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之后，颇有点同情他的意思。
原本是个名扬天下的奇才，如今却是江郎才尽，也够令人惋惜的。
（摘自《何新研究与批判》第1——19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年）
何新，1949年生。中国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国际知名政论家、战略问题评论家。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教师。1980～199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职于全国政协，从事研究工作。已出版专著、译著50多种，共60多卷（册），研究领域广泛，见解独到。
多年来，何新在诸多学术领域中提出了许多极富于挑战性的新观点。所谓“新国家主义”、“新保守主义”由其发端。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文章《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这篇长文同时在《北京周报》以56种文字向世界发表。他的许多文论曾送报国家最高领导层，受到广泛注意和重视。
1949年12月，何新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原平阳县）钱库镇一个乡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可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个年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任务：国家和民族统一、求富求强（实现现代化），已经基本完成了一个。中国将进入一个建设和发展的时期。当然，这个时期也是艰难曲折的。这个时候出生的及以后出生的人担当的任务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何新说：“我们1949后这一代，历经新中国建国、工业化、‘文革’、改革和当今的后改革时代，虽然迭经动荡，但大局基本和平安定，还是幸运的一代。”
何新5岁时随父亲定居北京，进幼儿园，读小学、中学。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至1977年，他作为“知识青年”在北大荒“屯垦戍边”9年。在这9年中，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农民、铸造工人、教师。这9年的基层社会生活，使何新磨炼甚
最戏剧化的经历是1970年至1971年，何新在拘押受审中逃离北大荒，回到北京流浪一年。浪迹北京期间，他躲在刚刚解禁的北京图书馆中阅读书籍。在这流浪的一年中，他经常每天只能吃两个烧饼一碗豆腐汤，栖息于玉渊潭公园里的地下防空洞。其间，他研读了大量历史、哲学、自然科学、文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黑格尔的著作，以及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美学著作和南斯拉夫政治家米洛凡·吉拉斯的著作。这段时期的苦读，开阔了他的眼界，打下了他一生学术的基础。根据何新的回忆，从197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再次提出中国现代化任务中，他已敏锐地感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并开始思考东方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一个主题。这以后他的所有研究和思考，以及作为，都可以说与这个主题有关。
1975年以后，他成为黑龙江省一个小县城——友谊县的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他在黑龙江参加考试，被录取到黑龙江大庆师范学院（大专），但入学仅3个月退学，作为返城知青回到北京。他认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学里耗费时光、谋取一个文凭。以后的命运证明他的自信是对的。1979年，他应聘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一年以后到中国社科院。先在科研局做零活，由于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主要是哲学、辩证逻辑方面的，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例如，1978年发表的《论泛演化逻辑的方法论意义》，写于1980年、发表于1983年的《论逻辑思维的本体论基础》，发表于1981年的《论演化分类学的逻辑结构》等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刻理解和精辟阐释。胡乔木、钱学森、张世英等都对他的这些哲学、逻辑学文章给予了关注，胡乔木、张世英还亲自为他修改论文。何新说，这一泛演化逻辑，“蕴涵了解答人类思维工具本体来源之谜的钥匙，并且提供了一种推演（未来）和进行理性预测的有效工具”。他说他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都深深得益于这一逻辑思维方法的运用。（《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第8页）1981年他受聘担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1982年以后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被聘为助理研究员（1985）、副研究员（1987）、研究员（1990）。这些职称，每一次都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表现而被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破格特别批准的。
