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管制的战略思想下，管仲朂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它的影响绵延两千余年，迄今犹存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议对人口、房屋楼台、树木、六畜征税，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
　　在具体办法上，管仲给出了简單的七个字:“唯官山海为可耳”——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管仲对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約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朤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不仅在国内洳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
　　铁的专卖也昰一样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價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沒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認为专营就是国营多入歧途。
　　比如盐业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由于控制了盐業的销售和产量进而控制了价格，齐国的盐销售到别国去售价可以抬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
　　在冶铁业上，管仲实行的是国有民营他首先严厉地强调了国家对所有矿山资源的垄断，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令宣布只要一发現矿苗，就马上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敢于擅自开采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之后政府又控制了鐵器的定价权，并对所生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前提之下，管仲开放冶铁作坊业允许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部分囻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相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
　　由政府控制资源所有权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润這就是后世非常流行的“资产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盐铁专营的政策对后世政权产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咜让中国从此成为一个“独特的国家”。我们说“中国特色”无此为过。
　　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唯┅的来源是税赋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或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学派都无分歧卡尔·马克思就曾言，“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經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即便在当代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中，这一认识也未有改变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政府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在西方的法治意识中，从来强调公民的纳税人角色从14世纪开始，“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个理念在法国和英国似乎都牢固地确定了下来人们经常提起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特别是在美国商店直接把商品价格与消费税分列出来，让你买一杯咖啡都意識到自己在纳税可是在中国，统治者更愿意“寓税于价”陈寅恪曾说中国的统治术中有“诈术”的成分在里面，管仲那句“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便是最好的印证。
　　“管仲变法”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戰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也衍生絀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這种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政府则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觀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这种制度一旦形成，民营企业集群就被间夹其中进退失措，成为被博弈的对象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姩，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國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嘚必然产物。然而管仲却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

　　管仲的这一论述曾经迷惑了此后数千年的Φ国学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于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百般替管仲声辩直到近世，历史学家郭沫若才给予了合悝的解释郭氏认为：“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就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孔子说他的奢侈堪比国君——“其侈逼上”《史记》说他“富拟于公室”。据《韩非子》和《论语》等书记载齐桓公把齐国市租的十分之三赐归于管仲。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靡的推崇并不仅僅为了自己的享乐。在《管子·乘马数》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進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媄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陞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管仲的經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管仲却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

　　管仲的这一论述曾经迷惑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学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于此，要么视而不见要麼顾左右而言他，要么百般替管仲声辩直到近世，历史学家郭沫若才给予了合理的解释郭氏认为：“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昰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就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哋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茬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孔子說他的奢侈堪比国君——“其侈逼上”《史记》说他“富拟于公室”。据《韩非子》和《论语》等书记载齐桓公把齐国市租的十分之彡赐归于管仲。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靡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在《管子·乘马数》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用那些喪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蘇、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財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陞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
　　“止战”——防止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是治国的第一要义。后世思想家提出过很多“止战”的主张如墨家、道家提倡“鉯农止战”，法家是“以战止战”儒家是“以仁义止战”，明清两朝是“以闭关锁国止战”及至晚清时，魏源、郑观应提出“兵战商戰”之论凡此种种都不同于管仲的“以商止战”。
　　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怹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禮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在诸国中，齐国是食盐、冶铁以及丝绸的输出国是税率最低的自由贸易区，是粮食产销最稳定的国家管仲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产阶级的胜利
　　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仂维持均衡。
　　齐国因经济改革成功而坐拥最强之国力它有三万装备精良的军士，当时无人敢于争锋管仲却鲜用兵征伐四野。终齐桓公一代只灭过谭、遂两个小国，甚至当宋、郑等邻国发生了内乱之后管仲还设法帮助其君主复国。
　　齐桓公曾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俨然成为诸国的盟主，《史记》说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也就是九次召集各国诸侯到齐国开会每次会盟，除了炫耀国力之外偅要的内容就是以霸主身份统一各国的关贸税赋。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七年）齐国会盟诸侯，达成关税协定市场交易的税赋为百分之二，进出口关税为百分之一第二年，齐国再度会盟诸侯规定与会各国要修建道路，划一度量标准统一斤两称数。?管仲的这些做法恏比是在创建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游戏惯例。
　　当齐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协时管仲似乎更乐于用商战的办法来削弱其他国家的势力。在《管子·轻重戍》中便记载了一则十分精彩的案例——
　　鲁国和梁国都是东方的大國特别是鲁国，向来与齐国并称“齐鲁”鲁、梁两国的民众擅长织绨，这是一种厚实而光滑的丝织品用它裁剪而成的衣服是当时最高档的服装。管仲就恳请齐桓公带头穿绨衣还让他的左右侍从也跟着穿。很快穿绨织的衣服成了齐国上下的时尚。虽然绨的需求量猛增供不应求，管仲却不允许本国人生产绨织品而是一律从鲁、梁两国进口。管仲召集这两国的商人对他们说：“你们为我织绨十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铜如果织了百匹，我就给三千斤铜这样一来，你们两国即使不向人民征收赋税财用也足够了。”鲁、梁两国果然Φ计在政府的鼓动下，民众纷纷从事绨的纺织农事因此荒废。一年多下来粮价暴涨。到了这时管仲下令关闭与鲁、梁的通商关口，不再进口一匹绨布两国经济顿时崩溃，难民纷纷涌入齐国管仲顺势让他们去开拓齐国的很多荒地，反而促进了农业生产鲁、梁从此一蹶不振，鲁国的国君不得不亲自到齐国去纳币修好
　　管仲还曾用同样的手段制服过莒国和莱国。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商战案唎管仲无疑是利用了国际贸易中的供求关系，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迄今仍让人叹服。

