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御用文人编造张献忠屠四川的欺世谎言，以掩盖清军在四川的三次大规模屠杀！
满清大兴文字狱，肆意篡改史料时期编造的欺世谎言，把满清在四川进行大屠杀的罪恶全部推给战死沙场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
张献忠（1606年－1646年），字秉忠，号敬轩，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与李自成齐名。
1640年，张献忠率部进兵四川。
1644年，张献忠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年号大顺。
1646年，清军攻入四川，张献忠亲自率主力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而死。
1649年，满清在四川发布告示宣称：“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1659年，也即张献忠战死之后的第十三年，清军经过十几年的征战与屠杀，方才占领整个四川。
（一）、满清御用文人篡改史料，编造张献忠屠四川的欺世谎言，以掩盖清军在四川进行的大屠杀：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满清统治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四川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很多人都对此深信不疑。
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最离奇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毛奇龄《后鉴录》中所谓的“四路屠蜀”：“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把毛奇龄所记录的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这是任何一个具备基本常识的人都无法接受的数字。
其后彭遵泗在写《蜀碧》时，虽然将种种有关张献忠屠蜀的不可靠的传闻都收录进来，但对毛奇龄的这段材料却不敢采用。作为一个在清初享有声誉的学者，毛奇龄为何要编造如此拙劣的谎言？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明史·张献忠传》竟照抄了这段谎言“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然而同样是这部《明史》，在《地理志》中却白纸黑字的记录着“万历六年，（四川）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这不是典型的掩耳盗铃吗？
满清官修《明史》被清朝史学界一致公认为“良史”， 清朝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为何《明史》的编撰者会将毛奇龄这种拙劣的谎言照抄，难道他们的见识连常人都不如吗？有学者曾认为这是地主阶级文人对农民起义的仇恨使然，但同样是《明史》对于李自成水淹开封的处理却截然不同：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明河南巡抚高明衡等人试图水淹农民军，结果造成开封被洪水淹没上百万人丧生。当时的不少史料都将责任全部推给李自成，但《明史》的编撰者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却比较实事求是：“（孙传庭军）未至，名衡等议决朱家寨口河灌贼，贼亦决马家口河欲灌城。秋九月癸未，天大雨，二口并决，声如雷，溃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城中百万户皆没，得脱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抚按以下不及二万人。”（11），如果说地主阶级文人对农民起义有仇恨，但为何要这样厚此薄彼呢？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屠蜀谣言的编造是满请政府的授意，其目的是借栽赃张献忠，以掩盖清军在四川进行大屠杀的罪恶。
据孙次舟先生考证，毛奇龄编造屠蜀谎言恰好就是其在明史馆担任撰修官期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著录《后鉴录》七卷说：“皆记有明一代盗贼之事，盖亦明史拟稿之所余也。(12)”清楚的点明了这一关系。
《后鉴录》的作者毛奇龄（1623—1716）原本是明朝末年的文人，在清初参与抗清，流亡多年始出。康熙十八年（1679年），失节文人毛奇龄投靠满清，当上满清的御用史官。荐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官。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任会试同考官。
《蜀碧》的作者彭遵泗是清朝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是满清政府的官员，还是一个御用文人，官至满清御林院编修。可说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史》介绍：清朝初年，民间学者庄允城、庄廷龙父子私修《明史》，被知县吴之荣告发。满清也正在想方设法抓些对朝廷不满的汉族知识分子来开刀，吴之荣这一告正中统治者下怀。满清统治者立刻派人南下抓捕参与编写《明史》之人，被牵连入狱的人达到几千人。最后处理结果是：直接参与编写、刻印、买卖甚至看过《明史》的人加上庄氏一门男子都被判了死刑。其中18人被判凌迟处死，也就是千刀万剐，每人被割了3千多刀。庄允城死在狱中，被传旨剁为肉酱，庄廷龙被挖出坟墓断头戮尸；现任知府才上任二十多天也以知情不报判了绞刑。前任知府畏罪自杀后也不放过，被拉到杭州，从棺材里拖出，当众砍为三十六块。究竟《明史》案杀了多少人，史书没有确切记载，有的说是几百人，有的说是一千多人，至于充军为苦力、为奴者那就数不胜数了。《明史》案不过是清朝数百起文字狱中较为典型的一次。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不断草菅人命，杀人立威。专制统治的本质就是压抑人性，让人们甘当顺民和奴才，这样才有利于他们的统治，才可以长久地统治下去。《明史》案发生之后，满清统治者诛杀数百人，下令在全国搜书禁书。然后民间学者所著的《明史》就荡然无存。