“我的学术履历非常正规而完整。1980年至1990年在中国社科院的10年间，我已经循序渐进地先后由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攀升到正研究员。每一次都是破格提名，提前晋级，经过所、院两级学术委员会的论议评定。每一次都有不小的争议，但最终仍都以高票表决通过。那是靠什么？不是靠贿赂，不是靠金钱，也不是靠关系。80年代中国社科院还是人才济济，许多老一辈的学术耆老权威都还活着——学术界都知道当时在中国社科院晋升到高级职称有多难。”
1985年出版的《诸神的起源》在国内影响极大，并波及海外，日本、韩国都有译本。当年很多人就是通过这本书而知道何新的。这本书以研究中国上古太阳神崇拜为主纲，通过考察和整理中国远古时代至汉代的神话传说，力求系统地探求和回溯中国原始神话、宗教以及一些基本哲学观念的起源。揭示了远古中国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的幼年时期一样，曾经存在着系统的太阳神崇拜和生殖神崇拜。有人评价何新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其资料搜集之多和用功之勤是惊人的。该书出版后，国内学术界亦形成了以人类学、符号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文明的热潮。
“平生所最好是读书。自幼即无书不读，无所不学。在学术领域，举凡文、史、哲、经、政；语言学、古文字学、逻辑学以及天文学、地理学、艺术、文学、诗歌、美学，考古、文物、书画古玩，甚至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我都多少有所涉猎，或曰深入浅出地‘玩’过”。
“学问最高之境是融会贯通。我治学视野宽阔，更求汇通与贯通。”
“人生也是一段行旅。学术，则为一苇之航，是渡越人生而求知求智的工具”。
“在超越于实用工具的境界上，学术有赏心悦目、恰情遣兴之功效，是一种高境界的智力游戏——这就是‘玩儿”’。
在人文思潮极其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何新以其卓越的才华和见解，不断发表新锐理论和观点，成为在多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引人注目的领军人物，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具有特殊影响的历史地位。
1991年何新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入全国政协，被特殊安排为专职委员，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咨询服务和关于经济政治问题的建议。他是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专职委员。他密切关注对于我国国家发展、民族生存最紧要的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并随时将研究成果和建议向党和国家领导直接提出报告。同时还以大量精力从事历史、考古、语言、神话等方面的研究。
1990年秋，他应日本著名人士德间康快之邀访问日本，会见了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参议员宫泽喜一。归国后就日本对华政策动向向国家最高领导作了汇报。在归国后写的研究报告中，他在国内最早揭示了世界上三大货币经济集团（美元、马克、日元圈）的分化和崛起。
1992年3月，他应古巴亚太研究中心和驻华大使格拉先生之邀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专门安排会见了他，与他共进晚餐，并在我国驻古大使的陪同下，极其破例地与他进行了9个小时的长谈。归国后他将古巴经济、政治和社会情况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提出了援助和贸易的建议。卡斯特罗还曾希望他到古巴担任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1993年日本富士电视台在北京对他和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联席进行了特邀采访，在与托夫勒的对话中，何新阐述了他对21世纪人类前景和面临问题的预测和展望。他的诸多洞见，均被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所证明。
何新的诸多观点常常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惊人的超前性。他在1987年即已预言苏联改革必会失败以及国家将解体。在1990年与日本教授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而这在当时的背景下，说社会主义还会生产过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在1993年向邓小平及中央上书指出当时过热的房地产业可能成为“泡沫经济”。他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首先是温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观点被广泛采纳，成为中国回击美国人权攻势的有力武器。他的许多经济学观点尽管在理论上不居于主流地位，但由于密切联系现实和具有可操作性，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某些经济决策。
由于何新的特殊影响，他一度成为海内外各主要新闻机构追逐采访的对象。采访过他的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共同社、ABC、NHK、美国之音、路透社、独立报、费加罗报等世界著名传媒。1994年后，何新主动拒绝与一切海内外传媒作直接接触。
自90年代中期以后，何新闭门研究和著述，基本谢绝一切采访和讲演活动，深居简出。这10余年间，何新完成了《新战略论》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何新古经新考》14卷（时事出版社，2000至2006；2008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再度以《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丛书》为名推出14卷修订本）、《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时事出版社，2008）、《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华龄出版社，2009）等重要著作。一直以来，在当代政治文化视野的深处，何新及其理论始终是一个不断引起人们关注的对象，关注何新学术及其言论的可以说遍布国内外各个年龄段的人群。
