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据9月23日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第十季第一讲现场实录整理

近代史是我的个人爱好。我新近出版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今天想跟大家讲讲这样一个话题——海军是大国兴衰的镜子，讲讲中国近代是怎样发展海军，发展海权，发展海上力量的。明天我不讲海军，讲见识、旅行和阅读，走出书斋，读写历史，想用谈心的方式讲讲自己的治学方式，怎么走遍天下，怎么读遍中国，旅游也好、出差也好、田野调查也好，增加自己对于历史过往的认识；这种对历史过往的认识和兴趣如何促进自己对于许多问题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最后又怎么来带动自己做学问，这样一种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所以，今天和明天是内容不同的两讲。

海权时代与世界秩序的变化

我们观察两千年前，公元2世纪的欧亚大陆，可以发现，东汉和罗马帝国是活跃在大陆两端的大国。中国国土辽阔，虽然濒海，沿海先民很早就有了航海活动，但基本还是向内陆发展的农耕民族。整个文明属于农耕文明。希腊、罗马则位于地中海中，自古就有海洋文明的传统。欧亚大陆广袤的腹地，有许多文化相对落后、军事上却强盛的国家和部落，两个边缘之间虽然有“丝绸之路”这些通道，但总体来说，交往不便。文明形态上各自独立发展。

在罗马帝国崩溃的灰烬中，产生了现代欧洲。如果说基督教在黑暗中延续了文明的火种，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则奠定了欧洲霸权的基础。

罗马帝国时代的欧亚大陆

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海权开始具有了世界意义。

今天回头看去，无论是哥伦布的“发现”美洲，还是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纯地理活动，其背后隐藏着地缘战略观念的彻底转变。在这个被麦金德命名为“哥伦布时代”的时段内，边界的意识首先被彻底打破，借助新的航海技术，长期扮演阻碍介质的海洋一转而为交通的坦途。在这个坦途上，不断有像美洲那样的新大陆被“发现”，从纯地理角度讲，美洲自古即存在，且早有人类抵达，有自己辉煌的文明，无需任何人再去发现。但从战略的角度，哥伦布的行为仍堪称大发现。这种发现驱动着西洋列强不断前进，通过开拓新的战略空间来改变力量对比。

航海本身是经济、贸易、殖民和掠夺的活动。欧洲当年的荷兰、西班牙到后来的英国、葡萄牙，从欧亚大陆的西部边缘进行各种探险、航海活动，随着航海技术的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到来，大海变成一条非常大的贸易通道，这个通道促进了贸易和世界之间第一次“全球化”过程。美洲有很多富饶的矿产，其中之一是白银，后来大量的银子流入中国，还有土豆、番薯、辣椒、烟草、甘蔗，这些美洲原产的植物开始流向世界。

工业革命是欧洲文明向世界扩展的过程。16—19世纪，在争夺欧洲霸权的过程中，海军的兴盛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工业革命，英国崛起，打败西班牙、法国，成为世界霸主。

19世纪，世界海军经历了超速的发展。前半个世纪，还是风帆时代，后半个世纪，迅速完成了从蒸汽火轮船向铁甲舰的转变。

这带动了海权的变化，也带动整个世界对于秩序、各国对海防力量建设的变化。

◎ “世界岛理论”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认为，从世界整体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由几个大岛构成的，其中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是最大的“世界岛”，美洲大陆是另外一个岛屿，澳洲则是较小的一个岛屿。由于欧亚大陆是世界上主要政治、经济力量的集中地域，也是人口众多、面积庞大的连贯性区域，加之欧亚大陆是世界性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念的诞生地，因此，欧亚大陆成为世界发展的地理枢纽地带。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1904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人马汉提出“海权论”，要点是： 