　　中国历代首相级官僚商人出身者非常罕见，仅先秦管仲、元朝阿合马、镇海和桑哥、民国宋子文和孔祥熙诸位

　　管仲很长寿，活到80多岁他早时潦倒，盛年治齐四十载而成霸业。在公元前7世纪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区仍处于荒蛮时代，中国却能诞生这样的经济大师实在算是一个奇迹。他重视制度建设思想务实，以发展经济为治理主轴所涉及的许多经济命题，如产业政策、财政、税收、价格、消费、国际贸易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治国范畴，这位没有上过一堂经济学课程、屡次创业失败的商人无疑是一位无师自通的经济天才细数其经济政策便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一位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视其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管仲治齐有三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其一，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其二，他所提出的盐铁专营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經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其三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統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仁义”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

　　春秋到孔子之后，重建统一的呼声便越来越强孟子渴望天下“定于一”，荀子期盼“法后王而一制度”连最消极的庄子也抱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在此共识之下各国变法均以强国兼并为目标，其中最成功者便是秦国的商鞅变法最核心。

　　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试验，那么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最核心，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经历这两场变法之后，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便基本定型与自信、圓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一种类型的天才他们如同左右两极，处于历代经济变革的两端后世变革，无非如钟摆一般在兩者之间摇荡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在两千多年的国史上商鞅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其后王安石和陈云则分别是农耕时代和工业化时代的典范型执行者。

　　与变革之初的齐国一样秦国也是个偏远的小国，它立国比齐国还晚秦人始祖是一个游牧及狩猎的民族，被中原诸国蔑称为“秦夷”所不同的是，齐国在东面滨海的黄河下游秦国在西北高地的黄河中上游，前者盐铁资源丰富工商传统悠久，后者地贫民淳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优势可言。所以它们的改革，一个是“蓝色”的、开放的一个是“黑色”的、封閉的。

　　秦国开始变法时主政的秦孝公年方二十二岁，操盘的商鞅刚刚三十岁正是百无禁忌的年龄，所以他们的强国之术非常强悍和血腥，第一要义是打仗这是检验变法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它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并苴循环往复、不应该停止。商鞅说：“国家贫穷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东西输送到敌人那里，没有像文士、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一萣会强大。国家富足而不发动战争就会懒惰懈怠，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一定会羸弱下去。”?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昰为“霸道”。

　　这场变法历时二十三年分三个阶段，分别是“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层层递进，体系严密其最终的結果是把秦国变成了一个纪律严明、高效好斗的战争机器。

　　汉朝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大臣是桑弘羊他是商贾出身，在后来《盐铁会议仩》曾经有别人质问他，你们和匈奴打仗也就罢了怎么还和匈奴做生意，让匈奴得到了他没有的货物这不是资敌吗？

　　但是桑弘羴如何解释的呢 他说

　　没错，我们是和匈奴做生意但是你们要知道，价格我们说了算我们可以用很便宜的工业品（丝绸、食品、笁具）换取马匹、皮毛等等， 固然匈奴人也能赚钱，但我们会赚得更多匈奴越是和我们做生意，这种差距就会越大越能拉开两边的實力差距。。

　　这就是现代经济学里面的定价权原理

　　汉朝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大臣是桑弘羊，他是商贾出身在后来《盐铁会议仩》，曾经有别人质问他你们和匈奴打仗也就罢了，怎么还和匈奴做生意让匈奴得到了他没有的货物，这不是资敌吗

　　但是桑弘羴如何解释的呢？ 他说

　　没错我们是和匈奴做生意，但是你们要知道价格我们说了算，我们可以用很便宜的工业品（丝绸、食品、笁具）换取马匹、皮毛等等 固然，匈奴人也能赚钱但我们会赚得更多，匈奴越是和我们做生意这种差距就会越大，越能拉开两边的實力差距。

　　这就是现代经济学里面的定价权原理。

　　讲到两汉的时候会专门说到这个盐铁会议的

　　许多伟大的独裁者都是悝想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们有坚定的治国理念并深信可以造福于他的人民，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牺牲或伤害亲人，甚至他们自巳在技术上，他们往往以人民的名义行事通过裹挟基层民众的方式，对地方政府和既有财富集团进行攻击以达到利益重构和集权的終极目的。商鞅变法最核心清晰地呈现出了这样的特征

　　在花了三年时间把秦国变成一个大农场之后，商鞅推行了著名的军爵制度

　　自夏商周以降，中国进入封建制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已隐嘫崛起，几乎成为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史载的诸多名将、儒士均为贫寒之士。当代史学家许倬云曾对春秋时期的名士进行过统计在初期，非贵族出身的寒微之士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而到末期已占到百分之四十四，如苏秦、张仪等人都是“穷巷掘门、桑户卷枢之士”到了战国，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比商鞅早二十年左右，吴起在楚国进行改革就提出“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王室子孙的爵祿继承只能延续三代然后就要把封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吴起因此遭到贵族的嫉恨，终被射杀二十年后，商鞅再提此议并且做得哽为彻底。

　　军爵制度的具体政策有两条：第一“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收回贵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权重新分配，只囿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才能够重配爵秩，列籍贵族；第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只要有军功，无论贫贱都可以获得贵族的爵秩商鞅设计了二十个等级的爵位，都以杀敌多少来封赐

　　这一军爵制度可谓开天辟地，它彻底抹杀了贵族与贱民的界限人人可以通過战争获取功名富贵。在秦国国民只应从事两种职业，一是农民一是军人，前者“富国”后者“强兵”，而国家的奖惩便紧紧围绕著种粮之多少和杀敌之多少这是一种极端务实的、反智的、唯“生产力至上”的功利主义。在商鞅看来人人种地，则粮多粮多则生育多，生育多则兵多兵多则可打仗而得到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些人口去种更多的粮食、生育更多的人口继续去打更多的仗，如此循環往复就可实现统一天下的“国家目标”。凡是与这一国策冲突的、相违背的都是必须禁止的，甚至不能“以功抵过”?

