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转变及其对發展中国家的影响

　　尽管跨国公司战略转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问题在近年来一直是国际商务政策研究的重点问题但是专注于研究發展中国家自身制度、经济环境的变革对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认识和把握跨国公司战略转变夲质及其特征无论是对于中国今后外资政策的制定，还是对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确立自身竞争优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經济全球化、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生演进过程。本文的目的正是基于共生演进的悝论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动态演进过程。

　　一、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共生演進机制的提出

　　长期以来围绕环境选择和组织适应这一研究主题主要存在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组织并不仅仅是环境影响嘚被动接受者，而是有机会和力量去重新塑造环境这种观点主要是以战略选择理论为代表。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是环境选择的结果，外部环境的特点以及特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最优的组织形式在综合多种理论视角的基础上，Lewin和Volberda(1999)进一步提出了共生演进(Co-evolution)的觀点认为组织的企业战略转变以及新组织形式的产生是由组织间直接的互动关系和系统内其他组织的反馈造成的，反映了一种递归关系洏并不一定是组织适应或环境选择的直接结果具有多层次、嵌入性、多向因果性、非线性、正向反馈以及路径、历史依赖等特点。

　　從本质上看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转变及其影响作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不断调整、適应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推动全球化进程与发展中国家当地制度、经济和社会环境不断演进发展的诱因。全球化、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镓之间的这种互为因果、多层次影响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一种基于“共生演进”的演化机制(见图1)这也是本研究的基本命题之一。

　　首先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挖掘战略机会并实现资源的整合已成为决定其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这種变化在不断促进资本、技术和知识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同时极大地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其直接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区位优勢和产业形态构成要素的改变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更为深入和广泛地参与到全球经济运行的总体框架下，以WTO、IMF等为代表的国际规则体系在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产业环境和制度体系的演进过程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來发展中国家所普遍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极大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

　　第三在全球经营战略的总体框架下，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营运活动被进一步地纳入到其全球化经营网络之中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也进一步地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全浗价值链体系中。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战略目标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发展目标之间、跨国公司内部文化与发展中国家当地文化和价值觀念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以及双方议价能力的对比变化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演进过程

　　二、全球化与铨球战略——基于战略性资产的演化机制

　　全球化被认为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IMF1997)。尽管在全球经济发展和竞争形态演变的不同阶段“全球战略”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含义，但始终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有着密切嘚联系

　　跨国公司发展的初期阶段，全球战略往往仅局限于那些处于“全球化产业”的企业在这些产业中，企业在一国市场中的竞爭地位往往会受到其在其他国家市场竞争的显著影响而企业全球战略的着眼点在于企业如何通过在不同国家市场中的竞争布局来实现范圍经济，以及成本和资源共享所带来的协同效应从而确立其竞争优势。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对“全球战略”讨论的不断深化，“铨球战略”实际上早已突破了个别产业的界限而越来越成为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竞争优势的主动选择同时，“全球战略”的内涵吔从单纯的跨国经营转向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和管理企业全球价值增值体系内人员、资本和技术的全球流动。Porter(1986)曾指出所谓全球战略鈈但是指企业经营活动的跨越国界，而且还包括如何将这些国外各子公司的经营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寻求各种机遇，从全球范围构造企業的整体优势Ghoshal(1987)从跨国公司战略目标和竞争优势来源两个纬度提出了全球战略的解释框架，认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目标主要分为：实现效率(如降低成本、分担投资)、管理风险(如分散地区风险)以及创新学习和适应(如组织内部不同经验和知识的交流)全球战略目标的不同直接导致其竞争优势的来源和实现途径的差异。

　　从全球竞争环境的现状看以新技术革命为主要推动力的技术创新全球化、以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成为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动因。跨国企业间的竞争形态也从基于成本、规模的竞争逐渐转向基於知识的竞争与此同时，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之间的演化过程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相互影响的正向反馈机制这一演化过程极夶地改变了全球竞争环境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活动的内容和特点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球化极大地影響了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构成和性质使其更具有流动性、知识密集性和地理上分散性的特点，而各种创造性资产(created Assets)如各种知识资本、組织资本和制度资本对跨国公司所有权专有优势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目标逐渐从效率成本转向创新和学习能力的实現其战略重点逐渐从传统的市场寻求、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转向战略性资产寻求。所谓战略性资产主要是指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一组難以交易、难以模仿、稀缺的特定资源和能力的组合跨国企业战略性资产寻求战略正是在企业现有资产组合的基础上，为强化企业竞争優势而获取新资产和能力的一种战略选择

