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杨贵妃是唐代诗人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唐诗中杨贵妃形象主要有三种：一是惑君乱政的祸根，红颜如祸水，是妖姬；二是作者同情她的不幸遭遇，认为她是一个无辜弱者；三是将其和玄宗的感情戏剧化，把她塑造成一名痴情女子。唐诗中的杨贵妃形象是复杂的，杨贵妃形象的这种复杂性是由社会历史状况和诗人思想认识的变化引起的。
【关键词】 唐诗；杨贵妃；形象；演变
杨贵妃是唐代诗人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她的天生丽质、国色天香，她与政治的紧密关系，都很受诗人的关注。陈寅恪先生说：“唐人以太真遗事为通常练习诗文之题目，此观于唐人诗文集即可了然。”涉及杨贵妃的唐代诗歌有180多首，在这些作品中倾注着诗人对她的不同感情，使她由历史走入文学，由历史人物演变为文学形象。唐诗中杨贵妃形象主要有三种：一是惑君乱政的祸根，红颜如祸水，是妖姬；二是作者同情她的不幸遭遇，认为她是一个无辜弱者；三是将其和玄宗的感情戏剧化，把她塑造成一名痴情女子。唐诗中的杨贵妃形象是复杂的，杨贵妃形象的这种复杂性是由社会历史状况和诗人思想认识的变化引起的。
《旧唐书》：“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乃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就像正史一样，这种认为杨贵妃为祸水、玄宗因宠爱杨贵妃而荒淫误国传统观念潜移默化并深深地烙在唐代诗人的思想中。如杜甫《北征》这样写道：“奸臣竟葅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1]《国语》中有关妲己以及褒姒的记载成为女色误国的经典故事，作者认为杨贵妃同妲己、褒姒一样，都是红颜祸水。刘禹锡《马嵬行》对杨贵妃也有同样的看法：“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戚族，天子舍妖姬。”[2]作者认为杨贵妃是祸国殃民的“妖姬”。再如罗隐《马嵬坡》：“从来绝色知难得，不破中原未是人。”[3]这两句不难看出诗人认为杨贵妃是倾覆国家的罪魁祸首；郑畋《马嵬坡》则将批判矛头直指杨贵妃，而为唐玄宗开脱罪责：
随着杨贵妃之死，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恩爱也已消亡，国家政权却出现了更新局面，诗作的批判锋芒直指杨玉环，认为她就是祸害国家的女子。
李商隐在七律《马嵬》中对李杨爱情还抱有一丝同情，但在七绝《华清宫》中则对杨贵妃进行了尖刻的讽刺：
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
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4]
诗人认为在“祸水”这一女性群体中，杨贵妃无责可逃，“未免被他褒女笑”了。
以上这些作品表达了人们对杨、李爱情的不满。像这样的观点不胜枚举，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人都没有去过多地责怪另一个当事人——唐玄宗，而是把所有的脏水都泼给了杨贵妃。在唐代这个以男人为核心的男权社会里，这些诗人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人对杨贵妃形象的认识，当一定要有人为动乱社会承担责任时，杨贵妃首当其冲成了罪过之人。
当然也有些诗人是不赞成千刀万剐杨贵妃的。他们认为，杨贵妃只是唐玄宗的一个玩物，她死于马嵬坡就足以看出她是一个无辜受害的弱女子，她不应对政治担负任何责任。安史之乱爆发她付出的是生命，她的境遇让人同情。
比如杜甫的《哀江头》这样写道：“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诗中充满了对杨贵妃的同情。再比如黄滔《马嵬》写道：“锦江晴碧剑锋奇，合有千年降圣时。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胎祸自蛾眉。”诗人认为唐玄宗逃蜀是天意，与杨贵妃并没有关系。
李商隐《马嵬》（其一）这样写道：
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
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5]
