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的族属渊源，和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南蛮”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距今五千多年长江中下游及黄河下游一带，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九黎”。九黎以蚩尤为首领，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不断地开拓发展成为雄据祖国东方的强大部落。在黄河上游姬水以黄帝为首的另一部落，不断向黄河下游发展，与“九黎”发生冲突，在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大战之后九黎败北，蚩尤被杀，势力大衰，九黎部落的相当大部分战败后向南迁徙。

尧、舜、禹时期，九黎部落又发展起来，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三苗”。当时，聚居洞庭、鄱阳诸湖和汶山、衡山等地，与尧、舜、禹为首的部落联盟进行过长期的抗争。经过禹的征伐，“三苗”集团的势力被彻底削弱，部落联盟被分化瓦解，使大部分族人离开江淮和洞庭、彭蠡之间的平原地带，避人山林沼泽，开始向西北和西南山区迁徙。

商、周时期，“三苗”的主要部分在长江中游地区与其他部落一起被称为“南蛮”(亦称“荆楚”)。“南蛮”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楚国的主体居民。到西周中叶，“荆蛮”已成为周朝南方的劲敌。故从昭王开始，对“荆蛮”多次进行“征伐”，“荆蛮”的势力受到削弱。九黎、三苗、南蛮、荆蛮之问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他们是苗族不同时期的先民。

历史上，布依族在秦汉以前自称“濮越”或“濮夷”；东汉六朝称“僚”，唐宋称“蕃蛮”，元、明、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八蕃”、“仲家”、“依家”、“布笼”、“笼人”、“土人”、“夷族”等。1953年，人民政府征求本民族意愿并经国务院批准，统一命名为布依族。

布依族自称“濮越”或“濮夷”。汉字记音写作“布夷”、“布依”、“布越依”等等。“濮”在布依语中是“族”或“人”的意思。故旧方志中，有将布依族记为“夷族”、“夷家”、“夷人”者。“夷族”曾是布依族族名确定以前的普遍称谓。50年代初，地方人民政府挂牌以“夷族”命名，如惠水县为“惠水彝(夷)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镇宁县扁担山区为“镇宁县扁担山彝(夷)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当时布依族人士进京，填报的民族成分为“夷族”。1953年，“布依族”族名确定后，才统一改为布依族。但时至今日，农村的汉族、苗族、仡佬族仍习惯称为“水家”或“水族”者，他们实际上都是布依族。

除自称之外，不同地区布依族之问还互称为“布依”、“补笼”、“布那”、“布土”或“布都”、“布央”、“布笼哈”等。又有不同姓氏氏族问互称为“布武”、“布韦”、“布鲁”等等。

侗族自称为Gaeml，有的地方读做Jaeml或Jeml，自称一致，含义相同。在湘黔桂之通道、黎平、三江的三县交界一带，侗族内部还有Jaem laox、Jaeml jaox和Jaeml tanx之互称。与侗族相邻居住的水、壮、仫佬、毛南、布依、仡佬、土家等民族，对侗族的称呼均与侗族自称相同。相邻居住的苗族和瑶族分别称侗族为tai35 ku435。皆名从侗族自称。

由于侗族及其先民历来居住溪峒，唐代及以后史籍还以“峒(峝、洞)蛮”或“峒民”泛称。宋代始有专称，北宋时用汉字双音切记为“佶伶”(kei13lam35)，南宋时变为“仡伶”(ke13lam35)。明代及以后，在历史上佶伶(仡伶)居住的溪峒，由“峒(峝、洞)蛮”的泛称和对佶伶(仡伶)的双音切记改为“峒(峝、洞)人”或“侗人”的专称。其理由是：“侗人居溪峒中，又谓之峒人。”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年，江阴侯吴良征“五溪蛮”由怀远(今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入时，该县附郭“侗、僮遐迩以居”。此后，“侗(峒、尚、洞)人”之名屡见明代史籍。(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黎平府·风俗》卷7、嘉靖《贵州通志·黎平府·风俗》卷3、郭子章《黔记》等，都详细记载了黎平府属“洞蛮”即“峒(侗)人”的社会组织、生活习俗等情况。以上同书还分别记述了镇远、思州、石阡、思南、铜仁等府“峒(侗)人”之生活状

况。明嘉靖田汝成在《炎徼纪闻》卷4中说：“峒人，一日洞蛮，散处样舸，舞溪之界，在沅者尤多。”到清代，“洞(峒、侗)人”主要聚居湘黔桂毗邻地区，与今侗族分布情况相吻合。由于清乾隆时苗族农民起义声势浩大，与苗族相邻居住的“峒(洞、侗)人”，又被称为“洞(侗)苗”、“侗家苗”等。康熙《贵州通志·蛮僚·洞人》卷30及同书《户口》卷10记载，黎平、思南、石阡、铜仁、镇远等府仍称为“洞(峒)人”或“洞蛮”居住地。爱必达在《黔南识略》卷13清江厅、卷17镇远及石阡府、卷21黎平府、卷22古州厅等处，则将“峒(洞)人”归为“苗”称“峒(洞)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定名为“侗族”。

侗族的族属渊源，与我国古代“百越”中的“西呕”(又称“西瓯”或“瓯骆”)及后来演变的“乌浒”、“僚浒”(原文均为“犭”旁，现改“亻”旁，下同)有密切关系。秦始皇时，曾用50万大军为五路进攻岭南一带，其中“塞镡城之岭”的第一军正面与“西呕”部族接触。秦取岭南后，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其中象郡有镡城县。西汉元风五年(公元前76年)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牁”二郡，镡城县改隶武陵郡，地处“武陵西，南接郁林”。魏晋至南北朝，这一带的居民被称为“乌亻许”(又称“乌浒”)或“僚浒”、“僚”。(南北朝)盛弘之《荆州记》载：“舞溪(即海水，又称湃阳河)僚、浒之类，其县人但羁縻而已。溪山阻绝，非人迹所履。又无阳(县名，辖及今天柱、三穗、玉屏、万山等地)乌亻许万家，皆咬蛇鼠之肉，能鼻饮。”到唐代，史籍对故无阳县一带的居民称为“峒蛮”。《唐书》记载：“唐元和六年(公元811年)，黔州大水，环城郭，观察使窦郡发‘峒蛮’治城，督促太急，于是辰、叙二州蛮张伯靖等反。”

到北宋时，在故无阳县西南出现了佶伶(仡伶)为单一族称及其表现于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活动载人史册。北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懿、洽州(辖及今万山、玉屏、天柱一带)发生了“蛮酋”合“佶伶”抗拒官军之事。其中，有“佶伶万众乘舟屯托口(今湖南黔阳县属，位于渠水、清水江交汇处)，神宗皇帝和王安石为之震动。”到南宋，史籍将

