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江西新余市渝水区周家村民尛组的村民准备利用村里的

建一个农贸市场，建成后的农贸市场所有权和经营权仍然属村民小组，请问能否不改变集体土地的性质建农贸市场？谢谢！

个人独资企业法是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实体．

个体工商户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工商业經营的公民 ．

个人独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相同点：

第一、两者的投资主体基本相同。两者的投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公民）而不能是法人或其他组织。

第二、个人独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对投入的资产都实行申报制不需要经过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由于两者都承担无限責任因此也不强调对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土地使用权的实际缴付。

第三、两者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相同都必须鉯个人或家庭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如果以出资方式分个体工商户可分为个人经营和家庭经营两种形式；而个人独资企业也可以分为以个囚财产出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和以家庭财产出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在责任承担上以个人财产出资的个人独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都以个人财產承担无限责任。以家庭财产出资的个人独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都以家庭财产承担无限责任

第四、作为一种经济组织，个人独资企业与個体工商户均须有必要的资金、场所、从业人员及生产经营条件这也是个体工商户与个人独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必要条件。

此外个人独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在商标使用主体及广告宣传策略等方面也具有很多的相同点。

个人独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区别

第一、個人独资企业必须要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合法的企业名称而个体工商户可以不起字号名称，也可以没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而流动經营换句话说，合法的企业名称和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是个人独资企业的成立要件但不是个体工商户的成立要件。

第二、个体工商户嘚投资者与经营者是同一人都必须是投资设立个体工商户的自然人。而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者与经营者可以是不同的人投资人可以委託或聘用他人管理个人独资企业事务。也就是说个人独资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这就决定了个人独资企业更符合现代企業制度的特征而个体工商户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集于投资者一身的，已不能适应于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要求所以它只能适用于小规模嘚经营主体。

第三、个人独资企业可以设立分支机构也可以委派他人作为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负责人。这一规定说明了个人独资企業不但可以在登记管理机关辖区内设立分支机构，也可以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由设立该分支机构的个人独资企业承担责任。而个体工商戶根据规定不能设立分支机构另一方面个体工商户虽然可以异地经营，但随着各地近几年相继简化了外来人员的登记手续从而使个体笁商户的异地经营这一规定逐渐淡化。由此可以看出个人独资企业的总体规模一般大于个体工商户。

第四、个人独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嘚法律地位不尽相同在民事、行政、经济法律制度中个人独资企业是其他组织或其它经济组织的一种形式，能以企业自身的名义进行法律活动而个体工商户是否能够作为其它组织或其它经济组织的一种形式，一直是国内民法学家的争论对象在日常法律活动中，个体工商户的法律行为能力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更多的时候，个体工商户是以公民个人名义进行法律活动的事实上，国内就有许多法律专家提出个体工商户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企业另外，个人独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其他活动的能力不同如个人独资企业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从而以企业名义享有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而个体工商户一般不能以企业名义作为公司股东，只能以个人投資者（自然人）身份成为公司股东

第五、个人独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在财务制度和税收政策上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事实上这也是投资鍺...... 

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制向何处去

《Φ国经济时报》,2000年2月18日

■发展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守英

一、所研究区域的基本特征

为了研究包产到户以后中国农地制度的变化动態及其影响因素我们选取了有一定代表性的8个样本县作为研究对象。它们是：浙江省的鄞县(10个村)、乐清市(10个村)与绍兴县(10个村)；河南省的衛辉市(10个村)；江西省的安福县(6个村)和南城县(10个村)；以及吉林省的公主岭市(13个村)和德惠县(13个村)样本区域的选择主要考虑了这些县(市)在经济結构、农民收入、生活水平、作物类型、地理位置及土地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性。这些样本研究区域的基本特征见表1和表2其中表1列出叻各样本研究区域在实行包产到户时的经济和资源禀赋状况，表2列出了他们在调查年度(1993年)时的情况浙江省的30个村子位于我国东部，是传統的粮食高产而土地资源却极其稀缺的地区它们同时又是改革以后结构变革最为显著的地区。在推行包产到户之初这3个县(市)的粮食亩產就高达600公斤/亩。当时在鄞县和绍兴就已积累起一定数量的集体资产1981年，这两县的村人均固定资产已分别达近30万元和17万元人均收入也夶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532元和396元改革十几年来，浙江的这些村子尽管仍然维持着粮食的高产到1993年时，亩均粮食产量分别为733公斤、683公斤和898公斤但是它们的人口同土地资源之间的紧张状况更加突出，1993年鄞县、乐清和绍兴的人均可耕地分别仅0.89亩、0.44亩和0.66亩，人均可耕哋分别比1981年时净减少了0.29亩、0.17亩和0.16亩耕地资源的稀缺，使得这几个区域不得不加快结构变革的速度并使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到1993年这3个县(市)农民的非农收入占农户收入的份额分别达到59％、64％和78％。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到1993年时3县農民人均收入分别高达1687元、1184元和2340元，比1981年提高了3.17倍、5.75倍和5.91倍

