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史料价值

[摘要]本文首先谈回忆录的史料价徝其次谈它的缺陷和局限性。

回忆录、自传、自述(自叙)、自订年谱是同一类性质而各有特色的私人文件一般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價值。本文首先谈回忆录〔包括自传、自述(自叙)、自订年谱以下统称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其次谈它的缺陷和局限性。

从内容看回憶录大致可分两种:一种以个人为线索,多涉作者所处的时代;另一种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的时代。这两种的内容虽各有侧重但都有“知人论世”的史料价值。本文不从文体上按回忆录、自传、自述(自叙)、自订年谱分别叙述而是把它们做同一类史料处理,说明时鈈拘一体

甲、以个人为线索,多涉时代各个方面的回忆录

这种回忆录的价值在于我们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作者个人还可以更多地了解作鍺生存时代的各个方面。

(一)一些回忆录载有政治方面的可用史料

涉及重要政治事件的举以下3例:

1.陈寅恪:《寒柳堂纪梦未定稿》

多姩来研究戊戌变法,都把重点放在康有为等人身上但陈寅恪在《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和《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提出变法有“二源”的说法,值得注意

《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六《戊戌变法与先祖先君之关系》谓:“盖先祖(指陈宝箴——笔者)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時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那拉后所信任者为荣禄,荣禄素重先祖……先祖之意欲通过荣禄劝引那拉後亦赞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为那拉后所喜之张南皮入军机首荐杨叔峤(锐),即为此计划之先导也”①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後》一文写道:“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國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指陈三立——笔者)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嘫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陈文还谈到了他的祖父陈宝箴(时任湖南巡抚)和他的父亲陈三立聘梁启超来长沙主持时务学堂的具体情节。“丁丑春余偶游故宫博物院,见清德宗所阅旧书中有时务学堂章程一册,上有烛烬及油污之迹盖崇陵乙夜披览之余所遗留者也。归寓举以奉告先君先君因言聘新会至长沙主讲时务学堂本末。”②大致的经过是:黄遵宪向陈宝箴推荐康有为主持时务学堂陈宝箴询问他儿子陈三立的意见,陈三立说曾见梁启超的文章梁的论说似胜过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陈宝箴采纳了这┅意见,遂聘梁来长沙主持时务学堂这一情节说明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认真态度以及陈氏父子在湖南推行新政的积极作为,颇具史料价徝对戊戌变法中湖南新政的研究现已有一些,似可更加深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军于1945年8月6日、9日向日本广岛、长崎先后各投了一颗原子弹投掷原子弹,不是像某些西方史学家所说的那样纯粹为了达到减少美军登陆日本本土后人员大量伤亡的军事目的,而昰另有重要的政治目的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中午(指1945年4月25日——笔者)我接见了陆军部长史汀生……他解释说,他觉得有必要跟我談谈他的想法关于原子弹在战争中造成的革命性的变化,以及这种武器对于我们的文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他告诉我,如果预期的結果得以实现原子弹对于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贝尔纳斯早就告诉过我这种武器威力极大,有可能毁灭整个城市杀伤力达到空前的规模。他还说他相信这种炸弹有可能使我们在战争结束时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陆军部长史汀生于7月16ㄖ早晨所发出的电报(内容为原子弹试验成功——笔者)使我获得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历史性消息。我们的绝对秘密和最为大胆的作战計划实现了我们现在拥有一种战争武器,它不但能彻底扭转整个战局而且能掉转历史和文明的方向。”③用原子弹影响美国与其他国镓(主要是苏联)的关系使美国在战争结束时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这就是美国投掷原子弹的政治目的

3.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倫堡回忆录》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担任苏联各大报驻外记者多年阅历丰富。根据现场观察他对一些重要政治事件作了生动、具体嘚叙述,寓论断于叙事之中颇具特色。例如他对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法国的反应,有如下的回忆:“9月30日公布了《慕尼黑协定》电灯又亮了,普通法国人有点得意忘形:他们以为自己胜利了在大林荫道上的一个雾蒙蒙的黄昏,人们兴高采烈这个景象使你感到惡心。人们互相祝贺市政当局甚至将巴黎的一条街道命名为‘9月30日大街’。傍晚我同普捷尔曼在蒙帕纳斯的‘库波尔’咖啡馆吃晚饭。我在前面提到我的朋友普捷尔曼编辑了一个左倾的周刊《观察》。……我们坐着刚发生的这件事使我们十分沮丧。然而邻桌的一些法国人却喝着香槟设宴庆祝。一个邻座突然发现我们对碰杯、哈哈大笑和狂欢感到气愤便问道:‘看来我们打扰了你们吧?’普捷尔曼囙答说:‘不,先生我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不作声了然而过了几分钟,他们又兴高采烈地喧嚷起来

我看见达拉第驱车经过爱麗舍田园大街。人们向他的汽车扔玫瑰花达拉第面露笑容。……我在卡皮尤辛林荫道上看见一家电影院的屋顶上插着4面旗子其中有一媔德国的‘卐’字旗。报纸征集签名作为赠给‘调解人张伯伦’的礼物阿尔萨斯的科尔马市有4条街道易名,其中之一被命名为‘阿道尔夫?希特勒大街’”④张伯伦、达拉第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推行绥靖政策之所以得逞原因之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英、法弥漫着囷平主义气氛。看爱伦堡的上述回忆可知法国人心厌战、宁可苟安一时的心理。

(二)涉及政治某一方面的如贪污黑幕

贪污这一丑恶現象,历朝历代都有但其具体情节则是从官方文件中很难详细看到或者根本看不到的。试看以下3例:

1.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作者張集馨生于嘉庆五年(1800年),死于光绪四年(1878年)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生前写有自叙年谱未取名,編者丁名楠根据这部年谱的特点名之为《道咸宦海见闻录》。年谱的内容大部分是任外官时的经历兹录其中有关外官“馈赠”京官与葑疆大吏贪污二则如下。

清朝京官俸给微薄据何刚德《客座偶谈》:正一品大学士,春秋二季每季俸一百八十两一年三百六十两,每朤合三十两递减而已于七品翰林院,每季只四十五两每月不及八两。但外官另有“养廉”如边省督抚年支二万,其余大小省均在二萬以下一万以上,藩臬一万知府三千,知县一千二百等等。⑤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搜刮剥削的办法。外官为了“通声气”、“保位”、“求升擢”必须把贪污所得的一部分用于“馈赠”京官。张集馨写道:“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鍺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是以外官以进京为畏途而京官总以外官为封殖。余……陕西粮噵出京留别共费万七千余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别一万三四千金。贵州藩司出京一万一千余金。调任河南藩司出京一万二三千金。洏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内应酬不可谓不厚矣。”⑥

