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预言在最后的日子，真基督徒会遭受猛烈的迫害。（）罗马尼亚耶和华见证人的经历足以说明，这个预言已经获得应验。当地的见证人像所有上帝的子民一样，心里火热，没有任何人或事能阻止他们传讲上帝的信息。（）他们虽然“经历患难、穷乏、困境、拷打、监禁”，却多多忍耐，表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在现今这段磨难重重的时期，愿罗马尼亚耶和华见证人的忠贞事迹激励我们所有人，下定决心继续与上帝同行。
1914年，人类进入了一段史无前例的动荡时期。那个年头，欧洲许多国家都受独裁者统治，极端的政治理念大行其道，屠杀事件十分常见。罗马尼亚人就是处于这种水深火热的环境之中，生活苦不堪言。耶和华见证人服从耶稣基督，决心把上帝之物还给上帝，拒绝崇拜国家和政府，他们也跟其他罗马尼亚人一样，受尽苦难。（）
1945年之前，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士带头攻击耶和华的子民，他们不但在讲道的时候肆意抨击，还勾结政客和当地警察，怂恿他们打击见证人。迫害一浪接一浪，接着罗马尼亚的见证人在共产政权管治下，饱受残酷压迫差不多40年。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为什么传讲圣经好消息的工作仍能继续进行？因为耶稣曾应许：“看哪！在这一切日子，直到这个制度的末期，我都与你们同在。”（）事实证明，耶稣没有食言。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到一百年前，看看王国种子是怎样开始撒播到东欧的。
1891年，圣经研究者查尔斯·泰兹·罗素在一次传道旅程中，探访了东欧的一些国家。不过，一般人的反应令他有点失望，他说：“人们对真理漠不关心”。不久，情况就有所改变了，事实上，罗素弟兄间接开拓了当地的传道工作。怎会这样呢？
19世纪结束时，罗马尼亚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很差。许多人跑到外地找工作，有些甚至跑到美国去。对某些人来说，移居异地不仅改善了经济状况，还有机会学习圣经真理。卡罗伊·绍博和约瑟夫·基斯的经历就是其中的例子。他们都渴望加深对上帝的认识，而且听过罗素弟兄发表的几次演讲。
罗素弟兄看出卡罗伊和约瑟夫对圣经真的感兴趣，于是主动上前认识他们。谈话间，罗素请他们考虑回罗马尼亚，向亲人和朋友谈论王国的好消息。卡罗伊和约瑟夫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在1911年乘船返回罗马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特尔古穆列什市住下来。
回国途中，卡罗伊向上帝祷告，希望家族中有人愿意接受真理。到了家乡，他采取跟祷告一致的行动，努力向亲人作见证，其中包括他的外甥女茹然瑙·埃涅迪。茹然瑙是天主教徒，在市场售卖鲜花，丈夫是个园丁。当时，卡罗伊住在她家里。
茹然瑙每天早上会先望弥撒，然后才上班。每个晚上，家人入睡之后，她会到花园里祷告。卡罗伊留意到这件事，于是有一个晚上，他到花园里找她。卡罗伊轻拍她的肩膀，说：“茹然瑙，你有一颗诚恳的心，你必定能寻得真理的。”她的舅舅没有看错，茹然瑙接纳了王国的好消息，成为特尔古穆列什第一个献身事奉耶和华的人。茹然瑙忠心地事奉上帝，直至87岁去世为止。
卡罗伊弟兄也向在茹然瑙家里工作的年轻人山多尔·约饶作见证。山多尔出席卡罗伊和约瑟夫主持的所有聚会，并且进步得很快。不久，这个18岁的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穆列什县的瑟勒采尼村，向人作见证，还发表有力的圣经演讲。结果，有6对夫妇和24个小孩（11男13女）都是他的“推荐信”。（）
约瑟夫和卡罗伊从特尔古穆列什开始，把王国的好消息传遍特兰西瓦尼亚。他们在克卢日－纳波卡30公里外的敦布拉瓦镇遇到浸信会教徒瓦西里·科斯泰亚。瓦西里个子矮小，但做事果断，很热心研究圣经。他对基督的千年统治感到疑惑，卡罗伊和约瑟夫用圣经向他解释，瓦西里很仔细地聆听。由于懂匈牙利语，瓦西里受浸后，有机会向穆列什县的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作彻底的见证。后来，他成为派书者（即全时传道员），并留在这个岗位直到去世为止。
卡罗伊也把好消息带到罗马尼亚西北部偏远的城市萨图马雷，在那里，他遇到一个敬畏上帝、乐意接受真理的女子帕拉斯基娃·卡尔马尔。帕拉斯基娃教导九个儿女爱戴耶和华，今天她家族里的耶和华见证人已到了第五代！
亚历克萨·罗莫亚是另一个在美国认识圣经真理的罗马尼亚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返回罗马尼亚。他回到特兰西瓦尼亚西北部的家乡贝内萨村。不久之后，一小群圣经研究者（现称为耶和华见证人）在当地组织起来，并举行聚会。亚历克萨的外甥埃莱克和加夫里勒·罗莫亚也是这个圣经小组的成员。今天，在亚历克萨家族里的耶和华见证人也到了第五代。
由于严守基督徒的中立，埃莱克受到猛烈的迫害，于是他移民到美国去。1922年，他参加了圣经研究者在俄亥俄州杉树角举行的特别大会。在大会里，埃莱克有殊荣为罗马尼亚语区的听众做传译。加夫里勒则继续留在罗马尼亚，跟卡罗伊和约瑟夫一起在特兰西瓦尼亚传道和探访新成立的会众和小组。后来，加夫里勒在罗马尼亚新成立的分部服务。
埃马诺伊尔·金特是罗马尼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埃马诺伊尔被捕，并遣送到离家乡很远，位于意大利的军事监狱去。在监狱里，他接触到圣经研究者，圣经研究者由于拒绝拿起武器参战而被监禁。埃马诺伊尔欣然接受圣经研究者传讲的真理。他在1919年获释，之后返回家乡马拉穆列什县的巴亚马雷。埃马诺伊尔在家乡热心宣扬好消息，协助当地成立另一个圣经研究小组。
早期的先驱怀着舍己忘私的精神热心传道，那些愿意聆听的人也表现类似的精神态度，结果传道员的数目大增，圣经研究者的小组越来越多。到了1919年，即卡罗伊·绍博和约瑟夫·基斯返回罗马尼亚仅八年之后，当地已有1700多个传道员，连同感兴趣的人，他们组成了150个圣经研究班（现称小组或会众）。基斯弟兄在家乡一直以先驱身份做传道，直至86岁去世为止；绍博弟兄则于1924年返回美国，负责统筹当地匈牙利语地区的传道工作。
在传讲王国好消息和满足人的属灵渴求方面，组织出版的书刊是很重要的工具。为了提供足够的灵粮，弟兄聘用了本地的印刷公司印制圣经书刊。从1914年开始，弟兄请特尔古穆列什一家叫奥格林德（意思是镜子）的印刷厂印制一份共16页的月刊《守望台与基督临在的先声》以及一些书籍和传单。全部书刊都是匈牙利语。
罗马尼亚语的书刊，也由1916年起在本地印制。这些出版物包括一份共8页节录自《守望台》文章的册子《较佳祭物的帐幕影像》，还有《信徒之家的每日属天吗哪》书（即现在的《天天考查圣经》）和歌本《千禧年黎明颂歌》。但自1918年起，罗马尼亚语的《守望台与基督临在的先声》和每月出版的《人民论坛》（一份大胆揭发错误宗教伪善的圣经传单），则由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一家印刷厂印制，然后运到罗马尼亚去。
由于很多人对王国好消息有良好反应，雅各布·西玛获派协助统筹传道工作，设法使工作获得法律的认可。西玛于1920年到达克卢日－纳波卡，不久，先后跟卡罗伊·绍博和约瑟夫·基斯会面。当时最迫切的是找一所合适的房子作为分部办事处。但房屋供应短缺，于是他们借用一个弟兄的住处，作为临时的分部办事处。就这样，罗马尼亚第一个分部办事处便在1920年4月成立，守望台圣经书社也在当地获得法律认可。有一段时期，罗马尼亚分部办事处也负责督导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前南斯拉夫等地区的传道工作。
在那段时期，要求推翻旧政权的革命浪潮席卷巴尔干半岛各国，而且渐渐渗入罗马尼亚。当时政局动荡，反犹太主义像燎原烈火般蔓延开去，大学校园的情况更严重。在某些城市，学生持续参与暴乱，政府就下令禁止公开集会。虽然派书者并没有参与暴乱，但他们当中却有20多人被捕，并受到粗暴对待，书刊也被没收。
虽然这样，弟兄们仍努力不懈地传道，书刊的需求仍然不断增加。然而商业印刷公司印制书刊收费昂贵，分部于是寻找其他方法印制书刊。就在那个时候，在克卢日－纳波卡的雷吉娜－玛丽亚街36号的一个印刷厂准备出售。这个印刷厂就是一直印制圣经书刊的那家公司。罗马尼亚分部获总部批准，购下这个印刷厂。印刷厂的厂房包括两栋大楼，一栋高四层，另一栋高两层。
印刷厂的翻新工程在1924年3月展开，志愿工人来自全国各地，有些甚至从很远的巴亚马雷、比斯特里察和罗得纳前来帮忙。他们当中有些变卖资产，另一些则捐出食物和建筑物料。他们把捐出来的东西放进一个很特别的袋，这个袋可以当背包，也可以驮在马背上。
为了改进印刷素质，分部购置了三台莱诺铸排机、两台平台印刷机、一台轮转印刷机、一台自动折页机和一台烫金机。有了这些机器，弟兄印制的书刊，不久便成了罗马尼亚全国优质印刷品的典范。
分部的伯特利家庭成员共有8人，其中一人负责督导40个工人（非见证人）在印刷厂分三班工作。从1924年（即投入生产的第一年）印刷厂的生产报告可以看出，印刷工人都很辛勤工作。他们以罗马尼亚语和匈牙利语印制了22万6075本书，10万本册子和17万5000本杂志，其中包括一些辅助读物，例如《上帝的竖琴》、《圣经的研讨》第1卷和《上帝的历代计划》。