“佶伶”改称“仡伶”，仍以抗拒官军著称。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记载：“辰、沅、靖州蛮，有仡伶、有仡僚、有仡榄、有仡偻、有山徭，俗亦土著。”“诸蛮惟仡伶颇强，习战斗，他时或能为边患。”当时，在“仡伶”中，以靖州(辖及今黎平、锦屏和天柱南部一带)杨姓和沅州(辖及今万山、玉屏、三穗和天柱北部一带)吴姓的势力较强。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知辰州章才邵说：沅陵浦口的膏腴水田，给“靖州仡伶杨姓者佃作而课其租”，结果“杨氏专其地将二十年”。由于“其地当沅、靖二州水陆之冲”，宋朝官吏对其实力之扩展，日夜畅厉。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沅州生界仡伶副峒官吴自由子三人，货丹砂麻阳，巡检唐人杰诬为盗，执之送狱，自由率峒官杨友禄等为乱”。同时，沅州西南的“古州”(辖及今玉屏、万山等地)和“思州”南部(辖及今镇远、岑巩、三穗、江口、铜仁、石阡等地)，仍为“沅州生界仡伶”居住地。靖州东面的邵州西部即原徽州地，也为仡伶杨氏居住地。靖州南面之浔江、融江和王江流域，也为仡伶杨氏活动范围。估伶(仡伶)居住的溪峒，在侗语中至今还保留着“九溪十八峒”、“九溪十峒”以及诚州、五开等古地名。

土家族是中华民族的古老民族之一，有悠久的历史。贵州土家族族源与古代巴人有渊源关系。今贵州土家族主要分布地为古巴国之南境。《华阳国志》记载巴国疆域时，指出：“其地东至鱼复，西至焚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①据考证，鱼复即今重庆市奉节，焚道即今重庆市宜宾，汉中即今陕西汉中，涪即涪陵水，乌江下游重庆市部分，黔即贵州黔东北部分地区。这里指的黔涪就是巴子国被楚庄跞略占以前的“巴黔中”地，其区域包括今重庆市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数县和贵州的沿河、德江、务川、印江、思南等县地区。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中也指出：“‘黔’指原属楚国，后属秦国的黔中郡，辖今湖南西北部及湖北、重庆市、贵州的邻近地区。”又日：“南极贵州思南一带。”④所谓“思南一带”应包括今思南及邻近地的印江、德江、务川、沿河等地在内。

据《汉书·西南夷传》载，楚威王遣其苗裔庄趼“略巴黔中”，颜师古注称：“黔中，即今贵州是其地，本巴人也。”此“巴黔中”，即指黔中。因原属巴国所辖，后被楚所略占，故称“巴黔中”。颜师古为唐人，黔州系唐朝所置，据《元和郡县志》记载，黔州辖有务川、思王、思邛三县④，其地域包括今思南、德江、务川、印江、沿河等地。“本巴人也”系指这片地域的居民本为“巴人”。

尔后的《十道志》也云：“楚子灭巴(指楚占领当时巴的国都——枳)，巴子兄弟五人流人黔中。汉有天下，名日酉、辰、巫、武、沅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辰溪即辰水，辰水的上游在贵州部分称锦江，又分为铜仁大、小两江，大江上游在江口县城又为两江汇合，故江口县城又称双江镇。此三条支流均发源于武陵山主峰——梵净山。因此，五溪中的辰溪包括今铜仁市和江口县及松桃苗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也就是说，铜仁、江口、松桃也居住有巴人的后裔。

现在贵州土家族分布的沿河、德江、务川、思南、印江、江口、铜仁等地，早在春秋战国以前，巴人就活动在这块地域了。

关于巴人的来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有一段较完整的记载，日：“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晖(音审)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日：‘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④夷水即今湖北鄂西的清江，武落钟离山即今湖北鄂西长阳县境内假山，夷城即今恩思。巴、樊、晖、相、郑五个部落，互争雄长，最终以巴部落酋长务相获胜，成为这五个部落的统帅——廪君，其余四个部落“皆臣之”，形成以巴为首的部落联盟，并不断发展、壮大。

关于古代巴人的活动，史书亦有记载，《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家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最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日子。”⑤说明巴不仅参加了讨伐商纣王的战斗，而且得到最高的封赏。建立巴子国后的活动，该志书中有详细的记载。

唐人李贤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注中引《世本》日：“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廪君即赁人。《说文解字》解释：“篮，南方蛮也。”说明廪君是巫山地区的茧人，茧人属百越族系。《隋书·南蛮传》中，将茧人明言归为百越类，日：“古先所谓百越是也”⑥。该书中地理志又说，茧人的“居住、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僚”。④巴，最早见于甲骨文。除上述《后汉书》中记载了巴的来源及历史外，还有《山海经·海内经》中也有记载，日：“西南有巴国，太嗥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⑧太嗥，传说中的古代东夷族首领，即东方部落族系，南迁后成为百越中的一部分。《蛮书》也以茧为百越而加以记载。

根据《华阳国志》对巴国境内居民的记载，日：“其属有濮、贲、苴、共、奴、猿、夷茧之蛮。”⑨其中夷篮为巴人前已说明。据《舆地记胜》卷162中引《晋中兴书》日：“责者，廪君之苗裔也。巴氏子务相……立为廪君……。秦并天下，薄其税赋，人出钱四十，巴人谓赋为嗥，遂因名焉。”又，郭璞在《上林赋注》中日：“巴西阆中有渝水，僚人

居其上。”徐中舒在《论巴蜀文化》中指出：“责民就是板蛮，他们都是廪君之后。”童恩正也认为“此僚即指板楣蛮或责人而言”。⑩刘琳解释说：“僚人”实指责人。可见，责人为廪君苗裔，也即为巴人之裔也，于是，巴国境内的责、夷蛋都是现在贵州土家族的先民。

土家族的称谓，历史文献中没有统一的记载，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称谓，或者被统称于一个名称之内。加上土家族又是众多的人们共同体不断地融和而成。至于“土家”这个明确的称谓，是在明清“改土归流”后，汉人大量迁入时才出现的，时间较晚。

春秋战国时期，以国命人，时称“巴人”。秦汉时期以其地域称族，将巴蜀之民统称为“南蛮”，其中就包括有巴人。三国时，史书将五溪地区的居民统称为“五溪蛮”，其中就包括有土家族先民。到晋朝时期，以《华阳国志》为代表，记述了巴人的先民，其中为廪君后裔的有责、夷篮、白虎复夷、板楣蛮、弼头虎子等。其后的《宋书》却把巴人后裔纳入了“盘瓠之后”。在《南齐书》中，又出现有“武溪酉阳蛮田思飘冠抄”，“湘川蛮陈双，李答……”等记载，将这一带的土家族先民称为“武陵酉溪蛮”、“湘川蛮”等。@《周书》中，沿用了《南齐书》的称谓，称为“酉溪蛮”。《北史》，对土家族先民的记载较为具体。载日：“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

