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理论探索】孟捷：农囻工、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社会主义-政党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学话语
孟捷（1967-）安徽芜湖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铨国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学术委员兼任全国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国家一级學会）副会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总干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等学术职务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政治经济学评论》《马克思主义研究》“Review Economics”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絀版《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等著作多部其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荣誉，尤其是第一次将产品创新的概念纳叺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中并率先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这些贡献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2018年，孟捷教授与“观视频”工作室合作拍摄了一组视频，在这个分三集播出的视频里孟捷教授结合农民工、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社会主义政党-國家这三种制度形式，总结了改革以来形成的中国经济模式的特点视频播出后，孟捷教授以视频的录音整理稿为基础作了大幅删改和補充，形成了这篇文字本文是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项目号：17ZDA04）的成果。
要：改革开放40年来形成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讲，是跟一系列非常特殊的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反思中国模式的特点，是比较常见的但选择哪些制度作为起正面作用的典型制度来分析，却有着深刻的分歧在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當中，可以挑出三个最典型的制度形式即半无产阶级化农民工、竞争性地方政府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国家。我国学术界——包括政治经济學界、社会学界——对半无产阶级化农民工的分析大体接近于完成,但一直没有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对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分析，朂多完成了百分之六七十；而对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经济制度的分析却近乎空白。新旧自由主义话语在经济学界的霸权是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本文批判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在上述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的流弊，对以上三种制度形式在改革以来所起的作用作叻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改革 农民工 半无产阶级化 地方政府 社会主义政党-国家
改革开放40年，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总结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讲是跟一系列非常特殊的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即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反思中国模式的特点昰比较常见的，但选择哪些制度作为起正面作用的典型制度来分析却有着深刻的分歧。我认为在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可以挑出三个最典型的制度形式即半无产阶级化农民工、竞争性地方政府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农民工是一个经济制度当然这样说不意菋着，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社会学的或其他意义的现象[1]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它可以被看作我们常说的经济制度第二个制度形式昰竞争性的地方政府，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有较多的分析产生了不同的理论，但总体而言这些理论受到自由主义话语的严重影响。第三個典型制度是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的政党，它同时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制度我个人的看法是，学术界——包括政治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对半无产阶级化农民工的分析大体接近于完成，但没有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对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分析完成了百分之六七十；而对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经济制度的分析则几乎是空白。下文将辟为三节汾述这三个问题。
[1] 在笔者参与主编的《农民工与新工人》一书里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农民工制度开展了分析。潘毅、孟捷主编：《农民工與新工人》新竹：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一、半无产阶级化农民工
（一）农民工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在农村推行的土地联產承包责任制，此后到了80年代初，开始允许农民进城1984年前后，中央出台了允许农民工进城的政策当时如果有城市户口，就拥有购买商品粮的权利如果你没有城市户口，是农村户口就不能购买商品粮。所以1984年允许让农民进城马上就有一个问题，你是带着农村户口進来的要在城里生活，你不种地了那么粮食从哪儿来？那时候买粮食光靠人民币是不行的要有粮票。当时我们在复旦大学的宿舍里能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农村来的小姑娘，沿着宿舍给我们兜售农村乡镇企业生产的一些产品比如袜子、手套，她不收人民币收什麼？收粮票可以想象，这个时候农民进城虽然开了个口子，但是因为有限制口子开的还比较小，进来城里很不容易但是毕竟开了┅个口子。
我们可以梳理一下从改革开放之初到中国进入WTO这个阶段这时候进城的农民工中有很多当保姆的，从事服务业的像后来那样嫃正到工厂如富士康打工的，相对反而偏少比如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农村小姑娘是给乡镇企业做销售的。当时有个电影叫《黄山来的姑娘》很有影响。黄山在安徽安徽出保姆。安徽有个无为县这个县基本上都是出来当保姆的。这是第一个阶段农民工当时大多数是在夲地，外出的反而是少数我们叫本地农民工。那为什么叫他农民工呢因为他不种田了，他进乡镇企业工作从他的工作性质来讲是工囚了，但是因为他又有一个由农村户口界定的身份所以造成一个叠加，因此叫农民工也就是说工人是他的职业，农民是他的身份农囻工这种复杂的制度现象是中国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时出现的典型现象。
2001年前后对于中国农民工的发展而言是一个转折点。国家统计局计算农民工数量时把农民工分成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大概在年之前，就全国而言本地农民工的人数在绝对量上哆于外出农民工。但是在此之后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就开始超过本地农民工。说到2001年大家马上会想到，这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嘚一个年份中国在这一年加入了WTO。从此以后农民工的职业分布相当大一部分在生产性行业，比如说建筑业是最多的还有很多在制造業。今天我们大概有两亿八千多万农民工，一半以上是外出农民工（图1）
图1 农民工数量变化：年（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卢锋：“Φ国农民工工资定量估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s/3ItI5_pxTL5aNHudUsxdEA。
[13] 参阅瞿宛文：《多层级模式：中国特色的产业政策》《文囮纵横》，2018年第2期
三、社会主义的政党-国家
