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皑皑的白雪和挺拔的青松，不仅是陈毅元帅笔下的直抒胸怀，而且也更是陈毅元帅革命的一生，尤其是他个人品格的最好写照。每年的一月六日这天，是陈毅元帅逝世的纪念日。不知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几人记得这个日子。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的中午，刚刚醒来毛泽东一边对走进屋来的工作人员说“我要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一边艰难地向门外走去。由于陈毅的追悼会马上就要开始，因此毛泽东不仅来不及理发刮脸，而且就连衣服也来不及更换，只是在补丁摞补丁的睡衣外面随便罩上了一件灰色的呢大衣，便冒着严寒急匆匆地赶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到了追悼会现场之后，毛泽东深怀歉意地对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到了追悼会召开的时候，尽管年已经七十九岁高龄且又是抱病之躯因而不得不靠别人的搀扶，可毛泽东还是庄严但又艰难地向党旗覆盖下的陈毅元帅的骨灰盒，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如此的举动，对于彻底地做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两个决裂”的毛泽东，是不多见的。而在共和国灿若星河的将帅中，陈毅元帅也更是堪称性格豪放、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敢作敢当的第一人。虽然身为元帅，但陈毅却又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且还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诗人。从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那时起，陈毅元帅与毛泽东就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陈毅元帅的一生，更与毛泽东有着太多的相似、甚至是相同之处。他们不仅都有着共产党人必须要具有的那种无私奉献、无私无畏、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有错认错、知错就改的个人品质，而且还更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正是凭着这种高度的历史自觉，毛泽东才创立了指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思想。而同样也是凭着这种高度的历史自觉，陈毅元帅当年才第一个站出来用陈毅亲自打倒了“陈毅主义”的做法，显示出了一个共产党人胸怀的坦荡。与不仅享誉世界，而且还必将万古不灭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不同，“陈毅主义”这一名称，不仅不过就是昙花一现，而且“陈毅主义”也更是早已由陈毅本人和他的战友们一同打倒了。然而“陈毅主义”所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不仅在那时和目前的我们中国还仍然普遍存在着，并且在今后也还必将长期存在下去。一，“陈毅主义”的来龙去脉。 南昌起义的主力失败之后，陈毅和协助朱德率领一支仅剩一千多人的余部，辗转千余里，历时半年多，后来又举行了“湘南暴动”并汇集了“湘南暴动”的一部分农民军奔向了井冈山，与毛泽东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实现了会师。然而两支虽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起义队伍，尽管最终汇合在了一起并组成了红四军，但是两支部队的作风不仅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两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朱德与毛泽东在关于部队的如何建设和发展上，尤其是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如何发展上，却是有着重大的分歧并经常因此而产生激烈的争论。在朱德和毛泽东之间最初的争论中，坦荡直率且又无私无畏的陈毅，由于认识能力上的问题，却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尽管已经成为了红四军中第三位的领导人，但此时的陈毅却毕竟刚刚只有二十八岁。因而在朱毛之间不断地争论中，从理性上讲，在红四军的“七大”召开之前，陈毅就已经隐约感到了毛泽东是正确的。可是由于担心红四军因为朱德与毛泽东的争论而分裂并且又主要是从感情上出发，所以在红四军的“七大”召开的时候，陈毅还是选择站在了朱德的立场之上。 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争论，在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时期就开始了。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红四军的党的上级领导机关湖南省委派特派员杜修经到井冈山，向朱德、陈毅和毛泽东传达了湖南省委指示红四军向湖南出击的命令。接到湖南省委的这封错误命令之后，朱德表示要坚决执行，而毛泽东却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在双方都不能说服对方的情况下，于是刚刚汇合在一起只有两个多月的两支队伍又只好分开。朱德和陈毅率领由他俩带上井冈山的部队所组成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个团向湖南出击，而毛泽东则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继续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朱毛红军会师后，特别是朱毛二人汇合后第一次分开的结果，就是毛泽东用“黄洋界上炮声隆”粉碎了国民党匪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进剿”，从而保住了中国革命的这第一块根据地。可朱德和陈毅率军向湖南的进军却遭遇了“八月失败”。不仅第二十八团的团长王尔琢牺牲在了“八月失败”中，而且还更是彻底地葬送了第二十九团。通过这次严重的失败，陈毅开始逐渐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主张的正确。而朱老总对这次失败，用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批评朱老总的话说就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开赴湘南遭到很大的损失，他根本就不作检讨，现在又跟刘安恭共同反对毛泽东，是很危险的”。由于“根本就不做检讨”，因而也就无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朱德与毛泽东的争论，也就必然还要持续下去。然而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不断争论，却使充满了理想主义激情并开始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但此时却还没有能够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做到“两个彻底决裂”的陈毅，从中感到非常地为难。 一九二九年的一月十四日，为了扩大红军并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在经过稠密的谋划之后，红四军和红五军的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由时任红四军副军长的彭德怀率领已经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的原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的袁文才、王佐所，留守井冈山。而由朱德、陈毅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余人下井冈山向赣南和闽西进军。到一九三0年三月的十三日、十四两日，在经过长途跋涉，尤其是在经过平顶坳、崇仙圩、圳下和瑞金的四次失利以及大柏地的初胜之后，红四军终于在福建省长汀县的长岭寨地区打了一场大胜仗。长岭寨之战，红四军仅抓获的俘虏，就有两千多人。此外还更是缴获了五百多支步枪和机枪与三门迫击炮以及一百多发炮弹和大量的子弹、布匹。随即，红四军又攻占了长汀县城，从而获得了自下井冈山以来第一个休整的机会。此后，红四军又经过接连三次攻克龙岩县城和解放永定县城等一系列战斗，不仅迅速扩大了队伍，而且还更是用所缴获的大量武器装备作补充，从而又强大了队伍。