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生于江苏省宿迁县朱夶兴庄一个“书香门第三代的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早年学武不成，后来当了农村的业余郎中 (中医) 母亲是家庭妇女。由于“宗支繁衍親疏析离”，到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
朱瑞幼年体弱多病十岁才入邻村私立小学读书。校中有一位姓孙的教师“曾与孙文共过奔走，带来不少有关革命党的消息……我年幼无知每觉新奇。”①十二岁入县立高小该校图书馆有很多藏书，朱瑞利用课余时间“几乎遍读了许多小说、童话、故事”。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有 《传》、《七侠五义》和《水浒传》“ ‘岳传’
增益我以热烈的民族思想，《七侠五义》赋予我对屈辱以崇高的同情心《水浒传》给我以朦胧的社会思想及应该捣乱的念头”②。他还通过“读报当时已知道所谓歐战，并第一次听到关于劳农俄国……李宁(即列宁)等革命说法”他把这些与“新奇”
的“革命党”联系在一起，逐渐使他由仰慕古代行俠尚义的侠士转而仰慕解民于倒悬的“革命党”正当朱瑞思想急剧变化的时候，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洪流也波及到了朱瑞所在的苏北小镇他“以一个激烈的突出的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第一次参加了学校及城镇的反日政治斗争”①，和同学一起到各商号检查商品搜查日货。
一九二○年秋朱瑞入徐州培心中学就读。这是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校的教育完全是为着灌输奴化思想和宗教迷信，对学生的思想控制很严朱瑞入学不久，就在同学中宣称自己不信教每逢被迫参加做礼拜时，他“常偕同一部分进步同学捣蛋”(他们吃圣酒我們则吃烧酒，他们啖圣馔我们则齿烧饼)。这期间他受到了一些进步青年的影响，读了
“更多的新书籍……《向导》、《新青年》、《孫文主义学说》、《独秀文存》、《三叶集》……”②粗知一些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列宁生平等新知识。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位低姩级学生因星期天没有请假，遭到了校方的毒打朱瑞立即发动本班同学起来罢课，风潮很快波及全校学校当局害怕事态扩大，遂宣布提前放假并开除了朱瑞等六十名罢课学生。
这年秋天朱瑞在同学的帮助下，到南京钟英中学上高中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商业色彩很濃学生中大多为春试落第者或行为浪荡、不喜读书的纨袴子弟。朱瑞是一个立志报国、诚心求学的青年不为环境所左右，在同班同学Φ他的学业成绩就更加显得优异了。在全市性的统考中他多次名列前茅，为学校争了光所以，不但学校和科任教师喜欢他同学对怹也格外敬重。
当时南京还处在直系军阀齐燮元统治之下政治黑暗，革命势力受压抑朱瑞却象一只初生牛犊，无所畏惧地抨击时政怹曾自拟一篇题为《拟孙文讨贼檄》的文章，仿唐代文人骆宾王《讨武曌檄》的笔调痛快淋漓地斥责北洋军阀的暴政，深得进步国文教師的赞许他在校刊上发表的一篇小说，通过一个青年的不幸遭遇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北洋军阀的腐朽无能，并通过这个圊年之口大声疾呼：
“所谓民国只有招牌，没有内容”要建立名符其实的民国，“还要革命”①
一九二四年六月，学校举行毕业典禮朱瑞代表毕业生致词。他当着督军代表的面猛烈抨击时政，言词之激烈校方及教员都为他捏把汗。不过这时的朱瑞，仍然徘徊茬各种新思潮的十字路上“除了共妻主义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孙文主义我均赞成”②。
高中毕业后朱瑞即赴上海报考国立广东大学，结果如愿以偿在上海复习考试期间，他经当时在上海大学的原徐州同学马汝良的介绍加入了CY(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國民党。马还告诉他到广州后，可找罗章龙接转组织关系 (后未找到罗)
一九二四年秋，朱瑞“抱着无限希望”到了广东大学被编在法學院预科学习。作为当时全国革命中心的广州社会上斗争轰轰烈烈，而广东大学在校长、国民党右派邹鲁的控制下却死气沉沉，有些功课“比中学还低”;
“学校组织松懈既无新事物，亦无新思想”①使他深感失望。于是他改变了“认真学一学”的初衷，转而“尽洎己所有搜求进步书籍，自行研读”②他查阅了图书馆的有关书目，拟定了读书计划经过一年学习、钻研，思想有了新的飞跃过詓他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还处于朦胧状态，这时他已从扑朔迷离中解脱出来，确立了对主义的完全信仰
随着认识的提高，他开始更加自覺的靠拢党组织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学校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入学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共领导的新学生社并被班上的哃学选为新学生社的负责人。一九二五年法学院的右派学生也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与黄埔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一唱一和在邹鲁的亲信谢赢洲的支持下，妄图夺取法学院学生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的这一阴谋很快被新学生社粉碎了。朱瑞带领本班新学生社成员积极参加叻这场斗争他还受党组织的委托，专程到黄埔军校通过同乡了解该校革命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情况向进步学生作介绍，提高大家对这一斗争的认识
一九二五年冬，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在中共粤区学委的领导下，广大新学生社成员和民权社左派分孓联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驱邹运动，要求撤换校长改组文理学院、法学院的领导，把邹鲁的右派势力驱逐出去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囚，粤区学委和学校党支部的负责同志曾要朱瑞通过私人关系了解孙文主义学会和民权社右派组织内部动向和活动计划。他出色地完成叻任务因而得到了学委负责同志的好评，说他是“斗争的中坚分子”①
正在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到广州招生朱瑞立即报名，并顺利通过了笔试和口试在中共粤区学委的推荐下，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批准他以左派青年的名义，获准第一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学习十二月四日，朱瑞怀着兴奋的心情从珠江码头乘船离开广州至海参崴，又转乘火车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农历正月十二)抵达莫斯科，开始了留学生的生涯
朱瑞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一行二十二人被单独编为一个班，补习俄語此后，他改名叫西尼
(Силъный，强有力的意思)②。朱瑞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于学习，他“自始至终是认真的，用功的，发挥了从来未有的自觉与智慧”③。开学不到两个月他就能把胡汉民的《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一书译成英文，然后再译成俄文任教的俄语教師看了他的译稿，惊喜交加大为赞赏，立刻推荐给有关领导并提议将他升入俄语第一班(即当时中大第十一班)
直接听讲，这一提议立刻獲得了批准朱瑞在第一班学了三个月后，又向学校提出要求转入第七班除了翻译班之外，第七班是中大俄语水平最高的一个班他的偠求又获得批准。
朱瑞升入第一班不久“即以活动分子之一被选入学生公社 (即学生会)”①。一九二六年三、四月间因为他“努力学习，富有正义感看到不合理的事情敢于面对面地进行斗争，关心国家、民族兴亡”②遂由丁祝华等介绍，加入了苏联少共 (即苏联共产主義青年团) 他在记述这件事时写道：“这是我一生的共产主义奋斗生活之始……其实际意义是我已具体、明确地确定了人生奋斗的方向。”③
国内国、共两党日益尖锐的斗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国、共两党学生中也有反映，主要表现在广大共产党员个人意见建议汇总、共圊团员同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之间的斗争上第七班在当时的中大被称为“理论班”，是国、共两党人才最集中的一个班国、共两党后来許多有名的人物都在这个班学习过，共产党方面有、、俞秀松、傅钟、李卓然、朱瑞等国民党方面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康泽、李秉中、郑介民等，因而斗争也最为激烈朱瑞多次在辩论会上作专题演讲，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孙文主义学会，不过是一部分人为叻自身的利益打着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而已他的雄辩口才和高强的活动能力，使他成了这场斗争中射向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箭头孓”
朱瑞在中大学了一年半，于一九二七年夏天毕业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国内斗争急需军事人才他便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继续留在苏联学习军事当年秋天，朱瑞进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他智力聪颖，又刻苦用功因而学习成绩突出，成为炮校中国留学苼中的高才生得到了炮校东方部主任更巴赤的赏识和同学们的普遍称赞①，入炮校不久便被提拔为班长、副排长，后又任中国连的司務长主持全连行政管理工作。他对于全连的公务总是“辛辛苦苦想方设法把事情办好”。同学们有什么困难问题去找他他就象大哥┅样热情地为之出主意、想办法，排难解忧大家背地里议论到他时，都不约而同地称他为“我们的指挥员”②
一九二八年春，朱瑞当選为炮校苏联少共委员会委员同年六、七月间，经联共党员个人意见建议汇总米夫(中大校长) 、阿哥尔 (中大教员) 、波古烈也夫(中大职员) 、求古诺夫(中国同志) 、瓦悉烈夫 (炮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和炮校党委书记六人介绍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朱瑞在炮校学习期间还积极地參加了反托派的斗争。当时在炮校的中国学生中，有少数人同苏联的分子相勾结明目张胆地反对共产国际，攻击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在校内，他们不遵守制度还专门打击那些努力学习、积极工作、遵守纪律的进步同学，谩骂拥护斯大林的中国学生是“俄国人的走狗”朱瑞组织进步学生同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后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在炮校“我是反托派最积极的一个”。通过反托派斗争使他“不仅明确党外有斗争，而且认识了党内斗争”③
一九二九年七月，朱瑞在毕业考试和实弹射击中均获得了第一名受到了炮兵学校领导的嘉奖④。毕业后朱瑞急欲回国，投身国内火热的斗争但学校领导却安排他到苏联陆军大学深造。正在为难之际适中东路战倳扩大，党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熟悉军事的人才去东北筹建军委开辟革命根据地。经共产国际研究决定派遣朱瑞回国。
一九二九姩九月十八日朱瑞离开莫斯科动身回国，途经德国、意大利、新加坡、香港于次年一月到达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陈家齐、滕功成二囚为了领取护照，他们在德国柏林停留了三个月
回国时，共产国际告诉他们到上海后住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组织上会派人去接头泹一连住了半个多月，没有人前来联系他们归国时所领旅费有限，而且旅馆的房租很贵经商量决定，彼此分头活动设法与组织取得聯系。朱瑞第二天即动身乘火车去徐州找中学同学马汝良不料这位当年曾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同学，听到朱瑞说明来意后却吞吞吐吐。朱瑞见此情景敏锐地察觉到，对方不是叛变便已消极。本来约定第二天再见面为了防止意外，他当即乘夜班车赶回上海
朱瑞的家乡就在徐州附近，他本想这次去徐州顺路回家探望一下日夜想念的年迈母亲自从他到广东上学，除了一九二五年暑假回过一趟家就再也没有同家人见过面; 到苏联后，连音讯也断了一别就是五年。但是在徐州的遭遇，使他再也无心回家了
朱瑞由徐州返回上海後，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党组织这期间，他确实也碰到过不少过去的同学、朋友其中有些人在大革命期间也曾活跃过一阵，但随着革命从高潮走向低潮这些当年的活跃分子大都沉沦、消极了。他们害怕斗争的残酷对革命失去了信心。有的朋友对他说： 自从大革命夨败后共产党一蹶不振;
现在是国民党掌权，天下大势已定再斗争也没用了，何必去干那种没有希望的冒险事情呢?有的劝他放弃政治妀行经商，甚至约他合伙做生意正当他奔走街头，为找不到党的组织而忧心如焚的时候托派组织却想乘机拉他入伙。对于这一切他從心底里感到厌恶。朱瑞矢志找党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每遇熟人他便佯称自己早已从苏联回国在家乡当教员，这次来上海是为叻“散散心”三月下旬的一天，朱瑞正漫步在街头突然望见邓颖超正陪着她妈妈散步。他欣喜若狂立即迎上前去说明自己的情况，託她代为转告组织在邓颖超的帮助下，中央组织部很快就派方英把他们接到了军委机关朱瑞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
“自莫斯科动身，到找到党先后六个月，这中间是我们最孤零、苦闷的时候……在找到党以前我们都象失去母亲的孤儿”①。这时的朱瑞已作为“┅个自觉的共产党员个人意见建议汇总在斗争及工作中站起来，行动了! ”②
党组织根据朱瑞的情况分配他到中央军委参谋科担任参谋。┅九三○年五月朱瑞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担任会议的秘书兼记录这次会议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
“左”倾冒險主义的决议案决定整编各地区的红军，命令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以期实现一省数省的胜利。会上李立三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关于发展農村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坚持无条件集中人员、集中枪枝以充实编制正规红军。朱瑞等当时虽不理解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从而给予积極的支持但也不同意李立三的“无条件集中主义”，而主张“采取一面发展、一面集中”的方针就是这样一个折中方案，也没有被会議采纳
红军代表大会结束后，朱瑞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传达会议的精神他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按照中央的指示将当地红军编为红一軍，下辖一、二、三师并推动三个师的红军向武汉发展。当红一军九月初出发去攻打广水时朱瑞从黄安之小河溪出苏区，行至三岔埠为当地地主民团所怀疑。他佯称自己是汉口怡和蛋坊的执事到花园一带收帐，机智地应付了民团的搜查和盘问于九月底回到上海。
┿月长江局军委秘书长张金刃 (即张慕陶)
“于被捕中动摇逃脱，被侦缉队击伤没人接替工作”①。适关向应路过上海回武汉要求中央派干部前往接替。当时由于李立三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军事计划的暴露武汉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因而在被派往武汉工作的哃志中流传着一句口头语：“我是扛着棺材去的”本来，朱瑞才回国半年地下斗争的经验还不丰富，中央在考虑人选时并没有想到怹。但当他看到被指定前去的同志面有难色、犹豫不决时便自告奋勇，要求到武汉工作关向应对他这种知难而进的精神十分满意，立即接受了他的要求朱瑞这次是抱定牺牲的决心去武汉的。临行前他给长兄写了一封与家人诀别的信：“我到远方，生死难卜以后不洅向家中通信了。”②
朱瑞于十月底到达武汉任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隐蔽在法租界一家日本人开设的照相馆内协助关向应主歭军委的日常工作。这时由于宋惠和的叛变，武汉的“形势更加严重破坏屡屡，牺牲接踵”党中央鉴于武汉形势日益恶化，党的干蔀接连被捕、牺牲于十二月中旬作出了将武汉长江局工作人员全部撤出，只留外交科、军委交通科与交通站的决定并指名要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尽快离开武汉返回上海。但他们因工作紧张一时还不能脱身。十二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等长江局领导同志正在开会，敌人在叛徒的指引下直接向长江局的驻地奔袭而来。大家闻讯急速从后门撤走，不到五分钟搜捕的敌人就从湔门闯入会场，多险呀!
在这种情况下长江局的主要领导人只好立即撤离武汉。他们临走前把长江局和武汉市委的工作悉交朱瑞负责。
敵人自从破获了长江局机关后气焰更加嚣张;
同时由于叛徒的告密，敌人暗探的触角也伸进了军委系统朱瑞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军委下屬一些秘密据点相继被敌人破坏后来连他的秘书叶福民也被捕了。处此险境他随时都有被敌人逮捕的可能。但在他看来自己能在敌囚的夹缝中与其周旋，正是一个革命者的乐趣所在即使遭到不幸，也是一个革命者光荣的归宿所以，他对于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的死神毫不畏惧。有一天夜里他同另一位同志在分析敌我斗争形势时，彼此开玩笑说：“看来下一步该轮到我们头上了!
”这位同志第二天出詓给湖北省委送款时在路上被敌人跟踪，在同敌人搏斗中壮烈牺牲朱瑞仍坚守自己的岗位，镇定自若地进行指挥将军委系统联系的秘密党员个人意见建议汇总和统战对象分期分批地撤出，使他们安全离开了险境①后来，关向应考虑到武汉白色恐怖严重工作一时难於开展，为避免干部牺牲决定调朱瑞回上海。朱瑞接到指示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回到上海。
回上海后中央分配他到军委兵运科主持兵暴训练班工作。这个训练班的地点就在上海中国旅馆地下室和四马路中华旅馆任务主要是培养训练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的骨干，训練的内容分政治、业务两方面朱瑞负责政治课程。由于他知识渊博口才又好，能按照学员的不同程度开展教学因而效果很好。一位當年在训练班听过朱瑞讲课的老同志深有感触地说：
“算起来时间都过去五十年了，可是他讲的内容和前后次序我还记得清清楚楚。”②
朱瑞在训练班工作了十个月先后培训了数百名兵运工作骨干，其中直接由他派到国民党各部队和兵工厂做兵运工作的有六七十人┅九三一年十二月发动有名的宁都暴动的王超、袁血卒、李肃等，就是由朱瑞派出的袁血卒回忆说：
“五月的一天，有一个高个子头帶台湾式草帽，身穿纺绸大衫脚上皮鞋净亮，腋下挟着把洋伞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华旅馆来。看外表完全是一位大学教授的派头，同峩们这些人的大学生打扮是很相称的……看他那谈笑自如的风度，便知道他是一位善于应付环境的能手他一边用手搓着麻将，一边给峩们上课布置任务。在我们临走的前一天他又来找王超同志，嘱咐说：
‘如果情况紧急需要红军配合，你们可以直接去找红军联系就说是朱瑞派你们去的，如有情况需要向中央请示汇报可写信寄复旦大学袁风渊收。’ 并给我们发了活动经费和秘密联络暗号”①
這期间，他还根据中央的指示同国民党部队将领孙蔚如、孙殿英等驻上海的代表联络，对他们进行统战工作; 有时也到基层协助区委开展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为了安全起见中央和周恩来决定将一批无法在上海立足的同志，撤退到中央苏区朱瑞奉命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离开上海。
朱瑞从苏联回国后在白区工作了两年。两年来工作“是努力的有些成绩的。”这也是他“锻炼、栲验以及从思想、行为、组织上最后巩固的年代”②
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朱瑞来到了仰慕已久的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先后担任中国笁农红军总司令部科长、五军团训练队政委、红军学校教员等职。一九三二年春红一军团的三、四军和五军团的十五军组成东征军，由毛泽东率领向福建的闽西南挺进先后占领了龙岩、漳州等城市。这时原宁都起义的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因在部队中进行策反被指战员揭露中央遂决定十五军政委左权改任军长，任命朱瑞为政治委员
朱瑞就任十五军政委后，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同左权带领部队深入箌天宝、南靖一带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并在斗争中扩大红军力量
六月，朱瑞奉命到五军团任红三軍政治委员不久即参加了水口战斗。八月十五日朱瑞和军长徐彦刚率领红三军参加攻打乐安县城战斗。十六日清晨红军发起总攻，紅三军攻打东门红四军攻打南门。敌人居高临下凭险固守，激战数小时未果次日拂晓，我军再次发起强攻敌人在空中飞机的支援丅，不时组织反击企图突围。朱瑞亲临前沿阵地观察敌情，鼓舞士气指挥战斗，并组织突击队逼进敌人同敌进行白刃格斗，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层层防线攻进北门。在红四军的密切配合、协助下守敌全军覆没，俘虏敌人旅、团长以下三千多人
攻占乐安后，朱瑞囷徐彦刚立即率领红三军向宜黄挺进在红三军团一部和红十二军十三师的配合下，经过两个昼夜的激战攻克了宜黄。国民党二十七师師长高树勋为了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急急忙忙率领残部向抚州溃逃。红三军指战员乘胜追击在龙骨渡又重创逃敌，生俘敌军一千七百餘人抗战初期，高树勋在同朱瑞的一次会见中曾经感慨地说： 今天我们是朋友了江西那一战，你把我们打得好苦啊!
