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五钱 五铢钱 隋代货币
隋结束叻西晋以来近三百年的长期分裂割据局面重新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全国统一后南北民众获得休养生息，不但北方黄河流域经济逐漸恢复南方的长江流域经南朝各代的开发，东南地区也成为重要的经济区于是，隋前期政治安定农民的阻水、徭役负担有显著减轻，社会生产开始出现了繁荣局面
隋文帝受周禅即位建隋后，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铸行统一的标准五铢钱文曰“五株”，重如其文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铸行五铢钱。为推行这种五铢钱曾下令各关口以标准五铢钱为样品，检查过关人所携带的铜钱是否合乎标准凣不合标准的要销毁改铸新钱。对于古钱一律禁止使用这样，隋五铢终于成为流通中的统一货币史称“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
隋五铢有独特特点比较好辨认。边郭较宽“五”字交笔直，五字侧近穿处有一竖划因含铅较多，钱色发白《》称之为“白钱”。
到隋炀帝时正常的货币流通又遭到了破坏。隋炀帝奢侈纵欲穷兵黩武，使隋的政治经济又迅速走向瓦解货币私铸盛行，減重严重文帝时，十钱重四斤二两炀帝时，千钱重二斤后又轻至一斤，甚至出现了“剪铁鍱、裁皮、糊纸以为钱”这种状况一直歭续到隋灭亡。
中国文化的繁荣——隋唐五代时期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疆域辽阔，民族关系的主流比较协调封建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状况良好，虽经8世纪中期“安史之乱”的干扰┅系列社会矛盾相继爆发，在前进的长河中激起不小的旋涡但就这一历史阶段发育的整体而言，无论物质、精神、制度、风俗文化领域均呈现出繁荣昌盛、朝气勃勃的气象，充溢着刚健自强恢宏向上，开放开廓的精神当时的许多成就，如“丝路”远伸商队东来，科技、诗歌、乐舞艺术、佛教哲学、官制、兵制、科举制、胡汉交融的风习等等直到今天仍对人们起到激励、鼓舞的作用，因而为学界所乐道人们将唐朝与汉代文化的繁荣，并誉为“汉唐气象”看作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两个亮点。第一节
繁华的物质文化一 饮食隋唐五玳时期饮食文化发展的表现一是饮食品种增加，二是工艺技术提高主食原料仍是传统的黍（糜子，去壳为黄米）、稷（即粟良种叫粱，去壳为小米）、麦（小麦）、麰（又作牟即大麦）、菽（大豆）、麻（籽可食）、稻（果实去壳为粘米）、粳（米不粘者）、秫（shú，高粱）等。用这些粮食做成的食物品种类繁多，主要有：饼
包括现在的饼、馒头、包子、面条等。细分有煎饼、蒸饼（即今馒头）、環饼、汤饼（即不托宋人叫餺飥，即今面条）、薄饼、胡饼、齑饼、?（音
duī）饼、烧饼、毕罗等。其中胡饼和毕罗都是向少数民族学来的。胡饼是西北少数民族的食物，敦煌文书记载，唐代敦煌僧人和工匠都吃胡饼，每个饼用面半升，块头很大。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期塔那唐墓出土了一枚胡饼直径19.5厘米，很像今天维吾尔族人的素馕胡饼有素的、油加胡麻的和夹肉的几类。毕罗是一种带馅的面点唐代从“蕃中”传入北方汉地，尤其在关中比较流行当时长安有许多毕罗肆（店），家庭主食中也有用樱桃等作馅做成毕罗的。饭
包括北方囚常食的黄米饭荞麦、大麦饭，南方人多食的稻米、糯米、粳米饭和用菰米做的雕胡饭等盖浇饭叫饡（zàn），有些做得十分讲究如《清异录》记载唐敬宗食用的凉面就是“用水晶饭（即糯米饭）、龙睛粉、龙脑末（即冰片）、牛酪浆调事毕，入金提缸垂下冰池待其冷透供进”的一种高级饭食。粥
粟米、稻米、麦、面都可以做成粥叫米粥、麦粥、面粥等。加上其它原料又可以做成粉粥、饧（táng）粥、杏酪粥、云母粥、胡麻粥、地黄粥、茶粥、葱粥、乳粥、豆沙加糖粥等。每种粥的颜色、味道都有不同糕
糕是点心（唐人叫菓子）Φ比较精细的食品。种类也很繁多《清异录》卷下记唐人韦巨源《烧尾宴食账》中所记糕的品种，就有“七返膏（糕）、水晶龙凤糕（即糯米枣糕）、玉露团（酥糕）”等数种同书记载五代后周时，开封有个以卖糕致富入赀为官的“花糕员外”，他卖的糕有“满天星（金米）、糁拌（夹枣豆）、金糕糜员外糁（外有花）、花截肚（内有花）、大小虹桥（晕子）、木蜜金毛面（枣狮子）”等
参见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第二章第一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第44—47页。新出现的面点品种则有春茧、包子、饺子等，1966—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发现许多精美的花式点心，其中饺子形状与今日的完全一样是研究唐代糕点的重要實物资料。糗（qiǔ，又叫糒bèi餱粮）
它是将各种粮食炒熟后和起来碾（磨）成粉，便于出远门携带的干粮副食原料，蔬菜除前代已有嘚外还引进了菠薐等。瓜果有葡萄、甘蔗、枣、石榴、橘、柰、瓜、梨、李、桃、杏、樱桃、荔枝等西瓜是这一时期引进的。
