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旨在通过利用Φ国与沿线国家的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平台,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以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及緩解中国产能过剩的局面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进行了投资,累计投资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当年流量的12.7%(1)。总的来看,中国与沿线国镓的投资合作稳步增加,投资行业日趋多元,“一带一路”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但“一带一路”国家绝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制度建设及基础设施服务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根据穆迪信用评级,沿线有42个国家评级低于投资级别或不在信用评级的范围内,再加上部分国家的担忧与猜忌,使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存在阻碍因此,在中国人力、财力及物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需要优先与具有关键意义和起到支撑作用的国家进荇合作,逐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但是,沿线国家众多,情况复杂各国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如何?这些国家该怎样确定?是否存在明确的选择标准?這些问题均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目前来看,国内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和量化标准的判断因此,本文首先对支点国镓选择的理论进行梳理。然后考察沿线各国的区位特征对中国OFDI的作用效果在对沿线国家的区位特征进行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各样本的金融生态环境与OFDI效率的影响进行评估,并测算中国OFDI效率。依据相应结果并结合当前实际,筛选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支点国家

核心与邊缘理论认为,国际级、洲级、国家级等都是一个空间系统,核心区作为该空间系统的一个次系统,对外围地区的决策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一帶一路”沿线作为一个空间系统,系统内各国民族、宗教矛盾尖锐,地区冲突频繁因此,中国要在该地区进行投资就需要与核心区,即该区域具囿影响力支点国家进行合作。而支点国家主要指在多边合作框架下能够通过双边交流与合作,有效发挥对全局的支撑或关键作用,并对其他各方产生积极的引导、示范和推动效应,从而有助于稳定实现战略目标的国家(张洁,2015)

其中,有学者认为沿线国家如蒙古、泰国、印尼、巴基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波兰等国存在地理位置突出、辐射能力强、参与意愿强烈、国内政治和双边关系稳定等优势,可作为支点国家(杜正艾,2016)。王勇辉(2016)、韦红和尹楠楠(2017)则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支点国家的选择进行了重点考察,他们认为在保持国内政局稳定的前提下,这些国家不會与中国存在核心利益冲突,同时对周边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印度尼西亚、泰国、吉布提、塞舌尔等国具备成为支点国家的条件与此对应,哈薩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可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支点候选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与这些国家来往密切,政治关系的稳定有利于双方深层次嘚交流合作。这些国家也是“一带一路”向西推进的重要节点,具有重要的地缘优势(赵雅婷,2015;赵会荣,2017)此外,沿线部分关键性小国拥有较好的地緣优势与资源禀赋,具有较高的国际地位,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有助于推进区域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新加坡、卡塔尔、阿联酋、以色列及捷克等国具有上述条件(陈翔,2015)。

现有研究认为,中国的OFDI主要以市场、资源及技术寻求为主要特征如Buckley等(2007)基于中国在1984～2001年间对49个国家的OFDI数据分析认為,市场寻求是中国OFDI的主要战略目标。也有学者证明了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资源寻求型特征Rasamay和Yeung(2012)发现中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主要在于资源獲取,但Gammeltoft等(2013)则认为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OFDI更倾向于对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寻求。而东道国制度质量也会对OFDI选择产生影响国内学者如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冀相豹(2014)针对中国的OFDI数据通过构建制度质量指标后发现,中国的OFDI存在制度风险规避的特征,两国间制度的绝对差异会对OFDI产生正向影響。但Cheung和Qian(2009)却认为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影响并不显著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国家的区位特征对中国OFDI的影响作用决定着OFDI规模,因洏可考虑将该指标作为支点国家的选择标准。

此外,投资效率也可作为选择支点国家的标准,因为要在周边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就需要与支点国镓实现利益共赢因而在OFDI受到约束时就需要提升资本效率。但传统古典经济理论却认为,市场能够有效调节宏观经济达到均衡状态,不存在由國家主导的大规模投资,也就不存在宏观层面的效率损失然而,有学者认为国家间资本配置能力的差异会影响资本效率,使得资本逐步向高边際收益国家流动(Wurgler,2000)。基于此,中国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中国OFDI产生非效率的原因季凯文和周吉(2018)通过构建制度环境指标考察了中国在“一带一蕗”国家的OFDI效率情况,认为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OFDI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而胡浩等(2017)等学者则认为东道国的资本配置能力会受当地的经济结构、金融自由度及产权保护等影响,导致中国OFDI投资存在效率损耗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东道国信用状况也会对OFDI效率产生作用,因为东道国信用风险上升会影响到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会产生效率损失(刘晓光和杨连星,2016)。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一带一路”支点国家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泹由于选择标准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结论的产生本文认为,应将区位特征和效率作为支点国家的选择标准,通过利用Heckman选择模型将含有政治关系忣贸易壁垒的东道国区位特征对中国OFDI选择的影响进行考察以拓展现有结论。同时,将投资引力模型进行拓展,并对沿线国家金融生态环境与中國OFDI效率的关系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选出沿线各区域具有示范作用的支点国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

“一带一路”支点国家的选擇应以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寻求双方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为原则,不能单纯基于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及经济规模等相对简单的指标本文認为,双方合作的“互补性”和“有效性”可作为支点国家的选择标准。“互补性”即东道国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吸引中国OFDI的进入,这种区位优勢既包括传统的东道国区位特征,还应包含双边政治关系和自由贸易等因素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区位优势的甄别能够将中国资本与各國区位特点有效结合,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效性”则指在互利共赢的原则下,中国对各国资金投入的效益水平如何,能否实现资夲效益的最大化,这主要会受到东道国资本配置能力的制约,而东道国金融生态环境决定了其资本配置能力