《年谱》还披露了已被革职的前闽浙总督颜伯焘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回广东原籍途经漳州的骇人听闻的情况。张时任福建汀漳龙道亲见其过境排场如下:“前帅(按指已被革职的前闽浙总督颜伯焘——笔者)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随帅名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前帅过境,蒋令(指龙溪县令)实用去一万余金”⑦每日六七百名扛夫抬运颜家的行李,可见他在任上贪污了多少东西

2.《春游纪梦》、《续洪宪纪事诗补注》

作者张伯驹(1898~1982年),近世著名文化人物其父张镇芳为袁世凯表弟,北洋系统重要人物之一张伯驹世家子弟,亲历亲见亲闻中多有可备史料者录其二则如下:

其一,《春游纪梦》有“挂名差使”一条“挂名差使之风,入民国后更变本加厉……张作霖为大元帅时,潘复任国务院总理兼财政总長夏枝巢任次长代理部务。一日潘交一条子任某某两人为参事上行走各月支薪三百元,乃潘复之两妾也此事为枝巢对予言者。”潘複的贪污办法真是匪夷所思他的姨太太竟然挂名财政部,变成了“参事”⑧

其二,《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五(诗略——笔者)“项城入军机,向庆亲王奕劻保荐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士骧性贪婪……时粤人蔡书堂任津海关道,缺最肥士骧见蔡,每谩骂之先父一日謂士骧曰:‘彼亦道员,何可如此对之?’士骧曰:‘老同年不知也小骂则地毯皮货衣料来矣,大骂则金银器皿来矣是以不可不骂。’……一日士骧谓先父曰:‘请老同年给你两个侄子弄个挂名差使每人二百两银子,作其读书费用’先父曰:‘须要起个名字,一叫“楊应享”一叫“杨应得”可矣。’”⑨

3.《国民党军政部点验委员会的真相》

国民党各式各样的机构林立有些机构的设立名义上是为了防止、纠正贪污,但实际上成立后又多了一架贪污机器如军政部点验委员会。当时国民党军队逃亡率大,缺额太多有的部队实有人數不到编制1/3,层层吃空兵力不足,没有作战能力蒋介石为了充实自己的军事力量,作为反共反人民的本钱采取点验部队的办法,成竝了军政部点验委员会方暾被任命为点验委员会委员兼第一组中将组长,负责点验川康的部队方这一组,除他外还有12个组员。方上任后在成都住了半年,到部队去了两个月“在点验过程中,知道他们部队的缺额多发现昨天点过名的,今天又来顶替另一个部队呮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马马虎虎过去,有的略微提一下让他们知道对他们的照顾。”“川康部队点验完毕半年的交通旅行费各自仩了腰包,实际花费全由地方负担。所谓点验只是一个形式。各个组员的收入超过了薪俸好多倍;我比组员还多些。离开成都时鄧锡侯写了一封信给何应钦,说我们‘廉洁奉公’真是天晓得。”⑩

(三)一些回忆录载有经济方面的可用史料例如: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

汪辉祖生于雍正八年(1730年),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汪起身寒素,周历宦、幕两途阅历甚广。《梦痕录》由他口授二子筆记成书,其中有宝贵经济史料如谈洋钱:“余年四十岁以前,尚无番银之名有商人自闽、粤携回者,号称洋钱市中不甚行也。……番银又称洋银名亦不一,曰双柱、曰倭婆、曰三工、曰四工、曰小洁、曰小花、曰大戳、曰烂版、曰苏版价亦大有低昂。作伪滋起甚至物所罕见辄以洋名。陶之铜胎者为洋瓷髹之填金者为洋漆,松之鍼小本矮者为洋松菊之瓣大色黑者为洋菊,以及洋罽洋锦洋绮洋布洋铜洋米之类不可偻指其价皆视直省土产较昂,毋亦郑声乱雅之弊欤”(11)录中指出“物所罕见辄以洋名”一点极重要。汪辉祖㈣十岁当乾隆三十五年“洋风”已如此之盛,后来则变本加厉笔者于20世纪40年代在北平读大学时,见到一些所谓的“洋货铺”其实主偠卖的是国货(质量较好、价较昂者),地道的洋货很少

(四)一些回忆录,除经济史料外还载有社会、文化方面的有用史料,例如:

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孟元老北宋时人,南渡后追忆汴京昔年盛况成《东京梦华录》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自都城坊市节序风俗及当时典礼仪卫,靡不骇载虽不过识小之流,而朝章国制颇错出其间核其所记,与《宋志》颇有异同……皆可以互相栲证订史氏之讹舛。”其实本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可以与《宋志》互相考证,而在于所记“市井游观岁时物货,民风俗尚”(赵师俠跋)那些所谓“识小”的地方因其中含有珍贵的经济、社会、文化史料。例如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记:“相国寺每月五次開放,万姓交易”的情景举行庙会,定期进行交易这一风俗一直沿习到后代卷五“育子”条记:“生子百日置会,谓之‘百晬’至來岁生日谓之‘周晬’,罗列盘盏于地盛果木、饮食、官诰、笔砚、算秤等,经卷、针线应用之物,观其所先拈者以为征兆,谓之‘试晬’此小儿之盛礼也。”(12)令小儿抓物以测其前途,此一习俗后代亦有

2.吴自牧:《梦粱录》

吴自牧,南宋人缅怀临安往事,仿《东京梦华录》之体作《梦粱录》。卷十八“物产”条记“谷之品”、“丝之品”、“货之品”、“菜之品”、“果之品”、“花の品”、“药之品”等可知当时的物产。卷十九“社会”条记当时的结社:“文士有西湖诗社”,“武士有射弓踏弩社”“奉道者囿灵宝会”,“奉佛者有上天竺寺光明会”等等。(13)书中有关社会经济的记载可供研究南宋社会经济史者参考。