户，更相崇树，称王侯。屯据山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⑩该传还列有田乌渡、田弘等首领人物的活动。《隋书》则载称“有猿、萤、蛮、赉，其居处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僚，而亦与蜀人相类”。将其总归于“南蛮”类。⑩唐宋时期，对于土家族先民的称谓较细，诸如：“夔州蛮”、“彭水蛮”、“辰州蛮”等。《太平寰宇记》中，思州条下的风俗部分载：“蛮僚杂居，言语各异。”思州辖的思邛县下又载：“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招集生夷僚以置。”这里把当时思州境内的居民都归为“蛮僚”，而且有着自己不同的语言。到宋代，对于土家族先民的称谓有所变化，《宋史》里将田{；占恭所领军队称“土丁”，出现了“土”字。以后的《续资治通鉴》称田祜恭为“思黔夷，所部土丁药箭手，轻趣勿山险”。⑩又(嘉靖)《思南府志》载：“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蕃部长田祜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⑩对以思州为代表的贵州土家族田氏政权称为“思州夷”，称田{；占恭为蕃部长，把田祜恭归于“夷”类。

进入明代，史书方志对贵州境内的土家族先民的记载就更多、较详。《明实录》中称思州、思南等处为“土人”，(明)《寰宇通志》思南府条中也称“土人”。(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思南府条下载：“居东南者，若印江、朗溪，日‘南客’，有客语。居西北者，若水德江、蛮夷、沿河、务川者，日‘土人’，有上(土)语。”⑩以上引文中提到南客和土人。关于土人，上文已叙，南客即指“冉家蛮”。据《炎徼纪闻》载：“今酉溪、乌落(罗)之长多冉氏，一日‘冉家蛮’，之后日‘南客子’，其俗散处于沿河{；占溪、务川之间。”在德江县内有一个乡名叫南客。在(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中，明确指出：土人即土蛮。(嘉靖)《贵州通志》铜仁司条下载有土人。省溪司条下亦载有土人。明郭子章在《黔记》中称：“贵州本夷地，一路诸城外，四顾皆苗夷，而种类不同。自贵阳以东者，苗为伙，而铜苗九股为悍，其次曰仡佬，曰佯，曰土人，曰峒人，曰蛮人，曰冉家蛮，曰杨保，皆黔东夷属也。”⑩在《明史纪事本末》里亦有类似记载。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即本地人。自明以后，经历了土丁、土人、土蛮等称谓，直到最后被明确为土家族。

彝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全国有780多万人口，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贵州彝族的族源问题，有来源于卢人说或土著说等多种，目前比较多的看法是来源于古代的氐羌。

氐羌是我国古代一个人数众多、支系纷繁、分布辽阔、势力强盛的族群。他们最早活动于今甘、青、川、陕交接地区以至滇西的广大地方，并不断地向四周发展。早在传说时代，由黄帝领导的部分就从黄河上游积极向东发展，首先与居于黄河中游一带的炎帝部落结成同盟，共同入主中原，成了中原的主人。后来夏、周的统治者也都源出今川陕一带的氐羌。他们先后进入中原，建立了王朝。当夏、周兴起向东扩展时，留在西北至西南一带的氐羌各部，社会发展则比较迟缓，基本上保留着氏族、部落的组织，过着游牧生活。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直至战国秦汉时期，他们中的不少部分还处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状态。古代氐羌的生活和文化特征如以父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臀嫂；言语多好譬类；死则焚其尸；贵妇人，党母族等，与历史上彝语支各族相比大概相同，所以氐羌是今西南彝语支各族的先民。贵州境内的彝族与古代的氐羌有密切的族属渊源关系。

贵州彝族的来源，据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记载，彝族始祖名希母遮，他原率领部众居住在“牦牛缴外”的“邛之卤”，即今四川汉源一带。三十一世传至渎母吾，迁至泸阴之山，即今滇东北的会泽、东川一带。渎母吾娶妻三人，共生六子，即彝族史称之六祖。其后子孙繁衍，各立疆场，分为武系、乍系、糯系、恒系、布系和默系六支，散布在滇东北、黔西北及川西南地区。始祖希母遮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即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渎母吾的时代，约在东汉时期。东迁入贵州的彝族先民，主要是布、默两支，另外有恒系、乍系的一部分。

据《大定府志》、《安顺府志》、《贵州通志》和《明史》等汉文文献记载，济济火曾助诸葛亮平定南中，因“纳粮通道”有功，被封为王，这是后来的事。彝族先民进入贵州的时问，应在东汉时期。但这也就彝族先民的主体而言，据《后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等记载，西汉统治者诛杀夜郎王时，曾发生“夷濮阻城”、“夷僚咸怨”的情况，当时被称为“夷”，包括彝族先民在内的氐羌族系的民众，在当地居民中已占有一定的比重，因此，至迟至两汉时，彝族先民已迁徙进入贵州，只不过尚未形成主体民族而已。

彝族的族称，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彝族的认识不同，因而对彝族族称的称渭也有所不同。

秦汉时期，彝族先民被称为“昆明”、“叟”和“离”等。《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日‘昆’，小种日‘叟’。”昆明当时主要分布在东起滇池一带，西至澜沧江流域的广泛地区，其聚居中心为襟榆泽，昆明是西南夷中势力强盛人数众多的族体，因而被称为“大种”。他是包括今彝语支诸民族的共同称谓。西汉后，昆明作为族称不再普遍使用，但直至唐宋时，昆明作为族称仍在贵州彝族中保留着。《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昆明，在黔川西南三千里外，地产羊马，其人椎髻、跣足、披毡，其首领披虎皮。天成二年尝一至。其首领号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遣使者来。”昆明作为族称，在贵州彝族中使用得最长。

粥也是彝族先民早期的族称，西汉时，尚的活动范围与昆明差不多。汉武帝时，设越瞄郡，当与活动于这些地区的离人有关，作为族称，三国后，离在记载中不再出现。作为彝族先民族称，代之而行的是叟。叟与昆明属同一民族群体，为夷人的“小种”。三国魏晋时期，叟逐渐发展成为包括彝族先民在内的夷系民族的族称，在有的地区，叟与昆