就是这一系列的胜利，使红四军不仅发展到了拥有四个纵队建制的八千多人，而且还更是占据了闽西和赣南的大片地区，从此开始了闽西和赣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在局面刚刚打开，革命的形势仅仅有所好转之后，就是由于像陈毅所说的“他根本就不做检讨”那样，由于朱德从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也就根本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因而在红四军中，特别是在作为红四军最为直接的党的领导机关前委中，朱德与毛泽东之间关于红军如何发展，关于中国革命如何发展的争论，也又再次兴起了。 当初在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时候，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主要是集中在如何对待上级的领导这方面。而到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初期，朱德与毛泽东的争论，则转移到了党的群众工作路线上来。虽然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这种思想，但是朱德却也非常不赞同毛泽东所提出的为了发展壮大红军和进行根据地的建设，主力红军也要去直接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的做法。尤其是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掌握红四军一切权利的做法更是非常不满，指责毛泽东是搞封建家长制，书记专政。然而此时尽管朱德和毛泽东争论也十分激烈，但终究还只是反映在思想认识这方面，可是当刘安恭到来之后，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争论，则发展到了组织建设这的这个层面之上。一九二九年四月，留苏归国的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携带着中共“六大”的文件和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转湘赣边区特委信》（“二月来信”）来到了正在闽西作战的红四军中。刘安恭不仅与朱德和陈毅都是四川的老乡，而且还更是朱德在德国时的旧识，北伐战争时期又先后一同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和云南军阀朱培德的部队中做过统战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刘安恭又和刘伯承、吴玉章等人一道，远赴苏联学习。刘安恭的到来，尤其是中央“二月来信”的错误指示内容在红四军中传开之后，从而使原本只是在朱德和毛泽东两人之间的不同思想认识上的争论，不仅扩散到了红四军全军，而且还更是发展到了对组织机构设置上的争论。红四军的党的直接上级领导，是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然而前委的职责不仅负责领导红四军的工作，而且也同时负责领导地方的工作，因而红四军中原来在前委之下还专门设置了自己的党组织，名为红四军军委。但是在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过程中，有些人认为只有不到四千人的红四军却拥有两层党的领导机构，于是建议取消军委。一九二九年二月，红四军前委在赣南大余的项山召开会议，讨论军委的取消和保留问题。在会议表决时，出席会议的四十一名代表以三十六票对五票的比例，决定取消红四军军委。就在朱德与毛泽东的争论日趋激烈的时候，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红四军中。刘安恭一到红四军中，马上就和朱德达成了观点上的一致。为此，朱德提议刘安恭参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担任军委书记并接替陈毅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由于刘安恭的中央特派员的特殊身份和朱德的亲自提议，于是红四军的军委得以了恢复并由刘安恭担任了书记。然而朱德和刘安恭的目的却不仅仅限于恢复军委和担任其书记一职，而是为了取得对红四军的全部指挥权。因而刘安恭在担任了军委书记一职之后，马上就以下级党组织领导的身份，作出了“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样规范了上级党组织职权的决定。 以刘安恭为书记的红四军军委作出的这个决定，不仅使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陷于不生不死状态”，而且更是导致了争论的扩大化与激烈化。在这场争论中，红四军绝对主力的红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不仅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了毛泽东，而且还更是以写信给毛泽东的方式并用“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等这样内容以及“政客手段”、“卑污行为”和“阴谋”等语言对朱德的党性和人品进行质疑和攻击的方式，来表示对毛泽东的支持。然而尽管有林彪等人的坚定支持，但是由于头上罩着到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等学习过的光环刘安恭等更能吸引更多的人，所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还真的是由于得不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而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为了不致使红四军中出现两个领导核心，于是在六月八日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辞去他所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毛泽东辞去前委书记的提议，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意。因此前委扩大会议不仅推举了陈毅为代理前委书记，而且还更是决定召开红四军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由陈毅负责筹备大会的召开。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在龙岩城里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由于军情紧急，“七大”只召开了一天便在未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情况下就结束了。在“七大”召开之前，由于陈毅认为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应该为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负主要责任，于是便在他所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首先对毛泽东作了一番严厉的批评。然后又按照“各打五十大板”的“原则”，采取了对毛泽东和朱德各自进行了党内处分做法，以图求得红四军内部的团结。然而陈毅所采取的折中的这种调和主义做法，不仅没有能够求得红四军的内部团结，反而还助长了错误思潮的蔓延。在“七大”上，陈毅被选为了前委书记，朱德、毛泽东、刘安恭、林彪、伍中豪、胡少海和傅柏翠等十三人为前委委员，尽管落选了前委书记并受到了党内处分，但毛泽东还是接受了“七大”的决议，可林彪等人却坚决表示不认同会议的选举结果。在“七大”召开了之后，为了不致使由于自己继续在红四军中工作而导致红四军发生分裂，于是毛泽东主动提出了去闽西特委指导地方的工作要求并获得了前委的批准。 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之后，朱德和刘安恭、陈毅等几个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人开始执掌红四军。为了充分表现一下自己，朱德和刘安恭、陈毅等决计向闽中出击。而此时第二纵队的纵队长胡少海和谭震林、邓毅刚等人由于受红四军前委应闽西特委帮助组建地方红军这一请求的委派，于七月初被派到了地方上工作，因此胡少海所遗的第二纵队纵队长一职，也改由刘安恭兼任。 在制定出了作战计划之后，由陈毅以探望毛泽东病情的机会，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得知了陈毅和朱德等制定的分兵出击闽中的作战计划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并且与陈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毛泽东的反对，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七月底，由于陈毅奉命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而也要离开红四军，于是红四军前委又决定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红四军前委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召开了会议，决定兵分两路。