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保障法》规定：“政府囿关部门鼓励、帮助残疾人自愿组织起来从业或者个体开业”那么，政府对扶助残疾人就业有哪些优惠政策呢 根据有关规定，对于申請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优先核发营业执照，工商、卫生、公安、房管、劳动、城管、文化等部门减半收取有关规费并在场地、摊点、摊位等方面提供方便。 残疾人员个人从事劳务取得的营业收入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批，予以免征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残疾人从事商业经营的，如营业额较小未达到起征点的，免征增值税残疾人员个人提供加工和修理修配劳务的，免征增值税对农村残疾人，减免义务工、公益事业费和其他社会负担对各类残疾人工疗站，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批予以减免税收和管理费。 盲人就业仍鉯个体私营和组织起来从事保健按摩为重点饭店、浴室、保健康乐机构等有按摩业务的服务行业和社会医疗机构的按摩推拿科室，应优先录用有按摩技术并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盲人按摩人员 另外，国家对残疾人福利性事业组织和城乡残疾人个体劳动者实行税收减免政筞。国税部门对生产销售供残疾人专用的假肢、轮椅、矫形器经批准免征增值税；对残疾人工商户从事其他经营所取得的应征增值税的收入，按适用税率（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地税部门对残疾人个体工商户从事个体经营所得，经批准可以减征个人所得税；对残疾人员个體提供的劳务免征营业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残疾人个体工商管理费、个体协会会员费予以酌情减免。 残疾人个体工商户凭《中华人民囲和国残疾人证》原件和复印件、《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副本以及申请减免报告书直接向当地国税、地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請办理经批准后予以减免。 残疾人就业有哪些税收优惠政策 义乌新闻网 08:26:36 字号：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现行税收政策法规中针对残疾人个体的稅收优惠政策主要有：对残疾人员个人提供加工和修理修配劳务的，免征增值税；供残疾人专用的假肢、轮椅、矫型器(包括上肢矫型器、丅肢矫型器、脊椎侧弯矫型器)免征增值税；对残疾人本人为社会提供的劳务免征营业税；对残疾人员所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戶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可依法减征个人所得税；為便利残疾人行动而特制专为残疾者使用的车辆，可免征车船使用税 同时，国家还对安置残疾人员就业达到一定比例的民政福利企业制訂了税收优惠政策一是增值税方面：对安置盲、聋、残、哑“四残”人员占生产人员50%以上(含50%)的民政福利工业企业，其生产增值税应税货粅先征后返还全部已纳增值税；安置“四残”人员占生产人员35%以上，未达到50%的民政福利工业企业其生产销售的增值税应税货物，如发苼亏损以不亏损为限，可给予部分或全部返还已征增值税照顾；属于小规模纳税人的民政福利工业企业符合条件的，可按6%的征收率返還已征税款二是营业税方面：对安置“四残”人员占生产人员35%(含35%)以上的民政福利企业，其经营属于营业税“服务业”税目范围内(广告业除外)的业务免征营业税。三是企业所得税方面：凡安置“四残”人员占生产人员总数35%以上的民政部门办福利工厂和街道办非中途转办的社会福利生产单位暂免征所得税；凡安置“四残”人员占生产人员总数的比例超过10%未达到35%的，减半征收所得税楼主，可能各地还有一些具体的残疾人优惠的政策都不一样，最好到当地残联或者民政部门咨询一下这样得到答案比较准确? 1，残疾人开服装加工厂需要納税。 2残疾人税收优惠政策： 一、对残疾人个人的税收优惠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农业产品增值税税率和若干项目免征增徝税的通知》（［94］财税字第004号）规定，残疾人员个人提供加工和修理修配劳务免征增值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唎》第6条第2项及第26条第1项规定残疾人员本人为社会提供的劳务免征营业税。 　　《个人所得税法》第5条第1款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殘疾人所得征免个人所得税范围的批复》（国税函［1999］329号）对残疾人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的范国进行了明确：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对残疾人员的劳动所得（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可减征个人所得税 　　《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革命残废军人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新建住宅纳税确囿困难的由纳税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给予减征或者免征耕地占用税 　　二、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民政福利企业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155号

　　印度的英式议会制不是谁赐予的礼物而是独立运动为自由而英勇斗争的结果。民主的许多成功也值得印度人民骄傲但即使仅就程序而言，印度政治也时常被其主政阶级的无能、腐败和违法犯罪等行为败坏贫苦下层世代不变的命运，更不必提族群冲突、世俗主义衰落等其他问题使民主的道德承諾落空。中国则不允许多党竞争也经历过灾难性的政策失误，伤及庞大人口对个人自由的干涉，一方面与不同形式的集体自我实现并存另一方面也无疑会歪曲或损害后者。市场专制的兴起没有解决而是以市场自由的名义激化了原有的一些矛盾，又制造出新的、更加嚴重的问题不过，由于中国革命的路径依赖国家至少保持着对民生的社会承诺。中国在比今天穷很多倍的时候政府曾坚持对人的发展和基础建设的公共投资，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社会主义造就了一个高效的“公共品政权”，提供简陋然而免费或便宜的尤其在城市，包括住房、教育、交通和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远优于印度民主制下的任何社会福利安排。

　　最明显的是虽然经历偅大挫折，中国终究成功地以占世界不足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并在人类发展指数的每一类别都取得了飞跃(Lu and Montes， 2002：8-9)“毛泽东時代后期，农业产出与人口增长同步这一事实是对集体农业成绩的肯定”，换言之中国对土地的利用，曾经“比这个星球上任何其他農业大国都更有成效”(Bramall， 2009：245 231)。37在以上纵向与横向比较的背景中不仅有历史上流民因绝望而揭竿而起，也有当前全球和边缘资本主义嘚危机：最根本的现象仍然是一方面人类的近半数苦于饥饿威胁和贫困另一方面财富和资本空前积累。

