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是指明末东林党与以及其他派别之间的斗争，“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柱，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人为主的政治集团。在东林党之外，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东林党争几乎是东林党与全国朋党集团之争。

　　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明末三案、京察之争，就有东林党争的影子。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得罪了而被革职，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东林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广泛支持，同时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对。同时期的浙江宁波人沈一贯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以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和山东的齐党皆依附于浙党，合称“齐楚浙党”，其它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还有宣党和昆党。宣党、昆党、楚党、齐党、浙党与东林党人相互攻击，“东林党争”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王学质疑》提要说：“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夏允彝《幸存录》在“门户大略”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白始也。”《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亦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有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吏部文选郎吕胤昌、给事中王三余，均被斥黜，引起轩然大波。事后言官又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间爆发了“伪楚王案”，形成沈一贯与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沈一贯则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叶向高曾说“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 日后阁部大臣，长久缺员，亦置之不理，《三编发明》说：“楚宗事至是几十年矣，而廷臣犹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继论劾，借端攻击，报复相寻，朝事已不可问”。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力陈：“今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神宗一概不理。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齐(亓诗教、周永春)、楚(官应震、吴亮嗣)、浙(姚允文、刘廷元)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泰昌元年(1620年)的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用。1623年(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逐齐楚浙党，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明末国子祭酒倪元璐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

　　天启三年(1623年)京察，赵南星掌吏部，力斥浙党、齐党、宣党等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先朝结党乱政”，议当罢黜。

　　时，政治极度腐败，独揽大权，自称“九千九百岁”;实行血腥镇压，他控制卫厂特务机构，爪牙遍及各地，随意杀人，施行刑罚。他又拆毁全国书院，许多东林人物被迫害致死，朝野忠良尽去，还殃及边防将帅，如熊廷弼、等。继位后，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东林党在崇祯初年暂时抬头，但明思宗又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在处斩袁崇焕后，东林党的声势又告衰落，皇帝最后只能任宦官，阉党势力复起。

　　东林诸人，多数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争意气而不争是非，君臣之间尤喜，明万历则因为立储一事与大臣反复较量，最终虽屈服于众意，竟置江山社稷于不顾，深居后宫不问国事达三十年之久。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东林中亦多败类，及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之人。”“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凡不合东林人士法眼者，就被视为小人，齐楚浙党不一定服气魏党，但一时走投无路，大多投靠魏忠贤门下。魏忠贤的助手魏广微之父魏允贞生前和赵南星、顾宪成是好友。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硬是闭门不纳，逢人便说“见泉无子”，魏广微深恨不已，怂恿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高阳批评赵南星“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阉党那面”。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阮大铖打击东林党人向来不遗余力，本来阮大铖和东林诸君子关系不错，但受到赵南星的打压，最后干脆倒向阉党。当时史可法与东林党人力主拥立潞王，史可法写信给马士英说明福王“七不可立”，马士英却抢先拥立福王。史可法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两难。《桃花扇》记载阮大铖刻意逢迎复社的吴应箕、沈昆铜、沈眉生等人，结果反被责打一顿，后来阮成为南明重臣，立刻展开报复行动。

　　永历朝又有所谓吴楚党争，是瞿式耜与广东军阀李成栋、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博之间的斗争，楚党的幕后人物为瞿式耜和李元胤、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吴党有堵胤锡、陈邦傅、王化澄、朱天麟。堵胤锡等人主张联合原大顺军和大西军。何腾蛟、瞿式耜则排斥农民军。吴、楚党争使得南明与大顺军、大西军的战力始终无法整合，最后亡于清军之手。

　　甚至是到了清初都还有明末党争的阴影，如时期冯诠与陈名夏的北党与南党之争，冯诠原是依附魏忠贤的阉党，而陈名夏是东林党之后。清初大量引用旧宦，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最初未表态，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公开申斥龚鼎孳，并将李森先革职。孙之獬也被革职，永不叙用。

　　时，党争与满族权贵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康熙时期的朋党主要有党、党、党、皇子党等。康熙帝深知党争之害，但鉴于满汉之间的矛盾，却也不加以整顿，他与满人贵族谈话总称汉人官员为“蛮子”，甚至骂道：“蛮子那有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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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济世，主要是通过书院讲学，培植儒士群体意识，以此讽议朝政，针贬时弊，参与国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学术思想上的道德传统，重树道德伦理上的严格标准和绝对权威，另一方面针对现实问题，试图对社会作某些改造。

　　从万历中叶开始，明朝开始走向衰落，内忧外患不断，统治者日益昏庸腐败。此时，一部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士大夫已感到大厦将倾的末世危机感，他们怀抱忧国忧时之志，然个人之能力毕竟有限，因而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个政治影响力巨大的团体——东林党。

　　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东林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了这个称号。黄宗羲就曾辩驳说：“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东林党真有名哉! 亦小人加之名目而已矣。”

　　“东林”这个名字首次出现，是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但事实上，东林核心人物，高攀龙等人在此之前便已名闻遐迩。一般都把东林之始定在万历二十一年，但也有人认为，东林之始可追溯到万历初年的夺情之争。

