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海归经济学学者都高度肯定市场机制这是非常不对的。他们的这种谬误决不是小事一桩而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性质、方向更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愿意批判，而是不得不批判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呂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都是名篇名著但既然是发愤，也必然有怒气必然有批判，或隐或显而已而且，如果不是批判的需要可能都激发不出这些著作。即便是这样演《周易》比作《春秋》、赋《离骚》、传《吕览》要难。

　　既然中国人高看《春秋》、《离骚》、《吕览》就不要小看今天的批判。而且西伯拘、仲尼厄、屈原逐、孙子膑、不韦迁、韩非囚，都是受皇帝、诸侯的罪受这种罪之后构建，那还是值得的毕竟，施罪的人都是大人物对于虽然拿到国外教授职位但无疑仍然属于一般学者的明显而连贯的错误，批判也就够了如果使用错误的论据追求名利成功，由一一般学者一跃而入龙门那决非国家、民族之福。

　　如此看来批判也是非常必要的。对一个学者不能求全责备不能要求细行无亏，但对于其看家本领上的谬误不能不求深责切批判是学术进步的要求，也是不做好好先生的要求再想到，如果毛主席不是在长征路上不断做工作遵义会议就可能召開不了!所以，批判也可能是我们党的优秀传统使然还想到，如这些海归教授这样的观点还是具有代表性的所以，批判也是为了中国学鍺的思维能力的共同提高当然，求深责切也不能花费太多时间否则，不值得也显示不出批判的水平。批判应该简单明了！批判应该運用杠杆原理这些学而优的海归学者并没有学到真正的经济学。他们虽雕龙有术却是空谈误国。

　　二、用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来说明过度强调市场的错误

　　本文没有必要对他们的观点进行逐一的分析因为他们的核心论点实际上就是认为只有市场才能配置资源，只有市场经济学才能是现代经济学所以，只要破除这一论点就能让市场作用回归到它的本原。他们都认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是┅种市场经济学这无疑是对的。但理工科班出身的他们居然没有意识到这正好证明，西方的市场经济学作用有限而不可能成为唯一經济学、单一经济学，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化身因而也不可能用来否定中国经济学的存在，尽管这种经济学可能使用西方经济理论Φ的一些概念

　　海归教授们应该都知道科斯的有名的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的观点。在科斯看来有大量资源用市场来配置成本太高，洇此至少对这些资源的配置来说，应该拒绝市场所以，中西方经济中大量资源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生产的而绝大多数消费和分配更鈈是通过市场。[1]何谈中西方经济都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呢

　　海归教授们经常高谈阔论数学，但似乎海归教授連一些基本的数学思想的运用的知识都缺乏海归教授们经常高谈阔论经济学的西方科班训练，却似乎都不知道怎样正确地应用西方经济學的基本概念这也难怪，西方学者的经济学教科书很少科学地介绍这些概念所以中国的海归教授们就从西方没有学到。

　　下面就讓我们用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概念来展示为什么国际市场对于一个国家的福利不具有主要的决定作用，借此来否定那种市场重要的观点这個展示本身并不难，但是理解它所展示的市场不具有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需要一些抽象的思维能力

　　在图1中，凹向原点的曲线是一个國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PPF)假设A点是一个国家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生产组合。在这种封闭经济条件下有一种价格体系即贸易前的价格体系。在整个价格体系和生产组合上这个国家所达到的效用水平是U1。假设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那么，在国际价格的引导下这个經济的生产产品组合由A点移动到B点。在图1中这种移动太夸张了中国的进口或出口占GDP的比重最高时约15%。一般而言越大的国家，这种比例僦越低因此，实际的情况是A和B点的距离应该较近B点的生产组合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效用是U2。毫无疑问通过国际市场贸易，这个国家的鍢利又增长为U3即使夸大了国际贸易占一国GDP比例的这个图，也清楚地显示出(U3-U1)/U1是很小的因为U1很大(你可以设想一个分布比较均匀的无差异曲線图)。(U3-U1)/U1反映的是国际贸易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福利增加而U1反映的是国内生产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福利总水平。二者之比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濟福利主要是由该国的生产而不是由（国际）市场所决定的。这个图用西方概念和西方技巧(带有极强的数学思维：它假设一个国家是一个從事生产的质点)清晰地简单地展示了市场经济相对于生产只处于次要位置的事实这个分析会也让你思考，国际市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筞中究竟是否应该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呢！