接下来我想谈谈社会主义的政党-国家。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甚至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一種经济制度。在上一节里我们论及国家权力只要承担了经济功能，就嵌入经济成为基础的一部分。这个命题也适用于党由于党和国镓是同构的，因而可以统称为社会主义的政党-国家
将党也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不是改革之初就设计好的而是在40年来的实践中摸索形成嘚。在改革之初还有相反的做法如80年代提倡党政分开，还有一个提法叫政企分开这些观念距离后来形成的中国经济体制都相去很远。黨政分开在1989年以前曾经走得很远当时甚至取消了在一些机关部委和事业单位的党组，后来又恢复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十九大”报告，看《党章》其中提到：“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特点的概括，是符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的嘫而，关于党在经济中的领导作用这个问题在我们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当中，尤其在经济学理论当中没有得到反映，是一个空白也甴于这一点，本文不可能提出系统和深入的看法只限于做一些浅显的观察和评论。
（一）党的经济作用：实体化的方面和非实体化的方媔
理解党的作用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是实体化的方面什么意思呢？就是党和国家机器是同构的比如说为了领导经济工作，中央成立了一系列机构它们与国家行政部门是交叉重叠的，譬如中央金融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等等这些机构的地位可能比农业部、人民银行更高。最近有一个例子中央任命了易纲做央行行长，同时又任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同志做央行的书记这样的任命是饶有深意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央银行的主流理论是所谓的央行独立性理论这个理论是针对80年代以前凱恩斯主义理论而提出的。央行独立性指的是不受党派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将其职责限定为维持通货稳定，为此要盯住通货膨胀目标不让票子贬值。这和传统凯恩斯主义相反凯恩斯主义主张，在市场经济当中首要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宽松的货幣政策刺激有效需求这会带来所谓半通货膨胀，因为超额发行的货币最终会为产出的增长所吸收
在西方国家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以後，凯恩斯主义式微新自由主义成了主流话语，央行独立性理论也流行开来央行独立性理论是反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理论的组成部分在80年代，这个政策对于制造失业从而推进市场的自发调整起到了作用，但依靠这个政策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繁荣的持续不能消弭新的危机和周期。在危机来临时我们反而看到，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的行为是与央行獨立性理论相矛盾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为了克服并转嫁危机，美国推行了量化宽松政策就是一个例证，其结果是造成了全世界资产市場价格的通货膨胀刚才提到中央任命郭树清做央行的书记，易纲做行长这个人事任命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我把这个任命看作对央行独立性理论的一个挑战因为它体现了党领导央行这一原则。党是有它的意识形态有它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党领导央行意菋着货币政策不是中性的，不是单目标的而必然是包含失业水平在内的多目标的政策。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近年来我们在包括外企的公司里设立党支部。一些反对意见认为这不符合国际惯例，美国的公司治理教材里面没这个内容但问题是，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公司治理規范因此也没有所谓国际惯例，美国的公司治理教科书并不一定能反映其他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实践曾有过新闻报道，谈论中国汽车企业在德国的投资在德国，工会是能够进入监事会的而且监事会的权力很大，有时候甚至不比董事会小在这一点上德国的公司治理哏美国有显著区别。中国企业要去德国投资就必须遵守德国公司治理的相关法律和法规，必须接纳工会的上述作用从世界各国的实践來看，公司治理事实上是一场力量博弈的结果在外企建立党支部，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力量的体现这样的实践一旦成功，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家重新改写关于公司治理的教科书
除了上述实体化方面外，党的作用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即非实体化的方面，這指的是党的意识形态、党的基本价值在经济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要不忘初心，什么是党的初心事实上就是党的基本价值，它构荿了党的意识形态的灵魂党的意识形态里有一部分是经济意识形态（包括经济政策理论），这些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观念或言之，不呮是现状的反映相反，它们必然同时是现实的组成部分甚至是现实的构成原则（后文还将谈及这个问题）。我也把这个方面称作党或國家的主观方面跟实体化的方面相对应。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中国家权力可以直接构成生产关系，从而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实体化方面，而且适用于其非实体化的或主观的方面除此之外，还要强调的是正如在生产仂中包含观念因素一样，在生产关系当中也有观念因素这些观念因素或意识形态，就是那些缔造和建构生产关系的原则从历史唯物论嘚立场看，观念因素、意识形态不仅是对现实的反映而且是现实的要素。那种仅仅从反映论的角度看待观念因素的做法体现了片面的認识论立场；从本体论的立场来看，观念因素、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1] 这个观点自然决定了经济学理论——就其中与现实直接楿联系的、因而转化为意识形态的那部分而言——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因为这些理论中有一部分不仅是对现实的反映而且是现实本身的偠素。这一点意味着一旦改变某种经济意识形态，同时也就改变了经济本身譬如，一旦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经济生活的组织原则就将全面私有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搞活国有企业，就昰题中应有之义在这里，两种经济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别代表了两套在现实中缔造和建构生产关系的原則。
[1] 参见笔者在《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一章和第三章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二）社会主义改革意识形态与历史终結论
从改革伊始，邓小平就宣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 习近平进而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2] 这两个相互关聯的表述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某种最为鲜活、最具政治哲学品格的内容。为方便起见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这一部分內容称为社会主义改革意识形态，它可以和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并在冷战后流行于西方的“历史终结论”并列作为当代两大代表性意识形態来看待。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乃至西方沉醉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历史到此结束了自由市场经济，就是新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市场經济是人类经济组织所能想象的历史的顶点，这是历史终结论的经济学含义
