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岁币买平安」是一项高明的政治策略吗?

历史是一面镜子——宋朝灭亡的原因分析

从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60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起,至公元1279年陆秀夫背负赵昺投海自尽,宋朝结束,其间一共319年。必须承认,在我国历史上,宋朝其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纵观宋朝兴衰,让人惋惜而又警觉。对宋朝的迅速亡国,各史学专家、历史爱好者各抒己见。笔者考据了大量史实,对导致其灭亡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归纳起来有以下原因。一、北方强敌虎视;二、国家政策失误;三、最高领导无能;四、外交政策失误;五、奸臣贪官当道;六、官员腐败、党争不断;七、严酷的税收制度;八、军队建设缺陷;九、严重通货膨胀。

北方游牧民族,经过多年的的经营,改变了过去单一游牧的生活方式,他们效仿中原地区,逐渐由松散的部落联盟建立起了真正的国家体制,并实行游牧+农耕的生活方式,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国力也逐渐增强,国土面积、资源积累都达到相当高水平。辽、西夏、金等国家的建立、强大,对北宋王朝造成极大的威胁。

蒙古帝国的崛起,是大自然和人类本性合作产生的意外。人类自然史上,十三世纪是一个“小冰河期”,北方气候严寒,处于北方的辽、金,降雨量减


两宋历史上一大常被诟病的国策,就是送“岁币”换和平。早年与辽国激战,然后签了《澶渊之盟》。后来与西夏恶战,打的最后却是送“岁币”换人家称臣,等于花钱买面子。后来被金国打没了半壁江山,明明战场上占优势,却是又送岁币又称臣,这更是花钱给人家当侄子。

如此“宁可花钱不打仗”的做派,坐实了“弱宋”的“称号”。

不过对这奇特政策,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也有好些人表示理解。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两宋号称“富宋”,朝廷有的是钱,所谓的“岁币”,支付起来十分轻松。远比打仗的成本低得多。花钱买和平当然就划算。

那么,这看上去屈辱的岁币,对于北宋来说,是不是真的“负担很轻”?

照着好些北宋重臣的话说,似乎是非常轻,比如《澶渊之盟》要交的岁币,每年是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看上去天文数字,但以当时宰相王旦的估算,

简直是“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

事实上,在宋朝朝堂上的大臣们眼里,别管主战主和,“岁币轻”也是好些人的共识。所以后来宋仁宗年间,辽国背信弃义发动战争威胁时,奔赴辽国谈判的宋朝大臣富弼们,底线就是“宁可加钱也不打”。不但把“岁币”加到每年三十万匹绢和二十万两白银,还由着辽国把盟书里每年大宋“赐”岁币,改成了“纳”岁币。其屈辱程度,正如富弼谈判时的悲愤争辩:岂有兄献于弟的?可再屈辱也没用,还是在宋仁宗授意下,咬牙签了约。


这宁可忍辱也要送钱的历史,也就更带给好些后人一个印象:

支付岁币,宋朝是不是真很轻松?

甚至《澶渊之盟》时,宋真宗闻听协议内容时的欢喜反应,也成了“岁币轻”的又一佐证。一开始宋真宗误以为是每年给三百万“岁币”,吓了一跳却也认了,后来确认是三十万,当场就喜不自胜,把负责谈判的宋朝大臣曹利用一顿重赏。在皇帝眼里,似乎买单很轻松?

深味了民间疾苦的南宋文学家周密,对这“岁币很轻论”,却是满腔怒火:谁说岁币负担不重!

以周密在《武林旧事》里的原话说:江南累岁供需岁币,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敛於民。非理扰乱,人心离怨,叛亡必矣——看上去“不重”的岁币,已经要把老百姓压榨到民怨沸腾了!

其实,宋真宗乃至王旦等两宋君臣们,之所以认为岁币不重,主要看得是账面数字。但实际支付起来,大宋的成本,却比这“账面数字”重的多。

首先看支付模式,看似数字不多,但辽国人红口白牙,要的是硬通货:不要你大宋的铜钱铁钱纸币粮食,就要大宋的白银和绢。可大宋本身白银的产量,就十分稀少,以《宋史》的记载,北宋的白银产地,只有桂阳,凤州,建州三地。北宋的银课收入,宋仁宗年间时,也只有不到22万两。参考一下当时“岁币”数额,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几乎北宋全年的“银课”,都要支付给辽国。

等于是大宋百姓勤扒苦做,其实是给辽国打工采银矿。


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无论是白银还是绢,当时主要产在南方地区,想要送到辽国去,就得千里迢迢往北运。单运输成本,就是天文数字般的费用。这笔钱辽国不会出,北宋呢?当然是甩锅给老百姓买单。到了腐败加剧的北宋晚期,沿途官员各个中饱私囊,巧立名目提高征收数额,百姓的负担,自然是年年加剧。

而且收岁币的,也不止是辽国一家,接下来是西夏,后来是金国。

多一个“支付对象”,这沉重的开支,就要加重一番。更讽刺的是,花了这么多钱,其实也买不来安全感。比如说辽国,宋真宗年间签了约,宋仁宗年间就趁火打劫。为了加强安全感,北宋还要不停的提高募兵数额,宋太祖时禁军只有20万人,宋仁宗时到了120万人。等于是越挨打越送钱,越送钱越招兵,成了恶性循环。

如此恶性循环,也就有了《宋史》里那句著名的吐槽:“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西陲,费累百万。”

说大宋岁币轻?考虑过宋仁宗的感受没?

也正因为这沉重的财政负担,所以才有了宋神宗年间,坚决的王安石改革,有了短期的富国强兵,更有了无休止的党争,直到半壁山河沦陷。

而说到北宋山河沦陷的“靖康之耻”,其前奏“方腊之乱”,说到底就是“岁币”惹的祸。

听听方腊扯旗造反时,那一声愤怒的宣言:“况西北二虏岁币百万,朝廷军国经费十万,多出东南。”然后就惹得一呼百应——每年送岁币,就是老百姓买单。百姓的苦,全在这吼声里。

而到了宋王朝偏安江南,继续给金朝送岁币买和平后,百姓的负担,也是有增无减。单是宋高宗冤杀岳飞,享受“岁币换和平”的二十年里,南宋大臣胡铨就愤怒抨击:

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以饵犬羊,迄今官府库无旬月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

——送岁币换和平?送得民脂民膏被压榨,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所以也就有了南宋末年文学家周密,那一声“人心离怨,叛亡必矣”的惊呼。对于这位历经宋元改朝换代的文学家来说,这声惊呼,就是真实的兴衰体会。

这“花钱买和平”的岁币,带给宋朝的哪里是繁荣?相反是一个不断放血感染的伤口,直到叫偏安的宋朝,最终无药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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