明互用。《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计平之。”这里的叟，无疑是昆明的代名词。

叟作为彝族先民的族称，在近代彝族中仍保留着，今彝族自称“诺苏”、“苏”即人之意，而“苏”即“叟”的对音。

唐宋时期，彝族先民被称为“爨蛮”、“乌蛮”。唐时，南中大姓氏称霸“南中”，其统治区域内以彝族先民为主体，爨人成彝族先民的族称。以后，不在爨地的彝族先民也被称为爨人，自元以来，爨人逐渐成为一种专指彝族的他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曲靖府》说：“罗罗，一名爨，而有黑白之分。”这一时期使用得较多的他称是“乌蛮”。乌蛮是居住在东爨区域内的主体民族，“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乌蛮中以阿芋路、陈猛、夔山、暴蛮、卢鹿蛮、磨欢敛、勿邓七部著名，史称“乌蛮七部”。七部中除勿邓外，其余六部分布在滇东北和黔西北一带，同今滇东北和黔西北的彝族有着直接的族源关系。 元明清时期，彝族被称为“罗罗”。“罗罗”即唐宋时期的乌蛮。李京《云南志略》说：“罗罗，即乌蛮也。”“罗罗”虽是汉语对彝族的他称，但本意起于彝语的意义。“罗罗”原

是彝族先民某些部落的自称，“罗”在彝语中意为“虎”，自称“罗罗”，意为“虎族”，当与彝族崇拜虎图腾有关。《玉溪编事》说：“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则化为虎，有罗藏山。”“罗罗”的他称一直沿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贵州彝族自称“诺苏”，对彝族内部各支系，又有“哪苏”、“兔苏”、“腊勾”和“果”等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彝族人民根据自己的民族意愿采用礼器之“彝”作为本民族的族称。

商周时期，我国南方有一种被称为“濮”的古族群，因其分布辽阔，人口众多，而有“百濮”之称。伊尹的“四方令”里即已提及：“正南：甄、邓、桂国、损子、百濮、九菌。”武王发纣推翻商王朝统治后，于成周大会诸侯及“四夷”，西南地区的濮人曾以特产丹砂前往朝贺。《逸周书．王会》载，“卜人以丹砂”，孑L晁注：“卜人，西南之蛮也”，“卜即濮也”。另一种使用有肩石斧、有段石磙的古族群为“越”，他们散布在东南沿海及今广西一带，人们泛称为“百越”。春秋战国时，广西境内的部分越人，溯水北上西进，移入西南地区，与濮人杂错而居，人口渐繁，以致《华阳国志·南中志》误认为，“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杂居于西南地区的濮人、越人生活习俗互相影响渗透的部分，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族群——“僚”(“僚”原写作“獠”，作为族称当读作“佬”)。战国时期即有“僚”人出现。《华阳国志．蜀志》载，保子“帝攻青衣，雄张僚焚”。汉代的僚人已是夜郎国的主体居民。唐初，僚人中的一部分发展为单一民族——“仡佬”。《六祖坛经·行由品》载慧能法师语：“汝是岭南人，又是葛僚，若为堪作佛。”《元和郡县志》卷三十载，洛浦县“甚险固，仡僚反乱，居人皆保其土”。宋《溪蛮丛笑》始写作“仡佬”。

南朝《水经注．温水》载，“遂雄夷濮”的夜郎承袭者于汉武帝时被杀，引起“夷僚成怨”，明确僚人是由濮人演变而成。彝族先民与仡佬族的先民接触较早，确知濮人是仡佬族的先民，《平远州志·艺文志》载，彝族民问“依仿先朝IH~II：满三年一普夥。普谓称仡佬，夥谓祭献”。“普”即濮人。彝语为谓语后置，普夥意为祭仡佬族的先祖濮人。至今彝语仍呼仡佬为濮，呼仡佬族的发祥地北盘江为“濮吐诸衣”，意为仡佬族开凿的河流。元《异域志．僚人》谓，“僚……有打牙者，为打牙葛僚”。(明嘉靖)《贵州通志》谓，古称僚，一日倬佬”，确指仡佬族系从僚人中分化出来的。濮人和僚人相继是仡佬族先民。

贵州各族共认仡佬族是贵州最古老的民族。安顺地区称为“古族”，遵义地区呼之为“古老户”。农村广泛流传有“蛮夷仡佬，开荒辟草”之语。吃新节时，仡佬族人可在村寨附近他族人的田地里摘取谷物祭祖，不遭斥阻。人死送葬，不丢买路钱。这些都反映出人们对仡佬族先民濮人、僚人开发贵州高原历史功绩的缅怀与崇敬。

水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关于水族的来源问题，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水族是由古代南方“百越”族群中“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单一民族。

秦汉以前，岭南一带居住着“骆越”、“西瓯越”、“南越”等许多部落，他们与东南沿海的其他诸越部落，统称为“百越”。从历史发展的迹象以及文化生活特点、语言等方面考察，水族是由“骆越”的一支发展起来的。水族民间传说，他们的祖先原先居住在邕江流域的“岜虽山”一带，而邕江流域正是古代“骆越”活动的地区。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发兵50万进军岭南，遭到西瓯、骆越等部落的顽强抵抗，直到公元前214年才统一岭南，并置南海、桂林、象三郡，设官治理。受战乱的影响，水族先民被迫沿龙江溯流而上，经今广西河池、南丹等地向北迁徙，移居黔桂边境，从此开始从骆越的母体中分离出来，逐渐向单一民族发展。从今天水族的宗教活动和生活习俗中，仍然可以找到许多这种迁徙的迹象。如鬼师的“祭谷魂”咒语中，便提到是祖公随河上来时，从海边带来了谷种；按照丧葬习俗，水族在老人过世后，其尸骨在入土之前，与死者有父系血缘关系的亲族须忌荤吃素，但鱼虾等水产不忌，并以鱼作为向死者敬供的必需祭品，在盛大节日(如端节)的祭祀与宴客时，鱼也是必不可少的供品与菜肴，这是水

族古代先民在海滨和河边过着渔猎经济生活的一种遗俗；老人过世时，“鬼师”要为其做一只纸船，内置死者灵位，然后焚烧，恭送死者灵魂回归祖先的发祥之地，这一习俗表明，水族祖先的原先居住地在江河湖海地区，船是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

在语言方面，水语保持了“百越”语言的大量入声字音和短促调，其词汇中保留了许多南方动物诸如“大象”(水语读t跳酽)等的语音，水语对于鱼虾类以及渔业生产中诸如船、网、鱼又、鱼笼等工具，都有众多的词汇。在水族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中，也有其祖先在广东、广西生活状况的大量传说。如：“古父老，住在西雅，发洪水，四处散开。在

广东，做不成吃，在广西，积不起钱，哥随红水上去，弟顺清水下来，中问公，渡过彼岸，到贵州，养育后代。”另外，从今天水族以稻作农业为主，居住“干栏”式房屋，酷爱铜鼓，具有悠久的鱼文化等现象来看，均表明其祖先在历史上与“百越”族群的渊源关系。

