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上午，杭州笋商倩倩再次接到快递公司的退单电话。数百箱快件被退回仓库门口，其中大多数来自上海。
堆积的退单多已单码模糊，等待着被扔进垃圾桶。单码模糊，意味着快件已发出三五天，里面的雷笋不能再次售卖也无法食用。
这些笋原本应在清晨出发，抵达临安仓库后，由快递卡车整车运走，沿高速一路向东，途径杭州或嘉兴转运站，抵达上海。然后经上海分拣中心、分公司，到达各快递网点，最后由快递配送员第二天一早送达上海客户家中。
但上海疫情开始后，运输逐渐复杂，环节变多，时间变慢。紧接着，每天出现数以百计的退单。
3月31日，倩倩收到当地快递公司消息，受上海疫情封控影响，上海停发，快递无法进入。那时，不少生鲜淘宝电商都接到了类似通知。
直到现在，各地电商发往上海的物流，也基本处于无法发货状态。
原本服务电商的上海配送力量，正和志愿者一起，超负荷承担着2500万人口的生活必需品配送。
那么，物流只能延迟或暂时中断吗？
在上海抗疫一线的中国商业联合会商贸物流分会副会长陶钧，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启动组建城市配送后备体系。应紧急摸排专业物流服务商、商超配送商、快递企业等社会力量的配送资源状况，绘制“企业-社区”配对地图，对口负责。”
他提议，用属于上海快递和物流的资源、能力，去缓解如今的配送难题。
快递公司的上海停发通知，让倩倩喜忧参半。暂时失去上海市场令人难过，但他们再不用与时间赛跑，向上海寄出一箱箱有一半概率被退回的加急雷笋。
3月中旬，倩倩的农产品店在一夜之间走红，涌入无数上海客人。但那时，快递公司每天更新的停发区域表中，上海几乎已经全市停发。
最初接到大量订单时，倩倩和老公还在临安附近村落收笋。
临安是中国的竹子之乡，又临近天目山，盛产雷笋。当地人常说：“雷公打雷，都要去挖笋子的”。
春天一到，倩倩一家就要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在天光微亮时，开卡车前往附近田间村落或高山收笋。村里笋农多是5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将新鲜采摘的雷笋统一放在村口，等待售卖。
原本会有更多上海、嘉兴来的卡车，将雷笋直接运到两地的大型批发市场。但倩倩表示，高速管控严格后，浙A以外牌照无法再进入当地。笋农不得不将更多笋卖给像他们一样的电商。
切除老根，分拣装车，等夫妻两人再回到仓库已是中午。他们需作出决定，是否继续往上海发货。
一方面，他们不久前试探发到宝山、嘉定的几个蔬菜包裹，被成功签收，顾客推荐了更多上海朋友，订单激增。人们互相转告，来此买菜。
另一方面，生鲜快递去往疫情区风险极大。一旦快递延迟或被退回，他们要承担全部损失。
上海的订单和问询不断增多，倩倩和丈夫最终还是决定优先上海。
仓库七八个人的工作量因此变大。所有人优先分拣包装上海包裹，备注加急。
韵达和中通分别在每天下午2点和7点来收件，常常是韵达的车2点来6点走了，中通的车马上又到。
快件扫码装车需要几小时时间。收件员取货同时，倩倩快速打包新的上海加急包裹的情况，时有发生。
3月20日起，倩倩陆续收到了客户的反馈。朋友推荐的字样频繁出现，上海订单逐渐占到了每天总订单的10%甚至更多。
虽然也有上海客人表示，买笋只因为喜欢，就当囤点物资给上海当地更需要的人。但对更多人来说，收到的雷笋已经是他们最后的蔬菜。
有客人将春笋分给买不到菜的邻居，有客人同她抱怨楼下10元一斤的笋和12元一斤的土豆，还有被封的女孩，询问能否帮忙去市场代买一些蔬菜：“老板，有大白菜吗？已经好久没有绿色菜了。”
顾客们的焦虑一度影响了倩倩，“要不我冒险去上海小区门口卖笋？”
于是，重复购买成了不少上海市民的选择。有人收货后，第二天换个地址给家里人买，隔几天再买给朋友。每次购买，收货地址都不相同。有人半个月囤了九次春笋、香薯。
雷笋始终在陆续发出，但并不是所有快件都能顺利运往上海。
对倩倩来说，与感激一起到来的，还有大量来自上海的退单。她和客人们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一环节，或者说，每一个环节都有问题。
快件在临安快递公司分拣时，会因地址问题退回一部分。还有很多滞留上海几天后，再被退回。
倩倩解释，快递公司的讯息并不及时。有些地区早已能发货，但传来的讯息是不能。有些地区则相反，无限延迟甚至退货。事实上，三月开始，多地快递物流都出现了阶段性延缓甚至中断。
但快递公司也有苦衷。各地防疫政策随时变动，各高速路随时可能被封，物流时间和成本逐渐增加，还常面临未能按时配送而违约受罚的风险。在特殊时期，直接停发某些区域，未尝不是一种自保方式。
这对个体电商来说并不友好。他们只能通过小单量地试发，来确定哪些区域也许还能多发一些。
