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东汉是中国历史上最注重教育与教化的封建王朝。开国皇帝刘秀是读书人，追随他打天下的功臣们也不乏儒生学士，绵延近二百年的东汉王朝也因此多了几分斯文与儒雅的气质。然而，血腥让斯文扫地，残酷使儒雅不再，发生在 2 世纪下半叶的党锢之祸，折断了帝国的脊梁，空留下千古叹息。
太学是汉代的官办中央大学，始设于西汉武帝时期。这是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三万多人。东汉中期以后，政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中央，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政权，他们任人唯亲，为非作歹，导致王纲不振，朝政废弛。在地方，世家大族与各自的门生、故吏联结成大大小小的人际关系网，党同伐异，控制了基层官吏的选用权。在这种情况下，太学生已经无法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
个人的前途、民生的疾苦和国家的命运，成为读书人最为关注的话题。一些正直的朝廷官员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清流派士大夫群体。他们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权宦，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势力。
东汉后期的“清议”，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都是“清议”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任事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议”褒扬的对象。
《后汉书》里记录了大量相关的歌谣，爱憎之情，跃然纸上：“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书茂”，“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在这些民谣中，李元礼（李膺）、陈仲举（陈蕃）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楷模。
东汉后期的清流派名士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他们身无分文，却不必为衣食发愁。他们不是权贵，却能让权贵屈尊。
皇甫规，字威明，出身于西北豪强，官至度辽将军，是东汉后期最著名的将军之一。他不怕勇猛的羌人，不怕权势遮天的宦官，唯独惧怕名士。解甲归乡之后，有一位曾经担任雁门太守的同乡前来拜访，皇甫规非常冷淡地把人家打发走了。有一天，一个名叫王符的年轻书生登门求见，皇甫将军“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原因很简单：王符是清流派的名士。
汉末枭雄曹操也曾经以这种狼狈仓皇却极见热情的方式对待从袁绍那边前来投奔的许攸，人们都认为这是曹操有求于许攸，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攸是一个大名士。在那个清流名士牛气冲天的时代，得罪了名士，就会招来非议，失去人心，等于自毁前程。
史书描述说：名士们“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名士的清议言论具有如此大的能量，这是 东汉后期特有的现象，放眼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称得上是绝无仅有。
东汉“清议”对宦官群体的批判和抨击最为严厉。“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痛斥的“小人”，主要是外戚与宦官，而尤以宦官为最。
东汉宦官深度干预政事，大约始自顺帝刘保时期；到桓帝刘志、灵帝刘宏统治期间，宦官的权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东汉后期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延熹二年（159 年），桓帝借助宦官的力量，铲除了权倾一时的外戚梁冀，单超、曹腾、具瑗等宦官因功封侯，东汉进入了 宦官专权的年代。
汉灵帝最宠幸的宦官是张让与赵忠。他曾公开宣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这些宦官倚仗着皇帝的宠幸，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上下其手，左右朝政。他们深居宫廷，但是他们的亲朋故旧与附势之徒在京师内外遍布要津，飞扬跋扈，为非作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网。“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史书以此形容宦官集团的权势。
曹腾是东汉后期地位最为显赫的宦官之一。他侍候过四任皇帝，在宫廷中供职三十年之久，被封为费亭侯，官至大长秋，成为最受皇帝信任的政治顾问。曹腾死后，养子曹嵩承袭了爵位，得到了太尉这样的高官。曹嵩之子曹操少时放荡不羁、品行不修，二十出头就进入了官场。
如果没有宦官祖父曹腾提供的荫泽，这个乱世枭雄未必能够成为汉朝江山的颠覆者。后来，曹魏政权追尊曹腾为“高皇帝”，曹腾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获得“皇帝”名号的宦官。在史家的笔下，曹腾还算是一个比较正派的宦官。一个正派的宦官尚且具有如此能量，其他宦官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延熹九年（166 年），司隶校尉李膺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此人的父亲名叫张成，是一个有名的术士，他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膺审理此案期间，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李校尉应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一边，毅然处死了这个杀人犯。原因很简单：张成是宦官们的座上宾。在正义与国法的二选一命题中，李膺选择了前者。这件事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
