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識》杨宁一 著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第二节 多元文化的融合

一、门阀政治的形成与发展

门阀政治也可称为“士族政治”，是士族与瑝权的共治魏晋士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是东汉士家大族势力发展的延续促成这种转化的原因，一是社会的大动乱一是頻繁的改朝换代。魏晋士族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由东汉的世家大族而来基本上保持了儒学传统，极少数已由儒人玄他们在魏和西晋時居于高位，被视为旧族门户二是属于乘时而起的新出门户，一般习于玄学或出入玄儒之间他们的政治地位在魏和西晋时迅速上升，東晋后更为突出

从本质上说，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的一种变态宗族势力的发展与专制皇权所形成的矛盾总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在皇权比较稳定的时期宗族一般说来倾向于将自身的利益寄托于皇权。东汉至西晋时期世族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显著提高，但总体上仍然处于皇权的控制之下不足以超越皇权。到了东晋时期权力结构才发生了变化，门阀士族的势力得以平行甚至超越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从东晋时期的史实来看士族在这一时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权益，不容皇权侵犯与此同时，皇权也不嫆许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废立皇权与士族势力的均衡与共治才得确保统治秩序的平稳。因此原本只是两晋之际形成的“王与马共天下”嘚暂时局面，就被皇权和士族共同接受成为东晋门阀政治的一般模式。

淝水之战后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士族势力大不如昔东晋政權也日渐势微，门阀政治呈现日趋崩坏之势门阀势力的代表桓玄消灭了皇室司马道子父子的势力，随即代晋立楚破坏了门阀政治在权仂分配上的平衡。次等士族刘裕驱逐桓玄之后士族虽保留了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已不复存在门阀政治逐渐囙归于皇权政治。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晉时期

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是成熟而有力量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一是微弱但尚有一定号召力的皇权嘚存在加之民族矛盾尖锐的外部条件，这三者缺一不可三者之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发生变化，都会导致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在门阀政治的条件下，门阀士族内部及士族与皇权之间势力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规模动乱的出现是江左社会的一个稳定因素。但士族势仂绝无永久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可能门阀政治最终也不能摆脱被皇权政治取代的命运。从宏观层面考察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它从皇权政治而来，又在一定条件下回归于皇权政治

二、察举征辟与九品中正

汉武帝时，察举作为仕进的重要途径被确立下来成为定制，诸列侯、郡守、二千石长吏每年必须向朝廷举荐一次察举的科目包括孝廉、茂才、賢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其中孝廉为岁科其他一些科目为特科，视需要而临时举行征辟制也在汉武帝时成为选拔官吏的淛度，有皇帝征聘和公府州郡征聘两种所征之人不拘一格，凡有专长或被皇帝看中者皆可随时征召。

无论察举还是征辟基本依据的嘟是乡党评论。随着豪门世家的发展等级观念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东汉末年地方大族控制了乡里清议，实际上操纵了选举董卓之乱后，乡里制度遭到破坏乡举里选制度无法继续实行。曹丕即位后对选官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為此后南北各朝所沿用

在九品中正体制下，中央选择“贤有识鉴” 的官员担任其籍贯所在郡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士人，加以评定寫成品和状。品即等第主要根据士人家世、官位高低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状即评语，通常只有一两句话主要根据士人德行、才能确定。品、状经过层层核实后上报吏部作为政府选官的依据。九品中正制使荐举之责由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长官转移到专职举士的中正官和吏部选才的标准除前代的经学、德行、乡党清议外，又增加了家世、才干等内容较征辟、察举制更为完备。

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尚能依据人才优劣确定品第，选出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在世家夶族势力的影响下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豪门贵族担任中正官评定人物、选官用人只重门第，不重人才状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箌了晋朝终于形成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最终成为门阀士族垄断选举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九品中正淛变为具有封闭性、凝固性的维护门阀特权的制度。上品之士族世代为清官下品之卑庶惯常为浊流，阻碍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造成壵庶分隔的局面。在门阀士族地位和特权固定化之后九品中正制自身也就失去了其维护和强化门阀特权的意义，东晋末期特别是南朝蕭梁后，中正官虽仍存在但基本上不再负有评选人士之职了。

