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群众路线作为中共的基本路线，同样被运用到减租减息运动中。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深入群众之中，进行“谁养活谁”的思想教育，尽量启发农民的自觉，是中共发动、组织群众运动的重要环节。山东抗日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践证明，减租减息与群众运动相辅相成，二者互为促进，相互影响。群众对中共的坚决拥护，正是中共推行减租减息政策最宝贵的收获和经验。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由此获得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被运动起来的群众常有过火行为，因此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又存在严重的“左”的倾向。
【关键词】山东抗日根据地；群众运动；减租减息
减租减息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以往相关研究多关注减租减息政策的提出、实施过程、政策的性质及给抗日战争与根据地社会带来的影响①，近年来虽有研究开始涉及减租减息运动的具体内容②，但对其中的民众动员缺乏详细探讨。其实，群众路线作为中共的基本路线，同样被运用到减租减息运动中，而且中共在抗日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政策的进展与发动、组织群众运动的程度直接相关。本文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个案，从减租减息政策的推行过程着重考察中共动员农民的策略方针、方式、步骤及其中出现的问题等，分析民众动员的程度与各地贯彻减租减息政策成果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这将有助于理解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为何能得到广大农民的配合与支持，从而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是伴随民族革命战争的新形势，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部分而提出并于抗战全面爆发后开始实施的。这一政策，在各根据地实行以后，曾经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团结了各阶层人民，支持了敌后抗战。凡在比较普遍、比较认真、比较彻底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保障交租交息的地方，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就比较高，那里的根据地就比较巩固。但它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地真正贯彻实施却始自1942年。因为从1941年开始，由于日伪连续的封锁进攻、频繁的“扫荡”、残酷的“蚕食”和“吞并”以及国民党的限制封锁等，中共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向来依靠农民，依托农村积蓄、发展力量的中共，进一步认识到了不发动最广大的农民起来支持抗战，将难于克服面临的困难。因此，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确定了减租减息的三条基本原则：（一）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因此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因此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开明绅士。因此于减租减息后又须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三）承认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应在适当改善雇农生活条件之下，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也有其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同时对富农实行交租交息，以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在这一《决定》中，中共中央就指出，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在许多根据地内还没有普遍地认真地彻底地实行。在有些根据地内，还只在一部分地方实行了减租减息，而在另一部分地方，或者只把减租减息当做一种宣传口号，既未发布命令，更未动手实行。或者虽已由政府发布了命令，形式上减租减息，实际并未认真去做，发生了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在这些地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发扬，也就不能真正将群众组织起来，造成热烈抗日的基础。在这些地方，抗日根据地就无法巩固，经不起敌人的扫荡，变成软弱无力的地区。③因此，为粉碎敌人的进攻，克服困难，巩固并扩大抗日根据地，中共要求各根据地必须切实减租减息，改善民生，以动员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
一个星期后，即2月6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对党内发出指示，明确指出：“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起来，则一切无从说起。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目前严重的问题，是有许多地区并没有认真实行发动群众向地主的斗争，党员与群众的热气都未发动与组织起来，这是严重的右倾错误。这种错误，不但在较差的根据地中是严重存在着，就是在最好的根据地中，亦有一部分区域尚未实行减租减息与发动群众斗争。因此，要求各地党部强调反对这种右倾，要求一切没有实行减租减息、没有发动群众热情的地区，在广大群众自觉自愿，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热情发动起来。”④综合以往五年的经验，中共已认识到，不发动农民群众起来，减租减息不可能真正深入地实施，也就达不到团结广大人民起来抗日的目的。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就是从1942年才开始认真进行的。之前，减租减息还是一个宣传口号，尽管有些地区在1940年或1941年实行过五一减租，但收获不大。⑤大部分地区未普遍切实执行，尤其未发动群众去做。⑥由于抗战初期山东党对于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执行得不坚决，由于下级党及党员多是抗日发展的新成分，这个群众运动中并未有明确的改善基本群众生活的方针，因之群众的发动缺乏斗争锻炼，群众组织无内容，对农村封建势力没有动它分毛，也不敢动。因此在“抗日救国”等政治口号鼓动下组成的各种救国会组织，到1941年、1942年遭受日伪残酷扫荡、农村封建势力的土杂武装、国民党保安队屠杀镇压之后，即全部垮台，烟消云散。⑦
