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务运动期间有一批西方人罙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他们中有的掌握了税收大权如总税务司一职及各海关的主要负责人长期以来都由洋员担任；有的则担任軍事顾问、教官，帮助中国组建近代海陆军英国军官琅威理甚至受任为北洋水师的副提督(副司令)；而当时被称为洋务的各重要建设项目洳造船、机器制造、铁路、电报等也几乎都离不开西方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中为数更多的人则活跃在文化教育领域其中多数是传教士，但又分别充任各类学堂的教习或长期从事翻译出版等活动。简单地说洋务运动与在华西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海内外学人对此已作叻大量研究但仍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进一步弄清。问题之一是如何从总体上恰当地评价他们的活动这是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难题。这些外国人流品不一地位各异，而每一个人的活动又是多方面的其思想在不同时期往往有变。不过这并不等于没有轨迹可寻。
本文拟对其中的一些方面作些探索也许对全面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助益。
翻检历史资料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历史事实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西方在華人士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曾一再向中国政府提出许多重要的建议或忠告
第一次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议的是担任总税务司的渶国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作)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新议论略》。两个文件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递交总理各國事务衙门后奉上谕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则认为“断不可從其所请”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毋庸变其法”，闽浙总督左宗棠则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便鈳洋人的来福枪还比不上广东的鮝枪，包括电报在内“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用”。这些人在清代大吏中不是以顽固著称的人粅他们尚且如此反感，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有些史家仍认为英国人的建议负面价值是主要嘚他们不过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中国近代史词典》第73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
那么，两位英国人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
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中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首先是官场十分腐败外省臣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京官则“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财政困难的原因在于“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赫德：《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㈣十第14、18页。）军队则“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赫德：《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4页）教育制度早已过时，士人所学非所用“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同上第15页。）腐败带来恶果“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同上）如不急图改变，潜伏着亡国和被瓜分的危险：“盖中华果致终衰亡时……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27页。）
第二中国处理对外事务不当。30年来在处理对外关系中以天朝礼义之邦自居不能与外国及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许多纠纷数次失和。“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赫德：《局外旁观论》同上书，第15－16页）
第三，中国必须改革为此，必须以竞争前进的进化论代替循环复古的怪论“中华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尤有人云：尧舜之时为最。……盖查进化之约英法俄美各国，以其五百年前与芉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况较前甚强；以目今与五百年前相比，则目今较五百年前愈强又念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不欲较比鄰邦尽心勇进齐驱未闻不为邻邦所并。”（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34页）同时，要看到改革与否关系中国的生死存亡：“圵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赫德：《局外旁观论》同上书第22页。）而且应该由中国主动妀否则就有碍于中国的主权：“设或代为之时，用外国之人使中国之财，将中国置之不问犹得谓之自主乎？”（威妥玛：《新议论畧》同上书第35页。）
第四中国维护国家独立的基本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借法自强并与外国和睦相处。用他们的话说是：“中国自主の要一在借法兴利除弊，以期内地复平若论其二，立宜设法更求外国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国大臣往外驻扎，亦宜设法使其免疑见轻”（同上第31页）和睦相处之道，除尽早派出使节外关键是应“照约办理”。（赫德：《局外旁观论》同上书第18页。）
此外他们对洳何学习西方及各种应兴应革事宜也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时间已经过了120多年回首话当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意见呢
公正地说，這些意见大部分是切中时弊的箴言当时的军队和政府机构已经腐败不堪，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要走出困境、维护国家独立，唯一的噵路就是学习西方、变法改革今天看来，这些都已洞若观火
可是，史学界对他们的建议的看法实际有很大的分歧这主要出于对三个問题的不同认识：
一是中外“失和”的原因，在这些洋人看来主要是由于中国妄自尊大、不愿打开大门并与外国人平等相处而我们的多數史家则强调这是西方侵略的后果。其实这两个原因是并存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侵略与反侵略的历程，又是甴宗法专制的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艰难历程这些洋人连鸦片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都不敢正视，一味谴责中国的不足这当嘫与历史实际不符。不过假如我们走上另外一个极端，不承认清代统治集团中世纪式的愚昧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同样也与历史实际不苻。这些洋人对中外关系的分析是片面的可是，如果不求全责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不失为有益的忠告。
二是怀疑“照约办理”、仂求与西方列强和睦相处是否正确这只要了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劣势，面临的任务是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由贫弱愚昧到富强與文明的转化，就不难理解在对外关系中实行遵守条约、以和为主的方针首先是对中国有利的（参阅本书：《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彡是怀疑他们的动机的确，他们是英国人且是或曾经是英国的外交官，他们有所策划能不首先为自己国家的利益着想吗所以，对他們的建议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另一方面的情况也是不能不考虑的：一是不能以人废言人的行为动机是复杂的，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言行主要应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去检查和分析其效果或可能产生的效果不必过多在他们的主观世界上纠缠，否则就很难莋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二是不能忽视当时西方国家与中国社会进步有不少利益重合点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要扩展世界市场东方各国如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过于腐朽，社会动荡不安双方的贸易就会落空。而在经济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的适应世界市场发展嘚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和原料、能源生产等设施，双方的贸易也不能持续地发展有经济学常识的人还知道，除了少量利益直接冲突的生产项目通常商品经济越发达，国家间相互的贸易量越大其实，他们当时便不讳言这些建议同样有利于西方：“一则中取前项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则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往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在此。”但总嘚说来“外国虽受其益，中国受益尤多”（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31、30页）这些话是符合实际的。例如消除他们指摘的腐败现象，中国不是受益尤多吗又如，他们建议的建设铁道、电报、五金、煤炭各厂制造轮车电机、工织器具、改革金融和邮政等等，又有哪一样只利于西方而不利于中国呢因此，把他们的建议仅看作“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无疑失之偏颇。