现存《明史》是中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如果从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如果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官方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满清康熙、乾隆酋长指使御用走狗文人，通过肆意篡改历史，编造了一部官修《明史》，并通过下诏钦定，将其列为正史。这样，一部经过满清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篡改过的《明史》就得以流传至今。
（二）、清军在四川进行了三次大屠杀：
如同指使毛奇龄编造谎言一样，满清统治者对于自己屠杀川民的种种残暴行径百般加以遮掩，以致今天还有不少人坚信四川人口的损耗与满请无关。好在满清文字狱虽然严酷，但百密难免一疏，透过那些被满清窜改过史料中的蛛丝马迹，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份血腥。
总的说来满清在四川大规模的屠杀破坏共有三次。第一次是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领兵进入四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军及南明各地方武装。豪格率领清军入川后第一仗就是在大西叛将刘进忠的引导下，于西充袭杀张献忠。有关张献忠被袭杀后清军的行动，王先谦在《东华录》如是记载“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依据这则史料多数治史者认为清军杀的“数万级”都是大西将士。然而在《清史稿》中却有不同的记载：“抵西充，大破之，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馀所，斩首数万级。”（13）
表面上看两则史料并无太大不同，区别只是《东华录》中说清军“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而《清史稿》中则是“平其垒百三十馀所”。但仔细分析其中却大有玄机：张献忠是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清军偷袭，而且张献忠率军北上目的地是陕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固守西充，更不可能有意识的针对清军修筑大量的堡垒和清军打阵地战。
按照《清史稿》的记载，清军平的“垒百三十馀”并不是大西军队所修筑的，而是那些在川北与张献忠对抗的乡绅地主所领导的堡垒。清军为何要进攻这些堡垒？主要原因是粮食，张献忠放弃成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川西因战乱灾荒而缺粮，入川的清军同样面临这一问题，那些堡垒里恰恰囤积着大量的粮食。这一点从清军在简阳地区的掳掠可以得到印证“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14）直到顺治七年，清军在川北进攻民寨打粮时还是如此残酷“上寨斩杀逆贼百十余人，跳崖跌死者无数，……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有功。”（15）
1646年，张献忠战死，清军打败大西军之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16），如前所述川东并没有受到所谓张献忠“屠蜀”的影响，社会经济状况远较川西为优，然而在这次清军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之后，这里却发生了巨变。
十年后，当吴三桂率军从保宁向重庆进军是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17）。
由于四川军民的反抗及粮荒，顺治四年（1647年）底，清军不得不放弃四川的大部分控制区，向保宁集结，在撤退过程中清军竟大开杀戒，大肆屠杀平民百姓，“十一月，（南明军）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18）
而后，清军在与南明军的长期相持拉锯中也常常使用类似的屠城手段：“不得已而动大兵剿之，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19）
康熙三年（1664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四川平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夔东十三家义军大多是原大顺军余部，自顺治八年（1651年）离开广西后在川东鄂西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义军领袖们在根据地内“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赋而民减租，革盐法之弊而税课豁。”（20）使以夔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比起四川其他地区，夔东一带称得上是一块“乐土”。
然而康熙三年（1664年），二十万清军的大围剿改变了这一切，清军在击败四川起义军后，竟采取类似后来日军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扫穴无遗类”（21）。事后满清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说“数万巨寇，……无一漏网”（22。在这些屠夫们得意洋洋表功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无辜百姓的尸骨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康熙十二年（1673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的第三次大劫难。先是吴三桂军攻入四川大肆破坏，如谭宏部“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灵涂炭，怨声满路。”（23）又如何德部“征调烦苛，怨愁之气，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众。”（24）
