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齐白石谁得罪的人多?

陈师曾与鲁迅交谊颇深。鲁迅早在南京矿物铁路学堂读书时,便与陈师曾同学。后来两人又同往日本弘文书院留学,“同窗而学、同室而寝。”交往更多。回国后两人又同在教育部任编审,友谊日见浓厚,1909年,鲁迅先生第一部翻译小说《域外小说集》出版时,就是请陈师曾题写的书名。另一部《会稽故事杂集》的书名,也是由陈师曾题写。《鲁迅日记》中,有75处记载两人的交往以及请陈师曾作画刻印的情况。鲁迅对陈师曾的人品和艺术成就评价很高,一九三三年 ,即陈师曾逝世十年后,鲁迅在与郑振铎编印出版《北平笺谱》时,选入陈师曾的作品颇多,并在该书序言中说:“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京,初为镌铜者作墨盒、镇纸画稿,俾其雕镶,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为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盖至是而画师梓人,神志暗合,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郑振铎也在笺谱的序言中写道:“民国初年,陈师曾先生于墨盒作画稿,镌成,试拓以墨,付淳菁阁制笺,乃别饶奇趣,后续成诗笺若干幅,无不佳妙;抒写性情,随笔点染,虽小景短笺,意态无穷,于十竹斋、萝轩外,盖别辟一境矣。”由此可见陈师曾对于工艺美术,亦有不少贡献。
陈师曾经常请鲁迅鉴赏他的书画作品,鲁迅既是他的书画作品的鉴赏者,也是他作品的收藏者。在鲁迅收藏的现代中国画中,陈师曾作品最多。
鲁迅对陈师曾的篆刻极为欣赏,他用的刻名印、收藏印等,多出自陈师曾之手,如“会稽周氏收藏””会稽周氏藏本”、“俟堂”等印章,鲁迅都极为珍视。
陈师曾赠给鲁迅的画作和印黄,后均藏于鲁迅博物馆。
名著中外的艺术大师齐白石,以陈师曾为最亲密、最知己的朋友。据张次汉笔录《白石老人自传》记载:白石老人曾说:“得交陈师曾做朋友,是我一生最可纪念的。”虽然陈师曾比齐白石小13岁,但二人在切磋画艺方面,陈师曾给齐白石的帮助,对齐白石一生影响最深,作用最大。陈师曾逝世,齐白石在《自传》中写道:“我失掉了一个知己,心里头感到异常空虚,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我做了几首悼他的诗,有句说:“哭君归去太匆忙,朋友寥寥心益伤'!‘ 君我有才遭世忌,谁知天亦厄君年’。‘此后苦心谁识得,黄泥岭上数株松’。”
陈师曾逝世,白石老人何以悲痛至此?我们从《白石老人自传》、人民日报高级编辑陈封雄撰《齐白石与陈师曾》、林浩基著《彩色的生命,艺术大师齐白石传》、齐良迟(齐白石之子)撰《回忆父亲白石老人》等书籍和文章中,即可知悉。各文叙述的情节虽有同有异,但所表示出来的情感都是至深的。
白石老人是1917年55岁时到北京的,《白石老人自传》云:
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着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师曾能画大写意花卉,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我在行箧中取出《借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够精湛的地方。题了一首诗给我,说:
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
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
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
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
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
吾画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我时常到他家去,他的书室,取名“槐堂”,我在他那里,和他谈画论世,我们所见相同,交谊愈来愈深。
