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国崛起的新时代，航空高科技制造业即将腾飞

编者按：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中国的崛起面临诸多挑战，作为大国重器的航空高科技制造业前景如何？在祖国69周年华诞之际，格隆汇特别邀请到了中航科工常务副总经理闫灵喜先生、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所长董忠云先生作为嘉宾，来为格隆汇会员们解读中国航空高科技制造业的未来，以及如何看待和把握大国崛起过程中航空高科技制造业在资本市场中的机遇。名家观点，敬请关注。

甲午海战的残舰遗存，八国联军的枪声炮声，八年抗战的先烈墓碑，宛如一声声的警钟长鸣，在时时刻刻提醒着国人：要铭记历史教训，只有13亿中国人发奋图强，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更强大。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如今中国崛起面临诸多挑战：激烈的国际竞争，西方的技术封锁，动荡的金融市场等等。

大争之世，军工为要，中国的经济资源必须与以航空高科技制造业为代表的中国军工资源军民融合、相互促进，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可以预见，十年以后，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将是国内少数拥有全球竞争力和全球定价权的优势产业。

然而，在当前的中国资本市场，大国重器并未获得应有的高估值，中国的复兴不可能靠酒企、靠网企，航空高科技制造业必将迎来长期估值提升。

国防科技产业是经济脱虚向实的首选

2018年世界经济风起云涌，动荡加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扰乱世界经济秩序；中美贸易摩擦阴霾笼罩全球企业；贸易保护主义与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带来的风险沉重打击资本市场投资情绪；美元在外汇市场的持续走强，进一步加深投资者对全球贸易市场前景的担忧。

连续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信用违约和股权质押爆仓频发等多重利空影响，今年A股市场在经历了1月份短暂冲高之后，持续出现大幅调整。上半年上证指数下跌13.90%，深成指下跌15.04%，A股四大指数全球涨幅排名倒数位置。

全球频发的黑天鹅事件使投资者措手不及，避险情绪不断强化，安全性成为投资首选。

在全球政经局势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国防科技工业的投资安全性日益突出：一方面，强有力的国防工业基础对于维护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在外需面临不确定性之时，内需对经济发展就更加重要，而国防科技产业正是典型的以内需为主的高科技产业。

美国国防部在近期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将国家间的战略竞争作为其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并将美军科技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军事能力建设放在首要位置。美国2019年的军费预算将达到创纪录的7163亿美元，比排名第二到第十的国家军费预算总和还高。

此外，日本、韩国等中国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军费预算也呈逐年增长，不断创造历史新高的趋势。2018年全球军费总预算已打破冷战以来的最高纪录。

2018年各国军费预算

（数据来源：网络资料整理）

军事工业、国防力量的强大是保证国泰民安最直接、最有力的手段。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工体系是实现大国崛起的重要支撑。随着我国国防预算的逐年提升，我国国防科技产业长期稳定增长的确定性高。

（数据来源：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此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实体经济是基础，虚拟经济应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我国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正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那么，什么是我国需要大力发展的实体经济？

中国现代制造业的五大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而其中航空高科技制造业是产业首选。

航空高科技制造业行业关联度大，对上下游产业链的带动比例高于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同时，航空高科技制造业又是军民双核产业，其增长一方面受军事变革、武器装备换代需求的拉动，另一方面民用航空产品市场也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民用飞机制造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具有产业链长、关联度高、辐射带动作用大等特点。大型民用飞机项目可促进航空产业集群形成，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在提升科技水平、增加工业产值、创造劳动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有巨大的带动作用。

航空制造业是高科技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代表

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至今，自主研制的武器装备，特别是航空装备已成为我军新型作战力量的重要组成：

第四代超音速隐身战斗机“歼-20”、三代半重型歼击轰炸机“歼-16”、多用途战斗机“歼-10C”、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已实现列装；

陆航部队已实现“直-10”与“直-19”武装直升机的高低搭配；

舰载战斗机、舰载直升机及配套机型也随着首艘航母、新型万吨驱逐舰的下水进入服役阶段。

诸多新型航空装备的研制过程，也是我国航空高科技制造业积累大量人才队伍、先进技术和经验的过程，而这正是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持续发展、维持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军工产业，特别是航空产业具有技术累计周期长、资金投入和回收周期长以及人才储备周期长的特点。中国航空工业60余年累积的技术、人才和能力，不仅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价值，也无法在十几年、二十年内复制和再造。

航空高科技制造业是典型的高技术产业，具有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特征。一方面，2017年我国GDP达82.7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7.3万亿元，我国目前已不缺少用于航空高科技等军工技术研发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2017年全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毕业生达57.8万人，我国也有充足的高素质科研人才储备。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教育等方面的飞速发展，为高科技产业的腾飞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和人才基础，创造了最佳发展时期。