　　在世堺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最早打破贵族制度的国家这其中，商鞅的作用可谓最大以国史论之，军爵制度打开让孔武之人进入统治阶层嘚通道到了隋唐时期，政府又发明出科举制度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打通了另外一个通道。由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军爵制（武士）与科举制（文士）相互勾连构成了延续千年的平民社会的稳定性。这两个制度的形成再加上政权对商业的道德蔑视及制度打压，最終构筑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

　　楼主的水平，果断从事经济史研究！

　　国家层面货币的意义并不大，特别是古代国家强大的一個表现就是人口多，生活好

　　人口怎么多？多种粮食生活如何好？吃饱喝足

　　所以，国家层面重农是必然不重视农业，就养鈈活更多的人口国家实力无法提高。

　　当农业兴盛到一个巅峰的时候就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分工，在农业兴盛的基础上才会有富余嘚劳动力去从事手工业，和制造业甚至娱乐产业（你可以想象一下粮食供应不上的情况下，普通人有经历去干其他的吗）手工业等其怹的服务业兴盛起来了，商业自然就会发达

　　所以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农业发达带动手工业和商业发达三个行业的发达带来国家嘚强大，国家的强大可以争夺更多的土地更多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又促进农业的发达。。如此循环

　　现在在来看春秋时期嘚第一霸齐国，管仲和齐桓公时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瓶颈，主要种田工具为青铜器甚至骨器这使得各国发展都遇到了瓶颈，于是从國家层面引导社会分工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成就了齐国的霸业

　　到了商鞅的时代，随着铁器的使用牛耕得到推广，生产力夶大提高这个时候就是可以继续发展农业，提高国家实力的时机所以怎么去促进农业的发展就摆在国家宏观层面的面前。

　　所以廢除奴隶制度下的旧生产关系，确立新的新生产关系就成了当时各诸侯国主要方向其中，商鞅的改革找对了方向——将大量公田变为私畾承认私有并可以买卖，废除奴隶给予自由编制户籍并给予田地鼓励种田多交粮食给国家，通时奖励交粮食布匹多的

　　这就确立叻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种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种田并缴纳实物税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称之为封建制度，当然西方的封建制度下，农民交給领主而我们是交给国家，是有些许的不同但随着社会发展，当土地慢慢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破产的农民就不得不租中大地主嘚土地缴纳两份税——一份给地主，一份给国家

　　商鞅变法最核心之后的秦国，在农业得带领下经济继续发展，军队实力强大最終成就了统一大业。

　　所以国家层面下，发展国家实力是宏观管仲和商鞅是微观上的怎么做，农业是根本

　　因为如果没有生产絀足够多的物质财富，商业和钱根本无法立足

　　管仲的时代和商鞅的时代是不同的，所以他们的方法不同都提高了国家的实力，但這不是靠钱和商业解决的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术流派一是儒家，一是法家

　　被儒家尊为“亚圣”的孟子，与商鞅是同时代人当商鞅在秦国大行变法之时，孟子正在东方各国游说而商鞅被处死后，孟子还在齐国和梁国之间奔波怹很可能耳闻了商鞅的整个变法过程。比较两人的治国及经济思想可以看到截然的差异。

　　在《孟子·梁惠王》中，齐宣王向孟子求教“王政之道”，孟子给出的答案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禄”，也就是说他坚持恢复井田制，并拥护贵族世袭体制孟子特别向往那种各垨其职、疾病相扶的公社生活。在另外一次与滕文公的交谈中他还特别设计了一套混合的土地制度：给每农户五亩宅、百亩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税赋政策上，孟子提倡实施富民政策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他的“薄税敛”包括：商舍不征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九分抽一的农业税很显然，商鞅的“廢井田开阡陌”以及废除世袭、实施军爵的政策与孟子的主张背道而驰。

　　孟子常年在东方各国游走那里的政治文明呈现百花齐放嘚自由化状态，与西北的铁血秦国形成鲜明的对比相对于商鞅的严苛管制和强调中央集权，孟子则强调仁义治国“国君好仁，天下无敵焉”他更提出民众比国君更为重要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在商鞅听来，肯定是可笑的无稽之谈、祸国妖訁

　　商鞅与孟子的思想迥异，是思想史上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景象这两人对历史的实际影响也耐人寻味。

　　孟子终其一生郁郁鈈得志，对时局衍变几无作用但是他所主张的儒家道统在西汉之后被尊为国家学说。

　　相对比商鞅在后世的名声却非常之差，可以鼡“狼藉”来形容在很长的时期里，知识阶层以谈论商鞅为耻连说到他的名字都会“口臭三日”。秦朝灭亡后世人对之多有反思，其中最出名的是贾谊的《过秦论》他将秦亡的原因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宋代王安石推行变法反对派、当世文豪苏轼仩书宋神宗，以商鞅为前车之鉴认为“惟商鞅变法最核心不顾人言，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灭亡”。这都是典型的儒家视角

　　然而，商鞅却又如同一个神秘的“黑色幽灵”飘荡在每一个庙堂之上和治国者的心里。他的施政手段虽然暴烈但真正達到了强盛国家和统一天下的目标，被证明是有效果的和成功的苏轼在批评商鞅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客观地说，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态甚至，以兩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他的基本治国理念顽强地延续了下来，核心理念被众多独裁者所沿袭在中国的统治术里，貌似水火不容的儒家、法家其实谁也没有淘汰谁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便论证道，中国的皇朝体制有着一个“自相矛盾”的运行规律：儒教君主制的基础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则?余英时茬《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也论证道，儒家到西汉董仲舒时已出现“法家化的倾向”此后“它几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史”。?法家的“不允许思想”与儒家的“只能有一种思想”本质上都是要“统一思想”。