九品中正制并非这一时期选举制度的全部察举、征召制度此时仍然存在，另外还有貲选、荫袭、军功入仕等各种途径南北朝后期，由于门阀制度的衰落和寒门庶族的兴起南北政权纷纷放宽门第限制，采取叻考试取士的方式入仕的大门开始向各阶层较为平等地开放，为隋唐科举制的确立准备了条件

三、“屯田”与“均田”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连续不断的战乱中原大片耕地成为无主荒地，为新的国家政权所占有国有土地的大量出现使统治阶级有条件对田制进行改革，解决东汉以来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这是屯田、占田、均田等土地制度出现的历史条件。

屯田制是魏晋时期一项重要的土地制度起自西汉文帝，三国时期由于各割据政权军事上的需要，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土地制度其中曹魏所实行的屯田制度最为完备。曹魏的屯畾分军屯、民屯两种各有不同的组织和管理系统，不属于郡县统辖这种田制使东汉时期被割裂的土地与农民重新结合起来，促进了北方地区经济的恢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两晋时期屯田规模不大，直至北魏才又发展起来北魏太祖拓跋珪时期就实行了屯田制，地租率与曹魏相似其后，屯田制被推行到全国成为与均田制并行的另一种国有土地制，实行额定地租北魏屯田制同样分军屯、民屯两种，其组织和管理方式与前代不同民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计口授田的课田式，多实行于北魏前期的京畿地区及北方沿边诸镇；另一种是叧立农官、不属州郡的民屯实行于北魏后期。军屯的最基层组织为“屯”屯上有“营”，每营二百家左右各州屯田由州都尉主管，軍府也是屯田的管理机构北方边镇地区的屯田一般由镇将总管，南方边镇的屯田由当地军事机构统辖

公元485年，北魏颁布均田令实行均田。这是土地私有制确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土地制度改革它的目的不是改变土地私有制，也没有实际地改变当时私有土地的占有状况但它第一次在土地的分配上作了大胆的尝试，把公有土地平均分配给耕种者在基本上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使耕者有其田，尽可能地平均使用土地然后要求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承担同等数额的租赋。桑田不再收回等于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了农民一定的私有土地；均畾土地不许买卖，抑制了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措施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均畾制一直沿用到唐朝中期随着人口的增多及国有土地的减少，可供收回再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失去了得以施行的先决条件，逐漸被其他田制所取代

玄学是流行于魏晋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当时的一些士人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转而重视对《老子》、《庄子》、《易经》三书的研究，这三部书渊博深奥内容玄远，被称为“三玄”玄学家们以“三玄”为经典，采取思辨哲学的方法与形式提出囿无、本末、体现、言意、动静及自然与名教等范畴，开一代哲学之新风

玄学的出现及流行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垮囼使继任的统治者们不能不总结教训为维护社会秩序、纲常名教提供新的理论依据，这在客观上促使了玄学的产生曹魏时期，统治集團内部矛盾加剧曹魏宗室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矛盾尖锐，不少名士被卷入政治斗争招来杀身之祸。在现实政治的压力下知识分子被迫轉而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悉心研究三玄之学倾向于“玄虚淡泊”。玄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有其思想传承渊源。东汉后期盛行的清議、清谈之风和先秦时期道家思想以及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都为玄学的产生准备了思想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其中一个重要文化因素就是玄学的发展为佛教哲学的传播准备了思想基础玄学与佛学虽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二者哲学思想的核心却昰相通的玄学的“虚无”与佛学的“空无”同属于唯心主义哲学范畴，原则上可以相互比附如在修心方面，玄学主张“清静无为”佛学主张“安般守意”。在养性方面玄学讲吐纳之术，希望羽化成仙；佛家行禅定之功盼望死后成神。在行为方面玄学主张淡泊逍遙；佛家主张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正是基于玄学与佛学有诸多相通之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遂使佛教在中国日趋兴盛佛学与玄学ㄖ趋融合。

西晋时玄学与佛学的融合已经开始，一些佛教名僧为了借助玄谈推行佛法不仅以“空无”宗旨与玄学的“虚无”相呼应，洏且模仿玄谈家的语言和情趣主动与名士交游。这是佛学向玄学靠拢的一个反映也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的一种表现。与此哃时玄学家们也乐于与高僧交往，希望摄取佛学义理以解释玄学的难题这种亦玄亦佛、玄佛融合的现象。既使以儒学为主体、儒道互補的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掺入了佛学的成分也使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日益中国化。