　　万历二十二年，因争国本触犯神宗，及参与会推阁臣王家屏，顾宪成、高攀龙先后被贬斥回乡。他们潜心学术，崇尚实学，并开始致力于讲学。至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安希范等合力修复东林书院。此后，在聚众讲学中，他们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言之弊”，提倡“讲”“习”结合的新学风。他们把读书、讲学和关心国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种新学风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及在朝廷任职的政治官员(赵南星、李三才、杨涟、左光斗等)。由此，东林名声大振，而东林书院实际上又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中心。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学术派别的东林学派，又逐渐扩大而形成一个政治派别，被政敌斥之为“东林党”。

　　东林党的人员构成与宗旨

　　东林党成员，一般均出身于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干分子大多为罢官废吏，秀才处士。他们之中有的人后又再度为朝廷用，但大都宦途坎坷，任期短暂。

　　由于东林党人多系江南地区的士大夫，他们必然要反映江南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万历末年，江南商品经济已较为发达，江南地区地主与商品经济联系极为紧密。东林党人多系中小地主，商人亦为数不少，顾宪成，高攀龙即为商人家庭出身。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反对矿监税使，提倡“官民两利”等，一是因为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极高的道德责任感，二来也是他们的阶级属性使然。

　　东林党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济世，主要是通过书院讲学，培植儒士群体意识，以此讽议朝政，针贬时弊，参与国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学术思想上的道德传统，重树道德伦理上的严格标准和绝对权威，另一方面针对现实问题，试图对社会作某些改造。

　　东林党人认为，当时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道德论理问题，而且东林人士认为要拯救危局、解决危机，最根本的手段, 就是复兴道德，并以宗教般的热情去以道德济世。正因这一共同的价值认同和相似的的学术渊源，东林党人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形成这一强大的团体。

　　东林党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书院建立之前，顾宪成等一批后来成为东林骨干的年轻官员，在建储、税监、会推阁臣、京察等问题的论争中，崭露头角，取得一定的个人资本和社会名声，此为第一阶段;万历三十二年，东林书院建立，顾、高等人以书院为大本营，研习道德学问之余，往往“裁量人物，出位论政”，最典型的就是推举李三才入阁之事，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复职并主持了许多重要职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同时力图清算前案，这是第二阶段;“东林”与“非东林”两大派系的对立与党争愈演愈烈，由于得到熹宗的支持和信任，的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大批东林人士惨遭迫害，这是第三阶段。

　　东林党参与的重要政治事件主要包括：

　　一、建储之争。建储之争历时十几年，几乎可以说是万历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东林党的骨干们脱颖而出，赢得过人的声誉和大批的支持者。在这群日后成为东林骨干的年轻官员们看来，万历对他长子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他偏袒他的第三子继位)是不合乎道德，不合乎礼仪的。事实上，早在张居正夺情风波中，这些官员们就已显示出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他们反对、抨击一切违背儒家正统的行为。在建储事件上，他们的反应更加激烈，当万历皇帝对他们的行为予以惩罚时，他们相互援助，通过舆论手段不断进行反击。由于东林党人把个人道德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皇帝的惩罚对他们并没有起到惩戒作用，在他们看来这反而是对他们道德的褒奖。东林党人最终成功阻挠了万历皇帝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但也正因如此，万历日渐消极，对朝政几乎放任不理，明末颓势也就愈发明显。

　　二、考察和任用官吏之争。明朝对官吏进行定期考核，有京察和外察两种。考核决定着这级官员仕途升降，因而也是各个党竞争的主要场所。在历任首辅之争及李三才任用问题上，东林党人与齐党、楚党、浙党针锋相对。在每六年一次的京察，双方互相排挤：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贬谪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从中阻挠。三十九年北京京察驱逐齐楚浙党官员，而南京京察主持在齐楚浙党人手中﹐又大肆贬谪东林党人。四十五年浙党主京察，也大肆斥逐东林党人。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尽逐齐楚浙党。魏忠贤得势后，齐楚浙尽聚其下，形成强大的阉党势力。而后，双方争斗不休，直至末年东林与阉党余众仍是势如水火。

　　三、抑制矿监税使之争。从万历二十四年起，万历派出许多宦官充当矿监、税监，在全国各大城市以征商开矿为名，大肆掠取民间金银。他们往往以开矿为名，强占土地，毁民房，或巧立商税名目，横征暴敛。有史学家考证后推断，矿监税使掠夺财富的总额超过了政府赋税收入总额。【7】矿监税使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是空前的，各地城市居民不堪重负，反抗，民变此起彼伏。东林党人本着士的“良知”，掀起舆论攻势，想逼迫万历裁撤矿监税使，其中东林党推戴的李三才就曾三度上书，言辞激烈，赢得众多东林党人支持。但万历始终采取消极应对的措施，东林党的强大政治攻势，终究未使他屈服，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在万历去世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天启初年是东林党的鼎盛时期，大量东林党人复职，担任朝廷重要职位，齐楚浙党被逼到了困境。由于东林党奉行严格的二元对立道德标准，许多原本中立的正直官员也被逼到了反东林阵营。与此同时，宦官魏忠贤由于深得熹宗信任，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关键人物，反东林势力渐渐聚集到他麾下。东林党与阉党的冲突愈演愈烈，东林党人多次指责阉党“奸臣乱政”。天启五年，魏忠贤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由，唆使其党羽造编《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被拆毁。东林党人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阉党四处搜捕收押东林党人，先后有“六君子”和“七君子”之狱。杨涟、左光斗等东林骨干都受到的迫害并被杀害。东林之盛终成之势，朝政完全落入阉党之手。

