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3：丁玲的绚丽年华
还在青春年少时，曾读过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但我依然视她为最彻底最有才气的革命作家。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有她身穿军装，摄于延安时的照片，那么豪迈爽朗，意气风发。而今灯下细读《丁玲自述》，我更喜欢早年的丁玲，我以为1927年至1933年，是丁玲最为绚丽的年华，其时她是一个外表风采流转、内心晶莹剔透的文弱女子。如一曲婉转迷人的乐章，她大大的眼睛，盛满丰沛的情感，闪烁着摄人心魄的光彩。
于是，我爱上了那张微黄的照片里的丁玲，爱上了她透着几许幽怨与矜持的眼神，爱上了她其时走过的风风雨雨的年华。
那是一张摄于1931年4月的照片，照片上有三个人：丁玲、丁玲白发苍苍的母亲、丁玲幼小的孩子。陈旧的照片里，丁玲烫有小波浪的垂肩短发，一张略微圆润的脸，性感的厚厚的上唇，素雅的风衣裹着她绰约的身骨。虽然她刚刚经历了丧夫之痛，但痛是痛在心里痛在眼里，脸上却有着努力克制后的平静。
这张照片摄于她的老家常德。其时，她还只是徜徉在旧上海十里洋场的一名文学写手，独自抚养儿子，生活困顿不堪，也无法写作。为着母亲的担忧，她决定把孩子送回常德，假托丈夫胡亦频赴苏联学习去了，便由沈从文护送她母子踏上了回乡之路。
最令人揪心的时候到了。当丁玲一手把孩子搂在胸前，一手去拍打家中那扇厚实的大门，平日每遇到困难时就露出的温和的微笑，还依然在她的脸上，沈从文略略放心了。在常德的三天里，丁玲强忍悲痛，极力装着快乐的样子，如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后来，丁玲告诉沈从文，她一直想哭，但不敢哭出声，每天晚上都是用牙齿咬着被角哭。
早在1924年暑假之后，丁玲来到北京，决心投考美术学校。但她终究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只好在北京大学旁听。在漂泊中经历了众多挫折，且不说干一番事业，竟不知将何以为生?抑制不住的苦闷和迷茫涌上她心头。此时，面对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现实，鲁迅成了她曲折前行的温暖的光芒。她曾说道：“我重新读一些读过的东西，感受也不同了，‘鲁迅’成了两个特大的字，在我心头闪烁。我寻找过去被我疏忽了的那些深刻的篇章，我从那里认识真正的中国，多么不幸，多么痛苦，多么黑暗!呵!原来我身上压得那样沉重的就是整个多难的祖国，可悲的我的同胞呵!”也因此，她于1925年4月以“丁玲”的名字给鲁迅写信，述说自己的境遇与困惑，她相信他会向她伸出手的。信发出之后，她每天早晚都问公寓的看门老人：“有我的信吗?”但如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回信。
两个星期后，丁玲焦急不堪，以至于绝望了。就在这时，胡也频，一个极富热情、正做着文学之梦的流浪青年，向她孤独的心灵走近。当他知道丁玲痛失爱弟后，就用一个纸盒装满一大把黄色的玫瑰，并在花下写了一个小小的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托人送给了她。丁玲对比她还小一岁的胡也频毫不动心，很快就回了老家。胡也频送去鲜花，却没有得到回音,便陷入了痛苦的烦乱之中。但他生性勇敢而执拗，面对真爱怎会轻言放弃?他要用他的温柔、他的执著和他不懈的努力，敲开丁玲紧闭的心扉。
终于，当胡也频蓬头垢面地站在丁玲母女的面前时，一段温馨浪漫的故事在常德上演了。于是，古老的常德城垣，美丽的沅水河畔，留下了他们相伴相随的身影。他的开朗和热情给了丁玲无限的慰藉，他的才气与追求理想的激情令丁玲欣赏，他的困苦和漂泊也激起了丁玲的怜惜之情。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融为一体，他们的爱情如花盛开，茁壮成长。尽管常德的生活幸福而悠闲，但他们注定要为追逐理想而奔波，乃毅然回到了北京。
北平，夏天，香山。丁玲，胡也频，沈从文。爱情，友情，文学。小资，理想，革命。这些造就了1925年夏天美丽纯情的丁玲。她绝不是一个脂粉气的女人，而是落落大方的大家闺秀。她如此淡雅，就像春天的百合花，静静地含苞欲放，悄然地散发着迷人的芳香。她的美，更美在她动人的眼光，闪烁着对人的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的思索，对理想的激情与憧憬。他们就住在亭子间里，靠着微薄的稿费，日子过得简单而又纯真，贫寒却又温馨。冬天来了，丁玲用俩人手里所有的钱，买了两段布两斤棉花。她自己动手，为胡亦频缝了件棉袍，就为着他多少年没穿过新棉衣。棉袍缝好后，他喜滋滋地试穿，却小了，穿在身上有点像女人的旗袍。她的懊丧自是不用说，他却安慰说，不如送到当铺当了，换几个钱买点新棉花，塞到刚从当铺里取出来的旧夹袍中。于是，俩人又花车钱进城，把花七元钱添制的新布新棉花和她的缝工当了四元钱，买了一元钱棉花，再花钱坐车回到城外碧云寺。接着，她拆洗缝补，将新棉花塞进旧夹袍里之后，他很满意地穿上了。他如此懂得怜惜，温暖也在她心里滋长。