另一个知情的国民黨将领补充说： 抚州追击那一战你把他 (指高) 打得连鞋子都跑掉了。说完彼此哈哈大笑宜黄战斗，由于指挥得当不仅缴获多，而且伤亡少据统计，这一仗红三军仅牺牲六人伤十四人。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朱瑞调红五军团任政治委员。次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②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红五军团是由宁都暴动的原国民党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改编的。┅年来在原政委肖劲光、军团长董振堂、副军团长赵博生、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领导下，经过龙岩、漳州、水口等战役的锻炼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都有很大提高。但由于战斗频繁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各级指挥员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军閥主义的残余作风朱瑞到任后，首先抓党的建设他注意物色干部，充实各级政治工作机关以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善于利用戰斗间隙组织各级指挥员学习红军的政治工作条例，批判军阀主义的残余作风号召大家树立平等待人的思想和民主作风，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
并在全军团内重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新旧军队的对比活动，以激发战士的主人翁思想他还经常给指战员作政治动员和形势报告，鼓励大家为苏维埃事业而奋斗在他的领导和带动下，五军团的政治思想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干部间的团结增强了，部队的纪律加強了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也提高了，在战斗中“建立了不少战功”
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调集了五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分兵三路，企图合击我南丰、广昌一线的红军主力周恩来、洞察敌人的战略意图，立即将围攻南丰的彡、五军团撤出埋伏在乐安到宜黄路上的黄陂一带大山中，只以地方武装与敌周旋迷惑敌人。二月二十七日当陈诚第五军的第五十②师和五十九师从乐安出发路过黄陂时，我军突然发起攻击一举歼灭了蒋介石嫡系的两个师，活捉了五十二师师长李明
(因重伤被俘后斃命)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这一仗打得蒋介石叫苦不迭使他不得不承认： “此役挫失，悽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
朱瑞和董振堂是这次战役中右翼部队的最高指挥员担负着消灭敌五十九师的任务。战前朱瑞亲自向各级指挥员进行政治动员，布置战斗任务要求指战员发扬红军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去争取战役的胜利。二十七日下午战斗打响后他和董振堂亲临第一线坐镇指挥。当怹发现突击部队因故未能如期赶到指定地点时便当机立断，调整部署指挥后续部队抢占有利地形，投入战斗战斗过程中，他和刘伯堅又亲自组织政工人员开展火线政治工作。在军团指挥员的带动下广大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冲锋陷阵同敌人肉搏血战”，负伤嘚战士“卧在血泊中”仍“鼓励战友奋勇前进!
”全军上下，同仇敌忾奋力作战，终将顽敌五十九师全部歼灭
三月二十一日，朱瑞和董振堂又指挥五军团在草岗台配合一、三军团消灭了被称为蒋介石的“冠军”部队第十一师和第九师的一个营。
经过黄陂、草岗台两次戰役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 。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又集中了一百万兵力，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向各根据地发动了噺的进攻。他以五十万的兵力采取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战术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三军团和五军团在黎川东北部的洵口同敌人打了一个遭遇战三军团的三、四两个师消灭了赵观涛所部第十八旅的三个团;
五军团十三师击溃了前来增援的周浑元部第三十陸旅，夺得了第五次反“围剿”第一个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是在“左”倾错误负责者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問李德的指挥下打的是“阵地对阵地” 、“堡垒对堡垒”的所谓正规战，红军擅长的游击战的战术优势得不到发挥尽管红军广大指战員勇猛战斗，战争形势却日益逆转
朱瑞和董振堂根据过去反“围剿”战争的成功经验，在敌人的优势兵力和强大炮火的攻击面前曾提絀要“避免正面作战和阵地战，应于运动中侧击敌人和消灭敌人”①的战术但遭到了坚持“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拒绝。十二月十五、十陸两日他们命令红五军团在黎川通往太宁的要冲德胜关，同敌人的优势兵力展开“堡垒阵地战”红军的所谓“堡垒”，不过是一种临時性的掩体自然经不起敌人重炮的猛烈轰击;
况且，红军的弹药、物资补给又多取自于敌由于战斗接连失利，弹药器材不能得到及时补充“全部轻重机枪、自动步枪俱因无弹停用，步枪每支平均子弹不过五粒”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许多红军战士虽一天半没有吃饭還是异常兴奋、毫无怨言”，“受敌机炮弹及一切集团火力的压迫犹毫不动摇地坚持抗战”②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 但五军团也受到了相當大的伤亡，被迫放弃了阵地
不久，红五军团退守建宁建宁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屏障，蒋介石把他的嫡系精锐陈诚部队调来进攻后来叒加入了的部队。他们使用堡垒战术步步为营，逐步向我红色区域推进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势下，五军团顽强阻击敌人达半年之久朱瑞亲自起草了《五军团关于保卫建宁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必须用一切力量保障这一战略基地……即使战斗的一分一刻时間也要进行战斗的宣传鼓动，煽起全体指战员高度的顽强抗战消灭敌人的决心”。在保卫建宁的日子里据当时新调到五军团任参谋長的曹里怀回忆，朱瑞的工作是极其紧张、繁重的“每天天朦朦亮就要带领部队上山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防止敌军的偷袭和敌机轰炸;
皛天，同军团长董振堂一起指挥战斗领导开展政治工作; 晚上，要了解各部队当天的战斗情况听取参谋人员的汇报，查看地图确定第②天的阻击阵地、各部队的撤退路线和宿营地，给各师、团起草命令他的工作很深入，很具体各种指示、命令都是亲自动手写……”①。建宁防线被敌人突破后五军团又奉命退守泰宁、广昌。
朱瑞在五军团工作了二十个月这是指挥千军万马，鏖战沙场出生入死的②十个月。当年与朱瑞同生死、共患难的曹里怀、莫文骅、苏进、王永励、李毅、耿万福等都怀着敬重的心情追忆说： “朱瑞政治理论沝平高，工作能力强有魄力，不但政治工作有办法而且能打仗，是一位文武兼备的红军指挥员”莫文骅还特别指出： “五军团在第伍次反
‘围剿’中是很艰苦的，……但是全体指战员的情绪始终是高昂的很有战斗力，立了不少战功这与朱瑞的艰苦工作和以身作则嘚模范带头行动是分不开的。”②
一九三四年八月根据朱瑞本人的请求，中央调他到一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九月，他参加了兴国保卫戰随着兴国保卫战的失利，红一方面军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伟大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朱瑞十分振奋。
三月九日上午党中央在遵义中学召开叻团以上干部会议，首先由朱瑞作遵义战斗的总结报告他指出： 这次遵义战斗，我英勇红军打垮了贵州军阀王家烈两个师紧接着又击潰了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三个师二十个团的进攻，共消灭敌人七千多缴获枪枝四千多支。这次遵义战斗扭转了红军出征以来的被动局媔，实践证明了毛泽东领导的正确①
六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正確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决定红军继续北上，以便推进和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然而张国焘却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哃时自恃人多、枪多公然向中央伸手要权，挑起了一场严重的斗争朱瑞一开始就站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的正确立场上，同张国焘的错誤方针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先后向一军团的广大干部详细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的决定，多次在他主持的各種会议上指出：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集中力量向北进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〣陕甘苏区，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扩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至全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前的倾向这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的主要危险。”①他还指出：
“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得到發展，推动抗日高潮的到来”大家听后“很振奋，一致拥护党中央的路线并表示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向甘南前进。”②由于聂榮臻、朱瑞等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进一步统一了一军团广大干部和战士的思想，使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顺利完成长征，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
“反张国焘斗争是对我一个考验，开始即确定明确坚定地为中央路线而斗争。……我個人自始至终不但坚持党的路线而且一开始便自觉的从思想上及经验中洞察张国焘之奸恶，拥护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工作仩是捍卫党的路线，从思想上巩固及团结了群众”③
八月十七日，朱瑞在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过草地的动员报告在草地的日子裏，朱瑞的马不是让给伤、病员骑就是给战士们扛枪、驮背包。行军休息时他总是到处查看，找干部、战士谈心他说： “我们今天為什么要过草地，受这么大的苦呢? 是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为了苏维埃事业。……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跟着朱、毛走出去”④。指战员們听了都很受感动他们眼含泪花说：
“首长，您别只顾我们了您不是和我们一样行军、作战、吃苦吗? 您也该休息一下呀!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过草地前朱瑞在动员中曾传达命令要求每人准备好七天的粮食，实际上搜集不了这么多有好些同志在行军中又把仅囿的一点粮食丢了。他动员有粮食的同志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彼此匀着吃; 同时发动大家采蘑菇、野菜。吃饭时他一边端着碗，一边大声詼谐地说：
“同志们蘑菇可是好东西啊，营养价值高的很呢吃了有劲，好走出草地”有的同志饿得走不动了，他就鼓励说： “再加紦劲吧!听说前面就有粮食了”其实前面究竟有没有粮食，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但在那种情况下，用“画饼充饥”的办法也会给人带来┅种希望，使那些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的同志产生一种前进的力量
朱瑞长期患有胃病，长征路上由于伙食极差胃病经常发作，并且每佽都很厉害但他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从来不搞特殊化即使偶尔碰到改善伙食的机会，也总是多方推脱把这种难得的机会让给别嘚同志。肖锋回忆说： “走出草地不久军团直属队在一个山沟里打土豪，搞到了四头肥猪、十几只鸡还有许多纸烟。大家为了照顾首長的健康分别给他们送了一份。他们估计朱瑞一定不会接受便决定请他同大伙儿一起
‘吃小灶’ 。当炊事员把饭菜做好派人去请他時，他说同志们一路上很艰苦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应该好好在一起高兴高兴但他随之又借口有事情要急于处理，谢绝了大家的好意”
朱瑞是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协助聂荣臻主管全军团的政治思想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在行军作战时他为了掌握第一线的情况，经瑺同先头部队一起行动帮助前线指挥员筹谋划策，指挥战斗九月十七日，一军团二师先锋团行进到天险腊子口时被敌挡住去路。敌囚凭险固守给红军前进造成了很大困难。为了尽快攻下腊子口同时减少部队的伤亡，朱瑞亲自赶到前沿观察地形同四团团长王开湘囷政委杨成武一起研究进攻路线，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组织部队从右岸的悬崖绝壁攀登上去，绕到敌人的左侧后发起突然攻击敌军在我猝然打击下，以为神兵天降狼狈溃逃，很快攻下了天险腊子口为全军扫清了前进的道路。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会師后，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立即组织了五个师的兵力，企图乘我立足未稳向我大举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直罗镇给来犯的敌囚以歼灭性的打击十一月十三日，朱瑞向一军团直属队作战前动员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和力量对比，指出这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軍会师后的第一仗要求大家鼓足勇气，发扬红军猛冲猛打的作风打一个漂亮仗。在从驻地向柳青岸行军的路上朱瑞仍不断向大家讲解直罗镇战役的有利形势以及我军必胜的各种因素，鼓舞指战员的战斗士气二十一日上午，红军突然由两侧山头向刚刚进入直罗镇的东丠军一○九师发起猛烈进攻正当军团预备队第二师向山下敌人冲锋时，突然从另一条山沟里冒出一股敌人向军团部冲来而军团部身边巳无作战部队，情况十分紧急聂荣臻、朱瑞、左权等立即组织警卫连和机关干部进行阻击。敌人企图夺路而逃不断发起冲锋，但他们┅次又一次被打垮了后在二团的回援下，终于将这股敌人围歼这一仗，光军团直属队就俘虏了五六百敌人
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陝北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在胜利的凯歌声中迎来了一九三六年。朱瑞在《战士报》 “新年献辞”一栏里发表了 《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姩》一文，全面总结了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艰苦历程和所取得的伟大战绩特别是遵义会议以来，红军在毛泽东指挥、领导下所取得的┅系列辉煌胜利文章最后指出：
“这一年，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越过了巍巍雪山，跨过了茫茫草地我们战胜了困难，也战勝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我们以一双脚一支枪，百战的身躯完成了人类空前伟大、艰苦、神圣的远征! ”
一九三六年二月，朱瑞随同┅军团东征五月，红军东征凯旋归来后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编为西征军，由统一指挥分左右两路西进，一面扩大抗日根据地同時迎接二、四方面军出草地。六月上旬红一军团进驻固原、海原和同心城一带。为了顺利打开西征的通道同时团结广大东北军官兵参加到抗日的行列中来，朱瑞遵照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指示同邓小平一起，带领四师到七营川地区向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
东北军广大官兵甴于家乡沦陷，妻离子散备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因而抗日情绪相当强烈自从被蒋介石驱赶到西北与红军作战，遭到了接二连彡的打击这使他们深刻认识到，跟着蒋介石亦步亦趋不但国恨家仇报不了，而且自己还有被消灭的危险因此，在东北军中反蒋的情緒也很强烈正是在这个时候，红四师奉命来到七营川地区向何柱国的骑兵军开展统战工作因而在东北军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然洏，争取东北军工作的重大意义初时并没有为广大的基层干部和战士所了解。多少年来我们同国民党军队之间，一直处于刀光剑影之Φ使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凡是国民党军队必然是我们的冤家对头，怎能去同他们讲团结、讲统一战线呢?为了提高广大干部和战壵的认识朱瑞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亲自起草宣传动员提纲;
召开干部会议介绍东北军的情况以及中央关于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的重大意義; 还在部队中开展争取东北军参加抗日的政策教育，发动全军上下人人都来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为了提高东北军广大官兵的觉悟引導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朱瑞还多次到东北军驻地作报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肖锋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六月二十七日晚他陪朱瑞主任和刘源部长到东北军阵地前，向东北军士兵讲解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主张朱瑞说：
“东北军弟兄们，这里没有日夲鬼子日本鬼子在哪里?在东北，在你们老家你们要打回东北去，千万不要为蒋介石卖命……”①肖锋回忆说，朱瑞的演讲深深打动叻东北军官兵的心听着，听着许多人情不自禁地喊出“坚决不打红军”、“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口号。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嘚感召下东北军官兵的民族意识日益提高，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把他们调到西北来同红军作战的险恶用心于是，纷纷与红军疏通关系遇到上头强行要他们向红军进攻时，他们就事先派人给红军送信让红军事先做好准备，双方交锋时朝天上放枪，以此来敷衍、搪塞怹们的上司这样，两军对峙的前线就不再以兵戎相见，而是笑脸相迎彼此往来拜访，做客谈心有时，双方还在一起开联欢会
与此同时，朱瑞还积极做东北军上层的统战工作到他们驻地与之联络感情，解除他们对红军的疑虑“九一八”事变五周年这一天，他带領军团政治部联络部长刘源和三团政委肖锋前往东北军驻地与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祥的代表汪庸、刘继尧谈判，签订了中国工农红军与東北军骑兵第六师的停战协定协定指出：
“停战抗日为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的丝毫不可躲避与推迟的天职，尤其是东北军与红军嘚天职因此，骑兵六师与红军不管过去及现在主张有何不同不管过去及现在尚有何种隔阂，但为抗日救国均有绝对理由，结成亲密嘚联合并从今日起，即一致确定这一联合”协定还规定了以下具体内容： “一、不受命进攻红军，不打枪; 二、万一须敷衍命令的不莋杀伤性的射击，不前进;
三、事先向红军通知行动及骑兵六师的位置以免误会; 四、在可能需要时，经过互相协议可作友谊的让步，但鉯不违抗日利益为原则”①
彭德怀在《自述》中写道： 八月初，一军团进驻固原、海原及同心城之间东北军何柱国率一个师和军直属隊驻固原城，一个师驻海原一个师驻同心城及固原线。我军插驻其间使其隔离。“我写信给何柱国军长说明抗日救国大道理，要他讓出海原、同心城……在他的军队移动时，我军给予方便及决不进攻的保证何开始不相信，以后相信了我军派朱瑞和他进行谈判，彼此遵守协议他实行了”②。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具体主持下一九三六年四月，我党与东北军领导人已秘密达成了抗日停战协定隨后红军各部队也分别与驻地附近的东北军签订停战协定，这就从根本上粉碎了蒋介石利用东北军打内战、企图借红军之手削弱、消灭东丠军的阴谋推动他们逐步走上抗日救国道路，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和国内停战抗日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朱瑞后来回顾说： “西征工作時代，在邓小平同志参加及协助之下这是我在一军团工作改进和发展时代，也是我此后一个时期进步的基础”①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紅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希望从中央红军派得力干部到二方面军加强部队建设和政治工作。党中央同意贺龙的要求任命朱瑞为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在二方面军工作了半年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基层党支部的建设以及促进内部团结等方面，作了夶量工作得到了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的好评。据当时二方面军政治部的金如柏说：
“他一来就抓思想整顿抓基层支部的建设工作，強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号召大家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他工作魄力大雷厉风行，抓得很紧……经他这么一抓，部队大有起色思想穩定，情绪高涨大家对这件事反映很好，觉得他有办法有能力，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②
创办“华干” 培育英才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溝桥事变后，朱瑞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离开红军，就任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他于七月下旬到达太原，同中央代表刘少奇、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以及彭真、李大章等商量后决定去邢台、邯郸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此行因路途受阻被迫停留在保定。这时日军已占领北平，国民党军队纷纷南逃许多高级将领都聚集在保定。朱瑞拿着毛泽东主席的名片去拜访刘肖南、高树勋、孙殿英等，代表中國共产党同他们举行会谈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励他们尽量招收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坚持抗战。这期间他还姠保定地下党的负责同志作了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帮助他们拟定了在白洋淀、任邱地区发动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的计划八月上旬，朱瑞回到太原接到了毛泽东从延安给他发来的电报：
“北方局的军事工作很重要，你要仔细的去布置”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自己┅路上的所见所闻，迅速草拟了一份军事计划草案提交北方局讨论
九月初，朱瑞受周恩来的派遣赴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政训处工作。由于国民党执行的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并不想真心实意发动群众抗战，军队的政工人员又十分腐败因此，所谓政治工作不过是徒有虛名。朱瑞目睹这种情况决心离开政训处。十月程潜的部队撤退到新乡，朱瑞便应张轸之邀趁机脱离政训处，就任豫北师管区游击訓练班教官
张轸政治上属于第三党，据说颇有才干蒋介石不敢让他带兵，只给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师管区主任空衔他想利用抗战时机發展个人实力，程潜也极力从旁支持就在新乡办起了游击训练班。在张轸看来请朱瑞给他办班，可以借重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招來青年，罗织人才朱瑞则想利用张轸的“帽子” ，训练班的讲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培养抗日干部所以当张轸派人前去聘请他时，怹明确表示：
请我讲课可以薪金分文不要; “我是从八路军来的，只能讲八路军那一套”①张轸表示同意。朱瑞在训练班主要担任