白石老人在年近花甲之时,“衰年变法”,画风一变,亦是听从陈师曾劝告,而始决计变更画法的。《白石老人自传》又云:
我那时(58岁)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而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画法。我听了他话,自创红花墨叶一派。我画梅花,本是取法宋朝扬补之(无咎)……师曾说:工笔画梅,费力不好看,我又听了他的话,改换画法。
陈封雄的《齐白石与陈师曾》:
齐白石第二次从湖南家乡来到北京。正值张勋复辟,辫子兵四出抢掠,于是他暂到天津避难。乱定之后,他返京在宣武门外法源寺赁屋居住,每日作画为稻粱谋。
那时和平门外的琉璃厂已是一条文化街,古玩店、书店和画店鳞次栉比,书画家和篆刻家多将作品在画店寄售。齐白石也在几家画店展出样品、挂起润格。我的父亲陈衡恪(师曾)当时在艺坛上已享有盛名,经常到琉璃厂一带购买文具和观赏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他自己的作品主要由淳菁阁经售。有一天,他发现齐白石寄售的几幅花卉和篆刻拓样,认为印章刻得很好,而画风则略嫌趋俗,因而很想结识这位在北京刚露面的艺术家。我父亲首先到法源寺去拜访他,两位国画艺术家一见如故。齐白石先生虽然长我父亲十三岁,但是对我父亲提出的有关绘画的见解非常尊重。我父亲曾赠他一首诗(同前《白石老人自传》、此略之)。这首诗是建议齐白石跳出旧窠臼,另创新风格。
齐白石先生完全接受了我父亲的意见,改变画风,自创一格、从而形成了浓墨重彩、飘洒豪放的齐派画法。那时齐白石五十六岁(《白石老人自传》中称58岁--笔者注),所以世称其为“衰年变法”。两位画家的友谊由于经常在一起切磋画艺而日渐浓厚。齐先生也常进城到安福胡同我家和我父亲竟日论画,我家院中有一株老槐,所以我父亲把他的画室叫作“槐堂”。后来齐白石离京返湘省亲,行前贻诗一首有云:“槐堂六月……出京焉得不回头”。
一九一九年他果然又“回头”了,在陶然亭附近租了几间房子,决心定居北京。一九二二年春,我父亲接受两位日本画家的邀请,参加在东京举办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我父亲曾游学东瀛八年,并且在日本开过画展,结交了不少日本艺术界朋友。这次既然是中日联合画展,日方就委托我父亲代为征集一些中国画家的作品。除吴昌硕、凌直元、陈半丁、王梦白等人外,我父亲特别请齐白石拿出七八幅作品去和日本画界见见面。每幅画的售价,齐先生要我父亲做主拟定。我父亲大约带了二百多幅画到东京,展览期间全部被日本各界人士争购一空,齐白石之名遂开始在日本广为人知。若干年后,我在父亲遗物中看到一个小账本,记着带到日本展出的每幅画的售价。在齐白石名下,每幅画的售价少则三十元,多至一百元,比齐先生初到北京在琉璃厂售画时自定的标价高出数倍。齐先生的画共售得三百元。我父亲的画名已为日本人熟知,每幅画一般都可售百元以上。
据我的母亲说,齐白石先生没想到他的画居然在日本能换得三百元,接到我父亲送去的钱高兴得很,曾赋诗记此事。诗曰:“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平生羞煞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
我父亲在一九二三年四十八岁时便在南京因染伤寒证去世了。齐白石失去一位知交,感到非常难过,曾有挽诗云:
君我两个人,结交重相畏。
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
我言君自知,九原毋相昧。
后来齐白石成为中国画坛一代宗师,名传遐迹,求画者络绎不绝,他的润例也就逐渐严格而昂贵。譬如他七十余岁时的润例就写着:“山水、人物、工细昆虫、写意虫乌皆不画。指名图绘,久已拒绝。花卉条幅二尺十元,三尺十五元,四尺二十元(以上一尺宽)。五尺三十元,六尺四十五元,八尺七十二元(以上整纸对开)。中堂幅加倍,横幅不画……无论何人,润金先收”。
我的祖父陈三立从南京移居北京时,齐白石破例为我祖父画了一幅四尺长的工笔肖像画。他说:“我已四十年不画工笔人像了”。我祖父于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不久即逝世,齐白石所撰的挽联是:
为大臣嗣、画家爷,一辈作诗人,消受清闲原有命;
由南浦来,西山去,九天入仙境,乍经离乱岂无愁。
我的曾祖父陈宝箴曾是清末湖南巡抚,因受戊戌政变累而遭黜。我的祖父是清末民初的名诗人,所以齐白石先生有上联的那几句话。
我还记得在齐白石先生七十多岁时,我的一个叔父从南方写信托我母亲购一张白石老人的画。我陪母亲带了钱到跨车胡同十五号齐老先生寓所。老先生听我母亲说明来意后,便满口应允次日取画,至于润金,则坚辞不受,说:“师曾夫人所求,我怎么能要钱,关系不同呵!”第二天果然就画好了,画的还是拒绝为别人画的虫鸟。由此可见齐老先生对我父亲情谊之深。
《幸会英才》是《彩色的生命》其中的一节,记述了陈师曾与白石老人的第一次会见。
齐白石第二次进京,不到十天,就碰上张勋复辟之变。为找一块安静地方,潜心作画,住在法源寺。一天,白石展纸作画,忽然门被推开,进来一位三十来岁的人。互通姓名后,白石惊喜地说:“噢,你就是陈师曾先生,幸会,幸会!”陈师曾也认为能见到白石是三生有幸,并向白石深深一躬。白石慌忙还礼:“师曾贤弟过奖了。你的大名如雷贯耳,早恨无缘得见”。
师曾环视室内,仔细看了白石新作的几幅画,关切地问:“你的画,我见过,功夫不浅,在京城怎样?”白石一听,笑容为之一敛,低沉地说:“京城买我的画的人不多。对于我的画,说法也不一样。不知贤弟有什么高见?”当时,北京画苑精英荟萃,多种流派、不同风格的画师竞相争艳。最享有盛名的是大写意画家如吴昌硕、陈师曾、姚华、陈半丁等。真正能了解白石的画的人,确实为数不多。师曾对白石说:“我很佩服你的画,大胆创作,笔墨高超。不过,凡人不识货,奈何?”师曾仔细品详白石所作《借山图》后,又直率地说:“你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够精湛的地方”。他指着一处山峦的皱法和设色说:“这地方改为干湿相济,而远近群山,大胆删减,画面就显得更为简练明快,这意见不知对否?”白石听了,十分敬佩地说:“贤弟不愧是苦铁的高足,说的实实在理”。
此次会见,师曾给白石书题一诗(见上文)。林浩基说:“师曾的题诗,正是白石一生所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画风。”
此后,白石引师曾为挚友,经常去他家说诗论画。师曾的画室里常挂着白石的作品,他逢人便说:“齐白石的《借山图),思想新奇,笔墨志趣高雅,不是一般画家所能比。可惜一般人不了解,我们应该特别帮助这位乡下老乡,为他的画宣传宣传”。
据《彩色的生命》中另一节“衰年变法”中所述,白石在结识了师曾,并在师曾帮助下,改变了传统画法,开创了新风格。他每隔三四天,请师曾到家里品一次画,而师曾每一次都诚恳地给予鼓励和指点。白石的画终于名扬京华了。这时,白石已近花甲之年,故称“衰年变法”。白石有诗云:
扫除凡俗总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
老把精神苦抛掷,功夫深浅自己明。
陈师曾读了这首诗高兴地说:“现在不是自己明,京城谁个不知道!”
“这都是“多亏”了陈师曾喽!
齐良迟在《回忆父亲白石老人》中有以下记述:
父亲对我说:“在穷苦的日子里,对我帮助最大,朋辈对我友情最深挚的莫过陈师曾,他是第一个。”
父亲又说:“我早年作画,从胡沁园习工笔花鸟虫鱼之属。有一天,陈师曾见到我画的梅花(是仿扬补之的画法),说这样作画,画成无益,劝我改变。陈师曾是位画大写意很有成就的人,我信了他。改变画法以后,自己觉得这一时期的作品真有八大山人的笔意,八大山人还没有我这样的简练。陈师曾连连称赞我的路子对,笔下很有功夫。但又指出太冷逸了,劝我再变,我又信了他。再变之后,可好哩!创出了一条用墨叶子带颜色花的路子来,很多人喜爱。我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对师曾说:在画画的路子上,你对我的帮助确实大,真是难得!可师曾却称赞我笔下的功夫深!”父亲还对我说过:“大约是你刚出生的时候,家里很穷,在北京没有个好住处。不是住寺院,就是住庙子,被迫多少次搬家,日子过得好苦啊!就在这困难的时刻,陈师曾约我参加中日联合画展,我马上画了一些画交他带到日本去。陈师曾从日本回国,说我的画都卖掉了,卖价之高是我当时万万想不到的。陈师曾还说,在巴黎也举办了我和他的画展,日本还拍了我们的电影。此后北京的字画商、外国人,许多有声望的人都向我买画,日子就好过多了。这是陈师曾在我困难的时候诚心帮助我,并热心地向国内外介绍我的绘画艺术的结果呀!我如何忘得了他呢?在你快要读小学的时候,我就有余钱买下我们现在住的这所房子。”