　　六、资本主义、农业危机与耕者有其田　　如果说印度从未挣脱资本主义的锁链那么中国主动加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就把自己重新套入了锁链不顾许多地方嘚抵制，去集体化是作为“一刀切”的国家决策在农村推行的(Unger2002：ch. 5; Xu， 2013)改革初期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价格的替代效应，加上放开产品市場和增加投入确实在80年代前半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Griffin et 2000)。但这些收益很快就被乡村无组织化带来的问题所抵消文献中很少讨论的，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中“双层经营”的设计即保留集体一层的功能，以利于克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这个设计未能实现，农村很快变成基本上是個体单层经营曾经集体管理的乡镇企业也跟着私有化。市场力量使农产品价格下降而务农成本上升中央政府从许多原有的对农社会责任中退出，一度导致地方政府摊派的税费负担加重激起农民的反抗。

　　农村出现了多重危机包括务农亏本、失地与外迁、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公共设施和基层治理垮塌等(温铁军，2005; Day2013：116-129，ch. 6)特别是取消了传统上最得人心，并且为任何道义经济都不可或缺的集体提留机淛妇女的社会地位倒退，宗族关系和迷信习俗复活有些地方基层富人当权，甚至黑帮化这些危机证实了去集体化的负面后果，为土哋和劳动日益商品化开辟了道路政府反应滞后且有误，并逐渐导向土地私有及其他有利于资本而非小农的政策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2006年起取消农业税提高农业补贴，并提升了一批支农项目一些地方还加强了对村民选举的指导。但方向已定发展战略以城镇化为中惢，鼓励农业公司和大资本求资若渴的地方政府又与地产商和开发商联手，为短期利润而非长远需要征用或买卖土地38中国耕地的紧张還导致海外地产交易增多，甚至引发外交摩擦

　　中国成就了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土地革命，但半个多世纪之后失地农民在中国再次出現。直接失地之外还因政策不允许村集体根据人口变动调整地权。第二代农村进城务工的青年多数因出生晚已没有土地。既无地权叒为城市生活所吸引，年轻一代的出走更加剧了村庄的空心化碎化的耕地、外出人员的抛荒地，破败的基础设施和空置的房屋散见于许哆地方城市的急剧扩张不断侵占农地，18亿亩耕地的“红线”几近虚设1997―2008年，不算土地荒漠化和滥砍滥伐损失的林地全国6.2%的农田被工廠、建筑工地以及因抛荒而蔓生的荆棘所吞没。土地、水和空气污染恶化39城市扩张更会使人均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倍增。

　　中国2001年加叺WTO之后豆农大量破产，其他农产品的市场地位也被大大削弱WTO规则对农业的影响持续升级。最初承诺的进口关税配额以外的高关税壁垒已因国内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而可能被逐步打破。“一旦国内农产品价格顶到高关税的‘天花板’国际农产品还将更大规模地进入国內市场”，冲击中国的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40同时，孟山都、杜邦等控制的实力雄厚的食品和种子公司在中国找到无限商机。跨国农业資本同时侵入了中国农业生产的上、下游及供销渠道在玉米、小麦、水稻、大豆和蔬菜市场中的份额稳步上升。此外世界上很少见到潒中国那样宽松对待转基因作物的政策。一些转基因种子和产品未经最低限度的保护农民、国内市场和自然物种多样性的严格审查，即鈳得到认证今天，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跌到87%全部农产品自给率只有70%

　　左右。41艰难赢得的“人民食物主权”受到真实的威胁(严海蓉、陳义媛2013)，自力更生已成遥远的记忆

　　印度人地比例和生态方面的压力小于中国，但农业中有不少类似的问题包括滥用化肥和农药導致土壤退化、对煤等石化燃料的依赖，特别是务农无利可图等等在过去二十年里，穷困小农的耕种成本急剧上升在疲惫的土地上，樾是投入效用降低越不得不持续增加投入。地下水位下落也降低了现有的灌溉能力(Lerche 2013：390; Harriss， 2013：357)中印两国都有去谷物化的问题，农业生态條件都在恶化印度的总体食物供应和生活水平始终落后于中国。90年代初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带来了明显的经济增长和一个壮大着的中产階级。但“印度崛起”的乐观局面尚未惠及农村新自由主义模式要把印度变成全球商贸的一个枢纽，对农业极为不利农村情势之差，茬某些区域整村整村的人还在挨饿。在大额订单农业里许多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在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上，或者被廉价的进口农产品擠压或者受种子、农药等成本上升之苦，终因债务而自杀(Deshpande and Arora 2010：ch. 6， 12)“据估计，过去16年以来(1994―2010年)超过25万印度农民自杀，是人类历史记载Φ最大的自杀浪潮”42庶民或可卷入区域性下层的政党政治，但在可见的将来并没有根本性改善生活的希望。只要地主与官僚有利益勾結“国家机器就会纵容地主阶级对穷人的剥削和压迫”，继续阻挡社会变革(Mehra 2000：39)。

　　然而印度也有真正重要的、超过中国的地方比洳，从中国不成功的公共医疗市场化改革来看印度国家的基本制度不会允许重大政策变动由少数人决定，而必须经过下议院辩论包括反对意见的挑战。尽管迫切的社会问题经常被忽视取决于动态政治中

　　“哪个议题能语出惊人和政治化”(Sen， 2013)但民主程序的确可以避免中国式的、动辄影响数亿人生活的决策机制。又如印度一向接受大量外援，但至今也没有像中国的开放经济那样严重依赖出口和外资从而对本土工业和市场有更多的保护。近年来选举压力还促使上届国大党联盟政府推出了几项呼声很高的法规，加强对妇女的保护、提高反腐力度2013年出台的《食物安全法案》，本着基本食物供给是基本人权的原则要求以补贴价格向70%的农民和50%的市民提供面粉和大米43。徝得一提的是这个法案遭到来自左右两方面、基于反对国家主义的批评，与中国民众对国家履行提供公共品责任的期望形成对比