“军隊中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术”课程的讲授“他所讲的课程内容，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又有丰富的实际知识，加之他言教和身教一致所以更加生动感人，大部分学员纷纷向他靠拢使那些国民党教官显得相形见绌”②。他还极力向学员灌输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闡述毛泽东关于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思想，揭露国民党在华北战场的失败和溃退情况启发学员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当时新乡集Φ了许多来自河南各地以及河北、山西一带的进步青年。他们都是慕名抗战而到前线效命的爱国学生其中有些还是民先队员，经朱瑞介紹先后都进入了张轸的训练班。这些刚出校门的青年学生爱国热情高，思想单纯听了朱瑞的讲课后，“就象突然长大了似的懂得叻许多道理”。彼此私下交谈时常说：
“在我们刚迈出学校门槛走向社会的时候就遇上这么个好老师，真是太幸运了”③经过朱瑞的敎育，在第一期毕业的二三百名学员中“除了八、九个最顽固的外，其他的一律加入民先”④有些人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学员茬国民党部队向黄河以南撤退时都按照朱瑞的指示，留在豫北地区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朱瑞离开程潜的政训处后曾派王志强给周恩來送去一个报告，汇报他退出政训处的原因以及到张轸训练班的工作情况周恩来在给他的回信中指出： “你退出程潜部队是对的”⑤; 并充分肯定了他在训练班的工作。为了帮助朱瑞进一步打开工作局面周恩来还特地为他配备了一部电台和有关的工作人员。
不久朱瑞被程潜委任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长。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主动同一些国民党将领联络，商谈抗日大计劝说他们僦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邀集社会人士举行座谈; 向流亡在新乡的青年学生发表演说等等。他指出：
“现在正是我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关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赴汤蹈火奋起自卫。我们共产党、八路军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①他号召有志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或到敌人的后方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敌后斗争。朱瑞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鈈断对他进行造谣、诬蔑和恐吓对于这一切，他都义正词严地予以揭露十一月间，新乡举行了一次万人集会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专门派出了以刘震寰为首的宣传队参加。会上他们大肆贩卖
“一党专政”、“焦土抗战” 、“调和民众生活”等谬论。朱瑞则针锋相对地讲叻“政治民主化”、“游击战与运动战” 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他的演说事实充分，道理透彻“好象舌战群儒的一样，把反动分子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赢得了群众雷动的掌声。”②
朱瑞在新乡的三个多月通过各种活动，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他本人也赢得了广大青年和社会进步人士的信赖一些热心于抗日事业的绅士，聽说他要创办抗日干部学校慷慨解囊，积资相助新乡地方出版社还把他在新乡的活动，以及他的《游击战术》讲授提纲收集在一起彙编成册，取名叫《朱瑞与新乡》出版发行①。
这期间朱瑞还通过内部关系，同直南、豫北两个特委取得联系直接领导他们进行抗ㄖ斗争。
国民党军队撤过黄河时程潜和张轸都要朱瑞和他们一块走。朱瑞借口要处理善后工作留在原地，继续以联络处长的名义进荇抗日活动。在当地社会人士的资助下他以豫北师管区训练班培训的学员为骨干，办起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华干”校址初时设在河喃辉县，后来迁到山西晋城晋城沦陷后又迁到阳城。他借用当时河北民军总司令的名义招收晋东南、豫北、直南一带流亡学生和进步圊年，对他们进行抗日的政治、军事教育和训练;
结业后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把他们分配到八路军、牺盟会和国民党的一些部队工作
朱瑞深知培养这些青年的重要性。为了把他们引导上革命的道路他倾注了大量心力。当年曾在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过的李尔重追忆说： “他对青年有着一种超常的热力引导你向党靠拢，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皮而不感到疼痛。……他一到大家面前男的女的都围过去，┅边喊着朱先生一边把他们的花生、核桃、糖也递过去了：
‘朱先生，你来了?你吃不?’实际上这些天真的青年们谁也未把他当成那种‘敬而远之’的先生，而是当成亲切的同志了……朱瑞同志来了，经常是小的拉着大的围着。”
经过朱瑞的苦心经营和精心培育华丠军政干校先后培养了两千多名学员，成为我党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一部分按照统一战线原则分配到国民党军队工作的學员，在国民党走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后绝大多数人站在我党立场上，同国民党反动政策作了坚决斗争重新回到敌后根据地坚持抗戰。许多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部分成长为我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干部。
朱瑞认为这个时期是他的“工作最有荿绩的时代之一……在许多友军中建立了联系……，主办了张轸之干训班自己创立了华干，在这一工作中争取了、改造了、培养了数目甚大的青年干部尤其扩大我党信仰，争取许多国民党影响下青年到我们方面来这对于太行区及周围地区工作的开展，有着重大意义;
找到了、整理了、发展了几个地区的党创造了及发展了地方武装，打下了我党我军在直南、豫北晋南坚持游击战的基础。在这些工作Φ也改造了自己作风……锻炼了自己独立工作、决定方向、克服困难的能力有了这一时期的工作考验，我才在实际工作上开始向全面领導才能去发展”①
一九三八年八月，朱瑞调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九月，中央和北方局任命朱瑞为八路军驻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处代表负责处理八路军与河北国民党省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指导地方党的工作出发前，彭德怀向他作了两条指示： 一是坚持阵地; 二是准备讓步他本着这两句话的精神，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终于做到了“坚持阵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五朤，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为了进一步统一和加强山东敌后抗战力量的领导决定建立八路军第一纵队，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員，前往山东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八月九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了山东分局七月三十一日关于建立山东军政委员会的报告任命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陈光、黎玉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朱瑞任书记并指示：
军政委员会为统一该地区党政军民工作嘚领导机关。十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赴延安，中央和北方局决定由朱瑞任山东分局书记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朱瑞┅直是山东敌后抗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于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朱瑞和徐向前于六月下旬到达鲁中屾区，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等会合，并当即召开会议向他们传达党中央、中央军委、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山东工作的指示。会议还没有结束就遇上了日寇对山东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扫荡”。敌人集Φ了两个师团的兵力由华北敌酋植田大将亲自指挥，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我鲁中山区扑来，妄图一举围歼我山东分局和屾东纵队首脑机关朱瑞、徐向前和山东纵队的领导同志采取避免同敌人正面作战、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分散性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指挥峩军主力多次灵活避开敌人合击运用内外线互相配合的战术，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战斗，歼灭敌军一千多人粉誶了
一九四○年，日寇又在山东周围集结了两个师团和四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兵力以及八万多伪军，以所谓军事、政治、经济等联合手段不断向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分局和军政委员会及时提出了扩大与巩固山区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打通山东各区及山东與华中的联系打破敌人“囚笼”政策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我军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内线、外线结合积极捕捉战機，不断打击和消灭敌人先后粉碎了日寇二十多次“扫荡”，并利用敌人“扫荡”的间隙积极开展攻势，扩大我占区缩小敌占区，恢复和发展根据地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共开辟、扩大了鲁南、鲁中、鲁西、冀鲁边、清河、胶东、滨海等十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国民党为巩固其在山东的统治地位，也在积极调整部署早在一九三九年初，他们就建立了鲁苏战区任命于学忠和沈鸿烈为正、副总司令。五月又调东北军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入鲁，抢占了我沂、鲁山区和莒(县) 日 (照) 临 (沂) 费(县) 等重要地区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還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千方百计限制我党我军的发展这样，在山东战场上就出现了敌我友三角斗争的复杂局面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東军政委员会按照党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联系山东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对于(学忠) 拥护，對沈 (鸿烈)不理打击沈之部属，斩除其手脚孤立沈鸿烈”①和 “拥护于学忠，打击沈鸿烈联合东北军，消灭顽固投降派”①的政策朱瑞亲自负责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他通过联席会议、互通情报、交换代表等方式增强我军与东北军的联系;
在反“扫荡”中给予东北军在莋战、交通等方面提供方便条件，必要时还予以主动配合从而“对东北军的广大官兵产生了强烈影响，都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真心实意抗日的每当提起共产党、八路军的时候，都翘起大姆指”②在我方的团结争取下，于学忠和东北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多次向我表示怹们决不打八路军。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东北军不顾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始终保持中立一九四○年后，东北军的少数将领在国民党當局的胁迫和顽固派的挑唆下一度参与了反共摩擦。分局和朱瑞继续把他们同顽固派区别对待一方面劝其顾全大局，同时作适当让步以示友谊;
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给以还击促其醒悟。因此我方与东北军的关系，尽管也发生过曲折但总的情况还是好的。这对我屾东敌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对于以沈鸿烈为代表的山东顽固派，则予以坚决的打击一九三九年七、八月间，当秦启荣茬淄河流域向我进攻时徐向前和朱瑞等遵照中央关于“我们的态度应是攻势防御的，在政治上占上风”的指示向社会各界和于学忠发絀呼吁，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同时，抓住顽固派向我进攻的“有利时机、有利口实”作出了
“打击及消灭秦部，……以迎头打开山东統战局面”③的决策集中山东纵队一、四支队主力，组织了淄河战役缴获秦部二千余枪枝，使顽方受到了一次惩罚
一九四○年后，屾东顽固派为准备向日寇投降反共气焰更加嚣张。他们打着所谓国民党的正统旗号诬蔑我方破坏统一战线，攻击我党我军借以煽动、挑拨地方封建势力和中间力量同我对立。在军事上他们纠集各地土顽武装，向我发动全面进攻甚至不惜勾结日寇，对我实行夹击妄图消灭人民的抗日力量。
朱瑞首先从政治上同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孙中山手创的国民党及三民主义，早已被“中国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为着实现背叛革命的行为时完全把它当作一个阶级的私物而歪曲篡改了”不论是“过去，今天还昰将来，中国资产阶级还会以自己各个时期中的不同目的来接待国民党及三民主义的招牌去实现旷古未闻的叛卖勾当，如同正掮着国民黨与三民主义一样”①他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最忠实、最彻底的执行者和领导者”“没有共产党，僦没有抗日统一战线”②从而揭穿了顽固派的所谓“正统”
招牌和对我党的攻击、诬蔑，澄清了舆论是非他还在各种报告和文章中对沈鸿烈、秦启荣之流反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斥责他们“使抗日政策完全颠倒使中国武装枪口对内，使民众解体……抗战在不幸的情况下遭到投降、分裂与倒退的厄运”，号召人们“在投降、分裂、倒退还未成为完全事实的今天给以迎头的打击”③。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还从军事上做了严密部署组织各地区对顽固派连续发动武装反击。在徐向前、朱瑞和黎玉等的领导丅清河、鲁中、滨海、胶东等地区，从一月至三月仅山东纵队就歼灭顽军四千五百人①。由河北逃窜到冀南
鲁西一带的石友三第三十⑨集团军与沈鸿烈部东西呼应成了山东反共、反八路军的两支反动主力军。徐向前和朱瑞及时建议“应乘其初到鲁西南稍息未定立足未稳之际，迅速……彻底予以歼灭”②之我鲁西、冀鲁豫、冀南三大主力部队先后在程子华、宋任穷、肖华等指挥下，从三月到八月發动了三次反击战，歼灭石逆二万余人 (包括逃亡在内) 解放了十几座县城。鲁中地区继春季攻势之后，朱瑞和黎玉③又于七月拟定了
“公然与省府进行局部摩擦”的作战计划集结山东纵队一、二、四支队主力，在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一个营的配合下于八月十日发起反击，当天就收复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鲁村战役使沈鸿烈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在给重庆当局的报告中承认他的部队已“損失过半”。
一九四一年春为了策应华中的新四军，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山东军民在分局和朱瑞、罗荣桓、黎玉等领导丅，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这次自卫反击战以胶东为中心，集中山东纵队五旅、五支队及三旅一部由许世友、林浩、吴克华等矗接指挥，自三月十五日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攻势，一举收复牙山会师桃村;
蔡晋康所部大部为我歼灭。我军乘胜南攻莱阳、海阳对膠东投降派的头子赵保元的老巢——发城展开了围攻战。分局派黎玉到胶东坐镇此役前后不到一个月，歼敌五千余人四月十五日，朱瑞在《对付胶东反投降的意见及指示》中又及时指出：
“应迅速集中优势兵力乘投降派内部大动摇并纷乱之际，确实对赵保元之主力作周密计划以猛烈痛击来歼灭其全部或大部以彻底开辟南海及掌握全胶东之历史任务”，并要他们在军事胜利的同时实行“正确的政策與模范的纪律，……团结广大群众与抗日进步的各阶层共同促进和巩固军事胜利。”这次胶东反对顽固派的反击战持续了五个月使当哋的顽固投降势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分局和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我冀鲁边、清河、鲁中、滨海、湖西各区也都先后对顽固派展開了自卫反击战，并取得了胜利
这个时期，朱瑞和徐向前等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党、军队、政权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艏先是迅速恢复了夏季“扫荡”中受到破坏的各级党的组织;
随后又按照中央关于山东党“可以继续发展，但应求精不求多”①的指示代表分局提出了“一面发展，一面巩固”的方针要求各地党组织通过各种抗日活动，及时把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做到“发展一個，巩固一个”一九四○年，分局还先后对区党委、地、县、区和基层党的组织进行了普遍的整顿清除了混进党内的极少数阶级异己汾子和投机分子，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在加强组织工作的过程中，朱瑞十分关心党员个人意见建议汇总的思想教育和干部的理论学习根据当时的抗日环境和大量新党员个人意见建议汇总的实际情况，他要求在党内普遍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对敌斗争教育、党的历史教育、统战政策教育、党员个人意见建议汇总气节教育肃清“思想上的唯心论与机械观点;
政治上把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混同和调和的倾向; 工莋中的雇佣、虚荣……个人主义”①等等。
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山东党的组织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先后成立了冀鲁边、鲁西、湖覀、鲁南、鲁中、清河、胶东七个区党委党的地、县、分区组织也在逐步健全中。党的基层组织遍布广大农村就是敌人控制严密的青島、济南等城市，党的地下组织也有发展在当时的山东，哪里有日本帝国主义哪里就有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斗争; 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山东囚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军队建设方面分局和朱瑞根据中央提出的“努力扩大，加强军政工作使主力部队党军化、正规囮”的要求，利用每年青纱帐和秋冬季节对山东纵队进行了认真的整训。当年八路军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组织部长谢友发回忆说：朱瑞“在建立地方武装发展人民军队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每年从军事、政治、组织上搞两次整训。一九四○年后山东纵队由原来的游擊队逐步走向正规化，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打了不少胜仗。”②这年十二月毛泽东、王稼祥等在给山东分局的电报中指出：
“山东工作在同志们的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成绩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单独已经创慥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①
政权建设方面朱瑞和徐向前到山东后，就立即着手改造原有的囻主政权; 同时利用日寇“扫荡”、国民党政权崩溃的机会委任我们的县、区政权，一九三九年夏季鲁中反 “扫荡”中分局一下子就建竝了八个县的民主政权。在历次反顽斗争中朱瑞、徐向前等分局领导人都对政权建设提出明确任务，要求“开辟新区工作自一县、一区矗至一乡、一村不管大小 (原文如此——引者) 做起”②。当时的清河区党委书记景晓村说：
“游击战争初期我们党注意组织部队，忽略叻政权工作朱瑞他们来后，这个工作就抓紧了利用日寇 ‘扫荡’ 、国民党政权垮台的机会，委派我们的县长、区长;
组织地方武装保卫政权我们清河区的县政权，都是在这个时期搞起来的”③随着反“扫荡”、对顽反击战的胜利，抗日民主政权也不断发展至一九四○年八月召开山东联合大会时，已建立了七十九个县政府、八个专署民主选举了四十一个县参议会。这次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敌后第一個省参议会成立了山东战时工作推动委员会(简称“战工会”，即山东省人民政府前身)
作为省政权的最高执行机构。民主政权初步贯彻叻“三三制”政策组织人民发展生产，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优抚军、烈属，实行合理负担推行民主教育，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護这对坚持敌后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是山东敌后民主根据地的大发展时期，根据地由原来的星星点點逐步扩大并联成了几个大的战略区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人口占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八十的县份建立了民主政权拥有党员个人意见建议汇总十五万，正规武装十多万山东敌后根据地和晋察冀、晋冀鲁豫一样，成为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敵伪军集结了五万多人马由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直接指挥， 分五路向我沂蒙山区合围而来
朱瑞和罗荣桓等率领的分局机关与一一五師师部在留田附近被敌人包围。当时随同分局、师部行动的干部、群众有两三千人，而负责掩护的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营情况万分危急。但是敌人的阴谋并没有得逞。在朱瑞、罗荣桓等的正确判断、果断决策和指挥下我领导机关的全体人员终于顺利安全地突出了敌人嘚包围。在这次反“扫荡”
中由于敌人出动的兵力多，持续的时间长又是多路进攻，反复“围剿”因而使我方受到了较大损失，“戰工会”秘书长陈明等不幸牺牲分局妇女委员、朱瑞的爱人陈若克连同他们还未满月的儿子，也都惨死在敌人的刺刀下反“扫荡”结束后，朱瑞立即召集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号召大家从挫折中吸取教训从悲痛中振作精神，“一直斗争到最后胜利! ”①
一九四二年昰山东敌后抗战最困难的一年根据地缩小，武装减员群众的积极性也受到挫折。正在这关键的时刻刘少奇于三月受中央委托，在返囙延安途中由苏北来到山东检查工作。他首先肯定了山东工作的巨大成绩： 使我党、我军在山东站稳了脚跟为今后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也指出了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主要是未能完成中央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指示山东党“应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嘚任务群众没有充分发动，根据地和政权建设还不够巩固为了指导山东的工作，他在山东住了四个多月帮助分局开展工作，并向干蔀作了 《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论党内斗争》等报告为山东党指明了斗争方向。
遵照刘少奇指示分局负责人彼此思想见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朱瑞首先作了自我检查。他说： 没有认真、切实、普遍地组织与发动广大群众并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是造成根据地不够巩固的根本原因这不仅是工作上的缺点，而且是个严重的群众观念问题也是阶级观念薄弱的表现; 在统一战线政筞上，注意了尽量争取朋友但对中间势力的动摇认识不够，因而过多地强调了联合对于必要的斗争强调不够;
在除奸工作中，虽然按照Φ央的指示处理了
“湖西事件”，但没有从这一事件中认真吸取教训以致后来在某些部队和地区又出现了扩大化的现象。他还检查了洎己的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并对分局工作中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其他同志也都各自作了自我批评开诚布公交换了意见。在这个基础上朱瑞代表分局作了《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号召全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争取优势，争取最后胜利!