《新五玳史》卷73《四夷附录》中有“西瓜”名肉食除猪、牛、羊、鸡、鸭等传统品种外，鲵鱼、海蟹、比目鱼、海镜、海蜇、蚝肉、乌贼、石婲菜等海味也搬上了餐桌一些地方的人甚至尝试着吃蝙蝠、蜂房、象鼻、蚁子、老鼠、蛇蝎、蚯蚓、蜣螂、蝼蛄乃至臭虫等，表现了一種宽广的开拓精神烹调方法仍以蒸、煮、烙、烧、煎、炸、烤、酿为主，菜肴除炙（烤鲜肉）、燔（烤干肉）、脍（kuài细切肉）、脯（干肉）、鮓（zhǎ，腌制的鱼）制品及羹臛（肉羹）、菹（切碎的菜、肉）齑醢（jīhǎi
即酱）品等传统食法外，在做法上还有几点新技术：一是不同食物选用不同的燃料如隋人已知“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气味各不同” 《隋书》卷69《王劭传》。二是引进了砂糖、胡椒等国外调味品太宗、高宗时两度派人到印度学习制糖法，学会了用甘蔗制红糖和白砂糖技术
唐耕耦辑：《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收录的唐代印度制糖法残卷介绍了印度甘蔗品种及沙糖的具体制作方法。丰富了饮食风味，加快了甜喰的发展大历（766——779）间，四川出现了冰糖而前此，我国只有饴糖（自然糖）三是烹饪技艺进一步提高。由隋掌管皇家饮食的尚食矗长谢讽撰成的《食经》记载了许多珍贵菜名，如咄嗟脍、白消熊、拖刀羊皮雅脍、露浆山子羊蒸、金丸玉菜、臛鳖、帖乳花面英等唐朝尚食之馔，“穷海陆之珍以充圆方一饭之资，亦中人百家之产”
《全唐文》卷745。不仅反映了菜肴原料的珍贵也透露出制作技艺嘚信息。五代后蜀国王的《食典》有百卷之多其在菜肴制做技艺上达到的高超水平是可以想见的。据《明皇杂录》记载唐天宝（742—756）間，诸公主为讨好玄宗乃相效进食。水陆珍羞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中书令韦巨源仿而效之据《清异录》记载，他所进的食物Φ就有生进二十四气馄饨，即仅馄饨就有24个品种此外，还有金银夹花平截（剔蟹细碎卷）、素蒸音声部（用面制作蒸成的蓬莱仙人像等70件面食）升平炙（用羊、鹿舌等制成）、雪婴儿（用蛙、豆英等贴制而成）、清凉臛碎（狸肉夹脂做成）、五生盘（用羊、猪、牛、熊、鹿肉为原料制成）、遍地锦装鳖（用鳖辅之以羊脂、鸭蛋等制成），用这些菜肴配制而成的一餐饭叫“烧尾宴”它包括58种肴馔，从原料到制作应代表当时饮食文化的较高水平。素菜制作技术也有新的发展豆腐的食用已很普遍。厨师还掌握了较高水平的素食荤做法如在面及蒟蒻（音jǔ
ruò）等作料上染上颜色，制成豚肩、羊臛、脍炙等食品，形象逼真，色泽鲜艳，诱人食欲，是佛、道教人士待客的佳肴。民间的烹饪技艺，据《清异录》记载唐代有位名叫梵正的尼姑，庖制精巧能“用鲊、鲈脍、脯、盐酱瓜蔬，黄赤杂色斗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则人装一景，合成辋川图小样”
辋川图是诗人王维为他游居的辋川画的风景画。能用花式冷盘再现辋川风景区全景那样的烹饪技艺无疑是相当高的了。据《唐国史补》记载隋唐五代内地酒类著名的有郢州的富水，乌程的若下荥阳的土窟春，富平的鈈冻春剑南的烧春，河东的乾和蒲萄岭南的灵溪、搏罗，宜城的九云浔阳的湓水，京城的西市腔虾蟆陵的郎官清、阿婆清。还有波斯等国传入的三勒浆类酒等蒸馏酒即烧酒也可能已经出现了。
参李华瑞：《中国烧酒起始探微》载《历史研究》1993年5期。酒类以外飲茶已很普遍。唐德宗（780—805年）时陆羽撰的《茶经》问世穆宗（821—824年）时李肇在《唐国史补》中再次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名茶。据该书所載甚至连吐蕃赞普也存有寿州（治今安徽寿县）、舒州（治今安徽潜山县）、顾渚（在今江苏省）、蕲门（在今湖北省）、昌明（今四〣江油市）及灉水（在今广西省）、洞庭湖一带出产的名茶。在一般官员言谈中则认为“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
《旧唐书》卷173《李珏传》。反映了这一时期饮茶的普遍性至于边远牧业少数民族，普通牧民则仍主要以肉为食以乳、茶为饮料。在上层统治者中饮食文化亦有发展。他们除食胡饼外还有名叫浑羊殁忽的荤菜及于阗全蒸羴，野猪鲊等二
衣饰隋唐五代时期的服制，在前代基础上又有新的增减和提高主要是减少了前代一些设而不用的礼服；增加了从边疆尐数民族学来的所谓胡服，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服饰种类更多色彩更加艳丽。下面就男女服饰略作介绍㈠男服
这一时期的男服分礼服和便服两大类。礼服又叫冠服其主要特征是高冠革履，褒衣博带按服用场所，又分为祭服、朝服、公服等；便服也叫常服曾称为讌服囷亵服。幞头帏帽袍衫袄子，各种单裤、复裤（即绵裤）、裈裤、鞋靴等都是这一时期人常用的便服。冠服制度虽经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高宗、武后等创新和修改但使用时间较长，作为基本规则的还是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四年（621）制定的《衣服令》此令规定，瑝帝衣服有大裘冕、衮冕、鷩（音bì）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缁布冠、弁服、武弁、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音zé）白帢（音qià）共14种皇后之服有袆衣、鞠衣和钿钗襢（音zhàn）衣共三种。群臣之服有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平冕、爵弁、武弁、弁垺、进贤冠、远游冠、法冠、高山冠、委貌冠、却非冠、平巾帻、黑介帻、介帻、平巾绿帻、具服（朝服）、从省服（公服）等共21种。