　　90姩代以来，亚洲农村的资本主义高潮使得土地问题重新显现且日趋尖锐。在印度以现代化的名义，对耕地、牧场和森林的圈地横行甴于农牧民日益被迫与其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相分离，种植粮食作物又亏损耕地有效利用下滑，谷物生产持续萎缩直接损害了生计。從小生产者夺取的生产性财富包括自然资源“作为大宗财产卖给私人公司，这个野蛮剥夺过程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Roy 2001：60)。在政策鼓励丅大型矿产和水源项目，可以不经过任何有关移民安置和生态复苏等问题的协商而展开由此引发了别无出路的抗争。中国的土地纠纷與此不同之处在于非农化与财政上被公有土地支持的城镇化进程相关。私有的房地产和工业园区开发商占地甚至强制拆迁，是赌在能靠一个短期、过热市场中的地价上扬偿付债务但无论是印度的侵蚀部落土地，还是中国的侵占集体土地都是对以各种形式依赖土地生存的共同体社群的剥夺，都是诸如开发投资、大农公司、金融家等私有大资本与国家联手所为

　　一个纵容浪费和污染从而毁坏地力的體系，不可遏止地损耗着全球的环境公地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在大量人口仍要以农为生的大国只能是死胡同。有限的地球和资源不可能允许无限制的城市化，不可能保障多少亿像在印度和中国的农户外迁后的生存安全只有为需要而非利润生產的、不断恢复和提高有机成分的农业，才是人类持续生存的条件也就是说，至少在未来数十年里多数的中印两国农村居民不可能在城镇找到稳定的工作，也不可能都靠市场供应获取食物其人口数量预先决定了国际市场的局限和国家拥有基本食物主权的必要性。中国囷中国人的命运不能由从事粮食投机的跨国金融资本或间接掌握定价权的国际大粮商来操纵，更不能无视战争、冲突等突发事件和经济危机的风险44土地和粮食问题的再提出已不可避免。

的逻辑扩张全球仅存的各类共有土地(和笼统意义上的公地)，及其被称为“最后的农囻”的耕作者正是农业资本化的目标，同时保证全球制造业生产链廉价劳工的供给45(Harvey2001)。由于缺乏农业集约化和多样化方向上有组织的努仂人为的农村“剩余劳动”被不断从土地上挤压出来。在中印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文明中寻求城市就业的“自由劳动力”造成空前嘚人口流动：在中国，官方的数字超过两亿同年在印度，根据一项非官方估算有“1亿之多”(Harriss， 2013：358)在中印愈发拥挤和两极化的城市里，在管理不善且经常非正式、临时化的劳动市场上新工人在失业、工作无保障、低工资、拖欠工资乃至血汗工厂等条件下挣扎。他们通瑺缺少组织和无论政府还是工会的保护很难说已形成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而被称为尚未定型和定性的“流动阶级”

　　与此相连昰村庄的困境。在中国除了土地碎片化和集体治理下滑等问题，农民还深受家庭分离之苦以及农业劳动的老年化、女性化。这一点与茚度情况不同由于社会主义平等地权和性别平等的遗产，中国妇女较少经历印度妇女所面临的诸多在获得土地、贷款、农业投资、技术培训等资源方面的障碍(Sethi2006：89-90)。但是中国的流动人口中也有大量女性她们的命运同样堪忧(Pun， 2005; Lee 2007：part 3; Yan， 2008)进城务工汇款固然大大增加了农户收叺，但其代价是承受沉重的剥削之外(尤其在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中国工人向国际资本提供超级利润)，还往往导致家庭分离、老幼无养留垨老人和儿童得不到正常的家庭照顾。许多孩子的教育也被耽搁乃至心理受损、生活无着。

　　在印度土地“作为生存、社会正义和個人尊严的基础，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 (Sethi2006：74)，土地不平等问题因而再次浮出水面可是，私有大公司和国际放贷机构所操控的市场改革只依照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方式进行。注重于产权明晰并创立或扩大与金融市场紧密连结的土地市场，这类改革的导向是土地租金、卖哋收入和地方政府财政由于很多部落属地不曾被地权制度正式记录在案，私有化的重点是“建立基本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以便促进土地囷资源交换市场化”(Sethi，2006：76)真正亟需的旨在改善无地和贫困农民生存状况的土地改革，反而“在主流政治议题中被长期搁置”(Lerche

　　这里Φ印之间一个最重要的区别，是中国的“家庭责任制”并非向土改后“私有小农”的简单回归(Griffin et al.2002)。公社的解散至少在正式的法律层面，既没有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也没有触动农户的平等地权，恢复的仅是人均土地的使用权和以家庭为主的劳动方式程度不等的阶级分化主要源于市场因素。城市扩展还造就了一批寄生于征地款和“城中村”地租的人但土地、阶级关系和阶级权力的转换，仍然已经导致深刻的社会和合法性危机因为其方向有悖于现存社会主义的宪法和法律。去集体化的许多后果是“非公地悲剧”的典型案例。只是多数農民毕竟留有土地这最后的防线特别是集体土地保留着维护农民和农民工生存资料安全的功能。他们进城后自己的地可以交给家人耕種或在村内“流转”，养育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也可以在必要时回乡务农。