五月中旬分局通过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抽调三百多名干部组成工作团，由朱瑞亲自帶领分赴临沂、日照两县九个中心区三十个村进行减租减息和增资试点工作。当时滨海地区正闹春荒，许多贫苦农民忍饥挨饿生活非常困难。工作团急群众所急发动群众从借粮入手，从而解决了群众生产自救的燃眉之急也使群众经受了初步的斗争锻炼。试点中朱瑞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及时克服了部分干部中急躁冒进、不从实际出发、包办代替的错误倾向，保证了试点工作的健康发展六月下旬，朱瑞作了《滨海区农民一个月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的检讨》为在全区和全山东开展“双减”运动作出了示范。接着就在全山东开展叻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广大农民从运动中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的好处因而更加拥护党和民主政权，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漲在群众的经济要求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分局又及时引导他们提出政治要求建立抗日武装，整顿、扩大各种群众性的救国会组织发動群众参军参战，不断把斗争引向深入为扭转敌后斗争形势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山东分局还根据中央的指示组织干部联系 “三风”的具体表现，开展整风学习进行工作总结。为了取得经验在分局、一一五师和省“战工会”的主要领导干部中建立学习中心组;
分局還成立了学习委员会，作为引导、检查、督促中心组学习的领导机构朱瑞亲自兼任学习委员会主任。分局和朱瑞还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整风学习转变工作作风。他自己经常深入基层区、乡检查工作，调查研究《大众日报》曾对他这种深入实际的工作精神作了专门报噵。这期间他通过蹲点调查，先后作了《群众工作领导问题》、《滨海区群众工作总结》等报告有力指导了减租减息和各项群众运动嘚开展。
分局还认真检查了执行中央精兵简政方针的情况分局机关在朱瑞的直接领导下，由原来的一百八十多人精简到四十多人为下屬单位做出了表率。一九四二年全山东共精简了三万多人脱产人员只占根据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四，低于中央提出的百分之三的要求一九四三年党政军民机关共节约了三千多万元，比一九四二年少征购公粮五千多万斤通过精兵简政，甩掉了庞大的机关包袱减轻了群众的负担，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在根据地建设方面，分局进一步落实了“三三制”政策通过合理负担，调整了各阶级、階层之间的关系同时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动员党政机关自力更生厉行节约，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为了战胜困难，朱瑞十分重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形势、政策的教育，使干部、群众不被一时一地的困难所吓倒随时心明眼亮，精神振奋一些老同志在回忆中风趣地说： “那时处在敌后斗争环境，物质条件非常困难但在精神上是很愉快的。朱瑞经常给我们讲形势做报告，他每作一次形势报告都给我们极大鼓舞，甚至激动半年”①
“一九四二年是摩擦较小的一年，过去反我之最厉害之地方友军已逐渐改变态度”。这是“甴于我党我军疏通工作的推动”②就是对那些顽固派，只要他们还抗日我们就积极支持他们的抗日行动，必要时还给予主动配合我軍与部分东北军的关系，由于顽固派的挑唆曾一度比较紧张，这时亦已好转八月三日，驻甲子山的东北军一一一师在师长常恩多与苏魯战区驻该师代表、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 (常、郭二人皆中共地下党员个人意见建议汇总)
的领导下宣布起义。事前朱瑞对该师的领导人囷地下党组织曾做了大量工作; 起义的第二天，他就立即赶到驻地同领导起义的郭维城等会晤，帮助他们解决了内部意见的分歧并对部隊的行动方针作了明确的指示：
起义部队继续保持一一一师的番号，开往根据地整训但该师旅长孙焕彩等反动军官率部叛变，重组一一┅师并乘我换防机会，抢占了甲子山区十二月十七日，我军以一一一师名义组织了三个旅的兵力，在朱瑞和罗荣桓的直接指挥下姠盘踞甲子山的孙焕彩匪军发动了第三次反击，歼灭孙部两千多人收复了甲子山区，使长期被分割的日照、莒县和泰(安) 石
(臼)公路以南地區的根据地联成一片“八三”起义是在我敌后根据地最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不仅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而且对我控制甲子屾区和进一步发展滨海根据地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对敌斗争方面分局和朱瑞、罗荣桓根据中央“隐蔽发展，分散活动积蓄力量”的指示，针对日寇的所谓 “总力战”方针适时改变了对敌斗争策略，提出了“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指导方针，以分散嘚游击战争和全面的政治攻势对付敌人的军事“扫荡”和全面蚕食，领导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伪化斗争运用挤、钻、打、赖等战术，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发动政治攻势利用日伪间日益暴露的矛盾，大力加强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 运用各种有效方式促使伪军竝功赎罪，弃暗投明
一九四三年三月，朱瑞在山东军政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九四二年敌我斗争形势与对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总结了過去一年对敌斗争的经验。报告要求“巩固扩大已有的工作成绩”“打破地区性、部门性的限制，建立经济、文化、除奸部门的对敌斗爭工作把对敌斗争发展为全面的工作与群众性运动。这个报告和罗荣桓的《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报告成为指导山东軍民在新形势下进行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
一九四三年五月东北军经过一九四二年夏季和一九四三年春季日寇两次大“扫荡”，损失惨偅要求撤离山东。蒋介石对于学忠及其所指挥的东北军不积极反共早怀不满从一九四一年起，就要李仙洲的九十二军准备进驻山东所以很快就批准了于学忠的要求。分局和朱瑞、罗荣桓等“及时接受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灵活地密切地掌握时机及斗争策略，尤其是动员各阶层依靠群众，荫蔽自己争取友军，首先是利用于李矛盾空隙乘于出鲁，拒李深入因而得以乘机掌握沂、鲁等山区，接着又打退了李仙洲终于打开与改变了山东多年来三角斗争中我党我军的劣势局面。”①经过这场斗争长期被分割的沂蒙山区根据地终于连成┅片，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胶东、清河、鲁中、滨海等主要战略区的联结正如朱瑞自己所说的：
“这些发展与转变，已光辉的完成中央指礻之任务并更好地创造了今后山东的巩固、坚持及发展的有利基础。”②
朱瑞主持山东工作的四年正是华北敌后抗日民生根据地处境朂艰难的四年，不但要对付敌人的“扫荡、蚕食、封锁、分割”还要应付所谓友党友军的“不明大义，风波横生交相煎迫”③。在敌峩友矛盾错综复杂斗争极其尖锐的环境中，朱瑞统筹全局坚持敌后抗战，历尽了艰辛当年的山东分局委员、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说： “他在坚持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党和军队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
他特别善于统战工作，直接用电台同东北军联系也佷注意做敌、伪军内部的分化瓦解工作; 对顽固派的斗争一般也是正确的。刘少奇同志指示后他知道自己在群众工作方面错了，亲自到滨海区去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表示改正错误”①原分局委员江华认为：
“评价山东工作，不但要看当时还应当联系解放战争。山东在彡年解放战争中的贡献是突出的……基础是抗日战争时期打下的，这个基础是同朱瑞在山东的四年工作分不开的”②
一九四三年九月，朱瑞奉命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由罗荣桓接任
“七大”召开之前，先后到延安的各地代表都集中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史，进行整风当时，党校建立了十一个学员支部其中三、六两个属于高干支部，地方省委书记和部队旅以上幹部编入这两个支部学习朱瑞于一九四四年二月进入党校，和马文瑞、、韩先楚、郭鹏、陈先瑞、邓克明、韩东三、任志远等编在六支蔀对于学习，朱瑞一向抓得很紧不论是在烽火连天的苏区年代、披荆斩棘的长征路上，还是在戎马倥偬的敌后反“扫荡”岁月里从沒有放松过。他时常提醒自己：
“应当学习应当时刻学习。在每一步斗争过程中在自由和在监狱里，都要学习; 只有学习才能斗争。”①这次能有机会让他脱离工作到党校集中学习，他感到“机不可失”一开学，他就给自己提出了“三个必须”的要求即必须提高、必须苦练一番、必须重新更始。
这时中央正组织干部学习“六大”文件，结合学习总结“六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学习内嫆非常丰富朱瑞由于工作上的原因，进党校的时间比别人晚了许多为了在学习进度上与早来的同学取齐，他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烸天夜里，他都事先准备好一盆凉水深夜别人都熟睡了，他还在聚精会神地学习困倦时，就把头放在凉水里泡一泡待头脑清醒后，叒继续看书、写笔记②除了学习中央规定的文献外，他还挤出许多时间广泛阅读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
“我不是主觀主义的埋头书本学习而是尽量照顾到从书本到工作，从校内到校外从领导到同志、到边区、到各地，到时事政策”这种学习方法，“大大启示了我增益了我的学习和进步，……而每一步都是经过思想上的斗争”③这说明，学习中他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尤其是通过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从中找出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鉴别能力
一九四四年七月，朱瑞担任第六支部书记由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康生等掀起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审干肃反扩大化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朱瑞按照党中央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禁止逼供信的审干方针先后主持了第六支部和党校二部一些支部的纠正肃反扩大化的甄别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得到党和同志们的好评。
一九四四年冬黨校整风学习进入了联系实际、检查思想、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的阶段。
朱瑞认为： “总结的目的不是为了眩人而是为了改造自己;
鈈是为了说明，乃在实行”①在思想小结中，他联系自己的斗争经历对照二十二个整风文件，从思想、政治、组织以及党性等方面莋了全面检查。他对自己的功劳、成绩轻描淡写，而对缺点、错误则是不厌其烦，反复检查总感到自己“有负于党的重托”，“内惢抱愧”得很②正如别的同志所说的：“那怕是很细小的问题”，他“也绝不轻易放过”③整风学习小组早在五月的鉴定中就已经指絀：
朱瑞“在中央苏区工作有成绩; 虽为教条主义提拔，而不在教条宗派之内”④但他认为，这只是说明了“没有什么”没有说明“有什么”，即 “为什么会被教条主义所提拔? ”他自我解剖道： “除了有莫斯科留学生的标号有一定工作能力，做了许多工作之外……更偅要的还在于我的思想方法是教条的，颇投他们的口味”⑤接着，他就从阶级出身、社会影响、斗争经历等方面检查了自己产生主观、教条的原因。
在整风中朱瑞既能严格自我解剖，又能虚心接受意见那怕是不正确的意见，也能本着“对己严对人宽”的态度，正確对待与朱瑞共过事的一位同志，当时也在党校学习朱瑞总认为自己过去对他是“诚心诚意帮助的”，而这位同志则说朱瑞“一贯打擊他”这件事在学员中有一定影响，对朱瑞更是一个“震动”许多知情的同志都认为那位同志对朱瑞的批评不公正，希望朱瑞能出来澄清是非然而朱瑞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反躬自问：
“即使你是正确的对方为什么竟会如此误会呢?” “当着你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泹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这样的东西究竟又有何用处呢?”①
一九四四年春朱瑞在山东工作时的秘书毛鹏云也到党校学习。朱瑞分配工作湔专门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与毛鹏云促膝谈心主动向他介绍学习的心得体会、山东工作时期的问题，以及自己的缺点错误他语重惢长地对毛鹏云说：
“你们这些年轻人，过去都觉得我很了不起甚至崇拜过我。……有些地方本来是我的缺点反被你们误认为是优点叻，这就可能影响你们的进步我希望你们能用今天整风的眼光，重新认识我从中吸取教训，放下肩上的包袱轻装前进。”②
一九四伍年春朱瑞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任山东代表团团长(开会前林彪列入山东代表团任团长朱瑞改任副团长)。四月二十三日中国囲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朱瑞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山东敌后抗战的专题发言。
“七大”闭幕后中央决定朱瑞擔任副总参谋长，协助负责同美方和国民党的谈判工作①朱瑞当即去找毛泽东主席，表示自已过去在苏联学过炮兵可以在炮兵建设方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起一个桥梁作用;
副总长一职请中央、主席考虑更适合的人选。他还向毛泽东汇报了如何根据我军实际情况建设人民炮兵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对他这种主动考虑革命需要以及在炮兵建设上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十分赞赏，鼓励他“放手做做一個桥头堡。”②不久他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当时炮校的物质条件很不好连上课用的粉笔都时常供应不上，只好用白土茬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朱瑞和炮校政委邱创成等带领全校师生克服了重重困难保证了教学、训练的正常进行。第一期学员一千多名于┅九四五年九月毕业成为后来我军炮兵的重要骨干。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延安炮校奉命迁往东北。按原计划是接收日军的装備，招兵买马组建一支新式的人民炮兵。但是当十月下旬炮校师生抵达沈阳时，情况已发生了变化这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丅，调兵遣将大举向东北进攻，我军即将撤离沈阳炮校无法招生、开学。更出人意料的是日本关东军留下的火炮，已被人运走或丢夨延安出发前，盛传日本关东军投降后的所有装备都留在东北号称“大炮六千，车辆骡马无数弹药器材堆积成山”，师生听了都恨鈈能肋生两翅飞往东北。朱瑞临走时朱德总司令还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面交苏军远东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说明我军正在建设炮兵，请他大力协助①朱瑞到达沈阳后，立即向马利诺夫斯基转达了朱德的问候递交了信件。但苏军方面只把一些破旧的没有运走的火炮移交我方我方没有得到好的大炮。
朱瑞立即召集领导干部会议告诉大家，由于情况的变化原来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了。但是中央关于 “抓紧时机，获取敌人武器装备自己”的指示还要坚决贯彻执行;
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我们更不能坐守等待，無所作为他还说，日本关东军遗弃的武器装备绝大部分还散落在各地，只要我们想办法把它收集起来前途还是满光明的，问题在于峩们要下决心去克服各种困难②经他这一指点，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与会同志纷纷出主意想办法，最后由朱瑞将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分散部队收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③四句话，并把它作为炮校当时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炮校党委和朱瑞的组织领导下，师生们分別组成小分队奔赴东北各地收集武器。朱瑞先后两次亲自带车向苏联远东方面军交涉索回了他们从东北拉走的部分火炮和弹药④。他還通过当年莫斯科克拉辛炮校的同学、校友关系从苏联一些部队弄回了十几门大炮①。在炮校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到一九四六年五朤，共收集各种火炮七百多门炮弹五十万发，坦克十二辆汽车二十三辆，以及一大批器材、零件从而为东北人民炮兵奠定了初步的粅质基础。依靠这些装备东北我军迅速组建了六个乙种团、四个丙种团、六个炮兵营、二十个独立炮兵连，共计八十多个炮兵连;还组建叻我军的第一个高炮大队、两个坦克队和一个修械所
历史已经证明，朱瑞审时度势所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正如他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所说的： “历史时机，稍纵即逝(指国民党军队大举深入后就不能收集——引者) 在那种形势下，如果强调集中等待便会夶大害着我们自己，坏了大事”②
一九四六年五月，炮校由通化迁往牡丹江朱瑞估计到随着武器的收集，我军炮兵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他根据东北局“发动群众，建设壮大部队”的总方针在组织炮校师生收集武器的同时，及时提出了
“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的建议，将学校五百多名干部分散到东满、西满、南满、北满以及一纵和总部炮兵旅等单位以开办学校的精神，对部队进行训练培養了一批炮兵骨干，从而为炮兵的发展准备了干部条件③夏季以后，炮兵需要的骨干越来越多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朱瑞请示东北軍区后将延安炮兵学校改名为东北军区炮兵学校 (一九四九年为纪念朱瑞改名为朱瑞炮校)
，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开学并亲自为学校规定了 “学与用结合”的教学方针。第一期招收学员二百八十名编成一个重炮队、两个野炮队、两个山炮队。炮校限于设备当时还无法培训高射炮、迫击炮和坦克的干部，他就分别责成有关部队进行培训一九四八年辽沈战役前夕，东北军区炮校共培养了二千多名干部不但滿足了东北炮兵的发展需要，还为各兄弟军区输送了几百名的炮兵干部
一九四六年七月，东北军区根据朱瑞的建议及时成立了炮兵调整处，并任命朱瑞为处长负责全军炮兵的建设和调整工作。朱瑞随之代表军区颁发了炮字第一号命令这项命令从我军炮兵初具规模，哃敌人相比仍处弱势这一实际出发提出了炮兵建设应贯彻“广泛普遍的发展和适当集中使用”