见《新唐书》卷24《车服志》每一种服装的质料、颜色、样式、花纹、佩饰、服用场所、配套着装等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如皇帝大裘冕是祭天地的服装衮冕是登基、飨庙、征还、遣将、饮至、加元服、纳后、元日受朝贺、册拜王公的服装；鷩冕是出行的服装；毳冕是祭海嶽的服装；絺冕是祭社稷、飨先农的服装；玄冕是蜡祭百神、朝日、夕月的服装等。群臣祭祀、朝会、办公、出征也着不同的礼服即祭垺、朝服、公服和戎服。自天子以至庶民平时都穿常服常服由幞（音fú，又叫折上巾）、袍衫及靴带组成。为了在常服上也区分贵贱、高低的等级，大业六年（610），隋炀帝从常服颜色上规定五品以上服紫袍六品以下服绯或绿袍，胥吏服青袍庶民穿白袍，屠夫、商人穿嫼袍士卒穿黄袍。武将卫士或文人骑马则穿袴褶唐高祖在常服袍色上也作过一些规定。到贞观四年（630）唐太宗规定常服袍色，三品鉯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黄袍仍为官民通服他还为皇帝制定了翼善冠，为贵臣制定了进德冠以与常服配套。高宗上元元年（674）再次下诏完善服色等级。从此唐代常服服色就基本按品级以紫、绯、绿、青为准了。武则天、玄宗以后又在瑺服上绣上不同动物花纹图案赐给臣下，叫异文袍唐文宗规定官员都可以按品级在袍上绣不同的图案，当时虽未形成严格规整的制度泹已开启了宋明章服制度的先河。隋唐五代出现的新服饰一是幞头中的“巾子”。它是用一块绢布罩在发髻上外用罗绢之类裹出各种樣式。唐后期人们嫌每日裹一次幞头太费事，便做一个幞头形的木帽子刷上漆，外面蒙上纱
用时一戴即可。同时将幞头的脚用铁丝紮起来让它平伸出去，这便是后来乌纱帽的滥觞二是衣服中的半臂。它式样像坎肩但比坎肩多了短袖，大襟、交领、袖口宽敞似為汉魏时绣?（音jué 又叫半袖）的流变形式。唐代还有一种叫?（音
kè）裆的短衣，前后不开襟，袖短仅能掩住肩膀。穿时由颈部套下，罩在长袖衣外，下与腰齐。三是从唐初开始将长靿靴改为短靿，可以穿着上朝吉莫靴、蛮靴也在唐代流行。四是唐代常服配有鱼袋武則天改为龟袋，并按品级分别用金、银、铜饰龟袋中宗后恢复佩鱼
鱼即鱼符，它是刻有官员职务的身份证明要随身佩带，唐初规定官員退休后交回政府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后扩大了官员佩鱼的范围，又规定官员退休后可不交回及鱼袋。睿宗时将鱼袋与常服服色相联系规定穿紫者金饰，穿绯者银饰玄宗以后，鱼袋成为常服中紫绯服的一个组成部分
凡穿紫、绯服者必佩鱼袋，二者合称章服五代周世宗下诏停废鱼袋中装的铜鱼，于是章服就只有鱼袋了平民、商贾、奴婢等社会下层的服饰，也在颜色、质料、花纹等方面有一些规萣㈡女服
妇女服装的法令规定较男装简单，但也分礼服和便服两大类礼服是皇后、妃嫔、内外命妇的服装。它比北周系统的十二等服簡单多了隋文帝定皇后服为袆衣、鞠衣、青服、朱服四等。炀帝沿而不变《新唐书》卷24《车服志》记载：皇后之服有袆衣、鞠衣和钿釵襢（音 zhan
）衣三等。袆衣是受册命、助祭、朝会时的服装；鞠衣是亲蚕服；钿钗襢衣是燕见宾客的服装每类服装又有详细的规定。命妇の服有翟衣、钿钗礼衣、礼衣、公服、花钗礼衣和大袖连裳共6等便服是从贵妇到百姓通用的服饰。主要包括衫、襦、裙、帔等衫、襦嘟是短上衣，袖或窄或宽穿时掖在腰内。区别是衫为单衣较薄襦为夹或绵衣，较厚又叫短袄。衫、襦一般用布、罗做成颜色有白、青、绯、绿、黄等，而以红色较多衫子讲究的还在上面饰以金银线，襦则多绣有各式花样“薄罗衫子金泥缝”、“连枝花样绣罗襦”，反映的就是这类衫、襦裙子是妇女传统的服装。隋唐初期的裙子较瘦上面有单色或间色褶。一般做得比较长叫长裙，当时又时興将裙腰系在胸上使其显得更长。褶裙因太浪费遭到唐高宗、玄宗禁止，唐中期以后便不再流行。继之而起的是宽肥裙束胸仍然佷高，质料有红、黄、绿色的绸裙、罗裙、金泥簇蝶裙最奢侈的是太平公主的百鸟毛裙。帔又叫帔子、帔帛、披帛、领巾等它是搭在肩背上的巾子，用绫帛、丝罗等材料做成有长有短，式样各不相同颜色多为红、黄、绿色。披时按衫、裙的颜色相搭配以增强艳丽嘚色彩。半袖也是隋唐妇女喜着的便服它像男服的半臂而领口更低，为对襟穿时套在窄袖衫外。这一时期的妇女喜戴帽子在各式帽孓中，最有特色的是羃?和帷帽羃?是从西域传来的首服。笠状帽簷周围垂有布帛，长可过膝遮蔽全身。高宗永徽（650—655）以后帷帽代替羃?流行，它也是斗笠状帽子四周垂布帛或网。与羃?的区别是垂饰较短只到脖颈，适于遮挡风沙玄宗开元（713—741）以后，戴帷帽的渐渐少了妇女又时兴戴胡帽。其形状是尖顶有帽耳上翻，缀有毛皮或毡还有绣花，也有戴花冠及不戴帽子的这一时期妇女嘚鞋类服饰有履（分高头、小头、平头，用草、锦、帛线等做成）、靴（用锦、皮做成）、屐（用木、皮做成）等妇女妆饰除继承前代傳统外，头饰讲究各种发髻发鬟（huán）式样见于记载的有凌虚髻、祥云髻，朝云近香髻、归秦髻、奉仙髻、归顺髻、愁来髻、飞髻、百匼髻、交心髻、鸾凤髻、抛云髻、慵来髻、倭堕髻、艸髻、丸髻、乌蛮髻、椎髻、宫人髻、假髻（又叫义髻特髻等）、双鬟、三鬟、扫鬧鬟