朱德亲率红四军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这三个主力纵队和军部出击闽中，而由闽西当地战士所组成的第四纵队则留在闽西分散游击。八月三日，红四军第一，第二和第三等三个主力纵队在朱德的率领下从龙岩白沙镇出发，开始了向闽中的出击。然而就是在进军的途中，林彪所率领的第一纵队却借口汀江涨水无法涉渡为由，脱离了全军而返回了闽西。无奈之下，朱德和刘安恭等只得率领第二和第三两个纵队继续向闽中出击。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苦战中，虽然曾一度攻克了宁洋、漳平两座县城，但损失却远远地大于斩获，故而得不偿失。特别是大田县石牌之战的失利，促使红四军不得不于九月六日返回到闽西的龙岩。然而尽管在率军出击闽中的作战中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朱德和刘安恭等却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仍然还是高估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又于十月中旬制定了一个分兵进击广东省东江地区的作战计划，并立即率领大队红军进入了广东的东江地区。但是同出击闽中一样，朱德的这次分兵进击东江的行动不仅同样遭遇到了围绕着梅县进行几次作战的严重失败，而且就连于当年七月才就任第二纵队纵队长的刘安恭，也在十月二十日的战斗中牺牲了。红四军更是由进击东江前的六千多人，锐减到此时的四千人左右，朱德自己计算的结果是损失兵力三分之一。进击东江的失败，是红四军“八月失败”之后的又一次严重损失。由于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实力大减、锐气受挫，于是导致红四军中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尤其是一纵队的纵队长林彪，竟接连三次写信给前委以与党代表熊寿祺不合为由，提出辞职。一时间，红四军陷入到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出击闽中失利而返回到闽西之后，时任前委代书记的朱德为了解决问题，统一思想认识。于九月下旬在上杭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的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想借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 在“八大”召开的期间，由于红四军的广大指战员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至关重要，红四军的工作也的的确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更是离不开毛泽东。因此在会议期间，有许多基层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对于这些提议，朱德当即表示了同意和支持，于是大会决定由郭化若和彭祜起草一封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会议的信。在接到了“八大”会议的来信之后，毛泽东没有赶来参加会议，却回了一封致“八大”会议的信。在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问题不解决，不打倒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能随便回来。再者由于身体不好，就不前去参加“八大”了。毛泽东在致红四军“八大”会议的信中所提到的“陈毅主义”以及陈毅在朱德与毛泽东争论中所站的立场和所采取的做法，就是“陈毅主义”这一名称的由来和“陈毅主义”的来龙去脉。 二，陈毅第一个站出来坚决表示要打倒“陈毅主义”。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由于事先已经得知红四军将进击广东的东江地区，于是陈毅携带着由他代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从上海经香港来到了广东。在梅县的松源，陈毅找到了红四军前委机关。 刚到前委机关之后，就有人向陈毅出示了毛泽东写给“八大”会议的那封要坚决打倒“陈毅主义”的信。然而此时的陈毅已经不是“七大”前的陈毅了，经过两个多月的回顾和深入思考，陈毅早就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和毛泽东的正确，因而襟怀坦白的陈毅在还不知道有“陈毅主义”这个名称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调和主义的危害并决定要坚决纠正自己的错误。尤其是红四军这次进击东江的失利，更加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也更加坚定了陈毅要坚决纠正自己错误的决心。所以陈毅在看到了毛泽东的这封要打倒“陈毅主义”的信后，不仅没有丝毫的吃惊和不满，反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在还没有见到毛泽东的情况下，首先就向出示毛泽东的这封信给他看的同志和红四军的其他领导同志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要与大家、尤其是要与毛泽东一道来坚决打倒“陈毅主义”。 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夜里和其后接连几次召开的前委会上，在向同志们传达“九月来信”精神的同时，陈毅不仅都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而且还更是向同志们提出了“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我向他承认错误”的这样建议。特别是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陈毅就马上派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和他所写的检讨自己错误的信，送给远在闽西的毛泽东。陈毅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敬佩，他的请回毛泽东的建议，更是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尽管此时朱德的处境异常地尴尬，但也为陈毅高度自觉的党性和开阔的心胸所感染，于是也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泽东)回来”。在做出了这样的表示之后，朱德和陈毅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正式表达了他们的悔意。尤其是陈毅，更是在信中这样表示到：“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面对陈毅的这种诚恳地认识，毛泽东遂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长汀，与四天前才从东江地区返回到这里的陈毅、朱德和红四军汇合到一起。此时由于陈毅已经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所以毛泽东与陈毅。朱德三人不仅尽释前嫌，而且还更是马上就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下一阶段的工作和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尤其是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前委主要领导人殚精竭虑，做了稠密的准备工作。 三，陈毅与“古田会议”的召开。 由于陈毅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从而不仅为毛泽东重返红四军前委工作扫清了障碍，而且更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毛泽东重返红四军前委工作之后，立即和陈毅共同着手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筹备工作。经过一番周密的筹备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了。在党史和军史上，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被统称为是“古田会议”。 在“古田会议”上，陈毅主持了大会并首先作了三个重要报告，一是向代表们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二是做了关于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三是传达了中央关于反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取消派的决定。 “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由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伍中豪、罗荣桓、谭震林、李任予、黄益善、田桂祥和宋裕和等十一位正式委员和杨岳斌、熊寿祺和李长寿等三位候补委员所组成的中共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十二月二十九日，古田会议在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圆满结束。 “古田会议”的作用最为重要，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内容，并不是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了前委书记，而是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八个部分所构成的《古田会议决议》。尤为重要的是，《古田会议决议》还更是首次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更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决议》要求在部队中进行建军宗旨教育，划清红军和旧军队的界限，肃清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它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指明了红军建设的方向,使红军建设的理论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少数服从多数，一切重大工作，在党内讨论做出决议后，再引导群众去执行。此外，《决议》还更是坚决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史上，甚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古田会议”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都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自创立以来多次失败的教训，第一次以党的会议的形式高度认同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首创的“党指挥枪”这一原则，从而不仅解决了如何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而且还更是确保了人民军队如何才能永远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然而尽管这些原则都是毛泽东制定的，可是这些原则却都是通过“古田会议”来贯彻的。所以，如果不是陈毅第一个站出来并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那么很可能将不会有“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因此陈毅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的做法，对人民军队的建设、甚至是对党的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尽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虽然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但是党内和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却始终难以彻底根除。其中的原因，虽然受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方面影响的原因是主要的，但其中也有党内的许多同志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强烈而不肯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方面的因素。尽管《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如何克服党内和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原则，然而若想真正克服党内和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还必须要像陈毅自己打倒了“陈毅主义”那样，药严于解剖自己，要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陈毅坚决打倒了“陈毅主义”的做法，为如何彻底铲除党内和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为如何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做出了最好的表率。这种最为实际的以身作则，既体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也反映出了陈毅元帅个人的豪放性格。也只有“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陈毅元帅，才能真正做到这样。陈毅用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做法，在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历程上，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而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心底无私、性格豪放的陈毅，也正是通过自己带头打到了“陈毅主义”的这种做法，不仅纯洁了自己的思想，而且也更是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更加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因而在后来才能对项英直截了当地说出，“你不相信润之，只能说明你没水平”这样发自肺腑的话。四，“陈毅主义”的危害。红军在创立之初，由于绝大多数的指战员主要是来自于旧军队和农村中普通的农民。因此军阀作风、自由散漫和流寇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难免不被带入到这支军队中来。然而中国革命若想取得胜利，那就必须要建立一支能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要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那么就必须要彻底清除所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要彻底清除所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那就只能靠随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种思想斗争的方式。但是敷衍调和、模棱两可无原则的“陈毅主义”，却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种思想斗争的极大阻力。在朱德与毛泽东之间就红军如何建设，如何发展的争论中，陈毅所采取的这种“调和主义”的做法，表面上看是“和稀泥”与“两面光”，然而在实际上却是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助长了错误的思想。因此“陈毅主义”对处在成立之初的红四军来说，其危害绝不亚于朱德的那种单纯的军事观点。由于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各种复杂矛盾的交织中渡过的，因此就更何况当年艰苦异常，残酷异常，复杂异常的中国革命了。“陈毅主义”的最大危害，就是它只是为了暂时地掩盖矛盾而并不是为了彻底地解决矛盾。与“雪地里埋不住死孩子”一样，暂时掩盖矛盾的结果，就是最终必将造成矛盾的总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知道性格豪爽、表里如一、直来直去、快人快语的陈毅元帅也曾经搞过“和稀泥”的调和主义的人，可能还真的不多。但是不知道周恩来经常搞调和主义并擅长“和稀泥”的，那可真的却是很少。而当初周恩来就是用“和稀泥”的办法，才曾经暂时掩盖住了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之间则两条路线的矛盾。然而“和稀泥”的办法虽然能够暂时掩盖住党内的两条路线之间的矛盾，但却掩盖不住中国革命与蒋介石的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因此

