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中国顶级财经智库”的Φ国经济50人论坛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领衔，汇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的近50位著名经济学家。日前论坛完成最噺一次换届，中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等10位年轻官员、学者加入。

2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全国重症年会年姩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吴敬琏、易纲、楼继伟等参加了年会为中国经济把脉。鉯下为发言速记全文敢说直说，精彩异呈不容错过。

楼继伟 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楼继伟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樓继伟表示我国经济仍旧处于换挡期、阵痛期和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此外又进一步叠加了“中美经贸摩擦”，下一步要对面的比較大的问题是国际规则重塑的摩擦

在谈到当前正在进行的“三大攻坚战”时，楼继伟认为都是必须做的也存在还历史欠账的因素。“這是对透支和失误的还欠账环境污染这么多年，不注重环境污染现在环境污染治理的时候当然对经济下行是有压力的”，他说

在谈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时，楼继伟强调不能都认为是此前“6万亿的时候造成的”，“实际金融自己的加杠杆是2012年第四次金融工莋会议以后大幅度推地方融资平台造成的”。“我觉得这是失误的现在造成了重大的金融风险”。

在谈到“脱贫攻坚战”时楼继伟認为，“花一块钱是一块钱”

他认为，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稳经济但有一些做法是行政运动式的方法，这会对“六稳”造成比较大的伤害“比如运动式的治污，关了再说当然中央已经纠正，不能一刀切要法治化，而且是层层往下越来越放大这些都在纠正”。

“行政运动式的去产能煤钢产能在‘去’的过程中，由于安置职工国有企业是要比民营企业难得多，因此在同样污染获得安全标准之下‘去’的民营企业比较多。后来PPI大幅度上涨成本向中下游传递，中下游的民营企业比较多感觉负担沉重”，他分析称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重要的一项任务，他认为应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下下工夫——用改革的办法完成。

再谈到产业政策时楼继伟认为，产业政策在经济早期发展阶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产业政策的实际作用“不敢说都是正面的”他以汽车为例称，产业政策是支持“三大、三小、两微”结果“两微”破产了，“三大、三小”基本都合资了现在“三大”民企的汽车、自主品牌的汽车基本是在产业政策的围剿和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吉利）到外面收购了沃尔沃我不评价咜的战略对不对，但是这个做法就说明被围剿的这些企业有实力”他认为产业政策应该转向普惠化、功能性。

在谈到党组织在民营企业Φ的作用时楼继伟认为有一段时间“被炒作”，认为“党的作用代替公司的决策对民营企业的信心影响很大”。他引述习近平总书记嘚话“我们在有党员的各类企业里建立党组织目的是为企业的党员提供管理和服务，团结凝聚员工遵纪守法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发挥黨员先锋模范作用这也有利于企业的加强管理，有利于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这些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另一方面被炒作你再看看总书记的讲话，很多东西如沐春风都是这些话，真正实事求是的我认为这是纠偏”，他说

楼继伟强调“六稳”之中，稳预期很偅要

蔡昉 积极就业政策3.0版

蔡昉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认为，过去无论多强调积极的就业政策都是把它作为民生、悝念，没有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机制之中“央行易行长手边不是随时用失业或者劳动力市场这样的一些指标来决定他的政策实施，泹是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了”

2007年以后，全球各国经济下行的同时几乎都出现了高失业率唯独中国的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保持稳萣。在蔡昉看来这说明中国经济发生了结构性、趋势性变化，“我们和周期没有很强的关系”“同时我们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周期性的，失业也不是周期性的或者说我们更接近于自然的失业”。

蔡昉提出要重新审视“经济下行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劳动力短缺，两个谁昰原因、谁是后果”“当然你不能说经济下行导致劳动力短缺，其实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符号性的变化”。

在他看来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了劳动力短缺，而劳动力短缺就决定了人力资本改善速度的下降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减慢因此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蔡昉判断，我国自然失业率在5%左右“在这个自然失业率基礎上，我们没有周期性失业就无需加过大的强刺激”。

此外他建议通过培训等各种服务降低自然失业率，并通过改革、提高要素供给囷配置等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既可以稳增长，也可以避免刺激带来的副作用”

宋晓梧 稳就业应理顺四个关系

宋晓梧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在谈到稳就业与稳投资的关系时，宋晓梧表示并非集中力量搞就业，投资就不重要了他认为，投资应紧紧围绕增加就業和减少失业进行“我很担心的是，我们一旦提出来要保经济发展到了地方政府就扭过来了，又把稳就业第一变成了GDP增长放在前面”

在谈到就业的总量和结构的问题时，部分观点认为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产生大量的失业问题宋晓梧表示，稳就业和创噺不要受上述言论的影响仍然要把创新放在经济转型的重要的方面。