◎ 谁掌握了世界核心的咽喉航道、运河和航线，谁就掌握了世界经济和能源运输之门； 

◎ 谁掌握了世界经济和能源运输之门，就掌握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安全命脉； 

◎ 谁掌握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安全命脉，就（变相）控制了全世界。

这个理论自提出之日直至今天，成为美国战略布局和构架的力量支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朝鲜海峡、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一系列海峡的控制，在中东是从波斯湾、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一直到巴拿马运河。到20世纪，在马汉理论的指导下，美国开始进行全世界的扩张，从孤立主义走出来，从美西战争（1898年）后，开始把势力扩展到菲律宾和亚洲。基本上当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其全球利益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就衍生出对海军、海权的需求。

马汉的“海权论”成为美国战略布局和构架的力量支点

◎ 两次鸦片战争

到了鸦片战争时代，我们过去有一种说法，坚船利炮的英国舰队，近代化最强大的海军开到中国广东，把中国人打败了。马幼垣先生研究指出，其实英国人先后派出50艘军舰、东印度公司派出16艘军舰参战，还是分了几次来，一段时间打广州，一段时间打浙江镇海。来的船里没有一等、二等军舰（有着三四层甲板，侧舷有一百门炮），英国海军当时来了4艘三等舰（80门大炮），2艘四等舰，3艘五等舰，9艘六等舰，以及很多三四百吨的小船。但就是这样一支舰队，作战能力非常强，打到哪里都所向披靡。将清政府的炮台、水师都给摧毁了。给清朝统治者留下非常深的坚船利炮的印象。英国人跟法国人、西班牙人打的海战，有大量的一等、二等战舰，打中国的时候跟这种战争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中国在明朝有很强大的航海能力，有郑和下西洋。但到清朝闭关锁国，大规模禁止民间造船，也禁止对外贸易，控制和海外的交流。所以清朝自身水师的力量非常弱。

后来又发生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打大沽口时，已经有了更多的火轮船。英国人的舰队，驶过遥远的大西洋，越过非洲大陆，航行三个多月的时间来到中国，中国人需要面临着怎么对付的大问题。

当年担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因为在一线作战，近距离观察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他曾经认为：“夷船所恃，专在外海空旷之处，其船尚可转掉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剿办正有把握。”“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若赴大洋与之交锋，总应相度机宜，须得确有把握，方无虚发。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足制其死命。”

我们在海上打不过他们，最好引他们到岸上来，外国人的身体跟我们中国人长得不一样，他们身体邦邦硬，我们可以陆战，给他们绊倒了他们起不来。这是当时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作战策略。由于鸦片战争没打赢，清政府就把林则徐流放到新疆去。

林则徐本人对于海军的认识，后来有了新的变化。当他被贬离开广东前，提出：“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须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1842年春天，在流戍西北途中，他更明确提出了“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又说：“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

当我们追溯海军战略思想或者海防理论的时候，可以看到，林则徐是最早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的人。

在我们隔海相望的对岸，日本也经历了同样的冲击。1853年7月，日本发生了“黑船来航”事件。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4艘军舰来到日本长崎，向德川幕府提出，要求开国通商。面对佩里舰队的巨大压力，德川幕府内部发生激烈争论。当时美国军舰全身涂了黑油漆。第二年，黑船再一次到日本，日本最终和美国签订开国条约，二百余年锁国的大门由此打开。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日本近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张向大陆扩张。他们把仿效西方，努力在西方化的过程中完成“脱亚入欧”，使自己从亚洲落后的状态走向欧洲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通过明治维新，消除国内的藩封割据，完成君主立宪列为国策。又把以朝鲜为跳板，踏上中国大陆，继而征服世界作为其发展的具体步骤。

日本画家绘制的黑船形象

◎ 19世纪是陆权和海权并重的时代

我们讲19世纪是海权的世纪，随着铁路的兴起，19世纪其实是陆权和海权并重的时代。铁路的发明带来交通运输的根本变化，形成工业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时空变化方式。人在内陆的旅行、搬运变得非常方便， 19世纪下半叶，整个欧洲已经铁路化。带来军队投送方式的巨大变革，有助欧洲大陆国家（德、俄）的复兴和挑战英国的海权。1870年普法战争的时候，德国发现用铁路搬运兵力是非常迅速、方便的方式。