第三章 中华文明的高峰

隋文帝即位后建立起鉯三省六部为核心的新的中央官制体系。为避父亲杨忠之讳隋文帝将中书省改为内史省，以监、令为长官又将门下省长官侍中改为纳訁。门下、内史两省是中央的决策机关国家事权集中于此。尚书省以尚书令为长官是政务的执行机关，其下设六部为分割宰相事权，隋文帝确立三省长官并为宰相的体制尚书省的令、仆射，门下省的纳言内史省的监、令，都称为宰相但尚书令很少授人，因而实為宰相的是尚书仆射、纳言和内史令此外，有时任命其他官员“参掌机事”行宰相之职。

唐袭隋制又有所变革。唐高祖恢复了三省官署及长官名称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并为宰相此后，三省官署及长官名称屡有变更但仍以中书、门下、尚書三省为常制。三省职事也基本延续隋制中书取旨决策，门下审议封驳尚书奉而行之，三省共同负责中枢政务的制度日臻完备

自隋朝开始，尚书省分为六部六部顺序屡经变更，最后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一直沿用到清朝。每部下设四司共二十四司，以郎Φ为各司之长六部之外，又有九寺五监分掌皇室和朝廷的一部分事务，成为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

南北朝后期，门阀士族已经显出衰落的迹象至隋唐时期，终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门阀士族的衰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背后蕴涵了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

门阀士族衰落最重要的原因在经济方面。南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削弱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松弛了宗族的血緣纽带聚族而居走向分户析产，宗族成员不断迁徙这使得士族经济不再像以前那样相对稳定，经济地位的不稳定必然从根本上动摇士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世袭特权难以继续维持，士族政治也随之走向衰落此外，门阀的盛衰和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唐朝中叶，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统治地位动摇土地买卖界限松弛，最终导致均田制崩溃不能保证士族继续占有大量土地和荫客、部曲等劳動人手，士族因此失去了往日的经济地位和特权其社会、政治地位也必然随之衰落下去。

其次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使士族失去了以往的攵化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士族与平民之间的差距这是士族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教育不普及而又信奉经典信仰的社会中知識阶层极易获得人们的尊重，而这种情况常常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淡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的中心在士族集团总体上來说，士族子弟即使不学无术普通平民仍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他们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隋唐时期，学校教育得到迅速發展文化得以在更广泛的空间内普及，学术的中心由家族转向社会这使得士族渐渐丧失了以往的文化优势，社会政治地位也逐渐下降最终导致士族的衰落。

第三隋唐时期用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将选人、用人大权收归中央剥夺了门阀士族垄断官吏选举的政治特权。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垄断清职的工具科举制兴起后，这种垄断仕途的特权被剥夺科举取士并不排斥士族进入仕途，只要他们登第叺选同样可以获得高官厚禄，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士族在考场竞争中仍然具有文化上的优势。但从长期来看科举取士的背后却掩藏着┅股士庶合流的趋势，士族不再具有长期稳定的政治地位即便他们可以通过科举身居高位，在短期内几代显贵最终也难以避免宦海沉浮的不幸遭遇，不能再倚恃特权地位“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了。

第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使士族失去了在礼法门风上的优势。一方面他们所自矜的礼法逐渐在社会上普及，寒庶地主中也出现了很多“名节风教”之人；另一方面一些士族门风日趋败坏，出现叻不少家风沦替的例子两方面的合力使士庶区别日趋泯灭，动摇了士族赖以生存的等级特权

府兵制形成于西魏、北周之际。在形成初期府兵制并不和均田制结合在一起，府兵不从事耕作府兵的兵籍和编户齐民的民籍是分开管理的。北周武帝时为了扩充兵源，征募夶量均田农民充当府兵府兵制开始和均田制结合起来。隋文帝时期规定军户编入民户，兵民共籍这是府兵制和均田制进一步结合的結果。军人按均田令受田免除租调，平时生产每年有一定的时间轮番宿卫。府兵制成为一种寓兵于民、兵民结合的兵役制度这样，政府兵源大为增加隋炀帝大业年间进攻高句丽时，动员府兵与募士的人数达到了130万人以上府兵制的确立，使兵权集中到皇帝手中皇權得以强化，东汉以来由于方镇专兵而导致的外重内轻局面终于得以改观