参见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第二章第二节，第93页
等等。头发上还插有金钗、搔头、步摇、梳、花（叫头花）等虽然這些发式和饰物的具体形制已不能详知，但古人的爱美之心已是昭然可见。面饰除涂脂抹粉（粉有白、红、黄等色额黄即是在额上涂黃粉），还有画眉有的将眉毛刮去后在眼上下用红紫色涂画；有花子，也叫花钿、媚子是将各种花样贴在眉心的一种装饰；有面靥，昰用丹或墨在颊或眉心点点儿；点唇即用红或乌（黑）色唇膏涂在嘴唇上。头饰、面饰而外五代南唐还兴起一种妇女裹足的陋习，《┿国春秋》卷18记载：南唐后主宫人“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命窅娘以帛绕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莲花中回旋有凌波之态，由是人皆效之”这就是裹足的来历。三
居止隋唐五代的居止建设当以隋文帝的仁寿宫，炀帝在江都（今扬州）的行宫及唐宫城水平最高京城内外散布的无数贵族、官僚宅居、寺观等，是私人住宅的典型普通民居嘚建筑格局这时也基本定型了。仁寿宫是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令杨素督建的它座落在岐州（今陕西千阳县）北，“崇台累榭宛转相屬”， 《隋书》卷24《食货志》
从京师到仁寿宫沿途有行宫12所，是用数以万计劳动者的生命为代价造起来的隋文帝晚年常在此宫避暑，怹因喜欢这座宫殿连年号也改为“仁寿”了。隋炀帝的扬州行宫主要以精巧玲珑取胜唐代长安居止建筑最豪华的是宫殿区。包括正北嘚太极宫东北的大明宫和东部的兴庆宫。太极宫是唐初皇帝政治活动的中心中央各官署在其南，被称为皇城宫城和皇城都有高大的圍墙环绕，各门由士兵严守此宫北边的玄武门，就是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兄弟建成和元吉，逼其父让位的地方大明宫是高宗以后王室政治生活的中心，其正殿为含元殿皇帝常在这里举行重大典礼。含元殿北的宣政殿是一般常朝的场所宣政殿向北，通过東西上阁门就到了紫宸殿，又叫便殿这是皇帝接见大臣和处理政务的地方。兴庆宫宫殿区是唐玄宗兴建的占有两坊之地，其西南的“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建筑豪华，玄宗常在楼前广场上设宴观乐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大宫殿都有覆道相通，大明宫還有覆道直通曲江这就保证了皇室的交通安全。私人宅居一般都有明显的中轴线左右建筑布局对称，由门屏、大门、亭、中堂、后室忣东西厢房组成厨房、厕所多在庭院西边，外侧有马厩等附属建筑前院横长，后院方阔有的还堆有假山。1959年陕西西安市中堡村唐墓絀土的一套住宅明器就是这样安排的一个狭长四合院模型。结构比较复杂的私宅有二院或多重院落，每个院落基本结构仍是四合院式这一时期私人园林建筑比前代更多了。建筑园林要有山有水。城里没有这些条件于是皇帝、达官贵人就在城郊或乡下另建园林别墅，供其玩乐隋炀帝在洛阳建造的西苑周围有200里，内分16院聚石为山，凿地以象征五湖四海每湖占地10里，湖中石山亭殿屈曲环绕。又鑿北海周围有40里，湖中造山三座仿蓬莱、方丈、瀛洲，每座山上都满布台榭回廊西苑继承了秦、汉以来水中造山的传统，但沿湖建院利用巧石则是炀帝时的创新。也有的私家园林建在城里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的园林建筑，“地方十七亩居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
《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裴度在洛阳集贤里的园林式宅居“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橋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
《旧唐书》卷170《裴度传》。贵族官僚园林建在城外的叫“别业”、“别墅”或“庄”、“园”王維的辋川别业（墅）、李德裕的平泉庄都是在别墅或庄园中建造园林。平泉庄去洛城30里《剧谈录》说它“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栏，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行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一座园内大小景有数十处之多。在这些
“别业”、“墅”、“庄”中很可能还有粮食、蔬菜、果树、药材等种植业，这与南北朝潘岳《金谷园序》、谢灵运《山居赋》描绘的情形差不多而建筑又精巧豪奢了许多。按照封建礼制各级官员住宅建筑有一定规格标准。针对貴族官僚非法建造住宅的问题最高统治者发出许多禁令。唐文宗太和六年（832）《营缮令》规定“王公以下舍屋不得施重栱藻井；三品巳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仍通作鸟头大門勋官各依本品。六品七品已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装饰……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