1942年春，刘少奇在检查山东根据地工作后，即指出了山东党政领导主观上忽视群众运动的错误。5月4日，中共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郑重决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并首先成为自麦收到年底这一时期的第一位工作”。要求山东全党领导及党政军民的一切工作，今后均须围绕着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强调“减租减息与发动群众运动是山东全党当前最迫切的一个战略任务，各地区必须深入检讨过去忽视这一工作的原因与所发生的不良结果，认真纠正忽视这一工作的一切不正确观点”。⑧把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进行民众动员提到了战略的高度。同日，山东分局还附发了关于减租减息工作的补充指示及租佃、息借、工资等条例草案，对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根据上述决定及条例草案，减租减息工作由党委直接领导，各级党委须以主要力量做这一工作。分区委、支部以全部力量做这一中心工作，并定期会议汇报、检查帮助工作；同时派得力的主要干部分别到下级，以农救会名义，并带着党的介绍信，指导并检查下级党政军民对这一工作的领导与配合，并直接参加工作。各级党政军民必须抽调一切可以抽出的干部，使其脱离原工作，专门做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与发展群众的工作。抽调的干部一律归所在地区的党委统一领导，并一律以同级或上级农救会干部名义出现，可采取工作团的形式，但对外一律不用工作团的名义，而直接以农救会名义出现。各级干部集中后，以县为单位进行一周以内的短期训练，首先要纠正其错误观点，使其认识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的政治意义，提高其工作热情与信心，熟悉各种减租减息增资条例，学会领导斗争的各种艺术。对区村农救会的活动干部或新发动起来的积极分子，要在工作斗争中帮助其进步，并尽可能予以短期训练，以使其成为区村农救会的骨干。工作地区采取中心突破的方式，即把大部分干部、主要干部集中在一两个中心的县区村，这一主要地区工作的每一重要收获，即应扩大宣传，并立即使用到其他所有各区，以开展其他地区的工作，切勿平均使用力量。具体的就是，每一地委应按干部数量、能力选一县或两县为中心县。到中心县的干部与当地所抽的地方干部，配合选一两个区为中心区，把十分之七八的干部配备到中心区（其余配备到一般区）。到中心区的干部再与当地所抽的区级地方干部配合，选一两个村或几个村为中心村，作为突破点。为了动员工作能顺利开展，要求减租减息工作从替群众解决切身问题着手，因此，在选定中心地区时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不扫荡，无摩擦，肃清土匪，建立抗日秩序，军队的纪律要好，负担要轻。没有这些条件，工作不易开展，党政军民应准备这些条件，并争取在任何有利条件的时候，逐步地、不间断地去做，直到完全实现减租减息为止。
准备好干部，选定中心地区后，在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前，必须首先由县以上的政府公布息借条例，并由县政府与参议会、农救会邀请当地的地主士绅召开座谈会，对减租减息工作详细说明，并事先布置进步士绅首先响应。在座谈会上，注重揭露敌人的谣言，如先五一减租又二五减租是逐渐共产等。应指出二五减租是国民党国民政府早就提出过的，在抗战进入第五年后农民生活更苦，为发动广大群众抗战，必须改善他们的生活。并说明将来减租后彻底实行公平负担，贫富一律负担，不减租农民负担不起。以此减少地主的恐慌，预防地主逃跑。要求在减租减息斗争中以合法斗争为主，多采取老百姓讲道理的方式，要采取先斗口，后斗力（用群众的力量），再斗法（打官司）。根据中央目前主要是反对右倾的指示，山东分局在《补充指示》中提示：“农民在刚发动起来的时候，难免有过左的行动，只要这种行动是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不是少数人脱离群众所干的或工作干部代替群众所干的（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原则问题），则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因为可以达到削弱封建、发动群众的目的。不要在农民斗争的情绪上浇冷水，助长地主的气焰。”⑨
根据上述指示与部署，山东根据地的党政领导在许多地区被破坏、被蚕食、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下，总结了以往的工作，开展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确立了依靠基本群众的思想，动员了全党进行发动基本群众的工作。《大众日报》连发几篇社论进行舆论动员。5月25日的社论即批判了山东党政领导中不关心群众疾苦、认识不到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生活对今后胜利坚持山东抗战的重大意义、对工作缺乏信心、害怕困难、不积极想办法执行分局决定的种种错误。大概从6月中旬开始，减租减息工作在山东根据地开始空前活跃起来。如滨海区减租减息后，农救组织扩大：赣榆县农救会组织，有五个村农救会员半月就发展到470人；临沭县农救会在五个基点村实行减租减息后，到6月下旬这五个村组织成立了农救会，并已有500多农民参加，有一个村还建立了自卫团和三个游击小组，某村雇工增资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某家12个雇工，平均每天每人割麦四亩半，比去年多割半亩多；莒南县某村农民生活改善后，抗战情绪立即提高，在武装保卫麦收的号召下，有13个青年农民参加了游击小组，自卫团每天夜晚都到离村三四百米的树林里放哨。⑩农民参加生产、支援抗战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在经过了半年以上的群众动员后，农救会及各种救国会组织进一步获得发展与整理。（11）在绝大部分地区，坚决贯彻了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运动，而且继续深入地进行。