汉至魏晋，虽然中原战乱频繁，但水族先民所居的黔桂边境，社会秩序却相对稳定，使其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持续发展。隋唐之际，水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的前提下，其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心理文化素质已逐渐形成，于是，水族作为单一民族也正式形成。为此唐开元年中，设置了以安抚水家人为主体的抚水州。

明朝洪武年间以后，由于“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使江南大量汉族居民迁入水族地区，他们与当地少数民族长期共处和通婚，后来有一部分后裔融入水族。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兄弟民族之一，它是由分散在祖国各地的、来源不同而又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多种民族成分联结起来形成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这些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各种人中，主要是元朝东来的中亚各族人和波斯人、大食人以及汉人、蒙人、回鹘人等。

唐代，我国和阿拉伯半岛的交通大有发展，交通路线正常的有两条，一条是陆路，由长安经西域通中亚波斯到大食(唐时称阿拉伯为大食，大食一词，是阿拉伯人用语“塔吉尔”即商人的意思)。另一条水路，由广州经南海、孟加拉湾、阿拉伯海、波斯湾到大食。由于我国唐代与阿拉伯半岛交通方便，大食人和波斯人(泛指波斯湾一带的人)到中国

来经商的很多，兼之唐朝廷对外商到中国经商只征收很轻的关税，甚至连关税也免除，并准予在中国买田宅，因而，大食商人和波斯商人愿到中国经商。他们来往于中国的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有的人为了便于商业活动，也就寓居下来。

两宋时期，大食人、波斯商人仍不断经由海路来中国，有的在一些对外贸易港口如泉州、杭州、广州等地寓居下来，并与当地居民(主要是汉族)通婚，所以宋时已有“土生蕃客”、“五世蕃客”的说法，其意思是说，这时的大食人、波斯人，有的是在中国土地上生长的。

宋末，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时，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率师西征，到达中亚。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时，成吉思汗长孙拨都率师第二次西征到达今里海北部，以及匈牙利、波兰、德意志、奥地利等地。宝袼元年(公元1253年)，蒙古宪宗蒙哥又命旭烈兀举行第三次西征，到达今叙利亚等地。蒙古汗国发动的第三次西征中，征服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各族人民。蒙古统治者每攻占一地，即搜刮工匠人才，俘虏妇孺为奴，还签发征调大批各族青年组成“回回军”到东方帮助攻打宋朝，先后来了数十万人(或说来有二三百万人)。东来的各族人(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回纥人和回鹘人)被编为“探马赤军”，充当前锋。蒙古统治者对他们规定：“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当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时又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于是被编为“探马赤军”的各族人随着一步步占领宋朝国土，便一步步分散居住于中国各地，有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取得农民身份；有的人成为兵农合一的“屯戍”人户。后来就是各地称叫回回营、回回村或某家营、某家乡、某家村的开始。

元朝，东来的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以后就成为形成回族的民族成员基础。回族在形成民族过程中吸收有不少汉人，其中有自愿归信伊斯兰教的，他们经过“进教”的程序，并遵循教规，久后也就被视为回族成员了；还有的是汉女嫁回男而成为回族的，亦有汉男娶回女而成为回族等，直到今天，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汉民族还称回族为“亲戚边”，成为历史流传的佳话。

公元14世纪中期元朝灭亡后，察合台汗后裔秃黑鲁贴米尔信奉了伊斯兰教，在他统治时期，有16万蒙古人成为穆斯林。今天回族中姓铁、何、脱的皆蒙古族后裔。

除上述各种人外，也还有其他民族的人融合在回族成分中，如西藏自治区来自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的商人加人中国国籍后，自己便报称是回族，而别人也称他们为回族。河北省沧州一带有菲律宾信仰伊斯兰教的侨民，后来成为回族的一部分。山东省德州一带，回民中的安、温两姓系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来中国访问时病死在德州后，第二子温哈剌和第三子安都鲁留居中国遗传的后人。云南省有傣族、藏族、白族、彝族人融合到回族中。此外，还有因婚姻等关系而融合有别民族的人等等。

白族族源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迄今尚未定论。归纳起来，有四说：

其一，认为白族是云南的土著民族，源于汉代洱海区域的“昆明人”，与两汉史籍所称的“离”、“昆明”和三国两晋以后“叟”、“爨”及唐宋史籍所称的“白蛮”、“河蛮”有渊源关系。汉初，内部分为36个部落，分布在今大理、保山一带。蜀汉以前，统称“昆明之属”。隋唐之际，因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昆明人”又分为白蛮和乌蛮，白蛮演变为白族，元、明时称为“白人”或“焚人”。

其二，认为白族为氐羌之后，系氐羌的一支。由西北迁来，与洱海地区的土著融合，又掺和部分汉族，在南诏时期开始形成为白族，大理国时期得到巩固发展。

其三，汉族后裔说，认为白族是古代楚、蜀两个方面的汉人迁入洱海地区后混合而形成的。

其四，认为白族为多元民族，不是一个种族发展而来的，是由洱海地区的“昆明族”、“哀牢夷”、“白蛮”等不同的族系和汉民，逐渐融合为“白族”。

关于贵州白族的源流及形成年代问题，也在探索之中。马曜、尤中等多数专家认为，白族与古氐羌族群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即“焚，羌之别种也”。据考古发掘和史志记载表明，约在二千年前，贫人先民已使用金属器，进入文明社会，农牧渔猎业已有一定的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开的五尺道和汉武帝时开的焚道，皆穿过今之云南、贵州和

四川三省交界区域，沿线今云南昭通、会泽、东川、今贵州威宁、水城一带，已有焚人散居，这说明是时焚人活动之范围已扩展到今之黔西北边缘，且与祖国内地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反映了焚人是属这一带白族的先民。

魏晋南北朝时期，贵州西北部地区的焚人分布，北起播州即今之遵义地区，西北至彝族君长乌撒部统治区即今之威宁、赫章，西南抵达播勒、于矢部所辖之地即今之安顺、关岭、罗甸、兴仁、普安和盘县等地，可见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另据民族学资料获知，当时的白族大多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平坝、集市和经济文化发达的交通要冲，已发展成为

贵州西部地区的先进民族之一。是时，贵州白族的分布面基本定型，但在其居住范围内，仍然进行着自然和人为的纵横交错的迁移。

唐宋之际，南诏、大理国的统治区域“三十七部”，包括今之贵州西部绝大部分白、彝族等地区。为了有效地统治诸部乌蛮势力区域，段思平取得政权建立大理国后，分封白族人到关津要隘和富沃之地，为段氏征收赋税和担任军事防卫要务。大理的不少白族官员，携带妻室儿女，组织远征军翻山越岭，长途进军贵州西部一带屯驻，监督和管理乌蛮各部军政事务，故贵州白族中有一部分是南宋大理国时期从大理迁来的。大约从那时起，贵州省西部地区的白族与彝族杂居相当普遍，两族人民往来亲密，互通有无，共同组织社会生产，很难从地域上把他们区分开来。同时，人口始终是少数的白族开始大量吸收彝族优秀文化来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内容。这还可从现今某些彝族的谱牒中查到依据。威宁、赫章两县的白族张、苏、李、赵、杨等姓氏均属当时进入黔西北地区焚人军人后裔。白族苏氏谱碑记载“由滇入黔”。白族张姓家谱记载：“我族同胞本至亲，连根共蒂一家人，洱海苍山桑梓地，碧鸡金马子孙春，算来均系九龙派，散住滇黔作毗邻。”白族赵姓谱碑记载，祖先“游历滇黔，落业乌撒”。