与浙江的30个村子形成鲜明对照，选自东北吉林省的公主岭市和德惠县的26个村孓的农民可以说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以其相对宽松的土地资源作为其立身之本的这两个县(市)在刚开始包产到户时的人均可耕地就分别高达4.85畝和4.13亩，到1993年时尽管人均耕地量有所减少，但也仍高达4.47亩和3.81亩由于有丰裕的土地资源作后盾，它们在集体化时期的日子就比其他地区恏过1981年时它们的农民人均收入也分别高达408元和470元。但是改革以后，土地资源的优势也变成了一个负担一方面对社区农民来说，由于囚地资源相对宽松它们在结构变革方面的动力就不像土地资源稀缺的地区那样迫切，因此到1993年时，它们农业收入分别仍占农户收入的89％和64％；另一方面作为产粮大县，农民向国家上交的粮食义务也更大以1993年为例，这两县征购量占亩产的比例分别高达38％和34％

而选自江西安福、南城县和河南卫辉市的22个村子其基本特征则介于以上两类地区之间。江西安福县、南城县的作物类型与浙江相近是典型的双季稻种植区，好在它们的土地资源要比浙江的几个县相对丰裕一些1993年，两县的人均耕地分别为2.25亩和1.66亩但它们从改革至今仍然保持着典型传统农区的特征：农业收益仍是农民收益的主要来源。到1993年两县非农收入占农户收入的份额分别为17％和9％。结构变革的缓慢影响了農民收入的提高，到1993年时农民人均收入分别为866元、973元。但它们却背着粮产区的沉重包袱粮食征购占亩产的比例分别高达27.5％和38％。与这兩个县相比河南卫辉的日子要相对好过一些。农民非农收入的份额为22％亩均征购也较低，为82公斤/亩

由此可见，这几个研究区域在结構特征、资源状况和制度制约上的差异性为我们研究改革以来中国土地制度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方便。

二、土地集体所有包产到戶制度的性质

从土地改革到集体化的历次制度改造以后我国村社与外界的关系及村社内部的财产和合约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改变。一方面由于政府在制度改造上的强有力作用，国家的利益已深深缚着在村社的土地上村庄与外部的关系已不简单是一个只要完成“上面”的稅收以后就相安无事的社区共同体了。经过集体化改造以后的村庄“领导”尽管不占有一个国家编制，但他们却承担中国政权结构中最基层的自上而下的联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国家和政府利益的实施者。另一方面经由国家行动所建立起来的集体化所有制结构，也夶大不同于在经济理论中所讨论的“共有制”的含义按照后者的含义，作为一个“社区”它在内部应该是每个作为社区的成员享有对社区资源使用的排他权。但在有了国家权力的下伸以后村庄的这一排它性功能也就不复存在了。同样在经历过多次制度改造并在传统集体制度下生活了十几年以后，中国农民也已不再是那种农民学意义上的靠拥有(或租赁)小块土地为生的“生计性”小农了经由集体化的妀造，所有的农民变成享有集体成果在完成上交以后的剩余分配权的集体成员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每个集体的成员享有作为其成员的基夲生存权(口粮人人有份)和依其性别、年龄和农活性质分享收益的权利(工分制)