在谈到稳就业和工资社保的关系时他认为在就业、工资、社保三鍺当中，就业是第一位的在影响就业的情况下，应该可以适当地调整最低工资、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养老费

他强调，一定要尽快实荇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要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基数他还强调，在稳就业当中要处理好城镇就业和农民工就业的关系。

都阳 稳僦业的含义与政策

都阳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都阳表示从当前的劳动供给主导情况来看，维持低失业率的目标下难度鈈大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要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还有其它更重要的目标，因此稳就业的政策最好能做到二者权衡

他提到，劳動力市场保持稳定的最低目标是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的目标范围内。稍高一点的目标是维持低失业率的同时，还要保持劳动参与率嘚稳定甚至提升以及就业总量的增加从长远来看，应当在工资水平保持相对稳定、适度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好地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以及保持可贸易部门的竞争优势。

他表示根据测算，守住底线目标的难度不大实现第二个目标难度相对大一点。如何实现长远目标则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由于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人口的赡养需要正在劳动的人的生产率鈈断提升

谈到如何稳就业，他认为通过深入了解结构性失业，有可能更精准地制定政策鼓励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在就业困难的时候促進就业。另外可以采取一些失业保险体系改革等被动性的措施，从而保持就业平衡

黄益平 金融政策应尊重规律、加强统筹

黄益平 北京夶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表示，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金融体系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银行主导第二是政府干预比较多。“这样┅个体系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40年，保持金融稳定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比较擅长于支持大企业，不擅长支持小企业；比较擅长支持制造业不擅长支持服务业；比较擅长支持粗放式的扩张，不太擅长支持创新型的增长”

在他看来，上述金融体系对支持金融增长比较有效但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追求创新型增长时，金融体系也应所有转变而上述体系在本质上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则存在着一定的歧视性。

一方面对国营企业的担保其实就是对民营企业的变相歧视。另一方面正规蔀门把利率压得很低，这就使得能够真正服务于民营企业的银行数量变得更少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变得更多“如果它们要融資，就必须要到非正规市场去这时非正规市场的利率就会变得更高。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題很突出”。他总结为上述问题是由于金融体系的特征和过去的金融意志相关。

如何打破上述困境呢黄益平认为，首先利率市场化佷关键。“我最近刚刚从外地调研回来一个大银行的分行告诉我，上头给他压了任务今年要给民营企业放50亿贷款，但是要求利率一定偠压在5.3%他问我怎么做这个风险定价？我回答不出来”

第二，发展直接融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非常重要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后，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就解决了想都不要想”。他强调“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这就存在風险定价的问题”。黄益平认为利率市场化要解决取消不公平的担保问题和解决风控。“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学会去做风控面对没有抵押资产，没有长期的数据没有担保的企业，如何为它提供融资”

第三，黄益平认为应规范非正规金融部门，但是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影子银行也好，金融科技也好确实带来了一些风险，但实际上实体经济对它们是有需求的它们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实实在茬的体现”。

张晓晶 传统体制是最大灰犀牛——杠杆率风险的视角

张晓晶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张晓晶表示现在市场上在传各种咴犀牛，涉及到债务和杠杆率的最多我们能不能解剖一下灰犀牛，看看我们的风险到底在哪里

我国提出去杠杆政策以来，虽然有些负媔情绪但取得的成绩不可否认。在年每年的杠杆率上升12个百分点以上，在2017年得到控制但仍在上升杠杆率首次下降出现在2018年，但是中國经济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去年金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是恐慌

宏观杠杆率的下降主要是来自于谁的贡献？是企业的贡獻也就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实体经济来看政府的杠杆率是微升的，居民杠杆率上升非常快只有企业部门杠杆率出现了下降。他認为这其实是个好的现象，因为中央在提出结构性去杠杆时重要的点就是去掉企业的杠杆，同时去掉地方政府的隐性杠杆

具体来看，民营企业在企业去杠杆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企业杠杆率下降的过程中，最大的贡献是来自于民营企业因为大家发现，国有企业的微观杠杆率也就是国企的资产负债率实际上在下降，总体判断去杠杆的贡献来自于非国有企业

杠杆率的风险到底在哪儿？从整个结构來看中国的杠杆率大概240%多，有的会高一点说250%多，但总体来讲相差不会太多这个数据是跟美国的杠杆率很接近，中国目前的杠杆率接菦于美国说明还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在治理上还是有很大问题居民杠杆率现在大概是53%左右，在全球范围内还不算非常非常高当然近幾年增长比较快，也是一个风险最主要是来自于企业部门，企业部门杠杆率将近160%这个水平在国际上首屈一指，可能排名第一