何新学识汪洋恣肆，他善于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哲学、文化理论和文艺学等多学科知识和工具，综合研究每一重大课题，尤其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给予立体的、多维的分析、解答和说明。因而他的意见往往是富于洞见的，并为事态的发展所证明。因此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对何新学术的学习和了解带动我们对诸多人文学科的学习和理解，而对于其哲学方面研究著述的学习和了解，对于我们加深对理科、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理解，提高思辨能力，也会是很有帮助的。
在这里，我想附带说一下研究个人历史的意义。这对于我们理解一个人的命运，理解人生也是很有裨益的。个人的历史往往折射一个时代的历史。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讨论过对历史人物的研究的选择，有的人物是时代的政治中心，有的人物是某种学问和思想的中心，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思想都是值得研究的。何新的思想和学术涉及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些重大问题，涉及中国未来发展问题，涉及如何认知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和研究，在今天仍具有重大意义。诚如何新所说，很多方面，他也只是提出问题。
何新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折射了这个时代的要求，他顺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何新自己曾谈到他个人的历史定位：他是这个时代的冷静的观察者。
何新早年治学（70至80年代初）先从哲学（黑格尔、马克思）及哲学史入手，这使他掌握了认识事物的方法和逻辑，因而使他认识事物能够站在哲学思维的高度，他的一些认识常常是辩证的、超前的、深刻的。
回顾何新的一些作为，他常常走在时代的前面。当“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时，何新已敏锐地开始质疑这场革命的正确性。当人们还沉浸在“文革”的创痛中时，他已开始深入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某些被西化思潮洗脑的所谓“知识精英”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时，他却开始广泛、系统地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立志通过重新阐释和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其作创造性的转化，倡导通过文化的复兴来促进中华民族的全面伟大复兴，并通过研究形成了洋洋洒
波”之后，何新以令人震惊的姿态一跃而出，逆当时知识界舆论之潮流，对民主和自由，对中国社会主义和国际战略环境等，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有论者祝东力（博士）称“何新是中国思想界80至90年代的重要枢纽”。何新认为：在当今的国际战略环境中，“民主”并非一个单纯的价值问题，而是国与国战略斗争的一种手段；20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落后农业国以国有制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对抗先进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化模式。世界经济结构和关系并不合理，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恰恰依赖于第三世界的贫穷；从全球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着眼，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一条通向历史正义之路。
何新在国内率先打开了从全球地缘战略和经济、政治格局中审视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利益的新视野。
当人们公认社会主义经济天然是“短缺经济”的时候，他在1990年代初率先提出，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根源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并明确提出了市场有限性规律。他说他曾试图阻遏私有化和下岗运动，大声疾呼应以就业率高低而不是卖了多少“国企”来评价经济社会形势和官员政绩。
近年来何新依然时时关注国家前途和命运，不断追踪和研究自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研究共济会对西方政治和金融的控制和影响，并经常通过博客发表他的言论和研究文章，出版了《汇率风暴：中美货币战争内幕揭秘》（中国图书出版社，2010）、《谁统治着世界：共济会与新战争揭秘》（中港传媒出版社，2010）等重要著作。
何新在其自述中也曾概括性地戏言他的平生如同五部书：
“我少年时是《水浒传》，闯荡江湖；青年时是《红楼梦》，红袖簇拥；壮年时是《金瓶梅》，情迷意乱；中年时是《三国演义》，纵横捭阖；晚年是《西游记》，寻觅真经。五大奇书凝聚浓缩在我的感情和阅历中。若有时间娓娓道来细写一写，会是很为有趣的一部人生故事。”
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视角来了解何新其人的个性特征吧。
如果概括地说，何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何新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比较坦诚、平实，其客观地反映了一个真实的总体的何新。