这首诗与前引同题之作的意思有所区别，在作者的沉重慨叹中包含着对杨贵妃的怜惜意味。 此外诗人在他的另一首《马嵬》诗中，含蓄地指斥了唐玄宗的荒淫误国，为杨玉环平反。罗隐《帝幸蜀》也是一首为杨贵妃翻案的佳作：
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銮舆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贵妃。[6]
“这回休更怨杨贵妃”，作者否定杨贵妃是祸国之人，批判了红颜祸水的论调。
以上诗作认为杨玉环是无辜的，责任需要追究的是奢侈荒淫的君主，倘若把乱国罪名归于杨贵妃身上，实在是不公平的事情，鲁迅曾经指出：“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许多坏事都是她……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7]
唐代还有部分诗人另辟蹊径，把杨玉环写成一个“专情女子”的形象。最典型的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诗人写了一个缠绵悱恻婉转动人的爱情故事。表现了杨贵妃与唐皇依依不舍的情景，动人心扉。另外在张祜《马嵬归》和李益《过马嵬驿》等诗作中，都表达了对李杨爱情同情的态度。
唐代高彦休在《唐阙史》中写道：“马嵬佛寺，杨贵妃缢所，迩后才士文人，经过赋咏，以导幽怨者，不可胜纪，莫不以翠翘香钿，委于尘土，令人悲伤，虽调苦词清，而无逃此意。”[8]从这个角度审视历史，诗人对李杨爱情产生了新的认识。如高骈《马嵬感事》为杨贵妃之死喊冤，为李杨爱情唏嘘感叹：
玉颜虽掩马嵬尘，冤气和烟锁渭津。
蝉鬓不随銮舆去，至今空感往来人。[9]
作者认为杨贵妃之死是千古奇冤，“冤气和烟锁渭津”；他们爱情的幻灭令人惆怅，“蝉鬓不随銮舆去”。高骈对“翠翘香钿，委于尘土”的忧伤，是对传统认识的一种批判。韦绚在《杨太真》一诗中则以同情笔调描写杨贵妃与君王诀别的最后一幕，对李杨爱情的感叹溢于言表：
金钗堕地别君王，红泪流珠满御床。
云雨马嵬分散后，骊宫不复舞霓裳。[10]
徐夤《马嵬》一诗于同情之外更有歌颂：
二百年来事远离，从龙谁解尽如云。
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11]
徐夤认为杨贵妃跟着玄宗出行，最后以死平息了将士的激愤情绪，杨贵妃不但无过，反而是有功的。
综上所述，唐诗中的杨贵妃形象是复杂的，甚至在同一诗人笔下也有不同之处。在前引杜甫、李商隐和罗隐诗作中都有类似情形。杨贵妃形象的这种复杂性，是由社会历史状况和诗人思想认识的变化引起的。
安史之亂之前，杨贵妃是需仰视膜拜的尊贵人物，她是集君主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妃子，享受着无上的富贵荣华。安史之乱的发生，使唐代社会由盛转衰。马嵬之释，成为杨贵妃命运的终结点，也成为杨贵妃形象的转折点。时至晚唐，国家政治更加黑暗，社会风气更加腐败，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在黑暗的政治、惨痛的现实面前，文人们把目光由现实转向历史。诗人对历史进行理性的反思，在理性思考下，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地位和罪责得到重新审视。她毕竟只是一介女子，不是政治的最高统治者。于是诗人更多的把批评的矛头指向皇帝，而对于杨贵妃，把她视为无辜的值得同情的角色，为她翻案的诗作不断出现。
由上可见，安史之乱前——安史之乱后一段时间——中晚唐，杨贵妃的形象由真实的美的象征——红颜祸水的典型——盛世的符号象征演变，对她的评价也从审美欣赏——政治批判——历史反思演变。
[1] 文中所引唐诗均出自清代彭定求等编.全唐诗[M].中华书局，1960.
[1] [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 鲁迅.花边文学·女人未必多说谎，鲁迅全集第五卷[M].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
[8] [唐]高彦休.唐阙史[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杭 勇（1972-）男，陕西横山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