这个时候，代表陆权重要性的一件重大事件，是俄国1890年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中国人对于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毫无反映，当时日本人非常惶恐，他们觉得，如果修一条西伯利亚铁路，让俄国人非常便捷地跑到海参崴，两周之内就可以把欧洲的兵力和作战装备运到亚洲。

1890年，俄国皇太子（后来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到海参崴参加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典礼。他乘军舰绕苏黎士运河到中国，作为外事任务，李鸿章派出军舰迎接，但中国人没有认为这一工程对中国有什么关系。之后，皇太子又到日本访问，日本舆论却意识到这是俄国向东方扩张的大事件，铁路建成将会对日本的安全产生巨大的威胁。结果皇太子在日本旅游的时候，一个维持秩序的警察突然行刺他。这个警察被抓起来，皇太子离开日本又去主持了铁路开工典礼。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就和西伯利亚铁路建设和俄国势力东扩直接相关，日本对俄国的对抗，得到了英国的支持，英国也在防止俄国的势力向东扩张。所以大家关注19世纪海权的时候，还要关注19世纪陆权的扩张。

未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海参崴主持了铁路的开工仪式

现在，我们回过头再来谈海权。所谓海权就是国家的海上力量，我们从数量上介绍一下。大英帝国19世纪80年代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在非洲、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靠什么控制这么庞大的殖民地？就是靠海军。1882年的时候，英国海军的吨位规模是67万吨，法国是52万吨，德国17万吨，俄国16万吨，意大利14万吨。

这时候中国海军还没起来，1866年福建船政建立后，开始造国产军舰，1877年起进口外国军舰。1894年的时候，英国海军的总吨位116万吨，这时候中国海军有8万吨舰船，其中北洋海军吨位4.2万吨左右。

日本在甲午战争那一年，吨位5.6万吨。中国海军还是超过日本海军。甲午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李鸿章的战争，好像是北洋舰队在跟日本打，而日本是把全部海军集合起来跟中国海军决战。1908年日俄战争之后，英国海军已经193万吨了。美国海军77万吨，法国65万吨，德国61万吨，日本打败了俄国两支舰队，1908年海军有42万吨。海权的发展，历来和国家自身发展以及对海外利益的保护有关系，有追求才投入资源。

如果我们没有海外利益需求，只要守住家门口，就如林则徐所讲的是专守海口防御。海军的进攻和防御跟我们一般理解陆军的攻防不一样。海军的积极防御作战可以把防线一直推到对方领海线外，在你我家门口之间有巨大的公海，这里都是防御空间，而专守领海或重要海口，就是消极防御。

日本的战略是脱亚入陆，所以一直进行军事扩张。英国是当时的世界老大，所以更厉害了，1882年英国海军67.7万吨，1894年116万吨，1908年193万吨，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人打败了，就此出局，而日本海军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由5万吨发展到40多万吨。

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靠强大的海军称霸世界

中国创办近代海军半个世纪的探索实践

由于西方势力东来，出于防御要求，中国人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我这次出版的著作叫作《中国近代海事史事编年》，时间范围是1860—1911年，讲了51年的历史。

半个世纪里，中国人从观念启蒙、发生争论到破局，从器物和操作层面一点点突破。

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60—1874年的草创；第二阶段是1875—1884年南北洋并举；第三阶段是1885—1895年，北洋海军成军；成立了海军衙门，统筹全部海军事务，到甲午战争，最后海军覆灭。最后一个阶段是1895—1911年，清政府再造海军，辛亥革命发生。

建设海军也带来了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多个领域的变革和发展。

在工业上，中国开始设立了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机器局，还有开平煤矿，为军舰提供燃料等等，一系列工业上的变化。

教育上，设立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派留学生去英国和法国学习海军的驾驶和造船。还带来了装备的更新，进口的军舰和火炮让中国人在装备上发生了变化。