忽必烈于南宋宝{；占元年(公元1253年)率军南下，破灭大理政权，白族部分军人受蒙军重用，再次统领“爨焚军”，向彝族统治势力雄厚的滇东和贵州西北部征讨，并留居乌撒、播州、水西及于矢部各地，东至湘西一带。这些“爨焚军”“取夷女为妻”，繁衍后代。《乾隆弥勒州志》卷二十一说：“焚人(即白人)，始为大理王，分居诸邦，夷人尊之为长。”《白族简史简志合编》第三章第二节说：“元代白族主要聚居于大理路和鹤庆路，此外中庆路、威楚路、元江路、永昌府、腾冲府、建昌路及乌撒(今威宁)等地都有白族的小块聚居地或杂居。自唐宋以来，随着南诏大理国政治势力和军事屯驻以及云贵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许多白族迁到上述各地，并逐渐定居下来。”据史载，今滇、川、黔连接地带早在元代以前就有白族杂居于其他民族之中。据《云南通志》载，元代屯田于乌撒的爨白军就有¨4户。尔后因姻亲关系被滇东和黔西地区的彝族各部君长起用作谋士、外交大臣等。明代初年，善于作战的“焚人士军”，受王朝之命，又进入今黔西南、六盘水、毕节和遵义等地镇守，少数段、杨、尚等姓氏曾做过明王朝在贵州的官员，身穿汉服，俗从汉礼，吸收的汉文化逐渐丰富起来，形成与唐宋之际来威宁、赫章的“彝罗苴”在文化上的区域差异。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深化，遵义的白族受汉官排挤，几经迁移，历尽艰辛，最后落脚水西彝族势力中心区域今之大方、纳雍等地，与当地焚人遗裔发展成为今天的段、尚等姓氏白族。从清朝中期以后，“改土归流”在黔西北白族地区异常迅猛，地方土官势力全面崩溃。为避免歧视，白族人民攀附祖籍，痛改族称为汉族或彝族，并从城镇周围迁到交通闭塞、便于防守的荒凉地区落居从业，沿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返本归源”止。

白族中的南龙人，是明初人黔的“南京人”和贵州的“龙家”经过长期的融合、迁徙散居、称谓演变、认定形成的共同体。

龙家是贵州的古老民族之一，《元史》、《贵州通志》、《大定府志》、《清镇县志》等80余部文献资料，均有关于贵州部族龙家的记载。其支系较多，诸如大头龙家、小头龙家、马镫龙家、曾竹龙家等。明代以前，其主要分布地区是贵阳、安顺、黔南、毕节等地。

《元史。地理志。云南行中书省》载：“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初，罗思、吕国瑞人贿丞相桑哥及要束木等，请创罗甸宣慰司。至是，言招罗甸国扎哇并龙家、宋家、仡佬、苗人诸种蛮夷四万六千六百户。”《黔南职方纪略》载：“汉武帝灭且兰，置舸群郡，迁蜀之大姓龙、傅、董、尹于其地，于是苗中有龙家子矣。”明代弘治年间的《贵州图经新志》卷一亦载：“贵州宣慰司……白龙家，绾髻，白布束之，妇女亦绾髻，皆以白布为衣，亦用汉人文字，以七月七日祭先茔，甚敬。日：‘曾竹龙家，其俗与龙家同，但妇人以布作冠，形为马镫，加于髻上，以全木或骨角为长簪焉’。”上书卷九亦载：“安顺州，民皆龙家夷类，多张、刘、赵、谢四姓，通汉语，识文字。”田雯《黔书》载：“龙家其种有四在康佑、会竹者为狗耳龙家，衣尚白，好依深林荐莽之间，男子束发而不冠，善石工，妇人辫发螺结，上指若狗耳状……以七月七日祭其先茔。”清代宣统年间的《贵州地理志》卷三载：“龙家有四种：日狗耳龙家、马镫龙家、大头龙家、曾竹龙家…．．。白龙家，在大定、平远二州。”《黔西州志》载：“侬家，厥性颇淳，衣尚白色，男髻向前，青带勒额，女髻有带绾发盘其首，衣短裙长，多赵、谢二姓，婚姻、死葬与蔡家同，婚则用媒妁，聘以牛酒财礼，死则用棺石墓。近今沐浴王化，咸知礼义，多有读书人津者。”关于贵州龙家这一古老部族的文化叙述，典籍历史均是有案，可查可考。

南京人是明代因战争流落或避祸出逃来黔的，主要分两批：一批是明洪武时，赵云贵征讨元朝残余势力后留驻屯守的将士，如南雄侯赵镰之子赵承鼎为毕节卫左千户所百户指挥(今存有印)。建文帝被黜后，一些留驻屯守的将士，因同情建文帝，不满成祖统治而受迫害，如赵镰之孙赵德安，抱印寻觅建文帝不遇，部属亲族成了罪人，在奔逃流离中散居于贵州各地。另一批是受累于建文帝这事的臣民及亲属(成祖残酷迫害下的幸存者)，他们逃离南京后，历尽艰辛，一部分逃人黑羊(贵阳)，“会聚于中曹司……．理开畎浍，尽力沟洫……因虑族寡而受欺凌，于息烽将三十六姓合为赵谢二姓。”现息烽县麓窝西望山上，有一巨石碑刻，其上刻有“日、月”两字，并各加一个圆圈包围，其右刻有“万古丛林”四字，其左边刻有“永乐五年正月盟誓”。

明初人黔的南京人得到了古朴龙家的友好相待，在贵阳、安顺、毕节等地隐居下来。许多南京人家谱中都有记载，如大方县拔贡赵铿家谱载：“燕藩承统，建文播逃，凡同事忠义者率属以来黔，离乡去国，良可哀矣；既而创业水东，更水西……吾先祖至黔时，惟龙家一族心地和平，堪以为援，乃投簪改制，相倚为生，延十数世，何主何宾无能辩矣。”黔西县《华氏家谱》载：“惟龙家为近朴直，马仲阴蔡淫者聚族而居，喜率亲属安耕织，远骄倭，吾先知其可依也，乃率属以和之，和其理居，和其姓氏，和其衣服、礼仪、语言、器用。”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南京人与龙家相融合。南京人人黔后与龙家的依存关系，家谱中随处可见。