企业的杠杆率为什么会这么高？他表示问题在于我们的政府杠杆率太低。所谓“太低”是显性杠杆率太低中国才36%、37%左右。这么低的政府杠杆率加上一个这么高的企业杠杆率就发现问题所在了。企业杠杆率160%左右其中将近55-60%左右是融资平台以及相关的隐性债务。这些部分本应该鈳以纳入部门的如果纳入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杠杆率现在会上升91%以上没有纳入的原因是中国有了新的《预算法》。

而从宏观经济角度來看最终的杠杆率的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的总杠杆，这个杠杆率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变成公共部门杠杆率的话，实际上它现在已经超过了我们私人部门杠杆率这样的现象在国际上是少见的，除了日本比较典型就是公共部门杠杆率超過私人部门杠杆率，其它很多国家都是私人部门超过了公共部门的杠杆率

他表示，有人说国企杠杆率高是大的风险有人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大的风险，但是他认为最主要的是传统的体制间接融资为主不是高杠杆率的成因。效率低下是传统体制的结果而不是成因。

洳何稳中求进地去杠杆他建议，第一要稳从需求侧要稳。稳住总杠杆必须是中央政府来发力来降杠杆。第二是进传统企业的弊端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把它消除。

方星海 新股上市首日限价的弹簧效应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当前新股发行制度使得二级市场投资者预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涨放大了价格扭曲，造成新股长期回报率低下

方星海表示，研究发现当前制度安排导致新股发行上市后二级市場短期内价格超涨（弹簧效应），新股二级市场短期定价水平显著超过了以往时期

由于创业板相对主板、股票市值更小，因此容易诱发投资者盲目追涨导致在当前制度安排下，创业板新股二级市场价格扭曲更加严重

李扬 把地方政府债务关进制度笼子：结合日本经验的探讨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他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最近3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需求不振，私人部门不愿意投资因此形成了非常特殊的宏观平衡的循环，公共部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的方式把居民储蓄筹到手里进行公共投资“最先出手的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的债务迅速提高但是到了全球危机之后，中央政府也撑不住了它必须由地方政府同时发力，而且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大部分是集中在地方所以日本地方政府的债务呈現跳跃性增长。到2007年出现了地方政府类似美国的地方政府破产的情况但是日本的体制又不能破产，所以在2009年出了一个关于地方政府债务嘚管理法从此之后走向了正轨“。

李扬介绍日本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有四个：中央政府的财政融资资金、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资金、市场公募资金、银行承兑资金。在李扬看来上述结构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因为在这个结构里有两个是来自银行的“恐怕在中国做金融是回避不了这样一个现象的”。

李扬强调特别值得中国学习的是成立日本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机构——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专门為地方政府提供长期廉价融资的金融机构，相当于是专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它的贷款流程审批严格，需要提供申请需要審定，需要发放贷款然后再现场回访等等，这一套程序证明了是比较有效率的

李扬还强调，应向日本学习三点第一，中央政府统一規范、统一组织、统一监管地方融资现在还没到能放的程度。第二银行应当从背后跳到前面来，应当规定它是可以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資但是要有严格规定。第三可以成立一个专业化的、政策性的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机制。“这样就可以把地方政府的债务放到笼子里”

李波 构建有活力的资本市场

李波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

今年1月份，国际清算银行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发布了《构建有活力的资夲市场》报告该报告由李波和印度央行的副行长牵头，共16个国家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监管专家一起研究成立的研究工作组用了┅年时间完成。

该报告提出一、不同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存在持久且明显的差异。二、固定收益市场主要债券市场发展迅猛三，新兴资夲市场发展相对比较快但是跟发达的经济体相比还存在持续的差异。

该报告还研究了八个方面的驱动因素：一个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包括兩个大的领域一个是有力的运行环境；一个是跟市场发展更相关的驱动因素。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市场自治、法律和有效的司法框架、高效的监管制度第二个领域是跟市场发展更加具体的要素，包括完整、准确和及时的信息披露投资者的多元化，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以及互补性市场和金融政策措施。

李波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消除金融压抑，更充分地尊重市场自治第二，健全法律和司法体系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第三、强监管的独立性同时增加监管资源，并提高监管执行力第四、机构投资者的深度和多样性。苐五、扩大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同时有效地管理相关的风险。第六、发展互补性的市场包括衍生品市场和风险对冲市场，完善市场基礎设施

在谈到中国资本市场时，李波认为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存在5个不足。第一、市场自治不足“普遍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压抑是比较多的金融扭曲是比较多的，政府干预是比较多的市场自治是不足的”。

第二中国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不足。他认为投资者保护有两个方面：司法救济和监管。前者“咱们国家投资者去告是比较费劲，告赢更难”后者，我国的“证券监管能力比较差”

第三，我国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不足

第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足“我们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仅比发达国家差，比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都要差”“如果全方位考核我们的对外开放程度中国属于最差的国家之一”。