之后，他们来到了上海，与沈从文在萨波塞路204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沈从文依然不温不火，他们却深受普罗文艺和马列主义的影响与冲击，思想逐渐左倾。到1929年底，出版社倒闭了，胡也频只身奔赴山东济南高中教书。一个月后，丁玲终于忍受不了两地分居的牵挂，不管不顾地赶往济南，与他一同在济南高中宣传普罗文学，宣讲马列主义。其时，丁玲时尚的衣着打扮，优雅动人的气质，宛如远方飞来的一只金凤凰，一石激起千层浪，众多师生的目光里满是惊讶与钦慕。
1930年5月，他们被国民党山东政府通缉，被迫回到上海，很快就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左翼作家联盟”。丁玲已有身孕，并没有参加“左联”的实际活动，只是满腔热情地用自己的笔为“左联”摇旗呐喊。而胡也频却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事业，稿费日益微薄，这时是他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当生下儿子胡小频出院时，他们已身无分文了。可于他们而言，这种相濡以沫的日子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快乐更充实。
这天早晨，胡也频外出开左联执委会，并与丁玲约好回家吃午饭。可直到天黑，都没有等到他回家的身影，她发疯似地跑出了家门，在暗雾笼罩的街上狂奔。经过了几番周折，她不光没找到胡亦频，甚至连确切的消息都没有。回到家里，望着熟睡中可爱的孩子，她不由泪如雨下。
第二天，1931年1月18日，丁玲四处寻找丈夫无着，只得灰灰地回到家，沈从文却来了。他带来一张用铅笔写的发黄的纸条，告诉胡也频被捕的确切消息。最后证实，胡也频等人因属政治要犯，已被国民党当局从公共租界引渡到位于龙华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被转移到这里，使得营救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但丁玲与沈从文硬是紧紧抓住丝丝渺茫的希望。他们迅速找到了中共元老李达夫妇，李达赶紧去请胡适、徐志摩写信给蔡元培，设法让当局放人。随之沈从文还跑到南京找邵力子，又陪同丁玲求助于中统头子陈立夫，可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很快，一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了胡也频年轻的生命，却更加坚定了丁玲追求革命的意志，她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从此，她将痛苦掩藏在心之深处，抛弃了一个女人的娇弱与凄婉，冒着危险出版了胡也频的遗著。她还希望能为革命做实际的事情，便要求去井冈山。冯雪峰推荐她去见张闻天，张闻天却要她主编共产党在上海的机关刊物《北斗》。
就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丁玲没有任何退却，她的笔带着复仇的怒火,像一把把尖刀刺向敌人。《北斗》顺利地问世了，却马上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出至第二卷三、四合期(1932年7月20日)就被查禁。
其时，正因为丁玲已将个人的苦闷和痛苦与“整个多难的祖国”、“可悲的我的同胞”联系在一起，便不再沉默，她要倾诉与呐喊。她勇敢地拿起了笔，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并以“丁玲”笔名投寄给《小说月报》。
当时的《小说月报》，经过新文学重要人物沈雁冰(茅盾)大力改造，成了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后经郑振铎等人的努力，《小说月报》在全国文艺界，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段时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叶圣陶，正代替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在来稿中，他发现了一篇寄自北京的小说《梦珂》，读出了别样的新意，很是欣喜，便立即安排发表。
于是，1927年12月，著名的《小说月报》18卷12号的重要位置，刊出了丁玲的小说《梦珂》，“惊骇了世人的耳目，像给这社会投下了一颗炸弹”。不久，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又在《小说月报》重要位置刊出。这篇“日记”，主人公精神思想展示大胆而袒露，引发了更强烈的反响，众说纷纭。有人称赞它一发表就“震惊了一代的文艺界”，认为“就是那种非常大胆的、性欲的、热恋的描写，也是特殊的优秀”，“她是所有的女作家中最发展的一个”。