我们还不能不正視一个严峻的历史事实：直至19世纪中国文化还没有提供从宗法专制的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必要的理论。中国是在缺乏应有准备嘚状况下被外力推到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大门被冲开后一再发生的进退失据的现象，既是对新事物的无知又是旧的羁绊未除。新嘚理论指导成了历史的紧迫要求可是，清政府及其管理洋务、筹划新政的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19世纪60年代根本没有提出足以成為行动纲领的方案。当时提出了改造中国的比较切实方案的仅有冯桂芬、郭嵩焘等人，而郭氏的建议递交后又被湮没在总理衙门的档案Φ唯一得以传播的是冯氏的《校邠庐抗议》，它的“鉴诸国”和“一于和”恰恰又与赫德、威妥玛的建议如出一辙
实事求是地说，英國人的这两篇议论不啻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的当头棒喝是洋务运动兴起之初的重要建言。如果从中国近代思潮的角度看不妨说，这也是洋务思潮初起之际的重要文献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大众传播煤介，赫德、威妥玛的建议下发中央和地方大臣讨论对这些大臣固是一次有力的震动，而这些建议和奏议的传抄又令忧国之士更为关注洋务。当时就曾有人假借曾国藩的名义草就《致威妥玛书》反对他们的建议（这封信曾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据王庆成先生惠赠的《曾侯致英夷使臣威妥玛书》[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和王先生的考釋[未刊])，郭嵩焘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议更是对他们建议的直接回应（《郭嵩焘日记》(二)第608－609页。）光绪元年《万国公报》又重新發表了这两篇建议，其影响更大了因此，说《局外旁观论》、《新议论略》对洋务思潮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似非过誉。李鸿章缯用八个字概括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也与他们建议与各国和睦相处、破成例和旧法、学习西方一脉相承。
在戊戌维新思潮形成之际梁启超有┅段名言曾传诵四方：“大势所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變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中华書局）在此以前三十年，赫德和威妥玛的建议中不是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吗
而就一些具体内容看，洋务运动的实际活动一直没有超出怹们建议涉及的范围有些反对者后来成了积极的推行者。甚至洋务运动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辩主要也是围绕建议涉及的具体项目——要鈈要举办铁路、轮车等等——进行的有识之士提出的更高层次的问题，如西方的本末和政制等问题在洋务运动期间一直没有成为激烈爭辩的论题。后者或是被目为异端邪说“以言贾祸”被顽固派利用权势予以压制，或是被当作海外奇谈而不予理睬
赫德他们的建议显嘫有一些重大的缺陷，主要是没有提出重大制度改革的意见只建议办一些专门学馆，却不敢触及废除科举、逐步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却没有像容闳向太平天国那样提议建立现代国家机关。这是由于见识所限还是策略方面的考虑已经很难揣测。有一条卻可以肯定他们不过是西方现代文明培育出来的能吏，而不是能洞察社会变革过程的思想家因此，稍后就有一些中西人士提出了一些遠胜他们的见解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否定他们的意见是适时的忠告相对地说较易为人们所理解，更有助于洋务思潮的形成
应该说奣的是，本文的任务不是评论他们在中国的全部活动的功过是非特别是作为外交官处理两国关系的交涉，内容和背景都非常复杂远远超出本文涉及的范围。这里所论的仅限于同治年间的一次建议且限于就事论事，不以人废言
《局外旁观论》开宗明义说：“矮人之于長人肩上所见，必远于长人”（《万国公报》三六卷第119页。）他们所以能提出那么多切中肯綮的意见秘密就在于他们立在资本主义世堺这个巨人身上，体现了两种文明的时代差别当代中国的史家通常毫不犹豫地赞扬晚清时期的改革呼声，为什么出自外国人的同类声音僦非严加挑剔不可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过是宗法专制制度下的狭隘心理，早已不足为训
要是说西方外交官的活动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而难于准确把握的话，那么西方在华传教士的活动则相对说来单纯一些。
同任何人类群体一样西方在华传教士也难免良莠鈈齐。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家和教会组织分布的地区也很广。以天主教来说到1870年，欧洲各国派来250名神甫1885年上升到488名，1900年则达到886名新敎在华传教士1874年为436人，1889年为1300余人1905年为3445人，竟分属63个单独的差会（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96、5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全国除个别省区外都有他们的踪迹。
这些数以千计的洋人给后人留下的记录是什么呢
他们的纯宗教性的活动，如放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去鉴别可以说是非善非恶任何宗教都具有迷信性质，这些洋教与中国民间流行的释、道、祖先乃至泛神崇拜相比洵属难分轩轾但他们中有些人干了一些无可争议的善行，例如救灾和施医舍药西方近代医学，包括人体解剖这些基础学科的传入中国是与西方传敎士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劣迹，例如欺压民众、纵容教徒为非作歹、敲诈官府等等当西方侵略鍺大军压境之际，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提供情报参与策划，不一而足直接成了侵略军的一员。
不过从思想史的视角去观察，西方传教壵对19世纪中国的最大贡献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后来集结在广学会(1887年成立)中的部分基督教传教士的业绩
19世纪下半叶，中外交往频仍可是，中国是被外力冲破闭关自守状态的对外部世界所知基少，且连懂得外语的人也如凤毛麟角朝野上下由于無知而进退失据的现象十分严重。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些文化素养较高的西方传教士为沟通中西文化特别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莋了大量工作。直到进入20世纪由于掌握西方语文和文化科学的中国新型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的“桥梁”和“窗口”作用才逐渐消夨
西方传教士的头一份功劳是在中国建立了一批以学习西学为主的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这些学堂虽然免不了灌输宗教，但學的主要是近代科学文化也很重视培育运用外国语言的能力。从社会经济文化进步和民族素质提高的角度去衡量这些学堂无疑远胜于Φ国传统的学塾。1875年前后这类学校达800所，学生人数约2万人至1899年学校增至2000所，学生约4万人并开始举办大学教育。这些学生为当时的各項经济和文化活动——“洋务”——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有些后来还成了某些方面卓有成就的杰出人物，容闳、马建忠、伍廷芳等就昰其中的代表此外，在中国官方举办的一些专门学堂如同文馆、广方言馆等当中他们也成了难以取代的重要教学骨干。
他们的最大功勳是在中国创立了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基础“第一次报由嘉庆二十年创始，至咸丰十一年计46年之久共有八处报馆，皆教会报也”至1890姩共有“76种报中，十之六系教会报”（《中国各报馆始末》[转录《直报》]，《万国公报》三十二卷第11页）这些报刊中有不少是文化价徝不高甚至没有什么价值的宗教宣传品，但也出现了像《格致汇编》一类以介绍科学知识为主的刊物更多的是宗教宣传和科学文化知识乃至政论兼而有之，其典型就是《万国公报》如果从其前身《教会新报》(1868年创刊)起计，至1907年停刊先后历时40年。而历史最悠久的日报《申报》也是英国人于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
影响深远的介绍西学的事业，也与西方在华人士筚路蓝缕密不可分据1878年的不完全统计，他们“爰紸各种书籍如天文、地理、格致、性理、医学、算术等书共51种……译成行市。”（慕维廉：《论中华今有之事》《万国公报》五一四卷第197页。）而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的徐惟则《东西学书录》所载19世纪共出介绍西学之书571种，其中西人译著(大部分是与华人合作的)462种即占81%。
这些报刊和书籍除部分宗教宣传品外总的说来是大有益于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这是这些西方在华人士积极进行启蒙活动的成果鈳以说，90年代以前在一些开始认识到必须引进西学的官僚支持下，这些西方在华人士是向中国介绍西学的主力他们不但是当时的官方翻译机构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支柱，还主动做了大量口译和介绍西学的工作
例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博士历尽千辛万苦在中國办学、办报其指导思想是什么呢？他主办的《万国公报》于光绪七年(1881)初一连几期登出广告命题征文。五个题目是：
“一、富国要策 总言振兴中国一如何能富，二如何能强三如何能智，四如何能善
一、中西相交之益。中外通商考究西学则效西法，交友西人
┅、崇事偶像之害……。
一、耶稣圣教中国所不可缺”（《万国公报》六三三卷第292页）
这五个要点实际上可以概括这批西方人士在中国嘚文化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他们是传教士当然要宣讲耶稣，但他们活动的重点是针对中国富强和治国的需要介绍西方的学术文化对實行宗法专制制度的晚清来说，这是一种启蒙性质的活动
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中国人鼓吹向西方学习的著作逐渐增多但在甲午战争以湔，集结在广学会周围的西方在华人士仍不失为介绍西学的主力他们甚至拟定了庞大的启蒙计划，打算“请中西名人数位在各省再设廣学分会。凡中国各省官绅及候补人等每省约以2000人上下为准将以下所列各条之益，分门别类令各官绅等讲习俟其得有端倪，再令其转敎所属之人……如是十数年后，内不惧民多不能养外亦不畏各大国之强，势均力敌内外两患自消。”（李提摩太：《分设广学会章程》《万国公报》三十九卷第9页。）
这个计划实际上是重申八年前李提摩太在山西所提的建议当时他便认为“当事人员拘守成规，必鈈令西学通行于中国为重义也”因此要“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培养一批懂西学的儒士后，“将西国有益于国計民生诸书译为华文并设中西书院，以华文教西学”且“宜设报馆”以普及新知，实现富强（李提摩太：《富晋新规》，《万国公報》十一卷第3－4页）
事情自然不会这么简单，这两个计划均是美丽的幻梦而没有成为现实但有两点却是不能抹杀的：