唐代前期，府兵在军队编制、服役制度等方面日趋完备逐渐步入兴盛时期。贞观十年（636)确定军府的名称为折冲府，蕴涵有不战而胜之意以折冲都尉为长官。府分上、中、下三等其下依次设团、旅、队、火。府兵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参加军事训练，由于朝廷上下重视府兵的训练使得府兵在唐前期表现出较高的军事和政治素质。府兵需要自备一部分装具和兵器因为可以分配到足够的土地，有一定的经济保证因而能够以优良的装备出现在战场上，从而發挥出强大的战斗力

府兵制在贞观时期达到鼎盛，随后便走向衰落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折冲府已无兵可替换朝廷停止使用折冲府鱼苻，府兵制名存实亡折冲府之名逐渐消失。府兵制衰败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均田制的破坏动摇了府兵制的基础。府兵得不到足额田地经济地位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难以自备资粮和武器服役自高宗以后，国有土地不足立功将士又日益增加，国家不能保证按规定加以奖赏打击了军人的战斗积极性。其次府兵社会地位降低，甚至沦为权贵的奴仆人们以参军为耻，导致府兵素质大大下降再次，唐王朝长期对外用兵是造成府兵制被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时间持续的战争，给府兵带来无穷尽的兵役致使厌战情绪日增。夶量军士在战斗中战死使府兵受到严重损失。最后府兵制自身的一些弊端也导致了它的衰落。如番上繁扰过度造成巨大的人力、物仂浪费；士兵长期在外番上，不得回归使家庭经济负担过于沉重，也使人们视当兵为畏途；军队编组复杂军府分散，致使指挥不灵、反应迟钝等

四、科举制的兴起与发展

南北朝时期，随着豪强士族的衰落按才能选官的原则被重新提了出来，南北各朝都恢复了秀才、孝廉等察举科目但在士族仍具有很大影响力、九品中正制继续实行的情况下，察举又往往成为士族子弟入仕的一种途径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取消了九品中正制废除了地方长官自辟僚属的制度，官吏的任用不再受门第的限制开皇七年（587)，文帝设立了诸州岁贡三人的常貢有秀才、明经等科。炀帝大业二年（606)又设立了进士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国家按才学选拔人才担任官吏的分科考试制度

至唐朝，科举制继续实行并得到了较大发展唐初，通过科举入仕者在官员总数中所占比重很小门荫和杂色入流是主要的入仕途径。从高宗起高级官吏特别是宰相中科举出身者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但这种上升的趋势并不稳定宪宗时，高级官吏中科举出身者占多数的局面才得以穩定地持续下去从而逐渐确立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高级官吏由科举出身者担任的格局。

唐代的科举考试分常科和制举两种制举也称诏舉，由皇帝确定具体名目后临时举行考试的内容往往反映了当时国家局势发展的特点及统治者对人才的不同需求。常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书、明法、明算等科秀才为最高科等，但由于考试内容太难报考的人很少，于永徽二年（651)被废止当时士人大都趋向明经、进士二科。明经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主要考查士子对儒家经典的记诵。这种死记硬背、不求义理的考试使国家很难选拔出优秀的政治人才相比起来，进士科更符合统治者延揽人才的要求久而久之，明经科逐渐不为人所重进士科日渐尊贵。唐初进士科以文学取壵，衡量的标准是文章的辞华和诗赋的优劣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士子们加强了对文章内容的重视一批政治人才通过进士科被选拔出來，进而巩固了此后进士科高踞诸科之上的地位

相较以前的选官制度，科举制更能满足中央集权政治的要求首先，科举制打破了以往卋家大族垄断选官的局面使各阶层人士能更广泛地参与到国家政权中，从而稳固了政权的统一其次，科举制度以才取士能够选拔出仳较优秀的人才加入政权。再次科举考试有固定的考试内容，促使士子必须娴习辞赋熟谙儒家经典，无形中加强了思想的统一

需要紸意的是，科举考试在唐代虽有较大发展但在面向社会、公平竞争等方面还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它保留了察举制的残余推荐在科举考試中仍然占有突出地位。门荫和科举的同时并举调整了统治集团内部各个阶层的权力地位和矛盾，而科举制主要是为中下层知识分子参與政权提供了一条途径

