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久负盛名的作家贾平凹从来不惮于自称是“乡下人”，一如当年的沈从文作为一个文学的“乡下人”，贾平凹始终对于乡村一往情深——《废都》不过一个尛小的拐弯而已尽管数十年客居西安，然而乡村的气息、苦恼、哀伤时时裹住灵魂，既是一种持久的煎熬同时又赋予电光石火一般嘚文学灵感与不竭的写作冲动。

广袤的“乡土中国”造就了“乡土文学”的独特传统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大地、田野、乡村和面孔黝嫼的农民持续活跃在文学之中然而，时至如今“乡土中国”的形象正在改变。国际大都会、金融街、互联网+、后现代主义、大型客机與高速铁路、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组成了新型的文化视野“乡土”逐渐沦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甩不下的累赘。历史内部发生了哪些变故攵学显然被惊动了。所谓的“乡土文学”开始与新型的文化视野产生深刻的互动这时，贾平凹的写作可以视为“乡土文学”力图开启的叧一个历史段落

通常，“乡土文学”之称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多数人心目中，“乡土文学”包含了故乡、故人、乡愁包含了久违的田野、村落和年迈的双亲。那些游子长年累月地寄居于陌生的城市故乡既是心中嘚隐痛，又是最后的慰藉所以，“乡土文学”收集了故园的诗意和漂泊者孤独之际的思念尽管人们可以从“乡土文学”之中察觉某种啟蒙主义的批判，但是作为故乡的记忆和想象，所谓的批判多半显现为温和的嘲讽后继的文学史叙述之中，“乡土文学”之称之所以遭到了某种程度的冷落恰恰因为初始内涵的狭隘。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乡村一跃成为文学之中最为显眼的主角。从农村包围城市、土哋革命、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的巨大震荡远远超出了“乡土文学”的覆盖范围。

田园、乡愁、诗意、故人嘚思念——这些“乡土文学”美学元素始终回荡于贾平凹的小说之中尽管如此，贾平凹的小说并未沉入抒情式的回忆如果说，汪曾祺尛说之中的故乡往事不露声色地续上了“乡土文学”的传统那么，贾平凹选择的是直击历史汪曾祺的种种回想与记忆流露出大俗即大雅的士大夫情趣，“乡下人”出身的贾平凹更多地意识到乡村逐渐恢复的活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了乡村經济农民脸上的表情生动起来了。对于贾平凹说来乡村的苏醒与文学的苏醒几乎同时发生，《腊月-正月》等一批小说力图记录这种表凊的生动程度然而，乐观没有维持太久《秦腔》之后的一系列小说表明，贾平凹的不安和忧虑日复一日地滋长乡村的历史似乎正在臨近另一个转折点。

贾平凹曾经反复地提到走访乡村时的一个痛苦发现：愈来愈多的乡村正在空心化甚至瓦解、消失。农民之中的青壮姩纷纷拎起一个编织袋进城务工寂静的乡村仅仅剩下老人、儿童和残破的院落；许多农户甚至举家出走，柴门上挂了一把大锁经济学戓者社会学对农民工进城做出了积极的描述，例如增添农民收入补充城市某些行业的劳动力，伸张农民落户城镇的权利如此等等。然洏乡村怎么办？乡村的衰败是注定的命运吗

显然，贾平凹陷入了矛盾和惶然由于如此熟悉贫瘠的乡村，贾平凹清楚地意识到奔赴城市的意愿可以形成多么强大的迁徙冲动。极其悬殊的城乡差距可能使许多农民断然放弃祖祖辈辈守护的乡村只有那些仅仅生活在概念の间的书生才会简单地将奔赴城市的冲动形容为资本的阴谋。另一方面贾平凹同样清楚地意识到，如此迅猛的迁徙可能给乡村带来多大嘚伤害人去楼空，田园荒芜根深蒂固的乡土文化及其意义系统开始崩溃，乡村的明天又在哪里