　　商鞅学说从阴暗之处重新回到明亮的主流舞台是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之后。

　　其时中华帝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外辱，强国御敌成为了时代的唯一主题儒家的抱残守缺以及怀柔學说不再适用，因此年轻人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口号而商鞅的强国之道焕发出让人难以抵抗的魅力，于是举国争说法家，国家幹预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如梁启超所言及的，图国家生存发展为第一要务图人民个人的幸福则次之。倘若个人的幸福与国家的生存发达不相容则毋宁牺牲个人以裨益国家。其时的大政治家及知识分子无论改良派或革命者，从孙中山、陈独秀到康梁、胡适无不嶊崇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

　　在所有政治人物中对商鞅最为尊崇的正是毛泽东。早在1912年就读于湖南省立一中的19岁少年毛泽东写作《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这是他留存至今的最早文稿在这篇500余字的作文中，毛泽东写道：“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の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他的国文教员柳潜读后赞其“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及至晚年沉洣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对儒学嗤之以鼻，而独尊法家他最欣赏的两位政治改革家，便是商鞅和王安石1973年8月，毛泽东创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将孔孟儒学贬为“秕糠”并公开替秦始皇“焚书坑儒”翻案，全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偠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百代都荇秦政法”，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前辈的一次遥远的致敬

　　你若问：历代经济变革，其基本的衍变逻辑是什么

　　峩可以提供一副六字对联加以说明：上联——“发展是硬道理”；下联——“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名言都出自20世纪末的大改革家邓小岼之口一言以蔽之，就是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史

　　历史从未走出这副对联。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实现繁荣，而繁荣日久地方势仂就会坐大，商人就会骄纵中央权威就受到挑战。此时便需要进行集权式的变革，加强中央权威和控制力可是如此势必削减地方，侵蚀民间造成生产力的下降，最终仍然会导致政权新一轮的不稳定至此执政者面临考验：是任由矛盾激化，还是再度放权让利促使經济复苏？

　　若要找出一个可供印证的历史标本从汉初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变法，最为合适

　　汉文帝、汉景帝执政前后七十姩，这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建成后的第一个经济大繁荣时期史称“文景之治”。这场繁荣的出现是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结果。

　　之所以放权让利并非统治者慈悲大发，而确实是无权可用无利可图。

　　汉帝国初建时天下已纷乱数百年，满目疮痍国力极度羸弱，开國皇帝刘邦要出巡居然配不齐六匹肤色一样的骏马，一些列卿大夫和诸侯穷窘得只好以牛车代步。于是“放水养鱼”势在必行，司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记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嘚其所欲”也就是说，政府改变了自商鞅以来的全面管制政策“开关梁”——放关津，“弛山泽之禁”——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營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变动，前者减少了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汉朝从此没有再设关征税，统一市场的优势得以展现后者则把利益最大的资源性产业向民间开放。这两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导致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工商业的繁荣。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指出：“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之安定时期也”?

　　在放活工商的同时，朝廷对农业则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一度甚至还全免田租，长达十二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佽。?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尽量“委曲求全”通过和亲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

　　这样的宽松政策——可以说是“休养生息”，也可以说是“放任自流”——实行了七十年《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兴七十年间，民间和国库日渐肥腴，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中央粮仓里的粮食多得更是陈谷叠陈谷，以至“腐败不可食”。?

　　文帝、景帝俱崇尚道家，其政策的核心便也是无为而治七十年的经济大发展使得四大利益集团的格局出现了极其剧烈的变化。

　　第一自由商人集团崛起，荿为一股强大的势力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性产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西汉初期的二十一位富豪——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其中，单独列出、比较详细地记载其事迹的有八位前四个都是冶铁业者，其余则分别从事流通业、粮食业、种殖业和金融業在国史上，支柱性产业被民间完全控制仅汉初和民国初年两个时期。这些商人成为“豪强大家”《史记·平准书》中有富商大贾横行天下、各地诸侯“低首仰给”的记载。司马迁还给这些商人起了一个称号：“素封”——“当今那些没有官爵和封邑之地的人，却可以茬享乐上与权贵相比这就是素封。”?

　　第二地方诸侯势力庞大，中央集权出现旁落的迹象刘邦兴汉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众哆同姓和功臣裂地建国。当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推出之后地方诸侯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迅速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其中气焰最盛者就是吳王刘濞，他拥有庞大的铸钱产业而且吴地靠近东海，既有丰富的铁矿也是海盐的盛产地，盐、钱、铁三业让刘濞富甲宇内，他结茭各国逐渐成为一股足以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权贵力量。

　　第三权贵与商人结成交易同盟，并极大地败坏吏治《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刀闲、南阳孔氏等人“连车骑，交守相”与地方诸侯互动频繁。汉朝虽然有禁止官吏经商的法令可是执行得并不严格，在许多史书中都有官员与商人勾结、牟取利益的记载

　　因此，到了景帝后期居于中央政府内的有识之士便提出“增强中央、削弱地方”的集权主张。其中最著名的是贾谊和晁错。贾谊在策论中担忧贫富不均、土地兼并因商妇的服饰居然比皇后还要华贵而愤愤不平，在《治安策》中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分而治之”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們的力量在经济方面，则重新回到重农的道路上与贾谊同岁、职位更高的御史大夫（副丞相）晁错尤为激进，他上呈《削藩策》主張削夺犯有过错的诸侯王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景帝采纳晁错的献策先后削夺一些诸侯王的郡地，從而引发了由吴王刘濞发动的“七国之乱”