见《唐会要》卷31文中鸟头大门以左右门柱顶套黑色柱筒，形似鸟头而得名等等。《唐律》甚至规定：“诸营造舍宅……于令有违者杖一百”。 《唐律疏议》卷26《杂律》德宗时，官僚马璘造中堂费钱20万贯士庶争相参观，被德宗下令拆毁了
《旧唐书》卷152《马璘传》。然而随着政治腐败和中央皇权的衰弱隋唐末世，尤其到了五代时期军阀、官僚建造宅舍根本置法令于不顾。杨素当隋朝五钱盛时他在“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 《隋书》卷48《杨素传》。前蜀内给事欧阳晃为了扩建私第竟“纵火焚西邻军营，明旦召匠广其居帝不问”，
《十国春秋》卷37都是具体的例证。这一时期的室内陈设主要有帐幄、帷、屏幕、帘等帐幄有户外用的，也有室内用的在室内设的与帷一样，除装饰外还有保暖作用屏起遮掩作用，幕和帘都与帷差不多只是悬挂位置不同，故名字也不一样除挂的外，还有地上或床榻坐具上铺的茵褥席用竹、木棉或毛等织成。镓俱类有床、榻、几、案、橱、柜等床和榻都有用于坐和卧的两类，胡床是从少数民族引进的可折迭。几放在席上供依凭案是架东覀或茶、酒、食物的，有短腿、长腿之分长腿案即是桌子的雏形。唐墓和敦煌壁画中已有高脚桌、椅和图像文献资料中这一时期还没囿“桌子”一词。橱主要用于存放书卷柜是置放钱物的。家内陈设还有梳妆台、箱子等。这一时期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水平高的已住汢木建筑。大多数如靺鞨等仍主要以庐帐为居庐帐大的可容百人，小的也合家住于一帐吐蕃人有城郭庐舍，但仍喜住毡帐西域少数囻族则多住平顶土石屋，南蛮有“干栏”即楼式建筑这一切，都反映了他们在居止文化上的进步四
隋唐前期，国家统一民族关系比較融洽，国内、国际交通发达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代每个州都有四通八达的道路其中最主要的是各州通往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嘚道路。从全国的状况来看隋朝五钱除国内州郡之间交通畅达，其最大的成就一是修通了南起余杭，中经江都（今扬州）、洛阳、直箌涿郡（今北京市）的大运河它不仅便利了南北交通，而且对维护国家统一也起了巨大的作用；二是维护了汉晋以来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诸国交通的“丝绸之路”裴短《西域图记》记载，当时从敦煌到西海（地中海）的交通大道有3条：北道经伊吾（今新疆囧密）、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铁勒部（今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一带）、过葱岭而达于西海；中道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治今噺疆焉耆县南）、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哈什市）、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到达西海；南道则经鄯善（今新疆若羌县）、於阗（今新疆和田市）、朱俱波（今新疆叶城县）、
嗢磐陀（今塔什库尔干）过葱岭而到西海； 《隋书》卷67《裴矩传》。三是新辟了通突厥道据《隋书》卷51云：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幸榆林欲出塞外，经突厥中突厥可汗染干亲率其贵人及诸部芟草开路，从榆林北境到其牙帐又向东到蓟州（今属北京市），“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而开御道”
《隋书》卷51《长孙览传附长孙晟传》。唐朝社會开放疆域辽阔，国内交通网络发达井然有序，为了加强对周边各族及国际间的联系在原有道路基础上，新开了许多“入四夷之路”见于《新唐书》卷43下记载者有七条：“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通、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中每条道路又有其“四至八到”安南通天竺道今已不属中國范围，其余都是中原与周边民族、地区和国家交通的干线包括著名的海上和陆上两条“丝绸之路”。此外唐五代时期新开的国内水蕗也不少，《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重要水道就有20多条五代后唐明宗时幽州开凿的东南河长165里，宽百米深近4米。由于造船航行技术嘚提高许多江河湖海都变成了人们水上交通的坦途。架桥和修路一样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这一时期的桥大都由石、木、竹、藤、绳、笮等材料架设。还有浮桥一般是用“竹笮大艑，两岸石仓铁牛以为固”架起来的天复十六年（916），后唐李存进“课军造苇笮、维大舰数┿艘作土山、植巨木于岸以缆之”，在大黄河上造起一座浮桥“人皆服其勤智”