明天启时以王三善为首的官军和清康熙时以吴三桂为首的官军对贵州少数民族进行先后镇压。

王三善的镇压是彝族上层与官军冲突引起的。官军不仅仇视彝族上层及其族属，也敌视贵州各少数民族。《明实录·天启实录》中载傅宗龙上书言屯军时说：“夫蜀以屯为者，而黔以守为屯，按安酋土地小半有水外，其盘据水外为我肘腋之患者，则倬佬、龙仲、蔡诸苗杂种也。平时则输之粟，有急则助之兵，贼有外藩，我无边蔽，此黔兵之所以不得不分，而力之所以愈诎也。臣所谓以守为屯者，先发兵据河，夺贼之所恃，而后于诸种顺者抚之，逆者剿之，……”在官军镇压下，大部分龙家从贵阳、安顺、黔西一带迁入水西土司腹地。金沙县岳氏谱载：“明泰昌以后国家多难，迭遭兵燹，明泰昌以至大清乾隆百十余之间转徙多方。”大方县赵铿家谱载：“吾先世业农，耕读传家，恶往来者之骚扰也，及由打鼓合议分居散处，其先散者，远抵镇雄之白兴(属云南)、毕节之镇西、巴的(今威宁)、大定之且兰、大定、威宁、乌撒等地；其中散者在吾乡前后百三十余里地方；其在黔西、修文、平远者为最后，所以语言制度犹未尽变革。”由于王三善镇压引起龙家人大迁徙，致使明末以后龙家人多聚居在毕节地区。

吴三桂剿水西，主要是针对彝族土司，但居住在水西的各少数民族也遭到残酷镇压。在吴三桂的残酷镇压下，龙家人为了避免诛戮，被迫改称南京人，力图证明自己是“大邦之民，忠臣良将之后”，以免官军歧视、残杀。为了生存，有时改称为南京人，这种称谓的演变是民族歧视、仇视的结果，但后来习以为常，沿袭后世。

明清之际的南龙人主要聚居在毕节地区，在安顺、六盘水等地市也有分布。周围居民主要是彝、苗、仡佬、穿青、蔡家，均与南龙人相处融洽。在大片荒野地上“插标为界，请照管业”，对水西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南龙人许多家谱记载：“凡黔江上游之田，悉吾先祖相继开垦。”清末始，南龙人由于特殊原因而境况日下，受到汉官、商人、地主的歧视，被诬称为“夷不夷，汉不汉，龙家子，大脚板蛮”等。

贵州瑶族支系多，服饰、习俗、语言及自称差异大。

荔波县瑶山瑶族，自称“董蒙”，意思是：“我们是这种人。”布依族称之为“尤”，意为“瑶人”。因瑶山瑶族男子身着白色五指绣花齐膝短裤，因此，汉族称之为“白裤瑶”、“花裤瑶”。

荔波县瑶麓瑶族，自称“努侯”，意思为“着我们这种服装的人”。水族称之为“谬六”意为“苗六人”。因男子身着与瑶山瑶族相对应的黑色齐膝短裤，因此，史籍称之为“黑瑶”、“黑裤瑶”。但瑶麓瑶族人民对此称谓十分反感，曾在历史上引发过剧烈的民族纠纷。

荔波县瑶埃瑶族，自称“东蒙”，意思是“我们是这种人”。布依族称之为“尤”，意为“瑶人”。因瑶族男子身着灰色长衫，因此，汉族称为“长衫瑶”。

望谟县油迈瑶族，自称“满”，意思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因聚居于上油迈村和下油迈村，因此，俗称为“油迈瑶”。

黎平县瑶族和从江县高忙瑶族，自称“巴哼”。侗族称之为“嘎优”，苗族称之为“大达优”，意思为“瑶人”，俗称“红瑶”。与之相同支系，聚居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等地的瑶族被称之为“八姓瑶”。

榕江县、雷山县、丹寨县、剑河县、从江县西山、三都水族自治县瑶族，自称“容棉”，意为“瑶人”。因崇拜“盘瓠”，因而称为“盘瑶”。因经常在山间不断移动，又被称之为“过山瑶”。从江西山的盘瑶妇女因头饰是用杉木皮或薄杉木板衬成角状帽。被称之为“顶板瑶”、“板瑶” 。

壮族是我国岭南土著民族，属古百越中西瓯骆越之后裔。壮族内部有许多自称，主要有布壮(boux cuengh)、布依(boux yaej)、布农(boux noengz)、布蛮(boux manz)、布土boux duj)等(壮文注音，TN)。古籍用“僮”之称谓，始于南宋。当时泛指庆远、南丹之民而言。宋人李曾白在上宋理宗的奏议中曾提到宜山有“僮丁”。又宋人朱辅著《溪蛮

丛笑》载：“南方洞民有五：日苗、日瑶、日僚、日僮、日仡佬。”元明以后，在广西用僮名称的记载日渐增多，遂演为今日布壮之专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布在广西、云南、广东、贵州、湖南等地的壮族各种称谓，经过民主协商，取一个统一的法定民族名称，定为僮族。鉴于僮字读音易混，于1965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议，改僮为壮。

全国壮族人口，今有1 600多万，聚居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境rq有1 500多万人，其余分布在云南、广东、湖南、贵州等地。

贵州省境内的壮族有3．3 7f)~(1995年)，分布于从江、黎平、榕江、荔波、独山以及都匀、贵阳等县市。其中居住在从江县内的壮族有2．1万人，占65％以上。主要分布在该县西南部的秀塘、宰便、刚边、高武、翠里等乡，与苗族、瑶族、侗族杂居，乡境相连，地邻广西。其他县份的壮族，比较杂散，多以村寨聚族而居，居住在贵阳、都匀两市共5 000余人，多是来自外省区的国家职工和工商业者。

贵州境内壮族，自称“布依”(boux yaej)，壮族称汉族为“布棍”(to。x g。n)、称苗族为boux yiuz、称瑶族为“瑶汪”(yiuz vangq)、称侗族为“布禁”(boux gyam)。苗族称壮为“达嘎”(daz gax)或“丢送”(diux cong)。侗族称壮为“嘎兄”gaj congq)。当地民族杂居，相聚和睦，互通民族语言，友好往来，互相通婚不少。

地方志书记载和民问传说，贵州境内壮族多由广西迁来。(明嘉靖)《贵州通志》记载：“西山阳洞(今从江地区)接近广西地界，苗有生、熟苗及猹家之异。”(清光绪)《黎平府志》记载：“下江苗三种：洞苗住平坡及河上，高坡苗住山上，僮苗系由广西迁来，耕种为主。”(民国)《贵州通志》记载：“僮家者乃西山阳洞之土人，即广西溪洞僮蛮也。其语言饮食与柳州夷同。”又记：“水、佯、伶、侗、徭、僮六种，杂居荔波县。”