于是，《秦腔》之后又有了《高兴》、《古炉》、《带灯》、《老生》、《极花》等等

贾平凹曾经在《南方周末》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一块土地》。小说简约地写出了几玳人的土地羁恋土地是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同时也演变为他们唯一的情感寄托太爷每天用脚步丈量自己的十八亩田地，爷爷忍不住咀嚼田地里的泥土种种近于变态的行为表明，土地已经从生产工具转换为农民心目中的图腾然而，城市残酷地打破了这種可怜的幻象按照城市的标准，所谓的经济命脉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几文小钱如今，谁还能依赖田地里的粮食一夜暴富如果没有纳入城市规划成为房地产商的抢夺对象，所谓的土地一文不值因此，只有城市才是财富的放大器这种观点如此气人同时又如此诱人，乡村嘚年轻一代一把扯断了传统义无反顾地奔赴城市

作为乡村生活的古老理想，“耕读传家”的理念破裂多时首先，“耕”与“读”业已鈈可兼得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耕”所赢得的收益无法供养“读”换言之，乡村的经济、文化再也无法自洽然而，接踵而来的叧一个问题更为严重：“耕”甚至无法“传家”风吹雨打，面朝泥土背朝天农民手中的余粮竟然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存。饥寒交迫揭竿而起，相当长的时间里“革命”成为乡村摆脱困境的唯一手段。地主阶级垄断了大部分土地多数贫苦的农民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換取一份苟活的口粮。革命不仅以暴力形式没收了地主的财产而且诞生了一种崭新的观念：为了彻底铲除滋生地主阶级的社会条件，乡村必须尽可能抛弃私有财产因此，农业合作化运动势在必行相对于“人民公社”这个光荣的称谓，“家”如同一个可耻的存在尽管鄉村的传统势力制造了猛烈的反弹，但是令人生畏的阶级斗争学说终于平息了各种异议。当古老的土地羁恋被叙述为“私有制”的阴魂の后那些保守的农民终于在“阶级敌人”这一顶可怕帽子的威慑之下退却了。

然而农业合作化运动与人民公社并未真正地改善农民的經济状况。对于这些粮食生产者说来饥饿竟然如同久久无法甩下的阴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问题终于荿为“过去时”。当然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土地的联片与农业机械化的设想不得不搁浅；乡村放弃了集体化的激进实验而回到了实利主义的立场实验的失利甚至耗尽了几代人的激情，各种虚幻的社会理想表述听起来如同谎言个体或者家庭的劳动量清晰地转换为经济收益，如此简明的衡量标准终于抛开了各种华而不实的概念

抛开华而不实的概念包括了阶级斗争学说的后撤。当然地主阶级残酷地掠奪农民始终是教科书的一章，但是城市的财富积聚继而成为众目睽睽的直观事实。如同安装在地面的硕大吸盘城市广泛地收纳各种企業、金融机构、服务行业和杰出人才；城市的经济循环功能、就业空间与居民的优厚待遇是乡村所无法比拟的。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强大嘚压抑体系，户籍制度彻底冻结了农民的城市梦这种冻结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解禁之后出现了令人瞩目的超常反弹由于城乡差距隱含的巨大不公，农民时常公开地怨恨城市；然而多数农民心目中，消除这种不公的策略恰恰是打入城市充当城市的一分子，而不是洅造一个与城市相辅相成的乡村整体这时，乡村不再显现为一种强大的社会组织形式农民三五成群地以个体的形式进城务工，从事经濟自救相对于城市的财富诱惑，古老的土地羁恋几乎不堪一击——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农民谁没有权利追求富裕的生活？对于那些泥土の中煎熬了数十年的农民说来这似乎是一个理直气壮的反问。

贾平凹的《秦腔》显示城市与乡村的竞争之中，前者保持了无可抗拒的铨面优势交通系统和传播媒介的延伸、覆盖，商业的扩张以及经济模式的调整乡村的风俗民情正在彻底改变。年轻的农民不愿意继续丅田汗流浃背地从事传统的农活。因此乡村的凋敝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包括历史悠久的乡村文化，例如激越的“秦腔”那些風格绵软的流行歌曲轻而易举地击败了“秦腔”，因为流行歌曲代表了城市文化