另外带来了新的基地建设，因为海军要停泊，开始建设大沽口，保卫天津炮台，有天津机器局和船舶修理；大规模在威海卫、旅顺口建立了海军基地，又向胶州湾（青岛）筹划建立基地。

还有编制的变化，要建立三洋海军还是南北两支，进行了发展战略的辩论。建立了统管全国的海军衙门。这套管理体系，一定程度上模仿了英国，薪酬重新设计，和旧式的绿营水师、陆军、骑兵都不一样。

海军军官不能没有学历。在此之前，当兵没有这种要求，海军要求读书，还要送到国外留学，学到真正现代化的驾驶技术、战术、轮机技术，所以带来了新式教育和对士兵的训练。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海关的洋人介入，帮忙买军舰，招募外国的职业军人当顾问和教练，有些职业军人跟中国近代海军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关系。比如琅威理两次出任北洋海军总查，和中国海军军官产生矛盾，最后辞职。洋顾问离去，从主权的角度说，不需要外国人在那儿对我们指手划脚了，但他走之后海军训练和军机普遍放松，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又想起琅威理，觉得当初把琅威理赶走本身就是悲剧。

罗哲士是清政府请来教鱼雷艇技术的军官，很尽职，是英国海军推荐给清政府的人，因为琅威理辞职，罗哲士也被英国召回了。后来被派到英国舰队在远东服役。丰岛海战中，中国军舰被打沉了，他带着人营救。清政府非常感谢他，说这个人对中国海军挺有感情。  

上述这些变化，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

◎ 关于国家发展海军的战略设定

刚刚讲了由于西方的入侵，中国人要建设海军，保卫国防和海防，但是清政府的海军战略设定到底是什么？到底是针对谁来建设海军？或者说你的假想敌是谁？这是建设海军必须想清楚的一个最基础的问题。中国的假想敌是英国吗？英国海军当时是六十几万吨至一百多万吨级的力量。是法国海军吗？曾经跟法国人打过仗。但是可以说，清政府建设海军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把英、法、俄国海军当成自己的假想敌。假想敌是正在崛起的日本。

早在1874年，李鸿章就说过，“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并十分明确地指出：“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他告诉清政府，日本人在英国买了军舰，很危险，我们也要买；日本人又买了军舰，更危险，我们也要买。可见，当初建设海军的时候，清政府已经把日本（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设定为战略假想敌。

日本也一样把中国作为假想敌。日本有一个征讨清国的方略（《清国征讨方略》），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小川又次提出，“自明治维新之初，常研究进取方略，先讨台湾，干涉朝鲜，处分琉球，以此断然决心同清国交战。此国是实应继续执行。”还说，“为了维护日本的独立，伸张日本的国威，进攻清国，使清国分裂成数个小国。清国虽是大国，却正在衰败，他们虽志在再兴，但要达成再兴之志，尚需20年，我们要在其幼芽状态下予以击溃。” 这种观点，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策作了最清晰的表述。这是当时建设海军之初，两个国家都将对方设定为战略假想敌，用这个东西不断刺激本国政府，加强军事投入，加强作战准备。

甲午战争前20年间的中日对峙

第一次是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出兵台湾。当时琉球是在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一个独立岛国。它一方面它向清政府称臣纳贡，一直承认琉球是清政府藩属。琉球也向日本萨摩藩纳贡。1874年，日本借口有琉球船遇到台风漂到台湾，船民跑到台湾，部分被救部分被杀。日本说，琉球是我的藩属国，我的百姓到了台湾岛被中国人杀了，我要保护我的老百姓，要讨个说法。

清政府说琉球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呢？琉球是我的藩属国，不是你的藩属国，大家就琉球是的藩属国地位开始争吵。最后，日本派了舰队打台湾，清政府得到消息，让沈葆桢带着清政府造的国产军舰，和日本人交涉，并没有打起来。

日本人在台湾又碰到了疫病，讲好清政府给他们点补偿，算是他们在这里的车马费，然后日本就退了。后来日本说得到了战争补偿。各说各话，各自表述。这件事促进了清政府对于海防的关注。我们要防备日本，日本人真来了，来了就这么野蛮。这就是光绪初年海防大筹议的由头。