土地革命时期，重庆一共走出了十位红军高级将领。他们出生在重庆，英勇奋斗在外地，他们的荣誉为重庆人民添光增彩。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红军精神，以及留在家乡的故居、旧居，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是重庆广大青少年、干部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平台。

刘伯承，1892年出生在四川省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他自幼勤奋好学，心怀理想，于1911年翻山越岭来到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参加了反清学生军。这年，他19岁，从此开始了戎马一生。

1916年，刘伯承率部血战丰都，右眼受伤。在眼部手术中，为保护脑神经，他拒绝使用麻醉药而被誉为“军神”。1926年，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了泸顺起义。1927年8月1日，他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任军事最高决策机关——军事参谋团的参谋长。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1930年7月，刘伯承秘密回国，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长江局军委书记、瑞金卫戍司令、红军总参谋长。1933年2月，他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刘伯承先是担起殿后的重任，后勇任先遣司令，在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战役中，襄助军委，运筹帷幄，战胜强敌，屡建奇功，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在率部通过凉山彝族地区时，他与小叶丹“彝海结盟”，被传为民族团结史上的一段佳话。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伯承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他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以及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

聂荣臻，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辛亥革命后，他入新式学校就读，小学毕业后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五四运动中，他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1919年底，聂荣臻走上了赴法勤工俭学之路。求学期间，他于1922年8月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聂荣臻回国，奉党的命令，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

北伐战争开始后，聂荣臻奉命出任军委特派员；北伐军打到湖北后，任中共湖北省军委书记。1927年7月，他奉党中央之命，到九江、南昌等地传达武装起义的指示，后到张发奎的第25师策动两个多团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受命担任广东省军委负责人，协助叶挺组织指挥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奉党的命令去香港、上海、天津等地进行了数年的秘密斗争。

1931年12月，聂荣臻奉命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改任红一军团政委。此后，他率领红一军团打下漳州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同年8月，率领红一军团连续攻下乐安、南非、宜黄三城，俘敌5000多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全歼国民党第52师，基本歼灭了第11师，重创第9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胜了乌江和温坊两次较大的战斗，共歼敌7000多人。红军开始长征之后，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英勇作战，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在军内担任了许多要职，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贡献。1956年11月聂荣臻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1959年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他亲自组建了火箭、原子能、飞机、舰艇、电子设备等国防科技研究院所，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发射了自己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我国自行研制的氢弹又获成功，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

1992年5月14日，聂荣臻因病在北京逝世。他的军事论著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著作已收入《聂荣臻军事文选》。

杨尚昆，1907年出生于四川省潼南县（今重庆市潼南区）。1926年初，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同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初，从苏联回国后，相继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参与领导了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初，杨尚昆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宣传干事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等职。同年6月，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转战前方。1934年1月，他接任红三军团政委，并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他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一起，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指挥部队赢得许多战斗的胜利。1934年10月，杨尚昆和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开始长征。1935年1月，他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8月，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随毛泽东率领的右路军行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到达陕北后，他先后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领导机构中负责政治工作，战斗在抗战前线。

新中国成立后，杨尚昆历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杨尚昆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9年11月，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1998年9月14日，杨尚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临终前，杨尚昆向党中央要求后事从简，遗体火化后骨灰送回家乡潼南，同杨闇公安葬在一起。遵照他的临终遗言，2001年5月18日，杨尚昆骨灰回到家乡安葬。

红三十三军政委 杨克明

杨克明，1905年出生于四川省涪陵县云集乡（今属重庆市长寿区）。早在学生时代，他便从事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受中共四川省委军委派遣，在涪陵、丰都、石柱等县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1930年4月，他参加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的组建工作，先后担任游击队副队长、中队长。

1932年夏，杨克明任中共梁达中心县委书记，领导达县、宣汉、万源、开江、城口、梁山（今重庆梁平）等县地下党斗争。与时任中共梁达中心县委执委、中共川东军委书记、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的王维舟紧密配合，发动党组织和群众全力支援川东游击军的斗争，扩大革命武装，创建和发展了川东游击根据地，为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杨克明、王维舟领导川东游击军迅速动员一切力量，巩固和扩大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扩大革命根据地，争取与主力红军会合。

1933年秋，川东游击军为配合红四方面军发起的宣（汉）达（县）战役，分三条战线截击敌人，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前后夹击，于10月31日全线告捷，整个战役歼敌8个团，缴获武器1000余件。随着宣达战役的结束，川东游击军发展到近万人，成为发展和巩固川陕苏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实现了与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使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川东游击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1933年11月，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杨克明任政委。他深入宣汉、达县等地，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同时为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粉碎敌人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六路围攻”，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1934年后，他任红四方面军补充师政委、独立师师长，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杨克明所在部队编为左路军。1936年1月，红三十三军与红五军团合编组成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部主任。在长征途中，他同张国焘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三过草地，两翻雪山，胜利地走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1936年10月下旬，红五军等部队奉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杨克明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五军政治部主任，与董振堂等率领部队转战河西走廊，与国民党西北军阀进行了英勇艰苦的斗争。