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3年10月，在减租方面，有4735个村、370057亩地实行了减租，平均每亩可减租31斤11两；在增资方面，有4435个村、72958个雇工得到了增资，平均每个工人可增粮食工资165斤；在减息方面，因材料不完整，无法统计。其他在借粮还粮、复雇、救济春荒等工作上都有很显著的成绩。正因为改善了基本群众的生活，所以群众参军、归队、参加民兵、担任抗战勤务，都比以前更加积极。如滨海区过去曾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一活跃，二消沉，三皮条，四垮台。”现在的活跃基本已有了改变，不同于过去单凭政府的法令、八路军的支持等一般的原因，而是因为群众在改善生活的斗争中，已开始提高了自己的情绪和认识，这特别表现在对保卫根据地的兴趣提高了，政治认识、胜利信心都提高了。同时，在从改善群众生活的斗争中发展了各种组织，据1943年10月统计，全省有群众组织的村庄占根据地村庄的62％，有组织的群众（只包括工农青妇救会员）占根据地人口的32％。全省自卫团员占根据地人数的15％，其中妇女自卫团员几占半数；民兵占根据地人口的4％，其中青抗先占民兵的24％（12）。这与过去在单纯的抗日号召下实行抄名册的办法相比，已有了根本的不同。山东抗日根据地动员组织民众工作也由此被纳入正轨。在动员组织民众的基础上，初步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进行了生产工作，开始了思想上的拥军运动，还部分地开展了民主文化运动。如鲁中在进行村政改选时，曾认真地进行了公民登记，划分了公民小组，并通过村民大会，讨论了公民权问题。在农村教育方面，各地开展广泛，以胶东最为普遍。培养了大批干部，改造了不少知识干部，群众的政治地位与政治优势提高，“根据地比较有了依靠，斗争也比较坚持”（13），打下了为充分发动群众而继续努力的基础。
1942年5月以后，中共在山东根据地通过发动群众实行的减租减息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又通过减租减息运动、改善群众生活，动员组织了广大群众参加到抗日斗争中来。根据地已有了初步的依靠，各种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收获。但是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尤其是1942年下半年最为严重。中共山东分局党政负责人在工作总结（14）中，指出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民众的动员不平衡，对群众斗争的领导不深入，没有把广大群众卷入到斗争中来，或者把领导群众斗争与大量组织群众的工作脱节了。这种现象，以滨海、清河、鲁南等地最为显著。如滨海区还有一半乃至大半地区没有开展具体工作，大半地区十分之八九群众未被组织起来，具体组织起来的地区，还表现得脆弱、不够坚持，有形式主义现象，离真正把群众组织起来还有很大的距离。
第二，在工作中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对群众的切身痛苦与要求还不了解，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不满足群众的迫切要求，确定任务与执行工作犯有严重的主观主义。虽然“减租减息增资”是动员与组织群众的基本工作，但在具体执行时应善于把这一基本要求与群众一时一地的暂时或临时的要求连接起来，以便从部分或个别的要求和斗争中，动员与准备群众，积蓄力量，这样更易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更大的斗争，实现其改善生活的基本要求。又假使这些为群众一时一地的暂时或临时的要求对群众生活的关联更加迫切，更加直接时（如土匪猖獗地区的防匪，冬春期间的救荒，新开辟区的合理负担，个别区村的合理负担、反对坏蛋，战时的反“扫荡”，边沿区的反蚕食……），则为了动员群众，不但可放缓减租减息增资工作，有时甚至得暂时放开减租减息增资工作的这一部分那一部分甚至全部工作，来领导群众首先解决为其迫切要求解决的临时与暂时的要求。这样才走得通，才不致因脱离群众而遭逢群众的白眼与冷淡，使动员组织群众工作碰壁。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以后的减租减息增资工作准备下群众条件。但在实际工作中，把减租减息增资的基本工作灵活地运用到具体环境的极少。如滨海区，更多的是在工作一开始便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即不管群众条件如何，不去很好地调查研究究竟什么是群众的要求，及如何从一些什么要求上去走进群众，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为实现减租减息增资而斗争。反之，一开始便“胸有成竹”——一成不变地肩着“减租减息增资”的口号到处硬碰、硬冲。又如有些地区或地点，农民与雇农固然感到租重、息高、待遇太低，但更直接与迫切的要求是减轻负担或合理的负担（如东海与临沂邻接的一带，负担还是旧时的摊派制度，甚至有些地区还遵行着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代的军粮摊派办法）。但工作团的同志或是放着群众当前迫切要求不做，而把自己主观的一般的要求生硬地拿下去，有时简直是命令下去；或者口头期允群众说：“老乡，慢慢来，先搞减租减息增资，再搞合理负担”，或更推脱说：“咱的任务是减租减息增资，合理负担是政府的事”，因而一开始便造成群众的冷淡。再如有的地区，地主的土地绝大多数是佃给数十个拥有三五十亩以上土地的富农手里，甚至有些大佃户本身有时居于二地主的地位，将佃得土地又转佃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这些大佃户对贫农雇农来说，不但常居于经济的优势，有时且惯用政治的钳制！如与掌柜的及旧区村长互为连结，挟地主欺压贫农雇农，深为贫农雇农所不满。这种佃户，常是村庄人口极少数的极少数，仅仅为了这批人去减租，便失去动员组织基本群众——贫农雇农的中心。而组织减租减息工作的同志，甚至有些领导同志，完全不懂得这些，或就不知道这些，却机械地去为他们发动减租斗争，专门去组织这些人，而置大多数无地少地的农民于不顾。“结果贫农怨我们不管，地主笑我们傻瓜，大佃户嫌我们多事，动员与组织群众工作就此便岔了道。”偏离了减租减息工作的中心。
第三，存在着原则上的模糊和错误，在对群众运动的指导上，普遍发生了左的偏向。如在减租方面，表现一般化，平均，大小地主无分别，小地主与因无力而出租土地的农民无分别，减租时一律看待，定租期多为五年太长，带有极大的勉强性。在增资方面，强调了对富农的打击，忽视了党的政策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方针，而且不分对象，对中农的雇工，对鳏寡孤独的雇工，也一样看待，照顾富农生产不好，有的狭隘的经济要求超过了富农所能负担的能力，因此也影响某些富农不愿继续经营土地，而将土地出租，并造成许多雇工失业的现象。在减息方面，“左”的地方是算血账，光绪二十二年的也拿来算，事实上是算不清的，这是使人家破人亡的办法。把借粮当成了法令，形成强迫借粮，甚至个别形成抢粮吃大户的现象，借了不还。普遍地借中农的粮、拔中农的地。还有乱用政府压人，不善于进行合法斗争。在斗争方式上也有过左现象，如打人、捆人、游街、示众……每斗必红脸，没有采取协商的办法。