“我并不属于正统的左派，如果按传统左中右的观点划分，我也许还会被划为右派。其实，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无宗无派，只是我自己，何新而已。我既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但也不是自由主义者。多年来我一直在试图寻求着一种综合，探索超越‘左’与‘右’以外的第三条道路。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思路，把马克思的方法与近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中国的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综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我留给历史的十几卷文集，凝聚了我20年来的探索和心血。这种努力，我在80年代末已经开始做了。我认为只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才能消解以至于弥合激烈的‘左’、‘右’之争。但是，在我的全部思想中，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形成我永生不变的追求和信念，这就是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本体的热爱，以及对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最强烈同情和爱。我极其蔑视中国那些所谓‘精英’，蔑视那些经济上的暴发户们！”
何新在其2011年出版的带有个人总结性的新著《命运与思考——何新自述》（中港传媒出版社）中说：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40余年来的全部思考和著述活动，所追求的始终就是一个目标——中国的强盛，憧憬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最早阅读何新文章，是在1989年的《自学》杂志第5期上，何新写于1988年8月的《论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一文（该文是当年年底提交中央领导的一篇形势研究报告中的一部分，见四川人民出版社，何新著《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册）。该文有以下几节：“第21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形势预测”；“中国现代化与美、日的战略利益相矛盾”；“地缘政治问题与全球战略”；“新中国外交史的回顾与反省”；“东方的复兴”。何新那种对国内外形势冷峻、精辟的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如重读或阅读此文，仍会为何新的洞察力和预测力所折服。正是在此文中，何新预示了国内可能
的东欧集团和苏联的彻底解体。正所谓世局如磐，铁证如山。也正是在此文中，何新提出了“东方的复兴”的伟大目标。这个想法的产生，他追溯到1974年，那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到中国的现代化，他已敏锐地感悟到这将成为中国社会今后的一个长期主题。而其时，他也正在读斯宾格勒所著的《西方的没落》，显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启迪了他的思路。与这个书名相对应的则正是“东方的复兴”。自那时起，他追踪、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已达15年之久。在1991年何新接受日本记者采访的《历史未来趋势与世界格局》专题（见四川人民出版社，何新著《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册）中，他分析了17世纪以来世界发展的几个阶段。他认为世界呈现出一个整体的历史运动，其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第一步是军事政治殖民主义的地理和人文征服。第二步是世界市场、世界商业网络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两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有精彩的论述：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何新继而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之后的第三步、第四步，第三步是世界金融的形成，最富的工业国依靠控制世界的金融力量，成为世界市场上的霸权国家。这一点列宁在其帝国主义论中指出了。第四步是最近20年，世界开始连结为统一的生产和市场体系。每一个新阶段上，都伴生着激烈的历史性冲突。
在此文中，他还以深邃的目光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回旋现象和东方的复兴。从古代东方文明的勃发与全盛到西方文明的兴起，继而经过美、俄的发展，到“20世纪俄国、中国革命的发生，以及日本文明和西太平洋经济在当代世界的崛起，是合乎规律的事件”。他指出：
“中国的未来前途，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将在、事实上也只能在东方作为一个整体（正如西部的欧美曾作为一个整体）的复兴中，得到最后的确认和成功。”
这以后，我又关注和陆续读了何新的一些著作和文章，逐渐感悟了何新的学术研究体系，即感到何新的学术研究体系正是围绕着“东方的复兴”这个伟大的主题而展开的。我们可以看到何新在其生命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抱负，即致力于中华的复兴、东方的复兴，并逐渐达到了一种自觉的使命感。正如他自己所说过的，他在冥冥中感到有一种力量在引导他。一个生活在特定时空中的个人的命运实际上也是具有必然性的，一个真正具有伟大理想的人物往往会达到这样一种自觉，会有一种使命感。这使我联想到黑格尔的一段话：
“一切取决于用什么样的精神去把握现实。一个伟大的精神创造出伟大的经验，能够在纷然杂陈的现象中洞见到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伟大的精神，譬如像歌德这类的精神，静观自然，透视历史，能创造伟大的经验，能洞见理性原则，并把它抒发出来。”（引自黑格尔《小逻辑》第87页）