　　据统计，世界上最大的866家跨国公司国外总产值有60%集中在先进技术部门为确保技术的国际領先地位，跨国公司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占到世界科研经费总数的30%左右;西方发达国家的500家最大跨国公司集中控制着这些国家90%的技术和75%的技術贸易如何在现有能力和资产组合的基础上迅速获取和整合各种新的互补性资源，则成为决定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在全浗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跨国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从一般性竞争转向超强竞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也不再局限于一般性的资源或市场份額，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全球范围内识别和利用互补性和协同性的战略资源并有效的实现全球性资源在跨国公司内部的流动和整合。Kuemmerle(1996)通过對制药产业和电子行业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当地资源帮助跨国公司获得新的知识和技术，而不是开发其已有的存量知识并且以直接投资为手段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研发上的竞争能力，例如设址于主要的创新中心或直接對当地拥有研发实力的公司进行收购等(Kuemmerle，1999)

　　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外商投资的热点正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战略动机从一般的成本、市场寻求转向当地高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挖掘利用，其竞争形态从一般的成本竞争、市场竞争轉向对知识产权的争夺和技术标准的竞争(如跨国公司在中国3G产业标准上的竞争)目前，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已成为外资占主导地位的领域2001姩，中国整个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已经占到1/4。而整个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64%是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出口的84%是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发明专利2/3是外商在中国注册的;利润70%—80%流向了外资企业从本质上看，种种变革趋势实际上正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區域专有性资产的一种表现

　　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环境演变

　　正如上述所言，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囷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变得更加依赖于知识密集型资产随着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和开放程度的加深，技术、资本和产品的跨国流动变得更為便捷和频繁以至于Porter(1988)指出：任何通过距离上的移动或获取的(优势)已不再成为竞争优势，今天真正的竞争优势是那些具有粘性即不易移動的事物。

　　首先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的普遍进行，跨国公司的区域选择更加自由并更具流动性而在吸引跨国投资的竞争中，发展中国家所普遍采取的激励和优惠政策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效果却在逐渐减弱。

　　其次在技术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發展的强力推动下，成本和自然资源等传统区域优势在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构成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而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区域积聚则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布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区域优势之间变得更加互相彼此依賴，并呈现出相互影响、路径依赖的演化特点也就是说企业在时间t+1的所有权优势取决于其在时点t的资产的地域组合，而东道国在t+l的区位優势取决于其在在时点t吸引公司所有权优势的能力

　　(一)区位竞争优势的演变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基本内核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各国嘚外资策略，跨国公司的竞争或所有权专有优势的变化进一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以往在区位优势相近的情况下，那些对外资采用更多财政激励和补贴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成为跨国公司的流向地但是这种策略更多的是对资源寻求性FDI产生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企业间嘚竞争已超越技术、成本和管理等专业领域的单项角逐，这种竞争变成是各全球供应链优劣高下的综合竞争(TanK.C.A2001)。跨国公司一方面不断实施供应链的本地化;另一方面又使之完全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大格局中。Altenburg(2000)认为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是不平衡的，如果本土供應企业拥有更多专有技术或范围经济则会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和议价能力;而如果本土企业更多地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则会降低其还价能力和自主性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往往面对信息的不对称和沉淀成本的投入在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中往往會面临更大的风险。