但在上海，很多地区常常是今天能收到，第二天的就无法送达了。
部分顾客将责任归咎于快递站点不配送。
但浦东新区某快递分公司负责人林海却表示，三月以来，他们送完了站点里几乎所有的快递。对于上海大部分还在营业的快递点来说，都是如此。
派送员们依旧每天早上六点上班，分拣、消毒、派送、吃饭，再派送，循环往复，直到晚上送完手上的几百个快件。
唯一的变化是，消毒次数增加了，每到一个新的环节，就会多消毒一次。
虽然配送照旧，问题却陆陆续续出现。
3月中旬起，浦东新区的快递派送员言伟发现，他负责的小区进不去了，只能送到门口。他的同事也一样，有人将快递交给门口的志愿者，或放在架子上，也有人在小区门口摆摊。他听说，在别的区域，还有快递员摆摊时被警察驱逐。
很快，他又有了新的压力。同站点的同事，一觉醒来，小区被封。更糟糕的是，同事一般几人合租，每次封禁，都是三四个人起步。
而快递行业很难像外卖、生鲜一样，临时招收大量兼职，即招即用。还能自由行动的人，便要分摊多余的快件。配送速度逐渐变慢。
在言伟看来，这压力并不算太大，毕竟只要送到小区门口就行。他再不用一天爬120层楼，也不用搬着10箱20斤的橘子爬6楼了。
除了派送人员减少，卡车运来的快递也越来越少了。
林海透露，三月以来，他所在片区的七八个菜鸟驿站，单量并不乐观。虽然果蔬生鲜的包裹比以前多了，但站点总体单量却下降了四成。
事实上，大部分商户得知快递停发消息后，都选择直接停发这座城市，像倩倩一样还在发货的并不多。
这样的发货，多少带着些与疫情博弈的色彩。
毕竟，每一个被退回的快递，都会成为无效垃圾，他们要承担全部快递和笋的费用，每件损失约24元。
不少顾客因快递滞缓没收到春笋，也依旧点了送达。可即便如此，这些来自上海乃至全国的退单，让他们一个月损失数万元。
这也是将笋运往上海必然要面对的问题。3月以来，被迫休息的快递员和停发的快递点一直在快速增加。
最开始是个体派送员截停。随后，网点所在的街道截停，部分快递被退回。再后来，分公司所在的街道也被封控了。
3月38日，林海所在浦东新区快递分公司，因为新陈路道路封闭，所有快递员被封在街道的员工宿舍，能出门却无法出街。分拨中心装载快件的卡车无法进入。此后，这一分公司所在的七八个快递点不得不暂停营业，直到解封那天。
但他们谁都不知道街道和网点会被封到什么时候。
林海原本以为，到浦东解封的那天，配送就能正常了。但很快，他看到了浦西被封的新闻：
“浦西的道路封掉了，那就意味着浦东也没办法正常运行。所有的快递，全国各地快递，几乎没有单独的路直达浦东。”
3月31日，倩倩收到韵达和中通的消息，“因为疫情原因上海暂时无法发货”。
当天晚上，绝大多数淘宝商家停发上海快递。他们已经收到所属地快递公司通知，上海停止发货或时效延迟。
虽然上海辟谣平台发布消息称，并未接到相关通知要求他们从4月1日起全面停止配送和快递服务。但目前也只有部分邮政、京东还在正常运行，申通极个别地点还可以配送，顺丰部分网点暂停收派服务，恢复时间未定。
十买九退，成为不少当地人苦中作乐的自我调侃。这一天起，上海部分地区抢菜难度直线上升，有上海网友反映，跑腿加价300元都很难约到人了。
在青浦区，有部分小区超市的蔬菜包已下单三天，至今无人送货。嘉定区的90后女孩在佛系吃面一个月后，终于还是加入了每天早晚定时抢菜的大潮。
缺菜焦虑在快速蔓延。直到现在，包括浦东、宝山、青浦、松江在内的多个区域，仍是抢菜困难，物流停发，且不知恢复时间。
在上海一线抗疫的陶钧，担心非常时期配送体系的崩溃，可能会引发大面积社会问题，提出了另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
“启动组建城市配送后备体系。应紧急摸排专业物流服务商、商超配送商、快递企业等社会力量的配送资源状况，，绘制“企业-社区”配对地图，对口负责。”
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研究室主任周志成则认为，急需保证物流通畅：建议统一全国的疫情防控和交通管控信息发布渠道，保证城市生产生活货运物流大通道通畅。
3月31日，倩倩接到停发通知时，架不住客户的恳求，连夜帮他发了去往上海的最后一单快递。发出前她告诉客人，很难收到甚至可能连揽件信息都没有，但对方坚持：“没关系的，发吧，我负责。”
直到现在，她也不知道，那单春笋到底有没有顺利到达上海。
快递公司还在不断给倩倩传来新的消息：江浙沪基本停发，全国停发930个区域，近半个中国。
因地区停发而被退回的订单表格里，每天都有数千条信息，快速滑到底要几分钟。
但倩倩已经没那么伤感了。“现在是江浙沪邮不出去，江浙沪停了不知道多少了。我只能庆幸，我在的地方目前还是很安全。”
（应受访者要求倩倩、言伟、林海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