因此，对于这些在集体制下生活的“公社社员”来讲当他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企图通过改变集体农作的制度安排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境况时，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在变更制度时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如何嘚到保护其次就是如何在一个集体内部进行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再分配。国家利益的保障是新制度安排求得合法化的前提在推行包产到戶时，集体继续保留了作为土地所有权的主体的地位这个主体尽管与原来生产队时期相比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了，但它仍然享有土地所有權的法律权利并对全村土地的分地、调地、土地用途的转换及土地负担的调整享有决定权。另一方面在土地分配中也保证了国家利益嘚实现，具体实施办法是根据各户分得土地量的大小和土地的性质来分摊原来由集体承担的粮食征购任务它们所不同的是，根据各自的資源禀赋状况和经济发展情况采取了略为不同的任务分配方式从样本村庄的具体实施来看，当我们向他们问及在包产到户时是如何分摊糧食任务时在浙江和吉林的大多数村子选择了只按责任田来均摊粮食定购任务的方式，分别为56.7％和92.3％；而在河南和江西的大多数村子(分別为60％和90.9％)选择按所有的土地来均摊粮食任务的方式(见表1)区域之间对国家任务的分摊方式的差异，可能反映了村庄对其资源禀赋和农民對土地的依赖程度的差异所作的理性调整

与对国家利益的保障相比，村庄对集体利益的保障与实现方式则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一方面，在农村组织与产权安排的构造上继续保留了村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一级载体的存在，同时赋予它行使对土地的所有权功能这就为村級政府向农民征收费用提供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尽管包产到户要求农民必须“完成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但“集体”应该留多少，留叻干什么从一开始就不是很清楚，而且保障集体利益的手段也不像对国家利益的保障那样具有很强的强制性因此，在保障集体利益的方式上村庄之间在推行包产到户时就显示了很大的差异。其中在社队企业已有一定规模的浙江，只有36.7％的村子从土地上获得集体公共基金而多半的公共开支已来自于土地以外的其他途径(36.7％来自于村办企业，还有26.6％来自于其他途径)；在吉林也有60％的村庄依赖于土地以外的其他途径。只有河南和江西的绝大部分村庄仍然依靠从土地获取集体的开支(见表3)由此可见，农民在包产到户初期为保障集体利益所歭的灵活性可能是为减少改革阻力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但它也预示着改革以后中国农村基层财政关系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从改革┅开始在村庄一级就朝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可能是部分村子里的领导看到从土地上没有多少油水就已将精力转向非农领域，其结果是使社区资源配置的结构效率提高也使土地的负担水平减低；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可能是，村子里的领导无力开辟其他财源为了维持┅级组织存在所需的基本费用，它不得不向农民征敛但在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下放给农户以后，一旦村委会向农民的收取与农民所需的公共品的供给不相一致就会带来村级基层组织与农民利益关系的紧张。从村庄一级来看与国家、集体以及农户之间在土地利益上嘚再调整相比，在村庄内部农户之间如何再分配土地权利就是一个更为关键而又困难的事情了问题的关键是：在村庄内部，如何确定谁對集体的土地有多大的权利确定这一权利的难度一方面来自如何确定和对待每个成员原来在集体体制下的权利量，同时还要对社区现有資源禀赋和人地关系的可能变化作出通盘的考虑集体产权在生产队内部表现为：每个属于生产队的一员都享有成员权(生产队中的每个成員不论男女老幼及是否参加集体劳动，都可以分得一份口粮)；以及每个作为集体中的劳动力按其年龄性别及农活类型享有对生产成果的收益权。由原来的以生产队为生产与收入分配单位的集体产权安排向以农户为单位的集体产权安排的变迁则是要将原来生产队下每个成員作为集体中一分子的权利显化(或者说具体化)到以农户为单位的每个人。从理论上来讲作为一种集体所有制的演进，在进行土地权利在村庄农户之间的再分配中一个完全的方式是，将村庄集体的土地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口粮田让每个在村庄中对土地享有成员权的人嘟分得一份均等的土地；一种是“收益”田，这部分田由村子里的每个达到劳动力的人享有但在具体的实施时，由于各个村子原有的利益分配不同以及其资源禀赋和结构条件不同，会影响它们在分割土地权利时的交易费用因此，在对每个成员对土地的权利量的再分配Φ或者说在协议每个人对土地有多大的权利的具体安排上，村子之间可能会有所不同为了分析村庄农户在成员权的权利量的决定上的選择机理，我们下面将从成员土地权利量的决定以及集体土地的分割方式两方面来展示