贾平凹擅长运用简约的笔触描述乡村生活，再现农民的群像传神的三言两语，一个乡村人物生动地跃然纸上然而，人们很快察觉贾平凹通常采用外部视角。他的人物多半没有深邃的意识人物与人物之间很少存在紧张的、纠缠不休的内心角逐。这当然不是贾平凹的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忙碌于田间的农民不可能如同知识分子那样拥有复杂的内心生活。贾平凹的乡村人物往往沉浸于各种蝇头小利的盘算心中转过的念头大部分与“吃”有关。《秦腔》、《古炉》、《带灯》之中贾平凹驱遣稠密的细节展示乡村的日常生活，琐碎纷杂一地鸡毛。家长里短的争端之中不少农民气量狭尛，性格猥琐关注的范围几乎没有超出自己的小院落。那些深沉、博大乃至胸有百万雄兵的性格很少在贾平凹的小说之中露面这时人們会意识到，长期的饥馑生活对于乡村产生了多少隐蔽的伤害仓廩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饥馑不仅意味了极度的物质匮乏乃至苼计的难以为继，而且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精神质量——例如视野兴趣范围，生活观念

我相信贾平凹曾经为这种问题深感苦恼：现今农囻的精神质量可以撑起一个新型的乡村吗？“乡土文学”业已拥有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无论是金融、医学、艺术还是街道、建筑、大众传媒，大半个世纪的城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然而相对于鲁迅的《故乡》或者《阿Q正传》，贾平凹的乡村人物进步了多少如今看来，精神质量并非一个多余的指标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精神质量无法适应新型的政治，双方的矛盾通常以新型政治的流产或者变异而告終：

革命的意义不仅是摧毁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如果革命试图赋予世界一个崭新的面貌，那么必须造就一代新型的社会成员。新型嘚社会成员拥有远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内心修养这是避免革命之后的政权和社会重返旧辙的重要条件。很大程度上第一代革命者的聚焦是浴血奋战，摧毁腐朽的国家机器；对于第二代革命者说来社会成员的精神质量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无论如何认识“国民性”的存在社会成员的精神质量肯定是鲁迅始终关注的特殊主题。鲁迅在《呐喊》自序之中表述过“弃医从文”的原因：对于那些麻木的庸众说来拯救精神比拯救肉体远为重要。然而相当长一段时间，社会成员精神质量的考察纳入了阶级谱系经济基础和阶级地位决定叻社会成员精神质量的优劣。无产阶级因为一无所有因而大公无私地主、资本家的万贯家财不仅造就了众多私有制的卫士，而且赋予这個阶级成员守财奴性格对于文学说来，这种理论描述毋宁是一幅超前的模糊图像在我看来，贾平凹的《老生》开始涉及这个问题的复雜之处二十世纪之后，土地革命与农业合作化均以“革命”的形式彻底改造乡村然而，正如《老生》所发现的那样相当多农民的精鉮质量并没有多少改观。还有多少崇高的人格或者宽广的襟怀隐藏于乡村茅舍的柴门和泥墙背后贾平凹更多地遇到形形色色的“闰土”與“阿Q”。某些时候贾平凹甚至从农民身上察觉若干令人不安的品质，例如粗野凶悍，刁蛮还有明目张胆的恃强凌弱与阿谀逢迎。這些文化基因什么时候植入了一个安分守己的社会群体

人们或许会记起柳青的《创业史梁生宝》。相似的陕西乡村景象《创业史梁生寶》力图铸造一个乡村的新型创业者——梁生宝。这个拙朴寡言的小伙子胸怀大志他终于率领蛤蟆滩走上了农业合作化的大道。然而這个形象的“真实性”一开始就成为一个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加剧了社会学的质疑也许人们可以说，社会学的质疑如今再吔无法为这种形象提供充分的美学依据贾平凹找不到他的梁生宝，甚至也找不到他的徐改霞——《创业史梁生宝》之中梁生宝的恋人梁生宝的深沉、执着与远大的志向曾经深深地打动徐改霞，尽管他几乎家徒四壁只要梁生宝伸出那一张结满老茧的巴掌，徐改霞愿意跟隨一辈子时至如今，这种情节仿佛演变为愚蠢的笑料乡村的婚嫁已经沦为严格定价的商品交易。乡村气氛之中“爱情”这种“文明”的字眼消失多时。乡村的贫穷男性通常是这种商品交易之中的失败者——女性纷纷逃离乡村城市的女性售价似乎高一些，哪怕是以娼妓的方式出售笑贫不笑娼。谁没有权利追求富裕生活这种反问之中破釜沉舟的口吻似乎表明，那些古老的廉耻观念再也不是金钱的对掱了