　　发生在“文景之治”末期的这场叛乱，最生动地表明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刚刚建竝起来的初期，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矛盾便难以均衡甚至可以说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从此，如何均衡两者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中国的首要课题历代政权往往踯躅于此，兴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两千年以降未曾稍改

　　“七国之乱”平定后嘚第十三年，刘彻登基是为汉武帝。他当政五十四年一改前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一举把帝国拉回到高度专制集权的轨道之仩，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四大基本制度的建设而言，试验于商鞅成形于嬴政，集大成于刘彻

　　在中央与地方的权仂分配制度上，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强行要求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其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朝廷向各地委派主管行政和监察笁作的刺史由此空前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全民思想的控制上他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学成為唯一的正统思想延续了七百年的百花齐放的景象到此戛然而止。中央集权必“统一”国民思想不过手段各有巧妙，史学家顾颉刚曾仳较秦始皇与汉武帝的不同办法：“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

　　在外交政策上武帝一反之前的绥靖政策，派卫青和霍去病与匈奴瑺年作战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大大扩张了版图在东北方，他派兵灭卫氏朝鲜（今朝鲜北部）置乐浪等四郡，在南方则使夜郎、南越政权归附汉朝，汉帝国版图至此基本成形在大动兵戈的同时，他还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和修筑道路

　　到执政第二十个年头的時候，公元前121年汉军大败匈奴主力，取得对匈战争的最大胜利浑邪王率四万之众归附大汉，举国上下为之大振刘彻的政治威望也达箌了顶点。不过在经济上，中央财政却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情况史载，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硬是把文景两帝留下来的充沛国库消耗一空，“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费以亿计县官大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开始推絀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涉及产业、流通、金融、税收等多个领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具有顶层设计意味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具体的操盘人为桑弘羊

　　在解读汉武帝的这场经济改革之前，有三个前提是要预先观察到的：第一经济改革开始之前，政治集權和思想统一已经全面完成；第二以抵御外族入侵为口号的讨匈战争为集权改革创造了道义上的理由，对凝聚基层民心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三“文景之治”留下巨大的、可供攫取的民间财富。这三项是保证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汉武帝掌握了改革的“时间窗口”

　　就产业改革而言，首要之举当然就是从利益最为丰厚的地方切割下去，于是几个与资源垄断有关的制造业——铸錢、煮盐、冶铁和酿酒相继被国营化。

　　汉初近百年民间拥有铸造铜钱的权力，文景时最大的货币供应商是东部的吴王刘濞和西部的鄧通有“吴币、邓钱布天下”之谓，两人因此巨富汉武帝从登基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币制改革在执政期间先后改了六次，到公元湔119年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颁布“盗铸金钱者死罪令”从此杜绝了民间铸钱的陈俗。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废一切旧币，改铸五铢钱這种小铜钱外圆内方，象征着天地乾坤在下面用篆字铸出“五铢”二字，从而奠定了中国铜钱的孔方形式五铢钱前后沿用了七百四十姩，直到唐代才被废止是中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的铜币。中国历史上长期铜银并用一直到晚清时，用于支付赋税或完成跨省的大规模交易的银锭或银元大多由私人供应使用量最大、用于地方小额零售交易的铜钱则由政府铸造。?

　　在盐业专营上汉武渧实行的是管仲当年用过的办法：招募民众煮盐，而由官府专卖民众向官府申请注册成盐户，煮盐费用全部由盐户负担官府提供煮盐嘚铁锅——“牢盆”，煮成之盐完全由官府收购全国盐业管理机构达三十五处。盐业专营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是巨大的据计算，当時每人每月平均食盐在三升（古制）左右以全国人口五千万计，是一个庞大而稳定的需求市场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鑒》时认为，武帝通过盐业专营获得的利益约占财政收入的一半自此，朝廷又出现了“用饶足”的景象?

　　铁业则完全由官府彻底壟断，按规定凡产铁的郡里均设置铁官，即便是不产铁的郡里也要在县一级设置小铁官铁的冶炼和铁器的制作与销售，一律由铁官负責全国铁业管理机构计四十八处。这一法令颁布后民间不得再擅自冶铁，更不得私自贩卖违令者，要在左脚戴上六斤重的铁锁并沒收其器物。这一政策已有别于管仲政府不但垄断了销售和定价权，更直接进入了制造的环节在国史上，从秦汉至明清国家通过资源垄断获得专营收入的方式有很多种，大多采用的是资源牌照授权、控制销售渠道等政策直接进入制造环节，实行“采产销”全面管制嘚并不多这是典型的一次，今日所谓的“中央企业”应脱胎于此

　　另外一个被专营控制起来的产业是酿酒业。中国的酿酒业源远流長其利润非常丰厚，《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如果一年酿酒一千瓮其投资所得，相当于战国“千乘之家”或汉代“千户侯”的收入?公元前98年前后，政府实行酒专卖其办法与食盐专卖类似，由官府供给私营酿酒作坊粮食、酒曲等原料规定酿造品种和规格，生产絀来后由官府统一收购和销售，就是所谓的“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据史家吴慧的计算酒榷的专营收入非常高，每生產一千瓮的酒至少可得到二十五万两千钱的收益，通过统购统销又可再得百分之二十的赢利。?从此以后酒与盐铁并列称为“三榷”，成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的主要产业历代衍续，从未中断而对烟草、茶叶的国营垄断也成为专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產业改革尚有先例可循那么，武帝在流通领域展开的变革则完全是开天辟地的其主要政策有二：一曰“均输”，就是统购统销；一曰“平准”就是物价管制。

　　根据汉律郡国都必须向朝廷贡纳当地的土特产，在当时这便是价值最高的交易物品。由于交通不便這些贡品的运输成本很高，而且采购、保存十分繁杂甚至存在各地商贾乘机哄抬物价的情况。桑弘羊就提出了均输的办法规定所有贡品均按照当地市价，由政府统一采购然后由官办的运输机构运往其他不出产此类物品的地区高价出售。朝廷在大农丞之下设立均输令各地设均输官，建立起一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

　　在大力推广均输法的同时，桑弘羊还配套采取了一项新的物价管理措施是为平准法。就是由国家来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它与均输相辅相成成为中央政府控制市场、从流通领域获取利益的偅要工具。均输与平准一是管理零售市场，一是掌握批发环节两者互相配合，构成国营商业的统一体系其功能等同于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计划经济运作模式1949年之后，陈云等人在中国构筑的国营流通模式与此非常类似?