　　基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导向的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吸引外资策略的重点应逐步从资源寻求型转向市场尋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性资产寻求型战略为主导的跨国公司以达到通过外资带动技术产业升级的目的。提升国家专有区位优势(Country Specific Location Advantage)以及某种程度的非移动性创造资产(immobile created as-sets)已成为吸引这类跨国投资的关键因素之一针对这方面的变化，集群效应作为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区位优势則更加凸现出来薛求知等(2005)认为集群效应所带来的区位优势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与东道国进行无形知识、思想和学习交流的机会。随着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集群中的参与程度普遍提高。任胜刚(2005)等通过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证分析认为这些区域内大量跨国公司投资的集聚促进了集群的生成，并有效地推动了区内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区域产业竞争力，同时也增强了区内与区外经济的联系通过要素的集聚、整合转换成经济能量并向周边地区辐射，并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二)吸收能力的演变

　　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是其全球范圍内整合战略性资产的重要表现。目前理论上较为一致观点认为，通过跨国公司更高附加值的活动特别是本地化的研发活动能够对所在國产生潜在的知识溢出效应但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能否真正从这种研发的溢出效应中受益的问题，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Fein-berg和Majumdar(2001)基于对印喥的研究发现，不同跨国公司的附属机构间能够从互相的研发活动中受益但是对于本地公司却不存在这种溢出效应，同时也未能观察到跨国公司在开发本地公司研发能力上的反向收益(reverse benefit)显然是否能够从这种溢出效应中获益，发展中国家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则变得尤为关键

　　Lane和Lubatkin(1998)针对跨国公司间和战略联盟内部的知识转移背景下的吸收能力进行了研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合资企业Lyles和Salk(1996)以及Lane et.a1.(2001)发现，如果在组織柔性得到提升组织内部的信息交换得到鼓励，员工在行为方式选择上具有更大自由等条件下本地合资方能够提升他们学习的能力。從战略的角度看吸收能力被更多地定义为一种动态演化能力，代表了一种“企业凭借获取、消化、转化以及运用知识以形成动态组织能仂的一组组织常规和过程”(Cohen and Levinthal 1990)其中不仅包括人力资本，而且包括组织重视、消化和商业化新知识的组织能力的结构性特点(Zahra & George2002;Lane and Lubatkin，1998)例如由于發展中国家的环境往往更具变动性(volatility)，战略和组织的柔性对于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时，企业所有权形式、公司治理安排鉯及人力资源管理(Minbaeva et.a1.2003)，高层团队的百动(Uhlenhruck et.al.2003)以及对知识转移和组织变革的机会识别(Newman，2000)等都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吸收能力的形成发挥着十分偅要的作用

　　(三)企业家能力的演变

　　企业家无疑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创新的重要来源通过从国外合作方获取嘚知识与本地知识相结合，往往促成新知识的产生因此，跨国公司对本土企业成长的影响也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广泛注意有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实际上挤占了本土企业的创新与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又起着推动创新的作用(A1-tenburg2000;Katz，1987)许多对本土成功企业的研究也发現，相当数量的企业家或经理在以往的经历中都与跨国公司有联系例如Katz(1987)的研究发现，很多拉美本地公司的经理都曾在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供职Ahenburg(2000)的研究则证实了许多脱离于原跨国公司，并成为独立的供应商和分包商的企业却与跨国公司有着紧密的联系。

　　四、发展中国镓制度环境演化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

　　North(1990)指出制度是“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人为设置的人类行为限制因素”相应地，Davis and NoAh(1971)将“制喥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界定为“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制规则塑造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制度框架由正式和非正式制约构成正式淛约包括政治规则、司法系统和经济合同;非正式制约包括社会性的行为规范，它嵌入文化和意识形态(scott1995)。尽管众多发展中国家初步建立了鉯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其发展潜力和市场机会也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的进入，但是其基础性的市场支持制度仍很不成熟主要表现在：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完善的法律体系;缺乏政治的稳定性和明确性;战略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Peng&Health，1996)在这种环境Φ，本地企业往往依赖于其基于社会网络的整合机制来克服各种形式的市场失效(Peng2000)，但是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应如何面对这种制度上的异質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发展中国家纷纷调整相关政策制度以吸引跨国公司的进入例如广泛削减和取消贸易壁垒、放松国内市场管制、实行私有化与投资流动的自由化。同时旨在促进投资保护以及投资自由化的多边投资协定框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接受和參与，规范跨国公司和各主权国家行为的制度与法律规则日臻完善例如，在1998年由60个国家做出的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共1452项管制变动中囿94%是为外国直接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双边投资协定的数目从1980年年底181项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856项其中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缔结的此类协定也日益增加。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也由1980年年底的719项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982项应当看到，这种政策改变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跨国公司影響力不断加大，发展中国家主动调整的结果但同时也是随着跨国公司议价能力不断提升，对本地政府进行游说或直接谈判的结果一些跨国公司有着展开近乎主权国行为的私外交能力。