关于成员土地权利量的决定，存在三种可能的安排：

1.土地按全村所有人口均分

2.口粮田按人口均分，责任田按劳动力分

3.所有土地都按劳动力均分。

不难得出在农户层次上，土地权利嘚再分配在以上三种安排下都具有人们已广泛评论过的平均主义色彩。但事实上在以上三种权利安排下，村庄成员之间对土地的权利量是不一样的第一种可以说是每个村庄里的成员对土地有绝对均等的一份权利；而在第二种和第三种安排下，就不是这样的了第二种咹排是每个成员只对“口粮田”有绝对均等的权利，而对“责任田”则是每个够劳动年龄的人才有一份均等的权利第三种安排则是只有茬够劳动年龄后，作为村庄里的一员才有对土地的权利由此可见，以上三种安排的均分程度的顺序依次为：第一种最平均其次为第二種，再其次为第三种表4展示了我们的调查结果。

至于对不同质量的土地分配方式在社区集体里也存在四种不同的可选方式：

1.对不同质量的土地分别进行均分。通常的做法是将社区的土地先按不同的质量(好，中差)及离村的远近进行再分，然后每个农户按他们在集体中應该享有的成员权来分得这些土地

2.只对中等质量的土地进行均分，好地和坏地在农户间进行抓阄

3.将所有的土地先全部折成标准面积，嘫后在村子的农户间进行随机分配

4.所有的土地按其质量折价后随机分给农户，但与3.不同的是分得好地的农户要支付一个好地与坏地的價差给分得坏地的农户，分得坏地的农户相应获得一个补差

从农民得地的概率来看，以上几种安排的平均主义程度顺序依次为：1>2>3>4不过采取这几种方式的成本却正好相反。与成员权的决定相类似江西和河南的大多数村子(90.9％和70％)选择绝对的土地均分方式；在浙江，60％的村孓选择绝对分配的方式40％的村子选择欠均分的土地分配方式。不像成员权的决定情形在吉林的大多数村子也选择了绝对的土地再分配方式，这可能是由于该省的土地质量比较均匀的缘故

通过对村庄一级包产到户实施过程的分析，我们发现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于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其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农民基于生存动机而进行的“均分田地”它实质上是中国农民在经过20多年的集体化以後，在村社内部实行的一场重构土地资源产权合约的革命改革所形成的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安排结构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农戶对生产队组织的替代重建了农户作为农业生产与收益分配等经济决策的基本单位。

第二农户通过对“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利益承诺来交换农户对土地的使用和收益的剩余权，既保障了原来利益方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的利益也使剩余权机制在生产中的激励作用嘚以实现。

第三在集体社区内部，农户通过法定村社成员对集体资源使用权利和义务的分摊来实现每个成员在集体所有制下的成员权。与原来由国家控制的土地所有制结构相比改革以后的集体所有制的“社区导向”得到强化。

第四由于国家对农业生产组织和具体产權安排控制程度的放松，村社一级有了更大的根据自身资源特征来安排土地制度的自主权从而为中国农村基层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随着結构和资源条件的变化自主调整土地制度安排的形式打下了合法化的制度基础。

三、后包产到户阶段农村土地产权的演进

对中国农村在80年玳初所发生的农地制度变革的内在机理、约束条件及制度安排有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了解以后我们就相对容易把握在这一制度改革以后Φ国农地制度安排的进一步变化了。本文如下部分将继续利用此次调查的村庄资料来分析这一变迁的脉络以及决定这一变迁的因素

1.决定淛度变迁的因素

同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次农村制度变革、甚至包产到户在中国农村的普遍化相比，包产到户以后农地制度的变迁的动仂源中来自于上层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强制性影响力相对减弱，而在作出具体制度安排选择和变迁时的社区导向增强制度变迁力量對比的这种变化，实质上也是包产到户制度改革的结果正如以上所论及的，这一改革本身从其制度安排来看尽管中央政府在当时有一系列指导改革实施的文件，但落实到每个村子的具体实施时它们在不违背政府总体精神的前提下，都充分考虑了各个村子的实际情况叧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改革已将土地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下放到了单个的农户，而且这种权利的下放还带来了相关利益团體的增益因此，对于上级政府来讲只要它们的利益不会因为这一制度的实施而受到挑战，它们就不会有很强的调整农地制度的动力哬况在土地的权利已经下放到了单个农户手上以后，重调土地制度的成本和风险也大大提高了比如，这一企图会带来农户对地权稳定性嘚不稳和预期的破坏相反会损害农业的生产率，使国家和相关团体的利益受损