康熙十七年（1678年）整个四川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的入川，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川民而言，这并不是解放，而是更大的磨难。清军入川时即遇到了极大的粮食困难，主将赵良栋，王进宝等人不得不向清廷求援，这时被很多人称为“仁君”的康熙酋长却下了一道“就地打粮”的上谕：“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25）实际上就是暗示入川的清军，可以随便搜掠财物，荼毒百姓。
有了康熙酋长的纵容，入川的清军便更加肆无忌惮的抢掠财物屠杀四川平民百姓。据康熙十九年（1680年）富顺新任县令钱绍隆《详请禁病害文》中所载：“……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空城不闭，……里甲胥役具皆潜逃不知去向。职随出告示招抚，无如一路逃兵来牵宰耕牛，攫取鸡豚，稻米豆谷，悉皆抛散……即至极幽极深之地，无处不到。如相近内江一路，……兵丁经过，沿村扰害，人民尽逃。近泸州一路，……兵丁驾船抢掠，……一路人见此辈带刀前来，无不骨拆心惊魂胆俱丧也。又泸州，富顺交界之一山最深，其民逃避其间，庶几可持无恐。无如兵之所过，遍山搜寻。其妇女望见惊走，媳弃其姑，母弃其子，童稚不能相随者弃置山谷,越日走视，为虎所伤而死。……（妇女）被兵追及，遭其淫污而死，尸在草野，经月不收……此皆历有地方，姓名可考。……至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其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之外，床几悉为火薪，稻谷罄于马料，灶民停煎者盖五月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26)
这场浩劫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还未停止，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27）这对四川很多地方造成的损害都是空前的（28）
四年之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满清官方统计四川人口降到只“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这一历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张献忠“屠蜀”对四川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清军才是四川人口降到“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罪恶，满请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编造种种谎言，将责任全部推给张献忠。
（11） 清朝张廷玉等编《明史?李自成传》。
（12） 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辩》载于《张献忠在四川》，《社会科学丛刊》第二期。
（13） 满清遗老赵尔巽等编《清史稿?豪格传》
（14） 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
（15）《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李国英揭帖》
（16） 满清遗老赵尔巽等编《清史稿?豪格传》
（17） 马玉《征行记略》，计六奇编入《明季南略》
（18） 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辩》引《客滇述》，载于《张献忠在四川》，《社会科学丛刊》第二期。
（19）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引顺治六年刑科给事中陈调元揭。
（20） 道光《夔州府志》卷三六《大宁场龙君庙碑记》。
（21） 康熙八年《当阳县志》卷一《事纪》。
（22） 《清圣租实录》卷十一。
（23） 民国《江津县志》卷三。
张献忠（1606年－1646年），字秉忠，号敬轩，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与李自成齐名。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1644年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年号大顺。
1646年，清军攻入四川，张献忠亲自率主力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而死。
1649年，满清在四川发布告示宣称：“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1659年，也即张献忠战死之后的第十三年，清军经过十几年的征战与屠杀，方才占领整个四川。
满清南侵以来，对中原汉族不但在军事上予以残酷杀戮，经济上大肆掠夺破坏，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大量炮制文字狱，大搞文化压迫，用满洲人的黑暗落后的农奴制文化来阉割中国文化，摧残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
满洲人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也按照他们的意愿来阉割中国文化，篡改中国历史，用他们的语言文化同化中国。而结果很多网友都应该知道了，中国古代的史书典籍在康熙、乾隆的修史过程中基本上被毁灭一半以上，满清编写《四库全书》过程中所实行的文字狱，可以因为藏古书而杀头，冤狱杀人无数。加上后来对儒道释等宗教的影响，整个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基本上被满洲人同化、摧毁大半。主持修定《四库全书》的千年第一大汉奸纪晓岚竟然被拍成五部一体的偶像剧并且在官方主流电视台连续不断地播出将近十年，这基本上是对中华文明最大的讽刺之一。现在所谓的国语普通话更是满洲语和汉语的混合体，大量汉语方言特征和传统用语被抛弃，基本上是满洲人学外语搞出来的怪胎，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华文化。