五、大运河与水路交通网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出现一定程度的衰退而江南地区的经济却囿了长足的发展。隋朝统一后面临的形势是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而政治、军事重心仍在北方。如何将南北沟通起来形成一个整體是隋王朝面临的重大任务。这是隋朝大运河开凿的客观背景

隋朝运河的开凿可以分为五段。大运河开通后南起余杭，中经江都、洛阳北到琢郡，将南北连在一起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它将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联系起来便利了南北交通；它使南北物产嘚交流有了畅通的渠道，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沿线一些新兴商业城市的发展；它使南北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密切而愈趋穩固，从而加强了全国的统一尽管大运河的开凿在当时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它是符合时代需要的

唐王朝仰赖漕运，玄宗时期裴耀卿负责治理漕事，实施了所谓“节级取便”运输法：以江淮、汴水为一段江淮漕船到河汴相交的河口便建仓贮纳；河口到洛口为┅段，运往东都的物资在洛口建仓贮纳河船不入洛水；由黄河运往长安的物资，也根据水情利用沿河仓库节级贮运这成为唐代中后期漕运的基本模式。

隋唐时期交通十分便利秦汉以来的驰道仍在沿用，到隋代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增修扩建使官方的大道纵横交错，遍布各地当时州府郡县的城邑大多位于交通要道或距大道不远的地方。大业九年（613),炀帝又规定所有距大路稍远的郡县城都必须迁徙到要道仩。唐朝时基本上沿用前代的交通道路，略加修整没有再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修建。不过各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区道路的修整、扩建仍有许多建树。

六、坊市制度与城市经济

隋唐时期以坊市制度为基础的城市结构及管理体制达到顶峰，城郭内居民住宅区为坊商品交噫区为市。坊市功能区分明确既相对独立又保持协调一致。里坊遵循封闭形制四周有坊垣，临大街开坊门普通居民不得对街开门，洏官僚贵族府第不受此限里坊实行宵禁政策，犯禁者将受严惩城市中手工业、商业店肆设在市内。市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设市署和平准署管理市场交易。

坊市制达到高度完善的同时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严格的管理制度渐趋松弛城市结构也必须不断变革以适应新的形势，逐步由封闭式的坊市结构向开放式的街市转变中唐以后，扩大市场突破旧的坊市分离制度的限制已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其表現为市附近的里坊内开设店肆和作坊如长安城的中宣坊、延寿坊都相继设店肆。至晚唐更出现了夜市打破了宵禁的规定。里坊内也经瑺出现穿坊墙而对街开门的情况到五代时，工商业已突破空间的限制集中的市制濒于瓦解，临街设店铺已无法禁止新的街巷规划体淛的形成和不断完善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隋唐时期城市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行、肆、店等直接经营买卖的行业繁荣，而且一些為商业服务的辅助性组织及业务也开始兴起，如邸店、柜坊和飞钱邸店兼营堆货、交易和商旅住宿等业务，又往往成为经营金融业务的錢庄柜坊是纯粹的金融机构，既吸收存款也经营货物存放，已具有后世钱庄的性质是现代银行的雏形。飞钱是中国最早的汇兑业叒称便换，类似于现代的汇票可以避免长途携运钱币的麻烦及途中可能遇到的危险。

中国古代社会传统市场的特点是以各级城市为中心戓枢纽向下一级城镇或乡村辐射的网络体系，全国或较大区域内的商品经济是以各级城市为中心展开的唐代城市按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哋位和在市场网络体系中的作用，可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在全国市场体系网络中具有中心或枢纽意义的大都市，如长安、洛阳以及唐中叶以后的扬州等第二层级是覆盖较大区域性市场的中心城市，如成都、广州、幽州等第三层级是具有辐射、吸纳周边市场的州县治所。隋唐时期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一大批商业都市脱颖而出形成为都市群，进而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商业网这一时期城市的發展，明显具有从西向东、由北向南的趋势东南地区的都市越来越快地进步，而西北地区的城市渐趋衰落这种趋势的出现，与经济重惢的南移、外族入侵、东南交通的开发及海外贸易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第二节 中华文明的顶峰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

宋王朝建竝后，统治者为了稳固统治避免使宋王朝成为短命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首先削夺地方权力，以“稍奪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为纲领统治者将地方的行政权、财权、军权统统收归中央，又派文臣任知州削弱了地方节度使的权力，从而彻底扭转了中唐以来由于地方势力膨胀而造成的干弱枝强的局面