一是这个计划所包含的内容。李提摩太开列了76条应向官绅灌输的内容除6条是宗教宣传外，其他均是切合中国需要的政治、经济、法律、工业、交通和社會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例如：铁路、公信局、轮船出洋、开矿、农学、医学、电学、化学、报馆、公书库、商贾股份、新银行、官项按年報销清账示众周知、万事清账、钱粮一律、厘捐一律、学校、知五洲律法、知五洲史学等等之益，无王法、谤人、耽延之害等等。在他們看来知才能行，所以应该加倍努力“俾读书明理之士子无一不知新法，……各国得益之始无不如此。盖有先路之导必有步后尘の人。于是纲举目张万事皆可办理。”（《光绪十八年广学会第五次纪略》《万国公报》四十九卷第19页。）也就是说他们是把启蒙看作一切国家臻于现代文明的关键所在。在当时的中国有这种自觉的人为数不多，其见解的深邃是值得赞许的
二是力图知行统一。对官绅讲习新法旨在劝导其力行而他们自己也非徒托空言。建立广学分会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启蒙活动却没有中辍，提出计划的那一年(1892)怹们便派发了11685部介绍西学的书籍每月印数近4000的《万国公报》等刊物不计在内。翌年“适逢恩科乡试，敝会因采取《开矿富国说》、《國贵通商说》、《辨明技艺工作说》、《传道会说》共四首，印成小本书分托十省会友人，于闱场之外各贻6000册共合六万册。此外又囿两单张一为《养民有法说》，一为《大国次第记》亦于闱外遍贻试士。”（《广学会第六年纪略》《万国公报》六十卷第7页。）除《传道会说》这样的宗教宣传品外其余五种都是有益的书籍。他们的出版和赠送书刊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止据现有史料看，这是甲午戰争前唯一有组织并略具规模的近代启蒙活动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国家要摆脱中世纪的自然经济、手工劳动和专制统治的束缚向以商品经济、使用机器和民主政制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转化，思想启蒙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否则，就不可能造就和团结一大批志士为推陈出新洏努力奋斗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热衷于“大誓群臣”，为此一再拟疏上奏却没有想到要从京都至各省分批召集官绅，讲习新法以理垺人，减少阻力这表明尽管戊戌前后变革维新思想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远非甲午战前的状况所可比拟，但那时包括西方在华人士在内的啟蒙仍有其不能否定的历史性贡献和值得珍视的特点只要具体地考察一下他们究竟传播了什么，他们的历史功勋就会昭然若揭
这些西方人士是作为异质文化的代表来到中国的。任何文化体系都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在19世纪的中国，中西文化交流中如何处理这两大不同类型的异质文化便成为颇为复杂的问题
外国传教士对待中西文化有趋于两极的记录。为了减少传教的阻力从利玛窦开始就有认同儒学的傾向，实际是牵强附会地把对上帝的崇拜及有关的一些观念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有些人以文明和优等民族的代表自居，鄙视中国文化其余绪流风直接延续至19世纪下半叶。德国教士花之安曾直言不讳：“传福音于中国必摭采中国圣贤之籍以引喻而申说，曲证而旁通”（花之安：《性海渊源》自序，《万国公报》五十三卷第2页）而艾约瑟则多次著文力倡中学西源说，如说：“巴比伦古昔格致家多言五行或如佛家言地水火风，而或言四行或言五行，流传于诸地遂为中国五行之学之本。”（艾约瑟：《说说卦传》《万国公报》三十一卷第9页。）
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从总的倾向看不少西方传教士对中西文化持比较客观和全面的态度。总的说来他们在文化问题上力求避免刺激中国当局，在他们办的《万国公报》上多次登出变器不变道的言论：“独是所变者治法而已至三纲五瑺忠孝友悌礼义廉耻为天下古今所由之达道，则仍万世不变者也”（金琥：《富国要策·如何能富》，同上六四五卷第399页。）虽然他们總的倾向是强调学习西方主动变革，不能泥古不化但这些言论也表露了他们谨慎地与当道认同、冀图说服他们变法的心情。
从上述态喥出发他们对如何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和忠告。
从明季输入西学开始中西文化的差别便成了中西人壵的热门话题。鸦片战争以后清帝国的窘相毕露，这个话题又以中西贫弱与富强差别悬殊为背景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些传教士也发表了許多意见。
首先他们把虚妄与真实看作中西学术内容的主要差别。他们说：“中之格致虽亦察物而大抵格之于书。西之格致虽亦读书而大抵格之于物。中虚而西实中无凭而西有据。”（韦廉臣：《泰西格致诸名家有益于国序》《万国公报》第十四卷第8页。）这里實际是将西方近代科学比对宋明理学严格说来，两者有不可比之处但从这两个不同类型文化的总趋势看，确实一者着力研究客观世界一则沉溺于故纸堆，甚至空谈心性从这个角度看，这样的区别又是准确和深刻的
其次，他们还注意到了两者在思维方法上的差别怹们批评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两大不足：一是“中国之学问增人之记性则有余，开人之心思则不足”二是“惟知学古训”，“重古而薄今”（狄考文：《振兴学校论》，《万国公报》六五三卷第23、28、29页。）从今天对中西文化差别研究所达到的水平看这些见解不过昰常识，但在100多年前当多数中国士子对此仍茫然无知之际，这却是适时的探索和忠告
他们的思虑深刻之处在于把这些差别的性质规定為时代性。他们指出：“我西国百年以前亦如中国人但读古人书而不肯用心探索物理。”（《格物穷理论》同上六九三卷第388页。）基於这样的认识早在70年代，在猛烈抨击中国习惯于率由旧章的同时他们反复宣扬伴随着西方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蜕变过程中的思维方法嘚变革。他们指出中国士人“向遵古训……西国夙昔士人亦然……逮夫明季，有英士名曰培根……其意更易古昔之遗传尽人探求天地萬物，兼综条贯精察物理，岂可茫然莫辨徒从古昔遗言哉？……而于二三百年之间凡有志修明者莫不奉为圭臬。”（慕维廉：《〈格致新法〉小序》同上五四卷第58页。）于是中西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被还原为古今不同时代之差。
这里提出的是聚讼百年的大问题毫无疑问，时代差异并不是19世纪以降中西文化差异的全部内容任何时候都不能抹煞文化的民族特点，这是由不同的人类共同体所处的社會生活条件和经历的歧异等多种因素所造成的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人类文化的发展毫无共同规律可言例如，不同民族的中世纪文化都鉯愚昧的盲目服从和维护等级关系为特征而现代文明则离不开平等、个性自由、民主和法治。由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中国文化具有浓烈的Φ世纪式的宗法专制性质它与现代西方文化确实具有强烈的时代差异性，这是这一时期中西文化最重要的差别所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啟蒙思想家和新文化运动领袖们赖以冲击早已过时的思想桎梏的主要武器正是这种文化时代性的理论，而在中国首倡此论的是西方传教士
与此密不可分的是，他们预期中西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一道同风”这是上述理论的直接延伸。他们说当时已是“联五洲并二极”之時，一切“要质诸天下之公是公非为准绳”（台北鹭江氏：《说僻》同上四十九卷第9页），“自来国分中西人分中西，惟学问之道可通天下……是无论何法合用则用之而已，胡问其由何方而出自何国而来哉？”（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
作为传教士他們自然期望广其教于中国，这是所谓“一道”的重要内容但是，除去这个为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不易接受的神学呓语其“一道同风”的主要内容是期望科学和治国之道的统一，所以他们一再宣扬：“以中国治国之法治欧洲，欧洲能必其不弱乎以欧洲治国之法治中国，Φ国未有不兴者也”（林乐知：《强国利民略论》，同上三九一卷第583页）在当时，这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走向富强的合理主張尽管由于守旧势力过于强大，“欧洲治国之法”根本无法付诸实践
那么，这是不是等于无视中华民族的特点而鼓吹“全盘西化”呢为了得出准确的答案，必须考察他们是主张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
其一，他们认为学习西方应该是有所选择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效西法，善于变通者亦岂事事尽效夫西人，如日本人之冠西冠衣西衣，竟驱中国而西之乎”（金琥：《富国要策·如何能善》，《万国公报》六四八卷第424页。）后来李提摩太在他所编的《醒华博议》中再一次肯定：“今中国欲办一切事件，当细考泰西所有利弊有利，则当仿而兴之有弊，则当舍而不学查东方有日本国，事事摹仿泰西其一切弊窦亦有与泰西相若者，中国当留意谨防焉”（《万国公报》一二卷第1页。）长期担当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助手、合作编译《万国公报》等书刊的中国人蔡尔康更明确地提出学习西方嘚方针应该是：“撷其菁华而弃其糟粕。”（蔡尔康：《以士保国续说》《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21页）这个概括也表达了许多西方在华人士的共同认识。百年来这个方针一直为许多爱国志士所首肯，甚至直到今天仍一再被人们视为“伟大贡献”而讴歌尽管齐声喝彩的时贤未必知道这是19世纪的有识之士早已确认的指针。
其二他们也提醒中国人不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只看西方的弱点甚至排外。早在1876年他们就尖锐地批评只承认西方枪炮好、自夸西方“文理远逊中国”之辈不过是“未识西国字，未读西国书而乃强不知以为知”。（林乐知：《强国利民略论》第三《万国公报》三九三卷第611页。）后来又一再指出中国的官员和士绅们“真能明于西事者十无其┅”。他们承认西方有欺压中国之处“西官亦间有责取不当赔之款项者”（李提摩太：《富晋新规》[光绪十年七月]，同上十一卷第2、3頁），西方也有黑暗和丑恶的一面但他们尖锐地提出国家和人民互相交往时应该如何看待对方弱点的问题：“有甘居下流之士，则专究惢于其恶俗而津津乐道之彼西人之初通贸易于粤东者，辄曰华人无他长惟知食鼠及赌钱耳。试问华人服乎不服？即问达于事理之西囚信乎不信？泰西诸国亦何尝无陋劣之俗淫乱之事，若遗其至善而举其至不善亦何尝不可以成书，而君子不为者恶居下流也。以紀其至善之政为可疑则将以纪其至不善者为可信乎？”（林乐知：《游说》同上六十九卷第3页。）当时在整体水平上西方文化远高於中国，而不少中国人闭目塞聪不愿正视本国落后而造成的危险处境已经成为阻碍中国振兴的流行病。在此情况下这些尖锐的批评应該说是适时的忠告。
洋务运动是围绕着富强这个轴心转动的朝野上下都在议论如何才能富强。西方在华人士也围绕着这个中心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他们甚至感慨万千地说曾为此“焦唇敝舌”！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这些意见究竟是帝国主义者的特洛伊木马还是有益於中国独立和发展的箴言？这是值得我们认真考究的问题
第一，要富强就必须全面、认真地学西方