进入21世纪以来，六十余年的发展基础使中国航空高科技制造业拥有了完善的设施，积累了大量的核心技术，具备了大批量生产的能力。

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为例，自设立以来，共获国家科技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等几十项；获国防科技奖、国防科技进步特等奖近千项；专利总申请数达到近五万项，专利年申请数量保持15%以上的增长率，在重点航空产品和支柱民品、关键技术领域和核心技术方面形成了大量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自主知识产权。

同时，伴随着行业技术、能力的多项突破也积累了宝贵的人才资源。我国航空制造技术创新的条件齐备，可以预见，未来我国航空制造技术将进一步加速发展，不断实现新的飞跃。

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历经近70年风雨征程，从自主摸索到21世纪以来的自主创新，已实现为世人瞩目的跨越式发展。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武器装备在数量和性能上与世界一流军队仍有较大差距。

在美国2018年622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中，用于空军的费用占比最高，且空军和海军预算中有相当的比例用于航空装备采购。与之相比，中国的国防装备，尤其是航空装备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我国更应当重视建设自主可控的高科技产业，航空高科技制造业正是其最好的代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航空高科技制造业以及军民融合产业的发展都将受到国家全方位的支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确保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可以说未来5到10年国防科技产业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少数具备长期稳健成长特性的行业。

放眼国际发展史，大国的崛起通常得益于经济和军事的协调。世界主要国家根据国际环境和本国国情采取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包括英美等国的“军民一体化”，日本的“以民掩军”，俄罗斯的“先军后民”和以色列的“以军带民”。

军民融合发展是推动国防建设模式创新，将我国军工产业后发优势转变为先发优势乃至于长期优势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加速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推动我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必然要求。

21世纪以来，我国连续出台一系列军民融合政策，政策体系趋于完善；十八大以来，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明显加速。当前，军民融合的发展思路在国企与民企、中央与地方、股权、管理、人才、技术、产品等层面均获得落实，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但当前我国国防科技行业仍存在市场化程度低、激励政策推进慢、定价模式僵化等问题。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与生产经营类科研院所转制的推进，航空高科技制造业等国防科技产业的资产证券化率将进一步提升。同时，军品定价改革也已在路上。

各项改革措施多管齐下，有利于国防科技企业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建立市场化经营机制，探索员工持股等激励政策，激发企业的经营活力，提升整体盈利水平。

以航空高科技制造业为代表的军工股迎来历史性机遇

如今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中国远未到自我陶醉的时候，中国资本市场靠酒企、靠网企打不赢贸易战。贸易战的本质就是强权和霸权，因此贸易战背景下更需大力发展以军工为代表的自主可控技术。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行业得到资本市场的估值认可，就会迎来大发展。给予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应有的估值，才能展示中华民族的强大。

目前中国股市国防科技相关上市公司已达到230余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8%，但市值占比很小。A股和H股市场急需改善估值结构。截至2018年6月，中国在A股和港股上市的国防科技企业市值总计6847亿元，美国54家上市国防科技企业市值8498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8.69倍。

在航空高科技制造领域，中国共有23家上市公司，总市值不到3400亿元，而仅美国波音公司一家的市值已超过2040亿美元。

中国航空高科技企业处于成长初期，收入、利润以及市值的规模远低于西方成熟的同行企业。如果用与西方企业同样的绝对估值方法，不仅不能正确反映中国航空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现状，也会大大低估其未来发展能。使用相对估值法更适合刚刚步入高速发展时期，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中国航空高科技制造企业。

（数据来源：Wind）

值得长期持有的股票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属于抗周期性行业。无论国内外经济如何波动，这类行业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小；

2、公司存活期长。业务具有垄断性的公司，都能长期存在；

3、公司能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并给予股东稳定的分红回报；

4、公司股价估值合理甚至被低估。

军工股均符合上述维度标准。纵观国际军工发展史，美国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航空高科技制造企业，市值已稳步上涨十余年，甚至二十余年，股价最高已上涨25倍，而联合技术公司的市值更是已实现了连续八十年的稳定增长趋势。

美国及欧洲航空高科技企业的现在，就是中国军工企业的未来。我国军工股业绩长期增长符合发展规律，且目前估值偏低，应是长期持有的理想标的。

原标题：中国技术实力威胁到美国了吗？美专家带你透视中国高科技制造业

5月29日美国白宫发表声明，“加强对获取美国工业重大技术的相关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出口管制，并采取具体投资限制，拟于2018年6月30日前正式公布相关措施，并于不久后正式实施。”声明还称，“对从中国进口的包括高科技产品在内的总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惩罚性关税，其中包括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相关的产品，2018年6月15日之前公布最终涉案加征关税中国商品清单，随后开征关税。”