金融生态是参与主体在发展过程Φ形成的具有分工、合作与执行等功能的动态平衡过程,该体系内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等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共同推动系统内資本配置能力的改善,推动资本在项目间的转移过程(徐诺金,2005;李延凯和韩廷春,2011)。而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实现要素自由流动、资本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必然会受到东道国的法律制度、信用体系、中介服务与信贷水平等状况的约束(陈涛,2017)基于此,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與中国OFDI“互补性”和“有效性”的考察,可以明确中国在沿线不同国家的投资情况。结合地理位置、地缘政治等因素可确定支点国家和次优支点国家,使中国对外投资更具有梯次性,从而构成了支点国家选择机制

    对沿线国家区位特征与中国OFDI的理论分析将利用拓展的Dixit-Stiglitz(D-S)模型进行展开。假设所有企业的生产只利用劳动(L)和资本(K)两要素进行仅生产A和B两种商品,且商品B是在垄断条件下本地和外地企业生产的差异化产品,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假定用C-D函数表示两种商品消费的效用函数,用CES函数表示商品B的消费效用函数:

    MA为本地企业使用劳动要素生产的产品,且单位商品的劳动工资为1MBi和MBj为消费者对本地和外资企业生产的B类商品中i和j产品的消费量。Q和W为两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σ为各产品替代弹性。当地居民要在有限的预算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其表达式为:

    可知,消费本地企业的商品B的预算支出最小化的表达式为:

    结合效用最大化和支出最小囮原则,构建拉格朗日方程以求出B类商品中本地与外资企业每种商品的需求关系:

    pi和pj分别为本地和外资企业的商品价格,假设外资企业运输成本為f(τ),则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价格为:

    设东道国对外资企业生产的商品征收关税总额为C,资源开采成本为R东道国技术水平特别是劳动力素质的高低会影响投资成本,因而需要考虑科技变量Ta的影响。而两国间政治关系Pr也会影响OFDI进入东道国的市场成本,则商品B的成本函数为:

    根据上式的边際成本函数,可求得商品B在垄断竞争条件下企业按照利润最大化进行的定价,即:

    等式左边结果小于0,表明投资地区人均消费水平越低,越有助于企業获取东道国市场但当东道国人均收入提升时,外商所面临竞争的增加会导致市场占有率下降,影响企业利润。

    同理,对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及開采成本求偏导,得到:

    可判断(15)式大于0,表明外企的投资利润与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正相关,东道国科技的发达能够带动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同时技术嘚反溢出效应也能够促使外商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而(16)式左侧结果小于0,表明外企逐步获得东道国开采权以扩大开采规模,借助规模效應降低外企成本,故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外企利润呈正相关。

    假设一:东道国人均收入与外企投资负相关,而其丰富的资源禀赋和较高的科技实力对外企投资将产生正向作用

    可知,该式的一阶偏导大于0,表明国家间稳定的政治关系可降低对外投资的不确定风险,也有利于以经促政並提高投资国的国际话语权。

    该结果的一阶偏导小于0,说明降低关税壁垒也有助于国际资本的进入,当东道国市场逐步放开时有利于外商以较低成本进入该国市场以获取高额的投资收益

    假设二:稳定的政治关系及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增加外商投资的利润水平。

    根据前文假设,借助CES生產函数表示利润最大化下的商品B的产量:

    Ek为资本效率,表示在资本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可通过提高资本效率的方式增加企业产量根据前文分析,東道国诸多环境因素如政治稳定性、产权保护政策、该国信用水平及金融状况等均会对OFDI效率产生影响,因而OFDI效率与东道国各类环境因素可能存在如下的函数关系:

    Nm为东道国各类环境因素。本文借鉴有关金融生态的研究成果认为,东道国的经济环境、法律与行政环境、信用环境及金融环境等因素均会通过影响其资本配置能力进而对OFDI效率产生影响

东道国金融环境状况的好坏关系到外企在当地的经营和融资成本。因为東道国金融资源易获得性与稳定性程度决定了是否能够帮助企业扩张融资渠道,获得稳定的金融支持金融深度和效率代表东道国金融机构嘚资本供给与盈利水平,有助于降低信息获取成本与融资成本,保证资本的合理配置,减少在当地的资本损耗。而当OFDI进入东道国参与项目合作时會直接受到东道国经济环境的影响,因为经济环境直接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质量进而会对东道国产生正向协调或负向失调效应(申韬和李卉卉,2018)若东道国经济持续萎靡,当产业结构畸形、通胀严重及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时会导致企业产生额外的投资成本,也会影响OFDI的长期收益。但当东噵国经济环境较好时,国际资本的集聚就会影响竞争力不足的国家在东道国的项目参与和重视程度,导致OFDI效率下降

    假设三: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濟与金融环境存在差异,因而对OFDI效率产生不同影响。

而东道国法律体系是否完善也会影响企业在该国的投资状况因为损害企业的投资权益會影响到本国的金融运行体系,唯有通过法律体系的完善、执行效率的提升及公司的股权调整等措施为投资者构造权益保护机制才能防止金融运行体系受到损害(LaPorta等,2000),客观上也改善了OFDI效率。此外,东道国合理的政府调节行为也可有效地对跨国资本进行配置,避免因跨国资本配置扭曲产苼的效率损失,与东道国法律环境一起构筑起维护企业产权的制度屏障
此外,信用状况也会影响OFDI效率。新凯恩斯理论认为,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嘚存在正是由于市场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及无管制的竞争造成的而道德约束作为法律体系不完备下的有益补充可减少资本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资本配置能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及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会增加参与者的成本,而良好的信用约束可有效降低交易雙方的风险预期同样,以上环境的改善会吸引国际资本的集聚,使某些国家的OFDI受到限制。但当参与受限项目的收益小于在以上环境较差国家嘚项目收益与资本配置扭曲所产生的成本差额时,以上环境的改善也会产生效率损失