而当时，叶圣陶慧眼识珠，使得丁玲一出台就挂了头牌。可人们何以有这么高的评价，正如茅盾带有权威性的评论所言：“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莎菲女士是一位个人主义，旧礼教的叛逆者，她要求一些热烈的痛快的生活。”
正如丁玲所回忆的：当年，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了笔，抒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懑与反抗。因此，我很自然地追随我的前辈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和他们一样，不是为了描花绣朵，精心细刻，为了艺术而艺术，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才从事文学事业。不是的，我是为人生，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文学写作。
也因此，从1927年到1931年，仅仅五年时间，丁玲就走上了那个年代女性文学的高峰，她天才的锋芒必然刺向那个年月枯燥的、造作的文风。为此，她得到了太多的赞誉，且任何的赞誉都是由衷的。
叶圣陶在陆续编发了丁玲几篇小说后，又给丁玲写信，建议她出一本集子，并说，如果她同意的话，他可以代她与开明书店交涉。小说发表已算幸运，出书就更叫初出茅庐的丁玲感到意外与惊喜了。她当然欣然同意。经过叶圣陶联系，丁玲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于1928年出版。小说的连续发表和小说集出版，丁玲的名声在文坛越来越响亮起来。
为了更大的发展，丁玲与胡也频从北京来到上海。匆匆安排住下后，他们便即刻去拜见发现并大力支持丁玲的编辑。当时叶圣陶也不过30来岁，但他的温文淳厚，使丁玲感到长者般的关怀，满心窝的温暖与感动。叶圣陶在发表丁玲作品时，并不知道作者是男是女。《梦珂》，尤其《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之后，上海编辑、出版界朋友多来向他打听作者情况，叶圣陶当然也无从说起。现在作者——年轻的丁玲站在面前，并不善言辞的叶圣陶对她感激他的话一再推辞，只是谆谆叮咛她：“继续写吧，认真地写。”
此时的丁玲，已颇有了些文名，她与出版其小说集的开明书店同仁也有了联系。叶圣陶自是十分欣赏丁玲，关心着丁玲的创作与生活。一次，他与老友王伯祥、徐调孚等去海宁看钱塘潮，也赶紧邀请丁玲和胡也频一起去，且共同度过了一次愉快的旅行。
丁玲在展示了独特的个性描写之后，因为与瞿秋白、冯雪峰等革命者的接触，渐渐对革命斗争和群众运动表现出很高热情，文字风格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转变。之后，她出版了关注旧中国农民无穷尽苦难的小说《水》，又很快写出反映上海工人生活的《夜会》等作品，在观念及表现手法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和拓展。1933年，丁玲担任“左联”党组书记时，已经成了很有名的作家了。
可至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当局绑架了丁玲，并很快将她由上海带往南京关押。她不仅为此精神上受到很大折磨，在以后的岁月里，她还为这次绑架遭受了无尽的麻烦与屈辱。丁玲被捕之后，文化界为营救她及同时被捕的潘梓年，组成了“营救会”。蔡元培等著名人士，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请查明真相，将人释放或移交法院办理。叶圣陶正是勇敢的签名者之一。最后，文化界的努力并没有使得当局释放丁玲，但却让国民党不敢轻易杀害她。
但是，随着关押时间渐久，当局又散布许多不实信息，有关“丁玲转向”的谣言便在文艺界传开了，叶圣陶却相信丁玲依然是意志坚守的丁玲。丁玲关闭两年多之后，被软禁苜蓿园里，在南京中山门外的一个小村庄里，生活上有了一点点松动。这时，获知消息的叶圣陶，立即给她写去一封约稿信，希望她能为纪念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写一篇作品，以便收入纪念文集。丁玲已两年多不写东西，与外界基本隔绝，接到约稿信，深深感受到叶圣陶对她的信任与关切，自是悲欣交集。她于1936年5月3日急忙回信给叶圣陶：“你的信真使我喜欢得跳了起来，我是晚上收到的，我一夜也没有睡好。一点什么东西来到了我的心头，我来回想着一句话：我一定要赶忙写一篇文章给你们。你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所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呵!”