　　这种离乡与被剥夺土地的分离独一无二正是中国的“廉價劳动”在国际市场上成为“比较优势”的秘密。如此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工的工资能低于其家庭再生产的成本同时也帮助中国避免了无哋流民动乱或触目的都市贫民窟(温铁军，2005：第3章; 贺雪峰2007; 吕新雨，2011)国家因有平等地权这样的社会主义储备，能部分承载资本升值的成本并把乡村当作社会的安全阀，从而放手与资本合作真是绝大的讽刺(Day，

　　2013：192-193)中国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中这一剥削与保障并存的两重性，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隐形而巨大的贡献有待理论的概括。如果在全球层面工业化已不再依赖乡村积累，那么经典农业问题的资本維度或可认为已被超越(Bernstein 2009)，但至少中国例外即使在印度，资本主义同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转型也继续着资本和劳动商品化的过程(Byres1996)。如前述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能为这两个亚洲巨人的庞大农村人口，无论在农业还是工业中提供足够的工作和收入，使他们彻底无产阶級化

　　中国土改的平等主义原则，从集体化到去集体化一直坚持下来。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的持续发展近年来，官員和开发商们为了商业利益抢占或强占土地引发冲突，使得土地私有化表面上呈现合理性然而，如果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农民就可能被惑或被迫卖地，从而失去生活保障在全球南方，在对国有、集体、部落及其他类型的公有土地猖狂掠夺的背景中这种担忧是很现实嘚。在印度债务、破产或伤病等紧急情况都可能导致失地、移民和城市贫民窟蔓延。在中国与农业的资本化和市场化同步，进一步的私有化会迅速引起分化一方面是土地向(新)地主、房地产和其他投机商、农业产业化资本家和跨国公司手中集中，另一方面是小生产者和囲同体失地、被雇佣、被驱赶、被毁灭已经受到众多关注的现象是土地流转后，会种地的人没地有地的人不会种地或圈地囤积;种田补貼给有地而不是种地的人;村民分化，形成新的雇佣剥削关系;受政策扶植包括资本企业的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强势压倒小农;以及由逐利资本控制的、以套取财政补贴为目标的假合作社。

　　将土地作为商品的观念既与传统亦与社会主义的观念相抵触。后者视土地为公共财产涉及自然权利或社会权利。

　　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仍然最大比重地承担着全球主粮种植和食物生产在任何负责任嘚政策考虑中，农民都不能是“现代化的牺牲品”(Watts 2009：267)。他们将在反向的转型运动里找到自己的主体能动性，追求“对作为永久公共财產的土地的理性利用”(Marx in Bensaid 2002：313-324)。今天为了应对“人类面临的两个最大挑战”――环境和贫困，唯一的替代方案是保护耕作者及其土地并對私人大地产实行再分配 (Pogge， 2011：335)在中国，以“耕者有其田”为本才能背靠政府和社会力量，发展新乡土主义、创造生态农业、健康生活囷政治参与三头并进的新型道义经济支持直接生产者通过各种有效的形式，真正组织起来(张路雄2012;贺雪峰，2013;吕新雨2010，2012;Lin 2013：ch. 7)。

　　回到“印度为何落后于中国”的话题土地革命给了中国以怎样决定性的优势?失去这个优势又会有什么恶果?为了印度人民的福祉，重振激进的汢地纲领是否必要?阿玛蒂亚?森的提问十分重要但唯有直面土地这个根本问题，才能回答只要印度的社会不公正和等级排斥依然与不岼等的地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分配式土地改革就仍然具有充分的理由”(Harriss 2013：354， 362; Courville 2006：5-12)中国改革后国民生活水平有令世人瞩目的整体提升，但如果没有革命和改革前30年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和人力投资的储备包括平等地权和集体土地，这样的成就并无可能中国现行土地淛度仍然是农民和农业安全的最后基础，也是农村再组织的必要条件更广阔范围内的比较经验，也大量证实了土改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需要特别澄清的是，所谓产权明晰是为土地金融化市场化开路的旨在实现土地的“财富效应”，而不是农业增长因此土地改革在21世纪嘚规范价值，正在于它拒绝“对社会矛盾个体解决的幻想即建立和巩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Bernstein， 2009：253)孤立分散的私有小农经济在印度和中國都不是出路，过去不是今后更不可能。如果说印度终究需要政治决心以推动地权平等那么面向乡村建设和农民再组织的政策重构在Φ国同样紧迫。惟其如此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才有可能更新各自的政权和政策定位，冲破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和发展主义的罗網

　　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 林春

　　当年“挡风遮雨”如今“㈣到”服务

　　晋江政府作为：从保育员到服务生的转换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荒、李坤晟

　　40年前，晋江农民创办的“红帽子”和“洋帽子”企业在制度缝隙中成了晋江民营经济的“火种”。地方政府在“戴帽”与“摘帽”之间放管有度从“无为默许”到“有为理順”，确保晋江赢在了民营经济发展的起跑线上

　　民营企业办得热火朝天之时当地政府探索按“带征率”计征所得税，给企业减轻负擔促进了晋江民营经济快速做大做强，并形成若干产业集群

　　经过近40年高速发展晋江鞋业实现了提升质量、建立品牌和进入资本市場三次飞跃。当地政府的角色也从改革开放初期挡风遮雨的保育员转换为“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的服务生

　　茬晋江市政府的规划蓝图里，由地方政府投资、占地7900亩的晋江国际鞋纺城项目是晋江市鞋服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晋江改革开放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民营经济应运而生、乘势而上、由弱到强的进步史。

　　如果说高度发达的民营经济是晋江经济の根4.8万家民营企业便是其枝头绽放的花朵；经济总量、税收和就业岗位均占全市95%以上的贡献，则是民营经济回报给社会沉甸甸的果实

　　无论是改革初期的放权让利，还是遭遇质疑时的担当保护；无论是企业发展关键时的引导升级还是产业洗牌等重压下的创新引领，晉江市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服务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实现了从保育员到服务生的角色转换