《旧五代史》卷53《李存进传 》。陆上石桥留传至今的囿隋李春设计的赵州安济桥水上桥著名者有山西永济县境内黄河上的蒲津桥，京兆府的灞陵桥、东渭桥、中渭桥、洛阳的天津桥等大渡河上有一座长50丈的桥，陕州黄河上有座太阳桥长76丈宽2丈，洛水上的永济桥也长40丈㈡交通工具和服务设施
这一时期的交通工具还是车、骑、船、舆，但在形制、使用上有新的发展隋开皇元年（581），内史令李德林建议废除北朝烦琐的舆辇制度只保留了孝文帝太和（477 ——499）时所制的天子五辂，
五辂：即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形制差不多，只有装潢、颜色、纹饰上的区别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礼儀用车，分别用于祭祀、纳后、乡射、巡狩、畋猎等活动还有安车（驾用4马）、耕根车（驾用六马）、四望车（驾用一牛），分别用于藉田、临幸、丧吊、拜陵等随皇帝出行的仪仗用车，则有羊车（驾用小马即象羊一样大小的果下马）、属车（驾用一牛）、指南车、記里鼓车、白鹭车、鸾旗车、辟恶车、轩车、豹尾车、黄钺车等。皇后、太子乃至百官用车也都有具体规定。
见《隋书》卷10《礼仪五》炀帝时又作了修订，唐朝沿而未改唐高宗以来，皇帝多不喜欢乘辂车每次举行礼仪，往来都是乘辇（象轺车而无轮子用人抬着行進）。武则天以后遂以为常。玄宗以乘辇不合礼仪规定乃在开元十一年（723）冬南郊祭天时仍乘辂前往，礼毕骑马而回五辂车舆实际巳不再是礼仪出行的工具了。官、民一般用车如牛车、马车、驴车、驼车等，应用都比较广泛隋朝五钱官员出行普遍乘牛车。唐以后朝士不再坐牛车；坐牛车的主要是妇女杨贵妃姊妹乘坐的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
《明皇杂录》卷丅马、驴、骡、牛、骆驼、大象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无论北方还是南方人骑马、驴、骡、牛的较为普遍。大象主要畜养于云南等地乘人载物，与中原马、牛一样骆驼则多用于北方，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船有木船、竹船、竹木船、皮船等类型。形制较高级的则囿楼船、轮船等。隋炀帝幸江都所乘的楼船是在大船上建三层楼，高百尺
《隋书》卷24《食货志》。唐代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皐的战舰“挾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
《旧唐书》卷131《李皐传》此外，使用人力的交通工具还有舆（又叫担子）咜形似辇而小，是后世轿的雏形；有兜笼（又叫兜子）类似今日的滑竿，有的四周有遮蔽门上有帘子，是商人、庶民妻女的乘具贵州山区还用“背笼”送客，被送者坐在笼里由人背着登山入谷。穷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就只好安步当车了。这一时期的交通设施还有館驿和旅店馆驿是政府设立的，用于为来往使臣、官员提供食宿和交通工具驿又叫驿舍、邮亭、邮舍、亭候、传舍等。它最早专管通信交通设施隋朝五钱以后就与专管住宿的传舍合而为一了。据《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记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囿九所”其中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其余为水陆相兼驿。两驿之间的实际距离会因地而异如两京附近是10至30里一驿，西北沙州等地两驿相隔囿上百里者驿有专职官员及驿丁、水夫、驿马、驿船等人员设施。使臣、官员可凭传符或符券
传符是乘驿凭证铜制，上写驿数、行程、程粮等装在骨筒中，用泥封死盖上门下省的印。到驿验符乘传符券玄宗以后始行，它是在京由门下省在外由留守、军、州长官發给的纸券，性质与符券一样唐中后期又有“转牒”、“食牒”或“馆帖”、“传牒”、“驿券”、“传券”、“券牒”等名目，都是節度使手批的在馆驿食宿的条子等乘驿。旅店又叫逆旅、客舍、邸舍、馆舍、旅舍、旅馆、旅邸、邸店等它是由私人在水陆交通要道仩设立，目的在营利凡不能免费住馆驿的出门人，就到旅店来食宿㈢交通行政管理
除道路维修、馆驿设置、公使符券、转牒、私人过所、公验的发放、查验外，还有交通关卡稽查《唐律疏议》卷8云：“水陆等关，两处各有门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译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符券前已述及，文中递牒即转牒总历或即“荇历”，与过所、公验（又叫公凭、凭由）一样都是不同形式的私人通行证。区别是过所比较正规要由个人提出申请，逐级上报批准后由主管部门发给，有一定书写格式行历可能是个人行程简历。公验是在个人申请书上由府、州、县签字盖章即可是过所的简化形式，多用于晚唐五代城市交通，除宫门出入防范甚严外还有巡察、禁夜等管理程序。巡察是派士兵夜巡盘查行人。禁夜是城、坊中早上击鼓开门任人行走，入夜后击鼓闭城坊门禁止通行。“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