第二件事，1879年日本废琉球国，改设冲绳县。这个过程中，琉球派人向清政府求救。清政府说，我们实际不可能为你和日本打一仗，回去吧。这是李鸿章对于这个蕃属国家的不负责。

当时中国为什么不愿意跟日本打仗？这里还有一个问题。1879年前后，中国人跟俄国人在新疆差点打起来。当时新疆出现了外族的入侵，阿古柏政权从中亚打进来。俄国人趁机派军队占了中国的伊犁。后来左宗棠平定回民起义，一路西征打到新疆。清政府派总理衙门大臣崇厚去俄罗斯谈判收回伊犁，崇厚承诺划给俄国人很大的土地。这个过程中，北京的“清流”官员断然发起了抵抗，抵制批准中俄伊犁条约，奏请问责，要把签约大臣崇厚抓回来杀掉。

中俄间有爆发战争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吞并了琉球，俄国要派舰队东来跟我们打仗，怎么办？是否真会出现两面作战？当时李鸿章还想把太平天国时候他请的外国雇佣军统领戈登请回来。这时日本提出中日分割琉球，北面诸岛归日本，南面三岛（包括宫古岛、八重山岛）给中国，中间部分留给琉球国王。张佩纶给李鸿章出主意，他说要看一下曾纪泽在俄国重新进行的谈判进展如何。

后来曾纪泽与俄方重签协议，增加赔款，多要回2万平方公里国土，总理衙门也准备与日签约，张佩纶建议中方要不断说不同意分割琉球（他认为中国不会要琉球的国土，要来的三岛还会还给琉球，而琉球国王又守不住），让对日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以这个理由在对日方向上增加投入，买军舰给北洋海军，这是一个策略设计。但这个对日的策略没有坚持下去，最后日本吞并琉球，设置冲绳县逐渐变成了事实。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国派出海陆军帮助平定。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清政府又出了一次兵。当时从军力上说，中国还超过日本，所以遏制住日本在朝鲜介入的企图。但清政府却同意将来朝鲜国内发生事件，中日两国派出军队要事先互相知会。1894年朝鲜又爆发农民起义，应朝鲜国王的请求，中国出兵后，起义平定了。日本也跟着出兵，且在动乱平定后拒绝撤退，反而提出和中国一起改革朝鲜内政，中国说岂有此理。日本人说你们不参与，我们单独改革。旋出兵汉城控制朝王，以朝鲜的名义驱逐中国军队，这就引发了甲午战争。

侵入汉城的日本先头部队

中日两国军事态势逆转在1891年。

从1886年到1892年，北洋海军曾三次访问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向日本展示中国铁甲舰的威力。1886年访问时，定远、镇远舰刚刚接回国来，给日本非常大的震动。1891年访日，日方给予了高规格接待。从天皇到首相及各部大臣都接见或宴请军官或访问了中国军舰。通过访问，彼此对对手的装备、基地、人员训练、后勤保障都做了直接细致的观察。

中方认为日本海军效法西方、埋头发展，可与欧洲比肩，令人生敬畏奋发之心，实在不可限量。日本因北洋海军的坚船利炮而深受刺激，随之掀起了超常规加速扩充海军军备的高潮。大家都拿对方海军发展说事。虽说访日时，丁汝昌本人与日本海军将领建立起私人联系，这些军官，在三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成为与他生死相搏斗的直接对手。

清政府方面，二十年中对北洋海军的军费投入，约达3500万两白银，是洋务运动各项新兴事业投资中耗费最大的。但是清政府对日军事准备时断时续，没有长期坚持，发展高峰是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以后，以为对日具备优势，感觉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又没有打仗，好像再继续投就投不动了。1891年，李鸿章巡阅北洋海军后向清廷报告，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不久户部上奏，以“部库空虚，海疆无事”，提出将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所省价银解部充饷。这种误判，使得暂时取得的领先态势迅速丧失。