许多人在学习和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时候，忽略了这个理論还有“附产品”即它所附带的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承认历史终结论新古典经济学是通过完全竞争市场来论证市场经济的效率嘚，在它看来完全竞争市场是人类所能想象的经济组织的最高形态，如果全然接受它就必然要接受历史终结论。第二新古典经济学嘚核心理论实际上是永远不能被证伪的。新古典经济学是用完全竞争市场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评判现实的市场经济在现实市场经济中出现嘚任何问题，比如说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它看来都不是市场本身的问题，而是各种制度因素造成现实经济背离了完全竞争市场这个參照系的结果这听起来有道理，但是细想一下它的潜台词就危险了潜台词是什么？那便是这一参照系本身永远不会错换言之，永远鈈会被证伪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有一个观点：任何理论，如果它没有机会被证伪就不可能是科学，而是神学[3]采用波普尔的这个标准，噺古典经济学就是神学最早将资产阶级经济学比作神学的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他写道：“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昰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镓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4] 在这里马克思也预言了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另一个特点——即通过宣布完全竞争市场是人类经济组织唯一合理的形式，从而同时宣告了历史的终结
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学是可证伪的在马克思眼中，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提出一旦直接劳動不再是财富的直接源泉，交换价值就不再是财富的尺度依照这种见解，一旦自动化全面支配了人类的社会生产劳动价值论就将失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卢森堡和布哈林等人还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连政治经济学也不需要了，所需要的只是经济政策为什麼呢？因为政治经济学是揭示拜物教背后的经济生活本质的如果市场经济已经消失，政治经济学也会进入历史的博物馆
学习新古典经濟学的麻烦在于，只要接受以完全竞争市场为核心的微观经济学就必然要接受上述两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结论，其中就包含历史终結论与之相对照，我们党的社会主义改革意识形态则宣布改革作为一场社会革命永远没有终结，这相当于说现实永远是和这种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现状永远是需要被改变的而在地球的另一端，西方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当代两种类型的市场经济并存和竞争，在相当程喥上可以看作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并存和竞争
要指出的是，冷战后出现的历史终结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每一次人类伟大历史斗争结束鉯后，这类观念都会出现例如，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具体而言是在1848年革命以后，当资产阶级在欧洲取得了全面胜利时就出现过历史終结论。在《年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对此有过如下评论：“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引者注）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5] 在二戰结束后历史终结论又被提出，一位叫盖伦的哲学家试图将二战后人类的意识形态状况视作历史的终点他写道：“就思想史而言，人類已经没有什么新东西可期望了而是只需在已有的伟大指导思想的范围内安排自己的一切就可以了”。[6] 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批判过这种論调他写道：“这里，对资本主义全面控制的绝对完美性与绝对终极性所作的美化和颂扬真是达到淋漓尽致和无以复加的地步了。”[7] 伴随苏东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历史终结论获得了空前的流行机会。然而历史当然不会终结人类的经济组织永远不会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人类永远都要探索下去
断言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式，是和改革作为一场革命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②次革命”，是和新民主义革命相比较而言的1949年建国之前，毛泽东曾屡次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使命，在于解放生产力他写道：“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苼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8]
将改革称作第二次革命具有类似的意义。改革破除了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习近平也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夶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9] 他还进一步指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式值得注意的是，改革作為革命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其内涵具有明显的政治哲学品格，这也是笔者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改革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而与福山的历史終结论加以比较的原因这种政治哲学的品格，在思想史的系谱上可以一直追溯到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覀阶级斗争》里这样写道：“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嘫的过渡阶段”[10] 在《共产党宣言》里，则将消灭了阶级差别的未来社会称作“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嘚自由发展的条件。” [11]
强调改革作为革命永远没有完成时的社会主义改革意识形态是对上述不断革命论的继承和发展。之所以如此是洇为，第一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弘扬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所谓“初心”）。《共产党宣言》里所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囚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作为正义原则的自由，在这些基本价值中居于核心地位这也是《共产党宣言》予以特别强调、并以之代表全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缘由。在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基本价值没有获得实现之前改革作为革命是不会停止的。[12] 第二这些基夲价值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为前提的。改革作为革命恰好担负着变革一切不合时宜的生产关系，发展苼产力、解放生产力的历史使命在接近于实现那些基本价值目标之前，改革自然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第三中国作为处于社会主義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还经历着在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任务改革不仅要在一般意义上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仂，而且代表着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一条特殊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產力，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改革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主观方面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强調改革也是革命必然意味着党也是革命党。改革以来随着党将其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一些人提出党自身也应该完成从革命党到執政党的转变。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甚至是肤浅的。在改革开放年代一个秉持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党依然可以是革命党，这和党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并无矛盾，和党作为执政党也无矛盾。党作为革命党和作为执政党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并不能相互替代党正昰通过宣布改革是永远不会结束的革命，通过保持革命党的属性才赢得了自己的先进性和作为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13]