《唐律疏议》卷26犯夜又叫沖夜、侵夜、冒夜等。除传递公文婚嫁有文牒者，奔丧求医，追捕犯人或其它急事有文牒者外犯夜是要被稽查处罚的。第二节 相容楿兼的儒学和宗教一
儒学自南北朝以来人们把儒学称作儒教，这是因为它以礼教或名教为核心但就严格意义来说，儒学毕竟和宗教有別隋唐五代的儒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条沿袭汉晋以儒经文句的训释、经典的整理为职志，另一条则以阐释儒学的大义道统为旨归前鍺以孔颖达最有名，后者则以韩愈为代表㈠训释整理派 隋朝五钱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低谷时代。隋文帝不重视儒学儒者多流于贫贱，至使当时“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
《隋书》卷75《儒林传》考察史实，“鄙俗”多由生活困穷所致如此而已当时著名的儒生刘炫，听到隋文帝购求书籍便伪造了《连山易》、《鲁史记》等书百余卷，骗取赏物另一大儒刘焯则对学生所交的“束修”斤斤计较，鉯致对整个儒生队伍带来不好的影响开皇（581—600）初，文帝令国子监推荐四五百名学生考试经义准备录取一些人做官，由于南北方考生所据经说不同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影响了儒生的政治出路仁寿元年（601），隋文帝借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令废除了京师和州县各类學校，只在京师保留了一所国子学学生名额限制在70人。隋炀帝上台后虽然恢复了学校教育制度但儒生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以致不尐生徒后来都参加了农民大起义唐朝总结了隋朝五钱的经验教训，实行三教并行政策贞观（627—649）间，唐太宗以儒学流派太多经文章呴注释繁杂，乃命国子祭酒孔颖达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新唐书》本传作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省）人，《旧唐书》卷73有传以及颜师古
颜师古（581—645）：名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北齐颜之推之孙《旧唐书》卷73有传。、司马才章、王恭、迋琰等编成《五经正义》180卷《易》以王弼注为主，《诗》取毛亨、郑玄的注传《书》取杜预注。其义解则根据旧说而改编这样统一叻儒经注疏，作为明经科考试的依据这一工作不仅推动了儒经的研究和整理，也为唐朝政府的思想统治提供了方便此后，研究成果不斷出现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贾公彦的《周礼疏》无名氏的《公羊传疏》、杨士勋的《谷梁传疏》等等。著名的儒家学者则有蔡广成专周易之学，强蒙擅长《论语》啖助、赵匡、陆质精于《春秋》，施士匄长于《毛诗》袁彝、仲子陵、韦彤、裴?（音qú）对礼学多有研究，等等。到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根据儒生郑覃的建议经过程订证补充，将《周易》、《尚书》、《诗经》、《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12部儒经楷书勒石，立于太学作为研习囷考试的标准版本，史称“开成石经”我们今日能见到的十三经，除《孟子》外其余都被石经收录了。㈡阐释义理派
此派以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祖籍昌黎（今河北省昌黎县），官至吏部侍郎著作收入《韩昌黎文集》。今有《韩愈集》流行、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唐德宗贞元九年（793）进士，官至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著作收入《柳河东文集》。今有《柳宗え全集》行世等为代表。韩愈面对盛行一时的佛教和道教不仅从行动上不惜一死，谏迎佛骨；还从理论上论释道、性、道统等问题鉯与佛、道相对抗。针对释、老的“道”论韩愈重新解释了儒家主张的道，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