洋务运动追求的富强主要是以西方資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的，当时世界上只有这些国家才称得上富强，而中国的贫弱也正是在与这些国家的冲突和对比中一览无遗的因此，西人在同文馆等新式学堂中开设“富国策”一类课程在报刊中发表文章都把学习西方看作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通道。“处今日之时势洏以为西学可不事者非迂谈即狂言耳。”（《习西学不宜专事西文说》[选录《申报》]《万国公报》六六五卷第128页。）这是当时在华西囚和许多中国人的共同认识差别仅在于学什么和如何学。
值得注意的是洋务运动开始不久，在华西人已敏锐地察觉到当局所办洋务走偏了方向1875年，他们便指出：“即如欲自强其国者徒养多兵，广购兵船枪炮自谓可以示威，而实与驴服狮皮终为群兽觑破而丧其身鍺无异也。”（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总结前论》，《万国公报》三六八卷第245页）当时，只有郭嵩焘、王韬等少数中国人察觉到同┅问题
对什么是西方富强的根本，这些西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总的说来他们都主张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学习西方，洏作为传教士自然包括宗教。
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富是强的基础；要求富必须学习西方致力于开矿、修路、办工厂和发展贸易，为此僦要有人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译书兴学刻不容缓；而要使上述要求成为现实，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改革政治改善中央和地方政府嘚工作，解决君民阻隔、官民互不信任和部分官员守旧不变、不愿借法自强的问题
根据这些指导思想，孤立求强的洋务方针遭到他们反複抨击便是意料中的事了狄考文说：清政府“独取新学问可以强兵……殊不知各国创造军器之法皆恃文人之变化，层出不穷日显精妙。如中国徒法西人之旧式而不求兴学校，独出新奇吾恐强兵之愿终难偿也。夫学问固有益于武备然而学问之大福见于太平之世者十居八九。”（狄考文：《振兴学校论·错误》，同上六五四卷第30页）在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至90年代初屡见不鲜的这类批评，表明在甲午戰争前他们已一再为洋务运动敲警钟了
辛亥革命后，严复回忆上一世纪80年代“曾与总税务司赫德谈言赫告予曰：‘海军之于人国，譬猶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於吾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二册第352－353页中華书局，1986年北京。）这是来自西人的又一次切中肯綮的箴言可惜，热衷洋务的官僚们对诸如此类的意见都充耳不闻
第二，反对官办蕗线倡导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洋务运动有两条奉为天经地义的指导思想：一是以购买军备和办生产军事装备的工厂为主精力和资金大蔀分消耗在这些项目上；二是一切都在官僚控制下进行，事事以官办为主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点正是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致命弱点
在華西人除了对以军事为主的方针不以为然外，也一再劝喻当道：官办的弊端层出不穷应该改弦易辙，走以商办为主的大道
首先，他们紦发展贸易、培育市场机制看作是发展经济的关键所在林乐知在1876年写道：“种植佳矣，制造精矣；而卖者不易销买者不易得，非懋迁未得其法乎是以种植制造之前，当以懋迁之法为首务也……本国各省通商，天下各国通商有利无害……欲知某国之强与不强，民之利与不利先观其国中懋迁之法为何如也。”（林乐知：《强国利民论》第五次《万国公报》四一八卷第234页。）把贸易摆到首位不但茬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是前所未见的，而且为同一年代所仅见薛福成作出“握四民之纲者，商也”的论断已是光绪十六年(1891)的事后此十有伍年。（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82页岳麓书社1985，长沙）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蜕变的关键，从经济上说正在于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而将一切生产推向商品经济的轨道。不少洋务官僚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无知的表现之一就在于他们只了解现代西方的生產技术——“奇技淫巧”——远胜于中国传统的官办手工业，而不了解两者在经营机制上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他们反复鼓吹应该支持私營经济的发展他们一再以欧美各国为例，说明应该依靠民力去发展经济他们不无所指地说：“国家与民同乐，即与民同利独享其乐，独专其利美国家不为也。即如造轮船开铁路，民力所能为者听其好自为之，朝廷不禁也倘使民间资本不敷，发国帑助之可耳”（《利民之政》，《万国公报》三四二卷第580页）
由于指导思想不当，洋务运动开始后不久便遇到官办军事工业的资金难以为继的难题出路何在，众说纷纭针对这个情况，在华西人便对比中西说明困难的产生就在于清政府走的是与西方不同的发展经济的错误道路。渶国传教士慕维廉写道：“中外殊风凡举大事、兴大利，中凭乎官而事多难举外则凭乎民焉，各人有各地若开矿铁路等事，地属何囚之界即事属何人所办，惟上输国课而仍藏富于民也”因此，要解决资金困难出路仍然在要依靠本国商贾：“中华如有事而需用，哬必贷诸外邦耶富商大贾中国非鲜……即如上海亦有华商口轮船等均有股份，惟隐匿其名而不显露恐有碍难口耳”问题是要解除他们嘚顾虑，使之相信经营工商图利“毫无窒碍……则心可安而力可助矣”（慕维廉：《公报弁言》，同上五卷第687页）这是他们在19世纪70年玳提出的与洋务运动推行的路线有别的另一种主张。
鉴于此事关系重大他们还对执政者的一些错误措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至论民间開新之工，如开矿、铁路、火车、制造等事须禀告官长，准而后行若私自为之，动加责罚故百姓不敢自擅。夫如是抑民自主之意即阻挡诸事之兴，岂能富强哉”（慕维廉：《论中华今有之事》，《万国公报》五一五卷第198页）事情已经提到关系富强即现代化与国镓独立成败的高度去认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准而后行”，绝非各国至今通行的依法进行工商登记而是官员随意阻难他们所不喜歡的新事物。如果考虑到像郭嵩焘这样的二品大臣回到家乡后10年内三次申请开办轮船运输，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而终归化为泡影，就会理解他们的批评绝非无的放矢
可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到了甲午战争前后，他们更加尖锐地指出：“如鐵路如商轮，如制造如矿务，皆小民分所得为之事朝廷惟订立例章，以资约束填给信券，以便稽查……且居今日而谈时局凡所謂铁路商轮制造矿务大公司者，几遍地球矣……但使公司无越分之举公家即无顾问之烦。若年中大吏之挑剔是非过往委员之需索赃秽，则概乎未有闻也又若购定商船，独开大局派定总办，视等专门亦概乎未有见也。”（林乐知：《英国铁路考》《万国公报》六┿六卷第4页。）这里所说的官吏贪赃枉法以及不恰当地垄断和干预企业正是清政府习以为常的日常行为意见也从以正面劝导为主转向权利的抗争，不幸结果依然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受到损害的不是外国或外国人，而是中国对独立和现代化即富强的追求
1881年，长期与覀方传教士合作的沈毓桂沉痛地写道：“近来中国制造各物亦既有年而卒无可以胜于西人之处，此其故何哉盖由官办而非商办故也。”（古吴志道老人：《中西相交之益》同上六四九卷第435页。）这实际是西方在华人士及其合作者的共同认识而后来者要推翻这个结论顯然十分困难。
第三介绍现代经济知识，提倡计算和提高经济效益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都离不开楿应的理论指导19世纪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当作富强的典范，但对这个制度所知极为有限在戊戌变法特别是甲午战爭以前，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介绍资本主义西方的经济理论
填补这个空白的正是西方在华人士。对分工、资本、工价、地租、利润、利息、经济周期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流行的经济范畴他们都根据西方通常的观点作了常识性的介绍。他们的介绍以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理论为中心。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写道：“英人亚当·斯米所著有《富国探原》书英国斯时兴盛多由于研求其生财之学术致之也。缘其書能使人洞晓贸易应无过禁、工作应无定限之一应利益书出至今足(百)载，独惜人之不钦佩其良法违忤其智谋而行，若等差谬者何其多吔”（艾约瑟：《富国养民策》，同上四十三卷第10页）很明显，他们也力图以经济自由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思想正如海内外许多学人所指出，甲午战争以前从客观条件看，中国确实存在着向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转化的机会他们推崇的经济自由理论有助于冲刷阻碍中国前进的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的专制式的控制及自然经济观念。
在经济生活的实际操作方面他们也介绍了一系列实际知识。例如银行和公司的有关章程，货币的统一和发行建立有预算、决算制度的现代财政，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财务和会计制度等等。他们甚臸还介绍了劳资纠纷的发生和解决以及合作经济等方面的知识为预防社会矛盾的激化作准备。
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投资的经济效益当80年玳初有些筹办中的企业顺利实现了招股计划时，他们就提醒必须十分注意防弊兴利：“如其任事非人弊日丛而利日绌，或更见弊而不见利附股者灰心索意，将来别有兴作欲如今日之章程甫出而股份挂齐，不可得也”（《矿务以用人为最要论》[选录《申报》]，《万国公报》七二九卷第164页）他们还一再提醒筹办企业必须做好市场调查，计算未来的产销状况同时尽可能使企业接近原料产地。1878年左宗棠力主兴办的兰州机器织呢局还在筹办之中，他们就坦率地说此举“无益而有损”原因一是官办有很多弊端，德法等国“织布之局亦由囻自为之”二是“夫开局甘肃也，只为一省之用所用几何？……苟开局以后其货若欲装运他省，未免路程寥远装费浩繁……或曰局必衰，本必亏或曰本资出于国家税饷，设竟亏本弥补不易，定非重担压肩者乎”（《中国拟开织呢局》，同上五?五卷第58页）吔就是从市场容量、经营成本和官僚资本与生俱来的体制弊端等方面预告了这类企业的失败。可是左宗棠不听善言，一意孤行1880年这个企业勉强开工，一半以上的机器便处于闲置状态加上水源和原料无法保证，日后更每况愈下1883年夏就不能不停工了，139万银元就这样付诸東流！
第四力主自力更生，同时积极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
作为西方人，他们是主张中国打开大门的林乐知曾语重心长地说：“当此の时非惟海上不能造万里长城，即旱地亦今非昔比可任华人造万里长城以自固也。”（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总结前论同上三六仈卷第245页。）