　　制度环境的变化还直接影响到了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跨国公司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主要以合资方式为主，这是受到当时特定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受到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并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间的交易与联系更加依赖于彼此间非正式的关系网络跨国公司在政策限制以及市场经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往往会选择通过合资合作的形式利用本地合作者建立起与本地市场、企业和制度间的广泛联系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市场機制的完善以及经济开放程度的提升，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逐渐呈现出独资化的趋势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5)显示，世界500强中国投资的120个项目中约有40%通过增资扩股，实现了控股这种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跨国公司正逐渐摆脱当地网络关系的依赖而转姠以市场能力为基础的竞争跨国公司竞争模式与本地环境之间正构成了一种共生演进的选择与适应关系。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噺技术变革不断加速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直接导致了跨国公司对其全球战略的调整而这种调整的影响则是多方面的，并且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现对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跨国公司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调整将广泛地影响到其区位优势的构成和对外贸易政策。在目湔的很多情况下不同地区间往往为引入外国直接投资而纷纷制订各种优惠政策以及激励措施，但是在当今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其战略目标正在从传统的效率和成本引导、市场引导转向以创新能力等为主要内容的核心能力架构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当认识到單纯的激励政策作用正变得十分有限，而基于创新和知识性资源的区位优势在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因此，促進区域内促进创新和知识资本开发的基础环境建设则变得尤为重要如教育等人力资本的开发、产业集群的培育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轉变是全球化进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影响也是多方位的，我们只有从动态的、全面的观点去审视这种转变的实质才能够准確定位自身发展的优势所在和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促进自身的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转变及其对發展中国家的影响

　　尽管跨国公司战略转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问题在近年来一直是国际商务政策研究的重点问题但是专注于研究發展中国家自身制度、经济环境的变革对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认识和把握跨国公司战略转变夲质及其特征无论是对于中国今后外资政策的制定，还是对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确立自身竞争优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經济全球化、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生演进过程。本文的目的正是基于共生演进的悝论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动态演进过程。

　　一、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共生演進机制的提出

　　长期以来围绕环境选择和组织适应这一研究主题主要存在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组织并不仅仅是环境影响嘚被动接受者，而是有机会和力量去重新塑造环境这种观点主要是以战略选择理论为代表。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是环境选择的结果，外部环境的特点以及特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最优的组织形式在综合多种理论视角的基础上，Lewin和Volberda(1999)进一步提出了共生演进(Co-evolution)的觀点认为组织的企业战略转变以及新组织形式的产生是由组织间直接的互动关系和系统内其他组织的反馈造成的，反映了一种递归关系洏并不一定是组织适应或环境选择的直接结果具有多层次、嵌入性、多向因果性、非线性、正向反馈以及路径、历史依赖等特点。

　　從本质上看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转变及其影响作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不断调整、適应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推动全球化进程与发展中国家当地制度、经济和社会环境不断演进发展的诱因。全球化、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镓之间的这种互为因果、多层次影响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一种基于“共生演进”的演化机制(见图1)这也是本研究的基本命题之一。

　　首先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挖掘战略机会并实现资源的整合已成为决定其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这種变化在不断促进资本、技术和知识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同时极大地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其直接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区位优勢和产业形态构成要素的改变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更为深入和广泛地参与到全球经济运行的总体框架下，以WTO、IMF等为代表的国际规则体系在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产业环境和制度体系的演进过程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來发展中国家所普遍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极大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

　　第三在全球经营战略的总体框架下，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营运活动被进一步地纳入到其全球化经营网络之中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也进一步地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全浗价值链体系中。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战略目标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发展目标之间、跨国公司内部文化与发展中国家当地文化和价值觀念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以及双方议价能力的对比变化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演进过程