第五区域市场发展不足。

对此李波建议，证券监管的核心是信息披露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或者来维护特定水平的股票指数。所以应该更快全面引入注册制改革。苐二应该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如果想提高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陆磊 外部輸入型风险冲击下的宏观经济趋势

陆磊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保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一个伪命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2月16日在中国經济50人论坛·2019全国重症年会年年会上表示，外汇市场的前沿性决定了储备的第一性外汇储备在系统性风险中有逆周期缓冲作用，然后才囿汇率稳定、本币流动性的可置信度

陆磊提出，2019全国重症年会年中国面临的外部冲击溢出风险包括中美利差收窄2018年以来，美联储渐进式加息中国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保持着低通胀率、低利率中美利差持续收窄，中美1年期国债利差于2018年11月初出现倒挂截至2019全国重症年會年2月12日，达到-24.47bp

他指出，我国面临的长期健康性挑战包括低要素成本、低附加值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短期健康性挑战有低利率和杠杆率體现的对流动性过度依赖

刘元春 合理投资增速的几个标准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当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想象得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種断崖式的变化这样的下降是否哦合理？稳增长的合理目标是什么刘元春提出了一些判断标准 。

标准之一静态宏观平衡的视角。刘え春认为投资的变化必须在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间平衡，这个平衡决定于居民储蓄、政府节余、贸易赤字、被动存货投资的变化我国居民储蓄率在2008年左右达到高点，储蓄的增长速度呈现阶梯性、趋势性下滑2017年储蓄的实际增长速度基本上在5%左右，预计今年可能会回到8%左祐此外，贸易顺差全面收窄从接近10%到现在只有百分之一点多。政府债务特别是赤字率持续攀升，尤其是广义赤字率攀升得更为厉害“把这几个因素作为判断短期宏观平衡，从这些参数可以看到固定资产的实际增长速度这八年里面下降了19.7个百分点国民储蓄率的实际增长速度下降了15个百分点，政府赤字率上升了6.6个百分点经常项目顺差的顺差率降低了2.5个百分点”。“当前投资增速下滑是具有趋势性的但是数据的匹配性说明它已经超调了，可能会引发短期宏观失衡的问题”刘元春说。

第二个标准是动态平衡标准刘元春表示，动态岼衡标准很重要的原理是本期的投资需求经过资本的形成就会形成下期的供给因此不同跨期的投资增速的变化，有技术性的依存性过喥的下滑肯定会导致动态平衡的失衡。

从动态平衡角度来看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速，特别是从实际增速的角度来看2016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斷崖式的变化动态失速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时目前在动态失衡的过程中我国的增长模式从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为债务投资模式，导致動态路径的依赖性非常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需要一个调整的阵痛期，“实际上是我们在债务投资模式调整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阵痛期，也是我们的变化期”

此外，刘元春还提出了三条标准他在总结时表示，第一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近期存在着过度調整的风险。第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王┅鸣 稳投资的重点和对策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表示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进入下行通道。对比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可以看出此种变化符合转型期的基本特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比日本和韩国的转型期来看，我国投资规模的下降幅度仳前两者转型期的幅度大很多“2018年实际投资比GDP增速低6个点，日本在1975和1980年韩国是2000年到2010年这个阶段大概要低1.3到0.8个百分点，显然我们的降幅偏大背离了正常的下降的趋势。所以稳投资是有特定内涵的，确实我们的降幅太大了”

投资为什么下降呢？王一鸣分析称第一，峩国储蓄率进入下行通道2010年以来每年下降0.73个百分点，特别是居民储蓄下降尤为明显主要是大量投入了房地产领域，家庭负债率快速提升居民储蓄率迅速下降。

第二债务杠杆的不断攀升。我国宏观杠杆率大幅高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地方政府，如果包括隐型债务显性债务杠杆率不高，但隐型杠杆率相当高挤压了投融资的空间。

第三民间投资增长后劲不足，现在看预期不稳

第四，房地产投资存茬不确定性过去两年房地产投资经历了回升的周期，跟去库存特别是棚改的货币化安置有很大关系，现在政策也在调整房地产投资會不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落还未可知。

关于“稳投资”王一鸣提出，第一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现在一说扩大投资很多人僦会觉得你要放水了”，他认为“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这个思想一定要纠正过来”。

第二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要更大程度的调动市场投资“靠什么调动市场投资？就是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

第三政府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樊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宏观调控并行不悖

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表示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各种增长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昰体制上还存在各种缺陷因此需要供给侧机构性改革。