经过两年的筹划，分部印制了罗马尼亚语的《〈创世影剧〉剧情说明书》。这本书是根据《创世影剧》（结合彩色幻灯片、电影及配音的制作，内容讲述地球被造，直到基督的千年统治结束）写成的。虽然这本书没有电影那么逼真，但书里400幅图画和不少就圣经教义、历史和科学事实所作的简介，也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兴趣，激励他们考查圣经。
圣经研究班数目越来越多
1922年，在美国俄亥俄州杉树角举行的大会中，卢述福弟兄说：“要宣扬、宣扬、宣扬君王和他的王国。”这个振奋人心的呼吁，激励世界各地事奉上帝的人，更热心地宣扬王国的好消息。在罗马尼亚，弟兄们把好消息带到未有传道员的地方，帮助许多人成为基督的门徒。
那时圣经学生是怎样跟传道员学习圣经的呢？他们都加入一个小组，称为“比里亚圣经研究班”。学生可以通过邮递，索取讨论的问题和采自不同刊物的讨论资料。《守望台》会刊登研读的次序。进步较快的学生也能从“国际主日学课程”获得训练，帮助他们成为上帝话语的导师。
分部的代表会探访这些小组，发表演讲，并提供其他属灵帮助。至于常规的教导和定期的牧养工作则由朝圣者（受派探访各会众的监督）负责。1921年，罗马尼亚有6个朝圣者，但短短两年后却增至8个。这些热心的牧人在数百个城市、乡镇和村庄里举行聚会，向数以万计灵性饥渴的人提供属灵的滋养。
奥尼西姆·菲利波尤和上文提到的埃马诺伊尔·金特都是当时的朝圣者。在北部的布科维纳，有一次，埃马诺伊尔的听众包括一大群基督复临派教徒和浸信会教徒，他们当中有些乐意接受真理。不久，两个弟兄都被派到布加勒斯特，帮助更多人学习上帝话语的确切知识。有一个人来信致谢，他说：“我很感谢上帝派了埃马诺伊尔和奥尼西姆两位弟兄来传道，他们用真理劝导我、启发我。我相信主会在这里成就大事，只是我们需要耐心等候。”
1920年，罗马尼亚举行第一个大会。大会地点分别是瑟拉日县的布勒比和克卢日县的奥克纳－德茹卢伊镇。两个会场都可以乘火车到达。当地的传道员和对真理感兴趣的人都为外地来的人提供住处，从罗马尼亚各地前来的代表差不多有500人，他们的优良品行，为真理作了美好的见证。
虽然王国传道员的数目激增，传道工作却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弟兄就面对来自不同宗教和政治势力的迫害。
趁战乱，进一步迫害见证人
由于国民的爱国情绪高涨，也由于教士煽风点火，对于那些不肯站在同一阵线，上战场杀敌的人，政府绝不手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弟兄被捕并被判刑，有些甚至被处决。结婚不久的伊万·鲁斯弟兄是被处决的人之一，他住在克卢日－纳波卡南面的彼得雷什蒂－德米古洛村。
伊万的侄外孙达尼埃尔说：“1914年，伊万·鲁斯被召入伍。他拒绝上战场，于是被抓到布加勒斯特，在那里被判处死刑。行刑前，他被迫掘一个坑作为自己的坟墓，然后站在坑前，面向行刑的士兵。负责行刑的军官准许伊万讲几句遗言，伊万于是大声祷告。伊万的祷告感动了行刑的士兵，结果，没有一个士兵开枪！军官于是把一个士兵拉到一旁，对他说，假如他肯向囚犯开火，就会给他3个月有薪假期。结果那个士兵得了3个月有薪假期。”
基斯弟兄和绍博弟兄也在1916年被捕，判监5年。由于被视为“危险人物”，他们被单独囚禁在阿尤德一所高度设防的监狱里18个月。为什么基斯弟兄和绍博弟兄会被视为“危险人物”？法官的判词指出，他们所“宣扬的教义未经官方认可”。简单来说，他们被关在监里不但因为拒绝杀人，也因为他们帮助人学习跟传统道理不同的圣经真理。
在狱中，基斯弟兄和绍博弟兄写信鼓励各会众和小组的弟兄姊妹，在其中一封信他们说：“很想告诉你们，我们现在很喜乐。慈爱的天父借着《守望台》不断向人发出真理之光，我们实在要感激他，赞美他，把荣耀归给他！我们深信弟兄们会把《守望台》视为指路明灯，对它珍之重之。”两位弟兄于1919年获释，刚好还有时间筹备来年成立分部的工作。
教士变本加厉地压迫见证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结束，教士们继续压迫上帝的百姓。一个教士就马利亚的身份和灵魂不死道理所作的解释，公然抨击圣经研究者。他说：“圣经研究者渴望在地上乐园里生活，这个强烈的愿望使他们变得疯狂。他们居然主张所有人都是弟兄姊妹，不同国族的人应该无分彼此！”不但如此，教士还埋怨很难把圣经研究者告上法庭，因为他们“外表装作真诚信实、虔信上帝、爱好和平、谦卑自抑”。
1921年，布科维纳的教士去信内务部及司法部，要求禁制圣经研究者的传道工作。事实上，无论圣经研究者在哪里传道，哪里就有教士反对他们。愤怒若狂的教士有的是东正教，有的是天主教。他们唆使人仇视圣经研究者，煽动暴徒袭击弟兄。分部写信给总部说：“在罗马尼亚，太多出任官职的人本身是教士，因此在某程度上，我们是受他们支配的。假如他们依法办事就不成问题，可是他们都滥用权力，公报私仇。”
由于教士接二连三地投诉圣经研究者，宗教部只好批准警方干涉，阻止他们传道和举行聚会。由那时起，警方就成了教会的“爪牙”，诬告圣经研究者扰乱治安，把他们拘捕。不过，由于法律条文有点含糊，法院每次判决都不一样。弟兄们的好行为也使人对有关指控产生疑问，一个法官说：“圣经研究者的罪名不能成立，因为他们向来都是最爱和平的人”。
然而，迫害却依然不断加剧，1926年底，政府禁止《守望台》在国内流通。但此举并没有影响分发灵粮的工作，因为弟兄把杂志的名称改了！由1927年1月1日起，罗马尼亚语的《守望台》改称为《丰收》，然后又改为《圣经之光》，最后改称《黎明》；而匈牙利语的《守望台》则改称为《基督教朝圣者》，后来又改称《福音》，最后称为《给信靠基督宝血的人》。
令人遗憾的是，雅各布·西玛在这个时候变节不忠。1928年，由于他舍弃信仰，圣经研究者失去了分部办事处整栋物业，包括里面的所有设备！《1930年鉴》报道，当时弟兄们“各散东西，信心大受打击”。由于发生了这些不愉快的事，1929年，罗马尼亚的传道工作改由德国分部督导，后来则由瑞士伯尔尼的中欧办事处接手。弟兄后来在布加勒斯特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德国和瑞士分部就透过这个办公室，处理一切与罗马尼亚传道工作有关的事务。
“请不要烧掉我的书！”
虽然一而再地遭受磨难，忠信的弟兄却没有退缩，他们重新组织起来继续传道，甚至开拓新的传道地区。1933年8月24日，罗马尼亚的办事处报道：“人们渴求真理，弟兄写信告诉我们，他们在乡村挨家逐户传道的时候，村里的人为了多听一点真理，成群结队地跟着他们。”
有一次，一个穷乏的妇人向圣经研究者索取了一本书，之后还给了一点捐款资助宣扬王国的工作。村子里的教士知道之后，便走到妇人的家，对她说：“把那本书交给我，让我烧掉！”
妇人恳求说：“神父啊，请不要把书烧掉，因为这本书安慰了我们，帮助我们忍受目前的困苦！”妇人拒绝把书交出来。
另一个深深赏识见证人书刊的女子是公爵夫人，她几个仆人都是耶和华见证人。一天，这位夫人对仆人说：“你们不再是我的仆人，而是我的弟兄了！”在另一条村子，一个弟兄告诉一群好奇的小孩，他在宣扬上帝的王国。小孩听了竟然叫路过的人向弟兄要书，他们说：“这些书是谈论上帝的”。小孩的热心使弟兄非常惊讶，他们踊跃向人推荐，结果弟兄不用说什么就把所有书刊分发光了！
尼切·帕利斯是个谈吐温和的先驱，他从希腊来到罗马尼亚，是要协助这里的传道工作。尼切在布加勒斯特服务了一段时间后，便转往多瑙河的主要港口加拉茨继续传道。在1933年底，尼切写道：“我不会说罗马尼亚语，但有差不多两个半月，我有机会向罗马尼亚人传道，耶和华的确赐福给我。后来凭着主的帮助，我探访了20个城镇，向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传道，希腊人特别高兴听到圣经的信息。”
虽然教士煽风点火，激起仇恨和反对，诚心诚意的人却希望听到王国好消息。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镇长，他读了几本册子之后，表示热切渴望新世界来临。在另一个镇，一个男子索取了一些刊物，并表示会把刊物分发给所有愿意阅读的人。
1930年，即西玛变节两年之后，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比斯特里察的马丁·毛焦罗希获派督导传道工作。毛焦罗希是匈牙利裔的罗马尼亚人。他在德国分部受训6个月后，便到布加勒斯特设立一个办事处。不久，曾暂时由奥地利和德国印制的罗马尼亚语《守望台》重新在罗马尼亚发行，由布加勒斯特一家叫黄金之书的出版社印制。
1933年，经过一番努力之后，耶和华见证人重新注册成为法人团体，名为耶和华见证人圣经书社。登记的地址是，布加勒斯特克里沙纳街33号。但由于在宗教和政治上遭受反对，耶和华见证人仅获注册为商业机构。
然而，弟兄们所作的努力，却帮助了当地的见证人重拾信心，继续在传道工作上勇往直前。许多传道员加入了先驱行列，其他弟兄姊妹也趁冬季，农村生活较清闲的时候，拨出更多时间参与传道工作。传道员还可以透过公共广播电台，收听国外广播的圣经演讲。对于那些因害怕给邻居或教士知道他们跟见证人接触，而不敢参加聚会的人来说，这些圣经演讲确实能大大激励他们。他们可以从《守望台》预先知道演讲讲题、播放的时间和收听的频道。
另一个宣扬好消息的有效工具，是弟兄加工制造的手提留声机。20世纪30年代，会众或个别分子，都可以向组织预订留声机或灌录成唱片的圣经演讲。《通报》（即现在的《王国传道月报》）有一次说，这些唱片“不但鼓励了许多弟兄姊妹，也鼓励了不少拥有留声机、并热爱真理的家庭”。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真理之光越照越明，使人看出每个基督徒都要为真理作见证。1931年，圣经研究者采纳了一个新名字——耶和华见证人。这个行动有如电光划破长空，令人震撼。所有圣经研究者都清楚看出，这个出自圣经的名字，不单是一个称呼，还意味着持有这个名字的人支持耶和华的至高统治权，而且会公开宣扬耶和华是至高的主宰。（）有些圣经研究者抗拒传道工作，结果在灵性上失足绊倒，离开组织；有些甚至沦为叛道者，以“千禧年派”自居。忠信的弟兄姊妹在这个考验下能站立得住吗？面对教士和叛道者的反对，他们会继续执行传道工作吗？