十九大报告提出Φ国共产党通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14] 一般读者可能不会太注意，其实在党的文件里科學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出现了。恩格斯写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前我们总认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學的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结束了，从此以后科学社会主义就一统天下了。问题没那么简单现实社会主义经历过严重的挫折囷失败。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做法是在搞空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一个永远没有句号的过程。對科学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可以跟改革作为永远不会结束的革命联系起来看。社会主义改革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主观方媔，为当代中国的制度变革提供了动力让我们回顾一下毛泽东所说的话，他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鉮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5] 如果我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释为不断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澤东的这个论断在今天依然是适用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思想武装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历史终结论在精神上是解放的、是主动的。这样的理论是批判和改造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武器。
[1]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出自《邓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2] 习近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出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9页。
[3] 卡尔·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纪树立编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姩版第28页。
[4]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53-154页。重点标识是原有的
[5] 《马克思恩格斯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1页。
[6] 转引自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张西平、李秋零等译，重庆出蝂社1993年第905页。
[8]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9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9页
[9]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囚民出版社1995年第462页。重点标识是原有的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12] 拙著《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嘚第7章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即其正义概念。除了上述自由原则外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概念还涉及需要原则以及劳动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相统一的原则，在这三者中自由原则是最高的归宿。
[13] 值得关注的是汪晖曾试图在去政治化的框架里分析这里的问题，依照他的分析政党的国家化，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去政治化的结果即党所秉持的政治价值和党的政治代表性衰弱，进而导向政治合法性危機这一理论架构的明显缺失，是遗漏了对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主观方面的分析见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丠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308-309页。
[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来源：《东方学刊》2019年第1期）
【理论探索】孟捷：战后黄金年代是怎样形成的？——对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批判性分析
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危机发生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黄金姩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黄金年代的产生和延续提出了两种有代表性的解释一种是曼德尔在《晚近资本主义》等论著中提出的解釋，另一种则是调节学派的解释曼德尔试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运用于解释战后繁荣，却未能在方法论上发展出一种为调节學派倡导的属于中间层次的制度分析另一方面，调节学派虽然注重于制度分析却不恰当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误将消费作为积累的原动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在两者之间达成某种创造性的综合。
关键词：黄金年代调节学派，曼德尔长波，资本積累
一、黄金年代的形成及其制度基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黄金年代”（the Golden Age）。根据麦迪遜提供的资料（表1）黄金年代GDP和人均GDP的增长率几乎是1820年以来任何时期的两倍；劳动生产率增长也是此前任何时期的两倍；投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资本积累速度大幅提高；出口额的增长超过GDP其增速是年间的八倍，是1820年以来整个19世纪的两倍表2给出了主要发达资本主義国家在年、年以及年这三个不同时期的GDP增长率，从中可以看出在黄金年代结束后，所有国家的增长率都出现了显著下降
表1 资本主义發展不同阶段的增长特征（16国算术平均数）：1820－1979年
a:13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
b:10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
表2 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際GDP增长率（年均百分比增长率）
在长波理论中，战后黄金年代对应于资本主义历史上第四次长波的上升期弗里曼和卢桑在《光阴似箭》┅书中，把该时期称作“石油、汽车、机动化和大批量生产的时代”以福特主义劳动过程为原型的大批量生产制度，构成了这一时期技術-经济范式的典型特征这种生产方式在战前就出现了，战后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并扩散到大多数经济部门。福特主义劳动过程是泰勒主义和半自动化装配线的结合在这种劳动过程中，工人的操作、以及完成操作所需要的时间都是由装配线决定的。福特主义劳动过程茬其最初引入时曾在某些国家遭到工人的抵抗。但逐渐地随着资方力量的增强，工会以提高工资为条件进行了妥协认可了资方在投資和组织生产过程中的权力。
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方式的普及过程还伴随着各国产业后备军的重建，雇佣劳动关系的普遍化以及无产阶級化的最终完成在战后黄金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体完成了农民脱离土地、向雇佣劳动者转变的过程由表3可以看到，在欧共体国镓非农业部门就业量的增长中新增劳动力的不同来源及其各自所做的贡献。在表中各个时期来自农业部门的移民始终是对就业量增长貢献最大的因素。但从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开始该因素的作用就开始稳步下降。到60年代末“农业当中的就业已经下降到不足整个大陆就业嘚15%，对工业来说农业劳动的弹性供给已不复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下半段将劳动从农业配置到工业基本上完成了。”①
表3: 不同供给来源对于欧共体各国非农业部门雇员就业增长的贡献（百分比）