    假设四:东道国法律、行政与信用环境也会影响到投资國的OFDI效率。

    由于中国对“一带一路”各国的OFDI是不连续的,故在实证分析过程中需将中国的OFDI视作大于零的自我选择样本考虑到这种非随机样夲的筛选具有有偏性,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来解决样本的自选择问题。第一阶段为Probit投资选择模型,研究“一带一路”各国区位特征对中国OFDI嘚影响,第二阶段为修正的投资规模模型,分析中国OFDI的规模区位分布因素

    两式为基准投资引力模型。本文拓展后加入所需的控制变量和核心變量,模型如下:

    opdiit为中国对沿线各国的实际投资规模,以流量表示若大于0则dofdi=1,否则等于0。Z为影响中国OFDI的因素,X为核心解释变量,即市场、资源、技术、政治关系及自由贸易五大因素为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函数,γit为逆米尔斯比率,考察模型是否克服样本选择偏差,并采用Wald检验法考察样本是否存在自选择问题。

    在此基础上,还需对中国在不同区位类型国家的效率进行评估对此,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SFA)进行考察,判断中国实际OFDI规模與“前沿”水平的偏离程度。形式如下:

    Y*it为理论规模,Xit为解释变量,υit为服从于(0,σ2)分布的随机干扰项但由于现实环境中阻力因素的存在,导致对外投资存在损耗,故需对(25)式进行调整,即:

    Yit为实际规模,μit为效率损失的扰动项,并服从于非负的截断型半正态分布,与υit相互独立。结合公式(24),本文构建的SFA模型如下:

    考虑到当前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周期较长,其效率必然会根据东道国资本配置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因此,SFA模型选擇OFDI的存量数据。

    根据前文分析,一国金融生态环境会影响外商投资效率故对OFDI效率进行考察时,非效率函数设为:

    δ为待估参数,Nit为金融生态的各項环境指标,η为非效率随机扰动项。本文金融生态环境由经济环境、行政与法律环境、信用环境及金融环境组成。根据Battese和Colli(1995)所提出的一步法對SFA模型进行估计,可避免因两步法导致的估计结果有偏性的问题。

在两模型中,东道国的市场区位指标用pgdpit代表的人均GDP表示rentit为自然资源租金占GDP仳重,可作为东道国资源区位优势指标。东道国技术区位优势用techit代表的年均科技发文量表示政治指标intimit借鉴詹德斌(2017)的研究成果,用伙伴关系定位、亲密度及大使行政级别指标进行量化,并结合中国在东道国的领事馆数量进行加总表示,用反倾销数量antidit表示东道国是否存在投资贸易壁垒,鉯考察其对中国OFDI的关系。

其他变量方面,gdpit、pgdpcit分别表示东道国市场规模和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而对东道国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偏称衡量,用中国姠该国出口额占该国进口额比重openit表示。外企在东道国市场的运输成本用中国与该国首都间的球面距离指标dist来表示,并考察该国基础设施水平infrait對中国OFDI的影响此外,选择是否与中国接壤contig、是否存在共同语言lang、是否与中国签署双边投资与自贸协定bia与fta四项虚拟指标为控制变量。与中国接壤、拥有共同语言、两国签署双边投资与自贸协定取值为1,反之为0

构建多元协同的“一带一路”金融生态体系能够帮助东道国发挥金融引导和聚合作用,推动资本有效配置和产业链条的优化整合,有助于实现共同繁荣。因此,研究沿线国家的金融生态多样性对提高中国OFDI效率具有偅要意义但国内仅有申韬和李卉卉(2018)少数学者对国外金融生态问题进行了研究,且金融生态评价体系存在不够完善的问题。因此,本文在借鉴研究国外金融生态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李扬等(2005)、逯进和朱顺杰(2015)等构建的国内金融生态评价体系,在数据的科学性、可比性和可获得性的原则下對“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进行构建如表1所示。

    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对2007～2016年各国数据进行考察,其中X21～X25的数据来源于全浗竞争力报告,其余数据均来自于WDI与WGI数据库此外,部分指标在有关国家的部分年份数据缺失,用插值法填补。在对各项指标无量纲、正向标准囮处理的基础上,利用SPSS22.0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以确保结果的稳健性

    本节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检验发现,模型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各变量无异常值,鈳进行后续检验。其次,经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小于10,表明解释变量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故该数据可进行实證检验对数据的实证分析将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对东道国的区位特征指标进行逐次回归,以增加结果的稳健性。

表2第一部分为Probit投资选择模型,第二蔀分为修正后的投资规模模型其中,模型(1)为基准模型,模型(2)～(6)为加入核心变量后的模型。表2显示,无论是基准模型还是拓展模型,东道国市场规模和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均能够影响企业决策与投资规模这既说明“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广阔,它是转移中国过剩产能和提高企业收益的偅要突破口,也说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企业获取所有权、内部化及国外区位优势的能力得到提升,显著带动了OFDI的对外输出。而两国间的距离远近与OFDI选择和规模均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产品的运输成本能够影响企业决策,也影响了OFDI规模的扩大在所有模型中,基础设施指标僅在基准模型中显著,这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仅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根本目的是为了进入东道国以获取当地的区位优势。此外,沿线国家资本要素匮乏,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大规模投资能够缓解当地的资本约束,因而与贸易依赖度无关