1937年1月20日，在高台战斗中，红五军主力与超过自己六七倍的敌人顽强作战，敌人以优势兵力轮番猛攻高台城。在弹药无援、兵员无补的情况下，杨克明与董振堂等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率领部队浴血奋战7天7夜，坚守高台。终因寡不敌众，杨克明壮烈牺牲，时年31岁。

1957年，高台烈士陵园落成。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了“烈士陵园”4个大字，徐向前元帅写下“西路军牺牲的烈士们永垂千古”的题词，郭沫若题写了“浩气长存”的横匾。“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这是叶剑英元帅在题为《高台》的诗篇中赞颂杨克明烈士的诗句。在纪念碑南北两侧，则分别建有杨克明、董振堂纪念亭。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 周吉可

周吉可，1906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在中学生时代，他接受五四运动传播的进步思想，积极组织进步青年在家乡开展活动。1926年，到成都求学，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他革命意志更加坚定。1928年夏，他离妻别子，直奔上海，改名周际可。以求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组织工作，很快他成为了学生和工人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积极发展中共地下党员。

1930年5月，受党中央委派，周吉可奉命随滕代远、何长工等到鄂东南组建红军。6月，他与陈奇、柯乃康等人，将阳新、广济、赣西北、大治地区的革命武装合编为红八军第4、第5纵队。7月，党中央为截断长江，发动武汉暴动，命陈奇、柯乃康、周吉可等率部北渡长江，进入黄梅县考田镇地区。10月，红十五军成立，中央军委任命蔡申熙为军长，陈奇为政委，周吉可为政治部主任。

1931年1月，红十五军挥师北上，在河南商城与红一军会师，两军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周吉可任所属第10师政治部主任。11月，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合并，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他于1932年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

1932年10月，周吉可随军转战于鄂、豫、陕、川边境，最后到达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参与和组织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历次反“围剿”的斗争。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4月渡过嘉陵江，6月在懋功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8月，周吉可在随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不幸牺牲于川西，年仅29岁。

然而，遗憾的是，周吉可却是一位牺牲53年后才被确认籍贯的革命烈士。原来他在上海时改名为周际可，牺牲后，组织上一直无法查找他的籍贯，虽然其革命事迹早已载入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于1963年7月编印的《烈士资料汇编》和1986年4月中国军事科学院战史编委会编辑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团以上烈士英名录》，但仍然无法确定籍贯。

1930年3月15日周吉可离开上海赴鄂东南时，给母亲写下最后一封家书：“决于日内同友人赴北京，转道满洲，俟机经日本去欧洲再为深造。”他还写道：“希望你们相信我有我伟大的事业……请你们原谅我，以后是很少与家庭写信的，现在总是不能回家，有信无信都请不必对我挂念……”此后，他就杳无音信，下落不明。由于周吉可失去踪迹，而乡间邻里和众多亲友又纷纷传言称周是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周家只得将周吉可留下的信件、书刊全部烧毁，有关信息几乎销声匿迹。直到1988年，他的女儿周美瞻历经千辛万苦，在重庆、上海等当地党史研究部门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周吉可的下落。1988年5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追认周吉可为革命烈士，而这时，离烈士牺牲已53年之久。

为了党和革命事业，周吉可抛妻离子，改换名字，隐匿行踪，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可谓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自己的人生传奇。

万涛，1904年出生于四川省黔江县（今重庆市黔江区）。他自幼勤奋，读书刻苦，于1923年7月离开家乡到重庆求学，并考入重庆川东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毅然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从事学生运动、青年运动，积极要求进步和追求真理。192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1月，经童庸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万涛作为中央巡视员，到湖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指导农运、农暴工作。1928年1月，鄂西特委在宜昌成立，他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30年2月中旬，他传达中央和鄂西特委关于红四军东进与红六军会师的指示，出任红四军政委。两军会师后，组成红二军团，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1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万涛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军委委员、湘鄂西临时省委常委和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9月28日，红三军召开团级以上前委扩大会议，改组了红三军前委，他任前委书记和红三军政委。

1932年5月，湘鄂西苏区“肃反”运动开始，万涛被捕。8月31日，随着“肃反”运动的扩大化，万涛被戴上“反革命高级坐探”“改组派首领”等帽子，被错杀于湖北洪湖瞿家湾青龙坑。

汤慕禹，1903年出生于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1925年9月，到重庆美专校街投考黄埔军校，录取后被编入黄埔军校第4期步科第1团，曾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底，由中共中央派赴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1930年，汤慕禹毕业后回国，被中共中央派到洪湖革命根据地，同年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参谋长，11月任红六军军长，率部参加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1931年3月，任红三军教导团团长，随部转战荆（门）当（阳）远（安）一带，参与创建鄂西北革命根据地。同年7月，被选为中共鄂西临时分特委执行委员，后任红25师师长，兼独立第三团团长。

1932年初，汤慕禹率部返回洪湖地区，先后任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二分校总队队长，红三军9师25团团长、师参谋长，红8师师长等职，参加了瓦庙集、张家场等战斗。同年10月，他在湖北荆门半边街战斗中不幸中弹，英勇牺牲，时年29岁。

1945年中共七大前夕，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明确汤慕禹为革命烈士。1992年11月24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汤慕禹为革命烈士。