第四，不注意耐心地启发群众斗争的自觉性，包办代替，“恩赐”式地实行了减租，是形式的。有的为了动员群众“斗争”，以每人发一斤锅饼相号召。由于群众缺乏对减租要求的自觉和决心，因此，出现了明减暗不减、明增暗不增的现象，还有的佃户又将减了的租子偷偷地送还给地主。
第五，有不少群众工作干部变成了剥削群众的上司、新官僚，特别是在改善群众生活斗争中，新提拔起来的一些干部，由于教育不够，表现得最厉害，也最普遍。滨海区的某些区级干部及有的村农救会长，以为帮农民减了租、增了资，就有了不得了的功劳，因此就可以命令和把持一切，甚至乘机贪污，敲诈群众，借雇工佃户的名义揩油，私自开支民兵子弹费，把算账反贪污的果实自己分用吃肥，民兵乱罚，自己用，形成“分赃不均”，互相对立，与群众对立，一部分群众与一部分群众对立。完全放任农民自私自利的特性自流，毫无政治领导。
第六，登峰造极地使用了工作团的工作方式，即在党的命令之下，曾使党政军民各种各样的干部，硬由农救会统一领导，并以农救会的名义，到处发动群众斗争，大家都做清一色的活动，以致使许多重要的组织机构陷于暂时的停滞状态，不能以应有的组织作用来配合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因此削弱甚至代替了其他各机关团体的组织作用，等于取消了各团体组织领导上的经常工作，尤其严重的是，代替与削弱了支部的作用。而支部是中共在农村的堡垒，是村级领导的核心，也是团结群众的核心。支部作用的削弱，严重影响了对民众的动员和组织。
以上问题，有的属于领导干部对中央减租减息工作的基本精神把握不准，对动员民众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群众观念的问题，还有主观主义及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问题，以及对群众宣传教育不够、领导上的手工业性质、突击的工作方式等造成的。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减租减息的彻底贯彻实施，“减得不普遍，不彻底，明减暗不减的现象相当严重”。尤其因为“没有大胆发动群众斗争，封建统治尚未彻底动摇，基本群众尚未真正发动起来；再加上我们工作的时热时冷，坚持性非常差，所以到一九四三年春，许多地区地主们又开始反攻，逐渐侵蚀群众减租减息已获得的胜利”。（15）这使得减租减息工作的成果大大缩水。
1943年，国际国内形式都发生了有利于抗战的变化。日本为挽救其败局，加紧了对抗日力量的正面进攻与敌后扫荡。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迎来空前紧张、空前艰苦的局面。中共中央指示说：“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实施的程度，并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16）为了普遍地、充分地改善人民生活，发动起基本群众，团结一切群众，树立基本群众的优势，达到积蓄力量、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中共北方局在同年发出了“继续发动与深入群众运动”的指示。（17）
据此，1943年10月，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黎玉在群众工作会议上，把“彻底完成减租减息政策，立即开展查减运动”作为目前最中心的具体任务之首。（18）并对“查减运动”作了具体布置。确定查减方针如下：（1）坚决贯彻中央的土地政策，最主要的一环，还是在于很仔细深入地去发现明减暗不减及根本没有减的村庄，同时还要照顾已减租而又不交租的现象，个别不合理的“减租”也要随时注意适当解决。（2）公正解决减租中间的一些问题。如：一般贫苦的鳏寡孤独，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之土地，不得视为地主，已减者，应采取调解方式，使双方自愿不减，未减者不再减租；贫苦抗属及因直系子弟参军或参加抗日工作而缺乏劳力之自耕农所出租之土地，应改正不减；属于亲友互助性之少数出租土地，应依照社会人情习惯，听其双方自愿。切实照顾已发动起来的基本群众的利益，同时又要不妨害富农经营。凡属明减暗不减的地主，应发动群众斗争他，削弱其在群众中的威信，同时提高群众的信心和自觉，达到真正的减租，而且还要退租。（3）新开辟的地区要着重于从政治上争取地主，待群众安定下来，安居乐业恢复生产时，再转变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减租减息。新地区又是边缘区时，可以少减，或先实行五一减租，然后再逐步深入。发动群众也是先选择条件比较有利的地方，先做出个样子来，以扩大影响。（4）减息方面，原则上采取调解，以做到有钱有粮的人愿意出借，而借户又不很吃亏为最好。强调在查减和彻底实现减租当中，农会与村政工作必须密切联系起来，特别注意使群众自觉参加农会，相信组织，健全群众团体。关于查减的组织领导，规定：县区级以上的党委都须执行中央的指示，亲自检查几个村，做出个模范来，以推动全县或全区。县以上的农会领导机关一律深入村，亲自帮助下级。最重要、最有力的桥梁，首先是通过支部的统一领导，再通过群众来实现党的决议，以加强支部对群众工作的关心，提高支部领导群众工作的能力。凡是不通过支部，直接包办代替的现象，必须纠正。工会、青救、妇救，同样以查减和实行减租为中心来联系自己的工作。同时，除新开辟地区外，禁止将各个团体的干部硬编成一个特殊的工作团。（19）上述部署显然借鉴了前一阶段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样，从1943年冬到1944年春，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号召鼓励下，减租减息运动再度活跃起来，某些地区已大胆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乡村中的封建统治开始动摇。但因许多干部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采取消极应付态度，所以离实际完成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鲁中已彻底实行减租的只有二十个区（其中还有空白村），滨海只有莒南的大部分村庄已经过减租减息与查减，鲁南有几个县大部进行了，其他各地则比较拖拉迟缓，在工作中尚未造成普遍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包办代替及一切恶劣作风仍未完全克服。（20）到1944年夏季，山东分局再作补充指示，限期完成减租减息工作。接着，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也发出训令，把减租减息定为七、八、九、十四个月的中心工作。