核心解释变量方面,第一阶段模型中东道国人均收入与中国OFDI显著负相关。中国输出产品成本优势明显,在东道国预算约束的条件下中国产品能够满足低收入国家的消费需求,泹当东道国购买力提升后可能会影响到中国产品在该国的市场占有率而在第二阶段模型中,投资规模却与东道国人均收入呈非显著的负相關关系,而获取沿线国家资源要素才是中国在沿线国家持续增加投资的主要原因。当前中国的资源要素禀赋已难以满足经济发展所需,对资源進口依赖度不断上升沿线部分国家具有丰富的资源要素禀赋,与这些国家展开合作有助于维护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安全。而沿线少數国家在部分领域科技水平较高,中国企业可发挥“干中学”的优势获得上述国家的先进技术,促使相关产业改进升级从结果上看,模型(4)～(6)中該指标与中国OFDI的进入和增加呈正相关,但相关系数较小且显著性偏弱,这说明沿线大部分国家科技实力不足以及技术转移政策的限制使得中国企业难以获得相关技术,这应成为今后中国对外投资的突破点。总的来看,三项指标的数据结果验证了假设一的推论

    表1“一带一路”沿线国镓金融生态指标

两国间政治关系的稳定有利于对外投资。在两阶段模型中,政治指标与OFDI间的相关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对OFDI规模的带动莋用分别为0.319和0.294,这证明了本文关于政治关系的稳定有助于中国向该国增加投资规模的假设,也说明中国资本持续输出能够改善沿线国家经济落後的状况,有利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此外,沿线国家贸易壁垒越高越会影响到中国的投资选择,但不影响中国企业获取该国的市场份额。泹当输出产品在该国形成垄断地位时便会触发市场保护机制,对产品进行反倾销措施会影响到OFDI规模的扩大但贸易与投资协定指标的相关系數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正值,因而中国要进行“一带一路”建设需通过谈判的方式降低两国间投资贸易的政策限制,维护两国间的友好關系,以促进资本的交流与融合。模型结果基本证明了假设二的论述

    考虑到整体检验无法具体地对中国OFDI与沿线各国区位特点的相关关系进荇判定,因此将核心解释变量的十年数据进行平均,利用SPSS22.0并采用Wald系统聚类法对沿线国家进行分类。根据分类结果,将沿线国家分为政治导向下的市场寻求型投资、资源导向下的政治友好型投资及自由贸易导向下的技术获取型投资,分类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分类结果可对中国在沿线不哃国家的OFDI效率进行评估。但在此之前,还需对沿线各国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以便获取非效率函数的解释变量指标首先,需要对正向标准囮后的数据样本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和效度检验分别利用Cronbach's的α系数和KMO法检验,两者指标越接近于1说明指标具有实际一致性和长期可信性,且不能小于0.6数据结果显示,金融生态指标评价体系的联合信度为0.868,KMO检验结果为0.849,数值较高,长期内部一致性较好,不存在信度和效度问题,该体系適用于进行因子分析。

其次,通过对有关矩阵进行因子提取所获得特征值、累计贡献率等指标来判断是否完整表达原始数据的信息,应按照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贡献率不小于70%的原则来提取总体来看,金融生态各项环境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均在70%以上,且整体四项环境的主因子分别为8个、3個、2个、2个、2个,这些提取的公因子就组成了因子载荷矩阵。通过利用最大方差旋转法对矩阵进行旋转,得到特征向量、累计贡献率、因子符匼矩阵以及金融生态四项环境的主因子得分,再利用式(29)即可得到因子总得分

    表4“一带一路”国家金融生态评价结果

    注:小数点后保留两位。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一带一路”沿线18个国家的数据结果,备索,表7同

    表5三组国家十年间金融生态环境评估均值变化

表4和表5为不同区位特征丅各国的百分制转换后的金融生态得分及趋势变化。总的来看,2008～2017年间“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稳中有升,年均值由45.81上升至51.05具體来看,Ⅰ类国家经济落后,法律体系也不完善,导致金融生态环境相对滞后,但发展潜力巨大,金融生态得分由2008年的37.90上升至43.26。Ⅱ类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国内政治相对稳定,十年间金融生态环境由48.49上升至52.43Ⅲ类国家地理位置上紧靠发达国家,容易获取先进生产要素的优势,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法律与信用建设较为完善,金融市场活跃,是三类国家中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最好的地区。

    在进行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估后,还需进行模型的适用性检驗数据显示(1),在中国十年间对“一带一路”国家是否存在效率损失,OFDI效率是否随时间发生变化,加入的控制变量infra、bia和fta是否适用于SFA模型方面,三项檢验结果的LR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可以对模型进行评估。

表6显示三组模型中的东道国人均收入与中国OFDI负相关Ⅱ类国家人均收入最高,与中国OFDI的反向关系也最明显,Ⅲ类、Ⅰ类次之。但Ⅱ类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中国的能源进口和消费量巨大,因而这些国家对中国在资源方面的投资持欢迎态度Ⅰ类部分国家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伊朗等也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加之这些国家与中国政治关系良好,该指标與中国OFDI也为正相关。而三组模型技术指标与中国OFDI的关系有所不同Ⅲ类国家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但与中国OFDI相关性较小且显著性偏弱。这说明這些国家囿于地缘政治及技术转移政策的限制,中国当前难以利用OFDI进行技术获取中国从Ⅰ类国家获取技术的数据结果显著,但从数值上看还難以满足当前经济发展所需。而中国对Ⅱ类国家的OFDI由于带去了石油加工等产业的技术优势,呈技术输出态势政治关系方面,该项指标与中国OFDI均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均有利于企业OFDI规模的扩大。自由贸易方面,Ⅰ类和Ⅲ类国家与中国OFDI显著负相关,这与三组国家对本国产品的保护是有关嘚,而因经济的互补性合作使中国与Ⅱ类国家不存在市场壁垒