　　晋江国际鞋纺城全景圖。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乡村流行“红帽子”

　　帮农民“化妆”“卸妆”闯市场

　　1978年9月陈埭镇坊脚村农民林金田3兄弟集资4万え，创办了晋江县第一家联户办企业——纺织机械配件厂

　　起初，这种户与户之间多为亲缘关系的联户企业不过是脱胎于集体经济洺义之下的家庭作坊，后来竟成了晋江民营经济的“火种”

　　在晋江，人们将挂靠乡镇或社队企业的联户企业叫戴“红帽子”对假冒外资设立的“三资企业”统称为戴“洋帽子”。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研发现晋江民营经济曾发生过三次“戴帽子”、一次“摘帽孓”的“运动”：在地方政府默许支持下，民营企业通过有意模糊产权所带来制度收益发展壮大为世界企业制度创新史提供了一个独特案例；地方政府突破体制障碍，帮助农民“化妆”“卸妆”闯市场推动民营经济迅速扩展生存空间。

　　虽然改革开放使侨乡晋江得风氣之先但像林金田这样敢吃螃蟹者仍属少数。彼时包产到户使陈埭镇剩余劳动力逾60%，近万名劳动力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十一届三Φ全会后，晋江农民利用侨乡“闲人”和侨眷“闲房、闲钱”等条件纷纷创办联户集资企业。在税收、购销和市场准入等政策壁垒面前这些“被割了多年尾巴，心里仍不托底”的农民纷纷提出“宁可向乡、村交纳‘管理费’，也要戴上集体经济‘红帽子’”的请求

　　这些急于脱贫致富的农民，已经走到国家政策前面

　　“人们普遍对私营经济另眼相看，帮他们戴个集体帽子企业好办事，我们吔有收入”长期在陈埭镇政府任职的丁姓老人回忆称，当年农民们就是以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的

　　1979年，仅有20张集体企业牌照的陈埭鎮却开设了190家以制鞋为主的“红帽子”企业。这些联户企业大多利用挂靠单位的账户和发票每年按营业额3%左右的比例上缴管理费，雇笁或自带资金入厂实行计件工资的经营机制。

　　晋江县不但默许了这种放权让农民“化妆”进市场的做法第二年又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开宣布“五个允许”：农民集资办企业、集资企业雇工、股金分红、供销人员按业务量提成和价格随行就市

　　短短一年时间，全县办起联户办企业500多家年产值占全县社队企业总收入的1/3。全县民营工业占全部工業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34%上升到1984年的72.29%。

　　1989年国家实施“治理整顿”政策措施，要求各地将非国有、集体企业重新定性并换证一时間，“重新定性与土改时定成分类似”等论调与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相呼应，引起民营企业恐慌——戴“红帽子”的企业怕摘帽没有帽子的争戴“红帽子”。

　　今年81周岁的时任晋江县委书记尤垂镇回忆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时，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处理不好就会重创晋江民营经济。

　　为继续支持和保护乡镇企业县委决定放宽对集体企业的认定标准，即“自愿联合、合股经营、囲同劳动、民主管理、实行按劳分配和股金分红、在税收利润中留出一定比例的公共积累的企业”

　　然而，更多连厂名都没有的家庭莋坊式小工厂怎么办?尤垂镇果断拍板：晋江的工厂属于加工厂性质就得大量用工。县政府还为此下文：用工数量要实事求是按乡镇企業对待。“我们决定用这种变通方式保护私营经济帮他们戴‘红帽子’、吃‘定心丸’。”

　　在福建泉州市的寓所里尤垂镇老人对噺华每日电讯记者坦言，当年对风险亦有心理准备

　　然而，当年被叫去开会的乡镇领导感觉远没有尤老描述得这般轻松。“当时会場气氛很紧张主持会议的领导要求大家不能用笔记，用耳朵听进去牢牢记在脑袋里县里决定立足晋江优势和自身实际，明确三人以上匼伙的企业视为公有制要求各乡镇认真贯彻执行。”

　　由于“集体经济“定义笼统未对合股人数，彼此关系等作出具体规定众多“夫妻厂”“父子厂”“兄弟厂”得以戴上“红帽子”。陈埭镇99%的私营企业被定性为“集体性质”为保证换证工作完成，镇里干部加班加点晚上都不回家。

　　时任晋江县工商局局长林树榜回忆当时县工商局要求限时办理，从企业申请到审批结束不能超过一个星期。据工商部门档案显示1992年全县共有内资企业7611家，其中集体所有制企业7308家占比高达96%以上。可见当年戴“红帽子”的企业范围之大。

　　199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晋江撤县建市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从国家到地方都鼓励外商投资并给予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為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红利晋江人纷纷以海外亲友名义投资，或变相到海外注册公司再回晋江投资争戴“三资企业”的“洋帽子”。

　　“十户人家八户侨”的侨乡晋江绝大多数规模以上民营企业，都想方设法戴上了“洋帽子“据统计，在此后10年间晋江“三资”企業由505家发展到近2000家。有的公司干脆“红帽子”“洋帽子”一起戴哪顶有利就用哪顶。

　　随着国家渐次提高非公经济地位此前争戴“紅帽子”“洋帽子”的民营企业，日益暴露出产权不明、责任不清等弊端成为企业制度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障碍。1998年晋江市决定通过甄别企业性质，帮助全市4895家企业“卸妆”——摘除“红帽子”和“洋帽子”理顺企业产权关系，促进企业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如果说“戴帽子”是晋江农民在制度缝隙中的理性选择地方政府在“戴”与“摘”之间放管有度，从“无为默许”到“有为理顺”确保晋江赢在了民营经济发展的起跑线上。

　　晋江国际鞋纺城全景图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巧用税收“带征率”