这封署着本名“冰之”的信里提到要写的作品，便是短篇小说《一月二十三日》，此作品后来收入1936年7月开明书店的十年纪念文集《十年》当中。集中收有老舍、张天翼、王统照、巴金、叶圣陶、茅盾、萧军等人的作品。丁玲的作品收入其中，对她的处境是一种消息传递，对她个人来说，自是一种极大的支持。
也因此，丁玲一生都感念叶圣陶。到1979年，当丁玲由劳改地回到北京，自是阅尽了人世间的苦乐。刚刚稳定下来，她便急急地与丈夫陈明一起，第一个拜访了自己一直执弟子礼的叶圣陶。这样长久的时光及友谊追溯，在人的一生中实属难得与可贵。
远在1924年，丁玲在上海时，与瞿秋白、李达等人的接触，让她有了共产主义的概念。也因此，这段虽然并不是很长的日子，让她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左倾的、共产党化的思想。与胡也频在一起之时，他还只是个有点进步思想的并不是很成功的作家，他没有也不可能在精神领域给她以真正的慰藉。冯雪峰的出现，不仅仅让丁玲真正明白了什么是爱情，而更多的是对方给她灌输了她以为懂了、但是至死都未能明白的革命思想。只是作为一个骨子里是文人的女性，她在被国民党被捕时却没有写下像瞿秋白那样的《多余的话》，也没有在1955年与1966年不断倒霉的时候发疯。看来，这个意志刚强的女人，在后来的革命生涯，已锤炼为一个真正的党员，一个真挚的党员，一个有点狂热的党员。
当年胡也频的牺牲，让丁玲不得不提早走到革命的前台来，提前接受革命的风雨洗礼与锤炼。三十年代的上海，国民党造就的恐怖无处不在，她毅然地让自己处身于这样的狂风暴雨中，是怎样的一种胆气与胸怀，怎样的侠骨柔情!
就在丁玲和胡也频刚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时，冯雪峰出现在她面前，他是她一生在灵魂里爱过的人。丁玲和冯雪峰相识于1927年冬天。当时丁玲在北京写完《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觉得很寂寞，经朋友王三辛介绍认识了冯雪峰，跟他学日语。冯雪峰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时，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很英俊潇洒，而他看上去像是一个乡下人。其实只学了一天，以后就谈论起文学和社会来了。自此，丁玲对冯雪峰的印象极好，特别是得知他是共产党员之后，对他更是崇敬有加，将他视为心目中的知己。
对冯雪峰的爱，对胡也频的爱，并不能简单地断言丁玲是个滥情的人。毕竟当时她也只有20多岁，还未经摔打，自然也会有年轻姑娘所拥有的懵懂、单纯与盲从。她被冯雪峰这位才华横溢的湖畔诗人深深吸引了，被他的才情深深折服。她面临着艰苦的抉择，一边是第一个令自己真正心动的人，另一边是与自己同居多时的、有着深厚感情基础的人。向左还是向右?幸福在哪里?她举棋不定，乃至辗转反侧，深受煎熬，痛苦不堪。不久，冯雪峰离开北京南下，丁玲和胡也频也先后追随他来到了美丽的杭州西湖。
说不清多少不眠之夜，说不清多少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最终决定守护那段来之不易的与胡也频的坚固的情感，而放弃令她刻骨铭心的爱恋。三人风波的平息，无疑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同时也缘于雪峰的退避和也频的谅解。
后来在1985年，虽早已事过境迁，丁玲回忆说：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如此真诚的话语，丁玲的理智实在难能可贵。跳出这场感情风波后，他们三人的生活都稳定下来，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追求的理想上。但当初，冯雪峰离开了杭州，丁玲心中并没有熄灭对冯雪峰的热恋，而是将之深深地藏在心底。后来和胡也频一起参加左联活动，她又与冯雪峰重逢，她尽量做到了从容与淡定。当也频牺牲后，她把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家乡，便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党阵容，主编《北斗》。而当时冯雪峰已婚娶，她始终保持着理智，没有从雪峰那里取回她的爱情，只是内心的爱似急风骤雨驱使她不能自主地写下了著名散文《不算情书》：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和你的爱……我想，我只想能够再挨在你身边，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谈话，像我们曾有过的一样，或者比那个更好。然而，不能够，你为事绊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在这椅上，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你会更快乐些。可是文章写不下去，心远远飞走了，飞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紧紧抱在一起，身子也为幸福浮着……
这是怎样一种爱呀，深沉而又无私，真挚而又坦然。虽写了两封信，理智让她只把痛苦深置于心，没有将信递给雪峰。冯雪峰也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又能理智地对待这份情感。于是，两个原本彼此相爱的人，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