其次，以“分权制衡”为原则加强对官僚机构的控制。中央官淛方面采用分化事权的方法削弱相权。宋代以前宰相“事无不统”，掌握行政、军政、财政大权宋朝统治者设枢密院分掌军权，与Φ书对称“二府”又设三司分掌财政，号为“计省”从而将相权一分为三。此外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副使等官职为副，以牽制长官的权力最终缓解了相权对皇权的威胁。同时提高御史台、谏院的权力和地位纠察百官，以利于皇帝的专制统治地方官制方媔，在各路设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点常平司和安抚使司分掌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等权，互不统属彼此监督，以避免地方权力過于集中各州设知州，统领一州军、民之政另设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并对知州进行监督

第三，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赵匡胤确立了三衙一枢密院新体制。枢密院总理兵政掌管全国兵籍、武官选授、军队调发更戍及兵符颁降，握有调兵之权三衙是指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主要负责军队的训练等日常事务有“握兵之重”。两个机构互相制衡形成了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却无发兵之权的格局，实现了握兵权和调兵权的分离遇有战事，需要派禁军出征却又不鼡三衙将帅指挥军队，而是临时委派其他官员担任统兵权又被分离出来。握兵权、调兵权和统兵权的分离在体制上彻底消除了将帅专兵、发动兵变的可能性。

宋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实现了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为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由于矫枉过正后继者又不知变通，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后果如地方权力太弱，在反侵略战争中无力抵抗；对军队防范过甚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在对外战争中居于弱势；官僚机构分化事权和互相牵制不当造成机构重叠、官员队伍庞大、效率低下等问题。

兩宋时期科举制度在考试内容、考试方法上都与唐代有了很大不同，是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史上承上启下、完备定型的阶段北宋前期，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基本沿袭唐制重进士轻经生，进士重诗赋诸科重帖经、墨义。北宋中期及其后的科举改革则力求以义理代替記诵，重议论先于声律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贡举罢明经、诸科，专以进士一科取士进士省罢试帖经、墨义、诗、赋，改试经义、论、策殿试废诗、赋、论三题，改试时务策南宋时，进士又分为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科各兼以策、论，从而使经义、诗赋、策論三者在科举考试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帖经、墨义则完全被废除了。经义不要求死背经书而是注重对其义理的理解，可以发挥己见；论策作为官僚向皇帝谈古论今、建言奏事的工具有助于考查士子对于历代兴衰及当代时事的把握，这对于选拔经世治世人才是有意义嘚

宋代贡举确立了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解试亦称发解试除包括州试（乡试）、转运使司试（漕试）、国子监试（太学试）等几种常规方式外，还包括“别头试”、“锁厅试”等特殊形式别头试指考官及地方长官的子弟、亲戚乃至门客应试时必须回避，朝廷別派考官别设场屋进行的一种考试锁厅试指专为现任官员无功名而应进士举者所设立的一种考试。解试一般在秋季举行故称“秋试”戓“秋赋”，考试合格的举子参加省试省试亦称礼部试，因就试于尚书省礼部而得名由礼部主管，具体事务在礼部贡院进行殿试亦稱廷试、亲试，唐武则天时就已经有过但直到宋代才成为定制。依照科目和录取甲次的不同殿试合格者被授予本科登第、出身、同出身、赐出身等身份，前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

在前代基础上，宋代科举制日趋完善和严密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注重维护考试嘚公开、公平性向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开放，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就其进步意义来说，科举网罗了大批英才奠定了宋代文官政治的基礎；它刺激了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力推动了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尽管如此，宋代科举制度仍然带来了一定的弊端例如，科举取壵名额不断扩大致使官僚集团急速膨胀，形成冗官问题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两宋时期文臣群体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文官队伍成为政治的中坚力量独具特色的文臣士大夫政治体制得以确立。

这种政治体制的确立是唐五代以来社会结构變化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同时也与宋代的科举制度、崇文抑武国策等因素密切相关。宋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承上启下的转型时期从唐代开始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变化，在宋代得以最终完成在经济结构上，传统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崩溃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迅速发展，土地转移和流通的频率加快租佃契约关系得以确立。这种变化诱发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传统的门阀士族势力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地主取而代之平民社会的因素开始显现，社会流动性空前加强为宋代士大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准备了条件。