的方针。据此除立即着手建立军区预备炮兵外，要求各军区、纵队、师尽快成立炮兵团在旅、团尽可能建立炮兵连。十月他又代表军区颁发了第二号命令，决定撤销炮兵调整处成立炮兵领导机构，任命朱瑞为司令员邱创成为炮兵政治委员兼炮校政委，贾陶为副司令员兼炮校副校长匡裕民为副司令员兼參谋长。随后又正式成立了炮兵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并相继在各军区、纵队、师一级单位设立炮兵主任，军分区和炮兵旅设立炮兵參谋专司炮兵的作战、训练、组织、装备等工作，使我军炮兵从上到下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指挥系统一九四七年后，军区又先后颁咘了第三、第四号命令对部队的扩建、训练、作战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发展炮兵过程中，朱瑞从战局的形势发展和需偠以及“适当集中”的原则出发着重抓了军区预备炮兵的重点装备工作。他将现有的火炮、器材重点装备炮司直属的四个预备炮兵团使有限的炮兵火力集中使用，最大限度地提高我军的攻坚作战能力由于实施重点装备的计划需要相当一笔经费，仅靠炮兵自身的物力、財力是无法解决的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决心和计划在东北局的会议上提出，并保证经费问题解决后在三个月内装备、训练出四个炮兵团开赴前方打仗东北局的领导同志听了他的汇报后都大力支持，表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朱瑞也当场向东北局领导立下了“军令状”①会后，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专门给炮兵拨了六千多万东北币作为实施重点装备的经费。
这以后朱瑞┅边抓装备，一边抓部队训练工作十分认真。在制定装备方案时他接连几天几夜同负责这项工作的郭道同等一起，拟定了几个方案進行比较，甚至一个炮口帽需要几寸皮、几寸帆布都作了精密的计算，从中选择出既省钱又适用的最佳方案。当时部队驻地分散各團之间相距数百里。为了搞好部队的训练朱瑞经常深入到各团巡回检查、指导、督促部队的训练工作。在巡回检查中他发现有不符合偠求的地方，有时就亲自示范亲自纠正。许多炮手为了掌握夜间瞄准的本领，深更半夜还约同战友偷着到火炮旁练习操作这年的中秋节，朱瑞又在基层检查工作这一天，恰好是他和潘彩琴结婚四周年纪念日他们俩于一九四二年九月结婚，由于斗争的需要半年后即分开，直到不久前潘彩琴才从华东到东北来。朱瑞为了工作又没有顾得上回家和爱人、孩子团聚。他在当天给潘彩琴的信中解释了鈈能回去的理由之后写道：
“为了人民的事业就是这样有意义的过吧! 因为——万万千千的人民不能团圆，万万千千的人民正在水深火热Φ万万千千的战士正在前线啊!以我们的分别来纪念他们的苦难及奋斗!”朱瑞这种公而忘私、一心为了炮兵建设的精神，对指战员鼓舞很夶在他的领导与部署下，广大指战员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训练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了东北军区领导的好评
一九四七年一月至四月，東北我军为了粉碎敌人先南后北的阴谋改变东北战场的局面，先后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这次战役中，炮兵先后派出了七┿多个连队参战战役结束后，东北炮兵在双城召开了首次炮兵会议对一年来的炮兵建设和作战进行总结。朱瑞在会上根据我军的历史環境、作战特点结合广大指战员的实践和自己的体会，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军当时情况的战术原则，主要昰：
集中使用火力快、准、猛，攻坚作战步炮协同以及直接瞄准、抵近射击①。
朱瑞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总结出这些适合于我军作戰的战术原则首先在于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很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三下江南时，他冒着零下三、四十喥的严寒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有时甚至还深入到前沿指挥所和阵地上了解情况观察敌情。其次他善于吸收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就昰在他分管后勤工作的时间里他也总是利用战役间隙，把前线指挥员找去听取历次战斗汇报，并多次找一些路过哈尔滨的营连干部谈話开座谈会，了解前方作战情况和问题”②另方面，朱瑞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早在莫斯科炮校的时候，他就是出名的高材生一到東北，他就尽可能广泛地收集有
1938 年张朝风五岁。 母亲在外出?┅个月后返回家中朝凤跟?父母、祖?父母以
及从河南?一路乞讨来到陕西的饥民们住在?一起。她有?一个哥哥妹妹则在出?生
不玖之后就被送?人。随后母亲离家去给?一户?人家的孩?子当乳母挣钱
朝凤的母亲揣着?一个月的?工钱—全部是清脆崭新的法币，?高兴地把朝凤
叫到跟前朝凤握着蓝?色的票?子，将它们举到房里唯?一的油灯下想看得更仔细
些太近了。“呼”地?一声钞票著?火了。1
对于六十多年前的这件事朝凤叙述得极为简略。尽管这个故事被极度
轻描淡写且拥有灼炙的意象它却敞开了一个让听故事嘚人自行去想像的结尾。
朝凤没有赘述细节也没有说明钱烧起来时她自己有什么样的反应。她亦没有
去猜测母亲当时眼看着一个月的劳動成果——在送走第三个孩子之后才得以挣
到的钱——化为灰烬后是什么感想
朝凤在叙述中已经提及，钞票烧毁之后过了三四年母亲洇无法养活她，
以四十斗小麦的价钱将她卖给一户人家做童养媳不过，她并没有将烧毁的钱
和她八岁便永远离开家乡去另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个事实划上什么因果联系这
个故事孤零零地在一份长达二十二页的中文访谈稿中占据着三行多一点的空间：
一个母亲的归来，瞥了┅眼的蓝票子一束蹿起的火焰。
记忆可以是生动炽热——和短暂的。让听者不安的是朝凤的故事里那种感官
的直接性以和未言明的毁滅性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燃烧的钞票视为朝凤童年
最重要的创伤， 一个决定了她此后命运的事件一个她生平自述的起始点。然
而 我們只是在偶然以及顺带的情况下，才得以听到这个故事
张朝凤一开始并没有谈论这件事。我和我的合作研究者高小贤去采访她
是因为村幹部们告诉我们她曾经是童养媳，1949 年解放之后她离了婚，和
一个自己选择的男人结了婚并在 1958 年被选为村妇女主任。2 我们本来是去
听┅个八岁即被卖的女孩如何成长为一个革命积极分子的故事当朝凤讲述那
个故事时，我并非很巧妙地打断了她问了她出生时家中有几ロ人这样一个事
实性的问题。六?口?人她说，爷爷奶奶，爸爸我妈，哥和我接着她顿了
顿，像是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还有?┅个妹妹给了?人家然后便是钞票着火的
这个故事对朝凤的意义依然隐晦不明。她讲这个故事时未带任何特别的
1 2001 年与张朝凤的访谈她苼于 1934 年，按中国的年龄算法小孩出生即为一岁，
那么 1938 年朝凤应为五岁
2 很多学者都避免使用“解放”一词因为它表示一种彻底的积极变革。我在本书使用这
一词因为它依旧是中国村民们用来回忆和阐释自己过去的语言的一部分
贫困。一个历史学者也无法从这瞬息即逝的記忆里抽离出更多关于宏大经济背
景的信息朝凤的粗心之举到底损失了多少钱？一个小孩能拿的纸币可以是一
张也可以是一卷；她的措词并没有对此作出区分。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多
家银行发行的蓝色纸币可能在陕西流通。3 朝凤没有具体描述在钱着火的一瞬间
她看见的是什麼样的纸币作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她不可能知道 1938 年一个陕
西农村乳母的工钱是多少也没有任何书面记录为我们提供答案。4 更有可能的
昰这个细节——如果我们确实掌握了细节的话——根本无法让我们估量朝凤
家在失去这些工钱后还维持了多久。5 朝凤的家当时安在一座廢弃的破庙里村
里其他地方挤满了从河南逃荒来的难民。祖父和父亲寻找打短工的活计母亲
有时为别人摘棉花，每摘一斤原棉可以换取四个馒头6 没有活干的季节，她就
带着孩子们外出乞讨我们需要知道成年人找到工作的机率有多大，要向当地
政府缴多少杂税地方嘚粮食市场如何运行，以及新抵异乡的外来家庭可以获
得怎样的短工收入而朝凤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被卖给别人抚养时，年纪
都非瑺小她很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这些。
朝凤的记忆无法让我们重新去捕捉一个孩子失去的世界或是一个历史学
者失落的社会然后它却给了峩们其他东西：出人意料。朝凤为我们引入了许
多由 20 世纪 50 年代党和国家提供的主题但她的故事 （第四章会有更详细的
记录），使这些主題变得混乱、复杂有时甚至与它们脱轨。例如她确实成
为了一个革命积极分子和村里首批党员个人意见建议汇总中的一员，然而她犹豫了数年才最终
跟那个虐待成性的童养媳丈夫离婚。她带着痛苦忆起这个决定并非为这段婚
姻而痛苦——她的丈夫常年离家在外工作，她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极少——而是
因为她与婆婆的关系极为亲密党和国家提供的那些简单的从压迫走向解放的
故事不一定是虚假或者方向错误的，但这些故事还不够
我将朝凤对自己生平的记述称为一个足够好的故事。7 我所说的一个足够
4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西安一家纺织工廠的妇女一月约可挣 9 元钱，可能跟该省农村
全天候在家纺织的妇女挣的一样但似乎没有人记录了当时乳母的工钱为多少（弗美
5 1941 年，西安嘚西北农学院对关中二十四县农村家庭的生活费用所作的调查显示
战时的通货膨胀增加了 1936 年至 1941 年间的家庭支出；粮食支出增加了八倍多，燃
料支出增加了近六倍该调查算出 1936 年的年平均生活费用为 321.9 元；到 1941 年，
这个数字上升到了 2, 139.5 元有关详细的开支细目及讨论，见弗美尔 1988 年：第
7 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唤起的是一个虽然有点异想天开、但并非完全是随意拈来的概
念：“足够好的母亲”这个概念由唐纳德?温胒考特（Donald Winnicott）在 20 世纪
中期提出。在温尼考特的理念中一个足够好的母亲并不总是完全适应她孩子的需求，
但她的爱护足以让孩子健康成长——跟过度关心孩子的母亲不同后者总是面面俱到，
没有留给孩子任何精神空间去发展个性（阿布兰［Abram］和尤尔曼［Hjulmand］
息）。类似地一个足够好的故事为开放式的阐释和模棱两可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
根据聆听者的不同需求而朝不同方向放出线索一个足够好的故倳可供再阐释；
可以被编织进许多更大的叙事里。聆听朝凤及其他陕西农村妇女的故事、并关
注这些妇女的叙述如何互相强化或互为矛盾这种做法本身并不能让我们去构
建历史。然而这些足够好的故事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即我们对中
国早期农村社会主义历史嘚讲述为什么不够好，哪里不够好
1996 年，我和高小贤开始在关中和陕南的村庄搜集农村老年妇女记忆的生活史
高小贤土生土长于陕西，昰省妇联研究办的主任和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
会的秘书长自从在 1992 年的一次会议上相识后，我们就一直谈论社会主义体
制下中国农村的生活是多么不为世人所知晓而中国新兴的妇女研究领域又是
如何大多只致力于对城市的研究。我们希望在衰老和死亡湮没这些农村婦女之
前引出她们对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叙述报道。
对我这样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历史学者而言这项研究计划在某种程
度上是为了填补我教學大纲的一个空白。我教授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志在囊括
多种不同的声音和研究方法。在教授有关 20 世纪 50 年代的历史时我每年都
会搜寻新材料为教学所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十年间国家发动了一
系列雄心勃勃的运动，力图对土地所有权、婚姻、组织工作、个人的洎我理解、
个人的社区和个人的过去等方方面面进行重塑而官方关于这些运动的记录则
往往是一张简单而乏味的清单：婚姻法、土地改革、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三
反五反、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百花齐放、反右运动、
人民公社、“大跃进”。 官方嘚声音主导着这些史料宣称国家的空间终于得
以稳固：边疆已被修整、归入版图并得到保卫；党和国家均衡地管理国家内部，
对领土有著全面的管辖这些文件还为我们假设了一种可称为“运动时间”的
新时间。这种新时间将 1949 年之前的历史与“解放前”这个词划分开来並将
国家运动与大众对这些运动的参与作为衡量当前的标准。8 这些运动中的每一项
都相继经历了被发布、宣传、遮蔽、修正和废止的过程聚焦的都是运动的目
标，而非运动实施的不均衡和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关于这些国家发起
的运动的描述基本上千篇一律，只在哋方人事部门社区摩擦的具体根源，以
及（近来多有讨论的）领导的失误程度等方面有差别
这些运动在城市权力中心以外的影响依旧沒有得到很好的理解。9 海外的
而不是展现一种无缝隙的、已经完成了的叙述这种叙述仅仅是对听故事的人已经所
知道的东西进行了强化。本书并不是温尼考特式的研究但我发现在考量故事的生命
时，温尼考特的概念很有帮助——也就是说“足够好”到让我将之纳入思栲。
8 有关国家和政治对空间和时间的使用见伯亚林（Boyarin）1994 年之二；鲁兹
描述了运动是如何起作用的。
9 然而也有极其有助益的研究 50 年代和 60 姩代初农村的著作，包括米尔道尔
2008 年；陈佩华、赵文词和安戈 2009 年
的必定是城市而非农村。10 最终城市知识分子们一些长篇累牍的回忆录吔加
入这类研究，这些回忆录详细叙述了他们如何最初对革命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到后来遭遇越来越多的挫败，最后为国家拒斥并在 1957 年被列为右派分子的过
程但即使加上了他们辛酸的声音，这些运动框架之外的 50 年代在很大程度上
依旧是一块毫无特色的历史地域回顾这个姩代，我们很容易将之视为仅仅是
1959 年开始的大饥荒和 1966 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尽管农民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之多，他们在这场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戏中
却被归入跑龙套角色的范畴11从文字印迹来看，农民在 50 年代对土地划分投
入了极大的热情几年后为了土地集体化即几乎无條件地放弃了获得的土地。
他们抵制 1950 年的《婚姻法》并减弱了其效力他们曾热切地参与到“大跃进”
早期的活动中，砸碎炉灶和捐献出铨部家当用来后院炼钢结果在“三年困难
时期”大批地挨饿。这些国家措施在当时是如何被理解尤其是如何被远离国
家宣传中心的地區以及农村的妇女所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远比文字记载的
和全国大部分农村一样，在二十世纪中期的陕西农村妇女既是革命性
变革嘚对象也是行为的主动者。随着 1949 年共产主义的胜利中共政权对农村
的社会关系以及理解这些关系所使用的类别范畴进行了迅捷有力的重組。这些
类别范畴中其中有一项便是社会性别当工作组在 50 年代初重新分配土地并计
算配额时，他们将妇女算作是完全的家庭成员当 1950 年嘚《婚姻法》对结婚
和离婚作出新规定时，国家宣布停止买卖童养媳并宣扬妇女挣脱包办婚约和
终止受丈夫虐待的婚姻的事例。国家支歭的扫盲运动吸引妇女入“冬学”公
共医疗运动将受过无菌分娩技术训练的接生员送到农村。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展
开大的工作组将妇奻吸纳为劳动者。有关土改、婚姻改革和集体化的早期报
道都强调妇女如何积极参与这些运动并表明农村妇女解放后的生活与解放前
判若云泥，无法相提并论然而，在这一系列的农村重组和剧变中农村妇女
的声音，她们如何回应这些国家运动她们的日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 50 年
代政策的影响——这些问题依旧陷于沉寂之中。在文字记载中作为国家主人
翁的“妇女”形象随处可见。然而在偶尔表現出对解放和集体化的热情以外，
还拥有个人历史的有名姓的妇女却并不多见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海外的女性主义学者便带着批判的眼光詓看待
（［Solinger］）讨论了 50 年代的地方政治和社区的各个方面近来凭借在中国城市
的访谈进行的研究包括何荣宗 2004 年、2006 年。
11 中国研究领域的读鍺会意识到用“farmer”还是“peasant”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
选择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简要概述见柯文（Cohen）2005 年：第 60-74 页，第
312-14 页本书中，我有时鼡“peasant”指那些中国 1949 年后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当
时此词对应的中文——“农民”，意指农业从事者们是一个集体的政治主体——开始
妇女的學术研究必然依赖国家资料并且试图去考量全国范围内的变化12 即使
作者们带着怀疑的态度去审视这些材料，他们也不自禁地将国家发布嘚政策视
为主题农村妇女主要是以被动员者的形象出现在这些研究中。作为国家特定
干预行为（集体化1950 年的《婚姻法》）的热情拥护鍺，她们的声音亦清晰
可辨尽管她们担任的是公式化和常规性的角色。但她们是如何参与政府政策
和地方社会实践并如何在参与的过程中重塑自身——这些信息则更难以获取。
有关 20 世纪 50 年代的社会文化历史——生活的纹理质地和细微差别
国家革命早期的感觉、意义和哋方痕迹——仍然晦暗不明。作为一个已经在有
关城市工人阶级、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娼妓的研究书籍中运用过中口头叙述
的中国史学者13 我擔忧有关那段历史的可能的资料——铭记那些年的人们的
声音——会很快变得难以获取。去发现在农村妇女身上发生了什么的唯一途径
就昰去采访那些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还在世的妇女们本项研究计划也开始
于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则从一开始就与另一个问题缠绕茬一起：
即她们在时隔四十多年以后以及在历经这期间的种种事件之后还记得什么？
这期间的事件必然地改变了 50 年代所被赋予的意义
峩的研究合作者高小贤关注的问题既有重叠又有不同。她于 1948 年生于
西安对陕西农村非常了解。她童年有部分时间在陕西农村的祖母家度過并
在文革时期以“下乡青年”的身份返回到那里。她系历史学与统计学出身也
对口述史研究感兴趣。到 90 年代时她在妇联及一个新嘚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让
她参与到设计以妇女为中心的农村发展项目中去。她很快认识到尽管说要与
毛时代进行彻底决裂，80 年代的第一个┿年农村改革却深刻地受到 50 年代集
体主义的影响社区基础设施、街坊邻里动态、家庭关系、宅居与遗产继承模
式、社会性别分工、个体欲望：所有这些都曾在集体化时期被重塑过，并为后
来的经济改革造就了可能她认识到只有将要改变的环境考虑进去，才能制定
出良好嘚发展政策她认定，探询集体化时代是如何塑造了妇女的生活与劳动
便是一个很好的起始点在本科学习历史期间，她曾对妇女在家庭紡织中长期
发挥的作用等问题感兴趣然而这些问题虽被提出却没有得到解答。
由于本项研究我和高小贤各自展开了面向不同读者的写莋计划。她打
算利用从我们共同的调研中所获得的材料写一本中文著作：记录过去五十年间
农村妇女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历史我们的研究兴趣在一系列核心问题上达成
一致。如果我们将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农村妇女——放置在我们对 50
年代的探索的中心那么对于國家政策产生的影响以及地方对这些政策的吸纳
和重组，我们可以了解多少呢如果我们依据一个农村社区作为有利点，并认
识到农村各個地区差别甚大那么诸如土地改革、合作社、集体化、以及“大
跃进”等 50 年代的国家运动对农村的妇女工作又有何影响呢？解放前什麼样
的工作被认为体面并且吸引妇女们的，这些工作在 50 年代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农村的妇女生活是如发生改变的？谁是主要的活动积极分孓她们在地方上的
事件中有多重要？妇联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地方领导是如何发展的？妇女工作
的变化如何影响家庭经济、家务劳动、性、婚姻以及育儿社会张力的最大根
12 受篇幅限制，不能完整详细地阐述这些观点在讨论 50 年代农村妇女的英文研究材
源是什么？妇女对洎身、她们与娘家的关系、以及她们与夫家的联系的看法发
生了什么变化呢她们是如何将自己的生活与她们的母亲和（外）祖母们的生
活进行比较的呢？她们从当下回顾 50 年代是如何将当时生命中发生的变故与
后来的变化作出比较呢？历史学家琼 ? 凯莉（Joan Kelly）曾在一篇著名嘚文章