（21）训令再次强调，“群众只有在改善生活的运动中才会发动和组织起来，只有群众普遍的发动和组织起来以后，抗日民主政权才能有广大的基础，无此基础，政权是不巩固的，是经不起革命的风吹雨打的。”“群众不发动组织起来，减租减息政策的实现是没有保证的；不深入群众运动之中，随时随地去扶持帮助，政府对减租减息发动组织群众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22）为了使减租减息与查减工作真正成为群众性的大规模的运动，山东分局要求必须彻底纠正“恩赐”及所谓“工作人”、“工作上”实行包办代替的现象，每个群众工作者必须掌握三个最重要的工作环节：（1）以算账和“谁养活谁”的思想教育，尽量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利用冬学等场合，展开广泛的讨论教育，并拿典型佃农的例子，生动而形象地启发大家的思想觉悟，以他们的不幸遭遇，唤起大家与地主阶级作斗争。在这方面，工作组主要抓住以下几点进行教育：一、“穷人为什么受穷，到底谁养活谁？”的算账教育。从广大佃农的亲身经历中，说明给地主种一亩地所花费的人工、肥料、农具、技术、种子等代价。经过算账，看出吃亏的总是佃农，陪上五成到十成，自己得到的仅仅是很少一部分。是地主喝了佃农们的血，才使广大佃农受穷挨饿。经过这样的算账教育，有些觉悟了的佃农，不但自己带头作斗争还主动启发帮助别的佃农一起减租。二、说明“土地是哪里来的”，以及对土地问题的看法，使农民了解土地并不是天生就归地主所有，而是他们通过剥削、霸占，从别人手中夺来的。三、说明“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向佃农提出“地主不下力却有吃有穿”、“如果没有穷人下力种地，能有粮食吃么？”等问题进行讨论；使农民明白劳动者创造一切的道理。四、组织佃农讨论“为什么地主不下力，日子过得很好，佃农整天累死累活，还要受穷，吃不饱，穿不暖。”有的佃农明白了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道理后说：“地主喂个牛都叫它吃饱，咱佃户穷爷们不如头牛！这租非减不行！”五、说明减租减息在当前是合理的，使佃农都能积极地减租。（2）进行“组织起来就有力量”的教育。在弄明白了“谁养活谁”的问题以后，佃农思想中的主要障碍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力量，应当进一步从思想教育和启发中，使佃农们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力量。只有大家组织起来，才能与地主作斗争，才能彻底进行减租减息保卫佃农的利益。在减租斗争中，河口有一个佃农提出：“地主的地我不种，旁的佃户种呀？不种就没有东西吃。”工作组针对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及时进行“组织起来力量大”的教育，说明只有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依靠集体的力量，依靠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有穷人的出路，才能克服“怕变天”的思想，使减租减息得以顺利进行，使广大佃农改善自己生活的愿望得以实现。（23）工作组还抓了选拔贫雇农积极分子起骨干带头作用、培养干部、帮助群众选择积极分子，建立组织，争取与团结群众的大多数，使群众有组织有计划、自主地进行斗争。（3）充分解释政府关于减租减息的法令，说明共产党、八路军对群众实行减租减息的态度，以及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尽量启发群众进入行动的决心。在方式上，每个群众工作干部，应充分发扬两个主要的经验：一是办短期流动的村干训练班，并吸收各种有斗争要求的贫农、佃户、借钱户的积极分子参加，将教育与布置、检查及推进群众斗争等相互联系的工作结合起来。二是农会干部及临时帮助工作的干部，一律以农会的名义出现，无正式农会及各救的村、区、县应以筹备会的名义出现，绝对消灭所谓“工作上”、“工作人”的称号。（24）从以上具体的布置，可见中共在查减运动中，为真正动员起民众，要求特别重视启发群众的自觉，极力反对并禁止过去突击的“工作团”的方式。
在如此严厉的督促下，加上整风运动的影响，以上指示开始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得到执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又有新的进展。滨海区莒南县委亲自领导的大店查减斗争成为典型。1944年11月5日，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借鉴推广大店的经验，指出：“各地在接受这一套经验时，不能照搬照运，要知道大店有大店的具体情况和特点，有些经验不一定适合于其他地方。但基本的内容和经验，都是可以使用，如对封建势力和彻底查减的认识，群众斗争的规律和领导斗争的一套具体办法和经验，通过组织和群众路线，掌握典型和突破一点等等。”（25）大店查减斗争中动员民众的一套具体办法经验很具有典型意义，从中可以生动了解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民众动员的具体内容，因此，笔者根据《大店查减斗争总结》（26）对其归纳如下。
在对大店地主的封建剥削和统治有了初步认识，并制定了斗争方针后，即首先开展调查宣传教育工作。调查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会议调查——召开大店附近佃户、村干部及积极分子会，以大店地主过去压迫人的故事联系群众切身痛苦，进行深入阶级教育，说明查减的意义后，大家即争先发言，陈谷子烂芝麻地都把个人的痛苦说出来。这种方式，只要善于运用启发、问答并掌握中心，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调查出很多材料。二是个别调查——深入佃户家中及基本群众中去调查，具体深入了解群众的痛苦和佃户心理。如小佃户不积极，不愿说出自己的租佃关系，觉得三亩五亩的不如人家种五六十亩的大佃户值得减租，以及佃户中严重的害怕地主抽地等问题，都是会议上一般调查中不易发现的。三是从地主口中调查——如从地主座谈会上了解地主的心理、态度及许多不正确的议论。此外，还从彼此有矛盾的地主中及几个破落地主口中，从小姓庄的口中，调查大姓庄的，掌握了从基本群众中不易调查出的材料。知己知彼，领导斗争才更有把握。同时，在一般调查之后，再有目标地选择典型调查及历史调查，一般调查、一般了解必须与具体调查、具体了解结合，才能掌握“有鼻子有眼”的、真实的、具体的事实，作为斗争中的依据。而顽强的斗争对象，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会向群众低头。宣传教育通过各种组织如支部、工农青妇、学校等，多种方式如村干部会、佃户大会、识字班、儿童团等，随时随地抓紧一切时机首先进行“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以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同时针对佃户及群众的几种心理进行教育。