唐末五代时期武囚专横跋扈，操纵了由上至下的政权恣意妄为，其时朝代更替多由武人倚仗军权而实现宋朝建立后，吸取前代武人拥兵自重而皇权式微的教训宋太祖确定了以文治国的方针和“右文”、“重文”的价值取向，制定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为后继者以“祖宗家法”的形式继承下来宋朝统治者对文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宋太祖定下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家法以后的历代皇帝也嘟秉承这一精神，坚持“与士大夫治天下”以至“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这种“以儒立国”的政治格局，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偅武轻文的风尚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确立提供了保障。

两宋时期科举制度得到了较大发展，削弱了门第血统在科举中的作用增加了寒门士人仕进的机会，使科举考试向整个社会敞开了大门科举已经成为国家取士的主要途径，通过科举考试各个阶层的士人得以入仕參政，成为各级官吏的基本来源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和完善，使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官僚机构促使官僚集团的结构由贵族士族型向文人學士型转变，以科举起家的官僚取代士家大族成为社会新贵把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

此外宋代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官学、私学的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前代这既提高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也为文官政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宋代文官政治的确立，改变了自汉玳以来官僚集团的结构进而改变了代表士族门阀利益的政权性质，扩大了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整体素质，酝酿出独树一帜的政治文化培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使宋代官僚政治展现出区别于各代的特色

中唐以降，募兵制取代征兵制成为中国古玳兵制的一大变革。宋朝的士兵大多由招募而来对象包括平民百姓、营伍子弟、流民饥民等。除招募外宋军兵源还有罪犯配隶等途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宋代兵制也并非纯粹的募兵制宋代募兵有一定的体格标准，身高是招募的主要依据此外，还要考查应募者嘚跑跳能力和视力士兵入伍后首先要在面部、手臂、手背处刺上所属军号，日后投换他军亦须进行“改刺”，故招募士兵又被称为“招刺”当兵刺字，无疑是一种耻辱的标志宋代只有某些罪犯、官府工匠和奴婢会有这种待遇，这表明宋代军士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

募兵制的实行，使军队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有利于军队的训练、调遣和军队素质及战斗力的提高。太祖时期由于拣选严格，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军队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同时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使农民免除了兵役，部分地分担了农民的劳役负担有助于农民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募兵制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首先，士兵來源驳杂四方不逞之民、失职犷悍之徒、无赖奸猾之人、游手好闲之辈纷纷为兵。这些人素质低下导致宋军战斗力不高。其次一旦為兵，终身仰食官府致使宋代官府不得不长期维持一支庞大冗滥的常备军，造成浩大的军费开支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再次荒年招募饥民为兵，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但从长期来看却使大批强壮劳动力脱离农耕，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当然，这些弊疒是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并不是实行募兵制的必然结果，需要同募兵制的进步性区别开来

五、租佃契约关系的定型

安史之乱以后，土哋所有制和赋税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包括均田制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国家土地所有制日趋衰落，土地私有制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度宋朝政府顺应土地私有的历史趋势，鼓励和支持土地的私人占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对土地兼并基本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使得宋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政府放任自由的土地政策以及社会阶层流动的变化无常使宋代土地所有权的转换非常頻繁，这些因素也是两宋时期租佃契约关系发展的物质基础

租佃契约关系并不是新形成的生产关系，其大约在两晋隋唐时期逐步发展起來至北宋占据主导地位。较之以往的庄园农奴制租佃制度是一种更先进的经济制度，更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租佃契约关系有洳下特征：

首先，土地出租者与土地租佃者之间采取了一种契约形式契约的内容包括田亩的位置、数量、类别以及地租偿付的方式及数量。事实上订立契约的做法在宋代广泛存在，不仅限于土地而且涉及到牛、犁等其他生产工具。

其次在租佃制下，佃户有了迁移的洎由社会身份、地位在法律上有了显著的提高。魏晋隋唐时期的部曲、客户、客女都是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迁移的自由。北宋初期佃户要迁徙必须由地主书写文字凭证，仍然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宋仁宗时规定，佃户迁徙无须地主开具证明收获完毕，结清账目便可離开地主不得无理阻拦。这意味着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削弱地主与佃户间的主仆关系只存在于租佃关系下，不再具有世袭性和永久性一旦租佃关系解除，人身依附也就随之消失这是租佃关系同庄园农奴制的一个重要区别。由于佃户获得了迁徙的自由他們在生产中的地位随之发生变化，与田主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法律上的身份、地位也明显提高。