1933年秋，在丁玲失踪几个月后，为了纪念当时传说可能遇害的丁玲，冯雪峰将丁玲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后又为赵家璧编入丁玲《意外集》。到1936年5月14日，是丁玲被绑架三年的日子。她终于找到了机会，逃到了北京李达处。当她从北京回来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天翼突然来看她，还悄悄地递给她一张纸条。她跑回后房，急忙展开一看，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没有具名，但丁玲一下就认出这是冯雪峰的笔迹，自是喜出望外，令她看到前面的曙光。也正是在冯雪峰的努力安排下，她果真迎来了她命运的转折期，果真逃避了国民党的变相关押，飞向了革命圣地陕北。
且从此以后，不管情况如何，不管身在何处，冯雪峰始终不渝地关心着丁玲和她的创作。他总会在她创作的紧要关头，撰文给予极为中肯而又实事求是的品评，以便她能在创作的路上走得更顺利些。
对于自己和冯雪峰的感情，丁玲也从未掩饰过。还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她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1986年2月7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只剩下20多天。这天清晨，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她感叹地说道：“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1931年，胡也频的死对丁玲肯定意味着什么。1931年，荡漾在丁玲灵魂里的自由的、独特的、别致的文学的精灵死了。1931年，纯情的、天真的、浪漫的丁玲死了，她眼神里只剩下惶惑落寞失落。
这一年，丁玲27岁。这一年，她完成了从一个有些自由主义的、有些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女性到有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崇高的革命理想、无畏的革命情怀的革命女性的转变。1931年以后的丁玲，无疑给之前如一块美玉的丁玲增添了更多的色彩，也增添了更多的瑕疵。可于1931年以后的丁玲，不能简单地冷嘲热讽，这是一个历来长着棱角的女人，革命的岁月并没有让她的棱角变得多么的圆润，她的棱角时刻以刺的形式遭受磨损亦砥砺着他人。
在张罗创办《北斗》的时候，丁玲遇到了冯达，令她一生都抱憾的人。当时冯达的身份是著名的左翼记者史沫特莱的私人秘书与翻译，年仅26岁的他身材适中，温文尔雅，是个不卑不亢的书生型青年。从采访中，冯达第一次了解到丁玲人生追求的执着与艰难。谈到她一年来的遭遇和现实的处境，冯达在流畅的翻译中，仿佛看到一位真实而伟大的女性，屹立在一个崭新而富于传奇色彩的世界中。当她坦诚而动情地谈到胡也频和她的情感生活时，在一旁翻译的冯达，感受她丰富而坚定的爱恋，内心几乎像火山爆发一样。
是出于敬佩、仰慕，还是爱恋与同情，冯达自是无法说清。此后，冯达便常去看望丁玲，有时陪她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丁玲一年来身心疲惫，而冯达的出现，帮助她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日子。日子久了，她慢慢接受了这个沉稳而默默无闻的年轻人。1931年11月，他们同居了，并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冯达与丁玲只是一个自然而平实的组合，其间少有浪漫的故事，因为严酷的生活使人变得成熟而严肃。
与缺乏坚定的革命的勇气的人在一起生活，也说明了丁玲更多是出于作家单纯的理想情怀，而没有政治家那种穿透人性本质的眼光。关于冯达，就连性格有些柔弱的沈从文都怀疑他对于革命的坚定性，但冯达实实在在地走进了丁玲的生活。虽是短暂的四年，却影响了她一生。因为冯达，丁玲认为是她光荣的革命的一生的污点，且导致了她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涯。冯达是她一生都解不开的死结。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1933年5月14日一大早，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到了中午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上午11点半，丁玲从上海正风文学院回到家，冯达未归。她正要整理东西离家时，时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来了。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她立刻意识到：不好了。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她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都静静地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冯达进来了。冯达一看见丁玲和潘梓年，猛的一惊，然后就低下头，好像不认识丁玲，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她什么都明白了，立刻就站起来走到立柜边去了，瞪着他，他呆若木鸡。于是，丁玲被捕了，当时著名共产党人物潘梓年也被捕了。
信任就是信任，怀疑就是怀疑。她认为是冯达出卖了自己才使得自己被捕入狱，就把自己的感知直面道出，且从此不再信任他。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应该说，丁玲是那个时代一个真的“猛士”。然而正是这次情感结出的不幸果实，使她由“文小姐”转变为“武将军”，在半个世纪中总被政治阴影所追随，直至离开人世。
