟，没有跟烟草局签协议的，一律禁止售卖，至今如此。
这样的学校，着实是一口污水泛滥的烂泥潭，人人自危，连老师也不例外。
但就在这样的烂泥潭里，却依然会有纯洁的莲花，在烂泥的滋养下、在污水的反衬下，显得愈加脱俗、愈加美丽。
我的对异性的欣赏的心灵，就在一个女孩的轻轻触抚下，悄然萌动。
那是一次劳动课。上课的内容——打土，把山坡一侧的泥土打下，运到另一侧的洼地，学校准备建足球场。
体力活根本不是我的强项，尤其是这样的重体力活。其它同学，大多是十六七岁的半大小伙子了，力气好的很，但我不行，只有十二岁。
可老师并没有因我的年龄和个子给我照顾，而是和其他男生一样的劳动任务。很快，就受伤了，手指裂开，血冒出来。没有人把这当回事，都在忙着干自己的活儿。
当我蹲下来独自伤心的时候，过来一位女孩，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受伤的手指给她看。她似乎心疼地“哦”了一下，赶紧拿起我的手指，低头弯腰，轻轻地吹了几口，掏出一条白色的手巾擦去我手上的泥土与血迹，然后，她的举动令我吃惊——她把我受伤的手指放在她的嘴里，轻轻地吮吸了两下，抬头微笑，问：“还疼不疼？”我害羞地摇了摇头。
这是自我出生以来，感受到的最细腻的爱，女性的天然的母爱，而我的母亲，因为忙得很，自我懂事后，从来没有如此细心地呵护过我。女孩抬头的那一刻微笑，令当时生活在对校园恶劣环境的恐惧之下的我，感到世界仍然是如此的美好，即便是在二中这样黑暗的角落，也依然会有阳光存在。
遗憾的是，不久就重新分班了，我一直不知道这女孩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她后来的下落，但她的那一刻微笑，却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心头。
社会会有很多黑暗，人生会有许多挫折，祝福这位善良的女孩，大胆地往前走。
楼主不愧是学过中文的才子 文笔不错 很真实 很乡土 蛮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