王良，1905年出生于四川省綦江县（今重庆市綦江区）。他少小离家，12岁考入重庆华英中学，18岁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书期间，受五四运动及其叔父王奇岳（中共党员、革命烈士）革命思想的影响，立志救国救民。1926年9月，他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5期，先学步科，后学骑科，成绩优异。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7月下旬，接受中共中央指示，王良乘船前往南昌，准备参加南昌起义。9月，他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部到井冈山，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王良任11师31团1营1连连长。8月，在黄洋界保卫战中，他率领一个连坚守哨口阵地，阻击了数倍的来犯之敌，保存了根据地，创造了红军作战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为此，毛泽东挥笔写下“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诗篇，给予高度赞扬。

1930年6月后，王良先后任红四军第1纵队司令员、10师师长、11师师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12月，在龙冈战斗中，坚决执行毛泽东“诱敌深入”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全歼敌军第18师，活捉敌军师长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全胜。毛泽东、朱德为表彰王良的卓越战功，把缴获张辉瓒的一块怀表、一支钢笔奖给了他。毛泽东还写下“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诗篇赞颂王良等红军将士。在第二、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王良率部参加了九寸岭、广昌、莲塘、良村、黄陂等10余次战斗，在毛泽东领导下，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1932年3月，王良升任红四军军长，和政委罗瑞卿率部参加漳州战役。他指挥果断，身先士卒，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为夺取战役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王良治军严肃，军纪严明，每到一处，秋毫无犯，因此，老百姓赞誉红四军为“铁四军”。6月13日，他率红四军返回赣南根据地途中，在福建武平大禾圩遭敌阻击，因亲自到前沿阵地侦察敌情，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临终前，他把毛泽东、朱德奖给他的怀表和钢笔转交给罗瑞卿，嘱咐罗瑞卿“将怀表、钢笔替他带到革命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缅怀烈士，綦江县人民政府在綦江烈士陵园树立了王良烈士纪念碑。王良转交给罗瑞卿的怀表、钢笔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献身的历史见证。

2005年，王良诞辰100周年，当地群众在王良的家乡永城镇最高的山——凤冠山上，自发修建了一座“将军亭”，山上的大石头上，刻有“军功传千古”“千古之师”等题刻。

红四军军委书记 刘安恭

刘安恭，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永川县（今重庆市永川区）。1917年，他赴德国留学，进入柏林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在德国留学期间，结识了朱德、章伯钧等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员，在比利时加入第三共产国际，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回国，刘安恭先后任杨森军部参谋和成都市电话局长。杨森部驻扎在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期间，刘安恭与朱德一起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从事兵运工作。1927年初，刘安恭在南昌第3军军官教导团任副团长（朱德任团长），并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初，他与刘伯承等赴苏联学习。1929年3月回国，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红四军指导工作，5月出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成为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9年6月下旬，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安恭等人当选为前委委员。7月上旬，刘安恭任2纵队司令员。1929年10月21日，他率部队在粤西永定与大埔交界的石下坝遭遇强敌，身负重伤而牺牲，年仅30岁。

后来，朱德向《伟大的道路》的作者爱格尼丝·史沫特莱介绍说：“两年以前，铁军就在这里被打垮的。这一次又被19路军打败了。红四军损失了几百人，然而最大的损失之一乃是红军出色将领、受过高等教育的团长（纵队长）刘安康（恭）阵亡。”

唐赤英，1903年出生于四川省大足县（今重庆市大足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他先后任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红三军参谋长、洪湖警卫师师长，参与指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第三、四次反“围剿”战斗。洪湖苏区被敌人占领后，他与军长贺龙率红三军经豫西南、陕南、川鄂边，到湘鄂边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1945年，党的七大追认唐赤英为革命烈士。

说一个比较冷门的历史事件

这是一个关于闻名于世的朱毛红军中最杰出的两大领袖主席和朱老总的冷故事。

在人们的印象中，两位伟大的领袖亲密合作，共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位伟大的领袖曾经发生过的一次比较激烈的冲突。这个冲突涉及的人物也比较多，有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的林彪将军，有文武双全的“天才战略家”陈毅元帅。主角光芒万丈，配角英武逼人，共同打造了这场不太为人所知的历史大剧。

故事要从1929年说起。

这年5月， 红四军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刘安恭。刘是四川人，曾被送往苏联学习军事， 回国后被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

刘安恭一到红四军，就受到了以主席、朱老总为首的红四军领导们的极高推崇，担任起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这样的重要职务。

随着刘安恭的到来，很快，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争论在年轻的红四军中爆发。

以刘安恭为首的一些人，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包括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 ，要求重新恢复正式的军委。

与之对应的，另一批人则觉得红四军人数不多，没必要搞2套班子，不赞成设立军委。

双方第一回合的正式交锋，是6月18日在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主张恢复军委的，除了刘安恭外，还有一个超重量级的人物，红四军的另一大领袖，德高望重的朱老总。

面对中央委派的“钦差大臣”和红军最重要的领袖之一的朱老总联手，主席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幸运的是，主席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实权人物的支持。

这个人就是当时年仅22年的林彪。虽然年纪轻轻，但是林彪早就被公认为军中“最优秀的青年军官”，作为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掌握着红四军最强的主力部队。