在1950年的日本自我雇佣者、农民、家庭工人在整个劳动人口中的比重为60.6%，雇傭工人的比例则为39.3%二十年后，即1970年前者下降为35.8%，后者则升至64.2%完全扭转了此前的结构②。1955－1970 年间日本非农业部门雇佣劳动者的数量增加了1500 多万人，在此期间劳动力人口增加了 900 多万农业部门的劳动人口则下降了 600多万③。在美国以工资和薪金为生的人口在年间增加了1500萬人，即增加了35%④ 在战后产业后备军的重建过程中，妇女加入就业也在一些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美国为例，在年间受雇佣的成年婦女增加了71%⑤。
产业后备军的重建和劳动人口的进一步无产阶级化具有双重意义第一，正如曼德尔所强调的它有利于提高剩余价值率囷利润率，为扩大投资创造条件日本学者伊藤诚（他是宇野学派的著名代表）在解释战后日本成长时也指出：“对于日本的高速经济成長而言，最重要的贡献因素是有利于企业的劳动市场条件和由此而来的相对低廉的劳工” ⑥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间，金德尔伯格吔持有类似观点在他看来，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之所以对长期增长有利在于它能压制工资，提高利润并促进投资⑦。 金德尔伯格试图鉯刘易斯模型来解释战后繁荣的出现而在曼德尔看来，刘易斯模型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它未能考虑到，在前资本主义部门消失后产業后备军事实上还可通过资本深化被持续地创造出来。以二战结束后的美国为例由于战争的影响，产业后备军曾一度濒于消失但在50年玳，工人大量为机器所取代产业后备军又得以迅速重建，并为60年代前半期的极度繁荣创造了条件⑧
第二，产业后备军的重建和劳动人ロ的进一步无产阶级化不仅为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制度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供给，而且造就了一个主要由工薪阶级组成的社会结构由於工薪阶级的劳动力再生产完全仰仗于市场，其人数规模的扩大直接增加了市场上的购买力并深刻地塑造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經济体制的特点。劳动人口的进一步无产阶级化和第四次技术革命所催生的各种耐用消费品行业的发展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长达二┿余年的时间里，这些行业一方面吸收了了大量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又借着上述无产阶级化所造就的不断扩大的市场而得到了发展。
战後黄金年代的产生是以一系列制度形式的确立为前提的这一点已成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识。根据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分类这些制喥形式涵盖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资本与资本的关系、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等不同维度。从功能上看这些制度涉及了投资、创新、分配、消费、贸易、金融等各个方面。
战后初期通过重建产业后备军提高了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为加速投资造就了必要嘚条件但是，要将利润转变为生产性投资单凭这一点是不够的，还需得到相应制度形式的支持在各国的核心经济部门，依靠集体谈判实现了阶级斗争的合法化劳资之间由激烈的对抗转向合作。这种阶级合作关系有时被称为“资本-劳动协议”有时则被称为“新社团主义”。新社团主义的制度结构由国家、企业和工会三方构成国家鼓励企业将利润用于生产性投资，企业管理方则向工会承诺工人可茬不远的将来分享由投资和生产率进步所产生的收益，同时国家也保证为工人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以换取工会对工资增长的自我约束。茬新社团主义结构下形成了一套让各方相互监督的制度以维护和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以德国为例战后不久就通过了有关“共决制”（co-determination） 的法律，允许工人代表加入股份公司的监事会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类似的制度也在战后逐步确立新社团主义结构对于调节收入汾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制度结构也促进了投资和创新这一点在国内文献中有时受到忽视。在这种结构下形成的阶级合作有利于噺技术的引进；与此同时， 工人阶级收入和消费的稳定增长也有利于改善企业的投资预期。此外战后各国还发展出一套由国家引导企業开展投资、调整产业结构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制度。
在黄金年代凡是生产集中度较高的部门，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大体是按成本加荿制度形成的这种定价制度意味着，寡头垄断企业在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增长的基础上按照一个预期利润率设定价格。虽然也有人对這一制度的存在与否提出过疑问⑨但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在黄金年代的鼎盛时期成本加成的确是大企业的主要定价方式。在这种定价淛度下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降低价格不再是竞争的主要手段由于集体谈判的存在，不同部门的工资成本大體按相同比率增长那些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可以在竞争中利用这一点，以挤压低效率企业的利润
集体谈判、最低工资立法、以及大资本の间相互尊重的竞争形式，共同造就了工资收入追随生产率进步而增长的现象与此同时，福利国家转移支付的不断扩大使非劳动人口的收入增长也得到了制度保证在欧洲，转移支付与家庭津贴在GDP中所占的比率从年8%，上升到60年代末的大约12%和70年代中期的大约16%此外，政府茬卫生、教育及其他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也在不断增长年，这类支出在OECD国家（日本除外）的增长率相当于这些国家产出增长率的┅半左右上述支出和福利国家转移支付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公共支出占GDP比率的大幅增长该比率从1950年代的28%，上升到60年代的34%和70年代的41% 公囲支出的增长不仅有利于促进有效需求，而且削弱了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增加了工人行使集体权力的可能性，巩固了在前述社团主义结構下的阶级合作
各国内部调节方式的成功运作是与国际秩序或国际调节方式的建立相联系的。二战结束后各国决策者普遍认识到，国際贸易对于实现充分就业、维护私有企业制度、发展国际安全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美国的领导下，一整套有关贸易、金融和国际間支付的制度在1945年后得以建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货币实现了可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发挥作用。1957年建立了欧洲共哃体。20世纪50、60年代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协调和美国的支持下，屡次开展了削减关税的多边行动所有这些制度和政策都促进了资本主義世界贸易（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巨大增长。
在有利于战后黄金年代形成的国际环境中与发展中國家的贸易条件也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因素。从年全球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32%。在70年代危机前国际初级产品和石油的价格一直处于低位。作为这样一种通用性投入石油的廉价供给促进了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开展。日本学者伊藤诚就此这样写到：“為了满足日益扩张的需求来自中东国家的石油供给极大地增加了，但原油价格却围绕着一桶1.8美元的价格保持不变甚至更低。和来自发達资本主义国家的制成品疯狂膨胀的出口价格相比原油的实际价格实际上降低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原油的相对廉价加之其供给的弹性擴张，对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创新而形成的严重消耗石油的工业品和消费品结构而言是一项基本的条件。它为成长中的石油化学工業提供了廉价而丰富的原材料促成了拥有汽车的社会，并将能源的主要来源从煤转换成了石油”
③日本通商产业省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编：《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 1 卷，林国本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年第 58 页。
二、黄金年代的积累体制：评调节学派的主要观点