如第一，怕抽地，怕“晴天”，不敢减租；第二，碍于情面，不愿减租；第三，怕算账，“不会”减租；第四，不是自己的事，不管减租；第五，听天由命，根本不想减租。针对第一种心理，为巩固斗争信心，可以强调订立合同的教育，必要时先订合同后减租，“拉住驴笼头”就不怕了；同时，结合时事教育，告以今天穷人能翻身就是晴天。针对第二种心理，应强调揭露地主的残酷剥削，打破佃户的旧道德观念，尤应针对群众具体事实，如“为什么刮大西北风还穿不上棉裤、为什么过年还吃不上包子、为什么春天吃树叶子”的切身痛苦，启发群众觉悟，激励其减租斗争的要求。针对第三种心理，应用集体算账或互相算账的办法，具体算出减租的实际利益。针对第四种心理，教育穷人是一家，要想翻身，就得大家互相帮助一齐干。针对第五种心理，讲明“穷无种，富无根”，只要联合起来干，有共产党的领导，穷人就能翻身有饭吃。通过宣传教育消除了群众的各种顾虑，使其有了斗争自觉和要求后，即健全各种组织系统，组织斗争力量，同时组织斗争力量的过程，仍然贯穿调查及宣传教育工作。然后布置召开斗争大会。大会的时间选择上有严格的条件：在群众中酝酿成熟时；选择割麦前群众不忙而第二天是大集，可迅速传播影响；为避免夜长梦多，走漏风声，地主逃跑，或拖得过久，群众情绪低落，大会时间以一天结束为宜，如延长至二天、三天亦可，但需有严密的组织工作，保持高涨的群众情绪。到会群众以本村群众为主，外村则力求村庄普遍。为避免人数过多不易掌握，指定村干部及代表到会，动员新老佃户一律到会。选择群众最仇恨的地主七八人及一二开明地主到会，这样既能代表大店地主，又不会树敌过多。确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从政治上大大削弱大店地主的威风，正确运用斗争策略，掌握典型，开展斗争。大店群众几百年来第一次面对面与地主撕破脸斗争，群众依靠自己的组织力量，斗倒了地主，地主向群众承认错误，从政治上大大削弱了封建地主的势力，提高了群众的积极觉悟，活跃了斗争积极性。第一次斗争大会后，又利用有利时机，抓住典型，解决具体问题。
莒南县委在思想上认识到了在斗争中组织群众大多数的重要，极力避免为斗争而斗争、斗争与组织群众脱节现象，把整理扩大群众组织、大量发展群众组织作为大店斗争的重要方针。从5月12日布置斗争到5月底初步结束斗争，20天斗争当中，群众团体得到大量发展和改造整理。如农会由原来的292人发展到710人，妇救会由原来的449人发展到901人，民兵由62人增加到188人，儿童团由118人发展到266人。（27）人数都增长了一倍以上。大店动员发动群众的方式主要有公开号召、挨门挨户动员、会员介绍、团体保证等，不同对象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如：农会的发展，因农忙布置了到湖里去一边割麦一边发展会员，突击队也曾到湖里去动员，儿童团利用放驴时间动员；同时，村干部利用解决群众具体问题时，如退租、回地、找拨工钱等过程中动员刚刚解除痛苦的对象，方式灵活多样。动员内容也针对不同对象进行不同的劝说，如对那些常受欺压的对象：“参加了农救会就是一家人一样，谁也不敢欺侮咱了。”如对老人：“咱也参加农救会，组织个老人团给年幼的出出主意，年幼的出去开会，咱在家里照管。”如对刚解决完痛苦的对象：“咱要是不参加农会，地主不是又要反过来压迫咱，扣蛰蝟，一个个地制咱。”对妇女动员着重俭约、识字、唱歌懂道理等。北村儿童团长动员鲁儿的娘，一进门“你吃饭啦，大奶奶？”看见缸里没有水，马上挑来一担水，再动员“让鲁儿参加儿童团吧，能识字拾柴查汉奸”。总之，是走群众路线，通过群众自己去发展，这样发展得快、好，不但发展了新的，而且巩固了老的。其次，是根据不同对象，不同要求，运用不同方式及内容。再就是个别细致动员与集体大呼隆的鼓动方式相互结合，互补长短。（28）
莒南县大店的查减斗争经验在山东各根据地推广后，群众运动高涨起来（29），减租减息运动在部分地区得以深入。根据抗战结束时的不完全统计，山东根据地23417个村中，彻底减租减息的占17.31％，已减不彻底的占46.59％，空白村尚有36.1％，如连新解放区算上，空白区仍超过一半以上。比较彻底的为莒南、沂南、边联、沂中、沂北、温河等几个县，都是经过减租又反复进行过几次查减的。可见真正实施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之艰难。减租彻底与否，基本可从群众是否已经发动来认识。凡是已经发动起来的村庄，都是支部与群众关系密切，及群众对一切工作经动员后活跃积极，而且保持经常，这一类村子大体上完成了减租减息。凡是群众不活跃的村子，绝大部分是没有减租减息增资、改善群众生活的，大半是明减暗不减，或即是减了也不彻底，而村中党政军民各组织骨干多为地主收买或脱离群众。（30）事实证明了减租减息实施过程中动员民众的至关重要性。能否动员组织起民众直接关系到减租减息能否彻底实施，而切实进行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的切身利益，从改善群众的基本生活及政治地位入手，又能激发群众起来斗争的觉悟和积极性，真正组织起民众。减租减息与群众运动相辅相成，二者互为促进，相互影响。
被动员起来的民众在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吐出了几百年被压迫的怨气，群众普遍地感到翻了身，看到地主在群众面前低了头，斗倒了，像一件大事似的高兴、活跃”；同时，“由于斗争得彻底，而且是撕破了脸的斗，群众的觉悟提高得快而明显，斗争得愈坚，清楚地认识党和自己的力量，如表示坚决斗争到底，要求掌握枪杆子，要求无条件地跟着共产党走八路军走”。（31）群众这种对中共的坚决拥护，正是中共推行减租减息政策的最宝贵的收获和经验。加上中共在根据地实施的各种团结群众、为群众利益服务的政策，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便获得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事实证明，在彻底实行减租减息的地方，被动员起来、参加到农会、妇救、青救等各种救国团体、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的群众有了许多翻身的新气象，抗日根据地有了不少进步的变革。如广大群众热烈地自愿地拥军参军、优待抗属，开展了从未有过的大生产运动，人民自卫武装迅速发展，农村里的群众开展了自己的新文化运动，以各种方式学习文化知识，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出现了民主竞选运动，反对封建迷信树文明新风，群众普遍庆祝翻身，“拥护共产党毛主席”。（32）如广北以前是一个很落后的地区，土地贫瘠，文化落后，抗属很少，抗属儿子被称为“八路羔子”。1943年参军不过几十人，逃亡了一半。1944年动员参军，党委政府都愁于完不成任务，费了很大力气动员了一些区中队参加主力，给这些战士披红挂绿、骑马坐轿，结果还有逃亡。但从下半年坚决执行分局指示，贯彻减租减息，开展反贪污反恶霸斗争，群众大都变化了，1945年春节动员参军，仅几个区，当场跳台报名参军的就有3145名。发动群众前后的这种明显对照，说明实行减租减息、从改善群众生活、保护群众切身利益中动员组织群众对坚持抗战的作用之大，“什么工作离开群众就搞不成，光说空话，群众是不相信的”。（33）