《从江县志》记载：“民国30年(公元1941年)永从县和下江县合并为从江县，民族有汉族约占8％，瑶族约占7％，仗(壮)族约占15％，苗族约占33％，侗族约占37％。”1990年人口普查，从江县壮族有19 2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如今从江壮族人口所占比例比40年代调查少一半。独山、荔波壮族人口比例也比50年代有所减少。查其原因有二：一是部分壮族融合到侗族或苗族中去；二是由于民族自称相同，有些壮族改为布依族。

民间传说，壮人先从广西来到加勉、加牙一带，因不适应，又往古州到九朝九洞的侗乡苗寨迁移。另一支由广西的拉雷(今石牌)到尾另(viu limz)(今归林)、江麻(gyangm。k)(今高麻)、拉津(1aj cimq)(今平正)、挽亭(vanj dengz)(今板田)等地。他们与当地苗族在斯闷坡(naux swq nawnx)(今板田高坡坳上)商议立约，按苗族传统的“埋岩”为证：1．划拨地方范围定居就业；2．遵守苗族款约，不得违反；3．按各自习惯生活生产；4．和睦共处，不相侵犯。当时无文字立约，只是口头发誓，以埋石头为证。

省内各地壮族，主要有莫、韦、梁、黄、潘、欧、蒙、覃、卢、廖、石、罗、何、姚等姓，其中以莫、韦、梁、黄为大姓。各大姓都有其世代相传的祖先入乡歌(bij}laet如1)Imngz)，也叫祖公歌(bij gc~engcj tmet，q)。有壮音方块字——“土俗字”记载和口头流传。其内容叙述其祖先来源和迁徙历程。相传他们的祖先，大多数是从桂北的环江、南丹等地区迁来。据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壮人约自宋元以后陆续由广西迁入贵州。如从江壮族大姓莫家祖传的“入乡歌”，叙述其祖先从南丹州迁徙经荔波茂兰过月亮山辗转到从江西南部苗族地区落户创业。查南丹州始建于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元废，明洪武元年(公元1386年)恢复，至民国7年(公元1918年)，改为南丹县。明永乐十一年(公元

1413年)贵州省正式建立，迄今近600年。那么壮族迁入贵州至少有600多年。

从江壮族与苗族、侗族杂居，日久天长，随乡同俗，互为影响。如平正地区壮族讲壮话而唱侗歌，宰便乡侗族讲侗话而唱壮歌。民族相邻，互懂其民族语，通婚结友互相融合，故壮族改为侗族或苗族的不少，侗、苗甚至汉人变为壮族的也多。如从江西山侗族梁姓，老人过世开悼时，请道士念“开路词”，先用壮语后用侗话，据说，因其祖先原是壮

黔东南各地壮族服饰及颜色、类型与当地侗族或苗族近似。男女衣着尚青黑，而桂北壮族多喜蓝色。故俗称从江一带壮族为“黑壮”，称广西壮族为“蓝壮”。

贵州省畲族分布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麻江县、凯里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福泉市和都匀市，地处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具有光水热同季、雨量充沛，冬少严寒、夏无酷暑的特点。年均气温14℃，年均日照1 070小时，年均降水量1 500毫米，属黔中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区。整个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主要农产品有水稻、玉米、烤烟、油菜籽、油桐、银杏、杜仲、五倍子、魔芋，资源开发潜力极大：矿产品以煤、磷、铁、重晶石为最多。

贵州全省畲族人口据1996年统计，共有41 524人。其中，麻江分布最多，有32 35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66％，分布在全县9个乡镇：杏山镇有12 216人，碧波乡有5 844人，贤昌布依族乡有3 547人，谷硐镇有3 354人，宣威镇有3 058人，下司镇有1 602人，坝芒基布依族乡1 368人，龙山乡1 274人，景阳布依族乡103人。凯里市有畲族1 596人，主要分布在炉山镇的六个鸡、角冲两个行政村。都匀有畲族2 979人，主要分布在杨柳街镇谷江片区，沙包堡镇摆楠片区以及洛邦镇的义红等地。福泉市有畲族4 583人，主要分布在马场坪、凤山、兴隆、黎山四个乡镇。

毛南族族源族称及人口分布

贵州的毛南族，历史上称为佯债人，自称为“印绕”或“哎绕”。佯债人称呼的出现，史籍和方志记载较早，明代《读史方舆纪要》中说：‘‘思州蛮自佯债、仡佬、木瑶(老)、苗质(子)数种。”之后，史籍记载就更多，虽在书面上有不同的写法，如羊猩、佯犷、杨荒、徉黄等，但这些称谓都是专称今之佯债这一人们共同体，而佯偾人亦愿意接受这一他称，故在识别前，对外的称呼通称为佯偾。

关于佯偾人认定为毛南族，是于20世纪8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中，经过调查研究，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86)民政第252号《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更改民族成分的情况报告》确定的“从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自身发展出发，对于相互近似的民族集团，即其语言基本相同，民族特点相近，地域相连，而且形成密切经济联系的，尽可能相互合为一体，认定为同一民族”的原则，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本着“名从主人’’的精神，按照法定程序，经贵州省人民政府1990年7月27日以(90)黔府通104号文件批复：“平塘县佯债人二万九千四百七十五名认定为毛南族；独山县佯债人四百五十五名认定为毛南族；惠水县佯债人一千九百七十四名认定为毛南族。”因而，佯偾人正式确定为毛南族。

佯债在贵州的分布，历史上比较广泛。据明《黔记》所载，今铜仁地区、黔东南和黔南两自治州的部分县均有佯偻人居住，后来佯债人居住地盘逐渐缩小。现初步统计(毛南族是在第四次人口普查后的7月27日认定的，故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尚未列入)共有人口34 700余人，主要分布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平塘、惠水、独山三县境内。其中，以平塘县为多，共3万余人，占90％以上；惠水县次之，为3 000余人；独山县最少，仅几百人。

平塘县境内的毛南族，主要分布在卡蒲、河中、六硐、者密、甲青5个乡。居住在独山县边境羊凤乡的毛南族与平塘县上述地区相连，共同形成一小片聚居区。散居在平塘县摆茹、马场、甘寨、上莫和惠水县赤土、姚哨、惠明等地的毛南族，多以一村一寨聚族而居。居住在卡蒲、河中等地的这一聚居区，南北约长70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总面积约350平方公里。地理位置在东经10’7"21’～10’7~40’分之间，北纬25~4．1’～25。44’之间，海拔为655～810米之间，年平均气温17℃左右。居民多数住山问平坝，依山傍水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