丁玲与冯达被秘密押送到了南京，一开始是关押在监狱里。由于丁玲当时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与影响，国民党想软化她。他们不惜工本，让实际已经转向的冯达陪她生活，又从监狱严密看守变成了相对较好生活条件的软禁。这一关就是三年。对丁玲的逮捕与关押都是秘密进行的，外边左联的人、上海文学界的人都不知道丁玲被捕了，很多传言说丁玲失踪了，或是遭到了国民党的枪杀。
丁玲突然失踪,引起国内外很大的反响和不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纷纷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抗议，并积极营救。国民党方面做贼心虚,由《中央日报》在1933年5月28日发表消息声称:“丁玲被捕说不确。”到6月25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一则消息，称丁玲已于六月十五日被枪杀，但这一报道很快被证实为谣言。鲁迅先生却为此写出著名的《悼丁君》：“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刚烈的丁玲，识破了国民党的险恶居心，先是找机会逃跑，没有成功。又要冯达帮助她自杀，冯达佯为答应，可当她的脖子慢慢地被绳子勒紧时，便慌忙把她解救下来。逃跑不成，自杀不成，只有麻痹敌人一招了。于是，她写了交代，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这几句申明写于1933年10月，只是一般性地表示对革命的消沉态度，并没有透露任何中国共产党的机密。国民党张道藩们当然不会凭这简单的声明就释放她，反而加强软化工作，于1934年4月把母亲和儿子祖林找来，跟丁玲住在一起。半年后，丁玲在囚禁中生下女儿蒋祖慧，她的活动便稍微自由一些，便积极图谋着寻找党组织。终于，1936年4月，鲁迅向刚到上海的冯雪峰转告了史沫特莱的口信，说丁玲正在寻找党组织。很快到了9月，丁玲终于转沪去陕北，于当年11月顺利抵达保安。
关于丁玲三年五个月的囚禁生活，早在194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就作了结论。在两人签名的审查结论中，认定丁玲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但这一纸结论并不是她的护身符，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她还在为自己申诉。1984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第9号文件,才彻底为丁玲恢复了名誉。
1936年10月，住在西安小旅馆里的丁玲大概在想象着延安的模样、窑洞的模样、毛泽东的模样，想象着自己在充满革命激情的窑洞里、谷场上、小河边、庄稼地里、战士中间愉快地生活，想象着她手中的笔不用再描绘人间的黑暗，不用再抒发自己的苦闷，只有挥笔抒写革命的豪情……此时，路过西安到南京去的潘汉年便去见了丁玲，建议她去法国，去参加那里的左翼运动。但她拒绝了，她一定要去延安，投到党中央的怀抱。她以为到了延安就会与过去的她一刀两断，就可如凤凰浴火般重生。其实，保安，党中央，革命军队，以及后来的延安，丁玲都不是确切而透彻地了解，都是道听途说。潘汉年是了解她的，他知道她是个急性子，对革命外部的残酷与内部残酷太缺乏认知。正如丁玲后来所说的，这次谈话的结果，的确是决定了她的一生命运。
1936年11月，丁玲带着无限的期盼与兴奋，终于到达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北保安。中共中央宣传部为她举行了一个规格极高的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凯丰、林伯渠、李克农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重要领导人物都出席了，毕竟“丁玲同志是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第一个到苏区来的知名作家”。在欢迎会上，周恩来、林伯渠、李克农都发了言，周恩来的话具有代表性：我们红军队伍，不仅需要扛枪杆子的战士，也需要拿笔杆子的战士，我们欢迎更多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画家，到我们苏区来。
如此礼遇，以及如此高的抬举，自是深深地打动了丁玲，难怪她从此更是坚定地跟着党走，未曾有过半点改变。1936年12月，毛泽东通过军用电报给在前线的丁玲发去了他填的《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欢迎出牢人(后改为‘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后来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丁玲仍然充满感情地回顾,她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由此看来，当踏上革命圣地之后，她就彻底被浓郁的革命激情侵润了灵魂，几乎丧失了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的本真，更别作为一个女作家的敏感与灵动。可幸与不幸，于她而言，又不能简单地一言概之。
(已刊于《创作与评论》2014年6期，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