直到今天还有人幼稚地认为满洲人最终被中国人同化了，但残酷的事实却是中国人被满洲人同化了。现在所谓的中国国语(普通话)，其实是满洲语和汉语的混合体，是满洲人学汉语搞出来的怪胎；国粹京剧其实是满人的艺术；相声和小品，就是两个清朝奴才在主人面前一唱一合的生活再现。今天还被奉为至宝的所谓的“国服唐装”，实际就是满人的旗袍马褂。通古斯满洲人也曾经效仿蒙古人的做法，把人分为四等，满洲人和蒙古人高高在上，八旗子弟甚至可以不劳而获，坐享荣华富贵，而汉人在清朝的真实姓名，叫做
今天，我们从官方教科书里面学到的历史大部分是经满清篡改过的历史，而不是真正的中国历史，这是最令中国人痛心的地方！ 如果说蒙古帝国征服中国换来的是“屠杀与抢劫”，那么满洲人统治中国的结果就是“文化灭绝与精神奴化”！！！现代人别以为自己懂点国学就懂得中国历史文化，因为你学的其实只是半吊子的满洲国学而已。
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满清就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压迫摧残。1649年，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文字狱多发生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总数超过一百几十起。
康熙酋长在位时期(1661—1722年)，先后发生20多起文字狱。这其中震动比较大的是1663年的庄廷龙《明史》案，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案，此外典型的还有黄培诗案、朱方旦中补说案。总的看来，康熙当政时期对知识分子采取怀柔和宽容政策，统治者还没有把文字狱当作镇压反清知识分子或者汉族士大夫思想的一种有意识的政策。当时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都有明显的强烈的民族情绪，都未被追究。
雍正酋长在位时间虽短(1723—1735年)，但有案可查的文字狱却有近20起。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猜忌心又很重的人，在他的严酷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雍正即位初期，几起文字狱都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而出现的；雍正后期，几起文字狱转向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此后的文字狱出现了两个新的动向：一是文字狱被有意识地用作压制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重要手段；二是告讦蜂起，多数文字狱都是自下而上的举发。很多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为邀功升官之路。雍正时期的文字狱最著名的是曾静、吕留良案。典型的还有屈大均案、“清风不识字”案。这些残酷“文字狱”使许多学者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下愈况，奴才文化开始泛滥。
乾隆酋长在位时期(1735—1795年)，先后发生文字狱130多起，尤其集中于乾隆中期，是满清三朝文网最密、文祸最多的恐怖时期。乾隆酋长在位时期，满清文字狱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诛杀九族。乾隆时期的文字狱达到疯狂、残酷与荒唐的地步。乾隆大兴文字狱的目的是借此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民族意识。实际上，大多数因文字狱受害人并没有传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只是一时性起抒发对剃发易服的一丝不满，对明朝的一些眷恋，对自身境遇的悲叹。更多的受害者纯粹是统治者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结果。其他触犯庙讳、御名以及提到皇帝应该换行抬写而没有换行抬写，因此获罪的，不可胜数。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下诏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乾隆时期的代表性的文字狱有“伪孙嘉淦奏稿”案、胡中藻案、谢济世私注《大学》案、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李一《糊涂词》案、贺世盛笃国策案。其他涉及“华夷”、“华夏”、“明”、“清”、“胡”、“鞑虏”字句的文字狱俯拾皆是，典型的有江西祝庭诤《续三字经》案、江苏李驎《虬蜂集》案、杭州卓长龄《忆鸣诗集》案、安徽方国泰《涛浣亭诗集》案、山西王尔扬作墓志铭案、江苏韦玉振刊刻行述案、湖南黎大本为母亲做寿文案、湖北秀才程明諲祝寿文案、河南刘峨编印《圣讳实录》案、江湖医生智天豹编《万年历》案、冀州秀才安能敬颂诗案，等等。
至于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各地的图书典籍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记载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中国古代的史书典籍在康熙、乾隆的修史过程中基本上被毁灭一半以上，满清编写《四库全书》过程中所实行的文字狱，可以因为藏古书而杀头，冤狱杀人无数。
乾隆年间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指出，乾隆年间被销毁的中国古代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十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
历史学家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明朝人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遭到禁毁！
满清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中华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用屠刀强迫中国人全民剃发易服，彻底地摧毁中华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中华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中国人弄成完全顺服的走狗奴才！