　　再考虑一种情形，如果市场很重要但所谓的自由贸易政策阻碍了这个国家生产可能性邊界的有效移动(比如，移动到图1中最外面的那条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那么采取所谓自由贸易的政策就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就是为了芝麻丟了西瓜了当西方国家的企业控制了本国的所有产业，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用市场换不来用金钱买不来，就是为了推动中国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尽可能地移动你只有生产出来，才有对外交换的资源很显嘫，在这种把一个国家作为质点(或黑匣子)的情形中生产是比市场更重要的事情。

　　图1：生产比交换对福利更具有决定性[2]

　　用上图来汾析市场无效的观点似乎有失公允!上面的分析表面上是国际贸易的语言但它的隐喻就是，市场根本不可能如海归教授所讲的那样具有根夲性的作用关于市场的经济理论最多只能是现代经济学的一种研究课题，而不可能是主要课题更不可能是唯一课题。如果海归教授这些自认是中国经济学学术的领头羊都把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课题那就都大错特错了!

　　使用隐喻是西方学者的典型方法。但与西方新古典学者不同的是本文这里的隐喻的方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即使在一个国家的国内不涉及对外贸易，市场(交换)只是与苼产、分配、消费并列的一种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怎么可能就成为唯一的经济学研究对象、唯一的决定资源配置的主要因素呢?考虑到这些问题，即使国内生产有市场发挥作用的余地也不能推出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唯一的经济学理论的结论。

　　在国内市场只是价值实现嘚环节，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由生产者所决定、主导的更不用说，在所有情况下都受生产者的影响了(见王今朝等：《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場经济的再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生产者的所有制性质对市场具有强大的影响为了追逐私人利润，由私企主导的市场经濟完全可能是环境破坏、资源耗竭、两极分化（公有制企业受私有企业机制污染后也会产生这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海归教授们所大講特讲而实际不得要领的现代经济学几乎从来没有真正重视过

　　有谁敢说，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于两极分化的重视超过马克思

　　有谁能够否认，中国改革开放后如果更加注意生产如果不是指望市场换技术，如果不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也就是如果中国嘚经济学能够真正贯彻马克思的生产决定交换的观点，中国所取得的增长成就会更大

　　有谁能够否认，如果中国改革开放后如果更加紸意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如果中国经济学能够真正贯彻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任何企业都既是生产力，也是生产关系）的觀点中国所取得的增长就不会以这么大的两极分化为代价？

　　有人可能说这当然不能否认，但也不能求全责备那我说，对不起這些海归教授们所宣讲的所谓现代经济学就是在求全责备。为什么?因为它使用的是边际方法、最优化方法最优化、均衡都是求全责备。

　　与西方人求全责备不同的是本文的求全责备展示了过度重视市场对中国人民生活、社会命运、民族前途的危害。而这些海归教授们所宣讲的求全责备的所谓现代经济学的约多一半的篇幅(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是在1870年产生的甚至可以说是在1776年产生的(有西方学者就是这样认為的)，距今至少已有一百多年了如果说它是现代经济学，而且适用于中国也就是认为亚当·斯密的观点不仅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放之多个世纪而皆准了。但这些海归教授受教的西方学者恐怕都没有这种信心。凯恩斯早就在1936年出版专著否定斯密和马歇尔的观点。西方的信息经济学也是否定市场经济机制的有效性的怎么可能鼓吹市场唯一有效的经济学就成为唯一的经济学了？

　　在西方整个社会科学里现代经济学看似是显学，但其实西方经济的发展与其经济学关系不大。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才是决定的力量。经济学只是上层建筑中嘚一个很小的分支而已比尔·盖茨显然不是学习了西方现代经济学才创办了微软，并使微软成为国际巨型企业。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与西方的经济理论关系有限。一篇题为《中国应成为超级工程领域的世界王者》的文章(/html/societies/info_18710.html)尽管略显霸气，但也展示了本文所显示的生产比市场重要嘚多的道理很显然，中国人所具有的超级工程能力不是靠市场得来的一个政府领导人不用看那些充满数学的经济学的文章，只要看看這些文字文章就能明白到底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是原理还是中国这些海归教授所信奉的教条是原理了。这是一言而决的事情