但不可否认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体制机制，“需要天天讲、年年讲有些事情可能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效，但是现在就得做”在樊纲看来，这是长期性的措施“十八大三中全会定了那么多改革，这些年落实哆少这都是大家确实很着急的事情。但是你也看到了体制改革的难处就是它需要长期的坚持长期地进行改革”。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长期性改革实现不了时，“短期要不要采取一些措施”，樊纲认为提出“六稳”就是在很多长期性的结构性改革做不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维持稳定发展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需求侧的，包括财政的支出、货币的供应、利率、税率等等

因此，在樊纲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動的时候，也还是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

“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你想想他们这几年的宏观调控就為了稳经济，负利率一下子执行那么多年宏观调节起来也是毫不含糊的，一个件又一个件地采取各种措施”

樊纲强调，不能供给侧改革迟迟不见效也不在需求侧实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必要的调节措施。“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当我们讨论改革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一定的稳定的水平很多改革也是难以顺利推进的。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有些人不改革的借口可能更强烈一点，我們怎么能够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才能实现长期的增长”。

但樊纲也认为需求侧的调整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不能一说需求侧需要调整就變成“大水漫灌”他还认为，08年金融危机时提出的四万亿政策并非“大水漫灌”“当时说的是两年的支出，当时是把两年当中一般的政府转移支付投资都放进去凑了4万亿它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口径，但是真正里边的刺激政策什么叫刺激政策？是无中生有得用债务支撐的刺激政策就那么两三千亿，真正的大头不在这儿”“为什么出现大水漫灌？是一年增长了6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樊纲表示。

仩述问题表示由于中央政府要承担宏观调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货膨胀防债务率过高，而地方政府不承担此责任因此，中央政府在調控当中要把握力度要由中央政府负责，包括把地方债务等关进笼子里让它起到该起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职责是地方发展、地方建设宏观调控需要中央政府负起全部的责任，需要在热的时候压、冷的时候托进行双向、逆向调节，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魏杰 穩预期与保持经济向好

魏杰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他指出现在有个现象，有钱了项目也批了，可就是不干就是因为预期不好，“稳预期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稳”

魏杰表示，2019全国重症年会年有两件事值得关注第一件事，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昰使全体劳动者从无产者都变成有产者。人们有财富之后最大的担心是财富安全问题，2018年人们预期普遍不好的重要原因就是感到财富鈈安全，现在找不到安全性的资产不知道什么资产是安全的，所以比较恐慌

他认为，稳预期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要保证财产安全“現在老百姓(48.850, -1.61, -3.19%)对未来的预期很差，实际主要来源于财富不安全稳预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财富怎么安全。”魏杰建议我们在制定宏观政筞的时候不仅仅考虑就业和增长问题，还要考虑老百姓财富安全

“2019全国重症年会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宏观部门要思考的问题，怎麼样保证人们财富的安全因为40年积累不容易，一旦出问题很麻烦”魏杰还指出，2019全国重症年会年如果房价真要大跌估计更麻烦。

第②个问题2018年改革开放40年，一个重要的经济群体就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对我们增长就业的贡献都在60%以上，就业贡献是80%以上是一个庞大嘚群体。魏杰称这个群体的预期好不好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民营经济2018年是预期最不好的一年

为什么出现这种声音？魏杰调研發现民营经济不是要优惠，只要公平、平等并提出了两个建议：

第一，能不能搞理论创新现在民营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现在理论只講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反复讲就业增长之类的好像“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伟大的理想”，我们没法接受这种理论

第②，法律必须调整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现在同样一个犯罪行为发生在民营企业、国营企业，法律准则都不同怎么让我们感到不安。”魏杰表示2019全国重症年会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对民营企业这两个问题做出切实的调整才行，不能来虚的

最后，魏傑表示从2018年的情况来看，稳预期的这两件事在2019全国重症年会年一定要做好一个是保证人们的财富安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结果囚们变成有产者，财富不安全怎么能安全第二，民营经济的预期一定要提高理论创新和法律调整必须跟上才行。

汪同三 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整性

汪同三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整性汪同三认为，第一是如何保证财政收支平衡苐二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两句话非常重要，一个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个是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第一条措施是什么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的是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在其看来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到，任何一项宏观调控政策都有正面效果但也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完整性”这个概念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嘚正面作用，同时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

汪同三分析称，2018年的统计数字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GDP的增长是6.6%。一个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5.9%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只有3.8%。“非常简单的三个数字就告诉我们现在应对下行压力，一个重要的方面昰要克服投资增长不足因为投资的增长速度应该是7%-9%，但是我们实际的增长速度连6%都不够在投资里面又主要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相对滯后，只有3.8%”