虽然有些基督徒在压力下没有坚持到底，然而，许多弟兄姊妹却秉着忠诚，继续热心为耶和华服务。1931年的报告有一段说：“在罗马尼亚，大约有2000个弟兄在极度艰辛的情况下向人传道，他们全年分发了5549本书和3万9811本册子。”1932年的分发量更高，合共5万5632本书和册子。
迫害有时反带来好的结果，这是反对者始料不及的。例如，有一个地区，所有见证人都决定要跟“大巴比伦”断绝一切关系，并且要求记录在案。（）连续5天，这群勇敢的弟兄姊妹走到市政厅，办理脱离以前教会的手续。
对于见证人的行动，社区领袖和教士都大吃一惊。教士首先跑到警察局要求警方插手，但被拒绝。之后，他冲进市政厅，指责那里的公证员是共产党，因为他协助见证人办理脱离教会的手续。听到这番话，公证员发怒了，他反驳教士说，就算整个社区的人都来申请脱离教会的声明书，他同样会替他们办理。这时，教士只好罢手，弟兄姊妹于是顺利办完所有手续。
教士们在讲道时痛斥耶和华见证人。此外，他们向政府施压，要求禁制见证人的工作。宗教部向来是教士的政治工具，当然会不断滋扰弟兄。例如有一次，一个总警官和一个警官擅闯一个弟兄的家，当时弟兄姊妹正举行聚会。
总警官对户主说：“我要查看你们的宗教集会许可证”。户主是个弟兄，我们暂且叫他做乔治。
乔治知道那个总警官也许根本没有搜查令，于是回答说：“谁授权你闯进我的家？”
那人没有回答，于是乔治请他离开。他无可奈何地向门口走去，但边走边吩咐同行的警官在大门口把守，待乔治一离开，就把他逮捕。后来，乔治踏出大门，警官立刻上前，指他“触犯法律”，要把他拘捕。
“我犯了哪条法律？”乔治问。
“我有拘捕令可以逮捕你。”警官坚称。
乔治以前也是警官，很熟悉法律，于是请对方出示拘捕令。一如所料，那个警官没有拘捕令。由于不能把乔治拘捕，警官拔出手枪，还把子弹纳入枪膛，用意是要吓唬乔治。
“你要向我开枪吗？”乔治问。
“不，我不会做那么蠢的事。”警官回答。
“那么，你为什么把子弹纳入枪膛？”乔治问。
警官自讨没趣，最后就离开了。乔治不想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于是控告那总警官擅闯民居。出人意表的是，法庭竟判总警官罪名成立，要他缴纳罚款兼入狱15天！
另一次，一个年长的弟兄在法庭上作了美好的见证。法官在弟兄面前，挥动两本耶和华见证人出版的书，并指控他分发宗教宣传品。
“如果我因宣扬上帝话语的真理而被判有罪，我不会视之为惩罚，反而会视之为光荣的标志。主耶稣告诉门徒，要是他们为义受迫害，就要欢喜雀跃，因为以前的先知，也受到这样的对待。事实上，耶稣自己也受到迫害，甚至被钉在柱上。但耶稣受迫害，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而是因为他为真理作见证，把从上帝那里听到的说出来。”
弟兄继续说：“因此，如果法庭因我用这两本书，传讲耶稣所宣扬的王国，就判我有罪，这跟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入罪没有分别。”结果，法官撤销控诉。
1929年后，由于农产品价格暴跌、政局不稳、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导致极端的政治团体（包括法西斯主义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罗马尼亚渐渐受制于纳粹德国，这些发展都对耶和华见证人十分不利。《1936年鉴》说：“谈到弟兄所忍受的艰辛，世上没有其他地方比罗马尼亚更恶劣。”从1933年到1939年，已经有530宗控告耶和华见证人的法律诉讼。不用说，原告人常常要求当局禁止见证人传道，并关闭见证人在布加勒斯特的办事处。
1935年6月19日晚上8时，全副武装的警察拿着非法取得的拘捕令，抵达分部办事处，没收了分部的档案和1万2000本册子，还派人在分部站岗。可是有一个弟兄悄悄地从后门出去，联络了一个同情见证人的律师，这个律师是个参议员。律师打电话给有关部门，后来官方取消非法查封分部的行动，同时发还所有没收的档案。可惜见证人所得的舒解只维持了很短时间。
1937年4月21日，宗教部颁布了一条法令，该法令也刊登在政府公报和其他报纸上。法令清楚说明，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在罗马尼亚完全受禁制，分发或阅读见证人书刊的人都会被拘捕和受到惩处，而书刊也会被充公。
弟兄向法院上诉，反对这条法令。不过，有关部门的首长知道禁制见证人的理据不足，便把聆讯日期一再拖延，延期三次。接着，在聆讯日期来到前，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宣告实行独裁专制统治。1938年6月，政府颁布了一条针对耶和华见证人的新法令。弟兄诉诸法律反对这条法令，他们还写了一封信给国王，申明见证人所发行的刊物富教育意义，不会颠覆政府，不会煽动群众作乱。这封信甚至引述先前高等法院对有关禁制见证人案件所作的判决。国王把信转交宗教部。宗教部有什么反应？1938年8月2日，宗教部下令查封和关闭见证人在布加勒斯特的分部办事处。
在这段艰辛的日子，许多弟兄姊妹被捕入狱，刑期由3个月至2年不等。有些弟兄整家人被捕，有时他们被抓只因为在自己家里唱王国诗歌。为什么警察那么容易找到弟兄的把柄？原来教士有许多耳目，他们假装工人、小贩，不断监视见证人的一举一动。
任何拥有我们书刊的人都会被捕。一个弟兄在森林伐木，他随身带着圣经和见证人的《年鉴》。一天，警察到伐木的地方搜查所有人的私人物品，发现了弟兄的书刊，于是把弟兄逮捕。他们要弟兄跟他们徒步200公里，到一个法院去。弟兄被判监6个月。但他要进去的那个监狱早有人满之患，环境也十分肮脏，到处都是虱子，食物只有一点稀汤。
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军突袭波兰，触发了另一场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使罗马尼亚经历影响深远的改变。前苏联和德国不断扩张势力，共同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列强在东欧划出个别的势力范围，罗马尼亚也被几个国家瓜分了。匈牙利占据特兰西瓦尼亚以北的地区，前苏联夺取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而保加利亚则夺取了多布罗加以南的地区。最后，罗马尼亚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国土。1940年，一个法西斯主义独裁者取得了罗马尼亚的政权。
新政府宣布宪法暂时无效，并颁布了一项法令，只承认九个教会，其中主要是东正教、天主教和路德会。耶和华见证人继续受到禁制。当时恐怖活动经常发生。1940年10月，德军占领罗马尼亚。在这段极端艰难的日子，罗马尼亚的弟兄跟位于瑞士的中欧办事处失去了联络。
由于大多数罗马尼亚的见证人都住在特兰西瓦尼亚，马丁·毛焦罗希便由布加勒斯特迁到特兰西瓦尼亚的特尔古穆列什居住。他的妻子马丽亚由于健康问题，早些时候已迁到那里。帕姆菲尔·阿尔布和妻子埃列娜曾在布加勒斯特分部服务，他们迁到北面较远的巴亚马雷。毛焦罗希和阿尔布弟兄分别在这两个城市，重新把传道工作组织起来，并且秘密印制《守望台》。他们的同工特奥多尔·莫拉则留在布加勒斯特继续统筹罗马尼亚其余地区的传道工作，直至1941年被捕为止。
在这段困难重重的日子，弟兄依然忙碌地传道，小心翼翼地把握时机分发圣经书刊。举个例，他们刻意在公众场所（例如餐馆、火车车厢）留下册子，希望有人会拿来阅读。他们也留心听从圣经的吩咐，经常聚在一起，在属灵方面互相鼓励，互相照顾。当然，他们这样行，也要避免引起别人的疑心。（）他们怎样做呢？住在乡村的人习惯在收割时候聚在一起交往。农夫彼此帮忙，收割庄稼，之后便聚在一起开开玩笑，说说故事。弟兄们便趁这个机会，把基督徒聚会安排在这个场合举行。
毛焦罗希弟兄在1942年9月被捕，但他在狱中继续统筹传道工作。阿尔布弟兄和妻子也被捕，跟他们一起的还有大约1000个弟兄姊妹。他们大部分被拷打后，收监6个星期左右，就被释放。另外，约有100个见证人，包括几个姊妹，都因为持守基督徒的中立立场被判监2至15年不等。此外，有5个弟兄被判处死刑，但后来改判终身监禁。武装警察甚至趁黑夜闯进民居，把妇孺强行带走，使他们的家畜无人照料，家宅被贼匪搜掠一空。
在拘禁营地，一队卫兵负责“迎新”。他们把囚犯的脚绑起来，然后用力按住他，不许他动。另一个卫兵用缠了金属丝的橡皮棒猛打囚犯的脚，犯人被打至骨折、趾甲脱落和皮肤青肿，甚至像树皮般脱落。教士在巡视集中营时，看见见证人被虐待，就讥笑说：“你的耶和华在哪里？他能救你出去吗？”
弟兄们虽“四面受压”，却“没有被弃”。（）他们甚至以王国的希望安慰其他囚犯。有些囚犯接受了好消息，特奥多尔·米龙是其中之一。特奥多尔的家乡在特兰西瓦尼亚东北面的托普利察村。二次大战前，特奥多尔认定上帝禁止杀人，于是拒绝入伍。1943年5月，他被判入狱5年，之后不久，他在狱中遇上马丁·毛焦罗希、帕姆菲尔·阿尔布和其他见证人囚犯。特奥多尔愿意跟见证人学习圣经，他进步很快，几个星期后就献身给耶和华。可是，怎样受浸呢？
机会终于来到，特奥多尔和另外约50个罗马尼亚的见证人，被解往一个由纳粹党控制的拘禁营地，这个营位于塞尔维亚的博尔镇。他们绕道前往博尔镇，途中在匈牙利的亚斯贝雷尼作短暂停留。在那里，另有百多个说匈牙利语的弟兄加入他们的行列。在亚斯贝雷尼期间，卫兵派几个弟兄到河边打水。卫兵信任他们不会逃走，于是让他们自由行走。特奥多尔跟他们一起去，并在河里受了浸。卫兵押着囚犯乘火车离开亚斯贝雷尼，然后转内河船往博尔镇。