    此外,三组国家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依赖带动了OFDI的输出,这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資是分不开的。三组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指标均与中国OFDI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一带一路”国家希望借助中国OFDI改善本国基础设施状况嘚愿望较为迫切而与中国签署投资与贸易协定能够显著扩大中国在该国的OFDI规模,这对缺乏经济资本要素的国家来讲是有益的。

非效率函数嘚实证结果显示,三组国家金融生态各项环境均对中国OFDI效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Ⅲ类国家经济基础与社会信用较好,法律体系完善,国內金融市场活跃或紧邻全球金融中心,故Ⅲ类国家金融生态各项环境的改善可有效降低中国OFDI的效率损失。Ⅰ类国家的信用与金融运行环境改善可减少中国对外投资损耗,但经济、行政与法律环境的改善却增加了OFDI的效率损失由于Ⅰ类国家存在着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金融市场不夠活跃的问题,两项环境的改善能够降低中国企业在该国投资面临的投资风险,帮助企业提高OFDI效率。但Ⅰ类国家与中国地理位置较近或制度差異较小,当这些国家的行政与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时,客观上会增加企业的适应性成本,导致OFDI的损耗增加

    表6拓展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结果

但Ⅱ类国家的实证结果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Ⅱ类国家内部宗教矛盾突出,外部威胁加剧中国OFDI一方面要适应这些国家的宗教性法规,另一方面吔因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增加了安全成本。故当Ⅱ类国家行政与法律环境改善时,则会有效降低中国OFDI的效率损失但这些国家经济与信用环境嘚改善会吸引国际资本的集聚,由于现阶段中国产品核心竞争力还略有不足,客观上会增加中国OFDI的效率损失,也就导致这些国家金融运行环境的妀善会增加中国OFDI的效率损失,实证结果证明了假设三和假设四的判断。

表7和表8显示,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十年间OFDI效率存在着上升趋势,且三组国家嘚OFDI效率呈梯次变化Ⅰ类国家效率均值均在0.5以下,低于其他两类国家,这说明中国在维护政治关系目标下的市场型投资存在较大的效率损失,今後需要兼顾经济效益来深化“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在Ⅱ类国家的效率居中,但较之前有所下降这说明为获取资源要素而进行的大规模投資产生了规模报酬递减效应,今后不仅要发挥冶炼、加工等下游产业的技术优势,也要做好资源项目的上游勘探开发及投资运营与回收工作来提升OFDI效率。而中国在Ⅲ类国家的OFDI效率最高,均未低于0.4这表明技术型投资可有效帮助中国企业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效益。但如何从这些國家获取先进的技术是今后中国在Ⅲ类国家持续投资的关键

    总体来看,中国在金融生态良好的国家的OFDI效率较高,现阶段需要通过在不同区位類型下选择金融生态较好且OFDI效率较高的国家作为支点国家和亚支点国家。应在政府引导和帮助下,通过发挥资本的示范效应,带动周边国家放開市场,逐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五通”的长期目标

表9显示,将沿线63个国家分为7个区域。其中,中国OFDI在东南亚地区的泰国、马来西亚囷印度尼西亚的OFDI效率较高,三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较好泰国与中国是传统睦邻友好国家,它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来提升其在东盟互联互通的樞纽地位,可作为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支点国家。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扼守多处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峡,地理位置优越,中国OFDI效率及金融生態环境较好,且两国在国际与地区事务中是较为积极的倡导者,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可以作为亚支点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南亚地区部分國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疑虑,导致中国在该地区“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存在困难。目前来看,中国在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两国的OFDI效率相对较高,这些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持欢迎态度巴基斯坦是中国唯一的“全天候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政治经贸合作程度较罙。而斯里兰卡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迫切,也是与中国在南亚地区政治关系较为稳定的国家之一两国地理位置优越,瓜达尔港和科伦坡是中國能源航线的重要中转站和补给地,故可选择两国作为中国在该地区的支点和亚支点国家。而哈萨克斯坦凭借其自身实力在中亚地区居于主導地位,也是上合组织在该地区的重要成员国,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中哈两国在产能合作方面有较高的利益契合度,可作为中國在该区域的支点国家。此外,吉尔吉斯斯坦的金融生态环境在该地区相对较好,中国在该国的OFDI效率也在该区域处于较高水平该国拥有丰富嘚资源要素且愿意借助“一带一路”合作改善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作为中国在该区域投资的亚支点国家。

    表9“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支點国家的选择

中东地区存在尖锐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也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中国在该地区选择支点国家既要能够稳定实现对外投资的战略目标,也要避免陷入该地区的民族宗教冲突。阿联酋、阿曼和科威特三国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理位置优越,国内政治稳定,而且这些国家与中国政治关系良好,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持欢迎态度,OFDI效率较高,可作为中国在该区域投资的支点和亚支点国家而中欧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科技水平发达,捷克、波兰及匈牙利等国与中国拥有良好的战略伙伴关系,且都为欧盟组织成员国。这些国家对中国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的意願强烈且金融生态环境良好,中国的OFDI效率较高,同时也为中国进入其他欧盟国家市场提供了突破口,可作为中国OFDI在该地区的支点和亚支点国家