扬威号巡洋舰，1881年由邓世昌接舰回国，是北洋海军主力战舰之一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说，中日两国在1894年必有一战。双方关系中，另外还有一种理论是两国应该联手，我们是亚洲人、黄种人，应该联手对付欧美列强。从幕末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政界曾有“早期亚洲主义”思潮。主张“中日连横”。1878年，经由曾根俊虎等人成立“振亚社”。1880年11月，“兴亚会”成立，其宗旨是，亚洲已成“碧眼人掠夺之地”，“白人无道”，亚洲人同文同种，理当同心同德共振亚洲。何如璋、黎庶昌等中国驻日公使皆为其会员。

1891年海军访日，丁汝昌曾在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举办的宴会上说：东洋兄弟之间如不团结，势必给外人以可乘之机。中日海军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列强。又说何况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舰只，它使我们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外来的威胁。这些外交辞令下，中日能否真的共同携手发展呢？

同时，日本内部，也正在酝酿“大陆政策”，乃至1890年3月山县有朋的保卫“利益线”理论。在这种气氛下，日本又出现了“后期亚洲主义”，主张“日本膨胀论”乃至“大东亚共荣圈”，提出觊觎中国领土的“保全支那”论；玄洋社、黑龙会继承日本浪人集团的侵略传统，开展对中国实地调查，为日后侵华积累情报资源。

日本内部的战略思潮嬗变并非一天中完成。中国在维持军事实力的前提下，继续保持一段和平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运用各种外交谋略和把控机遇，也可拖延两国间爆发战争的时间。但是，中国在随后的三年里，在歌舞升平之中，军事发展上出现偏颇，给日本创造时机。所谓国运相搏、所谓把握战略机遇期，其实就是如此。

1894年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慈禧太后要庆贺60大寿，一切维稳，什么事都不要发生。朝鲜发生了什么事？农民起义造反，请中国派军队帮助平定。日本军队说，1884年讲好了，如果你们派兵告诉我们，我们也可行使出兵权。在历史事件突发时点上，日本抓住时机向中国挑战。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中国在朝鲜的败退和海军的全面失败。

清末海军防御理论的设定

清末海军发展有个重大的理论缺陷，是放弃争夺制海权的消极海岸防御思想。

明朝开始，来自海上的入侵骚扰日益增多。明政府开始在沿海推行卫所镇戍制度，发展水师和战船。19世纪是个海军的时代，西方列强凭藉着坚船利炮纵横三大洋，把一个个古老的封建帝国推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也用轰鸣的舰炮打开了中国紧锁着的大门。无论从侵略还是从反侵略的角度看，从来没有一个世纪，海军的作用显得如此突出。

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对外防御的重点从北方内陆转到沿海，从西北面的防御方向开始转到东面和东南方向来。“海防”成了人们讨论的热点。由于清政府对于海军时代的到来和防务重点的转移缺乏心理准备和足够的认识，各种海防议论只是对西方侵略撞击做出的被动反应，建立海军具有盲目模仿和追赶时尚的色彩。对于海军发展中的许多基本理论和战略问题，考虑得极不充分。  

◎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军事学中的防御理论，包括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两类。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单纯防御。由于海洋的特殊性，除了毗邻海岸的近海地区外，在本国与敌国邻海之间，往往隔着辽阔的公海，使得海军外线作战具有广大的舞台，积极防御的纵深地带有很大的弹性。在战争状态下，能否利用这种弹性，将海军的作战前沿尽量前伸，从而控制一定的海区，创造机会消灭敌方主力，是衡量各国海军战略和海军指挥员素质的重要标尺。这里的关键就是夺取制海权。

实际上在明朝的时候，关于海防的理论已经开始有一些设想了，到了清朝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很多关于海防理论的争论。