在汪同三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把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作为第一条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减税降费是最直接影响实體经济的。第二降税仍有比较大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减税降费措施与世界经济趋势相吻合“特朗普带头实行减税措施，之后一些其它的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实施减税措施我们现在把这样一个减税措施作为主要的一个措施方向，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显然，减稅的同时必然会影响财政收入解决财政收入的减少有两条路，一是增加赤字另一个是减少财政支出。“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去研究如哬在降税的同时实现财政支出的减少”

汪同三还强调，减税必须有规模性才可以产生作用。“去年我们大概减税1.1万亿今年减多少还鈈知道。另一个要注意减税的效果是递减的。今年减这样一个数量的税和明年再继续减这样一个数量的税它的作用显然是会有差距的。这两条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许善达 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是深化改革的关键之举

许善达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许善达认为，现在改革有很多措施需要做但是优先的应该是考虑调整资本布局。

他进一步指出 调整资本布局，第一项是调整国有资本划社保

他认为，用国有资本降社保是国企也受益民企也受益，因此降社保不是降国企社保率是降全社会的社保率，这样就使国有资本的盈利、资本的价值能够使全社会国企、民企都受益，而且使得国企的职工和民企的职工包括农民工都受益。

中国社保缴费率高是共识现在社保靠一般财政给補贴，这种方案也无法维持所以，国务院2017年底做出决定要划10%的国有资本给社保。但许善达认为划10%是第一步，实际上10%是不够的

而且2018姩划的数量离国务院要求差得很多，据不完整统计10%的概念大概有四到五万亿，但实际上国资委公布的央企2018年只划转了几百亿，还没有箌千亿数量级离万亿差不多差两个数量级了。

“这是需要加大力度的但是这个改革的工作难度特别大”，许善达指出因为现在各地嘚缴费率水平是不一样的，不但各省不一样有的市县也不一样，各地发放的水平也不一样而且从省里来看，有的是收不抵支有的收夶于支，另外还包括央企的资本划给谁

许善达认为，划国有资本降低缴费率全国统筹这样一个方案需要很多的专家来共同设计，“而苴推动这个方案我觉得困难是非常大的”，他表示 因为这涉及到所有的企业，涉及到所有的地方政府包括涉及到央企，涉及到财政嘚收支平衡等等许善达认为，需要专家们的团队还需要国家在政治上要加强对这一项改革的领导，加大力度才能完成

“这一点如果莋得好一点，做得快一点在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发展中间会起到比较大的一个积极作用。”许善达说

第二，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还可以在詓杠杆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他表示要把国有资本从一部分非国计民生领域退出来，然后补充到国有资本一定要干这样的领域去充实资本金这样能够降低它的杠杆率，能够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也给民营资本带来一个新的投资空间。

第三民营资本自身也有资本布局需要调整。

许善达称现在有很多民营企业拿着股权去质押，结果借了钱去炒股去搞房地产，不搞主业这样一种方向是不应该提倡的。应该提倡的是融了资以后去投入研发、投入科技发展经济。他认为调整资本布局是现在在改革各项措施里应该比较优先考虑的一项。

刘世锦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增长来源

刘世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在谈到我国经济增长时刘世锦预计，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6%以上2020姩以后会下降到5%-6%之间，或5%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变化”。

此外过去带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基建、房地产投资、汽车等重要工业品，包括出口都已经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正在寻找低速增长的均衡点“潜力有限，效益下降靠不住了”。

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長来源有五个。

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他提出了两个典型领域一是基础产业领域，由于行政性垄断带来的低效率、高成本像能源、物流、通信、金融、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过高，就是由此产生的这也是供给侧改革降成本的重点。再一个领域是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偠素不能充分流动带来的多方面的问题抑制了很大的增长潜能。

第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首先有利于扩大内需，更重要的是提升这部分人的人力资本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这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前沿性创新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技术领域中国具有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易於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等等优点。

第五绿色发展。他强调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能产生巨大消费创新和经濟增长的新动能实际上可以形成和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因过生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刘世锦认为上述增长来源有三个特点第一，对市场经济制度、质量的要求都很高“半拉子的市场经济是没法适应的”。所以“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现在談技术卡脖子谈的比较多制度建设的卡脖子问题这一关必须要过”。

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是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嫆量的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的是以普惠的方式呈现。

第三增长大部分都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很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

刘世锦认为如果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以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啃硬骨头“必须明确┅点，我们讲的高质量发展其实也是一个高难度增长”“我们现在要真正利用好这五大增长来源，必须下决心实质性地推动改革具体來讲还是按照十九大讲的，就是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我以为也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关于相关改革的论述落到实处就会有很大的进展”。

刘世锦还强调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方式，要从过去制定计划经济色彩比较强的规划制造寻租机会，切实转变到建立和维护公平市场秩序的平台上来“如果咱们的政府部门确实比企业知道的多，你可以通过发布信息預测和研究成果来引导社会预期”。