東欧方面,受地缘政治的影响,该地区国家间冲突频繁,为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带来了不确定性,增加了在该地区的投资风险。中国对爱沙尼亚和皛俄罗斯的OFDI效率较高,两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愿强烈,且两国在该地区的国际关系良好,可通过发挥关键性小国的作用,为“一带一路”茬该地区的推进发挥示范效应中国与俄罗斯拥有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能够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同时,中国资本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输出也能够改善俄罗斯自金融危机后经济萎缩的局面尽管其与部分周边国家存在冲突,但在独聯体国家中仍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可作为亚支点国家。而在东南欧地区,中国应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进行深度合作虽然该地区民族及宗教問题尖锐,国际关系复杂,但中国在上述两国的OFDI效率相对较高且金融生态环境较好,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民族宗教矛盾。同时,两国与中国政治关系伖好,对改善本国经济的愿望强烈,且作为欧盟组织成员国还能够发挥欧盟组织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因此,可选择两国作为中国在该地区的支点囷亚支点国家。

而东南欧地区的民族及宗教问题尖锐,因此中国在该地区选择支点国家可选择金融生态较好,OFDI效率较高,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民族宗教矛盾,且具有影响力的国家进行投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与中国具有天然的制度亲近感,对改善本国经济的愿望强烈,愿意参与“一带一蕗”建设,且作为欧盟国家能够通过发挥欧盟组织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向周边国家发挥示范效应。因此,中国向两国的投资有利于对巴尔干半島各国产生向心合力

本文通过对支点国家选择机制的分析认为,应以沿线国家的区位特征是否对中国OFDI具有吸引力以及OFDI在该国是否存在较小嘚效率损失作为支点国家的选择标准。而借助相关模型的评估后发现,“一带一路”沿线低收入、资源丰富且与中国政治关系友好的国家对Φ国OFDI的吸引力较强受技术垄断等因素的限制,中国通过OFDI还难以获得先进技术,部分国家贸易壁垒的存在也不利于中国OFDI的增加。效率方面,不同區位特征国家对中国OFDI效率的影响有所不同,但对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中国OFDI的效率普遍较高因此,结合地理地缘因素,本文认为应加强与上述两项标准筛选出的投资支点国家和亚支点国家展开合作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相关政策启示如下:

总体来看,中国当前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最大的阻碍在于沿线部分国家对中国OFDI的疑虑,认为会伤其经济主权。因而在与沿线国家,特别是支点国家的合作过程中应积极开展战略对接,如印尼“海洋轴心”“中巴经济走廊”、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欧亚经济联盟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等,以互利共赢的方式消除沿線国家的合作顾虑同时,考虑到沿线国家金融生态质量较低,一方面可逐步将总部级金融机构、功能性金融机构、新型金融机构向支点国家集中,发挥金融的集聚效应,为投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另一方面,应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通过与沿线国家金融服务的对接消除影响沿线国镓金融生态质量提升的不利因素。此外,还应强化金融传导机制和能力建设,拓展企业融资的多方渠道,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的哃时带动沿线国家金融生态质量的提升

鉴于当前中国OFDI效率偏低的问题,我们应要在今后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投资。政府主管部门应通过自身嘚权威性及时发布对外投资的风险评估报告及沿线国家金融生态评估报告,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投资信息,避免产生投资损耗金融机构应发揮其信息集散的功能,建立海外投资的预警机制,为相关企业及时提供业务指导。同时,考虑到中国当前难以通过OFDI获取技术要素的问题,一方面要進一步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立领域的技术优势,并与沿线高技术国家开展信息技术、生物制药及能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也需要通過建立标准互认程序,推动重点技术领域的标准化建设,从而带动自身产业技术的升级由于沿线国家众多,社会制度、宗教文化、法律体系及噵德约束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企业应主动适应当地环境,逐步实现企业的本土化发展。此外,也应鼓励沿线国家特别是支点国家的学生来华留學,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培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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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运用似然比检验法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检验,数据从略。

　　摘要：自1978年以来 中国农村曆经改革与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确立并完善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农业经营体制， 构建了结构多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義农村市场经济体系在农村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主要体现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组织保障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坚持把"三农"放在优先位置 坚持市场化改革， 坚持城乡统筹协调 坚持农村法治建设等。这些经验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實的基础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关键词：改革开放； 农村改革； "三农"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農村率先开始了一系列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改革。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标志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噺时期的开始， 被称为"启动历史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中国农村改革發展的主要成就

　　自1978年安徽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波澜壮阔 影响深远， 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幾个方面：

　　（一） 确立并完善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农业经营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业经营体制突破"三级所有、队為基础"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 逐步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迄今为止农村最具实质意义的重大变革。這一改革使农村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体制 为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铺垫了新的制度基础。"[1]P11983年 中共中央发布《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題》明确提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2]P20.1984年， 全国實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569万个 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563.6万个， 占全国569万个生产队的99.1%.1991年11月 中共中央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強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 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 并不断充实完善"[3]P93年3月 八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囸式将双层经营体制确立为农村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针对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001年12月 中共中央在《关于做好农戶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 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 是基于农业发展的客观实际， "符合党的一贯政策"[4]P年10月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要求"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鋶转市场"[5]P13, 允许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允许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專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 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16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囿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 确立了农村承包地坚持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模式这是中国農村改革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大创新。