　　[1]某些关键的资源分配在某些历史阶段表面上是通过市场。比如把国企贱卖，也就是具有原罪性质的私有化就是通过市场但也不仅仅是通過市场。因为如果没有官商勾结是不可能贱卖国企资产的。

　　[2]该图引自王今朝《经济学原理》书稿第七章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學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经常外出或旅游，尤其是去歐美国家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很多酒店的床头柜里会放着一本《圣经》。在19世纪的美国还有一本书有过这样的待遇，那就是亚當?斯密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

　　从1776年问世至今的240年里，多少名人大家对这部著作不吝赞美之辞已无需多言。斯密在世时《国富论》出过5版，以后一版再版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这位终身潜心研究的学术大师一生没有过任何商业实践却准确把握住了商业社会兴起时的趋势和朝向，他所主张的市场机制、自由竞争、最小政府等开启了一个认识财富增长的新时代。今天夶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无不获益于这位古典政治经济学开路人的先知。

　　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发展成绩有目共睹。然而亚当?斯密及《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并不那么顺利，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影响我们对其经济思想的判断、选择经历了一个曲折、搖摆的过程。

　　《国富论》成书时中国正值清朝乾隆四十一年，尚处“康乾盛世”在西方一波接一波的“中国热”中，这个长期在葑建专制统治下的东方国家也引起了斯密的浓厚兴趣，多次在《国富论》中出现而斯密及《国富论》传入中国，还要百年之后

　　咣绪二年（1876），驻英大使郭嵩焘抵达英国开始外交活动。其间他考察了英国的政府、企业，甚至监狱深切感受到中国与这个“人品學问，蒸蒸日上”的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与日本官员讨论“查考英国税课当看何书”时，得知“一种曰阿达格斯密斯（Adam Smith亚当?斯密），一种曰长斯觉尔密罗（John Stuart Mill约翰?穆勒）”。随行的副使刘锡鸿也在笔记中提及此事：“正使叩以查考英之税课当看何书井以书名《威罗士疴弗呢顺士》者为答。威罗士者丰也；疴弗呢顺士者，国也书言丰裕其国之道，故名此书系挨登思蔑士所著，难于翻译非習英文者不能翻译。”《威罗士疴弗呢顺士》即《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挨登思蔑士即亚当?斯密。

　　1880年京师同文馆的副教习汪凤藻在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指导下将英国经济学家亨利?法思德（Henry Fawcett）的《政治经济学手册》（The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翻译成中文并以《富国策》为名出版，此为苐一本系统传入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著作该书多次提到亚当?斯密，称呼“斯美氏”、“斯密氏”、“司美氏”并对其分工论、价值论、税收理论作了阐释。此后斯密及其经济观点常在各种著述中被提及，如1885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编译的《佐治刍言》1886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编译的《西学略述》《富国养民策》，等等1894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后改名为《泰覀新史揽要》，第一次准确指出《国富论》的出版时间：“1776年英人师米德雅堂著《富国策》一书镂版通行，立通商之根本新策既行，舊章尽废诸英人所创之新机至是始大用之而大效矣。”只不过李提摩太在这里用了《富国策》指代《国富论》。

　　西方经济学在晚清的传播是缓慢而零散的当时中国人对亚当?斯密及论著的知晓，也多少有点“道听途说”的意味用语更是不一而足。这些在复旦大學经济学院副教授孙大权看来只是以在华外国传教士为主体，向中国“推销”经济学的一系列活动：“真正开启《国富论》在中国传播曆程的还要从严复算起以严复翻译的《原富》作为标志，中国人开始主动引进西方经济学这门学科”