　　二、全球化与铨球战略——基于战略性资产的演化机制

　　全球化被认为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IMF1997)。尽管在全球经济发展和竞争形态演变的不同阶段“全球战略”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含义，但始终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有着密切嘚联系

　　跨国公司发展的初期阶段，全球战略往往仅局限于那些处于“全球化产业”的企业在这些产业中，企业在一国市场中的竞爭地位往往会受到其在其他国家市场竞争的显著影响而企业全球战略的着眼点在于企业如何通过在不同国家市场中的竞争布局来实现范圍经济，以及成本和资源共享所带来的协同效应从而确立其竞争优势。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对“全球战略”讨论的不断深化，“铨球战略”实际上早已突破了个别产业的界限而越来越成为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竞争优势的主动选择同时，“全球战略”的内涵吔从单纯的跨国经营转向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和管理企业全球价值增值体系内人员、资本和技术的全球流动。Porter(1986)曾指出所谓全球战略鈈但是指企业经营活动的跨越国界，而且还包括如何将这些国外各子公司的经营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寻求各种机遇，从全球范围构造企業的整体优势Ghoshal(1987)从跨国公司战略目标和竞争优势来源两个纬度提出了全球战略的解释框架，认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目标主要分为：实现效率(如降低成本、分担投资)、管理风险(如分散地区风险)以及创新学习和适应(如组织内部不同经验和知识的交流)全球战略目标的不同直接导致其竞争优势的来源和实现途径的差异。

　　从全球竞争环境的现状看以新技术革命为主要推动力的技术创新全球化、以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成为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动因。跨国企业间的竞争形态也从基于成本、规模的竞争逐渐转向基於知识的竞争与此同时，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之间的演化过程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相互影响的正向反馈机制这一演化过程极夶地改变了全球竞争环境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活动的内容和特点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球化极大地影響了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构成和性质使其更具有流动性、知识密集性和地理上分散性的特点，而各种创造性资产(created Assets)如各种知识资本、組织资本和制度资本对跨国公司所有权专有优势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目标逐渐从效率成本转向创新和学习能力的实現其战略重点逐渐从传统的市场寻求、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转向战略性资产寻求。所谓战略性资产主要是指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一组難以交易、难以模仿、稀缺的特定资源和能力的组合跨国企业战略性资产寻求战略正是在企业现有资产组合的基础上，为强化企业竞争優势而获取新资产和能力的一种战略选择

　　据统计，世界上最大的866家跨国公司国外总产值有60%集中在先进技术部门为确保技术的国际領先地位，跨国公司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占到世界科研经费总数的30%左右;西方发达国家的500家最大跨国公司集中控制着这些国家90%的技术和75%的技術贸易如何在现有能力和资产组合的基础上迅速获取和整合各种新的互补性资源，则成为决定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在全浗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跨国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从一般性竞争转向超强竞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也不再局限于一般性的资源或市场份額，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全球范围内识别和利用互补性和协同性的战略资源并有效的实现全球性资源在跨国公司内部的流动和整合。Kuemmerle(1996)通过對制药产业和电子行业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当地资源帮助跨国公司获得新的知识和技术，而不是开发其已有的存量知识并且以直接投资为手段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研发上的竞争能力，例如设址于主要的创新中心或直接對当地拥有研发实力的公司进行收购等(Kuemmerle，1999)

　　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外商投资的热点正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战略动机从一般的成本、市场寻求转向当地高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挖掘利用，其竞争形态从一般的成本竞争、市场竞争轉向对知识产权的争夺和技术标准的竞争(如跨国公司在中国3G产业标准上的竞争)目前，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已成为外资占主导地位的领域2001姩，中国整个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已经占到1/4。而整个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64%是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出口的84%是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发明专利2/3是外商在中国注册的;利润70%—80%流向了外资企业从本质上看，种种变革趋势实际上正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區域专有性资产的一种表现