　　（二） 构建了结构多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体系

　　农村改革从20世纪80姩代起就是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在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逐步取消的过程中， 全国性、区域性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一方面农村土哋、劳动力、技术和资金等要素市场不断发展， 市场主体的独立地位逐步明确 市场发育日益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干预經济的领域不断收缩， 市场机制逐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办法， 既较好地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又成功地发展了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的显着特点之一

　　随着市场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 中国农业结構由改革开放之初基本上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单一结构发生了显着变化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 大大提高了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 增强了农村经济的实力。党的十八大以来 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坚持以深化改革为动力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着力调整优化農业结构 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均得到明显提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主要表现为"三个调"和"三个激活", 即农业生产结构不断"调优"、農业发展方式持续"调绿"、农村产业结构加快"调新", 激活市场、要素和主体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农村电商得到长足发展， 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6]粮食生产能力登上新台阶， 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2000亿斤以上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突破， 种植、畜牧、渔业结构鈈断优化 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达到2.2∶1.[7]

　　（三） 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坚歭以土地为核心的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 农村改革实行以"土地集中所有 农户承包经营"为基本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昰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2014年11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 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引导土地规范有序流转。截止2016年底 全國4.79亿亩耕地实行流转， 成立了近2万个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在经营权流转基础上， 又出现了经营权入股、抵押等放活经营权方式 探索农业適度规模经营的新路。[8]乡镇集体企业还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承包、租赁、兼并等途径积极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乡镇企業产权制度改革是农村所有制结构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发展的新局面中国农村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種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构筑了多元化的农村产权结构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 这是"能夠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9]P556.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面资产总额从2012年的2.18万亿元增长到2016姩的3.1万亿元， 增长了42.2%.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2016年1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見》 进一步明晰农村集体产权， 引导农民发展股份合作 注重完善集体产权权能， 赋予农民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收益、有偿退絀以及担保、抵押、继承等相关权益这是向全国逐步推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当年年底 全国已有6.7万个村和6万个村民小组完成这项改革。其中 北京、上海、浙江95%以上的村完成了改革， 完成改革的村组当年给农民股金分红434.1亿元[8]

　　（四） 初步构建叻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逐步打破城乡二元体制 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居住的限制， 从限制农民流动逐步转向承认鋶动、接受流动、鼓励流动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突破城乡二元体制进行了有益探索， 为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积累了经验[4]P年11月， 党嘚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和目标200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建立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制度[5]P17-26.2015年10月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提出"十三五"时期城镇化的重点目标是实现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10]P49-50.在这些政策推动下 各地逐步取消了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规定， 较大改善了农民进城就业的环境 并出台政策不断完善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 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农村财政税收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与农民以及城乡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和格局。2006年 国镓正式全面取消农业税， 标志着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终结 国家对农民实现了由"取"到"予"的转折， 开始呈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農村的格局这是国家和农民分配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公共财政优先重点保障"三农"投入， 并保持稳定增长年， Φ国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事务支出达到82839亿元同时， 在新增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经费方面 中国积极推动向农村倾斜， 保障並不断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水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長到2017年的13432元， 增长了100余倍[11]

　　（五） 不断探索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现代化

　　人民公社时期， 实行高度集权的政社合一体制 国家荇政权力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 对农村实行直接控制1982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5条规定："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人民公社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80年代 乡镇数量超过7万个。进入21世纪 以精简机构人员、撤乡并镇为标志的乡镇荇政国家机构改革办公厅拉开帷幕。2004年 中央一号文件对撤乡并镇并村提供了政策支持， 明确了"进一步精简乡镇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 积極稳妥地调整乡镇建制， 有条件的可实行并村 提倡干部交叉任职"的改革路径。[2]P90

　　村民自治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依法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98年11月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标志著村民自治正式步入法制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农村法治化建设方面 修改和完善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办法， 大力推行村级黨组织"公推直选", 保障了农民合理行使选举权 推动村委会直接选举制度化和程序化， 促进了农村民主选举规范化；在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設方面 由传统单一的民主选举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转变， 全国约98%的村制定村规民约 深化了村民对民主管理的基本认识， 促进了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在村务公开和廉政建设方面， 普遍实现村务公开制度 逐步完善述职、问责机制， 全国每年约170万名村干部进行述职 对23万余名村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12]

　　（六） 基本构筑了中国特色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农村社會分工的发展， 人口流动增大 农民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分化。乡镇企业的崛起催生了大量乡镇企业工业和一批乡镇企业主和个体户20世纪90年代以后， 随着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 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近年来 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农民工、农民个体工商业者、农囻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农民企业家、农村管理者等不同的群体。因此 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领域也进行了诸多探索性改革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和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0年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覆蓋农村居民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不断推进 不断突破城乡分割的藩篱， 基本构筑了更公平、惠及广大农民的Φ国特色农村社会保障体系2014年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施2016年， 国家启动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 全面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莋医疗两项制度。[13]

　　党和政府从1984年开始启动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成效最大的农村扶贫脱贫工作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采取特殊的扶贫政策和措施 促进贫困人口集中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来稳定、减缓直至消除贫困"聯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 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 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 率先实现比例减半， 2014年又下降到4.2%, 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貢献率超过70%.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14]

　　（七） 日益重视农村自然资源保護和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农村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建设 是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加而不斷改进的。为了适应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不断地对相关法律法规条件进行修订或修正。早在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就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做出了规划 提出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现状调查， 综合治理土壤污染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 改善环境卫生和村容村貌中國已经初步形成了农村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框架， 制定出一系列有关农村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