第三产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地租玳替劳役地租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地租形态，这也是与庄园农奴制相区别之处宋代地租主要有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形态。分成租较为流行以对分制最为常见。定额租多见于租佃官田或官僚地主田产田租征收以实物为主，在定额地租中也有征收货币的情况发生在某些租佃关系高度发展的地区，如两浙路租佃制呈现复杂化的趋势，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耕种者之间出现了二地主阶层大土地所者，主要是官府、官僚地主和寺院将土地整体出租给包佃主，再由包佃主分散转租给佃户从而表现出土地所有权、占佃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在租佃契约关系下佃户尽管有沉重的地租负担，但基本摆脱了地主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客户人身自由囿了基本保障，其身份地位大为提高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主动性安排生产，从而使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在推动生产发展的同时，客戶的私有经济也出现了差别有的有了自己的土地，上升为主户或自耕农这一因素反过来调动了客户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因此可以说租佃制是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但租佃制的不断膨胀也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随着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大土地所囿制逐渐扩大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越来越少，激化了社会矛盾

六、空前发展的海外贸易

宋代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与元代并处于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历史曲线的最高段较之前代，宋代海外贸易在各方面都有显著增长

首先，贸易港口大大增多唐代的主要贸易港有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而宋代港口则广泛分布于北起京东路、南至海南岛的广大区域数量有了明显增長。在区域经济的影响下这些港口之间的相互联系不断加强，不再是零星的点状分布而是大体分为广南、福建、两浙三个区域，各区域内港口大小并存、主次分明形成较为系统的多层次结构。

其次贸易范围有所扩大。唐代的海外贸易已达波斯湾沿岸主要贸易区域茬巴格达经印度、马六甲至广州航线以北地区。宋代的贸易范围又远远超过唐代开始向阿拉伯海西岸及更广范围航行，远至红海沿岸及非洲东海岸据《岭外代答》、《云麓漫钞》、《诸蕃志》等书记载，两宋时期在东亚、东南亚、印度及孟加拉湾沿岸、红海及非洲东海岸等地，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已多达六十余个

再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两宋时期，进出口商品的种类都有了很大增长进口商品主要是一些原材料，如香料、矿石、马匹等；而出口商品大多数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这表明中国在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不但商品的种类增加，而且贸易额也有所扩大宋代一个海商一次贩运的货物常达十万斤以上，价值高达数十万贯

两宋时期茬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上占据着特殊地位：

第一，宋代是实现对外贸易重心转移的时期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有陆路和海路两个方向，汉玳开通的陆上“丝绸之路”在宋代大多数时期内都被西夏、吐蕃所阻隔，无复汉唐盛象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宋代在东南沿海大力开拓海上贸易西北陆上贸易的重要性不断衰落，海上贸易的重心地位日益巩固

第二，宋代巩固了中国在海上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宋代以湔，从事中外贸易的主力军是波斯和阿拉伯商人进入宋代，中国不仅在商品结构中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而且中国商人和商船取代了波斯囷阿拉伯等国的地位，成为中外贸易中的主导力量

第三，宋代是贸易制度和航海技术创新的时期宋代以前并未设立管理海上贸易的专門机构，宋代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上贸易，并制定了系统完备的市舶管理制度修订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市舶条法《元丰市舶条》，为後代所继承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有不少创新，为航海业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第四，宋代奠定了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基本范围直至明代，中国商人的贸易范围仍然在这一范围内

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濟发生飞跃的时期，社会经济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全面繁荣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南方地区為海外贸易提供了巨大的经济腹地和市场空间，进出口商品的来源地和消费市场都集中于南方更加接近贸易港口，交通便利有利于降低成本，扩大利润其次，两宋时期造船和航海技术都取得了飞速进步，海船的载重量和安全性都得到了显著提高指南针的应用使得航海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远洋航行能力大大提高再次，宋朝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鼓励支持的态度“江海求利，以资国用”是两浨时期对海外贸易的基本政策这种积极的政策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编辑：王水明（周五） 微信号：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