　　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即位，魏忠贤被流放南直隶凤阳府，东林党人余人才免遭魏忠贤的打击。崇祯二年，下令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与阉党余势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一直延续到南明覆灭。

　　对于东林党人的评价，有两种观点：一派认为东林党和齐、楚、浙及阉党一样，“都是从派性出发争夺权势而已”;另一派则认为东林党“不务空谈, 主张躬行实践, 不是为讲学而讲学, 而是要过问政治, 以达到经世致用”。

　　我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然而，东林党人初心虽好，最终却还是卷入他们极力反对的党争中，并最终因此惨败在阉党手下，这对于他们而言，不啻为一个极大的讽刺。

　　东林党倡导经世致用，道德济世，但他们经世的具体内容, 主要体现在“清议论政”和“生民关怀”两个方面。从这两方面活动的内容、过程及其后果，也不难看出东林世的可操作性是何等缺乏。更重要的是，东林党人对于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蓝图也并未真正推行，相反，他们当政期间忙于党政，扶植同党，对宿敌齐楚浙党进行残酷打击，欲将其一网打尽。虽然这是时势所迫，是权力斗争的必要手段，但东林党的腐化却也是明显存在的。由此看来，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纵使他们在党争中击败阉党，也只不过迎来新一轮的党间、党内派系争斗罢了。无论如何，他们平息党争，拯救时弊的目标是无法达成的。

　　我认为，他们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和“善恶两分”的绝对化政治思维定势导致他们的行为趋于极端且不识变通，将大批正直的中间派官员逼入“反东林”派系中。谢国桢先生曾感慨:“我们最可惜的是东林的壁垒森严，党见太深, 凡是不合东林之旨的人, 都斥为异党。”

　　二、对于现实问题的错误判断和济世手段的不切实际。明末社会积弊甚多，王朝可谓危如累卵，东林党对于最根本的国库虚弱，经济危机却视而不见，他们意图用道德手段代替技术手段，殊不知，这种方法对于解决现实问题并无多大帮助。相反，严厉的道德批判反而加剧了党争。

　　三、士本身的局限性。士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越感使他们自傲，孤僻，将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他人之上，导致他们在现实中的孤立(这一点在与阉党的斗争中尤为明显)。同时，东林党人中多有迂腐和呆板者，缺乏审时度势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灵活机变，难以在纷乱时局中有所作为。

　　四、复杂、严峻的社会形势使他们忙于权力斗争，党同伐异，根本没有精力实行救国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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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众多王朝中，的灭亡是最让人惋惜的。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也是，其中和的党争绝对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时女真人数太少，根本不足以打败明朝。清兵入关时也不过才20万兵力(满人8万，蒙古2万，汉10万)，之前就更少了，这么点兵力，放在任何一个王朝眼里都不够看，可偏偏一直武运持久的明朝就被灭了。

　　要知道，当年一个人招兵，只用35天，就把宁王的10多万造反大军给消灭了;日本20多人入侵朝鲜，李如松只带三四万人就把日本人赶跑。明朝武力强大，面对后金，如果明朝廷不是步步出错，一错到底，不可能灭亡。而把持朝政的就是东林党和魏忠贤阉党，他们难脱责任。

　　有人说明朝灭亡主要原因就是阉党误国，魏忠贤等人打击东林党，把东林党骨干下大牢，残忍杀害，其余全部罢官赶回家。魏忠贤作威作福，乱认干儿子干，官场乌烟瘴气，秩序混乱，导致边关没人管，后金崛起。皇帝虽然最终干掉魏忠贤阉党，但是已经太晚了，崇祯无力回天。

　　以前基本都是这种观点，但是现在网上又有人说其实是东林党误国。东林党满口仁义道德，但是干的事和魏忠贤差不多，，打压良善等。对于朝政，却从来没有出过正确的意见，耽误很多大事，所以东林党必须为眀亡负责。

　　两种观点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是其实他们都有责任，两者谁都难逃干系。因为东林党和阉党相互顷轧，党同伐异，凡是对方的人都要罢官迫害，凡是对方的政策都要改变，这就是典型的朋党之争，朋党之争绝对是朝廷之大害。

　　崇祯皇帝临死前，说“诸臣误朕”“文臣人人可杀”。因为崇祯在位的17年，任用的都是东林党人，现在要亡国了，当然对于东林党人失望至极。想到过去东林党文臣争权夺利，阻拦与后金议和，崇祯当然会埋怨，认为东林党是眀亡的罪魁祸首。在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还下密旨收魏忠贤的遗骸厚葬于碧云寺，明显有点后悔杀魏忠贤。

　　崇祯认为东林党误国，对不对?对。但实际中却无法避免任用东林党。如果崇祯信任魏忠贤阉党，阉党极有可能灭了后金和农民军，为什么阉党有此能力?因为只要与后金议和，就可以从容消灭农民军，消灭农民军后，后金也就难成气候。东林党不议和，就是因为的儒家道德，而阉党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相比迂腐的东林党，阉党对皇帝更忠心更有用。