明朝抗倭战争中，文臣武将对此已有较深的认识，胡宗宪说：“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 杨溥说：“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归有光说：“所谓必于海中截杀者，贼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敌我，又多饥乏。唯是上岸则不可解矣。不御之外海而御之内河，不御之于海而御之于海口，不御之于海口而御之于陆，不御之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 俞大猷也指出，要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其有登陆的机会。并从战术原则上提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

在这种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中，已经孕育了制海权的思想，对倭作战，中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和发达的造船技术，也是主张海权者的重要依托。

但鸦片战争却使中国人看到中英海军间的巨大差距。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说：“今议防堵者，莫不曰御诸内河不若御诸海口，御诸海口不若御诸外洋，不知其适得其反也。”魏源认为，夷船长外，在于船大炮多，我方既难于击中，又难于火焚。我海岸绵长，处处防其闯突，贼逸我劳，贼合我分。在洋面上夷艘灵活，我舟不能敌，故主张“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

这种针对清军水师装备落后，从破敌战术出发的考虑，在鸦片战争时期的特定历史环境下有一定的意义，可是作为指导海防建设的长期战略方针，却是错误的。

随着《海国图志》的传播，魏源的专守防御理论对洋务派领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竟成为流行的战略思想。对于当时人们判定海军事业的重要性，确定海军战略，起了消极作用。《马关条约》签订后，新疆巡抚陶模曾经批评：“天津、闽、粤设立水陆各学堂，本系因地制宜，而臣工犹或泥《海国图志》旧说，谓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以学习船炮为多事。”这是一个当时人在甲午战败以后讲的话，就是你怎么看待你设计的军队，这支军队怎么进行战略布局，以及你的战略思想是什么，这一定会形成你对这支军队的战略的要求或者战略的约束。

1873年，中国人傅兰雅、华衡芳合作翻译了普鲁士军官希里哈的著作《防海新论》，是当时唯一一本讲海军战略的书。书中介绍了海军防御的两种模式。一种是抵岸封锁的积极防御，“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之各海口，而不容其船出入”，称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一种是保卫本国海港冲要的消极防御，即在本国沿海要塞屯驻重兵，实行专守防御。

李鸿章读过后说：“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其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广东，沿海延袤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怎么办呢？“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至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疆略有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这话的核心是说：外海是守不住的，要把沿海的每个口岸守住也很难，我就把重要海口守住就可以。

这一思想，貌似重点防御，实质就是“守外海不如守海口”的理论。我们知道西方讲防御理论，实际上主流思想就是积极防御，要争夺制海权，我就是要兵力放到你的家门口去。如果放弃制海权，就等于换来敌人的抵岸封锁，甲午战争一爆发，日本海军就过来寻找战机，就到了家门口，我们就不出去。到战争后期，把保住军舰不损失变成了胜利目标。真的很奇怪，平时拼命要买舰发展海军，战时拼命要保住军舰不损失，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放弃制海权，只能使得我们的海上防御纵深大为缩短，这种缺陷实际上是在甲午战争中暴露无遗。

“致远”舰，甲午战争中，管带邓世昌英勇作战、与舰同沉

放弃制海权是晚清海防战略的巨大倒退

近代海军的战争行动，是在敌我双方主力争夺和保持一个区域的战略主动权方面，展开激烈斗争。除了突袭之外，通常是通过双方海军会战，消灭敌人舰队主力，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制海权后，胜利者才进一步封锁敌方港口、基地和某些沿海地段，并进行登陆行动的。即使处于防御的一方，也不轻易地放弃本国沿海制海权的角逐，而一意进行港口专守防御。

19世纪西方军事家约米尼指出：“假使一个民族具有漫长的海岸线，并且拥有制海权……那末它的抵抗力就可以增加数倍以上，因为一方面海洋可以使它的供应永远不会匮竭；另一方面利用制海权的弹性，可以到处袭击敌人，使他感到备多力分。”

放弃角逐制海权，只能便于敌人进行抵岸封锁，使得防御纵深大为缩短，从而加剧整个防御的压力和难度。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在甲午战争中处处陷于被动，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实践表明，消极防御的海防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主动放弃制海权，是晚清海防思想的一个巨大倒退。