博尔镇的拘禁营囚禁了6000个犹太人、14个基督复临派教徒和152个见证人。特奥多尔忆述：“那里的环境十分恶劣，不过耶和华眷顾我们。一个富同情心、经常到匈牙利公干的卫兵，帮助弟兄把圣经书刊带进营里。每逢这个卫兵出差，他熟悉和信任的见证人就替他照顾家人，所以他跟弟兄像一家人一样。这个卫兵是陆军中尉，营里将有什么事发生，他会先通知我们。营里有15个基督徒长老，他们安排每周举行3个聚会。只要聚会的日子无需轮班工作，弟兄都会参加。平均每个聚会约有80人出席。另外，我们也举行耶稣基督受难纪念聚会。”
有些拘禁营准许外面的见证人带食物和其他物品给营中的弟兄。1941年至1945年间，大约有40个见证人从特兰西瓦尼亚、比萨拉比亚和摩尔多瓦被送到特兰西瓦尼亚的希博特集中营。每天，营里的弟兄要到当地的木材厂工作。由于营里食物短缺，住在附近的见证人，每星期都带食物和衣服到工厂给弟兄。回到集中营之后，他们会按弟兄的需要，把物品分给他们。
弟兄的善行对同囚的人和卫兵是个美好的见证。卫兵观察到耶和华见证人是负责任和值得信任的人，因此愿意给见证人若干程度的自由，这些自由是其他囚犯不会享有的。希博特集中营有一个卫兵后来甚至接受真理，成为见证人。
欧洲的战事在1945年5月结束后，耶和华见证人便从监狱和劳动营获释。当时马丁·毛焦罗希62岁，他回到布加勒斯特的分部办事处，发现里面空无一物，连一部打字机也没有。当时的报告说：“主的工作要重新开始。”除了要重组传道工作之外，还需要取得法律认可。弟兄所作的努力很快就有了成果，罗马尼亚耶和华见证人在1945年7月11日正式注册，成为合法的团体。
踏出了这一步，日后安排公众聚会、大会、出版书刊就方便多了。这些活动能使传道工作重上轨道，把以往混乱和不协调的情况纠正过来。战后第一年，虽然当时闹纸荒，罗马尼亚的弟兄却印制了差不多87万本册子和超过8万5500本《守望台》！那年有1630人受浸。
传道工作还未取得法律认可，弟兄已经公开向人传道。他们也举行聚会和特别公众演讲。关于当时耶和华见证人在马拉穆列什县的情况，一个目击者说：“军队还在撤退，分散各地的弟兄就会合起来。你可以看见他们从不同村庄出来，脸上毫无惧色。有些人步行80公里来参加聚会，沿途，他们向人传道，并高唱诗歌。每个星期日，主持聚会的人会宣布下星期日的聚会地点。”
在某些城镇和乡村里，见证人的数目很少，甚或没有见证人，弟兄依然宣传和发表公众演讲。弟兄们约在午夜动身，步行100公里到举行聚会的地方。由于鞋子很贵，他们常常赤脚走路。当然，他们是有鞋的，不过走路时就把鞋搁在肩膀上。除非天气情况很恶劣，例如十分寒冷，他们才会把鞋穿上。举行聚会前一天，弟兄向公众分发书刊，宣传圣经演讲的题目并邀请人参加聚会。演讲完毕，弟兄才各自回家。
在巴亚马雷、克卢日－纳波卡、特尔古穆列什和穆列什盐矿镇，弟兄们举行了许多个大会，感兴趣而出席的人连弟兄在内有几百人。1945年6月，在巴亚马雷举行的大会，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浸礼。弟兄姊妹在镇外10公里一个弟兄的花园聆听浸礼演讲，演讲完毕，118个准备受浸的人便到花园外面的勒普什河受浸。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举行浸礼实在令人难忘。
在特尔古穆列什，弟兄租了一个能容纳3000人的剧院。在大会前一天，大会代表乘火车、马车或自行车陆续到达，有些甚至步行前来。他们到达后，有些人马上开始向人传道，并邀请人来聆听一个谈及挪亚方舟的公众演讲。弟兄看见镇上各处贴了宣传演讲的精美海报，他们许多人都喜极而泣。他们以往从未想过会有这一天，能够自由地向人传讲好消息！
弟兄的努力取得了优良的成果。由于出席聚会的人太多，弟兄要在剧院外架起两个扬声器，让无法进场的人也能听到演讲。结果，住在剧院附近的人，也能从窗户听到大会的节目。弟兄也向城里的官员和显要人物发出邀请，让他们可以亲自认识耶和华见证人。令人喜出望外的是，所有获邀的人全都出席，他们还跟弟兄姊妹一起唱诗歌呢！
1946年9月28日和29日（星期六和星期日），耶和华见证人首次在罗马尼亚举行全国大会，地点是布加勒斯特的罗马竞技场。罗马尼亚铁路部不单答应提供一班特别列车，还把票价削减一半！列车载着千多名大会代表由全国各地来到首都布加勒斯特，有些代表更来自国内最僻远的地区。许多弟兄姊妹挂着宣传大会的标语牌，引起了不少途人的好奇。不过，他们的旅程也不是顺顺当当的。
教士们听闻见证人举行大会，便设法阻止火车前行。大会前的星期五，作东道的见证人在早上9时就聚集在火车站，等候并欢迎会在1小时内陆续到达的弟兄姊妹。他们耐心地等到下午6时，列车终于驶进月台。来访的人和迎接的人互相拥抱，喜悦之情实在难以形容。当局派出武装警察到场维持秩序，但见证人秩序井然，警察只站在一旁，没有什么要做的。
布加勒斯特的建筑物在战争中损毁严重，被毁的房屋约达1万2000间，剩下的房子实在不多。可是弟兄们很有办法，他们买了大量的稻草，铺在一个弟兄家里的草坪上，作为额外的“床铺”，这个弟兄住在市郊一处叫贝尔切尼的地方。这一年9月底的气温特别暖和，弟兄姊妹可以在星空下跟孩子一起睡在稻草榻上。今天，这块草坪上兴建了一幢漂亮的王国聚会所。
大会星期六早上的节目宣布，罗马尼亚语和匈牙利语的《守望台》会恢复以半月刊出版，3400个与会者惊喜不已。事实上，当天早上大会已把1000本《守望台》初版分发给弟兄。有一段时期，每期《守望台》都有4篇研读文章，这样，即使大战期间杂志曾脱期，读者也不会错过那段时间的研读文章。
星期日早上，大会安排了传道活动。一小队一小队的传道员分散各处，向人宣传公众演讲。他们的标语牌上画了一个锤子、一把剑和一个砧台，上面写着：“‘把刀剑打成犁头’，这是两位先知在上帝启示下所写的话。但谁会把刀剑打成犁头？”传道员从白布袋里拿出杂志和宣传演讲的传单，分发给人。白布袋的背带有些写着：“耶和华见证人”，有些写着“上帝王国的宣扬者”，另一些则写着“神治国的宣扬者”。
那天下午，马丁·毛焦罗希弟兄发表公众演讲，他说：“今天，列强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但在这里，我们有1万5000人出席大会。如果你逐个人搜身，你不会在耶和华见证人身上找到刀剑或手枪。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见证人已经把刀剑打成犁头！”由于战争的痕迹触目皆是，这个演讲不但适时，而且打动人心。
在星期日的大会里，罗马尼亚司法部长、内务部长的秘书、一些警官和一群罗马尼亚东正教教士也在场聆听。教士曾扬言要捣乱，因此弟兄和警察都预料会有事情发生。但只有一个教士试图干扰节目进行。弟兄一看见他走向讲台，就上前拦截，然后把他带回座位，并在他耳边低声说：“这里不需要东正教的教士发表演讲，但很欢迎你坐下来聆听。”之后，教士没有再尝试走上讲台。大会后，司法部长说他十分喜欢这些演讲，并对耶和华见证人大会秩序井然的情景，留下深刻的印象。
关于这次大会，一个弟兄后来写道：“敌人的阴谋完全失败了，弟兄姊妹们都满心喜乐地回家。”大战期间弟兄之间意见分歧，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各人的心情都很矛盾，但回去的时候却流露出一股和平团结的精神，这的确令人感到鼓舞。
对教士们而言，事情的发展看来不大顺心，因为在许多地区，他们已不能再指使当地的政府部门对付耶和华见证人了。当然，他们仍不断在讲坛上严词抨击见证人。有些牧师甚至招揽流氓，每逢看见见证人传道，就殴打他们，甚至连女的也不放过。有一次，一个东正教教士的妻子用手杖袭击一个先驱姊妹，她不停地打姊妹，直至手杖断了为止！那个年代的一份报告说：“我们采取法律行动，控诉这类教士的个案多得很。”
1947年，瑞士分部派来的艾尔弗雷德·拉泰文，在罗马尼亚逗留了两个月。拉泰文弟兄和来自总部的海登·科温顿计划在罗马尼亚举行一次大会。可是，当局不批准，还拒绝给科温顿弟兄发入境签证。不过拉泰文弟兄却拿到签证，可以在罗马尼亚逗留两个月（8月和9月）。
拉泰文弟兄先到布加勒斯特。下机的时候，弟兄姊妹手拿花束，用传统的方式欢迎他。他们带他来到阿利安街38号，一个感兴趣男子的家，也是布加勒斯特的办事处。其实，办事处早在1947年1月已经搬到这里。可是，由于共产党的威胁越来越大，弟兄们决定仍以比萨拉比亚街38号作为办事处的注册地址。比萨拉比亚街的物业是在1947年7月购入的。房子里放了一张旧桌子、一张沙发、一部坏了的打字机，还有一个书柜，里面放满了发黄的册子和杂志。这些东西即使被政府充公，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姊妹偶尔会在这里工作。
拉泰文弟兄首先跟帕姆菲尔·阿尔布（罗马尼亚耶和华见证人法人团体的主席）和马丁·毛焦罗希（负责督导罗马尼亚全国传道工作）会面。两位弟兄都是罗马尼亚的区域监督。由于罗马尼亚的对外通讯许多年来都受到限制，听到耶和华的组织新近的发展，例如在会众举行传道训练班、设立基列圣经学校训练海外传道员等，弟兄姊妹都感到非常振奋。不用说，所有弟兄姊妹都渴望会众快点举行传道训练班。事实上，负责的弟兄立即安排把训练班课本《给王国传道员的神治帮助》中90课的课文逐步以罗马尼亚语和匈牙利语出版。
拉泰文弟兄来罗马尼亚的主要目的，是尽量探访会众和小组，发表大会里的主要演讲。因此，拉泰文弟兄和毛焦罗希弟兄（拉泰文的传译员），由特兰西瓦尼亚开始，分两个阶段，到那些已有基督徒会众的地区发表演讲。
特兰西瓦尼亚及其他地区
跟大多数地区的传道员一样，特兰西瓦尼亚的传道员设法出席这些特别聚会。由于两位弟兄行程紧凑，有些聚会要在晚上较后的时间举行，弟兄姊妹也乐意牺牲睡眠的时间，出席这些聚会。例如有一次，弟兄在瓦马－布泽乌发表演讲，聚会时间从晚上10点开始，到凌晨两点才结束，在座75个听众全没有半点怨言。
后来艾尔弗雷德·拉泰文写道：“这里的人的时间观念跟我们不同，他们不介意深夜2点或3点起来接待访者。他们的时间观念里没有分钟这回事，小时这个概念也不普遍！他们安步当车，有时还赤脚走很远的路，但他们看来时间比我们多，紧张忧虑却比我们少。起初，我认为这么晚举行聚会有点荒唐，但毛焦罗希弟兄却说，这个时间万无一失。”