　　但问题是，崇祯根本不可能留下阉党。崇祯继位的时候，阉党权势熏天，必须拿阉党开刀才能掌握最高权力。所以，阉党必须完蛋。阉党倒了，只能用东林党。这样的非此即彼的局面是明朝的噩梦，造成这种局面的就是东林党和阉党共同造成的朋党之争。朋党之争是所有王朝的“癌症”，参与朋党之争的两个党都对朝代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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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概指明末东林党(及其骨血——复社)与宦党、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之争。明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在这些党派中，最先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在朝当政。后经“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之后，光宗即位，东林党因拥立有功而势力大盛。浙党落败，转而投效阉宦首脑。

　　说起魏忠贤这个人，在羽翼未丰、初得恩宠之时，的确有可称道的一面。看他曾经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断罢免宁锦一战中畏缩不出的，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等一批能臣干吏，在边关危急之时，毁家纾难的等等作为，就知道为什么对他会有“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评价。以袁崇焕的孤忠和耿介，都说他：“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边事，誓图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觧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而勇，以有今日。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其间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大抵不会是空穴来风。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魏忠贤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天下万民、江山社稷，仅仅是为了‘擅权’找合法性依据而已。光宗早亡，熹宗虽倚重阉党，然而毕竟东林党已经历朝三代，，实力之强不下于己，双方虽屡屡冲突，却一时难分高低。浙党新来依附，也是。昆党、宣党等中间势力也还在观望。他以宦官之身而居卿相之实，与封建礼法背道而驰，满朝文武与他芥蒂之深，就是拿“离心离德”来形容也不过分。魏忠贤实在不能不有所收敛，以期拉拢人心，并非发自肺腑的“忠公体国，”。诚如仲甫先生所言：“非为计及目民之忧乐，徒为一家一姓之福祚悠长。”

　　现在的一些商业文人，为了标新立异、摄人眼球，就去把他吹捧的成仙成圣，不也太可笑了吗?!他在连续获得了昆党、宣党与及部分朝臣、戍边大将的支持以后，所行的罪恶，不是几场政治作秀、几篇锦绣文章就能遮盖的。他利用当时的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政，网罗亲信，更与“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饕餮放横、并作妖孽，一时厂卫之毒流满天下，致使百姓道路以目。为了巩固地位且兼削弱民智，更将一大批不满他的官员士子弄得惨死狱中(如左光斗、杨涟、魏大中等)，民间学院也被夷为颓垣败瓦。一大批无耻之徒都先后阿附于他，更有某些阿泱之臣到处为他修建生祠，耗费民财数千万。魏忠贤串联，喋血内廷，任人唯亲，严刑酷法，冒功掠财，箝制舆论，招摇挥霍已为学界共识。当代尤以韩大成、杨欣所著之《魏忠贤传》对其刻画最为。正如《》所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就是这帮宵小之徒内外呼应、上下结合，擅权乱政，打击异己，把天年间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谏官杨涟弹劾他的二十四大罪状，除个别条陈略显酸腐无稽，倒有一半以上堪称实事求是。“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不正是历代官家所擅长的把戏吗?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执政集团能例外呢?!由是可知，肉食者尚未独霸坤纲、口衔天宪、羽翼丰满之前的所谓“亲民演义”、“英明果决”，正是以后变本加厉去的资本。

　　一朝天子一朝臣，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失势之后，百姓便满心希望的把未来寄托于当初宦官们杀而未绝、元气渐复的东林党身上。因为早在万历年间，、李三才、、高攀龙、史孟麟等党魁，就向基层百中下层知识分子画了这样一个大蛋糕：1.我们主张宽赋于民，减轻剥削，以避免“驱民为资”。2.坚决反对矿税的残酷掠夺，要求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3.主张开放言论，澄清吏治，唯才是举，反对宦官干政，希望稳定社会秩序。

　　这曾一度令我们的百姓仿佛看到了奔向“大同社会”的革命纲领，虽然历时已久，其间多位大贤已然故去，其主张却焉能忘怀?!我们知道“群书治要”里有一句话，叫：“，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一个人的言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用技巧来修饰言语;如果是依行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尽力充实内在的德行。巧饰言语毫无用处，尽力完善德行必将会有所成就。对于个人也好、党派也好，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这点是长期经帝王之术洗脑的中国老百姓所欠缺的。为此，他们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代价一：宽赋于民变成了宽赋于商，部分农民易子相食。东林党作为中小地主阶层知识分子松散的政治联盟，乍一上台，就废除了工商税，可对农业税却是丝毫未减，反而有所暴增。据《明史-食货》载，东林党人得势时期，政府田赋占新饷(新饷亦称辽饷，后期加派的税赋名)的比重约95%，(换句话说，亦即是盐税、关税和杂项所缴之赋不足百分之五)远远高于阉党执政时期的63%和82%。每临前方战事吃紧，亡国之祸在即，皇帝要下令增加工商税时，东林党人必以“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为借口，不向富商巨贾拿钱，反向广大百姓摊派。把明末清初的《西台漫记》、《广东通志初稿》与《陕西志》一相对比，就一目了然了，山主矿主都富得流油(记曰：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餮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税赋却没有丝毫增加，陕西“八年皆大旱不雨”，朝廷还摊派不断。有的老百姓实在交不上钱了，就干脆被东林党人指为“汉奸”，被罚充军戍边。理由是国家正在对满清作战，这个节骨眼上拿不出钱来等于间接助敌。