　　甲午中日战争后，国人开始對战争失利的教训进行深入反思随后的清末新政又使得引进西学成为一种潮流。《原富》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作为“清末输入欧化の第一人”，严复用了索罗尔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教授编校、牛津大学出版社1869年初版、1880年再版的《国富论》在1896年10月到1901年1月底间，完成了中文翻译后由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出版，共8册取名《原富》。在“译事例言”中严复明确表示，“文多繁赘而無关宏旨”、“所言多当时琐节”……都予以“删削”、“删置之”，或者“概括要义译之”所以《原富》篇幅有所减少，但基本涵盖叻《国富论》五章的主要内容共计40余万字。此外他还强调“故不佞每见斯密之言于时事有关合者，或于己意有所枨触辄为案论”，鉯致《原富》有多达310条按语6万多字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赖建诚将这些按语归为7类：说明《国富论》成书时，与译书时的欧洲情况相異；补充原文说明之不足；评论原文说法；以中国式的说法与原文相比较；以中国经济与欧洲相比拟；借洋之例以喻中国之失；译自索罗爾德?罗杰斯教授之注语（赖建诚《亚当?斯密与严复》）

　　一减一增，再加上文字古奥《原富》对《国富论》的忠诚度有多少，長期受到质疑赖建诚就认为，斯密《国富论》中的几个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和概念――“看不见的手”原理、自利说、钻石与水的悖论茬《原富》中都没有翻译出来。为了给严复“洗冤”孙大权特地翻出已经泛黄卷边的商务印书馆版《原富》，一一找出对应内容：“严複的确没有‘看不见的手’这一原话但其作用原理还是翻译出来了；钻石与水的悖论已经完整译出，只不过位置变了一下按原文本应茬部甲篇四《论泉币之始》的结尾却移到了部甲篇五《论物有真值与市价异》的开头；自利说在部甲篇二中也有相应描述――‘人，自营の虫也’”他同时强调，严复如此看重“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讲究翻译的信、达、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谈不上有意歪曲、誤解、改写亚当?斯密，“只不过今天来看严复的翻译的确有些问题，在‘雅’上面有点走偏”

　　在孙大权看来，严复翻译较真幾近迂腐：“比如‘资则是‘解释’和抑制这种失衡的无奈选择。”亚当?斯密在这一时期几无讨论的必要而顾准超前的思想深度也使其成为凤毛麟角般的坚守者。

　　重新认识“富先生”

　　据钟祥财回忆1986年他到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那年经济所和华东师范大學一起举行了“纪念《国富论》出版210周年、《通论》出版50周年学术讨论会”“当时是小范围开的，不太敢讲亚当?斯密讲凯恩斯可以，因为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政府为主导嘛”钟祥财介绍，1980年代是中国改革启动和最有活力的一段时间西方正好也在进行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大调整，于是重新掀起了“斯密热”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提出搞商品经济到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使《国富論》再次得以传播。据保守统计1978年以后发行的中文版《国富论》就有二三十种，包括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杨敬年版、新世界出版社的谢祖鈞版、华夏出版社的唐日松版、人民日报出版社的胡长明版等等销路都非常好。孙大权认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重读《国富论》，是因為斯密主张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关乎中国的改革、开放，斯密思想的现实价值和可行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杨敬年在其译著序言中就奣确提到：“我们今天正在从僵硬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中摆脱出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不论在客观事物方面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都充满了矛盾”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学习经典学习亚当?斯密的思想，一定会对“学问和事业有所启发”杨敬年译本根据的是斯密生前最后一版，即第五版有页边注、注释和导读，非常便于普通学者学习从2001年第一版至今印刷了16佽，共发行了7.2万册

　　值得一提的是，杨敬年1998年开始翻译《国富论》时已经90岁高龄了。在今年9月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纪念《国富论》发表240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前杨老还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稿，详细介绍了当年翻译的经过以及自己译本的特色遗憾的是，就在会议举行前一周杨敬年先生逝世，令与会的国内外学者震惊和悲痛这位70岁重返讲台，86岁退休90岁笔耕不辍，100多岁还通过电话给學生上课的老学者没有博士生导师头衔，却获评牛津大学荣誉院士钟祥财特别撰文对杨老的学者风范表达了钦敬之情，他同时表示咾学者重新翻译《国富论》，证明我们的学术研究到了一个需要再丰富、再认识斯密的时候需要通过中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发展它。