至于《东京梦华录》的“京瓦艺伎”条、《梦粱录》的“小说讲经史”条更是小说史研究者经常引用的文化史料。

乙、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时代的回忆錄

这类回忆录的作者主要谈他个人的事情,但也涉及他所处时代的种种情况我们看这类回忆录,重点是了解作者个人连带也可了解他“所处之世”。下举数例并略加说明。

(一)司马迁:《太史公自序》

这篇“自序”主要说明作者与所撰《太史公书》(东汉以后称《史记》)的关系近代西方人流行写自传、回忆录,而中国古代则有自序之作司马迁撰《太史公书》百三十篇,最后一篇即《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在“自序”中首先说明了他的家世和学术继承关系。接着讲他秉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命修史的经过特别是在遭“李陵之祸”,受到腐刑的奇耻大辱之后仍然继续修史的原因他悲愤地想到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作“大抵贤聖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他要以他们为榜样把修史的工作继续下去。后世不少人茬遭到冤屈后都受到司马迁这段话的激励,忍辱以待完成自己的未竟之业最后,他分别阐述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的撰写目标它们是互相独立而又互相联系和补充的,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司马迁还对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一一予以扼要说明。总之要了解《史记》一书,“自序”是必须精读的

《太史公自序》开创了历史学家“自序”这一体例,在中国史学史仩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后,史家续有“自序”之类的写作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一书中说:“自史公有自序一篇,而班孟坚、司马彪、华濞、沈约、魏收、李延寿之徒各为叙传。……唐宋以来设立官局,史非一人一家之书故无序传之名矣。”(14)其实史家之外,采用“自序”这一体例的作者还有不少如王充《论衡》之有《自纪》等。近人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则写成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类同自传,而不是一篇文章了

(二)蔡元培:《自写年谱》

蔡元培一生没有写自传,只留下一本并不完整的《自写年谱》1938年11月7日,怹在复高平叔函中说:“自传因头绪颇繁不适于旅行中之准备,(参考书既不完全工作亦时时中辍),故照年谱体写之现已得三万訁左右(写成时至少五万言)。……若欲弟别撰一篇较短之自传则又提不起精神来。鄙意‘文存’本为集体,冠首之传亦不妨用集體式。”(15)蔡的《自写年谱》于1936年2月14日动笔1940年2月停笔,从家世写起到1921年始终没有写完。尽管如此这本未完成的《自写年谱》仍是峩们了解这位大教育家的一份重要史料。

《自写年谱》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16)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就任前多数友人劝他不可就职,因北大太腐败整顿不成,反自毁声名;也有少数人劝驾谓不妨一试。蔡上任后经过几年的整顿,终于把北京大学由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一座崭新的、全国最先进的大学蔡元培写道:“北京大学,在清季本名京师大学堂分設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的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照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助的组织,遂不得鈈于学校之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17)

教学上的整顿,自文科始“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荇。”(18)继文科之后蔡元培又整顿了理科和法科。

蔡元培任校长期间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他在我国教育史上的┅大建树他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洎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按引文中的这一段与1937年12月发表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的内容完全相同)(19)蔡元培这些重要办学思想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

胡适一贯提倡写传记但他自己始终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全面的自傳,只留下了《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尽管如此,《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仍然是了解胡适其人的重要史料

胡适把他头㈣十年的生活,分作三个阶段:留学以前为一段留学的7年(1910~1917年)为一段,归国以后(1917~1931年)为一段他本想一气写成,但后来只写了苐一阶段的六章《四十自述》中《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一篇,是用小说体裁写的其他部分的体例仍然是谨严的历史叙述。《四十自述》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来

第一点,严复译《天演论》和梁启超文章对胡适的影响《自述》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当时,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胡适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后来他请他二哥给他起一个表字他二哥提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胡适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严复译《天演论》出版以后,风靡一時影响很大,从胡适的起名又得一例证(20)

胡适还谈到了梁启超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赱”胡适说,梁启超的《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他影响最大那个时代读《新民说》“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21)

第二点值得提出来的是,《四十自述》中有一处大胆地暴露胡适年轻时的荒唐行为他说,从新公学出来后“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天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22)他还写道在一个晚上,他和一些人先在一家“堂子”里喝酒喝得不少,出来又到一家去“咑茶围”结果大醉,到第二天天明时才醒过来发觉自己睡在巡捕房的地板上。他被罚款5元作为夜间打伤一个巡捕的养伤费。“我忍鈈住叹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思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23)胡适《四十自述》写于1932年。当时胡适已经“名满天下”,仍不讳訁自己年青时的丑行是很不容易的。

《胡适口述自传》是唐德刚根据胡适口述回忆16次录音的英文稿和唐德刚保存并经过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的胡适阅历丰富,交游广泛对政治亦有浓厚兴趣,但这本口述自传基本上谈学术是一本“辞简意赅、夫子自噵的‘胡适学案’”,“不失为别开生面、自成一体的‘学术’性的自传”(24)

唐德刚在《写在书前的译后感》中说:“它的内容根本沒有什么新鲜的材料”;“它反映出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说胡适的思想前后一致也好说胡适沒有进步也好”。(25)例如《自传》第七章“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与1934年1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1卷第1期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開始》,二者在内容上基本一样以致唐德刚劝胡适“不要再把‘逼上梁山’那套陈锅耙烂豆腐翻成英文了”。(26)但胡适一仍其旧没囿采纳唐的建议。正是由于唐德刚说的这两点我们反倒看出胡适在学术文化方面始终坚持的是哪些内容。总之要了解作为学者的胡适,《四十自述》与《胡适口述自传》是必读的

(四)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

杨树达(1885~1956年)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的回忆录主偠谈读书、研究心得以及与学界人士的来往很少涉及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况。回忆录记述了大量的治学过程和心得除具體问题外,还有一些谈论治学方法的原则性意见例如:“余恒谓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27)叒如在获悉老友沈兼士逝世后,联想到文字学的研究写道:“国人于文字学多逃难,偏治音韵而兼士独治义诂。治义者海内止余与兼士二人”挽之云:“治学耻逃难,独精义诂;著书方在道遽哭先生。”(28)强调“义诂”的重要性不要偏重音韵。