接着下一站是特尔古穆列什，当时这个城市有3万1000人。这地方同样遭受战火蹂躏，几乎连一条桥也没有留下来。尽管如此，这里25群会众的700个弟兄姊妹却甘愿走50公里来到举行聚会的地点——接近城市的森林中的一片空地，聚会后再走50公里回家。
拉泰文弟兄和毛焦罗希弟兄也探访克卢日－纳波卡。那里48群会众中有300人出席这次聚会。1928年，分部由于雅各布·西玛不忠失去了一所印刷厂。这次，趁拉泰文弟兄仍在这个城市，毛焦罗希弟兄把这所印刷厂指给他看。西玛后来怎么样？拉泰文弟兄在报告里写道：“他去年去世，死前是个酒徒。”
接着要探访的是邻近乌克兰的萨图马雷和锡盖图－马尔马切伊。这两个地区有超过40群会众。有的说罗马尼亚语，有的说匈牙利语，有的说乌克兰语。当地的农夫和村民很少与外界联系。他们种植谷物、亚麻和大麻，自给自足。他们也饲养家畜，尤其是绵羊。他们缝制衣服、编织毯子，制造皮革。村里还有鞋匠造鞋。许多弟兄姊妹穿上自己缝制，用绣花亚麻布和麻布造的传统服装，出席这些特别的聚会。
进入旅程的第二阶段，拉泰文弟兄和毛焦罗希弟兄前往罗马尼亚东北面的摩尔达维亚。他们的第一站是弗勒特乌齐的乡镇，当地的弟兄虽然家境清贫，却慷慨好客。在油灯的微弱光线下，家主款客的食物有鲜奶、面包、玉米糊，还有煮熟去壳、蘸在黄油里的鸡蛋。每个人都用一个小小的碗进食。拉泰文弟兄说：“这顿饭真好吃。”那天晚上，拉泰文和毛焦罗希睡在厨房里，他们的床放在炉旁，因为那里比较暖。主人一家人睡在附近的麦秆堆上。
报告显示，这个地区的见证人很热心传道，也获得耶和华大大赐福。1945年春天，这里有33个传道员，到1947年，传道员已增至350人，即两年增长了10倍！
这趟是下乡探访，因此弟兄们坐马车走接着的120公里，探访伯尔克乌齐和伊泛科蒂。一个弟兄说：“罗马尼亚的马体型细小，品种优良，能适应任何路面情况，白天或黑夜走路都没有问题。”伯尔克乌齐会众在1945年成立，有些传道员以往是福音派教会的信徒，会众仆人也曾是他们的传道人（未受神职的）。由于天雨影响，伊泛科蒂的聚会在一个弟兄家里举行。这个安排对出席聚会的170人造成了一点点不便，他们当中有些人要赤脚走30公里才能来到这里。
回顾整个传道安排，两个弟兄总共在19个地点，向4504个传道员及对真理感兴趣的人发表圣经演讲。这些听众来自259群会众。艾尔弗雷德·拉泰文弟兄返回瑞士途中，也在奥勒什蒂耶及阿拉德发表演讲。许多弟兄姊妹要步行60至80公里，才能去到举行聚会的地点。有一个60岁的农夫为了出席聚会赤脚走了100公里。可见，他多么赏识这个聚会。
这是罗马尼亚见证人传道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些特别聚会的确十分适时，不仅因为罗马尼亚的弟兄姊妹很需要鼓励，也因为属灵的庄稼已经熟了。罗马尼亚人已厌倦那些压制人民的统治者，也受够了战争所带来的痛苦。许多人对宗教大失所望。此外，罗马尼亚货币列伊，币值大幅下滑。1947年8月，许多人一夜之间变成一贫如洗。因此许多人以往抗拒王国的好消息，现在都愿意聆听。
说这些特别聚会十分适时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另一轮更猛烈的迫害即将来临。由于受到无神论思想影响，一些手段残酷、不容异己的政治领袖把矛头指向见证人，这股迫害见证人的浪潮持续了差不多40年！
1946年11月，艾尔弗雷德·拉泰文探访罗马尼亚之前一年，共产党夺得罗马尼亚的政权。接着的几年，共产党清洗国内所有敌对势力，并借着把文化和政治体制跟苏联看齐，加速靠拢苏联。
为了要在暴风雨来临前作妥准备，弟兄们印制了大批杂志、册子和书刊，并把这些印刷品收藏在全国各地20个书库里。在这段时期，许多弟兄姊妹比以往更热心传道，有些更加入了先驱的行列，其中包括米哈伊·尼斯托尔和瓦西里·萨巴达克。
米哈伊被派到特兰西瓦尼亚的中部和西北部做传道，他一直谨守先驱岗位，就算共产党禁制传道活动并且长期追捕他，米哈伊也没有停止先驱工作。他是怎样避开敌人的耳目呢？他说：“我做了一个袋，这个袋跟售卖窗子的人所用的一模一样，然后，我穿上工作服，手拿窗玻璃和一些工具，绕着乡镇的大街而行，这些地方就是我的传道地区。当我遇上警察或某些人，就会扬声叫卖，其他弟兄则用不同的方法避开反对者。这样传道的确很刺激，但也相当危险，不单对先驱来说是这样，对接待传道员的家庭来说也是一样。可是，看见圣经学生灵性进步，传道员数目不断增加，我们的确大喜过望。”
瓦西里·萨巴达克经常要搬家，但他继续做先驱。他尤其善于寻找及支援那些被秘密警察驱散到各地的弟兄。秘密警察是新共产政权监视人民的庞大网络。瓦西里说：“如果不想被抓，我既要谨慎行事，也要懂得随机应变。穿州过省时，我必须找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例如医生的转介信，说明我必须到某地接受温泉治疗等。
“为了避免引起别人怀疑，我在弟兄之间建立了若干秘密交通途径，确保他们定期收到灵粮。我的座右铭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和：‘要不断先追求王国’。经文给我力量坚持下去，也使我喜乐地谨守岗位。”瓦西里虽然事事谨慎，却仍需具备这些特质，因为他跟其他弟兄一样，最后也会被捕！
到了1948年，罗马尼亚跟总部的通信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弟兄只好用暗语把信息写在明信片上。1949年5月，马丁·毛焦罗希带来一个信息，是布加勒斯特办事处的同工彼得·兰卡寄来的。他说：“全家人都很好，这里吹烈风，十分寒冷，我们都不能到田里工作。”之后不久，另一个弟兄这样写，“现在我们不能要糖果，许多人病了”。他的意思是，现在无法把灵粮运到罗马尼亚，而且许多弟兄已经入狱。
司法部在1949年8月8日颁布了一项裁决，之后，布加勒斯特的办事处和宿舍就被勒令关闭，一切机器，包括弟兄姊妹的私人财物全被充公。在接着的几年，许多弟兄被捕和判了刑。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耶和华见证人被指为共产党员；但当共产党掌权后，弟兄们却被视为“帝国主义者”和“替美国做宣传”。
在共产政权下，间谍和密探无处不在，《1953年鉴》说，共产政府为了监察人民，采用了十分极端的手段，“任何人在罗马尼亚收到西方国家寄来的邮件，就被列入黑名单和受到监视。这里的恐怖气氛可怕得简直无法形容，就算是家人也不能完全信任。人民完全没自由可言”。
1950年年初，帕姆菲尔·阿尔布和妻子埃列娜、彼得·兰卡、马丁·毛焦罗希和其他许多弟兄被捕，并且被诬告是西方国家的间谍。有些弟兄被严刑拷问，警察企图迫使他们供出一些机密资料和承认自己是“间谍”。不过，弟兄们只承认他们崇拜耶和华及为他的王国服务。经过一番严刑迫供后，有些弟兄被关进监狱，其他的则被送进劳动营。这股迫害浪潮对传道工作有什么影响？那年是1950年，罗马尼亚传道员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8。这项增长的确见证了上帝的灵所发挥的力量！
马丁·毛焦罗希弟兄被送进特兰西瓦尼亚的盖尔拉监狱，当时他已年近70。1951年年底，他在狱中去世。关于毛焦罗希弟兄，一份报告叙述：“他为了坚守真理，经历了许多磨难，尤其在1950年1月被捕之后。现在，他的痛苦终于结束了。”不错，差不多有20年，马丁一直忍受着教士、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党的恶毒攻击。他的忠贞榜样令人想起使徒保罗的话：“那美好的一杖我已经打过了，赛程我已经跑完了，信仰我已经守住了。”（）马丁的妻子马丽亚虽然没有被判监，但她在逆境下同样保持坚忍，是我们的好榜样。一个弟兄说，她“才智过人，对主的工作全情投入”。马丁被捕后，他们的养女马里瓦拉和其他亲戚照顾马丽亚。马里瓦拉自己也曾入狱，并在1955年秋天获释。
“耶和华见证人有坚贞不屈的气节”
1955年，政府颁布特赦，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获得释放。可是，这趟所获得的自由却是短暂的。由1957年到1964年，耶和华见证人再次被缉捕，有些弟兄更被判终身监禁。不过，被囚的弟兄并没有灰心丧气，反之，他们彼此鼓励，决心坚守立场。事实上，弟兄们在狱中都以为人忠诚、谨守基督徒原则著称。一个政治犯忆述：“耶和华见证人有坚贞不屈的气节，他们绝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舍弃信仰。”这个政治犯还指出，在他被囚的监牢里，“耶和华见证人是囚犯当中最受欢迎的”。
1964年，政府宣布另一次特赦，但这次的境况也同样维持不了多久，从1968年到1974年，政府展开更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一个弟兄写道：“由于宣扬王国的好消息，我们受到虐待和奚落。我们恳请你们为狱中的弟兄祷告，我们深知所发生的事是一项试炼，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坚忍。我们会遵从的吩咐，无畏地向人宣扬好消息。再一次，我们恳切地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正如我们后来看到，耶和华的确应允了忠仆含泪所作的热切祷告，并以不同的方式安慰他们。
魔鬼撒但不单从外部攻击上帝的仆人，他也从内部发动攻击。举个例，有些弟兄于1955年从监狱获释，入狱前，他们负有监督的职责，但出狱后却没有重新被任命。他们开始埋怨，并向其他弟兄诉说不满。他们一度在狱中坚守立场，出狱后却由于感到面子受损而信心动摇，这实在叫人惋惜！这些人当中，至少有一个曾是身居要职的弟兄，为了逃避处分，竟然跟秘密警察私通，导致传道工作遭受严重打击，也伤害了许多忠信的同工。（）