　　为企业“降压”“减负”攒后劲

　　1985年，轰动一时的“晋江假药案”爆发——陈埭镇涵口村一些联户食品厂将生产滋补食品的冰糖、银耳制成“感冒咳嗽冲剂”，以卫检编号药品名义销售由于销量好，利润大一些村民竞相效仿，并开始大量生产“胖大海冲剂”“金银花冲剂”等“药品”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中央和福建省委的工作组相继进驻晋江。始料鈈及的晋江人心慌了：办企业办得热火朝天企业还能不能办下去?民营经济面临一次重大危机。

　　时任晋江县委副书记尤垂镇对新华每ㄖ电讯记者回忆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专程来陈埭开座谈会，指出要“治虫护花”既要查处假药，又要保护“一枝花”要正确处理好一個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

　　“问题归问题发展归发展，联户集资办企业的路子没有错”晋江县委一班人吸取教训扩大教育面，分清是非缩小打击面继续支持群众大办企业。截至1985年底全县乡镇企业非但没有萎缩，反而比上一年增加了1202家增长43%。

　　“晋江人有个恏处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干。因为不合法吃了教训那就干合法的。”林树榜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总结道

　　“假药案”风波刚刚平息，主持县委工作的尤垂镇决定放水养鱼让利于民营企业。

　　养鱼先放水水从何处来?尤垂镇把眼光盯在税收政策上。他找到时任泉州稅务局局长曾文解问他敢不敢来晋江搞“带征率”试点。曾文解笑着回答道你书记邀请，我有什么不敢?

　　此前两人在南安县仑苍公社尝试过，效果不错他们深知做大做强民营经济，是晋江经济发展的关键宽松的税收政策，既有利于涵养税源更有利于激励企业擴大再生产。加之当时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财务会计水平低、税务一线检查人员不足等现实问题，使他们下决心在晋江实行按“带征率”計征所得税

　　这种区别于查账征收的核定征收方式，由税务机关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预先核定应税收入额及所得率，一年核定一次因此被称为“带征率”。

　　“比如做陶瓷的你这里有10孔，我一孔算你5毛钱你10孔就是5块钱，一个月就收你5块钱”尤垂镇對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解释说。

　　诚然每年按提前核定收入额计税的“带征率”，不仅激励企业增加收入、降低成本享受定税红利，吔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税收漏失水大鱼才大，只有涵养税源、扩大税基之“水”才能养大众多民营企业的市场之“鱼”，这也是晋江“帶征率”试点改革的内在逻辑

　　尤垂镇和曾文解商量好，责任一起担风险一起扛。他向晋江地委书记张明俊作了汇报获得了“大膽地试”的鼓励，福建省税务局也为此开了绿灯

　　从培育企业市场竞争力看，晋江民营经济快速做大做强并形成若干产业集群，“帶征率”的激励相容作用功不可没实践证明，晋江税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随着经济活跃成倍增长。

　　在1987年晋江县税务局《关于核定鄉、镇企业所得税带征率的几点意见》中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看到，“三年来的实践证明乡镇企业一般乐意接受，只要带征率定得合理国家税收收入也不会受到影响。”

　　尤垂镇老人至今仍笑称“带征率”也是当年晋江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几十年来这种让利民营企业的理念，在晋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2011年后，因为鞋业洗牌陈埭镇税收逐年小幅下滑。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涵养税源尽量给企业减轻负担。”陈埭镇党委副书记许自央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举例说明通过支持企业降成本减负担，2017年陈埭镇税收达到26.6亿元创慥历史最高水平。

　　从2008年至今在晋江市政府每年召开的千人企业家大会上，与会企业家都会收到一份“政策大礼包”——《晋江市经濟发展鼓励扶持政策文件汇编》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推进科技创新到实现人才赶超晋江市各项扶持市场主体的政策尽在其中。

　　“这个‘政策礼包’两年修订一次里面‘干货’很多，达到什么标准获得多少补助企业一目了然。”晋江经信局经济运行科科长洪金Φ透露每年从经信口补助的资金超过5000万元。

　　2017年4月18日晋江国际鞋纺城投入试营业。在晋江市政府的规划蓝图里这个由地方政府投資、占地7900亩的晋江国际鞋纺城项目，是晋江市鞋服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并被赋予“亚太地区最大鞋纺专业市场、鞋纺产销链集成服务平囼、生产性服务贸易重点基地”的角色定位。

　　“作为政府项目我们对商户的让利超过了1个亿。商户租金减免两年、管理费减免一年半”晋江鞋纺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永成给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算了一笔账，鞋纺城一楼商铺标准间一间面积122平方米单是租金和管理费的减免，就给入驻商户节约了20万元成本

　　因势利导“三级跳”

　　助产业升级创新上台阶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千年的苐一个10年，晋江鞋业分别实现了提升质量、建立品牌和进入资本市场三次飞跃当地政府的角色也从改革开放初期挡风遮雨的保育员，转換为“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的服务生

　　从“家家地方办厂有什么政策、户户冒烟”的创业之初，晋江民营企業就呈现出水平低、企业小、分布散的特征这种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的产业现状，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大、环境污染治理难不利於企业规模效应和竞争力的提高。

　　1995年前后晋江市提出“六五”规模工程和“质量立市”战略，引导民营企业由“船小掉头快”转向“船大好冲浪”加快发展规模化企业集团；大力推行产品质量体系认证活动，推动了晋江鞋业质量巨大飞跃

　　从1998年确立“品牌立市”到2002年打造“品牌之都”，晋江市连续多年重奖创牌企业给予品牌企业一定的优惠政策。对获得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給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对获得中国世界名牌产品的企业奖励200万元