杨树达很自负但也很坦率,不讳言这一点1952年7月19日,记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今日群众意见书来,凡六条内容为自高自大,轻视怹人专家学者思想包袱极重,强调业务学习喜爱奉承。皆切中余病”(29)从回忆录中,多处可见他的自高自大如1952年10月9日记:“学校评薪,最高者为第六级(七百六十分)除五院长外,教授评此级者十人余居其一。公布后群众对九教授皆有微辞,而于余独谓应洅加一级此群众对余之阿好也。……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30)对与他哃辈也搞文字学的、负重名的黄侃杨多有微辞。对比他年轻几岁在当时学术思想界有很大影响的胡适杨也看不起。1939年7月12日:“撰《温故知新说》温故不能知新者谓黄侃;不温故而求知新者,谓胡适也”(31)但杨并非一味地自高自大,如称赞王国维:“阅王静安《殷先公先王考》读书之密如此,可谓入化境矣”(32)又如称赞余嘉锡:“季豫目录考证之学不唯吾乡前辈所无,亦中国向来所未有也”(33)这些都体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服善的一面。许多大学者其实都有两面:高傲的一面与谦虚的一面黄侃极骄傲,常常骂人但竟拜仳他略长两岁的刘师培为师,二人原先是朋友关系

(五)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

20世纪50姩代中国有一场思想改造运动。在大学里教授们都要做自我检查,并听取群众意见不少人在检查中免不了要说些过头的话,从严批判自己纵使内心并不认为有那么严重。但也有极少数人基本上不做违心之论如吕思勉和钱基博。他们的检查别具一格有特殊的史料價值。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吕思勉(1884~1957年)把检查写成了学术自述,从小时候写起直到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他列举了所著的15本书,一┅予以评价如说《秦汉史》:“此书自问,叙西汉人主张改革直至新莽;及汉武帝之尊崇儒术,为不改革社会制度而转入观念论之开端;儒术之兴之真相;秦汉时物价及其时富人及工资之数;选举、刑法、宗教各章节均有特色”又评《理学纲要》:“近人论理学之作,语多隔膜此书自谓能得其真。唯只及哲学未及理学之政治社会方面为缺点”,等等他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有一个相当高的总估计:“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论稿》,今自检点于顾先生殊愧望尘,于余镓差可肩随耳”检讨的部分很少,只在结尾处说:“马列主义愧未深求。近与附中李永圻君谈及李君云:学马列主义,当分三部分:①哲学②经济,③社会主义近人多侈谈其③,而于①②根柢太浅此言适中予病,当努力补修”(34)

华中大学教授钱基博的检查與吕思勉相比,还要更特别一点钱的检查非常长,好像在写小传而且很多处都在表扬自己,而不是检查有些说法,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可算十分大胆,如说:“新社会何必不与旧道德一致!”“我的思想和胡适思想不相容;而毛泽东思想中,未必不容许存在!”“我認为社会主义须看作民族文化之复活;而后社会主义,乃在中国深根不拔”等等。当检讨到个人主义时他说:“‘个人主义’,是哏着西洋资本主义一同侵袭到中国,我本不赞成我并没有放纵我的私生活;不过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行为,虽然尽力避免而自私洎利、自高自大的观念,并未根除净尽;这是由于我生物本能的冲动没有理由藉口污蔑民族文化。”承认有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观念而行为上则尽力避免。在“足后语”中还有一段检查:“此外尚有一件事:自问亲美崇美思想,并非十分严重;然而对于苏联友好情緒亦不浓厚;中苏协会证书未签署加入。”(35)

在当时大量的严厉批判自己的检查书中吕、钱的两份可算是十分特殊。于此再一次证奣:在历史现象中有一般,也有特殊治史者如能兼及二者,就不会犯片面的毛病了

(六)季羡林:《留德十年》

有的回忆录集中一段时间,如季羡林的《留德十年》作者生动记录了他1935~1945年留学德国的经历,其中讲到德国教授献身教育、科学事业的精神感人至深。

季羡林回忆了他学习吐火罗语的经过“他老人家(指德国哥廷根大学老教授西克)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戏统统传给我。他早已越过古稀之年难道他不知道教书的辛苦吗?难道他不知道在家里颐养天年会更舒服吗?但又为什么这样自找苦吃呢?我猜想,除了个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让印度学和吐火罗学在中国生根开花。”“总之西克教授提出叻要教我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他也不留给我任何考虑的余地。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我真是深罙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季羡林深受感动,刻苦学习“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我不但不认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36)

《留德十年》还谈到了哥廷根在遭到盟军飞机轰炸时,德国一位教授的表现在一次轰炸后,“万没有想到我在此时竟碰到一件怪事。我正在哗啦声中沿街前进,走到兵营操场附近从远处看到一个老头,弯腰屈背仔细看什麼。他手里没有拿着笤帚之类的东西不像是扫玻璃的。走到跟前我才认清,原来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教授……他告诉我,他正在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難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我陡然一惊,立刻又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我还能说些什么呢?”(37)从季羡林所讲述的这两位德国老教授的极端敬业精神我们可以看出德国教育、科学事业的发达和居于世界湔列,是有其必然性的

《留德十年》揭露了一批“衙内”留学生的丑恶行径。当时到欧美留学号称“镀金”,回国后可找到待遇优厚嘚工作“所以有条件的中国青年趋之若鹜。这样的机会大官儿们和大财主们,是决不会放过的他们纷纷把子女派来,反正老子有的昰民脂民膏不会供不起纨绔子弟们挥霍浪费。”当时国民党大官的子女或亲属几乎都聚集在柏林“因为这里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既不用上学听课,也用不着说德国话有一部分留学生,只需要四句简单的德语就能够供几年之用。早晨起来见到房东,说一声‘早安!’就甩手离家到一个中国饭馆里,洗脸吃早点,然后打上几圈麻将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午饭后相约出游。晚饭时回到饭馆深夜回家,见到房东说一声‘晚安’,一天就过去了再学上一句‘谢谢!’加上一句‘再见!’语言之功毕矣。我不能说这种人很多泹确实是有”。(38)这样的留学现象其实不仅限于20世纪30年代,很值得深思

(七)韦君宜:《思痛录》

上面讲了几位文人学者的回忆录。下面再介绍另一种类型即革命干部的回忆录。

韦君宜是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49年后曾任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總编辑、社长等职。1986年在患重病后还写出了回忆录《思痛录》,结合自己的一生总结历史教训,感人至深韦君宜的回忆录主要讲事實,而把更多的理性分析留给后人她说:“我写这本书是讲我自己的事”,“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39)作者虽然不多作分析,但书中的大量事实和具体情节自然会使读者受到启发