同时，实行减租减息，动员与组织民众，这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追求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动的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由于缺乏处理如此庞大而复杂问题的经验，许多干部对政策把握不准，对党对群众高度民主责任心不够，对群众政策教育不够，等等，运动自始至终在不同的地区存在着或“左”或“右”的倾向。在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的地方，主要是右的倾向。真正动员起来的民众由于对地主的极端仇恨，而走向狭隘报复，往往出现“左”的偏差。在发展过程中违犯政策的现象已经发生，最普遍严重的是侵害地主的人权，“武斗”成了主要的斗争方式，打人、绑人、糊泥、罚跪、戴绿帽子游街，基至糊屎刺尿都已普遍发生，甚至有的已发生个别的打死人打伤人，或消灭地主，斗争到富农中农贫农身上的现象。（34）把“刨穷根算旧账”当成了普遍发动群众的行动口号，并到处运用，代替了正确的查减方针。对地主刨二茬，有的庄子没有地主就刨富农，没有富农即刨中农，算旧账脱离了查减及政策的准则。中共鲁南区委在1945年5月所作八个月群众运动工作总结中即批评了各县严重偏向的存在。指出，温河县自十一月初到二十日，是斗争的最高潮，提出口号：“减租减息刨穷根”，“打的打回来，骂的骂回来”，开大斗争会，大吃大喝，自从向全县介绍由吾区的经验以后，全县地主大部被刨光，绝大部分消灭了租佃关系。邹县开始提出“刨穷根算情工”。费县在十二月十日提出“刨穷根”以后，即发生严重乱刨的现象，十二月中旬县各救成立大会上更提出“刨穷根突击月”，乱刨现象即普遍全县，而尤以七区为甚。双山县减租已过即算情工，乱斗乱刨，以致发生了人命案件数起。赵镈县十一月下旬车辋会议总结三个月工作，仍强调反“右”，地委某同志提出“刨穷根算旧账”的口号，说“减租减息是刨小根，算旧账是刨老根”，大大地助长了“左”的偏向的发展，不到一个月中刨了930次，刨到1.4万亩地，款126万元，粮食3.4万斤，即绝大部分消灭了地主，部分消灭了富农，而且有的即刨到中贫农、党员、会员、抗属身上。（35）在抗战胜利前夕动员群众参军支前的紧迫任务面前，中共要纠正上述偏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况且，在具体实践中，尽管作为原则问题，中共绝对不允许领导干部的“左”，但对群众的“左”，采取的是放任甚至支持的态度。认为，对于群众的过左的行动，如果是出于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而不是少数人所包办命令的，则“这种群众的‘左’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因为这样可以达到削弱封建势力之目的”。“如果害怕群众‘左’而缩手缩脚，不敢发动群众，或在这种群众行动上泼冷水，那就是罪恶，那就是犯右倾机会主义”。（36）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极“左”现象，为何常在之后的群众运动中频频出现。
（1）主要有肖一平、郭德宏：《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朱玉湘：《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文史哲》1981年第3期；李柏林：《减租减息与淮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王友明：《抗战时期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与地权变动——对山东根据地莒南县的个案分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
（2）主要有张学强：《山东省莒南县的拔地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运动中的一个特例分析》，《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第6期；纪程：《“阶级话语”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4期。
（3）山西大学晋冀鲁豫边区史研究组编《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二辑（教学用书，内部参考），1980年版，第1-2页。
（4）《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1942年2月6日，《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二辑，第9-12页。
（5）《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土地组总结报告（草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6）《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工作三年来的总结与今后施政之中心方案——1943年8月20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黎玉主任委员在省临参会一届二次大会上的施政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页。
（7）中共渤海区委：《土地改革以前渤海区的群众运动概况》，山东省档案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的减租减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页。
（8）《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1942年5月4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八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274页。
（9）《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工作的补充指示（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八辑，第274-281页。
（10）《大众日报》，1942年6月22日。
（11）《中共山东分局关于一九四三年群众工作的指示》，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九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4页。