　　代价二：言论自由的主张成了当权派垄断话语权的王牌。明朝末年，有个叫张世则的官员，他为官清正，嫉恶如仇，曾弹劾陕西巡抚贪赃枉法，。后又弹劾吏部尚书卖官鬻爵，皇帝以挟私议贬，为权贵们所抑10年。在四川做官时，他予泽，取信于白草诸番，一些少数民族纷纷自愿献地捐款，加入石泉县版籍为民。此外，他还富有文才，除公务外，便以著述为事。主要著作有《貂铛史鉴》和《大学初义》。张世则一生仕途不顺，因此对跻身宦达之事也就希望渐消，唯一所愿，不过是《大学初义》能够付梓刊行。然而最终这本书却没能得以出版，差点成了孤本残籍。

　　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是这本书里涉及色情、暴力、恐怖、穿越与及抨击时弊的内容了吗?都没有。是彻彻底底的正能量!归根结底，不过是其学术见解与东林党首脑人物高攀龙相左而已。原来东林党所谓的言论自由，仅仅是指自己可以。草根屁民的见解与我不合，便是间接妨碍了我的言论自由，我就要让你噤若寒蝉。这就是他们的“强盗逻辑”!

　　代价三：引义慷慨的外表成了东林党人士卖直取忠、贪墨腐败、里通外国的资本。

　　先说说李三才。据《明史》，李三才于万历二十七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他在任上惩治矿监税使等害民之官最为得力，曾经几次上疏，言词激烈，谏请神宗皇帝“尽撤天下税使”。对于这样一位一度成为晚明党争焦点人物的封疆大吏，史传的评价是毁誉各半。一方面认为“三才在淮久，以折税监得民心”;“淮人深德之”;另一方面又不讳言“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 关于李三才不能持廉和“用机权”，清人陈鼎撰《东林列传》亦有评述：

　　(三才)又性豪华，疑不为清流所喜，而结客满天下。(顾)宪成之前，誉言以至，信其才真足办国家矣。或言，宪成过淮上，三才宴之，常蔬而已。厥明，盛陈百味。顾宪骇问，对曰：“皆偶然耳。昨偶乏，故寥寥;今偶有，即罗列。”以此不疑其奢。其操纵类如此。

　　再谈谈钱谦益(1582年—1664年)，此人历任南明的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十四年(1641年)59岁，迎娶23岁的名妓(1618年-1664年)，致非议四起，婚礼中的船被扔进了许多瓦石。后任南明所建“弘光朝廷”的一品大员，当时，柳如是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谦益拉住。史载：“钱(谦益)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

　　这就是南明高级知识分子(东林党)的丑恶嘴脸。平常他的教学生“食俭处贫，儒者之常”，让学生啃窝头、吃咸菜，然后自己弄一屋子金银珠宝;告诉学生“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让他们，，轮到自己以身殉节了，臭不要脸的跟妻子说“池子里水太凉了，跳不下去”;天天跟学生叨叨“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所以你找老婆主要得看人品，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就行，用不着多漂亮。然后自己秀一个比自己小三十来岁的小秘，整日介、缠绵床第、风流快活。

　　读史至此，不得不让人浩叹：在一个充满仁、义、礼、智、信、忠、孝、恭、敏、悌的教条主义政府内，忠诚正直与，已不再是什么必备的品质，而是可以用来取悦皇上，蒙骗百官，贪墨腐败，渎乱人伦的资本。

　　代价四：一味强调自己的“先进性”，党见(禁)日深，排斥异己，士庶合流遭到阻断。东林党主政中后期，屡次下发不准其他党派存在或限制其政治活动的禁令。《明史·崔景荣传赞》云：“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核人品者，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岂笃论哉!”什么意思?就是说东林的壁垒森严，党见太深，凡是不合东林之旨的人，都被斥为“反政府”、“反人类”。黄克纉、毕自严、崔景荣等人，就是因为不肯加入东林党，而受其毁谤攻讦。

　　我们知道，在专制社会，一个政权的气运存续直接取决于帝王家们的十项基本素质——做人原则、政治号召、管理方法、胸襟气度、谋略判断、品德见识、统御能力、英明智能、执法态度、军事才干，而间接则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所以说如果统治阶级能自觉自愿的推进“士庶合流”，让百姓觉得自己通过努力以后，可以与士族阶级，或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么百不拼死守卫这个给他带来希望的政权吗?

　　所以在开明专制的历史时期，我们能看到许多平民百姓、布衣寒族通过“开科取士”而一跃成为当朝宰辅的。比较典型的是李世民时期册封的“十八学士”。(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城设文学馆，邀大行台司勋郎中、记室考功郎中、太学博士陆德明及孔颖达、王府记室参军事虞世南和姚思廉、蔡允恭、颜相时、 于志宁、许敬宗、苏世长、李玄道、薛元敬、薛收、李守素、盖文达、褚亮、苏勗共十八人常讨论政事、典籍，当时称之为“十八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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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随风飞舞潇洒人生

熊廷弼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基本上就是从1619年到1625年这段时间。如果以熊廷弼之死为一个时期结束的标志，那么，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前后一段连贯的情节，就是影射这一段时期的历史的。