上帝的子民还要应付，由于各人良心敏感程度不同所引起的歧见。例如，弟兄被捕后，政府一般容许他们选择入狱或到盐矿工作，有些弟兄觉得，选择到盐矿工作的人，没有谨守圣经的原则，等同妥协。另一些人则坚称姊妹不应佩带饰物或使用化装品。有些人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到电影院或剧院看戏，甚至不应该拥有收音机。
可是，从积极的一面去看，大多数弟兄却未有在重大的问题上迷失方向，他们知道最要紧的是对上帝保持忠贞。1958年的全年传道报告可以证明这点，报告显示有5288人参与传道工作，比上一年多出1000多人！此外，耶稣基督受难纪念聚会的出席人数是8549，受浸人数是395。
另一个考验在1962年来到，那一年《守望台》解释时，调整了以前的看法，指出“在上当权的”是指世俗政府，不是指耶和华上帝或耶稣基督。由于曾在苛酷的政权下吃尽苦头，罗马尼亚许多弟兄觉得很难接受这个新解释。事实上，有些人深信这是奸狡的共产党所施的诡计，目的是要他们对国家惟命是从。他们觉得这个新解释跟的原则互相抵触。
一个弟兄跟另一个曾到过柏林、罗马和其他城市的弟兄谈及这件事，他回忆说：“这个到过许多地方的弟兄证实这个新解释是出自奴隶阶级的，不是共产党的诡计。但我仍然感到疑惑，因此我问区域监督，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
区域监督回答：“坚守岗位，做好上帝交给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
“这确实是高见，我很高兴告诉你们，直到今天，我仍然坚守岗位，做上帝的工作。”
在罗马尼亚，弟兄很难彼此联系。总部和分部继续督导当地的传道工作，帮助分散各地的弟兄明白上帝逐步显示的真理，同时团结一致地执行传道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写许多信，也在《王国传道月报》发表适时的文章，教导弟兄姊妹。
可是，怎样把灵粮分发给耶和华的子民呢？督导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跟负责探访会众的监督和会众的长老暗中保持联络。方法是由可靠的信差往返位于瑞士的中央办事处，递送书信和报告。因此，弟兄姊妹至少也能获得一些灵粮和上帝组织的指引。
忠贞的弟兄姊妹也竭力在会众和小组里营造和谐的气氛。约瑟夫·茹坎弟兄就是这样，他常常说：“除非我们继续定时吸收灵粮，并且跟‘妈妈’保持密切联系，否则我们就不能奢望可以渡过哈米吉多顿。”这里的“妈妈”是指耶和华在地上的组织。像约瑟夫·茹坎那样的弟兄，实在是上帝百姓中一项宝贵的资产，他们就像壁垒一样，抵挡外来的攻击，使会众保持团结。
共产党为了削弱耶和华的仆人的信念，及迫使他们屈从，除了雇用间谍，还招揽叛道者收集见证人的情报；他们拷打见证人，造谣中伤见证人，并威胁杀害他们。告密陷害见证人的，可能是他们的邻居、同事、变节背教的假弟兄、家人，也可以是秘密警察。敌人甚至假装对真理感兴趣，渗进基督徒组织，查探组织的事务。这些“假弟兄”对弟兄姊妹造成很大的伤害，也令很多弟兄被捕。其中一个“假弟兄”叫萨武·加博尔，他甚至在组织里负有若干职责，他的真正身份在1969年被揭穿。（）
政府密探还装置隐蔽的麦克风暗中监察某些人或某些家庭。蒂莫泰伊·拉泽尔说：“我由于坚守基督徒中立，被关进监狱，那段时间，秘密警察经常传召我父母和弟弟到他们的总部盘问，问话时间有时长达6小时。有一次，他们把我的家人召去问话，趁机在我们家里装置偷听器。那天晚上，我弟弟发现家里的电量计转得特别快。弟弟是电气技师，他四周查察，发现了两个偷听器。他将现场情况拍摄下来，然后把偷听器拆除。第二天，秘密警察前来查问，他们的玩意儿（秘密警察这样叫偷听器）在哪里。”
造谣中伤见证人的文章，大多抄袭其他共产国家反见证人的文章。例如，一篇叫“耶和华教派和他们的反动特征”就是取自一份俄语报章。文章指控耶和华见证人有“典型政治组织的特征”，这个组织的目标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搞破坏”，文章还怂恿读者举报任何提倡见证人主张的人。不过，人只要细心思考就会看出，这种摇旗呐喊的政治宣传其实间接表示反对者已经失败，因为这等于向所有人宣布，耶和华见证人仍然十分活跃，而且没有停止向人传道。
每逢秘密警察抓获弟兄姊妹，他们就以酷刑对待，毫不留情。为了套取口供，他们甚至在被捕的人身上，使用能影响神志和神经系统的化学药物。萨莫伊勒·伯勒扬是其中一个受害人，他忆述：“盘问开始后，他们要我吃药，这些药物对我的伤害更甚于拷打。不久我发觉有点不对劲，走路东倒西歪，也无法上楼梯。之后，我长期失眠，精神无法集中，说话变得结结巴巴。
“我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大约一个多月后，我失去了味觉，消化系统也失灵，我感觉全身所有关节都好像脱了臼，实在痛不欲生。我的双脚严重出汗，鞋子穿了两个月便烂了，需要扔掉。盘问我的人喊道：‘为什么你还是不肯说实话？难道你看不见你现在的模样吗？’我心里怒不可遏，几乎情绪失控，但我知道必须竭力克制自己。”幸好，过了一段时间，伯勒扬弟兄完全康复过来。
秘密警察也使用精神虐待这一套。亚历克萨·博伊丘忆述：“一天晚上，他们叫醒我，带我到大厅去，让我听到一个弟兄被殴打，之后，我听到一个姊妹的哭声，然后听到我妈妈的声音。我宁愿被毒打，也不愿听见这些痛苦的叫喊声。”
他们表示，只要弟兄肯说出其他见证人的名字、聚会时间和地点，就会无罪释放。此外，他们更怂恿见证人的妻子离开在监里的丈夫，这样儿女就会有较好的前途。
由于见证人的财产被国家接管，许多弟兄被迫在集体农庄工作。那里的工作也算过得去，只是必须出席经常举行的政治集会，那些不出席的人会被人奚落，薪金也会被克扣至几乎一无所有。这对耶和华见证人来说可谓雪上加霜，因为他们从不参与政治集会或有关的活动。
当政府密探搜查见证人的家时，他们也没收私人财物，尤其那些可以拿去变卖的物品。冬天的时候，他们时常毁坏见证人的炉灶——惟一可以用来生火取暖的工具，为什么要这样残酷？他们说，因为炉灶是收藏书刊的好地方！然而，弟兄们没有因此而噤若寒蝉。虽然他们要在劳动营或监狱里忍受虐待、困乏，他们却继续为耶和华作见证，继续彼此安慰。
在劳动营和监狱赞美耶和华
除了监狱之外，罗马尼亚还有三个规模很大的劳动营，一个在多瑙河三角洲，一个在布特伊拉的格雷特岛，第三个则位于连接多瑙河和黑海的一条运河上。由共产党掌权的时代起，被捕的见证人跟以前迫害他们的人往往被囚在一起，这些人由于跟前政权关系密切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一个分区监督弟兄竟然跟20个教士被关在一起！不用说，对着这些跑不了的听众，弟兄有机会跟他们谈论圣经信息！
举个例，一个弟兄在狱中曾跟一个神学教授详谈，这个神学教授曾投考教士一职。弟兄很快发觉这个教授对圣经几乎一无所知，在场聆听的囚犯中，有一个是前政权的将军。
将军问那个神学教授：“怎会这样的？一个平凡的工匠竟比你更了解圣经！”
教授说：“在神学院，我们学的是教会的传统和跟传统有关的东西，并非圣经。”
将军慨叹，说：“以往，我们信任你们的知识，但现在我看到，我们一直受你们误导，真是可悲！”
结果，许多囚犯对真理有了确切的认识，并且献身给耶和华，当中包括一个因抢劫而被判刑75年的囚犯。事实上，这个囚犯在品格上的重大转变，引起了监狱当局的注意。结果，当局给这囚犯一个新工作，就是在无人监察下，到镇里为监狱采购物品，这个工作一般不会给因抢劫而被监禁的人。
然而，被囚的生活并不好受，狱中缺乏食物。犯人甚至请求不要削土豆的皮，以求可以吃多一点点。为了充饥，他们吃甜菜根、野草、树叶和其他植物。后来，许多人都死于营养不良，而且所有人都染上痢疾。
夏季，多瑙河三角洲劳动营的弟兄，在一个建筑中的水坝做搬运泥土的工作。到了冬季，他们要站在冰上把芦苇剪掉。他们睡在一只残旧、铁造的渡轮上，要忍受冰冷、肮脏的船舱，及那些麻木不仁的卫兵。就算有囚犯死去，这些卫兵也无动于衷。虽然如此，弟兄们无论处于任何情况，都继续彼此鼓励，互相帮助，以求使大家保持灵性坚强。请看看迪奥尼谢·瓦尔丘的经历。
就在迪奥尼谢获释之前，一个狱警问他：“迪奥尼谢，铁窗的滋味有没有使你改变信仰？”
他回答：“先生，你会用一套质料上乘的衣服跟人交换一套质料较差的衣服吗？”
迪奥尼谢说：“在服刑期间，既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更好的信仰，为什么我要改变呢？”
狱警无言以对，就握住迪奥尼谢的手，说：“迪奥尼谢，现在你自由了，要继续持守你的信仰。”
弟兄姊妹像迪奥尼谢一样，并非拥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他们只是平凡人，他们能够表现出勇气和属灵力量，是由于全心信靠耶和华。他们以令人惊异的方式，把自己的信心体现出来。（）
安德拉什·莫尔诺什回顾在狱中的情况，说：“服刑期间是我受到上帝训练的时期。”为什么安德拉什这样说？因为在这段时间，他看出每周参加聚会，跟弟兄一起学习耶和华的话语大有价值。安德拉什说：“通常，聚会所用的资料不是写在纸上，而是记在脑子里的。弟兄回忆入狱前读过的《守望台》文章，少数弟兄甚至能记得整本杂志的内容，包括研读文章的问题！”对某些弟兄来说，这种异乎寻常的记忆力，是由于入狱前有份做抄写灵粮的工作。（参看第132-133页“复制方法”的附栏）
编排基督徒聚会时，负责的弟兄会宣布打算讨论的题目，然后各人会尽力回忆跟这题目有关的经文和从圣经书刊读过的论点。然后，他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资料。他们选出一个弟兄主持聚会。祷告之后，主持人会提出合适的问题，引导各人参与讨论。所有人发表了评论之后，主持人会说出自己的观点，然后，便讨论下一个问题。