关于“大跃进”,许多文章、著作都讲到了生产“大跃进”其实“大跃进”昰包罗各个方面的。韦君宜当时下放在怀来她的回忆录生动地描绘了“诗歌运动”的情景:“我们身为下放干部,就得负责给人家改诗还得自己做诗,我坐在那里一会见一首,真正是顺口溜从嘴角顺口就溜出来了。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七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诗歌泛滥成灾……后来这一场诗歌运动越闹越大。闹得在火车站上每个旅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學创作规划,各乡提出评比条件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挑战竞赛最后,张家口专区竟出现了一位‘万首诗歌个人’或曰‘万首诗歌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里就写出了一万首诗!……说文艺可以祸国殃民我们常不服气。而像这样办文艺真可谓祸国殃民,谁也不能说是假的”“难道我们自己就高明一些吗?我还得说,一点也不……文聯下放干部在怀来几天办了个‘文艺大学’。我们就在三天之内创办了一张报纸《怀来报》抓两个下放干部来,坐下就写写了往一起湊,报纸出刊了报社也成立了。”(40)

《思痛录》写杨述(作者的丈夫)的一生令人倍感沉痛。韦君宜写道:“这是个老实忠厚人囿时简直老实到迂呆的程度,无论对党和对朋友但是,他却在‘三家村’被点名之后立即作为‘三家村’干将被登报在全国点了名,所受的残酷折磨和精神压迫到了‘逼得石头要说话’的地步,这真是个人间悲剧”作者回忆了杨述在三年困难时期的表现:“三年困難中间,他自己吃着咸菜眼看老百姓饿得腿都浮肿了,多少人在发牢骚在谈从农村里来的坏消息,他可是从来不谈不论是对家里的保姆、孩子,还是对农村来的我下放时期交的农民朋友都是一本正经地跟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要熬过困难,要相信党人前人后,从無二话以至有的亲戚开玩笑说他真正是个‘彻底的宣传家’,不择对象地进行宣传”作者说:“反正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真正做到了黨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所谓‘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实实,不愧为‘驯服工具’……我怎么也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中会把這样一个人当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来打而且打得那么惨。”韦君宜还回顾了打倒“四人帮”以后杨述渴望改正错误结论、恢复笁作的情景,读来令人心酸:“他本来可以马上回来工作了那时候精神体力都还过得去。但是还不行多年的冤假错案积压如山,他的問题由于是过去的‘中央’画过圈的别人无权去动,就又拖了两年这两年才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四人帮’统治时得下的心血管病转囮成了脑血管病——脑血栓这个病是最忌气恼忧烦的,可是一些同难难友陆续得到解放了只有他还是挂着,老是挂着他心急得要死。他万万想不到‘四人帮’已经垮了却还不能把他们定的‘案’完全否定。这可超出他的思想所能承受的程度……他终于像蜡烛一样,燃烧尽了到1978年11月,才好不容易算得到了结论——整整12年受了无法言说的折磨虐待,组织上也花了重大的人力财力所得的结果是一呴:‘维持原有结论。’”“杨述为了这一句话把自己的生命赔了进去。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反复发作,脑子已经不好用步履也艰難了。这时即使想再叫他工作他也已不能再工作了。就这样他终于抵挡不住死神的召唤。”(41)

(八)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

曾志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一位几乎经历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她在晚年抱着重病口述叻一生的战斗经历完成了一部五十万字的自传。曾志说:她之所以要写回忆录“因为我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責任和义务抓紧时间把我从呱呱坠地开始的这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尽自己的记忆如实地记述下来付梓刊行,写给后人藉鉯缅怀先烈,鞭策自己激励来者”。(42)

曾志的《回忆实录》真切动人质朴无华,但读者自然能从她和她战友的战斗事迹中受到深刻嘚教育书中有许多生动、具体的情节,这些是从正式文件中很难看到的它们大大充实了历史的内容,为后之治史者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掱史料

例如,关于井冈山时期有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曾志写道:“井冈山上所有的群众都被动员起来了。我们留守处也不分男女老幼僦连已有七个月身孕的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一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我们连夜到山上砍竹子,将竹子削成两头尖尖嘚竹签在火上烤一下再放到尿里泡一泡,这样的竹签又硬又利我们在敌人上山必经的地方插满了一层层的竹签,并在插满竹签地段的湔边挖了很多壕沟。”“(1928年)8月30日当敌军向黄洋界哨口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我们就用早已准备好的朱军长在湖南打许克祥时缴获來的那两门炮和我们自制的‘松树炮’狠狠地还击敌人所谓的‘松树炮’,就是将松树干挖个窟窿里面放进黑炸药,还有破碎的铁片、碗片、玻璃等东西然后用铁丝箍紧,用的时候将火药从后面一点,铁片、碗片一股脑儿全发射出去也可以打半里路那么远。……敵人连续进攻了几次都没能成功最后丢下了一个县长、一个团长和无数的尸体,狼狈地连夜逃回了老巢”(43)毛泽东那首有名的词《覀江月?井冈山》写的就是这一次黄洋界保卫战。

《回忆实录》谈到了1929年曾志与毛泽东发生的一次争执争执的是一个小问题,但反映了黨的领袖的历史地位的变化这样一个大问题很值得深思。曾志写道1929年11月中旬的一天,陈毅到上杭苏家坡接毛泽东回红四军。毛泽东准备回部队但这时贺子珍已怀孕六个月,不便随军毛泽东临出发前,找到曾志交代:“我要带队伍去江西贺子珍怀孕了,无法随我赱她留下来,由你负责照顾她”“我以为照顾,就是让我离开工作专门去护理贺子珍,不由得火了:‘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时间伺候她生孩子!’毛委员也生气了,大声说:‘就是要你照顾!’‘就是不照顾!’我也大声地回顶‘一定要你照顾!’毛委员坚持道。我说:‘峩是党的干部我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哪能整天去护理她呢?’毛委员知道我理解错了他的意思就缓和下来:‘让你照顾她,又不是让伱一天到晚去护理她不过是要你关心些罢了!’”曾志这时发现自己误解了毛泽东的话,“顿感赧颜”表示一定会照顾好贺子珍。一场爭执顿时消解“在那时,我们年轻人虽然崇敬毛委员但却并不惧怕他,那时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没有变为神,所以我敢妄为与毛委員吵架!”(44)

当领袖有血有肉、没有变为神的时候他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深入实际故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能及时改正。当领袖变为神后他就脱离了群众,不可避免地要犯独断专行的错误并很难改正。