父亲感叹地说:“我把这些事讲给你听,现在有这么多的人晓得你爸爸,这都是搭帮了陈师曾喽!”
父亲的这番话,我是永远记得的。
两法师是指弘一法师和八指头陀,二人均为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诗僧。
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1880- 1942),浙江平湖人。辛亥革命前在日本留学,民初新剧活动家、艺术教育家,擅长诗画,民初即以奇才闻名于世,1918年剃度入山。李叔同本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爱国知识分子,一向为知识界所敬仰,为何成为“法师”呢?丰子恺认为,李叔同是由于对当时祖国前途感到悲哀而失去信心,便以皈依宗教作为精神上的出路和解脱尘世烦恼的一种手段。
八指头陀,也是一僧人,俗名黄读山,僧名释敬安(1851 -1912),湖南湘潭人,曾任中华佛教总会第一任会长,亦是一位成就突出的著名爱国诗人,为后世留下了1900多首诗作。因曾在宁波阿育王寺烧残两只手指,且剜臂肉燃灯供佛,故世人称之为“八指头陀”
弘一法师在年轻时,与陈师曾同在日本留学。二人因在绘画的艺术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志趣相投而渐成莫逆。归国后又一度从事美术教育工作,更加相交过密。1912年, 李叔同在上海主编《太平洋报》画刊,刊登《断鸿零雁记》小说,请陈师曾作插图。1914年,陈师曾为夏丏尊的居舍“小梅花屋”作画,李叔同在其画上端补题一词:“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李叔同入山前曾将自己所画的作品、所藏文物、书籍及衣物分赠给北京国立美专和至交,陈师曾也获得一份赠品。其中一座维纳斯像后在陈封雄先生家珍存近半个世纪,不幸于“文革”中被当作“封资修”给销毁了。
陈师曾一向不文人相轻、同行相妒,他对弘一法师的艺术修养和高标逸韵的人格非常钦佩,并在友朋间广加称颂。如画家徐悲鸿曾为弘一法师画一帧画像,在《补记》中就说到“早岁识陈君师曾,闻知弘一大师为人,心窃慕之”。
陈师曾逝世,在举丧期间,弘一法师身穿灰色僧袍,不通报姓名,径直走到陈师曾灵柩前,伏地,叩首,然后飘然而去。
八指头陀因擅诗,且诗名卓著,故与陈三立有诗交,见陈师曾擅诗作,虽然比陈师曾大26岁,亦成为忘年诗友。从《八指头陀诗文集》中看,收入他与陈师曾的诗,就有《赠陈童子师曾》、《与陈师曾兄弟齐集徐筏谷枣香书屋》、《病中忆徐小谷、陈师曾》、《寄陈公孙师曾五叠前韵》,《陈师曾自日本归,遇于金陵,感而有作》、《余既晤陈帅曾,感赠以诗。师曾亦为余写<茅庵入定图>以为纪念,题二绝句于上》等。
从以上诗题中可知,陈师曾还是“童子”时,就与八指头陀有吟咏往来,且交谊日深,如《病中忆徐小谷、陈师曾》诗曰:“风火为灾聚苦因,支离消瘦病中身。五更钟梵残灯里,一息微微念故人。”陈师曾画赠《茅庵人定图》,八指头陀作诗以为纪念,诗云:“一瞬沧桑换劫尘,茅庵犹剩苦吟身;当时饿虎衔得去,那得为君画里人?”又一首给陈师曾的诗说:“念子东瀛学力增,归来道骨郁峻增。风涛看尽鱼龙舞,犹忆蒲团一个僧”。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青少年时代的陈师曾,就为老一辈诗人所看重,尽管年龄相差悬殊,而他们的诗谊却似昆仲,由此也可看出陈师曾的艺术才华在青少年时代就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陈师曾与鲁迅同在教育部任职时,常常邀集友人若干到绒线胡同西口的一家清真饭馆吃牛肉面条。有一次,他们正在街上行走,恰好有结婚的仪仗从街上走过。陈师曾离开同伴,跟着花轿--道前行,几乎与执事者相撞。鲁迅等人不见了陈师曾,回头寻觅,发现他正紧跟花轿细细观看,大家都嘲笑陈师曾想看新娘子。后来,看到他画的风俗图《鼓吹手》、《执事夫》,大家才明白他追看花轿的用意在于过细观察生活。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这是鲁迅的散文《风筝》中的一个片段。