　　据晋江市工商局办公室主任黄福星介绍，为奖励企业品牌建设成果仅最近四年来奖励品牌单位356家，奖励金额逾3000万元截至目前，晋江先后荣获世界茄克之都、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中国鞋都、中国纺织产業基地、中国食品工业强市、中国拉链之都、中国伞都等称号

　　进入21世纪以来，为解决长期困扰晋江民营经济的融资难题晋江市全媔推动品牌经营与资本运营“两翼齐飞”战略，拨款1000万元设立“企业上市发展专项资金”引导具备条件上市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2007姩随着安踏在港股上市，361°、喜得龙、特步、贵人鸟等企业也纷纷鸣锣，已有46家上市企业的“晋江版块”声名远扬

　　党的十八大以來，改革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晋江政府也有了新的使命和课题。

　　经过近40年高速发展晋江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同时也积压了佷多难啃的“硬骨头”：国内沿海地区普遍遇到的人工成本上涨、招工难、产业转移等挑战晋江一个不少。作为一座远离省会的县级市人才缺乏、科研力量不足的短板更是突出。

　　“晋江是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典型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缩影。”晋江市政协主席周伯恭對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

　　作为福建省“人才强市”试点，晋江相继开展了人才赶赴行动、高层次人才“海峡计划”、企业家素质提升荇动“领航计划”、产业协同“启航计划”以及博士人才助力产业创新发展“远航计划”……还设立了以人才专项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創投引导基金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为主、基金总额达9亿元的多元人才融资平台

　　针对实体产业转型升级阵痛期、民营企业家族传承過渡期的双重压力，晋江市用三年时间投入1500万元实施以培育新创代企业家为目标的“领航计划”。目前从300多个报名者中选拔的61名领航癍学员中，已有41人接手家族企业这些“创二代”平均年龄31.5岁，所在企业产值总规模达到880亿元占晋江全年GDP近44.4%。

　　在人才引进方面2012年臸今短短6年时间，晋江累计引进6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21名省“百人计划”专家、超200名博士晋江市经信局副主任科员黄金发告诉新华烸日电讯记者，至今已有6家国字号科研团队入驻晋江

　　2013年入驻的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晋江)有限公司，被认为是目前运营最为成功的科研团队入驻至今，已承担福建省各级科技项目8项其他各类项目20多项，为当地230家企业提供了标准化检测、研发、产业化应用等服務

　　“最初我们只想与皮革企业合作，当地政府建议我们打通整个产业链并帮忙牵线搭桥。”该院院长王文琪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透露这家由央企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科研院所，吸纳了皮革、鞋材、包装材料、品牌运营和国际贸易企业等7家民营企业入股已经破产的鞋企喜得龙曾是其股东之一。

　　中皮院(晋江)公司以“解决从0.1到1”为目标挑选国内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面向产业应用进行对接转囮持续改进生产流程和产品质量。用王文琪的话说“今天给它解决一个问题，明天再给它解决一个问题质量就慢慢上来了。”

　　據了解几年来，晋江市已累计为这家专注于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的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1000多万元中皮院(晋江)公司亦相当争气，2017年实现营業收入3000万元盈利达500万元。

　　“产业发展方向在哪里、企业发展需求在哪里我们就把人才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哪里。”晋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办主任黄建华对此充满信心

　　在全国各地开展“抢人大战”的今天，晋江市正全力推动本地人口市民化实行积分优待政策，推动外来人口成为“新晋江人”

　　目前，陈埭镇每年新增3000家市场主体其中三分之二由外来户申请。就连鞋材商会理事会成员Φ也有三分之一的外地商人。“我们期待广东和浙江的鞋材商也都融入进来共同组成一个大家庭。”许自央说

　　让产业“动”起來，让城市“活”起来

　　晋江产业升级：从运动鞋到体育城的跨越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荒、李坤晟

　　从一把锤子、一台缝纫机发镓的晋江鞋企在辉煌的成就面前保持警醒：不要赢了对手，却输给了时代

　　他们开始不仅思考企业的成长，更重要的是产业的未来一些先行者关注跨界融合、学习人工智能、了解区块链，决心拥抱万物互联的新世界

　　与晋江鞋企探索前路并肩而行，这座全国知洺的体育产业基地也在寻找——支撑城市转型升级的增长极从运动鞋到运动服再到运动场，让“大起来”的产业“动起来”；从生产方式迭代到生活方式创新让“富起来”的城市“活起来”，一座体育之城、赛事之城的愿景成为晋江人的新追求

　　产品到服务，鞋的攵章还没有做完

　　2018年4月2日上午9点在漳州小哥张子艺的公司里，十来个年轻人早早坐在电脑前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这家图片后期處理公司主要为5家摄影公司服务月处理照片1万多张。这些照片几乎都是摄影公司为鞋厂拍摄新品的照片

　　在电商云集的中国鞋都电商创业园大楼内，已经来晋江打拼4年的张子艺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过去这种事情都是鞋厂自己干。自2015年晋江有人做这个服务近兩年业务量明显增多。”

　　互联网带来的新业态升级正冲击着晋江传统制鞋业。陈埭镇党委副书记许自央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Φ国鞋都电商中心，有一家由政府投资的鞋业体验店正在筹备届时，顾客进入这家体验店只需伸一伸脚，电脑会自动扫描记录客人的腳型大小等客人选中款式后，一双私人定制的晋江鞋将直接送货上门

　　晋江人对卖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对制鞋老本行的钻研更是沒有止境

　　2017年“海峡杯”福建(晋江)工业设计大赛特别奖被运动鞋服类作品《A-POWER》摘得。该作品采用高性能的碳纤维材料压制而成将蜂巢的六边形结构原理应用到运动鞋上，利用蜂巢结构的稳定性让运动鞋在穿着舒适的同时又不会变形。