（12）《六年来群众工作概括总结——黎玉同志一九四三年十月在分局群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9-100页。
（13）《中共山东分局关于一九四三年群众工作的指示》，《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九辑，第334页。
（14）朱瑞：《滨海区农民一个月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的检讨》，《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八辑，第385-403页；《群众工作的领导问题——七月二十五日朱瑞在滨海区两个基本点月来群众工作大会上的讲话要点》，《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八辑，第437-443页；《六年来群众工作概括总结——黎玉同志一九四三年十月在分局群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一辑，第101-108页。
（15）《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土地组总结报告（草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三辑，第202页。
（16）《六年来群众工作概括总结——黎玉同志一九四三年十月在分局群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一辑，第131页。
（17）《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华北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二辑，第42-44页。
（18）《六年来群众工作概括总结——黎玉同志一九四三年十月在分局群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一辑，第130页。
（19）《六年来群众工作概括总结——黎玉同志一九四三年十月在分局群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一辑，第131-135页。
（20）《中共山东分局关于七、八、九、十月群众工作补充指示（1944年7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二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页。
（21）《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土地组总结报告（草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三辑，第202-203页。
（22）《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关于查减工作的训令（1944年8月10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二辑，第324-325页。
（23）《山东的减租减息》，第533-534页。
（24）《中共山东分局关于七、八、九、十月群众工作补充指示（1944年7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二辑，第276-277页。
（25）《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关于转发莒南县委〈大店查减斗争总结〉的通知（1944年11月5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三辑，第96-97页。
（26）《大店查减斗争总结》，《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三辑，第97-167页。
（27）《大店查减斗争总结》，《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三辑，第140-141页。
（28）《大店查减斗争总结》，《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三辑，第144-146页。
（29）《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黎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分局群众工作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五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0页。
（30）《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黎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分局群众工作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五辑，第383页。
（31）《大店查减斗争总结》，《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三辑，第159页。
（32）《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黎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分局群众工作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五辑，第363-366页。
（33）《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黎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分局群众工作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五辑，第402页。
（34）中共鲁南区委：《鲁南八个月群众运动总结及今后工作（节录）》，1945年5月15日，《山东的减租减息》，第324页。
（35）中共鲁南区委：《鲁南八个月群众运动总结及今后工作（节录）》，1945年5月15日，《山东的减租减息》，第325页。
（36）《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黎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分局群众工作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五辑，第3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