中问道“女性有文艺复兴吗？”14 如果她书写的是中国而非欧洲那么她也
许会问，中国妇女有没有发起革命如果有，是什么时候并以何种方式发起的
以上是我们着手去回答的问题从 1996 年到 2006 年这十年间，我和高
小贤搜集了七十二位妇女的生活史15 除了一位妇女之外，其他人在接受访谈
时都已经年逾六十很多都是年近八十或更年长。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时她们都已经记事或者成年，其中的大哆数对 30 年代和 40 年代有全面深
刻的记忆她们中有几个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还获得过全国或地方劳动模范的
盛誉。有些是地方上的积极分子有些擔任过负责组织妇女劳动力的村一级干
部，有的曾当过接生员其他的则因为家庭情况或者个人偏好或者两者兼有的
缘故，并未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她们中大多数人都像朝凤一样，在结婚数年前
即被送到未来丈夫的家里高小贤除了认识在她妇联工作期间曾见过的劳动模
范鉯外，并不认识其余的妇女但她和我们所访问的妇女门有时却发现她们都
在妇联的关系网络中有共同的熟人。这样的网络是妇联在陕西農村半个世纪的
我们的受访对象大部分都居住在四个村庄中的某一个渭南县的 B 村以
及合阳县的 G 村位于 以“关中”而闻名的陕西中部地区。关中——本意为“四
关之中”是沿渭河流域的一块狭长地带。渭河沿水平方向以西安为大致中心
点将陕西一分为二南郑县的 T 村和丹鳳县的 Z 村，地处陕西省下三分之一处
（见地图一）的陕南（陕西南部）陕南坐落在秦岭南端，关中则处秦岭以北
陕南的作物和气候更接近四川北部地区，而不同于陕西其他地区关中和陕南
皆有土壤肥沃和景色优美的地区，然而近几个世纪以来整个陕西省都很贫穷。
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纪初陕西与中国改革时期繁荣的东部沿海城市之间仍有天
与陕西北部地区很不一样的是，我们所走访的村庄并未成为過中国共产
15 参看附录中受访者的完整名单我们分别有一套访谈的录音带和访谈的文字整理稿；
我们打算在双方都完成了以这些材料为依託的写作计划后，将这些材料对研究者们公
16 共产党的地下势力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见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 年：
一些靠近但不包括 T 村的部分在 1935 年初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短暂并成功地为 1932
末至 1935 年中期间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成立贡献了力量。有关川陕根据地——曾一
矗到 1949 年年中八路军（当地依旧这样称呼）经过村庄，村民们才知道共产
党40 年代，延安的妇女们在党的号令下被动员去参加劳动和政治活动但是
关中和陕南地区妇女劳动的变化却直到 50 年代才发生。
我们对其中的两个村进行过两次探访于三年后回访了 G 村的妇女，十
年后囙访了 B 村的妇女我们对数个村子的老年妇女的成年子女们进行了访谈。
我们与曾在 50 年代参加过妇联组织工作并在农村长时间待过的妇女進行了交谈
为了理解妇女的记忆是否以及怎样不同于男人的记忆，我们访谈了一小部分的
男人他们与这些妇女同村，在集体化时期担任过村干部我们发现在各方面
都有令人惊奇的性别差异，从他们的时间感和对政治事件的叙述到与他们与母
亲的关系我们采访的男人們比妇女们更严密地遵循着官方用语和历史分期，
并极少开口谈论关于他们自己的事情然而我们的男性样本有限；在我们采访
的村庄，與妇女们情况不同的是年过七十还健在且条理清晰的男人则并不多。
男人们的缺席提醒我们这些资料的短暂性让我们的研究工程变得哽紧迫。
我们询问发生在妇女身上的一系列变革：田野劳作、家庭劳动、育儿和
婚姻——在这些带有明显社会性别指向的领域中妇女的記忆经历不同于男人
的记忆经历。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在整个 50 年代的农村地区持续发生变化尽
管一些妇女原有的家庭经济活动减少，但她们依然被带入前所未有的广阔的活
动领域然而，由于社会性别化工作的具体内容不断变更性别差异本身依旧
是组织农村生活的核心原则，并为干部和普通村民所接受17
本书要问的是，从地方层面上看社会主义是什么？为了谁社会性别
在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第一章“框架”绍介地点的重要性，
档案馆资料的不完备之处访谈的不可预见性，以及记忆的可塑性接下来的
章节勾画絀妇女们一生中所历经的各种身份：难民、领导、积极分子、农民、
接生员、母亲、模范、劳动者、叙述者。这些章节遵循着大致的时间順序：
“家里没人”是 1949 年前的故事“寡妇”和“积极分子”以建国初期为背景，
“农民”是 50 年代中期“接生员”和“母亲”（最难界萣的时间框架）是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模范”和“劳动者”是从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叙
述者”是从 1996 年到 2006 年访谈的时间。
第二章“家里没人”探讨妇女们对混乱的民国时期和 1949 年共产党的到
来的童年记忆她们讲述自己作为穷人的孩子、难民、童养媳和农民如何在社
会上流动并得鈈到保护。在当时的社会女子出现在家庭以外的活动范围被视
为伤风败俗。本章描述了后来成为劳模的难民山秀珍的流浪冒险经历和遭受的
可怕伤害此章追问的是，虽然那种说妇女在革命前困囿于家的故事明显不准
确但为何此类故事仍旧有着持久不衰的生命力？
第三嶂“寡妇（或领导的美德）”以 50 年代初期的全国土改运动和互助
组的成立为背景本章检视国家通过指派干部到乡村去长期居住以发展地方村
领导所作出的尝试。我们可以将这些干部看成是国家支持的社区组织者此章
探索本地妇女与来自城市的年轻妇女组织者之间的互动關系。后者在对前者进
行挨家挨户的动员工作的同时还要忙于应对她们自己留在城里的孩子问题。
“寡妇” 与第四章和第八章一起略加妀造了提摩西?米切尔 （Timothy
度为仅次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大根据地——的历史见林超 1982 年；《川陕
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1986 年；温贤媄 1987 年。
17 有关社会性别劳动分工见沃尔夫 1985 年；杰华（Jacka）1997 年。
分子的效应变革型的国家与被称为“社会”的东西相脱离并高居其上。18 本
章跨越我们通常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划分的模糊不清、流动不定以及不断被重塑
的边界一方面，我们探寻国家机器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们在牢
记国家规范的同时，探索更为分散的国家势力、国家意识、以及自我的塑造等
论题在一个普遍认为国家在中国农村扩张嘚时期，国家意识是从哪里以及怎
样产生如何得以保持、被内在化、或被扩展以囊括以前未曾涉及的人群？通
过探索国家的偶然性不均衡性，以及使国家看起来自然且持久的许多无休止
的人力劳动和日常劳作我们便能够严肃地看待国家，而不是将其视为理所当
然20 世紀 50 年代，“国家”不再是一个外部的、无关紧要的存在而是常
常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如妇女领导、积极分子或劳动模范19 本章集中講
述曹竹香——一个年青的农村寡妇被组织招纳并成为领导和劳模的故事。竹香
的寡妇身份以及她拒绝再嫁的行为契合了农村的德行观念并以复杂矛盾的方
式增强了她在地方上的威望。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她从各色各样的革命及其
革命前的体裁中借用有关贤德女子的概念。尽管竹香德行无亏但她在土地改
革和集体化初期不稳定的政治背景下却遭受了当领导的风险。
第四章“积极分子”考量的是由年紀较小一些的农村妇女们讲述的为
实施 1950 年《婚姻法》而进行的大规模运动的故事。50 年代的适婚妇女们被
动员去成为有文化和有政治觉悟的典范她们生活在一个模糊不清的区域，在
这个区域里国家目标、乡村习俗以及亲属纽带缠绕在一起，其错综复杂程度
远非文字资料所能传达本章着手处理以下议题：政治活动对这些年轻妇女的
吸引力；她们通过唱歌、跳舞和参加会议如何对乡村空间的重塑产生影响；她
们对婚姻法运动投入甚多，却常常疏于打理自己的家务；少数几个妇女为离婚
而作出的痛苦抉择幼时曾烧毁钞票的朝凤即是这群妇女Φ的一个。她与婆婆
的亲密关系证明比跟丈夫的要难以割舍的多
第五章“农民”开启的讨论将会贯穿本书剩下的部分：妇女开始全职从
倳集体化农耕及其对妇女个人、家庭和农村集体带来的影响。对党和国家的有
关当局而言动员妇女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组成蔀分。对妇女而言
新的组织工作带来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经历：愉悦的社交，经济及身体上的压力
曾是家庭收入重要来源的纺织逐渐不被重视。在妇女的酬劳该如何计算上的冲
突以及她们记忆的关于何为公平、何为不公平的划分标准皆表明，尽管妇女
工作的内容发生了妀变社会性别化的劳动分工依旧持续存在。
第六章“接生员” 将一系列不断被丰富并肆意流传的关于生孩子如何危
团体在面对他们自己嘚“知情人身份”、面对他们在等级内部掌控的职位、面对他们
对地理疆域的控制时争夺合法性而产生的一个极为偶然的人工产物”有關使国家与
社会之间有一个简单分界线的概念变得复杂化的中国领域内的研究著作，见许慧文
到尊敬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并为产妇们所信赖。然而不符合或者有时与明
确的科学进步的说法相抵触的故事持续困扰着个别接生员。接生员依旧是一种
模棱两可的、并常常易受箌伤害的形象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界上。
第七章“母亲”探讨的是接生员们帮忙实现的婴儿存活率上升所带来
的预想不到的后果。妇女們进入全职农事活动的背后是晚清的文字中时常讨论
的家务活的问题然而这些讨论为新的革命话语所阻断。农村妇女们除了每天
至少要騰出一部分时间在田里辛苦劳作以挣取工分外还要负责做饭、缝衣、
纳鞋底和保障家里一群孩子的安全。国家在集体化时期对家庭这块領域关注很
少国家号召家庭要融洽，要抵制封建主义要为集体工作。当需要妇女在田
里劳作时国家政策对农忙时节的托儿小组给予叻一定的关注。集体劳动是唯
一一种国家认可和看重的妇女劳动形式家务劳动变得不受重视，并被打发到
夜间去完成本章要问的是，這个潜沉在历史地表的领域20 在经历深刻的变革
时发生了什么。如果国家话语并未记录这些变革而是将它们视为既成事实，
那么我们又能从何处去追寻这些变革的踪影呢由于国家并没有提供一套语言
去描述妇女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她们便求助于妇女深夜埋头做针线活这┅古老
的关于美德的喻说国家需要妇女从事家务劳动和生育尽管没有在集体化时期
的语言中得到清晰表达，却存留在当代妇女们的回忆錄中她们描述了自己的
美德、坚韧的精神和遭受的苦难，对是否喜欢当母亲这一问题则言辞闪烁或者
缄口不谈让这一代妇女精疲力竭嘚生养孩子的经历意味着，当 1979 年独生子
女政策颁布的时候她们往往是这项政策最热情的拥护者。她们负责动员更年
轻的、在一个不同的時代成长起来的农村妇女去节育
第八章“模范”由两部分组成：妇女们如何负责植棉、以及少数几个在
全国和地方上闻名的妇女劳动模范如何进入公众视野。国家有关部门选择并宣
扬这些劳动模范她们的活动亦被呈现出来为更广大的公众效仿。这些劳动模
范自身是集体嘚产物：她们为妇联的干部们所指认、培训和书写并积极地参
与创造自己的事业。在这个极其缜密的甄选和宣扬这些楷模的过程中留丅了
罕见的、有名姓的农村妇女的生活档案。然而由于无论是这些档案，还是个
人的记忆都缺乏对内在性的记录任何企图从传记的模式去理解这些妇女的生
活的努力都会失败。这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这些妇女劳动模范们在多
大程度上能通过国家提供的词语来了解自己就像阅读现代传记的读者们通常
会做的那样，我们要求传记的主角们拥有并透露出明显的内在生命是否合适
第九章“劳动者”探讨的是，在“大跃进”以及大饥荒时期国家的运
20 这里指的是一本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评论的奠基之作：孟悦和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
全國性和地方性研究的主题，21 这些研究详尽并且让人印象深刻然而其中大
部分的材料都未提及“大跃进”使陕西的农业女性化程度加深这┅问题。除陕
西外“大跃进”或许还加深了其他地方农业女性化的程度。早在近些年剧烈
的经济改革发生之前许多男人就已经离开基夲的农耕工作。从 20 世纪 50 年
代末到 80 年代集体化时期结束妇女的田间劳动以及这种劳动促成的国家资源
的累积，都是构成国家经济策略的重偠组成部分后来的经济改革也是以这些
最后一章“叙述者”转向妇女在经济改革时期对集体化时期生活的追忆
性叙述，探讨仍在进行的囿关革命、批判和后共产主义忆旧情绪等议题的跨学
科和跨地域讨论本章追溯那些通常都被分开来研究的各个时期之间的关联：
解放前（1949）、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市场社会主义时期（后社会主义），
并说明这些时期之间存在累积叠加、相似之处和转变——这些都无法轻噫地投
映到传统的历史地标上妇女们在一项国家工程解体之后讲述自己的故事。她
们中的大多数都守寡或者照料生病的丈夫与成年的孓女们和新的经济秩序都
有着复杂的关系。在这种新的秩序中她们成了多余的存在。她们在农村度过
人生最后的日子村里身强力壮的姩轻人则已前往国内沿海城市或国外去务工
谋生。在这些被掏空的村庄里除了偶尔一两个废弃的集体食堂外，没有留下
任何历史遗迹或記忆的场所这些妇女们讲述过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在身边
想听她们的故事或者了解那个她们曾经生活的、但如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物質
和话语痕迹的世界22 她们塑造了一种进步的叙事，将自己描述成女德的典范
在有关集体化时期的故事、记忆和制度都逐渐消失和不被偅视的时代讲述她们
的故事。这些年老的农村妇女们讲述自己的过去对获得当下的关注提出了有
21 本书第九章的注脚考察了代表这类研究嘚主要文献资料。
22 严海蓉（2003 年）将这些村庄的状态称作是“农村的幽灵化”诺哈（Nora）1996、
23 正如韩起澜（1997 年：第 140 页）所评论的那样，“任何對生活史进行的特定解读
都是个人及当下的产物”
20 世纪 50 年代的陕西农村，无论在何处社会性别都是一条重要的差异轴线。
即使是标准嘚、有社会性别指向的行为的内容发生变更时这种情形也依旧如
此。但社会性别本身与地点的具体所指及世代之间的差异缠绕在一起其他主
题也与社会性别一样，切割、有时还打破了那种严格将妇女纳入特定的角色和
有序发展的时间的分类法本章对以下许多故事进行架构并关注其中的四个主
题：地点的重要性、档案的局限性、聆听者和讲述者的独特性、以及记忆带有
地点：“一切社会主义都带有地方性”
在我们所采访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力求理解社会主义的特定意义特别是对
那些记得 1949 年之前的时期、但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集體化时期度过的妇
女来说，社会主义有何特定意义各地在大小、男女比例、作物、社区规范、
领导力、以及容易接近程度等各方面存在嘚差异（见表格 1），时刻都在提醒
我们“中国”这个词不过是一个便捷的简称，是一种组织我们的教学、写作
和理解历史及当代政治的方式在漫长的 50 年代，治理这些村庄的党和国家正
在力图使“中国”处处同等、均匀划一并让国家的势力触及到每一个村庄，
尽管与此哃时国家也在对城市与农村生活之间的差异进行体制化国家之所以
强有力，部分是因为它成功地深入到了农村地区依靠的手段则主要昰发动地
方群众，而非动员上层已故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小提普?奥尼尔 （Tip O’Neil）
曾说过一句名言，“一切政治都带有地方性”那么，我們一直以来谈论“中
表格 1 一份 1940 年的民国政府报告提供的四个村所在县的人口统计数字
县 户数 总人口 男性人口 女性人口 男女比例
Z 村在清代和囻国时期隶属于山阳县1949 年以后，丹凤县设立Z 村即成为丹凤县的一部分。
一份 1951 年的丹凤县报告显示：该县总人口为 163, 141 人其中男性人口为 85, 451 囚，女性
合阳县在民国期间的边界变化问题参见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 年：第 19-21 页。
资料来源：陕西省民政厅 1940 年未注明页码。
各个村之间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亦不尽相同B 村和 G 村所在的关中地区以旱地培植小麦和棉花
为主导。干旱是主要的“自然”灾害形式陕南兼有沝稻栽种地区（T 村）和多山地区（Z
村），容易遭受洪灾尽管也有干旱问题。有关在本书讨论的时期内 Z 村的洪灾问题参见
《陕西省丹凤縣水利志》1990 年：第 53-54、58-62 页； 关于干旱问题，见第 70-73 页
的习惯亦遮蔽了一切社会主义都带有地方性的程度。即使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
家颁布的朂具指示性的法令也必须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被贯彻实施，由当地
干部根据特定情境对法令作出阐释、修订、强调以及改变无论在何處，国家
政策的实施都取决于地理环境、事先的社会安排及当地的具体特色
例如，渭南县的 B 村坐落在渭河以南几公里的关中棉花种植区每家每
户都紧挨在一起，对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了如指掌T 村则情况相反。T 村位
于靠近四川边界的南郑县——陕南一个产大米和茶叶的哋区村里的房舍散布
在稻田和山路之间。1 在 B 村所处的关中地区人们常说陕南——即 T 村所在
地——的女人们性生活放荡，分散在邻居们無法看住她们的地方陕西丹凤县
西南的 Z 村靠近河南，村里住在市集中心的人家则看不起那些住在山里的人家
（说他们“又穷又落后”）住在山里的也瞧不起那些住在市集里的（说他们
是“肮脏的商贩，不是诚实的庄稼人”）Z 村坐落在陕南东部边缘丹河和银
花河汇聚的哋方，一直以来都是桐油、核桃、板栗和药草等山货的交易中心2
合阳县的 G 村，位于近黄河的关中东北部边缘位置黄河的另一边则是邻渻山
西。深邃的峡谷在松散的黄土地上刻画出 G 村的地貌棉花种植方式、本土纺
织、随处可见的当地戏剧、以及一直以来水资源的匮乏都影响了当地的家庭经
还有一组受访对象是按组织而非地理位置联系到一起的：20 世纪 50 年
代被派去跟农村妇女一起工作的妇联干部。她们虽已退休但却依然认为提升
妇女的地位十分重要。尽管提高妇女地位曾是全国各部门力图实现的目标但
陕西妇联对贯彻这个目标投入了最夶最持久的热情。和我们采访的大部分农村
妇女不一样的是妇联干部身居带薪岗位，在各地间奔波辗转并要经常应对
由自己常年不在镓而引起的各种家庭状况。和农村妇女们一样她们谈起过去
的时候，强调的都是她们如何尽职尽责地辛苦工作她们在记忆中寻找建立集
体化、特别是扩大妇女地位的事业，这项事业了曾经塑造了她们的成年生活
但现在却遭到公众的怀疑或漠视。
在社会主义的头几年來自上层的国家当局发布的诸如“公有化！”、
2 陕西省丹凤县交通局 1990 年：第 7 页；Z 村简报，1999 年
3 2001 年，G 村有 600 户家庭2700 口人。该村位于金水河下遊地区、武帝山脚下
金水河为黄河支流。截至 2001 年该村耕种的平地为 7, 705 亩，近大坝的坡地 2, 000
亩沿河的土地为 200 亩（G 村简报，2001 年）一亩为六汾之一英亩。弗美尔
（Vermeer）1988 年：第 227-28 页简要描述了关中平原灌溉区（包括 B 村）与干旱的
丘陵地区（包括 G 村）之间的差别有关 1910 年代的合阳，见囼克满（Teichman）
1921 年：第 80 页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棉花种植的重要性，见顾执中 1932 年：第
195 页当时合阳县与邻省山西有很紧密的经济联系，并主要出口棉婲和草药（第 201
页）有关 1949 年后共产党在该县的主要措施，见中共合阳县委组织部 2000 年关
于 B 村和 G 村所在的渭南地区从 40 年代到 90 年代物质生活（垺饰、饮食、居住、交
通、节日）的概述，见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 年：第 769-78 页
习俗得以实现，并被地方上的理解所固定历史学者們很容易想起的词语如
“农村”、“革命”、以及一些政府运动的名字，都是制定顺序的装置被强加
到各种大相径庭的环境之中。接下來的章节并非呈现四个独立的个案研究而
是从我们采访的所有村庄中提取材料，但每章的故事都保留了各地在地理环境、
社会关系和有社会性别指向的工作上的具体特点以提醒我们 20 世纪 50 年代
历史学者并不能自己选择在何种条件下写作。如果时代久远并且研究对象已逝
峩们唯有依靠文字记载和实物器品。如果能够与见证或者是参与了过去事件的
人进行交谈并想仅仅通过询问和记录就使“不可见的变为鈳见的”——这样
的研究计划虽具诱惑性，但却不切实际口述资料和文字材料一样都是支离破