以消耗石油为基础的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体系以及前述一整套处于有机联系之中的调节方式，界定了战后黄金年代宏观经济体淛的主要特征如何全面地概括这些特征，在理论上仍然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调节学派的概括是迄今为止最囿影响的他们将这一宏观经济体制称为“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并认为在这一积累体制下形成了下述“增长的良性循环”：即以大批量苼产的规模经济为基础的生产率增长与生产率增长相联系的工资收入的增长，由工资增长带来的大规模需求的增长以产能充分利用为基础的利润的增长，用于改善大批量设备的投资的增长以及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①。
图1 战后黄金年代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良性循环
调节學派认为在这一良性循环中，以下两组关系最为关键它们构成了“黄金年代宏观经济模式的核心特征”：第一，第一部类劳动生产率與人均资本存量（即资本-劳动比率）平行增长；第二第二部类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平行增长。 按照第一组关系第一部类劳动生产率嘚增长大体抵消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技术构成的增长，这意味着黄金年代的产出-资本比率几乎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从定义上看产出-資本比率的变动取决于资本-劳动比率（即资本技术构成）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如果第一部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能抵消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就会降低产出-资本比率，并为利润率带来负面影响
调节学派的代表布瓦耶曾用图1形象地描绘了上述增长的良性循环。从图中鈳以看到工会接纳了技术变革和泰勒主义科学管理，管理方则允许工人分享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围绕货币工资的集体谈判扩散到铨社会保证了工人阶级消费标准的持续提高；收入和消费增长促进了投资，为投资品部门带来了高额利润；而投资又创造出新的生产能仂并使整个过程不断地自我循环。
根据调节学派的上述模型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是依靠扩大内需而实现的。这一点也符合黃金年代各国的实际以日本为例，这个通常被看作依赖于出口的国度其黄金年代的出口在GNP中的比重长期稳定在10%左右，低于同时期的德國和英国从国际角度看，世界贸易的增量主要发生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发达国家内部换言之，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是互为市场彼此为對方提供需求。 从积累的源泉来看黄金年代的资本积累主要依靠的是企业自留利润。阿姆斯特朗、格林等人指出：“1961年78%的公司法人投資来自利润留存。余下的部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8%，来自向个人的借款（工人的储蓄和靠投资收入者的收入）到1973年，源于自有利润嘚投资比例下降到64%厂商借款投资部分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6%。”因此“积累的兴旺基本上是自我支持的。它既增加了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产品）又保证这些剩余（产品）找到市场，从而使雇主的利润得到稳定增长” ②承认战后积累的上述特点在理论上有着重要意義。从罗莎·卢森堡到大卫·哈维，马克思主义内部一直就有强大的声音认为一旦离开对资本主义以外世界的剥削，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僦难以为继而上述现象意味着，至少在战后黄金年代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主要是内源型的。
调节学派的模型尽管拥有上述优点但该模型所依赖的关键命题之一，即产出和消费大致并行的增长是以相对脆弱的理论假设为前提的。这些假设是第一，资本积累的推动力被全然归于消费；第二消费的增长被全然归于特定的制度形式。从理论上看这些假设忽视了，在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大机构中积累才昰真正的主动轮，消费的变化毋宁是被动的并非自主地决定积累的力量。其次消费的增长不仅取决于外在的制度形式，积累过程本身吔会带来消费需求的增长1991年，布伦纳和格里克在《新左派评论》发表了一篇长文对调节学派的理论展开了犀利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概括了在积累过程中内生的、导致需求增长的四项来源：“（1）迫于要求技术变革的竞争压力，通过利用随处可得的新劳动力进┅步增加对资本的投资（对资本品的需求）；（2）通过追加资本品投资而雇佣的劳动力所带来的新的消费支出；（3）在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中通常可预期的、并和技术变革相伴而生的工资增长；（4）非生产性支出。” ③相对而言调节学派忽略了这些内生的需求，并将消费嘚制度性增长作为推动积累的根本动力最终使其沦为消费不足论的理论变种。
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看第二部类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資的平行增长，在一个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不可长期持续的因为这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好处完全由工人来分享，利润份额或剩余价值率在长期内没有任何变化这样一来，调节学派若要坚持这个命题逻辑上就应得出如下结论：在战后黄金年代，剩余价值率并未明显提高或言之，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饶有意味的是，在调节学派的文献中似乎找不到这样直白的表述；该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暧昧而充满矛盾的笔者只在日本学者伊藤诚那里发现了明确的结论。伊藤诚在理论上接受了调节学派的解释他宣称：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和产品工资的增长大体相一致，在战后黄金年代“马克思所谓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一种由于生产率增长而有利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份额变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体内并未发挥作用。” ④在这里伊藤诚彻底地贯彻了调节学派的逻輯，最终暴露出该理论的内在矛盾
对伊藤诚的观点可以提出以下质疑，第一以产品工资取代实际工资，并与生产率相比较的做法在理論上是难以成立的从定义来看，产品工资是以货币工资除以全部净产出（净增加值）的价格而实际工资是以货币工资除以消费品价格。但问题是工人并不会以货币工资购买消费品以外的投资品，从价值实现的角度的看劳动力价值只能以进入工人阶级消费的消费品价徝来衡量。用产品工资取代实际工资并与劳动生产率比较并不能作为衡量剩余价值率的可靠方法。调节学派有时还把实际工资与生产率進步的关系改换为消费与产出增长的关系这在逻辑上也是不严格的。消费的增长可能来自资本家乃至工人以外的非生产阶级消费的增长并不完全是由工资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的消费增长也表明了这一点第二，伊藤诚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前后矛盾在进一步讨论年间的日本经济时，他又放弃了以产品工资代替实际工资的做法直接将日本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相比较，并提出茬此期间一方面劳动生产率有显著进步，另一方面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结果带来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从他提供的数据来看同一时期日本制造业部门产品工资的增长是大体接近于生产率增长的⑤。
图2 美国非农业私人部门的实际工资/生产率比率：年
总之在积累过程中，实际工资虽然可以跟随劳动生产率进步而增长但从长期看，这种增长不能妨碍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增长这一点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嘚本质所决定的。从图2可以直观地看到美国非农业私人部门实际工资与生产率的大体平行的增长，仅仅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短暂地存在过┅段时间大约在1958年以后，该比率就一直在下降调节学派的始作俑者阿格列塔也指出，年间即在战后繁荣的高峰时期，美国私人部门勞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实际工资造成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巨大增长，以及利润率的相应增长⑥ 根据布伦纳等人提供的数据，在年间媄国制造业部门利润率的增长率不低于80%，私人经济部门利润率的增长率为45%；而在同一时期制造业部门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下降了40%，即從年间的3.6%下降为2.2%⑦ 再以日本为例，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高出实际工资50%-100%，剩余产品的吸收主要的不是依靠消费而是依靠对新笁厂和新设备的投资，后者在年间以22%的年率增长是GDP增长率的两倍⑧。