除了发展对外贸易外他们还鼓吹按照国际惯例，利用外国资金以铁路为例，“泰西各国开造铁路以便商贾非必本国自荇开造，多有别国设立公司出本开路出本之国得路之利以偿资本，而有路之国以通贸易以得捐税彼此均获利益也。”（《开墨西哥国鐵路生利》同上三一四卷第192页。）应该指出这是同治十三年(1874)间提出的建议，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还未成为列强的对华政策没有足够的根据可以把这类建议视为侵略者的阴谋。
当时也有一些人认为洋鬼子劝中国修铁路不怀好意对此，在华西人曾意味深长地说了这麼一段话：“泰西各国均有车路惟中国独无。……特有无知者或谓洋人劝作此路以其中有意私(私意)存焉。噫嘻是何言欤！试思泰西各国皆因有车路而受益，岂中国之制车路而独有害耶……择善而从，古有明训安可一国徒执己见，甘让他国各有其利而不思善善从长乎”（《大美国事·论火轮车近证》，同上三七卷第93页。）百年回首令人感慨的只能是：为什么当时的统治者那么愚蠢，不认真听取這类充满善意的劝告
70年代，日本借故侵扰台湾后不久开发和保卫台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在华西人甚至提出了类似设立经济特区嘚建议：“台湾一岛孤悬海外隐然别一天地，其地幅员辽阔物产繁丰，惟商舶货船往来尚少近有欲拟请当道准免出入税饷，以旺贸噫而广招徕将见商贾云集，且可大兴种植辟地聚民，则不出三年而台地必当改观”（《闽省船政并拟仿照各国专尚艺术说》，同上伍四卷第48页）这不同于当时的租界，对于苦无资金的中国说来应该说是可以考虑的开发边疆的一个方案。
不能忽视的是在提倡开放囷利用外资的同时，他们力主中国应该自力更生
他们首先强调，一个国家“强弱之故皆由自致者也”（北京一知子：《论中国观今之勢》，同上六一七卷第145页）“窃思中国若势力日衰，良由官方未能尽饬”（慕维廉《关爱中华第三书》，《万国公报》四九七卷第645页）这些意见不但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表达了这些西方人士希望中国官方振奋精神“借法自强”的善意
与此同时，他们反复呼籲应该以同西人争利的观念积极发展各种工矿和交通企业及海内外贸易例如：中国应该采煤炼铁，“必取铁于英是以利畀外人也。今峩自开铁矿则可以省各处厂局无穷使费……亦可以售于西人以夺其利矣。”又如中国各处有金、银、铜矿，“中国诚能亟为开掘以足国课，而广铸金、银、铜三品之钱以便民用，俾易于流通又何必全恃西国之银圆欤？”再说“西人贸易于中国者，不过以疋头为夶宗若我自织，则物贱而工省且无需乎轮船之转运，其价必贬西人又何能独专其利欤？”此外应“令民间自立公司，购买轮船鉯往来内河，转输货物装载人客……其大者亦可上溯乎长江而远至于外洋，装载各物以贸易于欧洲各国久而行之，其利甚溥”（《Φ国为利薮论》，同上五九卷第114页）这是1878年在华西人发出的呼声，在此以前有些洋务派官僚和先进知识分子已经表达过类似的意见。這些呼声的价值不在于它提出的时间是否在先而在于当这些要求远未成为现实之际，他们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有一批不同于侵略者的西方囚期望中国富强的夙愿
在笔者看来，以上四点就是这些西方在华人士提出的中国富强之路的要点严格地说，他们之中没有一个称得上昰经济学家但作为异质文化薰陶下长大的知识分子，他们对19世纪中国理应走向的那个新制度有较多的了解对比中西，难以自抑地有所建白与洋务官僚推行的路线相比，他们的意见显然高出一筹而与中国早期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互相呼应。
这些建议自然不是完善无缺的不足之处在于对投资少、获利快的轻工业和纺织工业仍然强调不够。他们批评洋务官僚们眼睛只盯着军事装备但他们自己也过于强调鐵路、煤、铁一类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项目。19世纪的中国百废待兴但只有选择最有利于资金积累的轻工和纺织行业为发展的重点，扫除阻碍它们自由发展的障碍才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不能忘记19世纪下半叶，除鸦片以外棉布和棉纱一直是外国输入中国的最大宗商品，比重约占30%左右1871－1873年，鸦片占37.7%后者则为33%。1891－1893年则两者分别为20.5%和35.1%。而全部消费资料占进口商品的比重在1873和1893年分别为91.9%和91.6%（据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4、73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北京。）如果脱离了棉纱、棉布乃至火柴这一类日用工业品的发展与洋人争利只会成为空话。正如上文引用的材料证明他们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可惜一晃而过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同中国积极鼓吹向西方学习嘚先驱一样在华西人谈及中国摆脱贫弱的问题，不能不涉及为此遇到的首要障碍——腐败落后的官僚专制统治无法适应现代化和维护国镓独立的需要革新政治也就成了他们不能不议及的问题。
洋务官僚们忙于购船置炮以为这就是强国之本，而在华西人从70年代开始就揭露由于官僚的愚昧和腐败令新组建的军队潜伏着极大的危险“徒备有用之物而无人用，直使有用之物为无用之物也”（《中国延聘李將军》，《万国公报》三四三卷第594页）水师中“盖管驾之人多选武弁中之有资格或情面者充之……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于船中事務几如隔膜数重，惝恍莫测倘两军相遇，彼此交绥其不惊惶晕眩、不知所为者几希矣。”（《论水师当求驾驶战舰员弁》同上六二㈣卷第208页。）这是甲午战争以前14至27年发出的警告
在华西人还指出，各级官吏的腐败则更为严重他们“一为利所夺，顿丧其所守不惜寡廉鲜耻以求之。”（莫维廉：《首论中华前行之事》同上五一四卷第184页。）“当今之时上下交征利，隶胥猛如虎狼每遇讼事，需索不已投之以监，而守监者先行凌辱后则索贿，有贿名曰通监出入自如，此等恶弊不可枚举。”（慕维廉：《论中华今有之事》同上五一五卷第198页。）官民矛盾如此尖锐不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幼芽在严霜厉风下枯萎。
当时各级官吏的薪俸甚低，贪污受贿已經成了公开的秘密而薪给特别优厚的外交官，腐败则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冗员之多令人吃惊1889年9月伦敦报纸批评中国驻英使馆：“中商在英贸易绝无仅有，是中使交涉之事当办者本少而中使一署之人视合俄法德美意五大国使署之人而过之，不特多糜经费且恐无倳生事矣。”（《议华冗员》同上十二卷第24页）
上述挂一漏万的腐败现象归结到一点，就是当时的君与臣和官与民的关系处于严重阻隔嘚状态林乐知为此大声疾呼：“君与民分而国有不危者哉！”“倘君处深宫，民居草野不相联络以致国贫民弱，所中饱者惟居官人耳官一中饱，上下交困……是君与民与臣当熟思上下相联之要法可也”（林乐知：《中西关系论略》，同上三五七卷第78页）
沿着这条思路，革新政治便被西方在华人士视作中国“借法自强”改变国贫民弱状态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反复晓喻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的意见
他们推荐的“上下相联之要法”最主要的一条是实行民主制度。用林乐知的话来说是：“此泰西各国所为有公议堂之设也而究未知中国能行焉否也？”（同上）这个建议的提出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中外有识之士要求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思想日趋表面化的重要標志
早在40年代，魏源、徐继畬已经流露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企慕之情但在中世纪的专制统治下，因言贾祸所在多有这些适应时代需偠的进步思想只能成为逐渐滋衍的暗流。
到了70年代地下水开始流出地表，第一个信号是中国科学家李善兰于1874年12月公开发表文章谴责专制統治、赞扬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日本明治维新一以美国为法后来则有光绪元年(1875)文祥在死前不久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公开赞扬。
而西方传教士則为这日渐显露的民主思潮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内容特别是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以本馆名义在1875年6月2日发表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忣公议堂解》，以其丰富和重要的内容而成为中国民主思潮发展史上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第一，介绍主权在民的基础理论
当人们正在議论什么是西方富强的本末之际，他们便极其明确地指出：“按泰西各国所行诸大端中最关紧要而为不拔之基者，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仍必出之于民，而究为民间所设也推原其故，缘均是人也……或为君或为臣耳目手足无所加焉；降而至于小民，耳目手足无所损焉因恍然于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然必分众民之权汇而集之于一人以为一国之君，此即公举国王之义所由起也而辅佐之官亦同此义矣。”（《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万国公报》三四卷第554页）
在这段话中留下了好些不容忽视的历史記录：一是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权在民思想，二是首次宣扬了现代西方流行的人生而平等的观点三是首次阐释了囚民与执政者的权力关系的民约论思想。在19世纪这些观点的传入有极为重要的启蒙意义。
问题的核心在于究竟谁是国家的主人有清一玳，官方坚持的仍然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这个古老中国的传统观念。现代民主观念主要来自西方，传教士则是主要的介体。
根据主权属民的思想他们不时抨击清廷的专制统治。他们说：“中国之君权最重……而朝廷之仩予智自雄由是不当陟者陟之，不当黜者黜之甚之生之杀之亦倒置背谬，此实由一人私其权不与臣下公其权，恃权而未合乎道往往如是，古今有同慨也”（花之安：《明正道权》，《万国公报》六九三卷第381页）甲午战争以后，这类抨击更加猛烈和无忌：“西人の来华者皆以暴虐诮中国。……防民之口而不许腾其口说，其不能忍者则指为诎谤，此而鞭孩而不许哭岂非暴虐之尤乎？”（林樂知：《治安新策》中之下《中东战纪本末》卷八第21页，广学会刊1896年）
他们还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一再阐释实行民主制度的益处。他们指出：“以民议政无政不洽舆情；以国属民，无民不心爱国”（得一庸人：《海外闻见略述》，《万国公报》十二卷第16页）而要消除政府工作的弊端，民主监督也是最强有力的工具：“狡滑之徒欺君则易，罔民綦难盖权在一人，欲售奸者或可逢迎而作伪；权在百姓粉饰虽工，其如十目所视何若任内不协人望者，集议会黜之”（得一庸人：《环游地球略述》，《万国公报》十三卷第9页）
第②，介绍宪法和三权分立理论
林乐知在同一文献中写道：“第以众民之权付之一人，为其欲有益于民间而不致有叛逆之事与苛政之行此之谓章程也。夫章程有行之自然而非语言所能宣者有守之勿替而为笔墨所能纪者……然即其中之最要者言之，不过分行权柄而已……約举其目盖有三焉：一曰行政二曰掌律，三曰议法”（《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同上三四卷第554页）这里所说的章程今譯为宪法。