因此我们看，书中周瑞家的把刘姥姥送走之后，紧接着她就马上顺路到了薛姨妈家，然后就是发生了送宫花的事件。

所以，大家猜到了没有？这个送宫花的其中一个含义，就是影射熊廷弼被传首九边这个历史事件的！我们不妨数一数，周瑞家的在送宫花的过程中，一共提到了多少个钗呀？首先是从宝钗处出发，然后先送给三春，然后路过李纨房间，李纨在睡觉。然后去凤姐处，等凤姐办事时先看了巧姐。然后凤姐收到四朵宫花，分两朵给秦可卿。最后到黛玉处，黛玉说“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刚好把已经出场的九钗都走到了，所以这送宫花就是传首九边呀！

我们再研究一下周瑞家的送宫花所走的路径。从荣府东北角薛姨妈处出发，先到位于荣府东边的王夫人后房，送花给了三春，李纨也住在这里。然后向西，到了荣府中部凤姐住处。接着，还是继续向西，到了贾母后房宝玉处（荣府各人房间的布局，书中交代得很清楚，这里就不再详细说）。

而熊廷弼在北京被斩首后，肯定也是沿着北边的九个要塞从东向西一路传过去的呀。方向路线和书中周瑞家的走向是一致的。

我们再看看宫花送到黛玉处时，黛玉正在干嘛呢？

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顽呢。

看到了没？无端端提这个“九连环”干嘛？一个，就是专门暗示“九”这个数字；其次，也是暗示北方这九个重镇，依托长城一线，构成了整个北部边境的连环防御阵线。而黛玉却在解这个九连环顽。这说的是天启、崇祯在自己瓦解自己的防线，在自毁长城呀！

天启和崇祯这两兄弟，一个杀了熊廷弼，一个杀了袁崇焕。而明末唯一能对抗后金与满清的将领，就是这两个人了。另外还有个孙承宗，不过他并非一线领兵的将领，而且也老了。

袁崇焕，在被凌迟处死之后，他的头颅也是要被传首九边的。不过据说后来被某义士偷了下来并埋葬到现在的袁崇焕墓中。

还有一个细节，周瑞家的在送宫花的过程中，遇到了她的女儿进府找她帮忙。说的是她女婿冷子兴被人告发“来历不明，告到衙门里，要递解还乡”。然后周瑞家不当回事，“晚间只求求凤姐儿便完了”。冷子兴显然就是影射后金的。这段的意思显然就是说，后金本来是要被递解还乡，赶回老家。可是因为魏忠贤落井下石陷害熊廷弼，却帮了后金的大忙了。

好了，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五年后的刘姥姥二进大观园。这次刘姥姥是直接进到了大观园，并且还闯进了宝玉卧室。这是影射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既然刘姥姥在五年后又回来了，我们不妨看看历史，1625年熊廷弼被杀的五年后，即163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月至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正月，皇太极率军号称10余万，避开宁远、锦州，分兵三路从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突入关内，攻占遵化，直逼京师。明廷急令各地兵马驰援。督师袁崇焕统领诸路援军，阻后金军于广渠、德胜等门外。皇太极进攻受挫，遂施反间计，中伤袁崇焕。援军军心动摇，总兵祖大寿还师宁远。皇太极乘机夜袭卢沟桥，斩明军副总兵申甫以下约7000人，继而击败明援军4万于永定门外,明总兵满桂，孙祖寿战死。1630年初，皇太极东进，连克数城，分兵驻守遵化、滦州、永平、迁安，自率主力返回都城沈阳。

以上，就是明末著名的“己巳之变”。这次战役，是皇太极继位后的首次令明朝损失惨重的战役，战果极为丰富。不仅突入关内，打到北京城下，抢掠了大量财物和人员。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导致袁崇焕在1630年十月被杀。此后，再没有人能抗衡皇太极。所以明史中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所以很显然，刘姥姥的二进大观园，就是影射“己巳之变”的嘛。第一次，是影射努尔哈赤起兵后的第一次大胜，第二次，就是影射皇太极继位后的第一次大胜了。而这第二次，皇太极是已经突破了长城，打到北京城下。因此刘姥姥这次也是进入大观园游了一圈，并闯进了宝玉卧室放了个屁。也因此，妙玉的给众人的茶杯才是“脱胎甜白”的茶杯。

最后请大家注意，我发现在这前后两次的刘姥姥进府的事件中，作者是把熊廷弼和袁崇焕是拿来一起说的，因为他们两都是“雪水”嘛。因此我前面才会说熊廷弼被传首九边只是送宫花的其中一个影射意义。那么另一层意义当然就是影射袁崇焕的。

我们暂时撇开碑文中的奇怪之处不管，先来看看碑文和书中送宫花那段描写之间的对应关系。

己巳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锋直指阙下，崇焕提兵至。先是，崇焕守宁远，大兵屡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国文程时为章京，谓太祖曰：昔汉王用陈平之计，间楚君臣，使项羽率疑范增而去楚，今独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奄数人，置之帐后，佯欲杀之。范相国乃曰：‘袁督师既许献城，则此辈皆吾臣子，不必杀也。’阴纵之去。奄人得是语，密闻于上，上颔之，而举朝不知也。崇焕战东便门，颇得利，然兵巳疲甚，约束诸将不得妄战，且请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复召时，缒城以入，下之诏狱。