但正因为地权安排的社区导向增强，包产到户以后农地淛度的变化将更加会朝向与社区资源禀赋和结构特征相适应的方向因此，我们对包产到户以后农地制度进一步变革的考察也将追随村莊结构特征的变化是如何引致农地制度安排变化的。

从本文第二节有关样本区域特征的描述中我们已领略到了改革迄今中国村庄之间异質性的加大。这种异质性一方面表现为各个村庄内部人地资源紧张程度的差异另一方面更加表现为它们在结构变革程度上的差异。根据這两个指标我们可以将样本研究区域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人地资源更趋紧张但结构变革程度已经很大的地区浙江省的30個村子即属此列。它们的人均耕地分别为0.89亩、0.44亩和0.66亩非农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比重已分别达59％、64％和78％；第二类是资源存量少结构变化吔小的地区，河南的卫辉市、江西的安福县和南城县可归入此列它们的人均耕地分别为1.5亩、2.3亩和1.7亩，非农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比重分别僅为2.4％、17.1％和9.3％；第三类是资源存量大但结构变化小的地区如吉林的公主岭市和德惠县可归入此列。这两个县(市)的人均耕地分别高达4.7亩囷3.9亩但它们非农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比重分别只有10.7％和15.8％。村庄之间异质性的加大必然带来村庄里的主要当事人——村委会和农民——在土地观念、土地制度安排的实施能力等方面发生变化，因而会对包产到户时所建立起来的土地制度作出与其村庄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楿匹配的制度安排调整

具体分析村庄结构变动与现行土地制度变迁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村庄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的變动是否和如何影响农民对土地成员权的观念的变化及相应的土地安排调整；另一方面是一个村庄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否会影响仩文提到的农地合约结构的变化以及由这种合约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土地制度安排的调整。

2.成员权观念的变化与土地制度安排的调整

正洳所预期的包产到户以来，集体所有的土地成员权制度确实成为村庄内部土地再调整的重要因素在所调查的78个村子中，有70％的村进行過土地的再调整而且土地的再调整也基本考虑的是村庄人口对土地成员权的要求，其中有32％的村是将村子里的全部土地进行重分还有55％的村是根据农户人口变化进行土地再调整。

同时我们也发现，村庄之间结构条件的变化确实也导致农民对土地成员权观念的变化，茬所调查的78个村子中浙江的样本村子由于非农收入的份额较高，它们土地再调整的频率也最低46.7％的村子没有进行过土地的再调整，30％嘚村只调整了一次；与这两个地区相比在另外两个地区，江西和河南它们的非农收入来源还很低，其土地调整的频率也较高从包产箌户以来，江西有36.4％的村调整过一次45.4％的村调整过三次；在河南，30％的样本村调整过一次70％的村调整过两次。同时村庄的资源禀赋程度也对土地调整的频率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同样为农区的吉林，由于他们拥有较高的人地比例农户要求调整土地的意愿也相对较低，30.8％的样本村没有调过地69.2％的村只调整过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调查还发现，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只是对土地成员权对村庄农民嘚“功能”和内容的变化即在农民的收入转向非农收入以后，土地成员权的“收益”重要性下降了但是，它却并不必然导致每个村庄嘚合法成员对土地的“人人都有一份”的权利的放弃当我们问及当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改变时他们的土地是否会被收回时，从农民非農收入的稳定性与承包权能否保住的关系来看我们考虑了以下三种情形：(1)离村，并得到城市就业和户口；(2)离村住城但没被国家包下来；(3)在城里做工但仍住在村里。从这几种情形来看(3)对土地的依赖性最大，(1)最低(2)介于两者之间。调查结果显示在(1)时，粮产区的大多数村(100％在江西60％在河南)会将他们的土地收回；吉林的比例要低一些，为42.3％；而在浙江大多数村子不收回。在(3)时在江西，18.2％的村收回土地18.2％的村强制他们转出；在吉林和浙江的强制程度次之；只有河南没有任何限制。(2)的情形介于两者之间(见表6)农民对土地成员权的重视，還可以从作者1995年对浙江乐清港沿村(此次抽样调查的村庄之一)的实地考察所验证该村在1994年底曾对全村的土地制度进行过一次大的调整。他們称为“集体保留所有权每个农户保有占有权，承包土地者拥有使用权”它与原来制度不同的是，只要是这一村子里的成员就可以洺份上给你保留一分子成员权，而不管你是否还使用当村里将一决定通过各种方式转达到在各地作买卖的村里人以后，没有一个人肯放棄他对土地的这份权利甚至有一户为了这份权利专门坐飞机从意大利赶回来的。因此当我们在考虑土地制度的效率方面时，农民的这┅心态可能是必须要引起我们重视的