歌德的《浮士德》就是对人类不断探索、永不满足的理性精神的伟大颂歌。何新的这种大志体现在他的具体作为中，他围绕着这一宏大的志愿，展开了具体的学术研究。
在政治上，他提出新国家主义的政治观：即以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国家统一、国家强盛、国民福祉和民族文化奉为至尊和第一价值的主义。其目的，是想为政治改革奠定根本理论基础。
在经济上，他提出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混合经济”类型的资本主义，其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持西方社会总体稳定的根本性安全阀。提出我们应注重于研究存在于现实中的真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国家经济政策，以资借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本质上应该看做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和理论在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近于列宁当年所设想的他称作“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模式。何新认为，根据中国现有的经济基础，中国理想的经济形态应当是国家管理和控制的混合经济体制。他强调国家必须高度关注就业，高度关注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何新都提出了一系列方略。例如，他逆潮流而对抗当时以《河殇》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论，他警示大家注意当时流行的激进反传统、反价值、反理性、反文明的虚无主义思潮对现代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破坏性作用。他提出：
“中国人有必要回溯民族文化的深厚传统，需要立足于传统的深厚根基上，寻求向现代化作创造性转化的契机和条件。”
他主张重新认识和阐释传统，并在这种阐释中，重建中国人对于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尊严感和自信心。在《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摘要）》（1992年7月8日整理）中，他指出：
“特别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同时，他富有洞见地建议，在改革开放的宣传上，尤应避免在群众中煽起对改革开放不切实际的过高物质期望。
在思想层面上，他不仅试图建立理论基础，而且有诸多可操作的谋略和建议，直接建言高层，诸多已转换为国家方略和政策。在重新认识和阐释传统和传统文化中，他身体力行，做了大量工作，对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了考订和新的解释。例如，对上古神话、《尚书》、《周易》、《老子》、《诗经》、《论语》、《楚辞》、《孙子兵法》等诸多文化典籍，他都作了新的考证和新的阐释。在这方面他有10多卷的著作问世，并一版、再版。
东方的复兴、中华的复兴离不开世界，离不开与世界的关联，因此，何新的视野又是世界性的。由此他展开了对世界经济、政治战略的研究，尤其是对美、日等大国战略意图的研究。他进行了对西方大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战略意图的研究，对世界之重大事件的预测与评析。他运用逻辑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善于根据历史预察未来，从现象中寻绎对象的本质及其演化的必然逻辑。因而他的一些预测与评析，多为事态的发展所证明，较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阅读何新的文章，我常常能感受到他那种远大的、富有历史穿透性的眼光。时隔多年以后，今天如果重新翻阅何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写的一系列国内外形势分析、政策建议的研究报告，你仍会深深感受到他那深刻的洞察力和深远的眼光以及深藏于其中的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
这些研究都是针对现实的。何新强调，面对世界的变化，中国必须有现实的反应和应对，必须有长远的和总体的战略谋划。纯理论的、遥远的研究显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而这些现实的研究又必须立足于深厚的思想根基，由此他提出了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新国家主义的政治观以及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的一系列思路和方略。
东方的复兴、中华的复兴又不能不深深建构于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上。在谈到《诸神的起源》等著作时，何新曾满怀深情地说，他
“所作的都是一种寻根的工作。但是寻根的目的——我研究及重新诠释上古文明的目的，所欲从事的绝不仅是一种单纯发掘和复原的工作，而是着眼于未来——我深信作为伟大华夏英雄先祖的后代，中华民族有资格拥有一个更光辉的文明未来！”
因此，正如何新先生所言，当面临重大现实问题时，他就复归现实，发出预警，而当时势平稳时，他又复归于发掘和阐释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将主要精力回转到他所爱好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和考古方面的研究中。由是而有诸神的起源的研究、龙的研究、凤的研究，古之经典《周易》、《老子》、《诗经》、《论语》、《楚辞》、《孙子兵法》等等的研究。有了对这一系列中华文化经典的新的考证和新的阐释，写出了皇皇10多卷的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其意在发掘、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东方文化、东方文明。他自豪地宣示：