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狱；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中华，尤其中华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
难怪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的古籍大部分都是经过满清御用文人系统性的篡改，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满清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
《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
照你这种逻辑，大部分史籍都是汉人写的，对外族来说必是假的了
这个你放心，像满清脸皮这么厚的不好找
野猪皮嘛，刀枪不入的，够厚够结实！
公元17世纪，趁着中国明朝闹灾荒、爆发内乱之际，努尔哈赤父子带领满洲八旗兵趁火打劫，入关之后，最终占领了整个中国，建立了清帝国。而在满清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广大中国平民的疯狂杀戮。
自1644年清军入关，到1681年占领中国全境，满清在中国转战烧杀了37年，方才初步征服中国。短短三十几年间，残酷的战乱与满清的疯狂大屠杀使中国人口从明朝后期的两亿多人剧减至清朝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的1900万，中国人口减少了90%以上！
满清大屠杀是指满清军队征服、侵吞中国的过程中，在全国各地遭到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不屈反抗，满清军队为报复汉人的反抗运动，发生过多次大规模屠杀华夏军民的事件。其中比较典型的屠杀事件如令人毛骨悚然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大屠杀、江阴八十一日、四川大屠杀等大规模杀戮。此外，满清军队还在其他很多地方也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例如，济南之屠、大同之屠(仅存五人)、浑源之屠、汾州之屠、太谷之屠、泌州之屠、泽州之屠、朔州之屠、南京之屠、苏州之屠、无锡之屠、昆山之屠、常熟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金华之屠、舟山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沙镇之屠、湘潭之屠、同安之屠、沅江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等。
满清大规模屠杀汉人的暴行始于公元1616年，持续了半个世纪左右，直到康熙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才逐渐平息。满清在几十年内至少屠杀了几千万中国人。
清朝初年，当时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汉人中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乎都被满清屠杀殆尽，留下的大部分是较为顺服的“奴才”。鲁迅先生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其实东方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满清的建立。
尽管在满清统治中国的二百几十年间大兴文字狱，肆意篡改史料，但仍然掩盖不了满清曾经长期大规模地屠杀中国人的事实。
明朝末年，全国官方统计中国人口约为人（《明熹宗实录》卷4），也即约5165万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但这个人口数字当然是不完整的。
史学家通常认为，明代官方统计的人口实际上仅是官方所掌握的缴纳赋税的人口数量，实际人口总数其实被大量隐瞒。
国内外的很多人口学者普遍认为，明朝时期中国的实际人口数量大约在1亿到2亿之间，可以参见葛剑雄、曹树基所著《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高王凌所著《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
尤其是人口学权威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中指出：“（明朝）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有1.97亿人。万历二十八年以后，总人口还可能有缓慢的增长，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亿了。”而有些乐观的西方学者则估计在1600年左右，明朝人口为2.3亿人，甚至还有峰值2.9亿的估计。
综合来说，人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定明朝末年中国总人口在2亿人左右。
而与明朝末年的人口相比，满清官方最初统计的全国人口为人（《清世祖实录》卷61），也即约1063万人，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年）。
与明光宗泰昌元年的人相比，清朝初年的实际人口至少减少了4100多万人。
在满清占领整个中国之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3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人口的36%，也即人口损失约三分之二以上！
在年之间，中国境内的残酷战乱和满清的疯狂大屠杀，一直没有停息，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中国人口增长率，显然是很低的。其中固然有大量死于灾荒的人口，但由于满清控制全国，所以因为外迁减少的人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在考虑了上述因素的情况下，推定当时中国有几千万甚至超过一亿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地死于满清的大屠杀，这是有充分依据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保守的推算。