此前有部分美国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变化认为，中国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飞速下降，计算机和电信设备所占份额急剧上升，这意味着中国的技术实力在飞速提高，对美国的商业和安全利益构成了挑战。但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非常驻高级研究员Mary Lovely和研究分析员黄子璇通过全面分析中国的贸易格局，尤其是外资在中国的资产、盈利以及出口等方面的占比发现，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急速变化相比，中国实际的技术水平提高相对缓慢。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出口的高科技制成品大多数来源于外资企业，而且主要来自全资外国公司。从具体数据来看，自1984年起，对华外商的直接投资就不断上涨，2005年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了58%，即使年间，外资份额有所下降（2017年新增外资为1310亿美元），但外资流入的绝对值仍不断增加。并且，这种投资的流入与高科技领域的生产“部件”向中国的流入步调一致。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国内经济取得显著发展，内资企业在高科技产品制造出口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中国高科技制造业及其出口仍然与外商投资活动高度相关，外资企业仍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高科技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

通过对外资在中国的资产、盈利以及出口等方面的占比研究发现，近年来外资在中国高科技制造业的价值有所增长，但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该领域的外资资产份额却有所下降。尽管如此，外资企业仍然是中国大多数高科技制成品出口的来源，而且主要来自全资外国公司。尽管中国国内经济取得显著发展，但中国高科技制造业及其出口仍然与外商投资活动高度相关。

自1990年以来，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一直是中国扩大出口的主要动力。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稳步上升，从1995年的约31%上升到2005年的58%（王、魏，2012）。到2015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的份额有所下降，但仍高达46%，各行业差异很大。尽管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被夸大，但布兰施泰特和拉迪（2008）认为，“毫无疑问，扩大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的生活水平……中国已经能够根据其比较优势改变贸易结构”。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外国投资在中国的状况可能会让我们对中国的比较优势变化之大、速度之快产生疑惑。比较优势转向技术更复杂、价值更高的产品，这一现象表明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发展迅速。考虑到外国在中国高科技行业的参与程度，如果仅从出口结构变化评估中国国内发展情况，可能会产生误导。

本文对中国高科技制造业的外商投资情况进行了调查。我们首先分析了外国投资趋势及其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考察了外资在高科技制造业中资产和利润方面的份额变化趋势，以评估中国本土企业在该领域的发展。出口可以反映出一国生产能力以及与全球联系的情况，因此我们详细分析了源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份额。我们发现虽然外资在高科技制造业的价值有所增长，但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该领域的外资资产份额却下降了。尽管如此，外资企业仍然是大多数高科技制成品出口的来源，而且主要来自全资外国公司。综上所述，尽管中国国内发展显著，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和出口活动仍然与外国投资活动密切相关。

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

中国经济从内向外资的获益是多方面的。外国投资者能够给中国提供创新技术、先进管理实践、与全球供应链和就业的联结等有利条件。中国的产业政策反映了对这些优势的清晰认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22条”，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监管的一大变化（布兰施泰特和拉迪，2006）——到当前的负面清单，中国逐步放宽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最近，在2018年的博鳌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将更加便利，尤其是宣布到2022年，汽车合资企业的50%外资上限将被取消。

对内投资流量与中国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演变中显而易见。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出口在服装和鞋类等劳动密集型物品中所占的份额迅速下降，而计算机和电信设备的出口份额急剧上升。这些转变让观察人士有所怀疑，出口结构的变化是否代表中国高超的技术实力。肖特（2006）发现，到2001年，中国的出口结构日益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出口结构。罗德里克（2006）认为，到2002年，中国的出口在技术发展水平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水平。美国制造商联盟的一位研究人员在研究类似数据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不断变化的出口模式对美国的商业和安全利益构成了新的挑战（普里格，2004）。这些是当前美国与中国高科技产业政策冲突的早期迹象。

然而，关于中国贸易格局更全面的研究显示，中国本土能力的变化实际上更为缓慢。中国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变化不及总出口量份额变化，这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相符。如图1所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流入量明显增加。2017年，中国吸收了1310亿美元的新增外资。如表1所示，该数据为截至2015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前15位投资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48%来自中国香港[3]。第三大投资来源是日本，约占总额的6%。美国是第五大投资者，约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一些独立分析师认为，美国投资份额大于官方记录数据。根据荣鼎集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从1990年到2017年，美国实体在中国的投资超过2500亿美元。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与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仍然不平衡，前者是后者的两倍（290亿美元和140亿美元）。