某些监狱禁止弟兄举行小组讨论，但无论怎样，他们都有方法进行这些讨论。一个弟兄回忆：“我们把浴室的窗框拿下来，用肥皂跟墙上刮下来的石灰混和，然后抹在玻璃上，干了以后，这块玻璃就成了一块写字板，让我们记下当天讨论的资料。通常一个弟兄负责静静地口述，另一个弟兄则把他的话抄在写字板上。
“我们被分配到几个不同的囚室，因此每个囚室就是一个研究小组。住在同一囚室的弟兄会传阅每一课的内容。由于只有一个囚室有写字板，其他囚室的弟兄便要用摩尔斯电码（摩斯密码）接收资料。怎样进行？一个弟兄会尽量轻敲墙壁或暖水管，把文章内容传送出去。其他囚室的弟兄把杯子紧靠墙边或水管，并用耳朵贴近杯子（作为声音收集器）聆听。不用说，那些不懂摩尔斯电码的弟兄迟早都要学会使用这个通讯方法。”
多亏一些同样灵活变通、足智多谋的姊妹，有些监狱的弟兄可以收到新近出版的灵粮。她们所用的一个方法是，在烘面包时把书刊藏在面团里。弟兄称这些面包为来自天上的粮食。这些姊妹还把圣经带进监里。她们先把圣经的一部分，折叠成若干小方块，藏进塑料球里，然后在球的表面蘸上溶化了的巧克力或可可粉。
这样的安排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弟兄们要在厕所里阅读得到的灵粮，这是惟一免受狱警监视的地方。当一个弟兄准备从厕所出来时，他会先把资料藏在厕所水箱后面，不是见证人的囚犯也知道这个秘密，他们当中许多人如厕时，都会喜欢趁着这刻的安宁，把灵粮拿出来静静地看。
像其他见证人一样，维奥丽卡·菲利普和姐姐奥莉卡也受到家人迫害。她们有七个兄弟和一个姐姐。维奥丽卡叙述：“由于奥莉卡渴望全情投入耶和华的工作，1973年她放弃了在克卢日－纳波卡攻读大学，并在不久受了浸。她那真诚和热心的态度引起了我的好奇，因此我开始对上帝的话语产生兴趣，并尝试查考圣经。当我获悉上帝应许人将来可以在地上的乐园享永生，我想：‘还有什么比这个希望更好的呢？’我继续研读圣经，并遵从圣经的吩咐，恪守基督徒的中立原则，拒绝加入共产党。”
维奥丽卡继续说：“1975年，我献身给耶和华，并从家里迁往锡盖图－马尔马切伊的亲戚那里居住。当时我在锡盖图－马尔马切伊当教师。由于我表明不参与任何跟政治有关的活动，校方通知我会在学期结束后把我辞退。家人由于不想我失业，因此便向我和姐姐施压。”
除了我受到迫害之外，甚至校内的学生也受到秘密警察恐吓。许多学生不但遭受殴打和讥嘲，还被开除学籍，要另找学校。有些学生更被迫辍学。秘密警察甚至招揽一些儿童做他们的耳目！
达妮埃拉·穆卢灿现在是个先驱，她忆述：“共青团（即共产党青年团）是共产党向青少年施行政治教育的工具，我拒绝加入这个团体。由于这缘故，他们经常在其他学生面前侮辱我。我刚上第九班，由于老师和其他职员向秘密警察通风报信，秘密警察常常为难我，使我吃了不少苦头。从1980年到1982年，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三，秘密警察就把我带到校长室盘问，几乎从不间断。不用说，在盘问我之前校长会先被遣走。盘问我的是秘密警察的一个军官。比斯特里察－讷瑟乌德县的弟兄都很熟悉他，因他特别仇视我们，对见证人穷追猛打。他甚至随身带着一些指控负职责弟兄的信。他让我看这些信，用意是要破坏我对弟兄的信任，使我最终舍弃信仰，甚至连我这个女学生，也转而成为秘密警察的内应。可是，所有方法最后都是白费心机。
“不过，我的经历不是由始至终都是这么糟的，例如，我的历史科老师虽然是个共产党员，却很想知道，为什么我经常被传去问话。一天，老师取消了历史课，用了两个小时问了许多关于我的信仰的问题，他对我的答案留下深刻印象，并认为我不该受这样的苛待。经过这次讨论后，他开始尊重我们的观点，甚至愿意接受我们的刊物。
“可是校方却继续针对我，我读完了第十班之后，他们就要我退学。虽然如此，我却马上找到了工作，从没后悔对耶和华谨守忠义。事实上，我很感激耶和华让我在一个忠于耶和华的家庭长大，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他们虽然在共产政权下受到迫害，却始终对上帝保持忠贞。他们的好榜样到今天我也没有忘记。”
秘密警察特别针对那些谨守基督徒中立的年轻耶和华见证人。这些年轻人被逮捕、判监，之后释放，然后又被逮捕，再关进监狱。这些行动的目的是要削弱他们的意志。约瑟夫·绍博刚受浸就被判入狱4年。
约瑟夫服刑两年后在1976年获释，之后不久认识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约瑟夫说：“我们订了婚，也安排了结婚日期，之后，克卢日军事法庭再次传召我上庭应讯。上庭那天正是我结婚的大日子！但我和未婚妻还是如期举行婚礼，之后我才上庭应讯。我被判监3年，后来服满刑期才获得释放。当时我结婚还不够一天，就要跟妻子分开，心里实在难受极了！”
另一个年轻的见证人蒂莫泰伊·拉泽尔忆述：“1977年，我和弟弟出狱。我哥哥则早一年获释，他特意回家庆祝我们重获自由。可是，原来这是秘密警察的诡计，哥哥中计了，他们早已埋伏等待他。我们跟哥哥分开了两年零七个月又十五天，这次聚首又再被迫分离。哥哥因坚守基督徒中立再次被送进监狱。我和弟弟实在心如刀割。”
在受难纪念聚会的晚上，秘密警察加紧搜捕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闯进见证人的家，强征罚款，把他们逮捕。为了避免引人注意，见证人以小组形式举行受难纪念聚会，有时只是一家人私下举行。
特奥多尔·帕姆菲列说：“在受难纪念聚会当晚，警察局长跟朋友喝酒，而且喝到深宵。当他准备去突击搜查弟兄的家时，他请一个陌生人开车送他去，可是车子无法开动。后来，车子开动了，他们来到我的家。当时我们的小组正在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不过，由于我们把所有窗户都遮住，警察局长从外面看到的只是漆黑一片，他以为屋内没有人，于是便驶往另一个房子搜查，但那里所举行的聚会早已结束，弟兄姊妹都回家去了。
“局长搜查另一个房子时，我们的聚会也结束，弟兄姊妹迅速离开。当两个警察闯入我家时，家里只剩下我和哥哥。警察站在大厅中央咆哮：‘你们刚才在这里干什么？’
“我回答说：‘没什么，我和哥哥在闲聊’。
“其中一个警察说：‘我们知道这里刚举行过聚会，其他的人在哪里？’那个警察看着我哥哥，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哥哥指着我，然后回答说：‘我来看他。’两个警察无可奈何，气冲冲地离去。第二天，我们得知警方昨晚虽然大举出动搜捕见证人，但竟然抓不到一个人！”
总部向罗马尼亚当局申诉
总部就罗马尼亚见证人所受的苛刻对待，在1970年3月写了一封共4页的信给驻美国的罗马尼亚大使。之后在1971年6月，再写了一封共6页的信给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写给罗马尼亚大使的信中，弟兄说：“我们写信给你，因为我们深爱在罗马尼亚的基督徒同工，很关心他们的情况。”信中列出7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由于信仰的缘故而被监禁的。信里还说：“我们知道刚才提到的7个人，当中有些在监狱里受到残酷的虐待……耶和华见证人不是罪犯，他们在普世各地从不参与任何涉及政治或颠覆政府的活动；他们的一切活动只跟宗教崇拜有关。”该信最后呼吁罗马尼亚政府，“释放那些受压迫的耶和华见证人”。
至于给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信，信中指出“罗马尼亚的耶和华见证人，并没有得到宪法所赋予的信仰自由”，因为他们向人谈论自己的信仰或聚集起来学习圣经，都会随时被捕和受到残酷的虐待。信中特别提到最近一次的特赦，许多弟兄都获得释放。“我们曾盼望那次特赦是个新的开始。但很遗憾，这个期望落空了。今天我们从罗马尼亚各地收到的报告显示，可怕的经历又再重演：耶和华见证人仍然受政府迫害，他们的家被搜查、书刊被没收；被捕的有男有女，他们要上庭接受审讯，有些被判监多年，另一些则受到残酷的虐待，这完全是由于他们阅读和宣扬上帝话语的缘故。发生这样的事情，确实有损国家的声誉。我们深深关注罗马尼亚耶和华见证人的遭遇。”
随信还附上两本书，分别是罗马尼亚语的《导至永生的真理》和德语的《永生——在上帝之子的自由中》。
1975年，罗马尼亚在赫尔辛基会议上签署了欧洲安全合作协议，之后，耶和华见证人的情况开始有点好转。协议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协议落实之后，只有那些拒绝军事服务的人才会被捕和入狱。
后来，罗马尼亚在1986年通过了一项新宪法规定，除了法律许可的某些情况外，任何人（包括政府官员），未经屋主许可不得擅闯民居。现在，弟兄姊妹可以较安心地举行基督徒聚会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
在受禁制期间，见证人秘密把灵粮运进罗马尼亚，例如书刊、已抄写的蜡纸，或其他方便在本地复制的材料。但通常资料是英语、法语、德语或意大利语，运进罗马尼亚后才译成本地的语言。协助把资料运进罗马尼亚的有外地游客、到该国留学的学生和外游回国的罗马尼亚人等。
秘密警察竭力堵截那些偷运书刊的渠道，也想尽办法查找在罗马尼亚印制书刊的地点，因此，弟兄们小心翼翼地在一些设了隔声装置的私人房子里进行印刷工作，这些印刷地点分布在多个城市和乡镇。这些印制书刊的房子设有密室，印刷用的器材都放在那里。有些密室隐蔽在壁炉后面，而壁炉则通常紧靠着一堵墙。弟兄把壁炉改装，因此壁炉可以移动，成为一个隐蔽的入口。
山多尔·保劳伊迪在特尔古穆列什的秘密印刷工场工作，印制每日经文、《王国传道月报》、《守望台》和《警醒！》。山多尔忆述：“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工作达40小时，期间轮流小睡1小时。我们的衣服和皮肤都可以嗅到化学品的味道。有一次回到家中，我那三岁大的儿子说：‘爸爸，您身上有每日经文的气味！’”