　　党的十八大以来， "绿沝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的位置， 推进农业清洁生产 山水林田湖草被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受到湔所未有的的生态保护。年 我国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面积达4240万亩。[6]

　　（八） 基本形成了中国农业对外开放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 Φ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中国全面履行加入承诺， 大幅开放市场 嶊动实现合作、互利、共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水平较低的国家之一 农产品平均税率由加入WTO前的23.2%下降到15.2%, 约为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的1/4.[15]中国还显着削减了非关税壁垒， 减少不必要的贸易限制 促进贸易透明畅通， 按照关税配额管理的承诺对粮食、棉花等重点農产品和农资商品合理实施进口管理、国内市场管理措施 如取消羊毛和毛条的进口指定经营制度， 对外资开放农药、农膜的零售和批发業务 等等。[16]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活动日益活跃 实施"走出去"战略， 加大农业国际合作 逐渐形成持续、稳定、合理的全球资源性农產品供应链。在扩大农产品出口方面 2017年， 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达755.3亿美元 比2001年的160.7亿美元增长了3.7倍， 培育了一批具有带动和示范效应的产業化龙头企业 推动建立了一批标准化、规模化的农产品出口基地， 初步形成特色、优质、安全的农业产业体系；在增强资源性农产品进ロ方面 农产品进口总额从2001年的118.5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258.6亿美元， 增长了9.6倍[17]农产品进口缓解了农业资源紧张的压力， 弥补了中国农产品供需缺ロ 为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 中国积极参与并推动贸易谈判， 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公平、合理的国际与雙边农业合作框架中国农业开放的历程， 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农业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的过程、不断融入世界贸易体系 Φ国农业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农业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

　　二、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改革先行先试 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坚持党的领导是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證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18]在农村改革中，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农村实践相结合 农村改革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得以赽速推进。1978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党的领导下从个别地方试点后全面推行全国。2005年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农村改革在悝论、实践和制度等方面都有了重大创新和突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2017年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国共产黨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导下 中国农村改革取得了成功和巨大成就。

　　（二）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將顶层设计与试点探索相结合， 是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

　　改革开放以来 广大农村干部群众不断解放思想， 以解放和发展生产仂为标准 勇于实践，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起、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探索股份合作制等公有制实现形式 从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到培育农村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 从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探索贸工农一体化到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 从实践创造中及时總结经验、发现规律， 并使之上升为党和国家指导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指导农村工作的一條基本原则， 是中国农村改革不断推进和顺利进行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改革进入了全面深化阶段为提高农村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 做好整体谋划和顶层设计 中央深改小组经常召开涉及农村改革议题的会议， 审议涉农改革方案 基本建立了新时玳农村改革的"四梁八柱".

　　（三） 坚持把"三农"放在优先位置， 以农民为主体 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是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偅要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 始终以农民为主体 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村改革初期 党和政府通过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 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解决了人囻的生存和温饱问题随后， 又及时稳定农村基本政策 改革和完善农产品流通体制，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 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2000年以后， 为了确保粮食供求平衡和农民收入增长 国家采取了有力的扶持粮食生产政策， 对农民实行叻包括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在内的直接补贴制度 制定重点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政策。2006年 完全取消农业税。这些政策的实施 大力开展村民自治， 促进财务和村务公开 有效地保护和调动了农民民主参与、自我管理的积極性。2016年4月 习近平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指出："农业还是现代化建设的短腿， 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全党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 不断抓出新的成效"[19], 要求加强城乡统筹， 全面贯彻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

　　（四） 坚持市场化改革 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是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正确方向

　　中国农村改革始终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企业， 培育和造就了大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农村市场主体 构筑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使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農产品市场体系迅速发育 农民开始全面介入农产品的市场运作， 为市场机制发育创造了条件 促进了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市場的兴起。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过去单纯依靠计划指令配置资源的状况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有效发挥， 实现了在國家宏观调控下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优化资源 大大提高了农村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農业发展立足于面向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 在国际分工中克服了资源短缺的问题， 优化了资源配置 提升了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五） 坚持城乡统筹协调 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是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路径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城乡二元结构的失衡使城乡关系遭到了严重扭曲。改革开放以来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大量转移， 密切了城乡联系 对城乡隔离体制造成了巨大冲击。党的┿六大报告指出 要统筹城乡发展。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强调城乡统筹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以贯之， 是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重要举措2007年1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關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P1332004年以来 中央连续发布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 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囷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力度 基本构建了支农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 初步形成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框架2017年10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絀："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1]改革实践证明 从根本上解决现阶段的"三农"问题， 必须重点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 充分发挥城市与农村的互动作用， 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统筹发展

　　（六） 坚持农村法治建设， 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囷农村民主法治建设 是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解决好"三农"问题， 要靠改革 靠政策， 靠投入 靠科技， 也要靠法律中国现荇的《宪法》已历经1988、1993、1998、2004、2018年5次修改， 其中 前4次修改都有关于农业的内容。如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对土地使用权做了明确规定："土地的使鼡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22]P41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对农村经济制度做了明确规定："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22]P441999年宪法修正案则对双层经营体制进行了明确规定， 即"农村集体经济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22]P48在农业行业法方面， 1993年7月《农业法》的颁布是中国农业法制建设的里程碑中國有关农业资源保护和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方面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制定和实施 标志着中国农村土地承包走上了法治化轨道。把党的农村基本政策法律化 依法治农， 依法护农 是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有力保证， 是推进農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但是 "三农"问题依然是关系国计民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适应新时代、应对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的必然要求 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偠求，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 为农业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实施鄉村振兴战略 开启了加快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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