碎的；两者中任何一个都不会完全可靠。這两种资料都对本项研究计划至关重
要这并不是因为两者结合到一起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过去的确定性记录，
而是因为每种资料都茬特定情况下产生并携带着这这种特定情况的印迹。不
同类型的材料之间相互冲撞、忽视或打断彼此意识到这点对精心刻画一个
“足夠好的”、但又不会消弭这种不协调的嘈杂之音的故事非常关键。
尽管有关 1950 年代陕西农村的档案记录看似广泛且深入但我们需要清
醒地認识到，这些记录对我们关注的问题其实帮助甚微4 有关集体化时期的出
版物——政府通告、报章报道、20 世纪末叫“地方志”的地方史概畧（与历史
上的方志一样）——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国家运动时间和内容的细节。当我
们清楚这些资料是如何编纂而成的时候它们极為有用。比如从跟妇联官员
的交谈中，我们明白了有关劳模丰功伟绩的故事如何得以发表50 年代长期驻
留农村的妇联干部又是如何从中進行协助。
在使用村、县、省的档案馆材料时我们格外留意所保存资料的分类和
4 最近有些被德里达 1995 年的《档案狂热》启发或激发的关于檔案资料（archives）和
5 陕西省档案馆收藏了来自省政府各主要部门的文件。档案文件以手工缝制成书并按
政府部门分类（民政厅、农业厅、卫苼厅、妇联），有时也按政策举措分类（《婚姻
法》）各个部门内部按时间分类。这些书本有些被归为永久保管一类有些则属于
长期保管一类。已经不清楚为何一份文件属于这本书而不是另一本但这样的区分意
味着关于某一特定主题的文件——例如，贯彻《婚姻法》嘚运动——分散在许多文档
北京的主管部门下发指令省级则向县市各级下达报告打探消息，报告未准备
就绪时便对各县市实行威逼；省級亦传达上一级的指令制定出各县实施这些指令的
方向。报告也会往上呈递当好几个部门都关心同一项事务时（比如《婚姻法》）时，
横向传递的情况也会发生各个部门要么发表联合通知，要么互相保留各自文件的复
府的文件然后是地区政府的，6 再后来是省、县等政府的这些档案文件清晰
记录了各级政府产生的公文，而对一份公文发出后产生什么了效果的记录却没
那么清楚和所有档案馆资料一樣，需要跳开文档本身的逻辑才能搜集到各级
政府之间的互动的信息
国家的档案分类使其力求要管理的对象变得支离破碎，有时还掩盖叻党
和国家本身的运作方式民政厅关注包含《婚姻法》在内的许多事务，但厅里
的文件却对与婚姻法同时进行的扫盲课未作任何讨论掃盲课和婚姻法是影响
50 年代初期农村年轻妇女生活的两项最重要的制度，而妇女的阅读能力可以让
她们有法律意识——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农业厅负责农业技术方面的事务，于
是从长达数千页有关“大跃进”的文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每个县每亩棉田用
了多少吨肥料。但这些文件对公社大食堂却只字未提尽管当时陕西省的农民
都应该是在大食堂吃饭的。这些资料中没有出现任何有关社会生活的持续报道
囿的不过是一系列折射人们活动的政府棱镜。尽管所有的档案资料可能都是这
种情况但考虑到党和国家在集体化时期曾制定明确目标要創造新社会和面向
新的社会主体，如农民和妇女并要通过集体对农村的社会和经济生活进行整
体变革，那么没有社会生活方面的报道就尤为让人惊讶
在对“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进行研究时，社会生活被支离破碎
地纳入官僚式记录的情况就变得尤其显著当时中國农民的绝望被完整记录在
档；最常听到的数字是三千万农民被饿死。尽管所有报道皆表明陕西绝非受灾
最严重的省但民政厅 1962 年到 1963 年的攵档充斥着由干旱、洪水、虫害等
引起的骚动事件。7 书写这些文件的纸张的质量凸显出里面的内容：印有各个政
府机构名字的奶白色光滑紙张被换成了类似鸡蛋盒的灰色纸然而，最令人震
惊的是这些文件中出现的紧急困境与同一时期农业厅档案记录的振奋人心的
产棉会議的报道没有丝毫联系。学者们已经深入研究了这一时期中央政府的决
策与地方现实之间的断裂然而这里的情况似乎是，即使有部门要求提供物资
救助各部门之间在横向层面上的沟通也可能已被割裂，或者至少没有被党和
国家的档案管理员们捕捉到带着农村妇女问题進入档案的历史学者将会深切
体会到党和国家的议程与她自己关注的问题有何不同。
口头叙述是我们仅有的关于中国早期农村社会主义各方面的报道它们
6 建国初期，陕西属于西北局的一部分
7 自 1959 年起，中央政府向陕西省政府下发紧急命令要求省政府调查各地区的受灾
程喥，包括受影响的耕地、灾难类型、死亡的人数和牲畜数以及其他许多指数省民
政局向各个地区索要报告。汉中地区发了一份用密码写荿的电报翻译成文字的意思
是，该地区大部分正遭水灾其他各县递交估算报告说成千上万的群众没有足够的粮
8 阿敏（［Amin］1995 年：第 4 页）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警示：“想要从口述历史中
发现与档案记录完全不同的材料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但对我而言问题不在于使地方
上的記忆与权威的记载相对立：历史学家们进入过去的方式是非常有问题的，记忆和
在众多语境因素中不应忘记我的外国人身份这一因素。1996 姩 8 月
我在田野调查笔记中写下第一句话：“回想我如何费尽周折来到这里的经历，
既让人懂得谦逊又让人觉得不耐烦”。在我抵达前我和高小贤商讨我们想
去采访的地方的模样：这个地方要有一个劳动模范，这个地方的妇女要在种棉
花和纺织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个哋方还要远离任何城市中心。凭借对陕西农
村的精准了解她联系到区县妇联跟她同一级别的干部，与她们讨论决定一个
村庄地方妇联嘫后从县政府获得许可——这个过程一般都比较顺利，但也会
因意外因素而受阻例如，在 1997 年的夏天有几个县就不愿意接待我们，因
为當时香港正在“回归祖国”这些远离香港的地方官员们并不确定一个外国
人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到场是否合适。
我们从来没有从西安直接詓过一个村庄我们总是途经区政府或者县政
府（有时两个都经过），停下来拜访当地官员、受到接待并带一两个妇联的
干部随同我们進村。我将此看成是合法性不断累积和叠加的过程这样一来，
当我们一车人驶进村的时候所有相关人员都知道我们为何在那里、他们茬多
大程度上对我们负有责任。
我们的到来经常被拿来为当地所用在我们抵达 T 村的前一天，妇联花
了三百块钱修一条被雨水毁坏的路9 B 村的领导欢迎我们，部分是因为他们认
为自己村里的劳模是当地无可争议的骄傲为了欢迎我的到来，他们号召村民
们去拖走了一大堆垃圾他们非常清楚让有史以来第一个外国人到村里住来几
周能够带来什么实际好处。他们问县交通局：“在外国人来之前修好那条进村
的蕗这不是个很好的主意吗？” 当我们在去 B 村的途中停下来跟县政府官
员吃午饭时我看到一个县妇联来的女人不断巧妙地向一个县外事辦公室的官
员请求，希望我待在村里期间供电能够持续那个官员保证会打电话给发电厂，
向对方解释我们的“特殊情况”由于我们在村里待的那一段时间平均气温接
近 38 摄氏度，持续供电让村里的人们都可以用电扇让我觉得自己还稍微有点
人们能轻松自如地迎接我们并哏我们交谈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高小贤
记载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将问题都展示出来似乎增强了获得一种更加精妙细微的叙
述、一种更加浓重的描绘的可能性”。
10 对于另一个请求——即村干部们不断地暗示我是否能够帮忙给各色各样的当地企业
拉投资这一请求——我却无法满足到了 1999 年，当外商投资的发展项目开始进入中
国农村时地方上对外国人也有了更多的期许，开口询问的就不仅是干部了我和高
尛贤像往常一样待在一户农家，我们的女房东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为当地的医院
买一些医疗设备，资助她在屋前的院子养一大群猪並为她开澡堂提供资金。每一年
我都因无法拿出企业资金或无法让村民们理解我并没有那方面的人脉关系而感到越来
越为难尽管我也明皛这说明了当地环境的转变，而这些转变跟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谈的时候和访谈之间向高小贤请教，并在很多个夜晚都与她一边散步一邊苦苦
思索白天的谈话开始一项访谈的时候，我有限的方言水平并不是唯一让我踌
躇不前的原因我们想让和我们谈话的老年妇女们处於放松的状态， 所以（虽
然我就在她们眼前并且远非沉默）但不去不断地提醒她们这样的场合是如何
史无前例，这似乎是更为谨慎的做法通常，过了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我的外
但这并不代表并我的外国面孔已被遗忘。在一次访谈中我们问一个叫
乔引娣的妇女有关 50 年代初期她和丈夫在新疆东北部生活那几年的事情。我用
中文问她：“你有没有同维族人打过交道”她明显听懂了我的话，因为她直
接就用Φ文回答了我：也接触外族?人和我说话都不懂。边上也有汉族?人懂
给我译，其实还在?一块?儿那个见了面你?一笑，他?一笑就招呼哩我不懂他们
说啥，他们也不懂我说啥要?人译。就像你说话时也要?人译?一样11 几年之后，
当我再次回到一个村庄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发现我的照片与这些妇女们家人的
照片一起被珍藏在玻璃相框里。2006 年在曹竹香家里我们在一份 4 月 26 日
的县报上看到了一则關于她和山秀珍的报道。报道称曹竹香的名声很大，大
到连一位美国记者都于 1998 年来采访了她还将她的故事写进一本叫《中国妇
女》的書里。那个“美国记者”其实是 1996 年的我你们现在手里拿着的便是
我当时正在写的书。（正如高小贤曾说的那样从这点可以看出档案资料是如
因此我从未忘记，作为外国人的我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着我的合作者高
小贤以及其他很多人：当地的政府官员；高小贤从她在西安嘚同僚中招募的笔
录员（ 有一次行程中 她的大女儿也在其中），这些笔录员写下和录下我们谈
话的内容并在每次访谈之后花好几个小時和我认真核对；村里的妇女干部们
为我们安排住宿的家庭、找人为我们做饭；当地的抄写员耐心地将方言口语翻
译成书面文字，产生了達数百页纸的手写中文采访稿（直到几年后才有计算机
中文字处理技术）写下来的文字稿，无论如何忠实都不会跟口头叙述完全
一样；它们无法传递出语调或节奏上的细微差别，而这些差别在与受访者当面
交谈时却很明显也至少可以部分地保存在录音磁带中。但是洳果没有这些
文字稿，我便远不能确定我是否理解了我们在四个不同村庄遇到的四种陕西方
在陕西做访谈使那种——至少对我而言——把外来的研究者看成是隐蔽
的旁观者或看成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调查者，能够独自应对研究工作方方面面
的观点变得滑稽可笑这些在本书被重新讲述的故事无法与收集它们的混乱、
复杂的特定情境分离开来，也无法与让我明白自己所作所为的支持机构相脱离
审视我在哪些方面倚赖他人，又在哪些方面同周遭的环境密不可分而不是试
图忽略这些方面，是让人振奋亦是必要的训练12
我们抵达每个村庄后引起嘚喧闹从来不会持久。地方官员有其他事情要
11 与乔引娣的访谈2001 年。
12 人类学者们和历史学者们已就与此相关的两难困境作了发人深思的研究比如，见
（Visweswaran）1994 年雅绍克（Jaschok）和水镜君讨论了类似的涉及一个中国研
究者和一个非中国研究者的共同研究计划中的动态关系。
然的官方活动打断我们在村里的生活某天早上，一群从县电视台来的人突然
来到 T 村要拍摄一组访谈随行的还有好几级官员，一共有二十一人但我们
却基本上被晾在一边。在 Z 村本来就算县里的官员想来看望我们，他们也无
法成行：我们来了之后那条从四十公里以外的县政府进村的道路在一次暴雨
中被冲垮了。13 对当地农民简单呼作“上面”来的官员而言农村并非他们喜
欢逗留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身居官位的人来听过我们访谈带我们去见具体
的访问对象（除非我们提出请求），也没有任何官员告诉老年妇女要说什么
或记录她们说了什麼。我们的受访者毫不掩饰她们对国家政策、过去和当下的
批评也愿意将她们与家庭成员、邻居和官员的矛盾和盘托出。我们受益于一
種常见的现象：人们会选择对一个外人说出他们不会对隔壁邻居说的事情因
为一个短居的外人是不会将他们的秘密对当地人讲的。许多囚都将“有记录备
案”的讲述理解为一项重要的活动每个人都以各种方式表明他们对谈话持严
本书行走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方法论邊界，并为作者提出各种伦理
上和实践上的两难困境历史学者致力于展示资料来源，通过将研究对象固定
在时间和地点上从而为他们设竝独特的情境对于非精英妇女在历史记载中被
抹去这种情况，许多历史学者感到有义务将之恢复原貌尽管在这里谁让谁
“发出声音”昰一个复杂的问题。14 对比之下人类学者则不透露他们资料的
出处，通过民族志式的描述、而非直接命名的方式为研究对象设立独特的凊
境和共同的文化预设。15 在中国农村进行田野调查除了学科实践之间的差异
之外，还要算上不确定性：某个时候某级权力部门的官方批准紧接着就可能被
令人不安的指控推翻说出还是不说出受访妇女和她们社区的名字？虽然我们
征得了受访妇女的同意可以在书中用她們的原话和名字，但是不确定性来了：
她们知道自己同意的是什么吗 书的出版以及这些故事的快速流传散播会不会
反过来给她们或她们親人所在的地区带来困扰、政治麻烦或个人痛苦呢？这些
都是留给我们要去考查的问题我们也想尊重她们关于自己成就的陈述。我们
想叻解那些前妇女劳模或积极分子们是如何渴望利用从前事迹中遗存下来的
贫乏社会资本，公开为自己争取回生命的价值
经过多年的讨論，我们决定隐去各个村庄的名称用大写的英文字母来
13 陕西省丹凤县交通局 1990 年：第 7 页给出了这段路程的距离。此路于 1966 年沿一
条人行小径嘚路线修建而成本书描述的主要事件都发生在 1966 年之前。
15 达德里（［Dudley］1998 年）对口述史和民族志各自不同的做法作了深刻的讨论
口头叙述既是社会也是个人的产物。我们采访过的村庄关于我们的信息不断
地在村里流传，先接受访谈的妇女免费给后来的受访者提建议告诉她们我们
对什么有兴趣，后接受访谈的妇女则抱怨先前的受访者歪曲了她们的形象如
此等等。我明显的外国人的特征、以及高小贤作为┅个为政府支持的“群众”
组织工作的城市女性的身份都在一些具体的方面影响了我们的访谈。我们对
交流中有这种影响因素的地方投叺了大量的关注然而，对许多受访者来说最
重要的是有人对她们那长久以来被忽视的故事感兴趣，且她们还有机会跟这
在我们第一次訪谈前对于想知道的事情，我和高小贤除了各自拟有清
单外还一起一张列了清单。由于我们想了解每个妇女将哪些事情看作是重要
的所以并没有在开始一次访谈时给太多提示。17 我们通常都是简短地介绍一
下我们的研究项目让每个妇女陈述自己的生活，并对她们一开始说的事情进
行跟进一些妇女讲的都是些标准的“解放前吃苦，解放后享福”的故事其
他的则语无伦次地东拉西扯，不知道这个问题昰跟她们年老体弱、对访谈感到
紧张有关还是跟我们没有解释清楚有关。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一个妇女一
坐下便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哋讲述一些困扰她自己的、很可能跟 20 世纪 50 年
代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比如成年儿子待她不好、几年前死去的孩子、文革期
间受到的屈辱、80 姩代做生意失败等等。即使一个妇女讲述的关于 50 年代的
故事是清晰并具体的她也经常中断故事，不断提及自己生活的艰辛和遭受的
苦难弄出了一堆将 50 年代同其后的时代、最后又同当前的忧思都搅和到一起
的杂芜的陈述。我们通常都跟随讲述者的叙述同时试图扩展有关 20 卋纪 50
年代的问题范围，从而尽可能地引出最丰富的陈述有时我们也问自己，我们
所谓的不要强加分类的做法是否其实是在强行施加一個大的分类请求：当妇
女们并不习惯于从她们的生活中创造出一个叙事结构时，我们却要求她们要这
样做由于高小贤也是一个外人（虽嘫是不同意义上的外人），我们将我们对
所访村庄的不同视角来检验受访者的叙述这种三角交叉检定法使我们获益良
多。随着我们不断哋讨论和争论我们学到了什么以及怎样组织谈话我们提的
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这就意味着没有哪两次访谈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虽
嘫它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关于访谈的哪些部分被选录进本书的问题，我尽量
做到忠实原内容但是有时我也对摘录的内容进行重排或编輯，以消除重复、
增加可读性我意识到，口头叙述重复和饱含情感的特质以及一个故事的节
奏、重点和声调，都会在转换成文字形式嘚过程中遗失要在叙述者的身体和
现场表现力都缺席的情况下传递出访谈的强度和基调，则不仅需要关注故事读
起来怎样还要关注它缯经听起来是怎样的。
记忆不是 “真相”的储藏室；正如法国历史学家 雅克?勒高夫（Jacques
16 三本研究中国妇女的口述史的著作是杜芳琴 1998 年、李尛江 2003 年、张晓 1997 年
17 欧克里（［Oakley］1981 年）对将访谈妇女作为一种女性主义实践作了讨论。
不断地重新排列人们对所记得的事情的理解记忆的銫彩才有可能会改变。19
每一种叙述都会带来遗失因为当记忆被再次开启和重新放置时，它已经远离
了感官经验和讲述者先前对一个事件嘚理解然而与此同时，每一种记忆都是
一种创造——未必是全新的发明（尽管也有）但却是过去事件与现时的特定
情况汇集的产物。亞里桑德罗? 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 ）写道对历史学者
而言，口述资料的价值“不在于它们保存过去的能力而在于记忆所能引起的
变化。这些变化揭示出叙述者如何企图理解过去并为他们的生活赋予一种形
式”20 人们所记忆的事情是历经持续的修改、重述、发明、有时是小心防守
的沉默后的产物。这些都帮助塑造了所说的内容21
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或在选择什么该说和什么不该说的过程中，妇女们
可能只记住了有关洎己的某一方面反过来，由于我们提问的时候所知不够
她们可能忽略了一些对她们的人生非常重要的事。一次我们对 G 村一位妇女
进荇了长时间的访谈，询问关于她在 50 年代离婚的事情获得了十分丰富的信
息。几天后我们得知她和很多朋友都是那个时代热心的戏剧表演者。我们将
她们召集到一起问她为什么之前没有向我们提及戏剧的事情，她答道你们
没有问到的我都没讲。22 尽管一个讲述者的阐释鈳能根深蒂固亦可能被精心
19 一个认知心理学家小组写道，讲述本身即塑造记忆：“通过语言详述事件的做法会
影响事件在记忆中如何被組织、或在将来如何被忆起”（彭尼贝克［Pennebaker］、
21 心理研究学者们、历史学者们、文学研究学者们、人类学者们和其他此处不能一一
赘述嘚学者专家们产生了浩瀚的关于记忆和口头叙述的著述文字。对本研究有助益的
著述包括布洛克（Bloch）1996 年；范西纳 1965 年、1985 年；彭尼贝克、巴纳斯克
22 与雷彩娃的访谈2001 年。范西纳（1985 年：第 62-63 页）写道：“研究者也应该
认识到人们做什么和要求什么通常会引起他们工作的整个社区或社会的兴趣。人们
谈论它们形成舆论，制造关于它们的谣言有时甚至还会讨论如果被问这问那时该
说什么。哪怕访谈是保密的——虽嘫在很多文化中往往不可能——受访者也会被别人
热切地询问有关采访的内容正如研究者会向其他学者汇报一样，受访者也会报告给
打磨过但它们仍然产生于某个具体时刻，面向特定的听者23 每当一个妇女
回答或忽略我们的问题，告诉一些我们并没有询问的事情的时候她不但是在
创造她自己的故事来回应我们，同时也是与家人、邻居、生者以及逝者一起创
造这个故事这常常是一个诉说新苦旧怨、终結未了之事或抚平旧痛新伤的机
在听这些农村妇女故事的时候，我经常感叹这些故事受到的“污染”:它
们被妇女们依据当下的忧虑讲述出來或许，一个历史学者想要一种对过去的
“纯粹”的报道是可以被原谅的然而，简?范西纳（Jan Vansina）毫不客气地
提醒我们这种纯粹“从來未在任何社会出现，或许只会出现在职业的历史学
者当中所有的信息都有某种跟当下相关的意图，否则它们就不会在当下被讲
述”24 對此，莫里斯?哈布瓦赫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更为诗意地写道：
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
就像昰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但正是因为这些记
忆是一种重复正是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不同时期，这些记忆依次鈈断地卷入到
非常不同的观念系统当中所以，记忆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这
种记忆并非是动物化石中保存完好的脊椎，可鉯凭之就能重建包含它们的整体
人们不如把它们比作在某些罗马剧场里找到的那些安置在里面的石头，在非常
古老的建筑中这些石头被用作原材料。它们是不是年代古老并不能通过它
们的形式和外表来判定，而只能通过它们仍旧显示出已被磨蚀的古老特征的痕
迹的这麼一个事实来判定25
本书既关注被“磨蚀的痕迹”，也关注这些痕迹现今支撑的新建筑本书的形
23 波特利 1991 年、1997 年、1998 年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令囚生畏的、有说服力的延伸
26 波特利（1991 年：第 256、199 页）提醒我们，“口述史学家们将谣言、舆论、信仰、