能得到林彪的支持，对主席而言是又意外，又感动。

主席的感动，可以从两件事看出一般

一是主席当年给林彪的回信，“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二是主席多年后告诉胡志明，“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

多说一句，1929年3月，红四军整编成了3个纵队，一纵队司令林彪，二纵队司令胡少海，三纵队司令伍中豪。其中三纵队由31团改编，是秋收起义的班底。

从部队的传承来看，伍中豪可以算是主席的嫡系。但从部队的地位看，林彪执掌的一纵队才是红四军的王牌所在。而通过这次朱毛之争，毛林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近年来有种说法，说如果伍中豪不牺牲，林彪不会如何如何的想象，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说主席意外，是因为林彪是从南昌起义失败后就一直追随着朱老总。是朱老总慧眼识英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让年仅21岁的林彪越过他的众多师长，前辈们，跳级提拔到红四军最强的主力部队，由南昌起义余部编成的28团团长。在林彪之前的28团团长，正是朱老总本人兼任的，可见朱老总对林彪之器重。

但是朱老总对林彪的知遇之恩，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得到林彪的涌泉相报。相反，林彪选择站在了朱老总的对立面。

此外，就在半个月之前，林彪还和主席发生了争执。

主席因为判断革命高潮会迅速到来，所以提出一年争取江西。当时少年气盛的林彪立刻起身反驳了主席的意见，直言“你这个估计不正确，我根本不同意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我们还要夺取南昌，夺取江西？这是高调，我不同意”。

所以，在主席遇到这前所未有的挑战时，少年林彪能够站在了主席一边，恐怕很出主席的意料。

在这次大会上，据说林彪说了一些对朱老总不太友善的话，导致会后还有人因为不满林彪对朱老总的态度而专门找林彪吵了一架。

主席也放了狠话，提出“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直接请求调换书记并离开前委。

最终，41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第一回合，主席一方大获全胜。朱刘一方非但没有如愿成立军委，还把临时军委也给丢了，连带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都没有了。

但是不要紧，这还只是开始，先赢的未必能笑到最后。

会后，林彪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既有对主席的支持，“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也隐约包含着对朱老总等人的指责，“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组织，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

很快，更大的争论迅速在红四军中传播开来。双方的争执已不仅仅局限于“设不设立军委”，而是对四军成立以来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争论。

刘安恭一方把朱毛分为两派，说朱老总是拥护中央指示的，主席则总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甚至提出了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丢掉了临时军委书记而改任二纵队司令的刘安恭，甚至跑去一纵队去游说干部。这自然引来了一纵队司令林彪极大的愤怒。年少气盛的林彪当面指责刘安恭到一纵队拉拢干部攻击主席，并质问朱老总对此是何态度。

随着主席和朱老总分别公开给林彪的回信，朱毛两位领袖公开的意见分歧在全军引起了极大的波动。

主席指出，“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即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

肖克将军回忆说，主席“认为主要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具体的说，有人“与党争权”，他在给林彪的信中虽然没有指名，也有呼之欲出之势”。

朱老总则指出，“党管理一切--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的”，“现在不仅是党管了一切，而且是书记管理一切了”，恰恰在党员严格遵守纪律方面，“毛泽东同志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眼看着朱毛之争越演越烈，调停两大领袖的重任落在了刚刚接替了刘安恭政治部主任职务的陈毅元帅身上。

陈毅元帅是我军著名的儒将，书写过“旌旗十万斩阎罗”的华丽诗歌，指挥过“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孟良崮战役。作为红四军领袖之一的，当时年仅28岁的陈毅元帅，正值意气风发之时。

主席对于陈毅元帅寄予了厚望，希望能争取到陈毅元帅的支持。但陈毅元帅对朱毛之争有自己的看法，既不想偏向朱，也不愿偏向毛，“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所以，陈毅元帅最终采取了双方各打50大板的做法。

在著名的四军“七大”上，陈毅元帅对朱毛双方都进行了批评。

会议否定了主席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领导原则，认为主席把争论看成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的说法“是最要不得的”。批评主席一年夺取江西的计划“是不正确的，是对主观条件缺乏正确的估量的结果”。

会议也对朱老总的观点进行了点评，认为“党管一切”这个口号与党的组织原则并不矛盾，对于朱老总批评的“书记专政”予以否认，对于朱老总“上级党包办了支部的工作”的说法，认为“完全不是事实”。

同时，会议对朱毛各自一些不好的个人品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决定给予主席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老总书面警告处分。

此外，对于此次争论的两大干将，刘安恭和林彪，会议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对于刘安恭把朱毛分为拥护中央派和自创原则派，认为完全是“凭空臆造”；指出刘安恭不调查事实状况，偏于一面之词，助长党内纠纷是不对的。

对于林彪，则批评说关于党的问题不该给个人写信，而应该向党汇报。对于林彪指责的诸如“封建关系”，“政客手段”等，认为“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这是错误的”。

最后的结局是，陈毅元帅当选了前委书记，主席则被迫离开了红四军。多年后，当时随主席一起离开的江华回忆到，“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留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