由上述情况分析，在满清基本控制中国大陆的1661年左右，中国的最高人口总数，与明末公认的人口总数相比，大约减少了约1亿2000万到1亿5千万以上。如果考虑到新出生人口，则人口损失总数更是巨大。
蒙元和满清征服中国的时代是带给华夏人民极大灾难和深重杀戮的外来征服时代，蒙元和满清统治中国的朝代，恰恰是我们华夏民族衰弱、屈辱的时期。
回顾历史，满清的前身——后金统治集团借用明朝中央政府给予其的官职地位起家，在东北地区大肆抢劫屠杀，实行疯狂的民族迫害，掳掠平民当奴隶，危害大量无辜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来更发展到要求与明朝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完全从中国独立出去。但事实上，东北地区早在洪武、永乐年间就已经是中国明朝的领土，明朝早期设置的奴尔干都司控制范围远大于后来满清统治时期控制的东北地区，远达外兴安岭以北，还包括了库页岛。即便到明代中晚期军事衰落的时候，现在东北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重要城市也都在明朝政府的直接控制管辖之下。而与许多人想象的相反，作为后金集团核心的建州女真恰恰不是东北的土著居民。建州女真的祖先源自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地区的野人部族，不同于宋朝时期入侵中原的女真人。在明朝初期，建州女真的祖先早已迁到了朝鲜，后来他们因为在朝鲜受到打击，呆不下去了，这才向明朝中国请求庇护，当时明朝的皇帝出于仁慈心理就把建州女真安置在了东北地区。正因为这个原因，民国历史学家孟森先生说满清的先祖受明朝的恩惠特别深厚。
当满清政权乘着中国明朝发生内乱，入关进行征服并大肆屠杀中国人的时候，这已经是典型的外国外族政权对中国的侵略、征服、屠杀。这与某些人所谓的“改朝换代”有本质性的区别：满清的侵略，始终伴随着对广大中国平民的疯狂杀戮，对汉民族和其他反抗他们的少数民族的残酷迫害，通过“留头不留发”的民族屠杀强行改变汉族的服装风俗和民族传统。如果这种行为都不叫侵略，那么世界上就可以取消“侵略”这个名词！
满清大规模屠杀汉人的暴行始于公元1616年，先后持续了半个世纪左右，直到康熙年间才逐渐平息。满清在几十年内大约屠杀了几千万中国人。下面详细介绍满清大屠杀：
（1）、满清（后金）入关前的大屠杀
早在入关之前，满清的前身后金统治集团就曾对辽东汉人进行大屠杀，这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若干：
后金天命九年（1624年，明朝天启四年）正月，努尔哈赤酋长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斤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满语中的“尼堪”意为“汉人或蛮子”）
天命十年（1625年，明朝天启五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酋长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辽东各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作为第三方史料的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2）、满清（后金）疯狂掠夺劫掠汉族平民当奴隶，大量虐杀汉人奴隶
明朝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北京、河北、山东一带掠去汉族平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押回东北老巢当奴隶，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
1644年，满清入关之后，继续劫掠汉人平民，充当奴隶。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汉人奴隶普遍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在满清入关前后的几十年间，仅自杀的汉人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则更加多。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汉人奴隶逃亡，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帝颁订：“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3）、满清官方发布的屠杀文告
1644年（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朝满洲贵族为巩固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压制汉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在1645年（顺治二年）颁布“剃发令”，公开宣称“自今布告之后，京师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予辩，严惩不贷。”(满清官方原始档案《清世祖实录》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
满清统治者还公开宣称：“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爝火录》卷四）
满清的另一份官方档案《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满清镇江知府发布的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清兵还把抗拒剃发者的人头集中示众，以威逼人民。
1645年（清朝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满清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1649年（顺治六年），满清在四川发布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清兵入关之后，满洲贵族疯狂叫嚣：“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北方汉族人民被迫屈从。之后满人以武力迫使南方汉人也剃发，成千上万的汉族平民因为拒绝剃发而被满清政府残杀。