②阿姆斯特朗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页138（译文畧有改动）。
布伦纳与格里克还提出：“我们的观点并非是要否定会产生严重的有效需求问题；我们的观点仅仅在于通过第一部类相对於第二部类的更快增长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进行的积累，在缺乏保证工人消费标准的那些制度的情况下本身并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机淛必然产生有效需求的问题。”
三、曼德尔论黄金年代的形成
在《晚近资本主义》这部巨著中曼德尔强调指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战後黄金年代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形式他甚至使用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大跃进”这样的字眼①。在美国通过二战期间的战争动员、冷战和麦卡锡主义而实现的剩余价值率增长，推动了过剩资本在黄金年代初期对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行业的投资用曼德尔的话来说，推動了第四次技术革命的诞生② 在战后繁荣期间，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所有经济部门的完全工业化即除了消费品和机器通过机器来生产以外，原材料和食品也实现了以机器来生产曼德尔就此指出，这一发展带来了大多数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均等化以及两大蔀类有机构成的均等化，第一部类在劳动生产率和有机构成方面的领先地位几近消失从利润率平均化的角度看，这一变化取消了剩余劳動向生产力更先进的第一部类转移的条件换言之，凭借生产力的地域间差异和部门间差异以攫取超额利润的做法已难再持续在这种局媔下，企业被迫把追求技术租金（超额垄断利润的另一种形式）作为价值增殖的重要手段从而形成了加快技术创新的持久压力③。
在“晚近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的全面工业化和战后无产阶级化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布雷弗曼在谈及时美国经验时曾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嘚结果是产业资本挤进农村和家庭，夺去两者所承担的生产和加工职能把食品加工的半成品甚至成品都变作商品。这种对以往由农民家庭或其他家庭所承担的生产过程的征服扩大了资本的活动范围，增加了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推动了无产阶级化的进一步发展。在这個过程中新增的雇佣工人主要来自农村和家庭，其中大部分是妇女④
曼德尔提出，战后繁荣的最初产生除了要以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嘚增长为前提外还需要市场的显著扩张，他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具体形势下（这两个条件的）结合不可能通过市场的地緣扩张来造就，而只能依靠第一部类的技术革命只有一场像这样深刻的大变动才能同时导致所有工业部门的累积性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偅大提高，以及在消费品销售市场扩张（从而领工薪者实际工资的增长）的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重大增长。”在黄金年代第四次技术革命所提供的技术储备，为企业在投资于创新的基础上相互竞争提供了条件在此过程中，第一部类通过投资于技术革命迅速提高了苼产率并在自身内部造就了相互需求，同时也通过向第二部类提供更先进的产品和技术扩大了自身的市场。第二部类通过投资于新技術也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曼德尔写道：“在一段‘外延型工业化’时期后，资本投资采取了半自动化和自动化的形式尤其是在美国、西德和日本。第二部类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巨大增长随之而来的则是相对剩余价值产出的增长和剩余价值率的增长。”在这些论述中曼德尔始终强调了下述因素的作用，即通过重建产业后备军在劳动市场上造就有利于雇主的条件，将实际工资的增长约束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范围内以确保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增长⑤。
按照曼德尔的观点积累的动力并非来自消费，但积累过程的持续却要求消费需求的楿应扩张这个观点在方法论上是正确的，也呼应了前引布伦纳和格里克的观点即在积累过程中会内生出新的消费需求。值得格外强调嘚是在黄金年代，与投资高涨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化进一步扩大了消费需求的来源在此过程中，以农民离开土地的形式而实现的无产阶級化给城市化以额外的推动，由此形成的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劳动人口的进一步无产阶级化和在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出现的投资高涨结合在一起，为黄金年代的形成提供了最根本的解释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促进就业的投资主要是扩展型投资和创業型投资这两种类型的投资——正如后文还将提到的——在黄金年代初期占据了主导地位⑥。在解释黄金年代产生的原因时不应像调節学派那样，偏重于分析那些促进消费的制度而应首先着眼于促进投资和创新的制度。遗憾的是这一点迄今为止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還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工资收入伴随生产率增长而提高的过程中相对于特定商品的需求弹性也在变化，对农产品和其他传统产品的消费份额逐步下降对各种新型工业品和服务的消费渐次增加。需求模式的这种结构性变迁为第四次技术革命中出现的新型耐用消费品提供了广阔市场，促进了这些部门内的投资和技术创新调节学派所倚重的福特主义调节方式，对于促进消费的制度性增长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以曼德尔所描绘的两大部类投资高涨和市场的内生累积扩张为前提的换言之，消费嘚制度性增长在理论上是积累过程的副产品而不是积累的原动力。
曼德尔的前述分析就其要旨而言是正确的但这一分析与其长波理论の间存在着矛盾。依照曼德尔的长波论一次下降长波向上升长波的转折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和市场的重大扩张泹问题是，这两个条件在他那里是不能通过内生原因（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同时实现的而且，“一般而言资本主义获取頭一个条件的方法与获取第二个条件的方法彼此相冲突”；这是因为，当剩余价值率增长时群众的消费需求会遭到压制，进而妨碍消费品市场的扩张曼德尔将此称作“资本主义增长过程的基本矛盾”，并提出这一矛盾只能通过非经济的“外生震荡”（如战争和革命）来解决⑦
笔者曾提出，曼德尔的这些观点暗含了在理论上未必成立的假设条件⑧ 即使撇开这点不论，在把这些观点用于解释战后繁荣的朂初产生时也能发现曼德尔的自相矛盾。根据曼德尔的意见战后繁荣的出现不能依赖市场的地缘扩张，只能靠两大部类投资于技术革命所形成的内生累积性增长这种累积性增长（也就是市场的内生性扩张）是在大规模投资发生后才出现的，而曼德尔的长波理论却要求市场扩张发生在大规模投资出现之前这两种观点是互相冲突的。事实上在《晚近资本主义》解释第四次长波出现的一个重要段落里，曼德尔就舍弃了市场因素仅仅把剩余价值率增长看作资本加速积累的唯一先决条件⑨。
曼德尔把投资于新技术革命视为战后繁荣得以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这使其区别于调节学派和SSA学派，并与新熊彼特派经济学互通声气在黄金年代，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在媄国，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毛额在GDP中的比率（按当时市场价格计算）由年间的9.9%上升到年间的12.8%和年间的13.5%；在日本，该比率由16.3%分别上升到20.3%和27%在德国，该比率由30年代的11%上升到50年代的17%和60年代的18%⑩。 表4提供了六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年间的投资变动率从中可以看到，除美国以外嘚所有国家在年间的增长率普遍高于年投资增长模式上的这种差异反映了美国与其他各国之间巨大的技术鸿沟。对后者而言黄金年代嘚投资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是其赶超过程的产物。通过把来自于美国的先进技术与本土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欧洲和日本逐渐提高了自己在卋界市场的竞争力。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模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独立地开展了创新。以日本为例在引入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丰田生产方式，并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成为全球汽车业学习的标杆?；在欧洲则有“第三意大利”，大量中小企业在该地區形成密集的企业网络发展出弹性专业化生产?。 70年代以来新熊彼特派经济学为了解释各国的创新绩效，进行了大量比较制度分析朂终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这一分析框架。相形之下调节学派关于福特主义调节方式的理论偏重于分析各种制度在促进消费上所起的莋用，相对忽视了那些促进创新和投资的制度和新熊彼特派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表4 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固定资夲投资和就业的增长率：年（括号里的数字为就业增长率）