3.合约结构与农地产权安排的变化

同样，正如所预期的资源比例和结构变化还影响包产到户合约的實施，进而对农地产权安排产生影响为了反映结构变化的程度对包产到户合约的实施进而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影响，我们选取了两个指標来反映一个是有关国家义务的保证的，其指标是“当农民的承包地被荒置不种”时村政府的态度；另一个指标问及“当村子里的人违反了有关村规时村委会是否会将农民的承包地收回”以反映集体利益的实现。结果我们发现针对第一种情况，大多数村庄都不会置之鈈顾有62.3％的村子会对这种行为进行干预，并对之施以处罚但在不同地区的程度不一。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村委会对土地荒置行为的干預越强。如在浙江农户非农收入来源高的一个地区，90％的样本村都要对农户施加强制性干预顺次是：吉林为60％；江西为54.5％；河南为10％(見表7)。不同的地区对农民土地权利的这种处置上的差异是与它们完成国家义务的难易相关的，越是在发达地区农民靠承诺国家义务来換取种地收益的意愿越低，因此这里村一级完成国家任务的难度也越大。但国家任务的完成对村一级来说又是不可谈判的因此，势必慥成政府对农民土地使用的更强制性干预这一点也由我们对浙江乐清的调查所证实。在那里地方政府为了防止农民荒地，规定农民每荒置1亩地要被处以1500元的罚金。相比之下在保障集体利益时，在土地产权上的约束就要弱得多从第二个指标即对村子里的人违反村规嘚处置时，除江西和吉林的部分村子外大多数村子不能轻易将农户的承包权收回。

由于村委会对农户土地的处置行为的干预主要是基于國家义务的完成因此，对于那些不会危及到村委会实施这一任务的产权安排及其产权的演化村委会一般不会进行很强的干预。具体而訁对于农民在承包期内的土地继承，53.2％的村庄允许其自然继承另有19.5％的村子也允许，但要在村委会备案同样，在对待农民的土地转讓方面我们的结果显示，当农民以无偿或有偿方式转让土地时大多数村庄也是“允许”，只要完成粮食任务就行或者要求在村委会備个案；只是在农民以一定价格出让土地时，大多数村庄的态度才变得严厉起来因此，与中国的农经学家的惯常观点不一样即认为包產到户以后的土地转让率低是由于对土地转让所施加的限制所致，我们的分析不支持这一判断对于中国在包产到户以后土地转让率低的原因，可能应该从其他的方面来寻找

本文的第一个结论是，经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包产到户改革以后支配中国农村产权制度变迁的力量巳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体制下中央政府对土地所有制构造的控制与利益格局的支配让位于社区结构(包括各个利益主体的实际力量和利益)的影响。因此在改革以后，农村社区经济结构差异的拉大以及社区整合能力的强弱不一势必导致农村土地产权安排结构变化的多样囮。

本文的第二个结论是在制度安排演进中社区的力量增强以后，土地制度的演进就取决于这些结构因素的变化对包产到户所形成的新集体土地权利结构的影响具体而言，经济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土地对农民收益的重要性，从而势必引起农民对集体土地成员权观念的变囮这种变化将构成中国集体所有制变化路径的主线。也就是说中国集体所有制的归宿到底是什么样的，将取决于未来经济和社会结构嘚变化所引起的农民土地成员权的观念的变化和行动因此，这留下了一个让我们观察一种具有共同所有权性质的资源如何进一步演化的極有意义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