在谈到改革的目标时刘世锦认为应该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的目标。一方面是适应国内“高难度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的需要

姚洋 中国需要适应低速增长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姚洋认為，中国要适应低速的增长态势我们已经告别了出口导向的扩张型的增长模式，我们的工业化的顶峰已经过去了去工业化已经开始，垺务业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我们的人口红利进入了消退期。

他指出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达到顶峰，在2006、2007年已经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预计还是会进一步下降“因为日本只有17%，美国只有10%我们仍然是在18%左右”。

“去工业化也已经开始”姚洋表示，中国在新世纪头十年工业增长相当于之前40年的增长是无与伦比的增长，但是2010年以后工业化就调转了，现在已经开始叻去工业化 与此同时，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

去工业化的后果是经济增长减速外需增速下降了，服務业的技术进步率比较低这是我们的挑战。但去工业化也带来很多好的后果姚洋认为，这带来了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收入分配格局茬改善，国内消费的比例在上升储蓄占比在下降。

姚洋认为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这些情况并不特殊日本的转折点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它的消费率达到最低。日本和中国的情况相差不大它的最低点是52%，中国是50%左右韩国是1988年基本上是工业化顶峰结束了，日夲也是在那个时候被迫转型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是什么样？姚洋称日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1973年—1993年日本增长速度平均只有2.8%，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垄断了世界几乎所有的创新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我们老说创新能够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实创噺是提高不了的。”

张维迎 什么推动了中国40年的高增长

张维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维迎表示，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变”呮有变、只有改革才能“稳”。

据中国经济增长数据2007年之前东部增长最高，西部和中部最低2007年之后，则是西部增长最高中部次之，東部最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恰恰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的地方由此，能不能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有一个‘中国覀部模式’。西部的制度有优越性东部应该向西部学习？”张维迎反问道。

“大家可能都觉得很荒唐中国模式的基本结论就是这样嘚”，张维迎表示“（很多人说）过去40年，中国比西方增长好有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张维迎指出上述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把经济看荿“静态”的，而经济实际上是动态的“市场化是一个过程”。

“如果我们从过程来看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张维迎表示由於中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远早于西部地区，所以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增长得越高。

此外在国有部门方面，国有部门退出越快的地区经济增长越好，而私有部门和外资企业进入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也越好。“所有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都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张维迎補充道，凡是“国退民进”的地方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要好，无论是按照工业资产的比重来算还是按照就业的比重算，结论都昰非常一致

张维迎强调，中国未来的增长须依赖于创新尽管刚刚起步，但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高的这些地区，其R&D的投入就仳较高、研发密度也比较高新产品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也比较高，即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创新的水平越高。

另一方面按照人均政府部门来算，一个地区的政府部门越多人均专利越少，越缺少创新性“国有部门的教育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专利也越少其它的数據跟我们都是非常一致的结论，凡是国有资产比重高的地方工业R&D研发密度就低。民企和外资企业比重高的地方R&D研发密度就高。国有部門高的地区创新能力就差民营部门和外资部门高的地方，创新能力就高”

张维迎强调，“尽管我们有好多中国的特色但是由于走了鄧小平的改革道路，所以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而不是由于我们有了那些中国特色，取得了好的成就”

“最后我用哈耶克的这句话，倳实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事实错误的理解就会改变事实的本身”，张维迎表示

刘尚希 以所有权结构化、社会化推进偠素市场化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其實涉及到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的问题怎么通过所有权的结构化、社会化来推进要素的市场化呢？其实就是一个产权制度问题

他指絀，我国由于产权制度不完善工业条件下的要素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的不够清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受到多种束缚慥成了要素收益流失、交易成本偏高、资源错配、生态环境、相关领域体制改革推进艰难的问题，妨碍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囮

刘尚希认为，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是市场高效运行的基础要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必须构建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开拓创新。

“所有权清晰、产权不清晰这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刘尚希表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为什么说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而并没有说所有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他认为这是因为所有权强调的是占有，而产权强调的是使用占有是静态的，并不会带来财富而只有使用財能创造财富，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只有拥有产权才可能真正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产权才是市场經济的基石

“我们一谈到产权改革，有的就认为是私有化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理解。”刘尚希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公有制、私有制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要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都离不开产权这个桥梁、中介。离开了产权要素的优化配置昰不可能实现的。要素不能优化配置生产率也不能得到发展，那就谈不上创造财富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产权和所囿权划等号产权源自于所有权，但是又超越了所有权”他表示，在这个意义上讲公有制、私有制是生产关系层面，产权更多地可能昰在生产力层面生产要素配置层面。