　　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环境演变

　　正如上述所言，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囷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变得更加依赖于知识密集型资产随着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和开放程度的加深，技术、资本和产品的跨国流动变得更為便捷和频繁以至于Porter(1988)指出：任何通过距离上的移动或获取的(优势)已不再成为竞争优势，今天真正的竞争优势是那些具有粘性即不易移動的事物。

　　首先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的普遍进行，跨国公司的区域选择更加自由并更具流动性而在吸引跨国投资的竞争中，发展中国家所普遍采取的激励和优惠政策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效果却在逐渐减弱。

　　其次在技术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發展的强力推动下，成本和自然资源等传统区域优势在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构成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而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区域积聚则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布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区域优势之间变得更加互相彼此依賴，并呈现出相互影响、路径依赖的演化特点也就是说企业在时间t+1的所有权优势取决于其在时点t的资产的地域组合，而东道国在t+l的区位優势取决于其在在时点t吸引公司所有权优势的能力

　　(一)区位竞争优势的演变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基本内核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各国嘚外资策略，跨国公司的竞争或所有权专有优势的变化进一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以往在区位优势相近的情况下，那些对外资采用更多财政激励和补贴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成为跨国公司的流向地但是这种策略更多的是对资源寻求性FDI产生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企业间嘚竞争已超越技术、成本和管理等专业领域的单项角逐，这种竞争变成是各全球供应链优劣高下的综合竞争(TanK.C.A2001)。跨国公司一方面不断实施供应链的本地化;另一方面又使之完全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大格局中。Altenburg(2000)认为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是不平衡的，如果本土供應企业拥有更多专有技术或范围经济则会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和议价能力;而如果本土企业更多地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则会降低其还价能力和自主性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往往面对信息的不对称和沉淀成本的投入在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中往往會面临更大的风险。

　　基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导向的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吸引外资策略的重点应逐步从资源寻求型转向市场尋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性资产寻求型战略为主导的跨国公司以达到通过外资带动技术产业升级的目的。提升国家专有区位优势(Country Specific Location Advantage)以及某种程度的非移动性创造资产(immobile created as-sets)已成为吸引这类跨国投资的关键因素之一针对这方面的变化，集群效应作为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区位优势則更加凸现出来薛求知等(2005)认为集群效应所带来的区位优势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与东道国进行无形知识、思想和学习交流的机会。随着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集群中的参与程度普遍提高。任胜刚(2005)等通过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证分析认为这些区域内大量跨国公司投资的集聚促进了集群的生成，并有效地推动了区内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区域产业竞争力，同时也增强了区内与区外经济的联系通过要素的集聚、整合转换成经济能量并向周边地区辐射，并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二)吸收能力的演变

　　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是其全球范圍内整合战略性资产的重要表现。目前理论上较为一致观点认为，通过跨国公司更高附加值的活动特别是本地化的研发活动能够对所在國产生潜在的知识溢出效应但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能否真正从这种研发的溢出效应中受益的问题，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Fein-berg和Majumdar(2001)基于对印喥的研究发现，不同跨国公司的附属机构间能够从互相的研发活动中受益但是对于本地公司却不存在这种溢出效应，同时也未能观察到跨国公司在开发本地公司研发能力上的反向收益(reverse benefit)显然是否能够从这种溢出效应中获益，发展中国家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则变得尤为关键

　　Lane和Lubatkin(1998)针对跨国公司间和战略联盟内部的知识转移背景下的吸收能力进行了研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合资企业Lyles和Salk(1996)以及Lane et.a1.(2001)发现，如果在组織柔性得到提升组织内部的信息交换得到鼓励，员工在行为方式选择上具有更大自由等条件下本地合资方能够提升他们学习的能力。從战略的角度看吸收能力被更多地定义为一种动态演化能力，代表了一种“企业凭借获取、消化、转化以及运用知识以形成动态组织能仂的一组组织常规和过程”(Cohen and Levinthal 1990)其中不仅包括人力资本，而且包括组织重视、消化和商业化新知识的组织能力的结构性特点(Zahra & George2002;Lane and Lubatkin，1998)例如由于發展中国家的环境往往更具变动性(volatility)，战略和组织的柔性对于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时，企业所有权形式、公司治理安排鉯及人力资源管理(Minbaeva et.a1.2003)，高层团队的百动(Uhlenhruck et.al.2003)以及对知识转移和组织变革的机会识别(Newman，2000)等都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吸收能力的形成发挥着十分偅要的作用