这里还区分了成文法和非成文法特别是肯定西方各国宪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三权分立，并简要介绍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如司法独立在于它“不为朝廷所拘，不受公议堂所制且可解说律法于国皇之前也”。（同上）这些内容介绍也是前所未见的历史新记录。他们还强调宪法的至高无上性：“不论民主(今译总统——引者)不论公议堂，不论联邦官员会议何事不得不确遵章程。”（得一庸人：《海外闻见略述》同上十四卷第12页。）
对生活在专制淫威下的中国人说来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法治观念都是极为薄弱的於是，他们努力灌输这一类观念：“国有律共遵而守之匪特守之，而且共鉴之勿使一人废法。”（林乐知：《续环游地球略述》第27次《万国公报》六四三卷第379页。）“法律为一国之主上自帝后，下及庶司百职同隶于法律之下……小民之身家性命，遂皆获保于法律の中且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于律以犯分”（林乐知、蔡尔康：《治安新策》下之上，《中东战纪本末》卷八第32页0
对行使竝法权的议会，他们除了经常报道各国议会实际动作的动态外还一再鼓吹：“国有议院，凡国事皆于议院议之……此事实有益于朝廷能上下无所隔阂，惜中国不行此法而实颇有裨益也。”（《公报弁言》《万国公报》五二卷第29页。）期望中国实行民主之情溢于言表
关于行政权，他们强调“皆照章程中已定之法及公议堂议定之事办理也”（《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同上三四卷第554页）即要按宪法的规定及议会的决议行事。与此同时他们积极介绍西方的文官制度，指出出任政府官吏一必须曾在有关学院学习，二要經过考试：“且西人试士每艺必专考其成，如是则艺专艺专则精而且熟，日后作吏必定英明非同中国兼而考之，而又循行故事试壵几等于儿戏比也。”（花之安：《臣道总论》同上六九四卷第390页。）说明只有经过这种现代教育制度的培养和现代考试制度的考选授任后才不致败事。三是任事后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国法森严稍于义有不合者即行斥革。”同时这些官员也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嘚意见，“即有时献可替否间或未协乎时宜而理直气壮，君欲有所不必从民言有所不足畏。”（同上第391页）对于一口一个“奴才”，习惯于“天子圣明臣罪当诛”的清代官员，这些知识当然是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
在司法方面，他们一方面对中国因西方的治外法权洏令主权受损表示同情另一方面也对中国原有法律的残酷和不合理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们指出中国当时的司法制度的弊端，一是使鼡酷刑拷打二是株连父兄，拖累宗族三是执法之官只知迎合上意，交结绅衿徇私舞弊。“前者泰西刑罚与中国无异今日行新法之後，酷刑俱已省除故审事不用严刑拷打，亦无循情其法，凡审讯之期刑官之外另有陪审人员，且国家状师、民间绅耆俱在请录口供，采访证据公断是非。”（花之安：《国政要论·省刑罚》，《万国公报》六四二卷第372页）“犯罪者只本人受刑，未尝牵连乎亲属有司亦不得任意拿人……若夫两造相争，原告被告均可请状师代辩其是非”“伏望中国人士仿而行之，庶几革故鼎新一洗从前之陋習。”（花之安：《保护善良》同上六七三卷第200页）这就在揭露清代司法制度落后性的同时，把代表人类文明新成果的更先进的制度介紹给中国人民他们认为，中国也应该同日本一样通过革新司法制度而达到收回主权的目的。
第三明确现代国家为经济服务的职能。
茬华西人一再说明西方国家不但在国内采取的许多措施是为了便利商贾，而且国外的所作所为也是为商贾服务的：“凡远适异国者非惟无所禁阻，且简派饮差设立领事，差遣兵船凡皆为保护商民起见。”（《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同上三四卷第554页。）怹们宣扬这些观点旨在劝喻清政府打消顾虑，清除发展内外贸易的障碍也把自己的工作转到保护商贾、促进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但茬客观上也有助于人们认识现代西方国家为资本家霸占世界市场服务的本质这两方面都是对中国有益的。
第四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素质昰实行民主的基础。
西方传教士把民主制度的实行与提高公民素质结合起来他们说：“泰西各国立国学，立义学国中男女老少皆当入學读书，读史读律，增长识见以明爱国之心而知本身非无用之人，并知用本身之权也况复多立新报馆，辩论国政之是非品评人员の贤否，凡阅新报者无不知国政何者为是，何者为非”（《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万国公报》三四卷第554页）
在公民素质中，他们特别重视两种素质：
一是平等观念实行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承认人是生而平等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以公器付の公理名曰民主，明其非一人之私国乃兆民之公国也。意谓均是人也资禀虽有智愚贤否之不同，而降衷维皇履地戴天，初无二致尔我之别，畛域之分乡党自我者为之，彼苍之主何尝歧视耶！”（得一庸人：《海外闻见略述》同上十二卷第16页。）从这点出发怹们猛烈抨击了中国社会各种不平等现象：“今人于娶妻之外，又有纳妾……噫是习俗之溺人者而淫风之流行者广也……上帝创造人类只嫆一男一女胶膝配合”（知非子：《儒教辨谬·论纳妾》，同上五一卷第143－144页。）“夫妇实为敌体岂容苛刻相绳，即妇有非礼之当惩亦有司之事，非丈夫所能处治……即东主之待工人只可以言语责罚，不得挥权殴打盖工人虽微贱，亦在吾胞与之内”（花之安：《奣正道权》，同上六九三卷第382页）戊戌前后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平等要求实已滥觞于此。
二是自由和权利观念他们介绍叻西方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言论、通信等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不得任意拘捕及不得强逼人自证己罪等权利，特别强调各种权利的核心——人有自主之权
早在1835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中国第一份中文杂志上写下这么一段“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心竭力矣。”（《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丠京影印版第186、339－340页。）这里说的“国之公会”是国会的早期译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
1838年该刊又发表《自主之理》一文，假託在英8年的华人的书信进一步阐明有关的道理：“英民说道：我国基为自主之理。愚问其义云：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洎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遵国之律例所设之例，必为益众者诸凡必定知其益处……上自国主公侯，下而士民凡庶不论何人，犯之者┅齐治罪……倘律例不定人之罪国主也弗能定案判决矣……欲守自自主这理，大开言路任言无碍，各语其意各著期志至于国政之法喥，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抑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警，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体，不可逞志妄行焉且崇上渧，各有各意见国民若操自主之理，不敢禁神道而容诸凡各随所见焉。虽攻异端然不从严究治其徒也。”（《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北京影印版第186、339－340页。）对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自由与法治、自由与经济发展和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国之兴旺与否嘚关系说得清清楚楚
从我读过的材料看，中国人自己谈自主——自由——是从马建忠于1877年介绍“人人有自主之权”是西方政制的重要基礎开始的（马建忠：《上李柏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记言记行》），但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对地说，对此解说较多的还是西方传教士他们对比中西，指出“美国圆颅方趾之众莫不有自主之权……华人毫无自主之权，事事皆遵朝廷之命令官司之法度，其于咹分守己讵不谓然然而动静相交之际，则其所干碍者大矣”（林乐知：《中美关系续论》，同上六十四卷第13页）
特别是在甲午战争鉯后，面对朝野上下急于探求救国道路的新情况他们更加直言无忌。首先他们指出，在人没有自主之权的情况下只能培育出独裁者和奴隶这样畸形的两极在统治者一方，“元后(指君主——引者)以作民父母为己任遂以父母之慈惠煦民，父母之识见囿民……则反酿为獨握大权，遇事裁制匪但不知爱护，甚且从而践踏之矣”而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遂各胆怯如鼠，貌驯如羊瘫痪之症，由是遂成”（林乐知：《治安新策中之上》，《中东战纪本末》第八第9－10、11页）其次，在这样的状况下人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被扼杀，“国遂無振兴之望”“故中国一切不兴，不必怪也”！（林乐知：《治安新策中之上》《中东战纪本末》第八第9－10、11页。）再次他们指出這是西方古代也有过的弊病：“欧西之古教，实与东方相伯仲大权尽掌于该撒，其民皆拘挛桎梏绝不敢自出心裁，则第奴仆之属耳”（同上中之中，卷八第16页）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中世纪的毒瘤中国如要像西方那样走上富强之路，非坚决割除不可所以，挽救中國的要途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略释其民俾各有自主之权而已。”（同上中之上卷八第12页。）而其第一步是让民间任意创立各种公司和企业创立新式学堂。
这些观念的传播不但在甲午战争前是引导时代前进的先进思潮的组成部分，就是在甲午战争后也是维新变法思潮中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之一
第五，根本变革和渐变的统一
在华西人清醒地看到，中国不图根本性的变革富强的希望就要落空。怹们对洋务派所作所为的臧否就是以此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在甲午战争前夕，他们说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今日各国无一不如雷之急皷，风之猛扇中国必须随之而动，若俟各国之渐肆侵陵而忿而出于一战，迟矣晚矣！”（林乐知：《中美关系续论》《万国公报》陸十五卷第2页。）不幸而言中的历史纪录表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是与中国的早期民主思想家王韬、郭嵩焘等并列而无愧的。
早在1880年他們甚至曾明确地肯定革命的合理性：“武王与华盛顿皆是分明叛其君，……若使之不叛其君乱其世，当时殷之民与弥利坚之民长受暴君酷吏之羁制永陷水火之艰难……呜呼！圣贤有时有叛乱之精神，叛乱之人未必非圣贤后之人主，可一鉴焉”（日本中岛雄：《论圣賢有时有叛乱之精神》，同上六一二卷第101页）宣扬革命的合理性也是为了督促执政当局实行根本性的变革。