尽管满人对汉人的反抗进行了疯狂镇压和残忍屠杀，然而汉族人民的英勇抵抗还是风起云涌，例如嘉定、江阴、昆山一带的百姓就因反抗剃发易服而从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到八月连续反抗清兵，最终造成了“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等惨剧。满清政权还严厉禁止私藏明朝衣冠，很多人因为私藏“方巾”等明代服饰而被满清政府扣上大逆罪名而遇害。
满清统治者还在全国大力推行满洲服饰，逼迫全体汉人穿马褂、长衫，戴瓜皮帽和类似于毡帽之类的帽子。
就这样，“剃发易服”政策的执行与满清王朝相始相终，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结束。
剃发易服加重了清朝的民族矛盾，摧残瓦解了华夏的传统文化习俗，压制了汉族先进文化和思想，是满清政府实行民族压迫的铁证。剃发易服与文字狱、屠城、圈地、投充、逃人、禁关等并称“清朝六大弊政”。
在满清官方发布的公文告示中，充斥了诸如“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之类的凶残威胁。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满清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而是用屠刀贯彻执行。
（4）、满清入关后进行一系列规模空前的大屠杀
1、满清官方资料和第三方资料对满清大屠杀的记载
1644年，清兵入关后，满清对自己大屠杀最赤裸裸的供认，就是顺治七年十二月清朝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1649年，清军实施大同大屠杀后，全城人都被清兵杀过了，只剩下5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酋长，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清档案：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0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清朝《朔州志》也承认：“（朔州）城破，悉遭屠戮”。
1650年的广州大屠杀，得到中立的第三国多方资料证实。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 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
荷兰 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远离世俗的出家人，则记载了这次广州大屠杀的具体规模。《广州市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70万人遇害这个数据，应该是由当年负责收尸的和尚们记载下来的，可是说是直接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至今还记录在广州大佛寺的网页上。我佛慈悲，出家人果真不打妄语。
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广州）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经过满清的大规模屠杀后，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满清官方档案中记载如下：
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
满清最高统治者参与大屠杀的铁证：
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扬州十日的大刽子手豫亲王爱新觉罗·多铎，将屠杀中抢夺到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奉献给满清最高酋长们。其中，顺治帝获得十名美女，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获得三名美女，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美女，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美女，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美女。（《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一九七页。）
2、各种时人笔记和地方志对满清大屠杀的记载。
嘉定三屠，清军在嘉定屠杀了50多万人。“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
江阴大屠杀，清兵杀了十七万二千人，“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江阴城守纪》）
潮州大屠杀，满清“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十日，记载扬州大屠杀的，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偎?Γ?信e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南昌大屠杀，“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所食 牛豕皆沸汤微?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 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 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各地为剃发的分散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满清的罪行罄竹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