一开始，周瑞家的到了薛姨妈家，可是薛姨妈和王夫之却正聊家务人情。周瑞家的就先到“里间”去了，然后“只见薛宝钗穿着家常衣服，头上只散挽着纂儿”，而且宝钗说她“那种病又发了”。这对应的就是碑文里“先是，崇焕守宁远，大兵屡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这一句。宝钗穿着家常衣服，头发散乱不整，这是暗指太祖败得丢盔卸甲，并且宝钗还病了，自然就是指太祖“患”之了。

然后周瑞家的看到宝钗和莺儿在“描花样子”。这岂不是说那些宫花实际上是宝钗和莺儿设计的吗？宫花又即假花（后面送到宝玉处时，书中明确提示这是假花），假花谐音“假话”。这是暗示这个宫花（假话），正是宝钗和莺儿（太祖与范文程）设计的呀！所以这就是对应碑文里范文程向太祖献计这段。

而周瑞家的此时是在“里间”呀，所以就相当于碑文的“置之帐后”。前屋王夫人与薛姨妈聊天，就是暗示范相国在前帐假装说话，让帐后的太监听到。因此书中王夫人也能听到里间的人声，问“谁在房里”。

然后薛姨妈就把宫花给了周瑞家的，让她带去。这就是“阴纵之去”了。周瑞家的也一边走一边八卦聊天。这是暗示皇太极在京城及附近地区到处散播流言。

然后送到凤姐处时，凤姐分了两支给秦可卿。这是对应紧接着的“奄人得是语，密闻于上，上颌之”这句。凤姐当然就是影射太监，然后由她把消息报告给崇祯（我早就分析过秦可卿也是影射崇祯，从这里也可以得到印证）。大家注意，碑文中“上颔之”的“颌”字，是点头的意思。但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即“颔联”，指律诗的第二联，即第三和第四句。因此书中也描写凤姐先拿了两支，再把剩下的第三和第四支给可卿送去。这个地方写得非常细的。

然后碑文接下来是的一句是“崇焕战东便门，颇得利，然兵巳疲甚，约束诸将不得妄战，且请入城少憩”。而书中呢，接下来也是一大段讲述冷子兴吃了亏，“被人放了一把邪火”、因“来历不明”、要被“递解还乡”的官司。

紧接着，碑文是“上大疑焉”。而书中也是相当生动传神地描写了黛玉的疑心病。当宫花送到黛玉处时，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就发脾气胡乱猜疑。这是说崇祯根本没有认真分析消息是否真实，就疑心病发作，小性多疑。

大家看到了没？书中送宫花的整个过程，与碑文中叙述的细节以及事件发生顺序，几乎是一致的。尤其在后半段，先是“小奄密闻于上”，其后隔了一段“崇焕战东便门……且请入城少憩”，然后才是“上大疑焉”。这与书中的描写是非常一致的，大家可以再仔细体会。

最后再强调一下，黄宗羲的这个版本不仅写得怪异，并且在事件的细节上，跟其他史书中的反间计版本相比，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更能确认红楼梦作者就是对照着此碑文来进行影射。

其实历史上在大清建立国号之前的后金的这段历史，是充满了很多年份上的巧合的。

1616年，努尔哈赤立国称“汗”，年号天命，史称后金。到了1626年，努尔哈赤败于宁远城下，几个月后就去世了。刚好隔了10年。

然后在1626年同年，皇太极继位，一直到1636年，才改年号崇德，并正式定国号为大清。所以皇太极在后金国号的时期在位也是刚好10年。

努尔哈赤的萨尔浒战役在1619年，皇太极的己巳之变在1629年。同样也是刚刚好相隔了10年。

更重要的，是努尔哈赤时期有一个熊廷弼，皇太极时期也有一个袁崇焕。熊廷弼在1619年萨尔浒之役的次年就被迫辞职，袁崇焕在1629年己巳之变的次年更是被定罪杀死。

前后两个十年，很多地方都太像了。因此，我发现红楼梦中就把前后两个10年的事件合并起来一起影射了。比如这个送宫花事件，就是同时影射熊廷弼的被传首九边和袁崇焕的被反间。并且是把反间计的发生时间******廷弼的被杀是在1625年八月。那么传首九边就应该传到1626年去了。于是同时被影射的反间计就被提前到了1626年。

而碑文里面，黄宗羲也故意漏掉“使人掠得小奄数人”这句的主语，让己巳之变中的反间计变成看起来像是发生在太祖时期的1626年。

还有“范相国文程时为章京”这句，上下文说的是1626年的时候。可是范文程的章京官爵，却是1636年才正式被授予。同样又是让事情看起来像是提前了10年发生。

红楼梦中被撵的茜雪，仍然是影射袁崇焕和熊廷弼

在送宫花最后一段，宝玉问起宝钗是不是病了，并让一个丫鬟去给宝钗请安，于是，茜雪就出场了。

茜雪这个人物，作者写得实在太没头没尾。在此处突然出现，然后在紧接着的第八回的枫露茶事件后又突然消失。直到第十九回，李嬷嬷说“你们也不必妆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为茶撵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我们才知道茜雪竟真的在那回宝玉怒摔茶杯后被撵出去了。