在人教版最新七年级语文教材中,鲁迅的这篇《风筝》被删除了,引发了社会关注,有支持的,也有反对声音,称这是民族精神的流失。人教社称目前初中语文教材仍有鲁迅先生的6篇文章,占比仍是国内作家中最多,不存在鲁迅文章彻底退出义务教育教材的事情。有专家认为,鲁迅文章太深刻,不是初中生能感知的,不如让他们接触宫崎骏、自然科学以及课外活动。

鲁迅的那篇散文《风筝》,写于一九二五年,时年鲁迅先生44岁。生活的经历和思想的积累,使鲁迅对过往的事情有了深刻的思索和反省。想起儿时因不许放风筝而扼杀了弟弟玩的天性而倍感悲哀。善于解剖自己的鲁迅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反思,抨击了旧中国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引发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孩子的天性?如何让孩子在自由的天地中自由地生活和生长?

鲁迅曾被毛泽东评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使得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对特殊,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鲁迅作品中充满着革命和批判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以往的公众印象里,鲁迅是一位斗士,其所处的时代导致了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他的文章,大多是“战斗的檄文”,是“刺向敌人的匕首”,也处处针砭社会中的黑暗现象和国民劣根性。鲁迅的独立批判精神、历史穿透力、艺术上的开创才能与高品质世所罕见,因而不免被人认为是与时代脱节,与社会主旋律格调不一致,不符合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蜕变的政治需要。

近年来,贬低甚至抛弃鲁迅的声音日盛。在年轻人当中,知道周迅的,估计要比知道鲁迅的多。孩子如果太小,读这么晦涩的文章确实没有必要,但是教材是教材,鲁迅是鲁迅,别老扯到一起。鲁迅招谁惹谁了?动不动就拿鲁迅说事,动不动就上升到意识形态来说事,很没意思。以前满大街都是鲁迅,如今去鲁迅化,其实都不能抹杀鲁迅的文学大师地位。他代表的那个时代,也值得铭记。

我从小就喜欢读鲁迅的作品,尽管当时有不少看不大懂,但还是喜欢。潜移默化,我的文章中,难免会有一点儿鲁迅的影子。前段时间又重新读了《呐喊》和《彷徨》,确实感触与以前完全不同。每个时代,都需要不同的思想灌输和心灵鸡汤。对于我们学鲁迅课文长大的人来说,当时就觉得鲁迅的课文总是有点怪怪的,可能当时社会环境并没这么恶劣吧。可是到了今时今日,鲁迅文章的魅力就展现出来了,总能犀利地贴合现实社会。所以当下是急需鲁迅这样的文章,来拯救当今国人的思想。

鲁迅弃医从文的励志经历,以及对旧社会的文字控诉,曾几何时令他的文章家喻户晓。他敢于抨击黑暗,不是沉默的大多数。你可以说他尖酸、刻薄、不留余地,但你必须尊敬他。我们今天更加需要鲁迅。无论是针砭时弊,还是对于国人劣根性的剖析,鲁迅都是我们民族最好的医生。抛弃鲁迅,等于讳疾忌医,失去的不仅是民族的健康,还有民族的灵魂!

画家吴冠中曾说:我本不想学丹青,一心想学鲁迅。形象能够表现内涵,但文字表现得更生动。愈到晚年,我愈感到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涵,是数千年千姿百态的坎坷生命,是令子孙后代肃然起敬的民族壮景,所以我敢狂妄地说:一百个齐白石抵不过一个鲁迅。少一个鲁迅中国的脊梁骨会软很多,少一个画家则不然。

鲁迅曾悲叹:读他的文字要有深入的阅世,可惜中国读书人恰恰对世态不甚了然。有人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出现过两个思想深刻的“矮子”:一个是鲁迅,一个是邓小平。如今,邓小平的改革正面临巨大的挑战,鲁迅的深刻也不再属于这个浮躁的时代。鲁迅并非圣人、完人,但他是个真人。鲁迅所达成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至少百年来无人出其右。作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阅读鲁迅还是大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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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6]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字雁冰,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
茅盾出生在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从小接受新式的教育。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从此走上了改革中国文艺的道路,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代表作有小说《子夜》、《春蚕》和文学评论《夜读偶记》。
1981年3月14日,茅盾自知病将不起,将稿费25万元人民币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以鼓励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

齐白石(1864年1月1日─1957年9月16日),祖籍安徽宿州砀山,生于湖南长沙府湘潭(今湖南湘潭)人。
原名纯芝,字渭青,号兰亭。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白石山翁、老萍、饿叟、借山吟馆主者、寄萍堂上老人、三百石印富翁。
[1] 是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早年曾为木工,后以卖画为生,五十七岁后定居北京。擅画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笔墨雄浑滋润,色彩浓艳明快,造型简练生动,意境淳厚朴实。所作鱼虾虫蟹,天趣横生。
齐白石书工篆隶,取法于秦汉碑版,行书饶古拙之趣,篆刻自成一家,善写诗文。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代表作有《蛙声十里出山泉》《墨虾》等。著有《白石诗草》《白石老人自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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