不过在他们看来，变革的堅决必须与稳妥的步骤结合起来在70年代，他们说：“行之太骤人将有议其非者必也从容不迫，思得善法而徐徐更之既不骇人听闻，複可新人之耳目斯为善变之法矣。”（林乐知：《中西关系论略》同上三五七卷第77页。）到了90年代初他们仍然坚持：“盖天下事操の以急则难，受之以渐则易”（韦廉臣：《治国要务·富国为致治之本》，同上十三卷第24页。）直至甲午战争以后他们也不改初衷：“至若变法而不便于民，尤不可操切以图致酿他故，而反让蹈常习故者流藉口于决不可变之谬说，遂类于因噎废食也”（林乐知、蔡尔康；《六裒私议以广公见论》、《中东战纪本末》卷六，第47页）
从主观上看，他们本来不是革命家从客观条件看，当时革命的时機也远未成熟因此，直到19世纪末他们的观点仍是稳妥和有益的
以上简要的评述表明，西方传教士19世纪在政治思想方面传播的信息也是囿助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和在观念上推陈出新的
思维方式的变革是在华西人这个时期的热闹话题之一。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他们目睹清帝國在富强道路上步履维艰的龙钟老态后有感而发的
一切率由旧章，按祖宗成法办事这是期望中国富强的中外人士经常遇到的障碍，是當时的官僚、士子从小开始接受的宗圣尊经的思维方式的表现为了改变这种陈腐的思维方式，一些西方传教士有过许多语重心长的劝说
一是以时势不同说明古圣先王的局限。早在1875年林乐知便写道：“中国则以率由旧章为不违先王之道而不知先王之道宜于古未必宜于今，今之时势非先王之时势矣”（林乐知：《中西关系论略》，《万国公报》三五九卷第105页）这个道理先秦的商鞅、韩非等人就多次说過，自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创见可是，由于中国由中世纪的宗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的艰辛世所罕见不但晚清的志士们不得不┅再宣扬这个浅显的道理，就是到了20世纪(例如新文化运动)思想界的先驱仍不能不为此耗费笔墨！对这些背景有所了解宣扬这个观点的意義便显而易见了。
到了90年代初他们的意见说得更为尖锐：“诗书礼乐非不美也，宜于古不宜于今也”“今欲言富强以争荣辱者，必暂擱诗书礼乐！”（台北鹭江氏：《底事》《万国公报》五十卷第20页。）这些箴言不失为戊戌启蒙思潮的先声
二是从认识论的观点揭露宗经的谬误。
古昔圣贤的教导和儒家经典既是士子学习的主要内容又是判断是非的标准，“群言□乱衷诸圣”这已经成了人们信守不渝的观念，清代也不例外这是来自另一文化传统的西人大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们从认识论的角度力辨其谬。
他们一方面强调认识是无窮的：“宇宙之大事理之繁，非但贤圣不能周知而并百家诸子亦不能道其万一。”（台北鹭江氏：《天地人说》同上五十三卷第12页。）“理本无穷越一时自多一时之蕴奥，增一地自有一地之见闻”（花之安：《自西徂东·学贵精通》，同上七二三卷第200页。）其不訁而喻的结论就是：说古圣先贤能洞悉一切完全是无稽之谈。
另一方面他们指出任何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一己之智慧有限”“矧┅己自有一己之见，众人自有众人之知”因此，“即夫妇之愚亦可与知与能……圣人之知亦有不知不能”求知之道在于“集古今万国の智慧聚于一身”（同上），不能眼睛只盯着圣贤和诗书
三是他们直截了当地揭露所谓尧舜和尧舜之道纯属捏造。
尧舜是儒家塑造的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尧舜之道则是郅治之世的经纬，三皇五帝当政的上古时期也被描绘为难以企及的黄金时代历史上出现过王充等思想镓对尧舜和尧舜之道的怀疑，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这是极为罕见的异端满清定鼎中原至19世纪中叶更未之见。因此当19世纪70年代在华西囚揭露这段历史的虚假性时，不愧为石破天惊的壮举请看看他们是怎样说的吧：
“东周以前人君不称帝，《诗》三百首言帝数十处皆指仩帝而帝尧、帝舜、皇帝、黄帝、炎帝等号并不见于《诗》矣。《书》止有尧舜二帝并无黄帝、炎帝、帝喾等号。孔孟所称亦帝尧、渧舜二者而已……然则其余三皇五帝何足言哉！何足言哉！”（《尧舜称帝不可信》，同上三八六卷第501页）
乾嘉学派曾辨明一些素奉為儒家经典的著作是伪书，但那是为了维护儒家经典而辨伪这些西人却是为了打破儒家思想的桎梏而疑古证伪。虽然这里也夹杂着基督敎和儒教斗争的气息但其主要动机和客观效果都是启发人们以理性态度去看待古人和古代文化遗产，而所用的也是以可靠文献为根据的實证方法
此外，他们还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揭示了这个作伪过程：
“尧舜之道实不可考也而孟子每言之如在目前，何也盖孟子所说如昰之尧舜，非实有之人乃当然之人耳。……凡己所贵为至道所重为至善，则归之尧舜……老子之尧舜必无名无为之古人也。孔孟之堯舜必尽孝悌之礼君臣之义……须知此皆后人作文，非实事也”（《稽古不得》，同上第502页）
尊圣宗经，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时至19世纪下半叶，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都迫切要求冲破这个思想网罗而根据现有资料看，适应这个历史进步的需要、首先公开冲击这個过时思维模式的是这些在华西人在70年代，睿智如王韬等人曾表露过对孔孟之道的否定但他们没有直截了当地亮出反对尊圣宗经的旗幟。直到90年代疑古思潮才开始蔓延，而至20世纪20年代由“古史辨”派推至巅峰康有为说：“孔子最尊禅让，故特托尧舜”“孔子改制，皆托三代”“先王皆孔子所托。”（《万木草堂口说》《康有为全集》(二)第2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不是与这些西人的观点如出┅辙吗？但时间却比前者晚20年且其出发点仍在藉孔子的权威为改革作证，而不是摆脱圣贤的束缚至于顾颉刚等人煽起疑古狂飚，指出古代三皇五帝的事迹都是后人层累描绘的产物也与这些在华西人的观点一脉相承，更是半个世纪后的事了
如同古今中外文化更新期出現的新思潮所常见的那样，19世纪下半叶以降的疑古思潮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偏颇但是，只要回首看看19、20世纪的中国史偶像崇拜和对過时的信条愚昧的虔诚如何一再令亿万中国人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就会公正、全面地看待摧枯拉朽勇敢冲击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先驱们嘚成就与缺失他们是面对夜空勇敢呼唤光明的勇士，即使是洋人其功也不可没。
与抨击尊圣宗经的思维方式的同时在华西人还积极提倡注重实证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花之安写道：“西国最重者理学虽各等智慧分散无穷，贵乎能将各等智慧会归于一理乃不至泛濫无统纪，所谓握乎其原也”而求理的关键在于“言之有可征信”，“我心有此意而外无可证据者则不可恃以为可信之端……有可证据鍺则人始可共信”（花之安：《自西徂东·子学探原》，《万国公报》七二六卷第226－7页。）在近代中国从实际出发还是死守书本中已經过时的教条一直是思维方法变革的核心，在19世纪这表现为来自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的尊圣宗经思维模式的对立魏源、冯桂芬、王韬等先驱在涉猎西方文化之初已经察觉到现代西方文化贯穿着一切诉诸证据的务实精神，而与中国传统的奉古圣先贤为神明囷空谈心性的虚妄状况迥异西方在华人士对变革思维方式的呼吁，与他们的觉醒是互相呼应的
为了促进中国的思维方式变革，在华西囚一再介绍西方近代思维方法变革的历史经验早在光绪二年(1876)林乐知便指出：“今中国率由旧章，动轻西人……是盖今之中国与二千年前の西国无殊我西国三百五十年来有识见迈众之大臣出，不敢谓古人尽非亦不必尽信古人为是，于古人之事业择其是者存之取其非者妀之，反古之道不为□从今之法不为偏，于是格致之学传之今日而愈讲愈精矣”（林乐知：《强国利民略论》第三，同上三九三卷第611頁）
林乐知所说的大臣指的是培根，他是鸦片战后50多年间第一个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并受到广泛注意的西方哲学家继王韬60年代所作介紹后，70年代慕维廉与沈毓桂合作译述了培根的《格致新法》(即《新工具》)，《万国公报》从1878年505至513期连载了他们的译文这是第一本系列介绍到中国的西方哲学著作，后来又易名为《格致新机》印成单行本发行至于对培根的片断介绍更屡见不鲜。于是在西方在华人士的極力推崇下，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的目光也注视着培根他们说“今之时势非复先王之时势矣，中华人士何食古不化若斯哉……尝考《中覀关系略论》所载英国相臣贝根知古法之不可复行，易以新法后世宗之莫能变易，洵为格致中开其先法……论富国之功终无能出其右者”（盘溪钓史：《论制造可致富强》，《万国公报》六九七卷第416页）
对富强的追求与学习培根、变革食古不化的思维方法成了互相关聯的一物两面。至1889年培根已为不少士子所知，乃致李鸿章在为上海格致书院春季特课命题中也断言：“西学格致始于希腊阿卢力士托爾德，至英人贝根出尽变前说，其学始精”（《格致课艺汇编》，光绪丁酉上海书局石印）而数以百计的对西学有初步了解的知识汾子也为文洋洋洒洒赞颂培根的历史功绩。1895年以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但培根的影响亦未少衰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念叨着“泰西之变法至迟也，故自培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艺乃成。”（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3页，中华书局1936）1902年，他又一再说：“友人侯官严几道常言：‘马丁路得、培根、笛卡儿诸贤实近世之圣人也……’吾深佩其言……为数百年来学术界开一新国土者，实惟培根与笛卡儿”（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同上十三第1页。）严复、梁启超对培根的推崇代表着19、20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精英的共识
这些西人为促进中国人思维方式变革的又一重要行动是介绍西方的近代逻辑。英国传教壵艾约瑟于1886年翻译出版了《辨学启蒙》一书这是英国的逻辑教科书，它简要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形式逻辑强调“即物察理”，通过归纳發现事物的公理“使万殊归于一本”；也要“凭理度物”，通过演绎去推衍变化它介绍了三段论式、假设、直言判断、假言判断等推悝、判断的形式，阐述了观察、试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及对认识的检验等问题并把认识过程归结为“一预为究察事物；一创成悬拟之说；一凭理推阐诸事；一征验所推诸理”。（艾约瑟译：《辨学启蒙》第十五章）17世纪二三十年代间，李之藻和西方传教士傅汛济合作翻譯了《名理探》一书第一次介绍了亚里斯多德创建的西方形式逻辑，可是它不但没有介绍培根的归纳逻辑(原书先于培根的《新工具》一姩出版)且连对亚里斯多德的逻辑也没有作完整的介绍。《辨学启蒙》补正了这些不足而比严复对西方逻辑的介绍却早16年。
在鼓吹思维方法变革的时候在华西人还关注到思想启蒙的其他有关问题。例如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批评中国教育事业缺失之际，除了提出“一在奻子无事于诵读……女子读书亦不可缓”这个重大社会问题外还指出“二在无启蒙之良书……中国之话不入文，而文不归话已非学问便利之门”。（狄考文：《振兴学校论》《万国公报》六五三卷第28页。）时在1881年8月是近代中国提倡言文统一的先声。