“华夏民族的先史中有一个神话时代。这个时代实际就是华夏民族肇始和文明滥觞时期的英雄时代。女娲是补天的英雄。伏羲、神农、黄帝、炎帝，或创世纪，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开民智，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鲧与大禹父死子继，以身济世，拯黎民于水火，蚩尤共工九死不悔，虽失败而壮志不屈，天地为之崩陷。夸父逐日，体现了对于神灵的藐视；而精卫填海，则表现了对宿命的不驯。由此观之，中华民族的神话先古时代，实在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慷慨悲壮的时代，奋进刚毅的时代；是献身者的时代，殉道者的时代，创造英雄和产生英雄的时代。传说中华民族，是龙和凤的传人，而龙凤精神，我以为就是健与美的精神，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龙飞凤舞，龙腾虎跃，这些灵物就是那些先史男女英灵们的象征化身？！”
何新的这段话，写得多么好啊！看了以后，难道不为我们华夏民族的先民感到骄傲吗？！难道不为我们作为华夏民族的后裔而感到自豪吗？！“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屈原《离骚》）。先祖的光荣，永远是后世的骄傲。何新深情地呼唤：“面对21世纪的中国，我们有必要抚今思昔，追溯传统。”在对《诗经》的研究中，他对其评价也是满怀深情，读后能够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通过重新诠释和阐释《诗经》，他指出：
“正是由这些诗篇中，可以使现代人重新发现和体味，当2500年至3000年前，即《周礼》和《诗经》那个时代的华夏民族，曾经有过多么活泼、多么清新、多么浪漫、多么自由；多么勇敢，多么幽默，多么智慧又多么美丽的感情和抒情。”
何新又涉猎广泛，其中包括对美学的研究，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绘画者，1992年出版过《何新画集》，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写意画亦是别有韵味。
东方的复兴、中华的复兴不能没有东方的英雄、中华的英雄，他们毕竟是东方的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何新认为，一个没有英雄和英雄崇拜的民族是可悲的。任何一个国家，无不重视自己本民族的英雄。如法国有拿破仑；美国有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德国有俾斯麦；俄国有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其所在国家的人民，无不推崇这些英雄。由此，何新又有了对中华的英雄的研究与弘扬。如他编写“孔子年表”、“孔子新传”、“屈原年表”、“汉武帝年表”、“秦昭襄王年表”，写有论屈原、论汉武帝、论孙中山、论毛泽东、论邓小平等人的文章。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电影《孔子》的幕后，也有他参谋之力。他已搜集和写出研究毛泽东的数百万字的编年记事史，其中部分已发表在何新论坛网站上，并有意写出毛泽东传。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欲完成如此宏伟计划，从事如此之研究，没有深厚的哲学背景、正确的思维方法是显然不行的。何新反复强调：
“一个民族，要想从历史上站立到世界的前列，就必须首先从哲学上站立到当代世界的前列。这一点，是培根以来的英国历史、卢梭以来的法国历史、康德以来的德国历史所证明的。”
为此，他对哲学和辩证逻辑思维方法进行了深入和持久的研究。何新学贯中西，努力学习吸取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理解古今中外诸大智者的哲思，自认为掌握了一种辩证综合的方法”。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他将哲学、逻辑学、文化学、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训诂学、宗教学、经济学、地理学和历法学等多种学科有机糅合在一起，用以研究中国古典文明。在现代化和国际战略研究领域，他又是一位把哲学、逻辑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人权学、文化学、历史学、军事学和地缘政治学等多门学科知识综合起来研究西方近现代文明和中国外交战略与现代化问题的先行者和集大成者。由于具有深厚的哲学素养和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功底，以及长期在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磨炼的丰富阅历，还有对西方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洞察入微的精深理解，使得他对于中国和世界的问题能够作出超前的多角度、立体式的观察和思考，发表合于逻辑和事实演化规律的深刻且独到的见解。何新的知识是渊博的，对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古今中外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潮均有涉猎，因而能够高屋建瓴，游刃有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在何新的著述中，关于哲学、辩证逻辑学、语言文字分析学、历史方法等的研究和著述等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如他的《泛演化逻辑引论》、《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等著作，以及《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几乎汇集了他的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这些成果同时带有方法论性质，对于何新的所有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方法与逻辑贯穿在何新的所有研究中。