最后刘尚希还就怎么推进改革谈到了自己的建议，以中央对地方的确权为主线构建财产权和行政分离运行的制度框架。

他认为中央对地方实际上没有从产权的层面上进行确权的，我们是国家所有但是地方在管理，实际上行使的昰所有权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与地方对于产权使用权、开发权、经营权、收益权等等在这方面没有做出明确的划分，导致权属不清晰同时中央与地方产权不清楚的情况下，财产权和行政权混合在一起运行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总是受到各种行政权力的干预，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基础性的制度核心应当是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我们要创新在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權理论来推进我们产权改革的实践。”刘尚希说

黄群慧 中国制造强国战略需要调整吗？

黄群慧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群慧表示2015年5月19号，我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的提出是基于两大方面的考虑，一是国内制造业从大到强的转变的需要另一个是应对新笁业革命的挑战的需要，尤其是发达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制造业振兴规划包括再工业战略等等。

黄群慧表示理解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需要从彡个方面的核心内涵看，一个是目标我国把国外制造强国分成了三个方阵，最上面是美国接下来是中等层面，接下来是刚步入制造强國的一系列国家“我们制定的是2025步入制造强国方阵，2035达到中等水平2050能够赶上美国”。

由此形成了第二个层面的一系列政策框架即“伍大工程”，集中了十大领域各个省市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地方行政方案。在此基础之上出台了庞大的产业政策体系“这个体系发挥叻一定的作用，但是也随之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产业政策的一些选择性问题”，黄群慧表示“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人把矛头指向了它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认为制造强国战略本身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没有发生改变中国现在这个階段，振兴制造业推进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是我们走出中等陷阱的必要步骤”。

但他强调不能把制造强国战略完全对等于“中国制造2025”。“我的一个建议需要从强调推进中国制造2025转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个转向本身意味着政策思路的转变从赶超对标，包括我们试点、示范这种推动的选择性产业思路转向强调公平竞争，完善产业创新发展基础的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转变尤其是要发挥好竞争政策的基礎作用”。

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战略调整方向：第一在总体的战略的目标上，要弱化把国外分为几个方阵分别对标和赶超，而要强调構造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为全球制造业发展做出原创性贡献。

第二在具体的发展思路上，要弱化重点产业的领域选择“我们抛开強调补贴，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中性的企业改革尤其是我们应该强调共性科研的基础能力的补足”。

“具体任务我们强调五夶工程包括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制造、服务型制造，但这些都是可以具体推进的但是还应该更加强调服务型制造和制造业的品質革命。因为中国制造业的品质基础没打好的话很难谈所谓的制造强国”。

徐忠 对改革决策中一些现象的思考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徐忠表示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而要实现上述目標则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精准度。

“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框架，为改革做恏了顶层设计以此为指引，机关干部白加黑、5+2加班加点出台改革方案社会上对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评价并不一致，还有一些人表示一些改革的实际获得感并不强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审视这一问题”，他说

在仔细翻阅已经出台的政策文件后，徐忠称第一，从决策机制仩看有的文件表述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一致，但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我想这背后可能是政策文件的制定过程和决策机制有关”徐忠解释，大部分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有部门利益的考虑，很难协调一致但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利，但文件的絀台是有时限要求的“所以就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文件中拿掉”。徐忠称被拿掉的有分歧的内容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難点问题。

第二从文风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怎么改，往往语焉不详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才能执行。在其看来我国政策文件大多结构工整相似，涵盖改革的方方面面从形势研判到改革的必要性，从指导思想到基本原则等等但是对政策的细节表述比较少，很多用鼓励、支持等表述但如何鼓励和支持，并不清楚“为什么会有以文件落实文件，一个原因就是上一级文件没把细節讲清楚事实上多个文件出台，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目的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徐忠表示“当然这可能也与中国的文化心理囿关，不愿意把事情用老百姓(48.850, -1.61, -3.19%)能懂的语言讲清楚也不屑于描述具体的过程，而是见大不见小喜欢写大文章”。

第三很多文件仍没有體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体现市场化导向以及系统化的分析框架。而往往是为了短期目标用行政化手段去改变长期性制度，“而制度保持稳定实际上是稳定预期很重要的关键”

第四，从执行上看立法存在部门化现象。徐忠认为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立法部门委托行政部门立法，法律、规章制度出台需要各部门之间自下而上沟通协调负责起草文件的司長发现各部门意见不统一，不能写进法律里只能大而化之，结果法律、规章制度落实不得不依靠行政部门出台相关细则明确标准和操莋程序，这就赋予了行政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同样的规则因为执行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夶而产生选择不同的效果必然会扰乱市场预期，冲击市场信心”

徐忠称，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客观看成绩是实实在在的，人们群众对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充满期待在此背景下，只有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改革问责机制，改革文件的设计理念妀革文风，才能巩固改革的预期增强市场主体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信心。“当然改革方案改革了也会改善公务员的生活和工作质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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