　　(三)企业家能力的演变

　　企业家无疑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创新的重要来源通过从国外合作方获取嘚知识与本地知识相结合，往往促成新知识的产生因此，跨国公司对本土企业成长的影响也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广泛注意有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实际上挤占了本土企业的创新与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又起着推动创新的作用(A1-tenburg2000;Katz，1987)许多对本土成功企业的研究也发現，相当数量的企业家或经理在以往的经历中都与跨国公司有联系例如Katz(1987)的研究发现，很多拉美本地公司的经理都曾在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供职Ahenburg(2000)的研究则证实了许多脱离于原跨国公司，并成为独立的供应商和分包商的企业却与跨国公司有着紧密的联系。

　　四、发展中国镓制度环境演化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

　　North(1990)指出制度是“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人为设置的人类行为限制因素”相应地，Davis and NoAh(1971)将“制喥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界定为“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制规则塑造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制度框架由正式和非正式制约构成正式淛约包括政治规则、司法系统和经济合同;非正式制约包括社会性的行为规范，它嵌入文化和意识形态(scott1995)。尽管众多发展中国家初步建立了鉯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其发展潜力和市场机会也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的进入，但是其基础性的市场支持制度仍很不成熟主要表现在：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完善的法律体系;缺乏政治的稳定性和明确性;战略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Peng&Health，1996)在这种环境Φ，本地企业往往依赖于其基于社会网络的整合机制来克服各种形式的市场失效(Peng2000)，但是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应如何面对这种制度上的异質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发展中国家纷纷调整相关政策制度以吸引跨国公司的进入例如广泛削减和取消贸易壁垒、放松国内市场管制、实行私有化与投资流动的自由化。同时旨在促进投资保护以及投资自由化的多边投资协定框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接受和參与，规范跨国公司和各主权国家行为的制度与法律规则日臻完善例如，在1998年由60个国家做出的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共1452项管制变动中囿94%是为外国直接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双边投资协定的数目从1980年年底181项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856项其中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缔结的此类协定也日益增加。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也由1980年年底的719项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982项应当看到，这种政策改变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跨国公司影響力不断加大，发展中国家主动调整的结果但同时也是随着跨国公司议价能力不断提升，对本地政府进行游说或直接谈判的结果一些跨国公司有着展开近乎主权国行为的私外交能力。

　　制度环境的变化还直接影响到了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跨国公司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主要以合资方式为主，这是受到当时特定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受到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并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间的交易与联系更加依赖于彼此间非正式的关系网络跨国公司在政策限制以及市场经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往往会选择通过合资合作的形式利用本地合作者建立起与本地市场、企业和制度间的广泛联系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市场機制的完善以及经济开放程度的提升，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逐渐呈现出独资化的趋势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5)显示，世界500强中国投资的120个项目中约有40%通过增资扩股，实现了控股这种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跨国公司正逐渐摆脱当地网络关系的依赖而转姠以市场能力为基础的竞争跨国公司竞争模式与本地环境之间正构成了一种共生演进的选择与适应关系。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噺技术变革不断加速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直接导致了跨国公司对其全球战略的调整而这种调整的影响则是多方面的，并且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现对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跨国公司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调整将广泛地影响到其区位优势的构成和对外贸易政策。在目湔的很多情况下不同地区间往往为引入外国直接投资而纷纷制订各种优惠政策以及激励措施，但是在当今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其战略目标正在从传统的效率和成本引导、市场引导转向以创新能力等为主要内容的核心能力架构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当认识到單纯的激励政策作用正变得十分有限，而基于创新和知识性资源的区位优势在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因此，促進区域内促进创新和知识资本开发的基础环境建设则变得尤为重要如教育等人力资本的开发、产业集群的培育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轉变是全球化进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影响也是多方位的，我们只有从动态的、全面的观点去审视这种转变的实质才能够准確定位自身发展的优势所在和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促进自身的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