毫无疑问，这个茜雪又是作者挖的一个大坑。作者故意让茜雪这么蜻蜓点水一般，稍微露一两面就突然消失，又故意让她那么不合情理地含冤被撵出贾府。显然又是玩故弄玄虚的把戏，就是为了引起读者注意，她身上是有影射含义的。

好多分析以为作者写着写着就写糊涂了，把茜雪给写丢了。或者是稿件遗失，把交代茜雪下落的文字给失落了。又或者死活想不明白，以宝玉这么惜香怜玉，对女孩子这么温柔呵护，怎么会为了这么一件芝麻绿豆的小事，就把一个跟袭人同等地位的大丫环给撵了呢？而且枫露茶这事茜雪还不是主要责任，她只是顶不住李麽麽硬要喝那杯茶嘛。如果你真要相信作者是糊涂了，那就跟相信黄宗羲写那篇碑文是老糊涂了一样，都是掉到作者挖的坑里去了。

结合茜雪的出现是在送宫花事件的最后，再结合送宫花事件的影射意义，这个疑问其实就很清晰了。因为含冤被撵的茜雪就是同时影射同样含冤被杀的熊廷弼和袁崇焕。

大家还记得“五年前的雪水”吗？茜雪同样也是“雪”呀。“五年前的雪水”是被妙玉装在鬼脸青的一瓮里面，并埋在地下。而茜雪的“茜”字，其字的形状同样也正象一只瓮埋在草下。

“茜”，又是染红的意思。茜雪，就是暗示被血染红了的雪水。这个血，恐怕就是指熊廷弼、袁崇焕在法场被砍头和凌迟所流的血呀。请大家注意，明朝的法场，就是在京城的西市。茜雪，就是谐音“西血”，即西市的血水。

其实关于这个鬼脸青的一瓮雪水，在黄宗羲的碑文中，同样是有所对应的。大家请看看这篇碑文最后的一段铭文：

史狐罪盾，君子赦止。大儒经注，尚多迁徙。见闻异辞，去三千里。汤汤冤血，沉埋故鬼。己巳之役，坐袁大逆。佥曰胁和，孤注一掷。爰书里喭，同者十百。岂有天朝，受汝绳尺。岛帅狡绘，皆曰可杀。辅臣大计，原无藤葛。奈何讳之，若恐相涅。云非公意，亦为饰说。烈皇在位，两大冤案：郑鄤之狱，督师之叛。马角不生，白虹不贯。水落石出，疑信犹半。反间之意，不在辅臣；小人之怨，不在於袁。瓦堕头碎，适尔无根。天之所遣，百尔魔君。

这段铭文里面，非常明确表达了黄宗羲的观点。他旗帜鲜明地认为督师之叛就是一件冤案。并且是“汤汤冤血，沉埋故鬼”。这不就是对应于红楼梦中的埋在地下的鬼脸青的一瓮雪水嘛！

而因为茜雪是在影射被冤杀的熊、袁两人，所以她在书中才会那么不可思议地含冤被赶出贾家。茜雪只露一两面就早早被撵出贾府，是影射熊、袁两人都没干几年就被杀了。

再说送宫花最后那段，茜雪出场是要干嘛呢？是宝玉派她去给宝钗探病请安。前面也分析过，宝钗此时的病是影射努尔哈赤败于宁远城下，并在不久之后就病死了。所以书中这段情节就是影射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派人去吊丧的这件事。

而且，宝玉说的这段话，是在黛玉刚大发脾气时说的。表面看来是宝玉在打圆场，实际上是作者想告诉崇祯，别忘了袁崇焕在宁远大败努尔哈赤，并直接或间接导致其死亡。立下如此的大功之将，怎能落得如此下场？

对比一下皇太极。袁崇焕的爱将祖大寿，后来在对抗皇太极时，被捉后假意投降，回到明朝这边后又继续对抗。可是皇太极一点不以为忤，依然表示出对其信任的态度。最后也成功收降此人。所以为什么满清能以这么少的军队最后统一中国，一点也不奇怪。

我个人认为清朝的皇帝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素质最高的。从努尔哈赤开始，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连续几个都是很厉害的帝王。

可惜的是，皇帝再厉害也没用，制度和文化上的落后，让清朝也没能持续比别的朝代更长的时间。

最后，我们再重点分析一下“鬼脸青”这三个字。这里面不仅“鬼”字是在对应“沉埋故鬼”，而且，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字反过来读，就变成“青脸鬼”。而中国神话传说里面，就有一只青脸鬼，就是魁星。

魁星是传说中主宰文章兴衰的神。旧时很多地方都有魁星楼、魁星阁等建筑物。在科举考试中，取得高第即称作“魁”，就是出于“魁”“馗”与“奎”的同音，并有“首”之意的缘故。魁星的形象，就是金身青面，赤发环眼，头上还有两只角，整个仿佛是鬼的造型。

那么既然“鬼脸青”和“青脸鬼”（即魁星）是互为反过来读，所以我们再把魁星的“魁”字反过来看，就变成了“斗鬼”。而斗鬼的神仙就是钟馗呀。而“馗”字，上面也说了，跟“魁”同音，并且都有“首”之意。更巧妙的是，“馗”就是把“首”字放在“九”的旁边，这就是“传首九边”呀。

所以，“鬼脸青”，同样在反反复复地暗示被传首九边的熊廷弼与袁崇焕这两个“故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