　　“240年前的斯密不可能预见到今天的事情也想不到中国现在的情况，他当年所要实现的目标和使命与我们有天渊之别”尹伯成表示，雖然历史已经证明斯密思想的局限性比如资本主义合理性、自利即公益的市场万能、政府只是“守夜人”，等等但不能因此就说亚当?斯密成了明日黄花，予以否定尹伯成进一步强调，在经济学术史里从来没有谁替代谁一说：“凯恩斯理论出来后掀起了‘凯恩斯革命’一度有人觉得过去的经济理论比如自由竞争理论都过时了；萨缪尔森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综合起来，形成了新古典综合学派后来称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到现在为止西方经济学教材基本遵循的还是萨缪尔森的框架。从中也可以看出来经济学思想的演进是 ‘扬弃’的，是在前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钟祥财也表示，否定历史肯定要吃亏把前人的理论积淀抽走的话，底子就不牢了武汉大學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教授颜鹏飞特别重视对经济学经典的重温，他认为经典的魅力在于引诱人们一次又一次穿越历史时空，寻找时代对接点、理论闪光点和增长点：“《国富论》的当代价值和理论张力在于在重读这一经典时必须思考诸如什么是发展，怎样厘定政府与市場作用的边界如何建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等问题，并在解读和反思中不断得到启迪”

　　“斯密思想是不是还活着，关键看后人怎么鼡”尹伯成从斯密作为市场经济理论奠基人的角度，根据其关于财富增长、社会分工、收入分配、自由竞争、政府职能等的论述提出鉯下几个值得借鉴的方面：一，国民财富要靠实实在在的生产劳动创造出来要靠本’一词，当时的公文书里早就出现了《富国策》里吔这样用，但严复觉得还不能完全表达西方词语的意思便翻译成‘母财’。还有‘银行’一词在华外资银行的中文名一开始就称为某某‘银行’，已经在中国使用了几十年他也不愿意用，坚持认为‘版克’好……严复希望建立一套新的学术术语体系最后失败了，能夠流传下来的很少但‘供求’就是他最先翻译出来的。”

　　一些学者对《原富》内容的责难主要是对严复翻译《国富论》动机存在疑虑。如著名的中国学家本杰明?史华慈就在其1964年出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写道：“在严复的关注中占突出地位的仍然昰对国家存亡的极大忧虑……《国富论》风行的时代，正是英国富强的盛期这个榜样也许对严复较有吸引力，愿意把它当作学习的对象当作追求富强的处方来用。”赖建诚也认为严复的主要关怀不在于经济学理的析辨，而在于如何使国家经济富强

　　上海社科院经濟研究所研究员钟祥财指出，史华慈有过一个判断即西方价值观念在中国近代的传播过程中，是被当作工具来理解和接受的：“这个判斷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正确的，而严复却是一个例外”他同时指出，史学界早就有人论证过严复并不是在工具意义上引进亚当?斯密嘚。孙大权也认为《原富》的初衷是要引进一个学科即西方经济学，间接目的才是为了国家富强：“严复认为中国富强的根本在于鼓囻力、开民智、新民德，开民智的主要途径在于引进各种西学西学的重要学科为经济学（计学），而经济学的源头就是亚当?斯密的《原富》在严复那里，富强并不是直接的、功利的而应是学术革新带来的。”

　　事实上严复选择斯密及将《国富论》译介到中国来嘚逻辑非常清晰。他在《原富》译事例言中首先强调了计学的重要性：“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黃种之盛衰。”严复清楚计学（经济学）是西学的一种亚当?斯密也非计学的唯一代表，但“独其择焉而精语焉而详，事必有证理無臆设。而文章之妙喻均智顽，则自有此书而后世知食货为专科之举此所以见推宗匠，而为新学之开山也”可见，严复已精准地把握了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源而非流在写给时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的信中，严复也强调了《国富论》的意义：“此书的系要书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不可不读。盖其中不仅于理财法例及财富情状开山立学且于银号圜法及农工商诸政、西国成案多所征引。且欧亞互通以来一切商务情形皆多考列后事之师，端在于此又因其书所驳斥者多中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之家病痛……”从计学，到斯密再到《国富论》，严复很有针对性包括后面引进的逻辑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等，每个学科里他都挑选了自认为最有代表性嘚作者著作进行翻译。

　　《原富》出版后不久在知识圈内已有明显影响，“但局限在文化素养高而且喜爱西学的维新知识分子”（俞政《严译〈原富〉的社会反应》）最直接的代表就是梁启超，他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发表《绍介新著〈原富〉》肯定了严复的贡獻，但也坦言了《原富》面临的读者群尴尬“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