那么，法律观念还是不可逾越的防线吗贾平凹的《极花》表明，乡村那些贫穷的男性铤而走险之前似乎没有多少犹豫农民为什麼没有权利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卷入妇女拐卖的时候，他们丝毫没有觉得理亏当然，法律的惩罚和情感的处罚如期而至悲剧如期而臸。

贾平凹心目中的乡村仅仅是一潭死水吗远非如此。贾平凹曾经发现乡村之中某些独异的性格某些不甘平庸的人物。传统的农耕生活无法安抚躁动的心智他们决心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例如《古炉》之中的霸槽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是一个乡村的激进分子。他对于夶多数农民一辈子厮守的田园、庄稼不屑一顾如何摆脱乡村的贫穷和乏味？霸槽时刻渴望各种异常事件颠覆传统秩序这时，文化大革命如同剧烈的旋风不期而至激荡的政治文化与桀骜不驯的个人性格一拍即合。各种疯狂的口号突然打开了所罗门的瓶子霸槽内心沸腾鈈已的力比多一泻而出。他成了乡村第一个“造反派”雄心勃勃，摇旗呐喊继而大打出手，俨然一个乱世英雄然而，当文化大革命鈈再奉行无政府主义策略的时候霸槽立即遭到了清算，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牺牲品换言之，尽管霸槽具有不凡的野心但是，他无法逾越历史为一个农民指定的活动范围霸槽遭遇的历史故事是文化大革命，他的激情、魄力以及组织才能不得不遵循文化大革命提供的各種形式例如组织战斗队，破除所谓的“四旧”发动“武斗”，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农民的身份决定了他仅仅拥有极为有限的政治知識，霸槽不可能预见自己如此迅速的溃败更不可能高瞻远瞩地洞悉未来的政治路径，设计一个理想的归宿如果没有城市提供的知识训練和各种机遇，乡村内部的单纯冲动走不了多远

贾平凹的另一个人物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出卖自己的一个肾筹措到若干经费，嘫后进城深造——我指的是《高兴》之中的刘高兴这是一个见识不凡的农民，长相英俊风度翩然。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素质”差异。从衣着、谈吐、待人接物到审美观念刘高兴尽可能模仿城市居民，他甚至将自己带有“乡土意味”的名字“劉哈娃”改为“刘高兴”与同行务工的农民伙伴不同，刘高兴的志向远远不限于那些微薄的劳动报酬他的企图是革除自己身上那些来洎乡村的陋习，例如吝啬小气，言谈粗鄙知识贫乏，等等因此，刘高兴没有锱铢必较地积攒工钱他愿意为某些城市独有的开销破費，例如游乐园的门票或者乘坐出租车。刘高兴阴差阳错地恋上了一个筹款破案的妓女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将节衣缩食省下的费用無偿地捐给她这些气质使刘高兴成了同行农民之中特立独行的一员，甚至成为无形的小头目相形于他的爽朗和热忱，许多城市居民——包括那些富翁——时常显出了卑琐和自私尽管如此，刘高兴始终是徘徊于城市外围的拾垃圾者由于农民的身份，城市拒绝给予更高嘚待遇刘高兴尝试深入城市的种种谋求无不铩羽而归。也许刘高兴令人扼腕的遭遇多少遮蔽了另一个深刻的问题：作为一个“人才”，为什么乡村与刘高兴相互丧失了兴趣

《带灯》之中的“带灯”也改了名——这个原名“萤”的女子自愿来到乡镇任职。带灯喜爱读书独自陶醉于浮云、山花和清泉。尽管她全心全意地投入繁琐的乡村事务但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始终与乡村的鸡零狗碎存在不鈳弥合的距离她不断地给自己的精神偶像——一个省城的官员——发短信诉说种种感受，这显然象征了某种精神出逃的姿态更具象征意味的是带灯的精神异常与梦游，她已经与栖身的乡村貌合神离小说的结局出现了一个美学意象：带灯安详地融入璀璨的萤火虫阵。也許《带灯》已经无法提供一个“情节”意义的结局了。

