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口号

城市化一般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聚的过程和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

城市群:城市群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在特定的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域空间里,以区域网络化组织为纽带,由若干个密集分布的不同等级的城市及其腹地通过空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城市-区域系统。城市群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生产要素逐步优化组合的产物。

城市在区域或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服务等活动中承担的任务和作用。它随着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指在特定的区域内,对本区域内其它城市,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起推动促进作用的核心城市。

20世纪,人类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全球性的普遍发展趋势和文化现象。发达国家的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继续剧增,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发展,有些国家在城市增长的数量和速度上超过了发达国家。伴随城市化的推进,汽车工业迅速发展,轿车从夫人的奢侈品逐渐变成平民的代步工具。交通工具的发展,推动城市向新的方向演变,出现了“大都会化”和城市群的现象。

1.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
2.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3.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

1.按规模与层次分类:超级城市群,大型城市群,中型城市群,小型城市群。
2.按形态与结构分类:星系城市群,带状城市群,扇形城市群;单核城市群,双核城市群,多核城市群。

中西城市群的差异可以“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的对立来概括。
1.西方城市群缘于戈特曼的地理学及其对自然空间如何演化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又如何演化为城市群空间的调查与跟踪,受其影响,西方城市群最重视的是自然空间演化、城市形态蔓延、空间距离改变等,包括戈特曼特别重视的交通和信息,包括城市群理论的内部分歧,如大都市区强调的是空间中有农村和低城市化地区,如超级都市群概念强调的则是几个城市群由于边界消失而结成一个。
2.中国城市群在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中更多受制于“时间”要素。我国城市群规划与建设的主要动力是人工的规划、设计和推动,因而,其中必然要更多地加入历史趋势、时代特征和当下诉求等“时间性因素”,在快速发展中,如何才能充分照顾城市群自然成长和演化的内在规律,顺应全球都市化进程的主流趋势和本质需要,既是我国城市群研究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同时也是决定我国城市群建设质量和发展水平的关键所在。

1.城市化的积极影响:
(1)吸收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间的差距。
(2)有利于改善地区的产业结构。
(3)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互影响的。
(4)城市是区域科技和文化的中心,提高了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
(5)城市文化影响乡村的生产和生活。
2.城市化的消极影响:
(1)城市的发展带来相应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
(2)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生活成本加大,人口压力日益显著。
(3)伴随着城市经济发展,逐渐拉大城市同农村的差距,造成贫富分化。

我国公认的4大城市群:
1.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2.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世界7大城市群:1.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
2.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3.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4.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城市群。
5.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6.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7.以香港为中心的中国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1.掌握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2.理解由于受到世界列强侵略、军阀割据等的困扰,导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不均衡。
3.理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化进程也明显加快。

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自强”、“求富”。

其分类思想就是“师夷制夷” 、“中体西用” 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 中体西用” ,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师夷制夷” 、“ 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

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为一种理论服务于“求强”、“求富”这一洋务运动主导思想的。

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他以“本”“辅”的主从关系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从字面上,一字不差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是《万国公报》的编者沈寿康。1896年四月,他在《匡时策》一文中说:“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西学”,最初都是作为学问提出来的。“中西学问” 对于社会,对于一个政权,对于统治者来说,本来都是“用”,沈寿康在此以“体”“用”处分,并非是作为目的与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这种主次之分,是“为华人计”。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华民族服务。因此,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非常简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想倾向,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因此,它在中国的大地上,风行数十年而不衰。新老洋务派思想家,不断热举起这面旗帜,并不断地阐发这一口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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