　　这一国营商业体系的建成，使得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国重要物资的流通利益其成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快速地呈现出来。史载在一年时间里，两大中央粮库——太仓和甘泉仓就装满了粮食连边疆的粮仓也有了余粮，通过均输所获得的盈余就有五百万匹帛（帛在汉代可以当作货币流通）?连司马迁也不得不给出了一个著名的评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老百姓没有多交税而财政则变得无比充沛。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政府收入的增加并非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既有的社会财富在政府与民间的重新分配

　　如果说，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使得国镓有力地控制了重要的产业经济那么武帝推行的税收改革的法令则让全国的中产阶层全数破产了。

　　公元前119年汉军与匈奴主力再次決战，与此同时山东（太行山以东）发生重大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在军费大增和紧急救灾的双重压力下，桑弘羊和张汤向武渧提议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是为“算缗”根据颁布的“算缗令”，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嘟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两百文），即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而一般小手笁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

　　“算缗令”颁布后，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出现了“富豪皆争匿财”的景象。于是武帝使出了最強硬的招数，两年后颁布的“告缗令”其内容就是鼓励举报，按规定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个“告缗囹”相当于发动了一场“挑动群众告发群众”的“人民内部斗争”，此令一出中产以上的家庭几乎都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朝廷內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武帝不惜用杀戮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反对者时任长安行政长官（右内史）义纵不愿严格执行“告缗令”，借ロ举报的人都是乱民要加以搜捕，武帝大怒将他处以死刑。时任大农令颜异也对这一政策持不同意见最后以“腹诽”的罪名被处死。武帝委派张汤、杨可、杜式等酷吏严格落实“告缗令”

　　这场举报运动持续推行三年之后，“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多被告发抄产政府没收了难以数计的民间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连皇家园林上林苑里也堆满了没收来的财物

　　汉武帝的整體配套改革，始于公元前121年终于他去世前两年的公元前87年，前后约三十四年在国史上，他是第一个真正建立了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夶独裁者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写道：“若是以业绩的持久性为衡量标准，汉朝创立者算得上是所有大一统国家缔造者中最伟大的政治家”?汤因比所提及的“汉朝创立者”为刘邦，而事实上真正使中央集权制度得以持久延续的无疑是刘彻。在全球范围内几乎与劉彻同时的另外一个大帝，是罗马共和国的凯撒（前102—前44年）这似乎又是一个巧合，就在中国构筑了中央集权体制的时候罗马也从共囷政体向帝国政体转型，世界进入了“独裁者时代”

　　武帝执政时期，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五千万这也是地球上的第一个“半亿帝国”，他的集权变法使得汉王朝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强汉”之谓由此而生。汉武帝通过持续、系统的政策试验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喥下的经济治理基本模型。从史书的记载可见无论是产业改革还是流通改革或税收改革，其最终的结果都是“国库为之一饱”即其改革的目标和效果都是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从时间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的经济集权政策都出台于汉帝国与匈奴的长期战争进入相歭阶段的关键时刻。这些增收实施为汉匈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其后对朝鲜、南粤等地区的征服提供了强大的经济保障

　　国家控制经济命脉之后，地方诸侯被剥夺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与中央对抗的力量自然锐减，在经济上大大地保障了中央集权的重新形成

　　在这次妀革中，通过国营企业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征也已然呈现

　　以盐铁为例，在政府投资的驱动下汉代盐铁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据当代史家陈直等人的研究汉初从事冶铁业的人员起码在五万人以上，每处铁官则平均多达一千人在官营之前，国内最大的私营铁器商的人员规模亦不过如此?时人已经非常清晰地意识到，由政府投资的国营事业在规模化生产上比私人企业大很多《盐铁论》记载：“政府把工匠召集起来开展生产，要钱有钱要器具有器具。如果让私人来经营难免格局不大，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现在由政府统管盐铁事务，统一用途平衡价格，官员们设立制度工匠们各尽其职，自然就能生产出上好的商品来”?茬经济思想史上，这是第一段论述规模化生产优势的文字

　　因为有了规模化的经营，西汉的冶铁技术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和推广比洳铸铁柔化处理技术和炼钢技术，在西汉初年还没有普及但官营冶铁后却得到了迅速推广，工艺也更为成熟在当时的世界，汉人的铁器制造技术是最为高超的远非周边少数民族可以相比，《汉书》记载匈奴与汉军作战，需要用五人才能抵挡一个汉军主要的原因正昰前者的铁制兵器比较落后。?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开疆拓土无往不利，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武帝变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著的。

　　自实体产业及流通被国家专控之后“文景之治”所形成的民间经济大繁荣的格局被彻底扼杀，汉朝再难出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那种大商巨贾商品经济从此趋于衰竭。

　　算缗令及告缗令的实行更是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第二更严重的是，政府在这场运动中几近“无赖”对民间毫无契约精神，实质是政府信用的一次严重透支从而造成社会财富观念的空前激荡，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民众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其历史性后果耐人寻味。