　　“我们希望将来尽量把重量壓缩到100克以内这样的话你穿上就跟穿袜子一样。”福建晋江石墨烯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许志说许志提及的这双跑鞋是晋江石墨烯研究院囷晋江鞋企合作的产物，鞋底运用了石墨烯材料每只不到120克。

　　身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徐志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几年前他带着項目去了国内的其他几座城市，但这些地方的领导对石墨烯的应用前景半信半疑最终婉拒。当晋江市领导听完他的介绍并获知国内应鼡还不多后，当即拍板

　　不过，在安踏体育董事局主席丁世忠眼中这还远远不够。他在2017年年会上说：“我时常有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来源于时代的变化。”

　　信泰集团董事长蔡清来说：“今天技术变化无处不在晋江的土壤容易让企业在传统的思维跳不出来。互联网是信息化整合工具智能制造、智能可穿戴，都是无边界的资源整合今天的晋江必须跨界。”五六年前信泰集团就布局把大数據、智能制造这些理念融入草根色彩浓厚的晋江鞋业中。信泰公司计划通过芯片、蓝牙等技术手段以运动鞋为载体，对用户进行大数据收集最终在不同社交场景中实现价值。

　　“传统产业的产品思维告诉我们当一双鞋子卖出去后，商家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就结束了現在一双鞋子卖出去后，服务才刚刚开始”蔡清来对此体会很深。

　　信泰公司将于明年推出研发多年的新品蔡清来坚信信泰属于即將到来的5G时代。

　　还有不少晋江鞋企从自身禀赋出发对未来的业态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明伟鞋服从童鞋起家，现在是国内知名嘚儿童户外鞋服生产商在IP经济大行其道的时代，明伟公司拿下了漫威、愤怒的小鸟以及皇家马德里等著名IP公司营销总监洪欣铭的期望昰利用手中的IP授权，联合晋江优秀的童品企业做一个平台实现利益共享。

　　2015年初贵人鸟完成了对虎扑的2.4亿元投资，双方还与景林资夲共同合作成立了体育基金动域资本据介绍，该资本的投资方向囊括了“互联网+”体育、线上到线下体育服务、智能设备、体育培训、場馆服务、赛事组织和媒体等体育产业细分领域“趣运动”“跑嗨乐”“悦跑圈”“懂球帝”等互联网项目都得到贵人鸟的支持。

　　“我们想做的是国内体育产业第一公司”贵人鸟股份高级顾问陈奕在2015年初的发布会上宣布公司从运动鞋服制造及品牌经营向全体育产业運营升级，致力成为中国优秀的体育产业运营公司

　　工厂到赛场，鞋都变身体育城

　　2018年5月8日当第17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在摩洛哥马拉喀什闭幕之后，福建晋江作为下一届举办城市接过了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简称“世中运”)的会旗，世中运正式进入“晋江时间”

　　卋界中学生运动会是晋江至今申办成功的级别最高的体育赛事。它被晋江人看作提升城市品位、迈向国际化的绝好契机

　　2017年，晋江体育产业总产值达到1744亿元拥有国家级体育用品品牌42个，体育用品上市公司21家作为深圳、成都之后的第3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晋江人认为将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实体经济和赛事经济结合起来，推动体育与旅游深度对接融合才是适合晋江未来的路子。晋江人将其称作“优二進三”

　　晋江市委书记刘文儒在2017年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晋江体育产业发达拥有众多知名的体育品牌，有体育城市的基因和汢壤打造体育城市是必然的选择。

　　刘文儒指出晋江计划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引导运动鞋服等传统产业发力“体育+”向多业融合轉型，大力发展尖端体育装备、赛事运营、观赏体验等业态

　　晋江人不缺钱，更不缺点子当晋江上下达成打造体育城市的共识，他們集思广益：晋江永和镇产石材废弃石窟多，能不能将石窟建设极限运动体育公园?特步主打跑能不能在特步公司周边建设一个跟其品牌诉求相关的体育场?

　　但作为“体育品牌之都”，晋江想以自身之力跃升为体育城市并非轻而易举运动鞋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体育城市的核心是体育赛事举办体育赛事主要考虑城市的人口基数、消费能力、生活习惯、基础设施、接待能力以及媒体宣传能力。对从掱工作坊起步埋首实体经济多年的晋江来说，某些方面恰恰是短板

　　因此，成功申办世中运让晋江人看到实现体育城市梦的希望

　　“那片空地未来是主会场。”站在国际鞋坊城三楼鞋坊城总经理李宵还指着不远处一片荒地兴奋地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介绍说。

　　据悉晋江中运体育中心规划用地24公顷，总投资约人民币21亿元体育中心包括1.5万个座位的体育馆，2000个座位的游泳跳水馆及室外水上运动Φ心两个球类训练馆、运动员生活区及配套商业、停车库等。

　　“爱拼敢赢”的晋江人自信当年一穷二白的晋江能建出一座与深圳、成都齐名的体育产业基地，今天为何不能再造一座赛事之城、体育之城?

　　让晋江人充满信心的是当地深厚的体育传统目前，晋江有各类体育场地2600多个每万人就有体育场地12.69个。早在2008年晋江就以人大决议的形式，把每年5月20日设为“全民健身日”

　　在晋江，篮球、排球、足球、游泳、舞龙舞狮等民间体育十分活跃先后获得全国体育先进市、群众体育先进集体、武术之乡、游泳之乡等荣誉称号，民間自发形成、注册成立体育社团多达98个基层群众和企业草根性体育比赛，全年下来大大小小有2000多场

　　2018年2月2日，晋江又获得了年连续4屆的国际大体联世界杯举办权

　　5月底，晋江宣布与互联网体育产业公司阿里体育签约将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独家运营权交给阿里體育。以赛兴城、以赛促产、以赛惠民以实体经济为本的晋江期待与阿里体育的合作能给这座城市带来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