迪恩和洛夫丽（2010）指出，这种投资的流入与生产“部件”向中国的流入步调一致，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同样，中国的进出口份额在1995年至2004年间的变化也类似，这说明中国正在深入参与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办公设备和计算机出口份额增长超过四倍（从3.5%增长到15.1%），而这些产品的进口份额也翻了一番多（从2.4%增长到6.2%）。这些贸易份额的变化同时伴随着被视为“加工贸易”的贸易平均份额的增长，这种贸易享受了完全用于再出口的进口优惠税收待遇。中国出口的增值产品所包含的国内含量和复杂技术的发展没有单纯的贸易份额所显示的那么迅速。

考夫曼、魏和王（2012）估算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国内增加值，发现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其出口制成品中的国内含量份额约为50%，到2007年上升到接近60%。然而，他们也发现那些被认为相对复杂的产品的国内含量较低（2007年约为30%或更低），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在这些行业的普遍存在。经合组织的“贸易增加值研究项目”提供了关于2011年出口总额中国内增加值的最新数据。把所有中国出口商品计算在内，国内增加值仅占出口总额的68%。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与其他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最为接近的部门），出口中的国内含量明显较低，为46%。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本国高科技产业的国内增加值。

高科技制造业在中国的定义

“高科技制造”在不同时间有着不同的含义。中国国家统计局印发的“高技术产业分类统计目录”（2002）将五个制造业定义为高科技产业：医药生产、飞机和航天器制造、电子设备和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制造、医疗设备和测量仪器制造。2013年关键行业得到扩大，并更名为“高科技产业分类”，该分类包括两个部分：高科技制造部分和高科技服务。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高科技制造业，因此不包括高科技服务相关细节内容。在2013年版本中，电子化学品制造被添加到上述五个行业。

2013年的修订还包括几个子行业的一些具体变化。例如，在计算机制造业领域，在2002年文件中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制造细分为计算机零部件的制造和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制造。就飞机和航天器及相关设备的制造而言，2013年文件的分类中增加了飞机和航天器修理的子分类。总的来说，2013年的分类更加全面、详细。

外商投资在中国高科技制造业仍然很重要

1987年中国GCD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第一个提案（赵，1987）。1992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明确了高新技术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该文件还突出了中国应寻求突破的几个高科技产业：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空航天等（国务院，1992年）。1992年后期，中国GCD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强调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1992）。胡和任（2016）认为这些发展是促进吸收外资进入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关键。

1993年出台的《中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进一步提出鼓励高新技术研究和高科技制造业发展，为这些行业给予了各种支持（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993）。该法案为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提供了更多动力。

经过十年的改革和快速增长，中国又面临着工资上涨、控制污染排放以及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劳动人口日益增长的对技术就业的需求。对此，中国政府认识到结构再调整的必要，转向附加值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制造业方面，政府呼吁将创新和技术进步作为提高制造能力的主要途径。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优先发展的402项核心技术。《“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工业和信息化部，2012）表示了对缺乏重大技术和创新能力有限的局面的担忧，要求加大对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高科技制造是该计划的重点内容，包括高质量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制造。

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可能因应政策焦点的变化而扩大其在高科技制造领域的影响力，相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图2和图3分别显示了外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和内资高科技企业的资产和利润份额。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的影响和作用正在下降，但港澳台投资者较为稳定。2011年，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共同持有的利润份额与资产份额均接近50%。到2016年，两者都下降到不到40%。有意思的是，其中港澳台资企业的份额仅经历小幅变化。10%的大幅下降主要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外资企业）的弱化。外资企业资产在2011年占高科技制造业总资产的31%，但在2016年下降到21%。同样，2011年到2016年间，外资企业占高科技制造业利润总额的比例也从31%下降到21%。事实上，对2016和2011年进行比较，外资企业在高科技行业的资产绝对值增长了约40%，港澳台资企业资产在此期间增加逾一倍。外资份额下降说明了国内公司在高科技制造业的资产增长更为迅猛。2016年国内高科技企业资产规模约为2011年的2.5倍，致使国内高科技企业资产占比从51%增长到61%。

虽然中国高科技制造业整体上对外资的依赖逐渐减少，但各行业的情况各不相同。结合外资市场准入和国内企业发展的效应，一些行业主要由国内企业主导，而在另一些行业外资的作用却在增大（图4）。在五类高科技制造业中，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的作用只有在飞机、航天器以及相关设备的制造业是从很小的基础逐渐增加。2011年，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仅拥有该行业总资产7%的份额。到2016年，外资份额增长约四倍，占2016年总资产的21%。这与中国在这一行业的逐步开放相一致，并且趋势仍在持续。2017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新的负面清单，政府通过减少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规定的项目，进一步开放了这一领域（国务院，2015年和2017年）。