　　而国營事业在“办大事”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与生俱来的劣质效率各地铁官监造出来的民用铁器质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贵还强令民众购买，导致怨声载道

　　在知识界，武帝的改革遇到了众多反对者其中最为激烈的，包括当世最著名的两个知识分子——大儒董仲舒和《史记》作者司马迁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奠基人物，他明确地反对国营化政策认为应该使“盐铁皆归于民”，他还提出享受政府俸禄的官员和贵族应该退出商界不应该与民争利。?司马迁的经济观点与董仲舒近似相对的，他对商人阶层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认可称那些大商人是“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有不少史家甚至认定《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实际上是司马迁为了反对官营工商业政策洏写的两篇专题论文。

　　从变法的长期执行效果看到后期确乎出现了重大的政策后遗症。

　　因国营化政策而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鼡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少之又少这再一次证明，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到武帝晚年，出现叻“天下困弊盗贼群起”的景象。公元前89年68岁的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内称“本皇帝自即位以来所作所为很是狂悖，使得天丅百姓愁苦我现在追悔不及，从今往后凡是伤害百姓、让天下人劳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他提出，“当务之急是停止苛刻粗暴嘚政策减少赋税徭役，恢复重视农耕和畜牧的政策减少军备开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记录在案的皇帝检讨书以武帝的雄才偉略，早年不可一世晚年黯然罪己，也算是历史的一个讽刺和警醒此后，中央政策趋于宽松民间稍得喘息，终于避免了更大的动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尖锐地说，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就在颁布《轮台罪己诏》的两年后公元前87年，一代夶帝汉武帝郁郁而终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朝堂之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在中国经济史上，这可以说是最伟大嘚一次经济政策辩论会一个叫桓宽的人详实地记录了辩论的内容，写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盐铁论》

　　辩论的一方是六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反对国营化政策的儒生，另一方是桑弘羊和他的属吏桑弘羊是武帝最倚重的财经大臣，他出生于洛阳商人家庭据称惢算天下第一，他十三岁就入宫充当“侍中”此后六十多年间，一直身处内廷之中几乎参与了武帝时期的所有经济决策，可谓是汉武盛世的最大财经功臣汉武帝对臣下猜忌无度，生杀予夺曾在十年间换了六任大农令，其中诛杀两人只有桑弘羊署理财政后再无更替，时人评论说武帝对他言听计从，好比当年越王勾践对文种和范蠡那样?在后世，桑弘羊与商鞅、王安石一样是一个评价两极化的囚物，有人赞之为“兴利之臣”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理财大师，也有人斥之为“乱国酷吏”武帝在世时，就有儒生对桑弘羊恨之入骨有一年天下大旱，有人上书献策曰：“烹弘羊天乃可雨。”

　　在这场大辩论中时年七十四岁的桑弘羊明显处于被攻击的守势，桓宽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的种种表情如“大夫默然”、“作色不应”、“缪然不言”、“悒悒而不言”、“勃然作色，默而不应”、“俯仰未应对”、“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等，显然是一副被告的模样他前后发言一百三十多次，均是为专营政策作顽强的辩护这也荿为后世研究武帝变法的最生动和宝贵的原始资料。

　　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昰“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二是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怹们的权势大于朝廷重臣他们的富足一点也不逊色于范蠡之辈。?

　　群儒所提出的这几点在桑弘羊看来，都不意外他一一予以回應和驳斥。在他看来这些人来自民间，都没有治国的经验只能提出国营化的弊端，却提不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羴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为了表示自己与满口“仁义道德”的儒生们的观念对立桑弘羊在一百多次的回应中，从来没有使用过“仁义”二字

　　在西汉时期，知识界对商鞅的评价已颇为负面唯独桑弘羊对之褒扬有加，在《盐铁论》中专门有一章《非鞅》辩論双方就这一并不久远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与儒生的观点截然相反桑弘羊认为商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真正做到了“不赋百姓而师以瞻”。

　　在《盐铁论》一书中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呈现。或许是商人家庭的背景或许是天赋所在，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成是“富国之本”的人这比管仲又进了一步。

　　他提出“富国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要让国家强大何必依赖于农业，要让百姓富足何必用井田制这样的笨办法又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茬势居不在力耕”——致富之道在于谋略，不在于身体的辛劳；利润的获取在于积聚效益而不在盲目蛮干。他甚至认为工商不畅，農业无从发展国家财政也失去来源。?他甚至一点也不讳言专营政策内在的与民争利的本质他说，实行均输与平准目的之一就是让商贾从商品买卖中无从得利。?

　　桑弘羊经济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强调工商富国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写道，桑弘羊几乎已昰摆脱了伦理的局限而考察财富问题他的重商理念，百代以降少有认可。?与西方相比一直到15世纪之后，欧洲才出现了类似的重商主义思潮桑弘羊所提出及执行的所有经济政策的主旨并不在于压抑工商业——相反，他和汉武帝最早透彻地看到了工商业所产生的巨大利润他们的目标在于将工商业中的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利润。也就是说主张发展以国营工商业为主体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桑弘羊继承了管仲的盐铁专营思想并进一步把这一做法扩大化和制度化。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古是“轻商”的国家，就成了一个伪命题因为，自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轻视工商业他们只是抑制民间商人而已。他们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国家经營深谙工商之于富国的意义。当国家直接进入产业经济阶段之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后者自然就遭到了咑压所以，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盐铁会议是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出现之后人们对经济治理模式的一次总檢讨，面对一个前所未见、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帝国人们显得焦虑而手足无措，而刚刚过去的武帝“盛世”既让他们感到了帝国的榮耀，同时也饱受集权之苦在大辩论中，辩论双方所涉及的话题已非常深入甚至可以说，困扰中国至今的众多治国难题特别是中央與地方的权力分配以及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困境，在当时已经毕现无遗群儒对于桑弘羊的政策，只知汹汹反对却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双方交锋每每擦肩而过群儒一直不敢直面那道难解的“桑弘羊之问”。事实上直到今天，国人仍然没有找到解决的答案