价值判断、甚至谬误都视作口头材料具有独特用处的一部分……矛盾之处以及控制这
些矛盾的文字策略透露出许多关于文化态度和权利关系的信息”他继续道，“这就
是为哬更正确的说法是‘叙述’和‘叙述者’、而不是‘见证’和‘信息提供
者’……‘叙述’表明意识到了文字组织、固有歧义和语言言外の意的作用这些只
有在丧失大量信息为代价的前提下，才不会那么模棱两可、含糊不明而“叙述者”
则突出了说话者的在场”（第 256 页）。
27 怀特 2000 年之一：第 5 页木克尔（Mueggler）2007 年在处理鬼故事时并没有用
“不准确”这个词——或许是因为人类学者不会像历史学者那样为准确性嘚问题所困
因此，口头叙述在特定的情境下产生被我们的农村受访对象参差不齐
地记录下来、选择性地记忆并巧妙地利用成对动荡不安嘚现状的隐晦评注。在
当下讲述的关于过去的口头叙述之所以需要被看成当下的历史正是在于这些
叙述易变的特质，在于它们种种漂离舊有意义、寻求新意义的方式口头叙述
通过漂离和寻找新的落脚之处以适应新形势。这里的挑战并不是去固定一种意
义或阐释而是留意激发这些不断变动的意义和阐释的诱因。认识到农村年老
妇女们如何在口头叙述中回击或者回避了如“农村社会主义”这样宏大的国家
笁程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我亦试图动摇那些宏伟的女性主义修复性议题比
如，在我成长为历史学者的过程中一个宏大的女性主义修複性议题是：关注
妇女生活，使“不可见的成为可见的”
本书既依据文字记载去关注口头叙述，亦依据口头叙述去关注文字记载
通过仳照另一个人的叙述去阅读某个人的叙述，比照另一个社群的叙述去阅读
某个社群的叙述比照人数少得多的在世男人的叙述去阅读妇女嘚叙述。这样
的研究计划不但展现了常见的组织上的难题还要求要同时留意国家的和个体
的时间，而不是假设这两者是完全分离的本書既关注那些隐藏了情绪或者缺
乏情感的叙述，也关注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既关注叙述中的谎言和静默无声
也留意其中激昂的事实论斷。更重要的是本书要求我们尊重口述资料的局限
性和遇到死胡同的情形——虽不情愿，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妇女的声音没有为
隐藏的曆史提供直接线索口头叙述跟其他任何可获得的、关于过去的片断一
样，都受到“污染”我们要对这种“污染”培养兴趣且保持尊重。最后我
坦诚，本书体现了我作为聆听者、写作者和教师的历史关怀：我希望这些故事
变得重要起来让读者忘不了，并让人们对“大曆史”有不一样的观感
运用口头叙述的人们有时对它们的功能作出区分：要么运用它们去获取
具体的信息，要么用它们去关注叙述的结構、省略、静默、不透明之处和谎言
——实质上是进行文本细读本书同时兼顾这两种功能。通过从访谈中挖掘信
息我寻找这些彼此间素不相识的妇女们所重复的共同主题；我也着迷于故事
讲述中那些呈现了美好、痛苦和清晰度的独特时刻。接下来的章节既关注（我
们的囷她们的）困惑与不安也关注那些情况，即妇女们告诉一些我们没有问
并认为无需知道的事情的情况
记忆有社会性别吗？如果有的话它看起像什么？听起来又像什么我们如何
28 其他地方对社会性别和记忆，社会性别的记忆记忆中的社会性别等议题及相关议
题作出的偅要讨论，见帕塞里尼 1987 年；海姆密尔顿（Hamilton）2003 年；勒德斯朵
在谈论 50 年代时妇女回忆的事件跟男人回忆的事件有交叠重合，但前
者并不是对後者的简单复制这不奇怪。国家有面向妇女的特定政策劳动分
工不断变化，既受到国家运动、也受到地方预期的影响并继续对哪些任务适
合男人、哪些任务适合妇女作出区分。即使同处一家女孩和妇女的日常生活
也跟男孩及男人的不一样。如果不牢记社会性别我們便无法看到妇女的劳动，
包括被认可的和未被察觉的劳动是如何塑造了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
相比男人的故事我们从妇女那裏听到的故事跟国家运动时间的关系更
为疏远。妇女们在四十多年后的访谈中忆起她们的生活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重复或改变、挪用或嶊翻、忽略或放大了运动时间。当然并不是所有妇女都
以同样的方式记忆；个体之间、社群之间的差异很重要，她们参与政治的程度
也哃样重要但当男人们几乎都按教科书般规范的顺序，向我们列举一系列的
政治变革时妇女们却更有可能会弄混公历年份，更改事件的順序或名字这
样的重组不应该被理解为错误，而应理解为对带有社会性别特征和指向的过去
国家话语提供的最为明显的时间分界线是“解放前”和“解放后”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的土改时期，妇女被动员去“诉苦”叙述和解释
她们童年和年轻时经历的苦难。她们还被組织加入扫盲班和互助小组透过这
些新做法，妇女被鼓励去将她们的记忆和个人故事放进“解放前的苦难”和
“解放后的机会”这两个類别中去用来表示 1949 年国家权力变更的“解放”
一词很快成了中国农村地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使用这个词本身也暗含了对事
件的一种特萣理解将“解放”作为一个人生命中的路标意味着，要同时将这
个人的记忆纳入对解放进步的个人叙述和集体叙述中
然而，像所有霸權词汇一样“解放”一词也被迫与原定的语境相脱离，
其多样的使用方式嘲弄了国家官员的意图哪怕这种嘲弄并非有意。例如在官
方嘚国家词语中“旧社会”是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任何时候，
“解放”代表了“新社会”的开始29 有些妇女依照国家话语用“舊社会”一
词去指 20 世纪 40 年代。有些则说旧社会一直持续到 1963 年左右“大跃进”饥
荒结束的时候囊括了整个我们试图要考查的时期。一位对叧一个社区的农村
妇女进行访谈的中国调研者发现有些妇女使用的“旧社会”，并不是指 1949
年以前的时期而是指 80 年代早期经济改革之前嘚生活。30 她们这样做其实
是将常见的官方“诉苦”描述——“回忆（革命前）的苦，品尝（集体化时期）
的甜”进行了再加工31 与之前嘚官方“诉苦”描述相反，妇女们用“旧社会”
来哀叹集体化时期的艰难处境这种处境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富足形成对照。
由于“旧社会”一词的意思其实早在经济改革发生的前三十年就已经非
29 “旧社会”和“新社会”两个词语并非由共产主义的党和国家首创尽管这两个詞
在 1949 年后被广泛使用。它们亦见于 1947 国民党一本面向青年人的教科书中书中
一篇关于提升女子地位的课文写道，“在旧的社会男子与女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因此两者在法律前亦不平等在新的社会里，女子可参加社会活动享受与男子相同
的权利和义务”（《青年成人鼡国民常识课本》（下）1947 年：第 3 页）。
31 有关城市背景中的这种再加工现象见何荣宗 2004 年。
个词的基本意义她们将年代顺序与事件进行的偅新结合是她们阐释自己过去
的线索，并以曲解官方用语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重新结合显示出一种对集体
化时期露骨的批判，因为“旧社会”一词的意义——就如官方用法设定的一样
——仍然是彻底的贬义通过“记错”国家时间，国家语言转而被用来反对国
家——这种“记错”的情形在我们访谈的男人中不常见但在妇女中却远为普
在农村地区，运动时间的聚焦点是农业生产如何被重组进日益壮大的集
體中标志性的运动有土改、互助组、粮食统购统销、初级生产合作社、高级
生产合作社、“大跃进”、三年灾害（这是一个明显的事件，而非运动）这
些运动对男人和女人们的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大部分男人按照运
动来叙述他们的记忆（妇女劳模有时也这樣做）而一般妇女组织她们过去的
故事的方式却很不一样。她们可能记得运动的名称但却会更改它们的顺序或
内容。这种情形本身通瑺向我们表明了她们哪些记忆是重要的
例如，所有我们访问的妇女们都知道“大跃进”这个词却没有人会在
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用这個词。她们没有把“大跃进”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全
国性的现象；她们为运动时间创造了一个地方版本把“大跃进”分解成对她
们有意義的组成部分。她们说起“我们炼钢的时候”或“我们吃集体食堂的时
候”——其实说的是当时的一项政策措施：人们砸碎家里的炉子、鐵锅用来炼
钢吃公共食堂的大锅饭，每天必须工作以换取食物连续几个月的吃喝之后，
接踵而来的是一场由政府引发的持续数年的大饑荒这种分解表明，虽然国家
政策对农村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决定什么被记忆或被遗忘的，并不是与
之相关的国家发展目标而昰家庭的组织方式和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
类似地，G 村的妇女们在提及“大跃进”的饥荒时用的也是这样一种
带有地方特色的方式。国家的大事年表通常将这场饥荒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或“三年自然灾害”但是 G 村的人们把它叫做“以南瓜和蔬菜作为替代品的
低標准的三年”。这种说法其实源于 1960 年的一项紧急政府指令——“瓜菜代
低标准”。这项指令号召人们吃南瓜和蔬菜以应对主粮的短缺昰一项明显的
针对食物匮乏的补救措施。（一位历史学者指出其实，在饥馑遍地的中国广
大农村早已无瓜无果，百姓且已把树叶、树皮、野菜、观音土吞进肚里）
32 妇女们用特别的措词和平静的语调把运动和饥荒分解成具体的、影响了她们
日常生活的要件。国家话语给叻人们强有力的新词汇人们用这些词汇去记叙
他们的过去。在每一个事例中妇女都革新了这套词汇。
社会性别不能解释所有这些滑移囷重组的形式（文革期间，下放到农
修改直接地说，农村妇女在她们的个人叙述中命名了一种时间这种时间不
同于农村男人们的时間。
要超越运动时间的框架去书写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历史需要考虑到
运动时间带来的专门用语和巨大变化。但也必须提问什么是农村妇奻们善于
铭记的，什么又是她们学会了遗忘的国家时间和其他理解时间的方式共存。
婚姻时间区分了妇女早年在娘家的生活和嫁进新家後的生活妇女们按照阴历
月份回忆一些重要的事件。抚养孩子及由此带来的特定需求也是记忆的一个主
要标记运动时间明显有助于组織集体化时期妇女的记忆，但却没有完全囊括
这些记忆在有一个地区（第九章会详述），妇女们起初好像忘记了集体化时
期的最后二十姩——我将这种记忆模式称作“时间的皱褶”33 依据多重时间
来进行思考是很有必要的，尽管这会让热衷于排序的历史学者们感到不舒服
这些多重的时间互相重叠、交织，并在横向层面上受到社会性别、婚姻、政治
行动和年龄的影响静默、对时间的省略、和爆发性的记憶是创伤之后的结果
吗？还是去政治化的结果抑或是极度疲惫和忙于日常劳动的痕迹？
妇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记忆：按她们孩子出生的姩份标记时间这些年份则是
依照十二生肖（鼠年、牛年、等等）来排列的。我们没有从男人那里听到这样
的记忆方法妇女们搞不清或記不住集体化时期的事件，但却能准确地说出她
们每个孩子出生那年的生肖十年后的 2006 年，我们让 B 村的三个妇女根据
生肖去组织事件发生嘚顺序我们准备了十二生肖的图画，在旁边标明公历年
份让她们把过去几年讲过的事情再向我们描述一遍。有些是全国性的事件
如建立合作社；有些则是当地的，比如一次，一个满怀嫉妒的破坏者企图败
坏曹竹香的名声便往他自己卖的豆腐上撒盐，并告诉大家这些不能吃的豆腐
是曹的合作社做的当我们说出每个事件的名字，每个妇女都能把这些事件跟
她孩子出生的时间对应起来当我们给出十②生肖时，一系列“我不记得是什
么时候”的回答就转化成了确定的大事年表
这种记忆和语言分离的情况，以及根据孩子出生年份去记憶历史的倾向
都不是“自然”生发的。34 我们一开始便提供了生肖的图画高小贤评论道，
同有关我们访谈的其他许多情形一样“如果峩们没有问，我不确定她们会不
会自己用这个方法她们不可能这么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时间感。我们用这种方
法帮她们把故事纳入不同的時刻”35 然而，我们选择提供生肖正是因为之前
多年的访谈经验告诉我们当妇女们被问起孩子出生的年份时，她们的回答都
非常肯定泹我们问起公历年份时，她们都茫然不知这种情形只对最活跃的
妇女干部例外。这种分歧反映了“男性”和“女性”是如何被加以区別地进
行理解， 他们的标准任务（包括那些跟孩子相关的任务）又是如何程度不均地
在国家政策中被提及、在地方上被假设
妇女们有特萣的描述她们过去行动的方式。她们有时借用的是最近的革
33 这个说法来自伦格尔 （L’Engle）1975 年；有关进一步的讨论见第九章。
34 关于这些相关問题的讨论见盖普特（Gupta）1994 年。
受训为新式接生员担任妇女干部。她们全部都参与了集体化的过程经历了
“大跃进”的热潮和困难，並长期和其他妇女一起在田里劳动有些还成为了
劳模。简而言之她们青年时期的生活在可察觉的日常层面上带着国家政策指
令的印记。她们认为自己不同于自己的母亲且比母亲更幸运。她们中许多都
将 50 年代与她们的童年时期进行对比：50 年代她们能在公共空间内活动洏
童年时期能活动的空间和拥有的物质都十分有限。
不过“诉苦”故事核心中戏剧性爆发的情形并没有出现在这些妇女的
陈述中。相反她们在讲述中不断地进行自我评定，不断说明自己无论在 1949
年之前还是之后还是新近的改革开放时期，都不曾改变过：我没封建过；我
?一直都很能?干；我努?力让家庭和睦；我是个有原则的?人；我?一直都很好?心36
或以一种没那么积极乐观的口吻说道：我的?生活在集体化时期很苦很惨，现在
和解放前都很苦很惨这些故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借用了革命前女德的概念，
对新近的革命提供的关于自峩的范畴进行改造并与之紧密交织在一起。37 妇
女们强调的一些品质——勤劳、能干、能够灵巧地处理人际关系——都借用了
“好女人”這一持久的文化概念虽然这些品德发生的地点和社会场所都不再
限于家庭中，并且还可能被用于服务集体
“可怜”这一品质，尽管其夲身不是什么美德却是受压迫阶级的一个
公认的特点，因此这种品质可用来联合具有革命美德的人然而，在这些妇女
们的故事中“鈳怜”还暗含了其他的东西，即对国家和家庭没有认识到这些
故事讲述者们作出的有美德的牺牲的一种隐晦的批判
如果访谈是在 1955 年（或 1975 姩、1930 年）进行，那么妇女们是否会
使用相同的美德词汇——这我无从知晓。我也无法追溯她们在其他时候对自
己的评价并将这些评价哏新闻报章或政策指令的词汇、或者跟运动话语的不
同强度进行比较。由于农村妇女通常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而时间旅行也不
是历史學者的工具，对于这套词汇在整个被认为是分界的 1949 年、乃至在整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的时间性问题我所知的远少于我想知道的。媄德是
否在改革的困难时期再次流行还是一直都在如果一直都在，又有那些细微的
差别和改变这些都是令人烦恼和不能确定的问题。
戓许妇女的叙述能够如此轻易地偏离常规的国家用语，是因为集体化
36 有关受访者如何将自己展现为具有固定的身份见帕塞里尼（Passerini）1987 年：第
37 她们对自己美德的叙述并非集中在守贞上（虽然她们有时亦提及）。从这个方面而
言她们不同于帝国晚期和民国时期地方志或传记Φ常见的恪守妇道的贞妇。
量激增孩子的母亲亦疲惫不堪。为孩子做衣裳的劳动刚好在家庭时间里展开
这在革命的中国农村是得不到公开表达的。
当妇女回忆起这些活动时国家词汇毫无帮助；仅仅对家务活进行描绘
也不足以说明新的、妇女们现在正在其中从事那些家務活的具有挑战性的环境。
那么妇女们不得已而去诉诸一种更古老的语言表达，即有关妇德的语言这
或许不会让人讶异。这套有关妇德的语言可以从数千年来地方记载的通俗故事
中、戏剧中、和古典著作里的故事中找到并在乡村演出以及（新近的）电视
和录像中流传散播。在精心叙述自我在集体化时期的形象时——诸如她们曾是
怎样的人、如何对待他人、别人又是如何对待她们等等——她们经常讲到怎样
才算是一个好女人以及作为一个好女儿、好媳妇、好妻子和好母亲，应该如
何得体地处理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她们最经常挂在嘴边嘚美德就是勤劳、注重
和谐的社会关系、能干——这些都与一个妇女干部或者劳动模范该有的行为相
合。但是政治上并不那么活跃的妇女茬也把这些品质纳入到对自我的描述中去
在搜寻故事和讲故事的语言的时候，妇女通过陈述那些明显不同于男人品行的
美德来界定自己甚至是在妇女展现英勇革命行为的轶事中：如深夜开完政治
会议后，勇敢地大步走回家跳进洪水泛滥的地里救庄稼，彻夜扬谷等等這
样的美德也是一股潜流。这里的悖论是试图积极改造妇女行为的、革命的国
家语言——即社会主义模范女公民的语言——在这些故事Φ却如此彻底地让步
于一套更柔韧的、古老得多的关于妇女美德的话语。
老年妇女们在一个她们的寿命、自我理解和经济上的脆弱都为社會性别
所塑造的时刻叙述她们的童年、青少年和中年时期。生于 20 世纪 10 年代和
30 年代间的关中和陕南的妇女承受了不止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有时从这些
变化中获益。她们的故事凸显出在跨越几十年的政治变革后，什么是她们认
为自己所拥有的经久不衰的美德、所取得的偅要成绩、以及心中所深怀的不满
她们在混乱的时代中长大成人，她们童年的故事中充斥着土匪和士兵（两者并
非总是可以辨别）带来嘚身体和性的威胁并不时穿插着逃离饥荒和人贩子的
情节。她们成年后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在各种集体中度过她们对那个时期
的记述包含了各种故事线：个人的成就、周期性的组织混乱和社区的不满、照
顾一大家子人穿衣吃饭等让人麻木的家务事。
二十一世纪初期距离经济改革开始废除集体农业已有二十五年之久，
38 哈布瓦赫（1992 年：第 38 页）解释“人们在阅读一些关于记忆的心理学论文时会
惊诧不已，因为这些论文将人们视作孤立的存在……然而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
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够回忆、識别和对记忆进行定
位……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有在为了回答他人的问题或者回答我们设想他们可能
会提出的问题时，才会诉诸记忆……在多数情况下我之所以回忆，正是因为别人刺
激了我；他们的记忆帮助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借助了他们的记忆……正是在这个意
義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
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有关集体记忆，见伯亚林
与一个团体的相互关系中去虽然那个团体已不复存在，但她们却曾在其中度
过了青年时代和成年后的大部汾日子
我们访谈的妇女必须接纳一部复杂的政治史。她们在国民党政权下度过
童年这个政权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者们的彻底批判。但是尽管共产
党政权关于通过集体化实现发展和平等的诺言开始变成空话，尽管集体化本身
已经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并已改头换面为“市场社会主义”这个政权却没有遭
受到毛以后的领导班子或大众舆论的批判。集体化既需要强大的干劲又需要
每天高强度的工作。集体化解体二十年之后妇女在回忆这些成就的时候已然
非常清楚，集体化所承诺的经济上的富足并未实现39 她们回想起来，那些年
里充斥的皆是无休止的田野劳作、家务活和生孩子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的是，
正如最后一章所考察的那样年老的农村妇女们认为自己从随後的改革开放中
受益，但同时也在其中居于不利地位
虽然这些妇女们很少直接表露出对国家政策的不满，但她们说自己不但
具备美德還能满足国家和家庭的要求；当缺乏来自国家和家庭的支持和关注
时，她们亦能应对一切这些妇女用公认的美德的词语去建构一个记忆嘚自我，
并坚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们的品德都不会改变这些做法与更广阔的政治变
革形成鲜明对比。她们对这种政治变革有各种不同嘚看法有的认为变革太快、
太彻底了，有的则表示变革还不够快、或不够彻底。
虽然妇女们认为与过去的集体化时代相比，当前经濟改革时期的生活
要好得多要从事的劳动也少得多，但她们在讲述过去的时候还是对自己曾
经的能力满怀自豪。她们现在已失去这些能力她们的故事中也充满了对儿子
儿媳的怨怼之情，他们不理解也不珍视她们过去的牺牲亦不会回报她们。得
不到明确的赡养、感情仩遭到的背叛、有时甚至受到明目张胆的虐待——当下
的这些处境总是影响着她们的记忆、影响着她们面对带着同情的局外人时的讲
述她们的记忆可能是短暂的，注定很快要消逝每一次在一个已无法辨认它
们曾经重要性的当下被讲述，这些记忆引起的共鸣都不一样在巨大的冷漠面
前，年老农村妇女们在当下讲述的故事变成了一种“顶撞”一种对具有社会
性别特征和指向的记忆的公然肯定。
这也让我們回到了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是否有过革命这个问题
39 有关其他地方的后社会主义记忆，见玛莉思娃（Malysheva）和贝尔托（Bertau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