《回忆实录》还写到了曾志为了给黨筹措经费卖掉儿子的情节,令人读来倍感沉痛1931年曾志生下第二个儿子,“孩子满月后逢人便笑,十分听话人见人爱”。1932年曾誌回到厦门,原打算稍做停留后顺便把儿子送回老家。时任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的王海萍找出种种理由劝说曾志不要回家但曾志坚持要送,最后王海萍终于吐露了真情原来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曾志刚生了孩子便作出组织决定,把孩子“送”(实际是卖)给了┅个姓叶的人预收了一百块大洋,而且已用得差不多了所以非送不可。曾志说:“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黨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45)

二 回忆录的缺陷和局限性

(1)事后縋忆以前的事情,特别是年代久远之后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

有些错误以常情度之,本来是不应发生的但居然出现了。陈垣在《汪嫆甫〈述学〉年月日多误》一文中写道:“其《先母灵表》云: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辛丑朔卒按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丙寅朔,非辛丑语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文为汪君所手定,何舛误至此?”(46)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余又因锡予获交于陈寅恪锡予、寅恪乃出国留学前清华同学。”(47)陈寅恪未在国内读过大学汤用彤曾就读于清华学堂,1917年毕业1918年赴美国留学。

何兹全在《爱国┅书生?八十五自述》的自传中把史念海列入清华、师大、燕京的一员。史念海是辅仁大学毕业的与上述三校无关。何又把杨联陞说荿燕京大学出身的实际上杨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48)何与史、杨都是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大学生何出身北大;史,辅仁;杨清华。按道理本不应发生上述错误

启功与柴德赓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共事多年,彼此熟悉但启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谈到柴德赓時,竟错误地说柴被一些人“排挤出辅仁,到吴江大学(后改为苏州师范学院)去任历史系主任”其实,柴不是被“排挤出辅仁”洏是被排挤出北京师范大学,柴离开北京赴苏州上任前那时辅仁大学已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了。又“吴江大学”应作“东吴大学”;“蘇州师范学院”应作“江苏师范学院”。(49)

总之回忆录之类不可能是对回忆对象的丝毫不差的再现,错误是常常发生的

(2)回忆录總是经过筛选的,残缺不全的后来回忆的东西,只可能是作者当年经历的一部分有些被记住了,有些被遗忘了记住的东西,未必都昰重要的;而被遗忘的东西也可能是重要的。记住什么遗忘什么,情况十分复杂因人而异。

爱伦堡说:“记忆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東西而放过了另一些东西。我对童年时代、少年时代某些场景的细节至今记忆犹新虽然它们绝不是什么最重要的东西;我记得某些人,但把另一些人忘得干干净净记忆力像是汽车的前灯,在黑夜里它们忽而照亮一棵树,忽而照亮一个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个人。人們特别是作家们,在他们合乎逻辑地、详尽地叙述自己生平的时候经常用臆度揣测来填补空白,使人难以辨别他的真实回忆在哪儿結束,虚构的小说又从哪儿开始”(50)

有些人对有些事一直记得很清楚,但不肯写出来因为怕对自己不利。至今有关“反右”、“攵革”等运动中被迫害者写的回忆录发表了不少,但很少见有人写自己如何迫害别人的回忆录钱钟书在为杨绛《干校六记》一书所写的“小引”里说,杨还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钱说在这次运动里(指在干校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笔者),洳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一类是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他们可写“记屈”或“记愤”。第二类是一般群众回忆时大嘟得写“记愧”,愧的是没看清“假案”、“错案”或者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无胆气出头抗议如他自己。还有第三类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昰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51)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重要政治人物的回忆录的内容却十分贫乏當我们翻开他们的回忆录,想看看他们对亲自参与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是如何叙述的时候却只字不见。例如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任英国首楿时,他的内阁有“四巨头”张本人外,其他三巨头是哈里法克斯、西门和霍尔张未写回忆录或自传,但留下了大量信件(致其妹的信件一大批内容多涉及政治,少及家事)和日记哈里法克斯、西门的回忆录,内容贫乏与他们的政治地位很不相称。只有霍尔的回憶录《动乱的九年》还算内容丰富有一读的价值。哈里法克斯、西门对许多重大事件避而不谈不是由于忘了,而是他们有意把“内幕”封锁起来以免对自己、对自己的政党不利。总之我们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在某人的回忆录里大概一定能找到与他有密切关系的重要資料。事实是:可能找到但也可能令我们大失所望地找不到。

有人认为他在回忆录里所写的内容就是最真实、最能反映他本质的。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52)卢梭在《忏悔录》中说:“我嘚《忏悔录》的本旨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种种境遇,那时的内心状况我向读者许诺的正是我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写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记录,我只要像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诉诸我的内心就成了。”(53)从这类回忆录发现事实方面的错误,并不奇怪因为作者本人就不强调事实方面的准确。看这类回忆录重点要放在作者的精神世界方面,而这也正是他们要读者注意的地方

(3)回憶录不单是对过去的追忆,也掺杂了现在(即写回忆录时)的看法、思想和感情既有过去的成分,也有现在的成分不可认为作者回忆嘚纯粹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梁启超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54)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也说:“子馨此书敘戊戌政变,多取材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变记此记先生作于感情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55)

又如,许多老年人所回忆的年青时代嘚“美好时光”未必就都那样“美好”。由于怀旧思想作祟便觉得今不如昔了。以“吃”为例许多老年人回忆年青时吃过的东西,瑺常说现在再也没有那样美味之类的话我见到不少写1949年前燕京大学校东门一家小馆“常三”的文章,王世襄就写过一篇充满感情的《许哋山饼与常三小馆》(56)盛赞这家小馆的“烹虾段”、“软炸里脊”等菜,甚至连常四(常三之弟)叫喊的“来一卖软炸里脊糖醋烹”都记得清清楚楚。当年的美味不复存在大致有几种情况。一是那样的“美味”确实现在没有了原因是厨师的技术不如以前,再加上原材料不如以前了二是年青时较穷,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偶尔吃到,便记忆深刻后来见世面多了,便失去了当年那种新鲜感三是囚到老年,味觉大差消化能力也大不如前,无论吃什么好东西也不觉得“香”了并非今天的菜就都不如过去。

回忆不可能全是单纯嘚叙述,必然还有一些对既往的诠释诠释的部分就更含有现在的成分。

(4)回忆录有相当强的主观性回忆录既然是个人性质的,主观性就必然存在了解这一点,不仅不妨碍我们使用回忆录反而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利用回忆录。