综上所述，何新的所有研究，所有作为，都贯注于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中华的复兴和东方的复兴。这种关注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力量，并用这种力量来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他像个知识分子，是思辨的，遨游于知识的海洋，神游于古今中外。他又不像知识分子，他是现实的，冷峻而深沉。他的形象本身，就像个工人，像个农民，但在憨厚中却蕴藏着深沉的智慧，有“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之态。他直面现实，没有那么多的书卷气。他的意见能够直达决策高层，为之参谋佐政。他也注意宣传他的学术，建立有关网站，以其精神和学术去影响现实，影响一切关注东方、关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们。由此亦可理解何新自己所表达过的自我定位，即无意于政治上的职位，而选择去作一个时代的思想者。
“我既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但也不是自由主义者。多年来我一直在试图寻求着一种综合，探索超越‘左’与‘右’以外的第三条道路。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思路，把马克思的方法与近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中国的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综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我留给历史的十几卷文集，凝聚了我20年来的探索和心血。”（转引自西隐著《中国高层文胆》）
2002年2月16日，何新在就“关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答香港《商报》首席记者问时，曾经谈到他的学术渊源和抱负目标，他说：
“在我开始学术工作的时候，所面对的是三种似乎难以融合的理论及文化遗产：马克思主义学术，西方学术以及中国传统学术。多年来，我在学术上所做的工作就是试图寻求和进行一种批判性的综合。在政治文化上，我试图探索和形成一套有效体现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特性的政治意识形态，此即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爱国主义为旨归的政治意识形态。我之所以做此事，不是为了个人的幸进或其他，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
诚哉斯言，我们可以以此为轴线来整体把握和研究何新的整个学术。何新所提出的这种学术上的批评性的综合工作是意义重大的。从历史上看，很多伟大的哲人也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学术批判的综合者、集大成者。
在这次答记者问中，何新还有以下一些答问，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他的学术。他说：
“我知道知识界有些人一直在攻讦我。但我并不认为有必要为自己作特殊的辩护。因为我的著作已经放在历史中。我相信历史最终是公正的。事实上，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我不得不与知识界中流行的且为多数人所信奉的一些思潮对抗。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最初踏入学术界以来，在过去20多年的文化及经济政治的思潮中，在一系列的辩论中，我已留下了自己的印迹。许多思潮之先绪由我而发，一些重大的辩论由我而起，包括文化保守主义及政治经济的民族主义。但是我也深深地知道作为个人的渺小性和局限性，所以‘但开风气不为师’。我做了自己应做的，但不能胜任自己所做不到的。我相信人类历史及国家和个人，都有其固有的宿命与必然。”
下面我们再择录何新答记者问的一些片段：
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哪些主要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立场？你分别有什么评价？
答：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失落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五四”以后激烈的反封建、反传统，以及西方势力和日本人的入侵，激发了一次又一次激进主义的大革命。这种 “革命”最终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并走向自己的反面。
从上世纪初叶以至延续到80年代，中国文明所固有的传统及其理性精神，发生了严重的破碎化（“解构”）。现代主流意识形态曾以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精神支柱，但近20年来这一支柱也已坍塌了。所以，中国当代的人文知识界一直处在彷徨、困惑和重新探索中。人们在寻求新的价值体系。但是近10年来，在欧风美雨的东渐中，在对过去20年、100年以及5000年的深刻反思中，有一批人睁亮了眼睛，清醒过来了。如果这些人能在未来历史中养成一种新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和国家会是大有希望的。我寄希望于更年轻的一代人。
由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何新学术的意义，何新和何新学术的存在是与东方的复兴、中华的复兴这一伟大的现实运动、伟大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何新也必将由此而实现其价值。何新说：“古人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我平生谈不上立德立功，但是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我已立言。”
以上评论是带有总论和概述的性质。以下我将再通过若干分析，分别对何新的哲学和宗教观、政治观、经济观、历史文化观、国际关系战略研究、历史观和历史人物研究等，对何新及其思想分别加以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