19世纪更伟大的一个海军战略家就是马汉，马汉对海权问题的阐述更加详尽。我刚才讲了，中国人在《防海新论》以后没有翻译过战略性的著作，我们可能翻译了很多技术著作，某种炮怎么打，某种枪怎么用，这种书翻译了很多，但是在海军理论上，我们非常薄弱。

◎ 中国究竟要建立怎样一支海军？

消极的海口防御思想带来了疑惑，中国究竟要建立怎样一支海军？从中国近代海军建立后所承担的实际使命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抵御侵略，保卫国家的海疆；二、镇压国内反抗，维护统治秩序；三、执行清政府海外政治使命，保卫藩属国和旅居海外的华侨。

清政府建海军，主观上是想借助洋人的利器来保卫统治政权，客观上则具有抗御外侮的积极意义。而北洋海军大多数涉外军事活动，都与朝鲜半岛风云紧紧关联。每有动荡，清政府就派遣北洋军舰前往。海军确实是清政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这样的使命，同前面提到的海口专守防御思想，恰恰相互矛盾。

清政府统治者不明白，海军力量平衡是海军事业发展的基础，而发展战略是海军平衡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北洋海军既然是海口防御,只需要配置小型军舰，依靠炮台进行守御，毋庸配置七千吨级的铁甲巨舰；但事实上配置了大型的巡洋舰、铁甲舰，拥有了外洋作战的军事能力，就不应把海军的战略目标订得如此狭隘。可是，在海防建设的讨论中，几乎没有一个洋务派官员站在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大家众口一辞地说，要想自强御侮，只有进口铁甲舰和巡洋舰。待到战争爆发，上自皇帝，下至李鸿章，又一心想保住铁甲舰，上层没有人说哪怕被击沉，也要最快地把敌人主力消灭掉，控制制海权。清军战时指挥的那一套和在平时要求发展海军，要经费时候说的话正好是相反的。而这种相反必然导致实践中的问题。海军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陷入了悖论。当然，海军高级军官本身害怕决战，不敢主动寻求战机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往前追溯，1884年中法战争时，调集福建船政军舰集聚马尾，与法国舰队对峙，不敢寻求战机，等待对方开第一枪，结果全军覆灭。后来南洋海军前往支援，5艘军舰走得躲躲闪闪，“澄庆”被法国杆雷艇轰沉，“驭远”自沉。“南琛”“南瑞”“开济”躲进镇海，依靠炮台击退法舰。

再看日本，战争爆发前，日本就调集全国军舰组建联合舰队，主动开到朝鲜，寻求决战的战机。北洋海军始终在威海—旅顺之间巡弋，躲避决战。直至在为增援朝鲜的陆军护航至大东沟时，遭遇前来寻求战机的日本舰队，贴着丹东海域，引发黄海大战。战后北洋海军丧失制海权，更是躲在威海军港不出，等待日军进攻。

黄海大战前“致远”舰军官合影，双手交叉站立者为管带邓世昌

第一，晚清朝野对海防建设的研究是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东来开始的，成为这个世纪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但由于缺乏深入的讨论，海防战略一直模糊不清，漂浮不定。虽然一些人谈论海防的时候有过一些闪光的东西，但是没有建立完整的海防理论。

第二，海洋的特性决定了地理海疆和战略海疆的不一致性。我们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战略上处于防守态势的国家，我们的海军并非只能是近海型的。如果我们拘泥于近海防御，等待敌国强大海军逼近你，其实就是放弃制海权。我觉得这个观点中国海军已经有很大突破，我们已经开始走出第一岛链。但走出岛链和整个战略防御理论如何更好结合？不是为走出而走出，这里还是有很多问题可以思考。

第三，要建立远洋战略的蓝水海域，必须改变区域海军的传统观念，从更大的空间和作战范围统筹海防战略。

第四，国家战略制约着海防战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应该高度重视对于海上力量发展的战略思考，深入思考海军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