特拉扬·基拉已婚，而且有儿女，他在克卢日县负责复制和运送书刊。特拉扬得到一台陈旧的手动印刷机，绰号叫“米尔”，这型号的印刷机早已过时，没有印刷公司使用。虽然这台机器仍能运作，印出来的东西却很难看。因此，特拉扬请一个懂机器的弟兄修理这台印刷机。那个弟兄检查过机器之后，神色凝重。从他的表情就可知道……“米尔”已无法修理。之后，他突然露出喜悦的神色，说：“我可以造一台新的！”结果，他的贡献比修好“米尔”更大。他用一个姊妹家里的地窖作工场，在那里设立车床。他不单制造一台印刷机，还造了超过十台！这些新的“米尔”被送到全国各地，用来印制优质的书刊。
20世纪80年代，许多弟兄受训操作平版印刷机——一种较先进的印刷机。首先受训的是尼古拉·本塔鲁，之后由他来教导其他人。通常在本塔鲁家里印制的书刊都是以家庭作业形式生产，家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要秘密进行这件工作也相当困难，尤其是当时秘密警察经常监视人民，不时闯进民居。因此，印制书刊的速度很重要，负责印刷的弟兄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不停工作，务求把书刊及时印好，然后运走。为何要在周末进行？因为印制书刊的弟兄平日都要上班！
弟兄买纸时也须小心谨慎，因为就算顾客只购买500张纸，也会被人查问。然而，印刷工场每月要用的纸却多达4万张！因此，弟兄们跟售卖纸的店铺进行交易前，要十分慎重。此外，由于路上随时会被检查，他们在运送纸张时也要提高警觉。
负责翻译的弟兄姊妹人数不多，他们分布在国内不同地区。他们把书刊翻译成当地通行的多种语言，其中包括北部少数民族所说的乌克兰语。翻译员当中，有些在认识真理时已是语文教授；其他则以自学方式，例如参加语文课程，学会另一种语言的。
在早期的日子，翻译员以手写方式把译文写在习字簿上，然后把习字簿带到北部的一个城市比斯特里察做校对。每年翻译员和校对员会见面一两次，协商工作上遇到的问题。假如一旦被抓着，他们免不了会被调查、盘问、殴打和拘捕。他们被捕后，会被拘留几小时或几天，然后便释放，之后又再被拘捕。这个过程会重复多次，作为威吓他们的手段。其他的同工会遭软禁，或被勒令每天向警方报到。弟兄姊妹当中，最终被判监的也为数不少，其中包括杜米特鲁·切潘阿鲁和妻子多依娜，还有彼得·兰卡。
杜米特鲁·切潘阿鲁是罗马尼亚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他的妻子多依娜则是医生。秘密警察后来找到他们，把他们逮捕，并分别送进不同的监狱，监禁了七年半。其中有五年时间，多依娜是被单独囚禁的。先前提到耶和华见证人总部写给罗马尼亚驻美国大使的那封信，也提到切潘阿鲁夫妇的名字。多依娜在被囚期间，写了500封信，鼓励丈夫和其他被囚的姊妹。
杜米特鲁和多依娜被捕后一年，杜米特鲁的母亲萨比娜·切潘阿鲁也遭逮捕，她被囚禁了五年零十个月。萨比娜的丈夫也是耶和华见证人，他虽然受到秘密警察严密监视，却是家里惟一没有被捕的人。纵使极有可能被捕，他还是照样经常往监狱探望被囚的三个家人。
1938年，彼得·兰卡被任命为耶和华见证人罗马尼亚办事处的秘书。兰卡本身是翻译员，不用说，这新的任命使他成了秘密警察的重点通缉犯。兰卡在1948年被抓，获释后又多次被捕。1950年，兰卡跟马丁·毛焦罗希和帕姆菲尔·阿尔布一同被起诉，指他们是英美间谍组织的成员。兰卡在阿尤德、盖尔拉和日瓦拉这三座全国最恶劣的监狱，熬过了17年的牢狱生涯，另外还有三年时间在加拉茨县遭软禁。虽然如此，这个忠贞的弟兄把他的一切都投入耶和华的工作，直至1991年8月11日，他在地上的生命结束为止。
这些谨守忠义的亲爱同工叫我们想起以下的话：“上帝是正义的，必不忘记你们所做的工作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你们从前服事圣民，现在仍然服事他们。”（）
20世纪80年代，罗马尼亚开始举行人数较多的聚会。要是机会来到，例如举行婚礼或丧礼，聚会的人数有时可达数千。举行婚礼时，弟兄会在郊区一个合适的地点拉起一个大帐篷，里面铺上地毯，上面绣了圣经故事的画和经文，十分好看。他们也为众多的“宾客”安排了桌椅，讲台后面挂了一幅放大了的《守望台》标志，还有全年经文。本地的传道员通常会按能力为“宾客”提供食物。这样，所有人享受了一顿丰富的属灵筵席之余，还可以享受一席物质的筵席。
大会节目以婚礼或丧礼演讲开始，然后是根据不同的圣经题目发表演讲。由于讲者有时不能顺利到达会场，因此其他符合资格的弟兄都准备好随时上台发表演讲。弟兄通常只用圣经，因为当时的演讲大纲是没有副本的。
在夏季，城市的居民会拥到郊外舒展身心，耶和华见证人也会这样。不过，他们会趁这个机会在山上或林中举行小型的大会，其间甚至穿上古代服装，演出圣经戏剧。
另一个度假胜地是黑海，那里也是浸礼的理想地点。他们怎样为准弟兄姊妹施浸，而又不引人注目呢？其中一个方法是假装玩“游戏”，准备受浸的人和一些受了浸的弟兄姊妹会在水中围一个圈，然后互相掷球。发表浸礼演讲的弟兄站在中央，演讲完毕后，便为受浸的人施浸。当然，他们会谨慎地进行。
1980年，罗马尼亚西北部内格雷什蒂－瓦什山镇的弟兄别出心裁，想到一个方法，可以获准兴建王国聚会所。当时，国家鼓励人民养蜂，因此，一群拥有蜂巢的弟兄想出一个主意，就是成立一个本地的养蜂业协会，顺理成章地，他们也要兴建一个同业相聚的会堂。
征询过所属分区的长老后，有些弟兄就到罗马尼亚养蜂业协会注册成为会员，然后向市政厅提出申请，要兴建一个聚集的地方。当局很快就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会堂用木建造，长34米，宽14米。养蜂的弟兄们喜出望外，立即着手兴建。三个月后，他们和许多来帮忙的人合力把工程完成。之后他们甚至获得市政厅官员的特别称谢。
由于开幕那天会有许多人出席，而且聚会将长达数小时，因此，弟兄向当局申请，举行收割谷物的联欢会，并获得批准。三千多个见证人从全国各地前来出席这个盛会。镇政府的官员看见这么多人前来帮忙收割，并参加之后举行的“庆祝会”，都感到很惊奇。
当然，这个庆祝会是个造益灵性的大会。由于顾及会堂的正式用途，聚会时除了谈论属灵的内容之外，还时常谈到蜜蜂。例如，讲者指出蜜蜂不但勤劳，还有高度的领航和组织能力，保卫蜂巢时更显出无畏的忘我精神。讲者还指出蜜蜂的其他特征。
会堂举行启用仪式之后，这个被称为蜜蜂会堂的聚会所，在见证人受禁制期间一直给弟兄们用来举行聚会，禁令解除后，仍被使用了三年。
过去数十年，共产党竭尽全力在上帝的百姓当中撒播怀疑的种子及制造分裂，又设法中断他们和外界的联系。如先前提过，他们确曾取得一些成果，事实上，弟兄之间的分裂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80年代，罗马尼亚的政治气候有所改变，加上海外特访监督的探访，都有助于把问题纠正过来。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奥地利分部委员会成员格里特·勒施（现在是中央长老团的成员）探访了罗马尼亚许多次。1988年，中央长老团的代表西奥多·杰拉斯和米尔顿·韩素尔曾两次到访罗马尼亚，随同他们的有勒施弟兄和负责传译的乔恩·布伦卡（当时他是美国伯特利家庭的成员）。这些富于鼓励的探访之后，数以千计曾离开耶和华组织的人，都安心地重投组织的怀抱。
就在那个时候，欧洲共产国家的政治形势正酝酿巨变，当时的共产政权可说风雨飘摇。到了80年代的终结，大部分共产政府终于倒台。在罗马尼亚，政局的转捩点出现在1989年，当时人民厌弃了执政的共产党。1989年12月25日，共产党党魁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被处决。第二年，一个新政府成立了。
纵使罗马尼亚的政治形态有所改变，耶和华见证人却一如以往，在政治上严守中立。对罗马尼亚1万7000个见证人来说，政权变更使他们享受到自由，这样的自由以往仅是个梦想。罗马尼亚督导委员会写道：“经过了漫长的42年，今天我们很高兴送上一份罗马尼亚见证人的报告，这是一份令人欣喜的报告。我们真的感激仁爱的天父耶和华上帝，他确实垂听了无数弟兄姊妹所作的热切祷告，把残酷的迫害终止了。”
1990年4月9日，耶和华见证人正式注册为法律认可的宗教团体，弟兄马上筹备在全国各地举行分区大会。出席大会的人数超过4万4000人，这个数字超过传道员人数的两倍（当时传道员的数字已上升至大约1万9000人）。事实上，传道报告显示，1989年9月至1990年9月期间，增长率达百分之15！
当时，督导委员会负责统筹罗马尼亚的传道工作。这个委员会直属奥地利分部。不过，罗马尼亚分部关闭了66年之后，到1995年，罗马尼亚再次成立分部办事处。
在80年代，罗马尼亚经济下滑，日用品供应短缺。当共产政府垮台时，经济也一同崩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见及此，奥地利、匈牙利和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及南斯拉夫等地的耶和华见证人，把70吨的粮食和衣服送给罗马尼亚的弟兄姊妹。由于供应充足，罗马尼亚的弟兄姊妹甚至能把部分物资分给不是见证人的邻居。一份报告说， “一有机会帮助其他人，弟兄姊妹就会把握时机向对方作彻底的见证”。
除了物资供应，弟兄姊妹也收到卡车运来的灵粮。这些丰足的供应使许多弟兄姊妹都高兴得掉下泪来，因为以往他们整个小组通常只分得一本《守望台》！他们的喜乐不是到此为止，从1991年1月1日起，罗马尼亚语《守望台》跟英语版《守望台》同步发行，而且转为彩色印刷。这项革新使杂志在地区里的分发量急剧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