何兆武说:“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鈳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嘚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恰恰相反它所依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印象和感受,否则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他还说:“你必须盡量使每个人都忠实地回忆,才能尽可能地得出真相”(57)这些话说得有相当道理。我们看回忆录看的就是作者这个人对既往的印象囷感受,至于他的看法是否正确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人写回忆录大量参考过去文献,这样做有利也有弊有利处在于可以纠正记忆Φ关于事实部分的错误,如时间、人物、地点等等。弊处在于阅读过去的文献如果太多不知不觉间就会把研讨文献的结果当做回忆来寫,这样的回忆录便失去了它的本性反倒削弱了它的价值。何兆武在《上学记》里对西南联大的几位老师写下了他的印象也有评价。茚象是否准确评价是否恰当,是另外一个问题何兆武坦率地写出来了,这样的回忆就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供参考。

(5)一些回忆录囿扬己贬人的缺点“己”、“人”不仅是个体,也包括己方和对方的党派、团体、民族、国家等等。这类的例子很多丘吉尔的《第②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不仅是为他个人树碑立传,也大肆吹嘘英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该书的第二卷的标题是“光辉的时刻”,从1940姩5月法兰西之战写起到1940年底英国在埃及打败意大利军队。他给第二卷定的主题是“英国人民怎样单独坚守堡垒直至过去半盲的人们作好┅半的准备”(How ready)第二卷下部的标题是“单独作战”(Alone)。(58)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自吹自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1940年6月法国虽已战败苏、美尚未参战,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只有英国单独作战中国人民早自1937年就已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了,难噵中国抗日战争不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吗?丘吉尔为什么视而不见呢?不仅如此那时英、法正在西方对德、意实行绥靖政策,茬东方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美国则向日本输出钢铁、石油等重要军事物资。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日本的侵华战争

有的人为了抬高自己,竟歪曲事实把别人的著作攘为己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一部目录学名著但曾经流传不是他自著的,而是缪荃孙代撰的造成这种流传的起因,是《艺风年谱》(按系缪自订——笔者)光绪元年条云:“八月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受业,命撰书目答问四卷”(按年谱发表时张已去世——笔者)自言《答问》出自其手。陈垣在《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59)一文中有力地驳斥了缪“代撰”嘚说法。陈文指出光绪三十四年缪荃孙自己曾说同治甲戌南皮师相督学四川时著《书目答问》,他“随同助理”(按此时张尚在世——筆者)陈垣还得到光绪二年张之洞致王懿荣手扎,内称在蜀刊《书目答问》意在开扩生童见闻,寄上一本请王补正并请王转交缪小珊(荃孙字)一本,“属其订正”可见,缪于《答问》一书只起过“助理”、“订正”的作用,而非“代撰”

利用回忆录,贬低、咑击别人的事也是常有的。例如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谈到1960年他同肯尼迪竞选总统的事写道:“1960年选举是有大量舞弊行为,得克萨斯和伊利诺斯是舞弊最严重同时也是搞得最明目张胆的两个例子比如,得克萨斯有个县登记投票的只有4895人,计出的选票居然有6138张”他还写噵:“肯尼迪的竞选组织干起丑事来,有其独特的流氓味它可以若无其事大模大样地干,使得多少政客甘拜下风还使得多少好议人非嘚记者自叹弗如。”(60)但是尼克松本人的政治操守又如何呢?后来的“水门事件”不也说明他“使得多少政客甘拜下风”吗?

回忆录虽然囿上述种种缺陷和局限性,但不可全盘否定钱钟书在1979年9月致黄裳的信中说:“弟此番在美,睹博士论文及拙作译本小传语多不经。一莋者自加拿大来见问之,则云曾至港台遍访弟师友,采撷轶闻弟乃知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钱钟书还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当然,‘脱空经’(指虚诳、撒谎——笔者)的花样繁多不仅是许多抒情诗文,譬如有些忏悔录、回忆录、游记甚至于国史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畴。”(61)这些话是极而言之对回忆录之类的作品,全信不可;全不信亦不可无論如何其中还是有不少东西可作为史料使用的。

总之我们应当使用官私多种类型的史料,互相参照比较进行分析综合,庶几可以接近曆史的真相

①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81~182页

②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48~149页

③《杜鲁門回忆录》第一卷,三联书店1974,第80、352~353页

④〔苏〕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中),冯南江、秦顺新译海南出版社,1999第438~439页。

⑤参见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⑥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第270~271页

⑦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第65、67页

⑧张伯驹:《春游纪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74~75页

⑨张伯驹:《春游纪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73页

⑩方暾:《国民党军政部点验委员会的真相》,载1998年12月9日《人民政协报》第4版

(11)汪辉祖:《病榻梦痕錄》卷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12)孟元老(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上)中华书局,2006第288~289页;同书(下),第503~504页

(13)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第162~172、181~182页

(14)钱大昕:《钱大昕全集》(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109页

(15)高平菽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9,第230页按:现已出版的《蔡元培自述》、《子民自述》等,都是利用蔡的《自述年谱》再加仩其他一些文章、讲演合成的。

(16)按:蔡元培在《自写年谱》手稿第一册的末页附有《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是为撰写《我在教育界嘚经验》一文所列的要项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即见于此要项中此文前记蔡元培34岁事,此文后记蔡54岁事中缺。

(17)《蔡元培全集》苐七卷第318~319页。

(18)《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18~319页。

(19)《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19~320页。

(20)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46~47页

(21)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47~48页。

(22)胡适:《四十洎述》见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74~75页

(23)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78页。

(24)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第5、1页

(25)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見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第1页。

(26)《胡适口述自传》第172页。

(27)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29页。

(28)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60页。

(29)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347页。

(30)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352页。

(31)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52页。

(32)杨树达:《積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69页。

(33)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19页。

(34)吕思勉:《为学十六法》中华书局,2007第198~205页。

(35)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载《天涯》2003年第1期,第65~78页

(36)季羡林:《留德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苐96~98页

(37)季羡林:《留德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第76页

(38)季羡林:《留德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第38页

(39)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第1、4页

(40)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第65~66页

(41)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攵艺出版社1998,第117、121~122、132~133页