出口数据所表明的情况也与上述分析一致。如图5所示，除飞机和航天器及相关设备制造外，其他领域的外国和港澳台投资者的出口份额也有所下降。虽然他们的作用有所减弱，但所占份额仍然很高，特别是在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制造方面，在2016年出口总额中，外国投资者占48%，港澳台投资者占45%。

外商投资企业主导高新技术出口

就资产和利润而言，出口中的外国份额反映了两股相互竞争的力量。一方面，经济开放以及针对外商的优惠政策使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高新技术产业，占出口比重较大。如果垂直型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根据比较成本来进行生产，那么这种投资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生产的大部分产品都在源国或第三国市场销售（Gu，Awokuse和Yuan，2008）。

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可能会产生积极的生产溢出效应：本地企业可能通过观察外资企业的出口行为来增加出口（哈达德、哈里森，1993）。这些溢出效应可能是得益于外国公司的先进生产技术、管理和市场营销能力等因素（Gu，Awokuse和Yuan，2008）。此外，外商投资还可能通过技术转移和传播、管理知识、创业技能以及外资企业的劳动力培训来提高当地公司的能力（孙，2001;张、宋，2001）。在使本地公司变得更具竞争力的同时，外资公司的出口份额可能会缩小。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高科技制造业的出口份额迅速上升。如图6所示，2013年至2016年中国企业的份额几乎翻了一倍。尽管内资企业在高科技产品制造出口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外资企业仍占据主导地位。2016年，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在高科技制造业出口中占77%的份额。

外资企业在高科技行业的出口份额下降是由港澳台资企业造成的。2016年，港澳台资在高科技制造业出口中占总额的44%，2013年这一数据是57%。不同的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从2013年的31%略有上升，在2016达到33%。

外商独资企业vs中外合资企业

对华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可以分为六个类别：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股份制、中外合作开发以及其他。其中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占比最大，而其他形式占比则很小。外商独资形式对华投资从2000年开始变得大受欢迎，且这一趋势改变了过去的外商独资与中外合资的比例关系。根据可获得的最近数据，2016年外商以独资形式行进的对华投资在全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占比为68%，而同一时期的中外合资占比则为24%。

图7展示了各种形式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份额和美国在华投资的份额。2014年，有79%的资本流入是以全资子公司的形式发生，而这一比例在2001年仅为47%。尽管按企业类别统计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近几年数据无法获得，能看出到外商独资也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一种主要渠道。

中国政府限制外商在中国某些特别领域的直接投资的形式，不允许外商以独资形式进入这些领域。外商在华投资只能以同中国本土企业合作的形式发生，如合资企业，合作企业或以其他合作伙伴的形式。一些特定领域则要求必须由中资控股。而这种限制也招致很多技术来源国对于不正当技术转让问题的担忧。对此有一点值得关注，2015年和2016年在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有所下滑。从资本流入中国的趋势看，单独从美国流入的资本最早出现了下滑趋势，美国独资企业在华投资比例从2010年开始下降。造成这种下降趋势的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

这些所有权方面的变化对外部销量的影响可以通过观察各种类型企业在出口中的占比大小获得。如上文所述，外资企业对中国高科技制造业的出口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图8所示，外商独资企业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超过了合资企业在这一领域的出口份额。值得注意的是，外商独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始终保持稳定——2002年其比例是55%，而在2013年这一比例仍然接近55%。相反，中外合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在过去十年里却有所下降。

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国研发与设计，对一些高收入国家创新领域的补充。尽管潜在的贸易纷争部分源自中国在全球高科技价值链中某些特殊领域的迅速发展，在高科技产品上的相互合作提高了全世界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中国与全球化生产的深入融合说明这种互补性是强有力的，这一点可以从外资企业，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不断提高的现象中看到。

中国为提高本土企业生产率与创新能力所做的努力，与其高科技产业资产和利润在国内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上涨相一致。然而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出口仍然主要来自外商企业。这些外商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存在说明即使是在一些关键的增长中的市场，如电脑设备、电子产品和电子设备，在中国组装并二次出口的商品中，外国产品的成分依然很高。从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研究项目”获取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到，2011年电脑和电子设备出口中中国国内产品的占比略微低于50%。这种贸易和投资流向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值得被反复讨论，尤其是在两国过去20几年建立起的关系有可能被高科技领域的冲突切断之时。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