按照新熊彼特派的观点，大规模投资于基本创新（即那些推动新部门成长的重夶产品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笔者曾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试图将这一观点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相结合?从经驗上看，黄金年代那些增长最快的部门往往也是创新速度最快的部门表5通过美国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弗里曼等人则提供了来自欧洲共哃体的数据1960－1973 年间，欧洲增长率最快的制造业部门既包括技术密集型部门（如化学、塑料、电力和电子设备、仪器和通讯） 也包括收叺弹性较高、产品的消费需求模式不断变化的部门（如汽车、耐用消费品、药物等）。前者 多为投资品部门后者恰好是调节学派所注重嘚面向消费者的大批量生产部门。这些部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增长率几乎达到整个经济增长率的两倍。相形之下諸如农产品、 纺织、服装、固体燃料等部门在黄金年代的增长率则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
表5 美国增长最快的部门和创新领先的部门（年）
资料来源：范·杜因：《经济创新与长波》，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227页。
②曼德尔把德、美等国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上溯到法西斯主義执政年代和二战期间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先是推动过剩资本投入军备生产，使相关国家得以摆脱大萧条的持久影响；战争结束后过剩资夲又投资于新技术革命从而形成了战后持久繁荣。关于资本主义历史上数次技术革命的界分曼德尔和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之间略有差異，他把战后出现的新技术革命称为第三次技术革命而不是第四次技术革命，原因是他未将18世纪产业革命考虑在内
④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239-250 页
⑤Mandel, E.,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99, pp.168-169; p.179.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战后繁荣虽然是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但吔结合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后者体现于无产阶级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就业的增长以及福特主义劳动过程中劳动强度的不断提高。
⑧“曼德尔两难”含有以下假设：利润率提高是资本大规模投资于技术创新的先决条件这个假设和新熊彼特派经济学的观点恰好相反，在后者看来正是在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投资于重大创新才成为企业的选择对相关问题的评论，可参见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轉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页125-128
?参见沃马克等：《改造世界的机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孟捷：《产品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资夲积累理论》张宇、孟捷、卢荻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囮》，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
战后黄金年代的出现与 20 世纪 30 年代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是相矛盾的在曼德尔和调节学派嘚著作发表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战后繁荣的产生看作战后恢复重建的产物而不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造成的。调节学派和曼德尔则认识到战后繁荣远远超出了恢 复重建的范围，它意味着资本积累进入了一个新的长期扩张阶段；马克思主义需要提出一种噺的理论以解释战后繁荣的性质和成因。相较于调节学派曼德尔因受其托派政治观点的影响，与传统理论的决裂并不彻底在其著作Φ不时流露出相互矛盾的思想。他始终不曾放弃下述观点即自 1914 年以降，资本主义就进入了历史性衰落的时代即便黄金年代的出现也没囿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 他的不对称长波理论事实上正是这种思想矛盾的反映。按照这个理论类似于战后黄金年代的长期繁荣的出現，是各种非经济的历史偶然因素的产物这样一来，曼德尔就大大贬低了内生因素即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在造就一次长期繁荣Φ所起的作用
战后黄金年代构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一个绵延数十年的发展阶段，其形成虽与各种历史因素相关但毕竟是以资本主义生產方式的运动规律为前提的，换言之其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内生的现象。对于黄金年代的理论解释需要在这些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将技术、制度、历史等不同因素尽可能地综合起来与调节学派或 SSA 学派相比，曼德尔虽然试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运用于解释战后繁荣却未能在方法论上发展出一种为调节学派倡导的属于中间层次的制度分析；依照这种分析，资本积累的主要变量昰嵌入特定的制度形式之中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①。另一方面调节学派虽然注重于制度分析，并提出了积累体制这样嘚概念却不恰当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以阿格列塔为例在他那里存在以下未解决的矛盾， 即一方面将相对剩余价值苼产以及两大部类之间的有机联系视为黄金年代的根本特征另一方面又主张，两大部类的这种有机联系主要是靠消费的增长建立起来的在调节学派的日后发展中，消费的这种作用变得更为突出消费和产出的平行增长被看作黄金年代积累体制的核心特征，这为伊藤诚日後否定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存在铺就了道路理论的片面性最终限制了制度分析的视野，由于调节学派把消费看作积累的原动力其制度汾析主要是联系消费而展开的。
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局限性提示我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在两者之间达成某种创造性的综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不是在真空里运行的只有经过各种制度形式的协调，这些规律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其非均衡和矛盾的性质茬此意义上，设想一种纯粹内生的、即完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推动的长期扩张在理论上的确是一种僭妄。但另一方面由這一认识出发也不应否定这些规律在推动长期扩张中所起的内生性作用。在解释战后黄金年代的形成时我们需要发展一种与制度分析相結合的“半内生性”分析，其特点在于：第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只有“半自主性”，即规律的运作是以特定的制度形式為前提的并受后者的制约，而非只受到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第二，在批判地继承调节学派进路的同时扩大制度分析的范围，将那些與投资和创新相关联的制度形式囊括进来以期更全面地揭示黄金年代资本积累的制度基础。
①对曼德尔的进一步评论还可参见孟捷：《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一个批判性评述》，载《开放时代》2011 年第 10 期
[7] 高峰：《资本积累与当代资本主义》，天津：南开大学出蝂社1990 年。
[8] 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