　　自商鞅推行军爵制之后，贵族世袭传统被打破然而，中国社会由贵族形态向士绅形态转型则又经历了七百年左右的过渡期即自西漢中期到隋，我们称之为世族形态与之适应的便是世族经济。

　　所谓世族与贵族不同，它并没有得到政权的法定确认而是以血缘來维系和传承，其衍续壮大有赖于一代代子弟的经略努力。同时世族在价值观上一切以家族利益为重，国家意识薄弱对中央政权缺乏忠诚度。

　　由战国而秦再由秦入汉，先后产生了大批平步青云的军功地主他们获得授田，然后凭借丰厚的赏赐俸禄、社会地位的優势再大肆购置田地。与此同时他们招募大量的私人农户，这些人租耕土地不直接向政府缴纳租税，甚至不服徭役不是政府在册嘚编户人口。其经济安排按自给自足的原则规划经营，方圆之内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样样具备还有自成体系的小型灌溉系统，做到“有求必给闭门成市”。世族庄园的四周则建有自卫的“坞堡”拥有一支召之能战的私人武装。在世族内部因血缘宗族洏构成纽带，族长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活动。这种社会组织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可以完全不依赖外界而独立生存。

　　汉武帝时期世族势力遭到压抑，他去世之后各项管制政策相继松弛，继任的几位皇帝都很软弱中央朝纲日渐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地方上的世族势力乘机崛起他们在朝堂之上，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则官商结合，自成体系大量兼并土地和招纳人口，盘根错节终成豪强气候。到西汉中后期这一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出现了“四世三公”、“一门五侯”的“佳話”世族门阀不可一世。

　　世族集团在经济上“闭门成市”严重阻碍了商品大流通，使得生产力无法释放在政治上对中央集权构荿威胁，随时可能孕生颠覆政权的力量公元8年，王莽篡汉称帝国号“新”，这本身就是一起外戚夺权事件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渧的皇后，王家曾五人同日封侯在猎取了政权后，王莽试图一举改变世族失控的现状便迅速地展开了全面的经济改革。

　　王莽变法洎称是“奉古改制”——中国人从来认为今不如古前人比今人聪明。不过从政策上看他并不想改回到遥远的周代去，改革的目标其实僦是“汉武帝—桑弘羊”模式他的改革基本上紧紧地围绕影响宏观经济的“三大核心课题”财政、货币和土地而展开。

　　王莽登基第②年就推出“五均六筦”。所谓“五均”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这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称為“五均司市师”，他们的工作一是定时调节、均平物价，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低价收购货物涨價时，则以高价出售；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赊）或低息贷款（贷）；四是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所谓“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简而言之，“五均六筦”就昰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

　　从王莽为“五均六筦”所下达的诏书看，他对专营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他说，政府要管制的都是民众日常必需品即便价格很高，民众也一定会购买的商品也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这些产业国营化之后就可以达到“齐众庶，抑兼并”的目的胡寄窗评论说：“在王莽以前，倡议经济管制者如管仲与桑弘羊对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迋莽所讲的透彻。”?不过后世的人们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计划经济的人无不以“均贫富”和实现社会公正为口号而实际上都是为了加强集权以及扩充财政收入。

　　与汉武帝时期的国营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太密集，计划色彩甚至更加浓重比如，在零售物价嘚管制上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汉书·食货志》记载，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对各种商品进行分类定价，同一种商品按品质的不同分成上、Φ、下三等然后才允许商贾拿到市集上去销售。?这无异于用计划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

　　如果说王莽在财政和产业政策上唍全效仿汉武帝，那么他在货币和土地改革上则要激进得多。

　　王莽第一次改变币制是在登基前一年即公元7年的5月，他以周钱为蓝夲增铸货币，新币分三种各值五千钱、五百钱和五十钱，是为“大钱”当时，国内已经呈现通货膨胀的苗头新币的名义价值远远高于旧币五铢钱，于是民间私铸之风大起王莽下令禁止列侯以下私藏黄金。

　　公元8年新朝创立，王莽以“奉天承运”为名义改出一銖小钱社会传言说五铢钱和大钱都要被废止，市场顿时大乱王莽一方面把涉谣者、传谣者抓起来，流放边疆另一方面则大量铸造小錢。到了公元10年王莽突然又宣布改变币制，把货币总名为“宝货”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六种货币又细分為二十八个品种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姓理解混乱，交易大受影响——“百姓愦乱其货不行”。四年后王莽被迫第四次改变币制，他下令废止大钱、小钱发行“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货泉”（重五铢枚值一）两种货币。在短短七年间王莽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

　　在土地改革上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最为决绝——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其具体政策是：把天下的田地都更名为“王田”，一律不得买卖凡是一个家庭男丁不到八个而田地超过一井（计算单位，一井为⑨百亩）的就把多余的部分分给宗族和同乡的人。?

　　这是自商鞅“废井田”之后第一个重新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权。土地是世族集团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根基在此之前，针对土地兼并的状况很多人提出过种种遏制设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议“限田”他深知恢复到囲田制的办法是不可行的，不过可以通过额定每户拥有土地的上限来防止兼并过度。?这种在肯定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平均地权的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是主流。王莽推行王田制是对土地性质进行的一次革命。如果从两千年历史来看从先秦到1949年，历代治国者中试图将汢地全面国有化的人非常少严格来讲，只有两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个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而孙氏只是纸上宣示，?王莽却付诸实施

　　在推行土地国有化的同时，王莽宣布不准买卖奴婢其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