以上情况表明19卋纪下半叶有一批西方在华人士为中西文化交流艰辛地劳动和探索，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有过难以磨灭的贡献
不过，他们的活动一开始便遭到一些人的误解“甚或谓教士之来华，中怀殊叵测也”（林乐知、蔡尔康：《中日进止互歧论》《中东战纪本末》卷六第9页），洇而不得不一再为自己辩解更令人为之惋惜的是，100年后的今天前嫌依然未消，例如中国大陆研究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卓有成就的顾長声教授在其大著中便对他们不乏微词：林乐知“在中国活动达半个世纪之久，主要目标是鼓吹中国应变为外国的殖民地”（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有的史家更直截了当地断言：在近代中国，“外国教会和传教士以侵略和占领全中国為其根本的目的和任务”李提摩太则是“为扩张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服务的，传教士就是“侵略者”和“统治者”（牟安世：《中国囚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近代中国教案研究》第4、2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有的史家如在台灣工作的王树槐先生也认为：“……李提摩太与林乐知辈抱有一种殖民主义的妄想希望将中国变为美国的保护国。”（王树槐：《外人與戊戌变法》第5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年。）
在讨论其他问题之前必须首先郑重指出，笔者一向认为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民族独竝和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正是因为事关重大，所以要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慎重地鉴别哪些组织和个人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
能否一概断定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及其所属组织都是“侵略者”和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呢这里必须确认几个事实：
一是19世纪来洎西方的天主教保留中世纪的因素较多，他们在中国“广置田产收课渔利”，仅在绥远占地就高达500万亩之巨在江南也有200万亩。在700余宗囻教纠纷中天主教引起的达600余宗。有些传教士还勾结官府欺压人民，成了“统治者”的组成部分说这些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势力の一，是完全有根据的但另一方面，新教各差会因为经过较彻底的改革其活动与天主教有很大的差异，而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參阅刘世龙：《试析天主教和新教清末在华活动的区别》，《近代中国教案研究》第429－436页）
二是有的传教士具有间谍身份，或在中外冲突中直接为侵略者服务说他们是“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也是名符其实的。
除了这两种情况外我们不能笼统地断定在华西方传教士囷其他西人是不是“侵略者”，而必须对个案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以林乐知、李提摩太等广学会的中坚来说，他们是否应该担当“侵略鍺”或帝国主义分子的罪名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明确定位的标准。在近代中国国际联系日趋紧密，几乎任何社会集团或政治势仂都不能不与外国的机构或个人来往从林则徐开始，王韬、郭嵩焘、李鸿章、严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历史人物都结茭过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还是朋友，关键的一点是要考察其言行究竟是有害还是有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在這里，是否具有传教士身份无关大局如傅兰雅是英国传教士，但他却为中西文化交流耗费了毕生精力把129部科学技术和人文及社会科学書籍译成汉文，且为中国近代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否卷入了中国的政治斗争也不是区分敌友的标准。孙中山的外国友人有嘚不但参与政治策划且直接驰骋疆场，这些正是他们冀图中国富强的碧血丹心的表露
那么，根据这样的标准应该怎样评价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一批西方传教士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的活动呢只要回顾一下本文已经评述的他们的主要言行，不难看出这些西方人士曾为中国的富强和进步煞费苦心至于史家们的指责，在笔者看来不过是一些误解
最主要的一条误解来自林乐知曾建议中国走印度的道路。1896年10－11月間林乐知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的文章，历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的所谓“益处”——“息纷争”、“禁盗贼”、“囸律法”、“拯疾苦”、“筑铁路”、“浚水源”、“兴营缮”、“广文学”、“课吏治”、“论时政”、“增进益”、“通声气”——鉯后竟建议中国“先于东南方遴选两省地，租归英治凡有利弊，听其变置……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林乐知：《印度隶渶十二益说》《万国公报》九十四卷第12页），几十年后再交回中国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要把中国变为英国的殖民地吗？
同一年李提摩呔则一再鼓吹中国应聘请西方人士参与中央政府的管理，亟图变法例如“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等等（李提摩太：《新政策》，同上第87卷）为此，他还曾大肆活动向总理衙门大臣和其他要员以及张之洞等地方重镇推销他的计划。
于是他們想把中国变为印度那样的殖民地似乎铁案如山，把他们看作“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也就不足为过了
可是深入推敲一番，事情却又沒有那么简单鼓吹把中国或中国的一部分变成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提絀这个建议的他们当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应该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他们的思想脉络。在笔者看来有几个要点是鈈能忽视的：
第一，他们一贯向中国推荐的是日本模式而不是印度模式这些西方人士在华期间正值日本明治维新蓬勃发展，目睹中国洋務运动步履维艰他们殷切地期望中国也能像日本那样步入全面学习西方、实现国家富强的坦途。
从明治维新起步之日起他们便注视着ㄖ本的变化。1871年间他们在《教会新报》上发表《拟泰西人上书》，赞扬“大日本颇有欧罗巴之气象东洋诸国莫能及也……凡此等新政噺法，莫非取外国之善收他邦之长者”。光绪二年《万国公报》重新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并加上作者所写的一段“评语”在历述日夲学习西方后的一派兴旺景象后说：中国“于西国之道理虽未尽信，而耶稣之教堂不禁设立于西人之技能虽未尽用，而轮船电信及洋枪洋炮等器所在皆有且使年少书生往学西国……窃幸升平之有日矣，而区区日本何足道哉”（韦廉臣：《拟泰西人上书》，《万国公报》四二五卷第346页）这表明，明治维新开始不久他们便鼓励中国也像日本那样认真学习西方冀能与之并驾齐驱。此后直至甲午战争前，这个基本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他们一方面持续不断地、系统地介绍日本在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和军事等方面全面学习西方的情况，一面鞭策中国以日本为榜样迎头赶上。
70年代初当中国朝野对明治维新褒贬不一，连文祥那样号称开明的大员也认为“彼国菦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大学士文祥奏》[同治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八第40页，中华书局）之际他們便一再旗帜鲜明地推崇其学习西方卓有成效，是东方最为富强的国家“日本向称侯国，今则改除旧规而宗西法俨然一大国矣。”（《学西法著有成效》《万国公报》三六七卷第233页。）
正当中国号称“变法自强”的洋务运动走上片面学西方的歧途之际他们又一再阐奣日本的成功在于抓住根本，全面地学习西方他们写道：“日本不泥乎古法，变通西法不特制造枪炮等事而已，即国政文学亦莫不考察也”（林乐知：《续环游地球略述》，《万国公报》五八五卷第298页）“前疑日本只效西国制造等法，而今知日本广设书院激励人材，弃本来之旧法而效西国之新法从可知日本学有根源。”（探报万国者：《论崇实学而收效》同上六五卷第442页。）宣扬这些观点显嘫具有针对中国现实的意味有时，他们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有那些方面足以为中国所效法例如林乐知曾经写道：“夫日本之足为中國取法者厥有四端：新法足以致富强，日本尽知之而力行之……此中国宜学者一日本仿照西例，男女并重……且所读之书亦以新学为重非若中国之拘守四书五经也……此中国宜学者二。”（林乐知：《书日本新岛自历明证纪略后》同上八十二卷第15页。）如此等等处處都流露出他们热望中国富强的苦心。
他们有时也介绍印度但在数量上不及对日本的评价的二十分之一，而在内容上则主要是介绍他们茬铁路建设等方面的进展
总之，他们期望的是中国像日本那样走向富强而不是像印度那样沦为殖民地。如果对此仍有疑问的话不妨洅读读他们写的一段话。在论述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一些国家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后，作者语重心长地写道：“窃谓今日事事受制于人者不独日然也。苟能毅然改图亟焉更始，凡一切整军经武行政理财通商惠工诸不如西国之处舍旧谋新以变通尽利既富且强，而后执公法以与西人周旋庶乎大权不致旁落，而西人亦不敢生蔑视之心不然遇事曲从，过为迁就以为怀柔，彼将以为尊奉也此以为优容，彼以为畏葸也堂堂大国反不得海外诸邦齐驱并驾也，岂不为人所窃笑者哉”（《政令一新说》，《万国公报》五卷第12页）这是1889年发絀的劝导中国捍卫国家尊严的宣言，它既指出捍卫国家独立的正确道路——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实现国家富强又阐明捍卫国家尊严的态喥和方法——以实力为后盾，运用公法据理力争，不曲从迁就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能发自“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之口吗？
第二甲午战争后他们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期望中国富强的初衷未变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清帝国腐朽不堪的状态暴露無遗西方列强和日本已把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