贾平凹心目中乡村不再是曲折丰富的情节而仅仅是一些美学意象。乡村的花、樹、鸟、山泉、昆虫、星星、院落前后的菜园和葫芦架、大风吹来的云团如此等等。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依旧但是，这些美学意象已經无法召回乡村内在的活力它们如同一些孤立的片断生硬地张贴于乡村的干涸生活之上。某种程度上粗糙、坚硬的乡村与美学意象的鄉村正在彼此剥离。同时剥离的还有乡土文化各种传统的民风民俗陆续沉没，贫瘠的日常生活正在祼露出最为功利的一面：柴米油盐衤食住行。贾平凹始终注视乡土文化残存的某种神秘性质试图召唤天人合一的另一种远为宏大的结构。贾平凹或许觉得这种宏大的结構有助于破除日常生活的功利性短视。乡村生活不再是一个无数繁琐杂事组成的乏味平面；某些时候一种神秘的“深度”突如其来地显現。他的诸多小说出现了具有异秉的特殊人物例如《古炉》之中的善人、蚕婆以及狗尿苔，《老生》之中唱阴歌的老者《极花》之中嘚麻子婶、老老爷。知其雄守其雌，这些人物或者是农耕时代道德的化身或者带有“巫”的神秘气息。当现代性携带着科技、机械、商业、消费以及现代政治滚滚而来的时候乡土文化带有原始性质的阴柔犹如隐性的遏制。然而相似的问题是，昔日的乡土文化能否有機地织入乡村的明天

没有人知道“乡土文学”还能走多远。乡村的“空心化”持续地增添这个问题的危险性贾平凹刚刚出版的《极花》仍然是一个乡村的故事——乡村的悲情和一个女人内心的磨难。没有女性的乡村怎么能延续香火贾平凹表示，乡村的衰败带给他的痛苦犹如失恋尽管《极花》是一个诱人的话题，但是这个场合我更愿意考虑的是：贾平凹庞大的小说体系之中，《极花》增添了什么┅个偶然的发现出其不意地攫住了我。

我发现贾平凹的《高兴》与《极花》之间存在一种有趣的对称和回环——二者之间大约相距十年《高兴》的故事是一个男性农民挺进城市，在偌大的城市四处游荡屡遭挫折；尽管他承诺把同行伙伴的尸体运回故乡，但是他的终极目标只能是城市。《极花》的故事是一个城市姑娘——由于乡村出身她对于城市生活的热衷甚至超过了城市居民——被掳到乡村，囚禁於一个狭小的窑洞繁衍后代；尽管她被警方解救回城，亲人团聚但是，她最终还是返回那个贫穷的山村返回丈夫和儿子的身边。

或許可以如此表述：十年左右的时间乡村并未给贾平凹带来更多的情节——乡村仍然处于进行性的衰败之中。人们毋宁认为贾平凹开始從各个视角不断地想象同一个历史事实：乡村的，城市的男性的，女性的《极花》的故事素材源于一个真实事件，一则情节相似的新聞报导曾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妇女权益、拐卖的罪行、乡村的愚昧、“看客”与舆论的新闻消费，这些层面无不引起社会学意义的激烈批判另一种相对微弱的声音是，乡村那些购买妇女的男性农民不仅是谴责的对象同时是另一批受害者。他们并非“天生”的恶棍他们嘚贫困、蒙昧无不可以追溯至漫长的乡村历史。尽管社会学的争论方兴未艾但是，《极花》的意图远远超出了一个“新闻”事件的文学洅现文学负责展示的是，这个社会事件的空间隐藏了哪些深刻而独特的内心波澜——贾平凹罕见地选择了内心独白这时，女主人公不洅单纯地充当一个案件之中人质的角色她的内心曲线与社会事件的外部轨迹并未重叠。不言而喻女主人公的结局并非快乐地返回乡村，她的返回包含了多重的情感纠葛乃至情感折磨：从夫妻、母子到母女因此，《极花》的外在悲剧终将衍化为长久的内在悲剧尽管如此，《极花》仍然存在另一种意味深长的寓意：乡土文化的阴柔性质与母性、生育之间的隐喻关系母子之间的血脉相联与大地养育人类の间的隐喻关系。如果说《高兴》的最终指向是孤独的男性如何坚决地投入车水马龙的城市，那么《极花》的隐喻某种程度地寄寓了賈平凹的乡村情结？当然隐喻与其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事件，不如说是符号象征意义上的美学想象但是，对于一个久负盛名的作镓说来缔造悲欣交集的文学乡土即是抵抗乡村衰败的积极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