宦官的权势其实是皇权的延伸。东汉皇帝多数寿命不长。皇帝幼弱，不谙政事，需要外戚扶持，于是乎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皇帝长大之后，不满皇权旁落，就利用宦官铲除外戚，权力自然落到宦官手中。因此，宦官的存在其实是与东汉专制皇权相伴生的痼疾，无法根除。
清流派士大夫把政治黑暗的原因归结于宦官专权，未免有失客观。另外，宦官群体中并非都是恶人，勇于进谏的 吕强、改进造纸术的 蔡伦，都是《后汉书· 宦者传》中的正面人物。清流派士大夫要求对宦官进行集体清算，实际上是仇恨情绪的极端发泄。这种株连式的斗争方法，也给他们的反宦官运动带来了消极影响。
李膺和清流派官员无意冒犯皇权，但是他们藐视国法的行为事实上已经触逆龙鳞。宦官们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上书天子，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朋结党，诽谤朝廷，惑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膺，并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
杀气腾腾的使者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幸运的是，在太尉陈蕃、外戚窦武等朝廷重臣的苦苦求情下，永康元年（167年），桓帝大赦天下，李膺、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却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 第一次“党锢之祸”。
天下，是汉家的天下，天下的主人姓刘。如果主人像泥鳅一样离不开污泥而陈蕃们仍然执意要扫除这污泥，那么被扫除的只能是陈蕃们自己。 在东汉后期的专制政治体系中，皇权的行使离不开宦官。深度打击宦官，势必会伤及皇帝。伤及皇帝，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所谓“投鼠忌器”，就是这个道理。陈蕃、窦武和清流派士大夫的悲剧，也正是由此而来。
年）十月，在宦官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宦官的爪牙和曾经受到清流派批判的官僚联合起来，不遗余力地追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还有许多无辜者因得罪过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门生、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六七百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内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
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似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料到，清流被全部打入另册之后，宦官集团也随着失去平衡的东汉朝廷迅速走向灭亡。在光熹元年（189 年）的宫廷政变中，两千多名宦官被集体屠杀。只是 宦官群体的消失并没有挽回东汉的亡国命运，这或许是党人们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清初学者 顾炎武曾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日薄西山的东汉朝廷拒绝了清议，等待它的将会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暴风雨。
黄巾起义爆发后，宦官们更加嚣张。侍中向栩、张钧向皇帝进言，称黄巾之乱完全是由宦官引起的，只要把宦官首领们的头颅斩下，挂在南郊，兵祸自然平息。灵帝把他们的密奏传给宦官看，结果丢掉脑袋的不是宦官，而是两位侍中。
卢植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却无法逃脱宦官的暗算。卢植只因不肯向监军宦官行贿，结果被收入囚车押回洛阳，差点丢了性命。中常侍赵忠在故里邺城有一处住宅，豪华程度堪比王侯宫殿，明显逾制。皇甫嵩进军途经邺城，随即向朝廷报告此事，要求没收充公。另一位中常侍张让向皇甫嵩索要五千万钱，被皇甫将军断然拒绝了。两名宦官气急败坏，后来在灵帝面前进谗言，收走了皇甫嵩的车骑将军官印，把他的食邑从八千户降到二千户。 宦官依附于皇帝，却最终绑架了皇权。
皇甫嵩，字义真，安定朝那 ( 今宁夏固原一带 ) 人，既长于戎马征战，又精通儒学，称得上是文为儒宗，武为将表。作为平定黄巾起义的首功之臣，皇甫嵩威震天下，无人能出其右。一位名叫阎忠的有识之士劝他推翻汉室，南面称帝。史书生动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阎忠说：“您现在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
皇甫嵩反问道：“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
阎忠说：“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
皇甫嵩回绝说：“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
皇甫嵩重视名节，忠于汉室，可是，天道无亲，汉家气数将尽之际，又有多少豪杰能够像他这样守志如一呢？古人有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乱世之中，强梁为道，军队就是国家的利器。在讨伐黄巾军过程中掌握了国家利器的雄杰豪强，已经不再唯东汉朝廷马首是瞻了。
经历了黄巾之变，东汉王朝“朝政日乱，海内虚困”，彻底滑入了乱世泥淖。中原乱，边疆乱，官场乱，人心乱，怎一个乱字了得！亲身经历了乱世之殇的思想家仲长统感叹道：“如此下去，大汉王朝恐怕气数将尽，不知来世圣人用什么方法能够拯救这个社会。”仲长统期盼的来世圣人遥不可及，一批乱世枭雄却横刀跃马，闯入了历史舞台。
仲长统卒于 220 年，享年四十一岁。就在那一年，汉献帝逊位，大汉王朝正式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