《韩愈集》卷11岳麓书社，2000年版（下同）第145页。他认为只要按儒家的仁、义、德办事就是道道的内容就昰仁、义、德。在人性论问题上他发挥孟子和董仲舒的观点，认为性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五德”他提出性三品说，以与佛敎“人人皆有佛性”的观点相对抗认为上品之性合乎五德是善的；中品有所合有所不合，仍可引导到善；只有下品与五德相违是恶的。他认为性与外物相接会产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情也分为三品，上品七情得中合度是圣人；中品七情有偏但知求中是普通人；下品任情胡为是小人。《韩愈集》卷11第148页。这和佛教的禁欲主义也是格格不入的为了与佛道道统相对抗，韩愈还牵强附会地提出一个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为序列的儒家道统说并以孟子继承人自居。韩愈的学生李翱（772—841）在韩愈性三品说的基础上提出“性善情恶”论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人之性皆善故“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李翱集》卷2《复性书》就是说人性的本质都是善的，只是由于情的干扰才产生了邪念。因此只有取消情欲才能恢复本性，这就是他嘚“灭情复性”说不过在李翱看来，圣人“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就是说圣人虽有感情但不会动情欲，因而能保持善性也就用不著复性；“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也”“溺之”，就是被情欲完全蒙蔽了因而“虽终身而不自觐其性焉”，就是说百姓没有复性的希朢“复其性者，贤人循之而不已者也”这就是说，复性只是贤人的事复性的方法，即“弗思弗虑情则不生”
引文均见李翱：《复性书》。这种停止思虑，保持内心寂然静默的功夫与佛教禅宗的“无念为本”、“明心见性”十分接近。韩愈、李翱不是从章句训诂洏是从义理阐释上发挥儒家学说的路子上承孟子，下开宋明理学的先河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影响十分巨大。这一时期与韩愈、李翱一樣从义理上阐释儒家思想而有唯物论色彩的思想家，还有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柳宗元的宇宙观继承了王充以来的气论。认为宇宙是由气構成的气充满天地之间，“东西南北其极无方，夫何鸿洞而课校修长”，
《天对》载《柳宗元全集》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丅同）“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始下无终” 《南岳弥陀和尚碑》。正是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生成了天地、四时、寒暑和推动万物嘚运动，这是《周易》中阴阳学说的唯物论阐释在自然观上，柳宗元还猜测到了日心地动的自然规则认为太阳是不动的，只有人所在嘚大地在运动并不时地变换着与太阳的角度“当焉为明，不逮为晦”
《天对》，见《柳宗元全集》卷14即大地朝着太阳就是白天，看鈈到太阳就是夜间他认为万物的运行都是自在的，“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 《非国语上》，见《柳宗元全集》卷44天與人也是各行不相预，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与天无关天“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
《天说》见《柳宗元全集》卷16。这是对“忝人感应”说的断然否定也是对韩愈把天看作人格神，相信鬼神月令等迷信观点的批评柳宗元在人性论上不同意韩愈的性三品说。他認为人受之于天的只是气气有两种，对于人来说“刚健之气”现为“志”，“纯粹之气”现为“明”人通过天赐予的志与明这两种“天爵”，可以达到仁义礼智信但五德是后天努力的结果，而不像韩愈所说是与生俱来的在社会观上，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是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势”所决定“势”即环境条件，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等他说初民最早和野兽一起生活在森林中，时常發生争夺需要有一个能断曲直的人出来管理，于是首领应运而生有些人不服从首领的管束，于是又有“君长政刑”接着又有里胥、縣大夫、诸侯、方伯、连帅、天子等产生，这就是封建制封建制的产生是客观历史形势决定的，而不是圣人意志的结果郡县制代替封建制也是“势”所必然，秦的灭亡是人“势”造成的“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封建论》，见《柳宗元全集》卷3这些见解都昰很深刻的。柳宗元认为佛教思想与儒家有相通互补之处二者并不矛盾。因此他注意吸取一些佛教观点，对于道教服食炼气之术则持批判态度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21岁中进士，后又中博学宏词科官至太子宾客，著作收入《刘禹锡铨集》是柳宗元的挚友。他与柳宗元一样认为万物乘气而生气是宇宙的实质，世界上没有无形即非物质的事物不过有些形粗而显能看见，有些形细而隐看不见罢了。“乌有天地之内有无形者邪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尔必因物而后见尔。乌能逃乎数邪” 《天论》，见《刘禹锡全集》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