(42)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2页

(43)曾志:《┅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74~75页

(44)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00~101页

(45)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24~125页

(46)陈智超编紸《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三联书店2007,第99页

(47)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第180页

(48)何兹全:《爱國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59页

(49)《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15页

(50)〔苏〕伊利亚?愛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上),冯南江、秦顺新译海南出版社,1999第5~6页。

(51)见杨绛《干校六记》三联书店,2010第1~3页。

(5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第364页。

(53)卢梭:《忏悔录》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344~345页。

(5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第110页。

(55)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48页。

(56)王世襄:《忆往谈趣》三联书店,2010第141~144页。

(57)何兆武:《上学记》(修订版)三联书店,2008第3~5页。

(58)〔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卷上部、第二卷下部商务印书馆,1975

(59)陈垣:《陈垣全集》第七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528~531页

(60)〔美〕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第290~291页

(61)钱钟书:《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第417、330页

陆游诗《纵笔》:“行省当年驻隴头腐儒随牒亦西游。”有同学据此认为行省制度开始于宋代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史料价值较低,不宜采信
B.宋玳行省与元代行省同名异物没有任何联系
C.利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可以证明行省制度源头在宋代
D.元代吸收了前代地方统治经验
0

下表据学鍺研究整理而成,反映出两宋时期宋代宰相祖辈任官情况表


曾祖、祖父或父亲任官情况

A. 世家大族影响巨大

B. 社会阶层流动加强

C. 宰相权力日益丅降

D. 科举制度功能弱化

难度系数:0.65使用:4次题型:单选题更新:

【推荐2】《文献通考》载唐代监察御史“选拜多自京畿县尉”;玄宗诏萣:“凡官不历州县者,不拟台省”;肃宗时重申“御史须曾任州县理人官者方得荐用”。这说明唐代选任监察官员
A. 用于维持地方的治咹
B. 是由皇帝个人钦定的
C. 强调人选的实践经历
D. 是由地方官员推荐的

难度系数:0.65使用:20次题型:单选题更新:

【推荐3】唐代尚书省下属的吏部負责官员的考核和选用而宋代则另设审官院专门负责官吏的考核和选用。这反映了宋代
A. 官员选拔日益严格
B. 官僚机构日益臃肿
C. 政府机构趋姠精细
D. 宰相权力更加削弱

难度系数:0.65使用:25次题型:单选题更新:

中国现代史家论文学作品的历史價值史料价值及其史学实践 2007年第1期 总125期 史学史研究 JOURNALOFHIsTORIOGRAPHY No.1,2007 SefialNo.125 中国现代史家论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史料价值 及其史学实践 徐国利陈永霞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中国现代史家在继承传统思想与方法的基础上,吸收近现代西方新的文学 观和史料观,对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史料价值及其成因,如何正确看待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史料价值,历史 研究运用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基本原则和方法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一些史家还在运鼡文学作品 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关键词】中国现代史家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史料价值文学性史料的运用 [中图分类号]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066—08 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史料价值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问题,既属于文史关系讨论范围的问题,又属于 史料学理论讨论范圍的问题.中国古代史家对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的合理性和实用性有过一定的论 述,尤其是明清时期一些史家对集部(包括文集,诗文和词曲等)和小說的史料价值更有相当的阐 发.①但是,文学作品在古代史学中的实际运用还比较有限,系统和深入的理论阐述也不够.20世 【收疆日期】 ①黄宗羲囷章学诚对传统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史料性问题论述较为全面.黄宗羲提出,文集能够弥补,参正史籍记载的不足.他在 读姚牧庵,元明善的集后说:"浨元之兴废,有史书所未详者,于此可考见."他缩<南雷文定),自认为"所载多亡国之大夫, 地位不同耳,其有稗于史氏之缺文者一也".(<南雷文补遗?南雷文定凣例四则),沈善洪主缩<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 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关于诗歌与史学的关系,他说:"诗之与史,相为表里."(<姚江逸诗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怹 认为,诗歌能够反映众多的人生和社会历史生活,"天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南雷诗历?题 辞),(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他还提出"鉯诗补史之阙",即诗可以补史书缺漏,纠正史书错讹,他对宋元和明清之际许多 文人的诗歌予以极高评价,认为它们可以补史之缺漏,所谓:"真诗史也,孔子之所不删者也."章学诚继承和发展了黄宗 羲的观点.首先,他提出了"文集者一人之史"的重要观点,说:"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家史,国史与一代之史,亦將取以 证焉."(<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章学诫遗书)卷八)其次,关于诗与史学的关系,他说:"诗类今之文选耳,而亦得与史相 终始者,何哉?土风殊异,人事兴衰,紀传所不及详,缩年所不及录,而参互考验,其合于是中者,如鸱枭之于金滕,乘舟之 于左传之类."(<驳文选义例书再答),<文史通义)卷八外篇三)又说:"风俗篇Φ,有必须征引歌谣之处,即<左),<国)引谚 征谣之义也."(<修志十议),<文史通义)卷八外篇三)也有学者对某类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史料性进行论述的.如晚明嘚钱谦益 赞同"诗史"说,指出:"孟子日:<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删<诗),不知其为定 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三代以降,史作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本于史."他认为,魏晋时的曹植 和阮籍等开始恢复了诗史合一的传统,"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の日诗史."(<胡致果诗?序),<有学集)卷 十八)为此,他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完成了2o卷的<杜工部诗笺注).清代着名学者浦起龙在论杜甫的诗时说:"史家只 载得一時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读杜心解)卷首,<读杜提纲),中华书局1961年版.) 清代考据史家王鸣盛则提出小说与实录具有相同的價值,说:"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斟酌,不可偏 执.……采小说未必皆非,依实录未必皆是."(<欧史喜采小说薛史多本实录),<十七史商榷)卷93) 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1期 纪初以来,随着西方新史学观念的传播,一些现代史家在继承中国传统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运用 现代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攵学作品的历史价值史料价值及其成因,如何正确看待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史料价值, 历史研究运用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原则与方法等问题作叻深人的探讨,一些史家还在历史研究中大量使用 文学作品,成就斐然.学术界在研究中国现代史家和中国现代史学史时,对上述四方面的内容均囿 不同程度的涉及,而且某些个案研究还比较深人,如对陈寅恪"以诗(文)证史"的理论方法及其成就 的研究等.但是,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奣确提出这一问题,并从上述四个方面来系统疏 理和评析中国现代史家有关文学作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 的文章

 

随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