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禅隐夹山寺公案试解

李自成的最终结局一直在民间及学界争讼纷纭。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三。一云李自成被地主武装杀死于通山县九宫山；二云李自成被杀于通城九宫山（罗公山）；三云李自成禅隐于石门夹山寺。笔者因为研究禅史而了解禅史上著名的夹山寺，夹山善会与圆悟克勤两位禅史上著名禅师皆在夹山寺开法，圆悟禅师在此写出《碧岩录》，即“禅门第一书”。笔者以前认为李自成禅隐之说只是小说家言。近日看到李过与“野拂和尚”的牵连，不禁好奇心起想一探究竟。由李过而李自成出家夹山寺成为“奉天玉大和尚”，笔者几乎读遍网上能够找到的文献。边读边想，自以为有些新颖观点，不嫌固陋写出来就教方家，以利大家讨论。

李自成被杀于通山九宫山的说法，见于很多典籍包括官方史书。不过近年来很多人搜罗各种证据，包括清朝阿济格有关资料。皆可证明此说不能成立。历史所内部几位老专家意见对立。“九宫山”被杀说导致湖北通山县通城县在行政方面的严重对立。有的专家在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的说法无法自圆其说，笔者将在后面略作分析评论。另外大量文献证明九宫山被杀者是大顺军将领李炎而非李自成。笔者感觉众家论证清楚，不遑多说。至于李自成被杀于通城九宫山之说，未见于顺治《通城县志》，此说包括李过率大顺军为李自成被杀而报复屠杀姜家坂全村一千余人。此等大事不见于县志或者清军文献是说不通的。通城有人搜集数以千计大顺军以及清军的文件以及大顺军的“遗物”，例如七八个明代皇帝的“金冠”。这就更加令人诧异。懂书法的人都可以发现，大顺军某些文告与清军文告皆出一人之手。“通告”一类皆无浆糊涂抹痕迹。就笔者所见文件的照片，包括李过日记等洋洋万言，竟无一处涂改。其中更有现代简体字，例如“险”字。另如不说“士卒”而说“士兵”等现代名词。这些文件大量地使用现代语体，例如：“一个短暂的王朝，一批盖世的英雄”云云，这些只能证明是现代人为某种利益伪造篡改的东西，令人无法相信。总之，李自成通城遇害之说证据不足。

论证之前，我们对夹山寺有关文献与出土文物略作介绍：

1，《夹山记》，严复生作。收入《澧州志》（艺文）。

2，《梅花百韵》，奉天玉作，刻板残片出土于夹山寺墙洞。

3，《奉天玉和尚碑》，原立塔前现成残碑。碑文漫漶，最后是“补之为铭”以及野拂和尚篆刻图章。

4，《支那撰述》，出土于墙洞。笔者认为是野拂三代之后弟子所写。既然称“祖”。

5，《塔铭》，出土奉天玉墓地，即奉天玉墓志铭。此为野拂伪托翰林刘瑄作。

6，《奉天玉诏》，出土夹山寺附近，农民交给博物馆，支付50元。

7，《野拂碑》，出土湘西慈利县，上镌“临济正宗三十三代”云云。

笔者对李自成化名奉天玉和尚禅隐夹山寺的说法，本来持强烈怀疑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一次在兴趣驱使下，首先阅读“反对李自成禅隐说”的有关学者的文章、论文等。这包括著名学者秦晖、社科院历史所王春瑜王戎笙等人。笔者发现这些学者所持的论据与观点都有很大问题。笔者仔细研读《夹山铭》、《中兴夹山祖庭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奉天玉和尚残碑》、《野拂碑》以及《梅花百韵》、《支那撰述》等文件，发现一些奥妙之处，包括至今无人注意的一些文字。秦晖是反对李自成禅隐说的著名学者。笔者先来分析秦晖文章《奉天玉决非李自成补证》。原文疑斜体字照抄，笔者逐章节进行点评。评语以“【笔者】”标示：

奉天玉决非李自成补证 （秦晖）

笔者说过，刘瑄《塔铭》指出奉天玉享年为七十三岁，而李自成如活到那一年，应该是六十八岁。仅此一点，已足证奉天玉非李自成。 现在再来看看他们的出生月份：夹山出土的所谓“《支那揖述》木刻残版”是奉天玉大弟子野拂的作品②。其首句为‘辛未夏月师诞期……”，这证明奉天玉的诞辰在“夏月”，亦即旧历五月。 而李自成的生日是旧历八月二十一日丁巳，这是《绥寇纪略·通城击》、《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鹿樵纪闻》卷下以及其他一些史籍所一致记载的。试问：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八月的李自成与出生于万历二十九年五月的奉天玉，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呢？

笔者在后面将论证刘瑄《塔铭》是野拂伪托“刘瑄”之作。秦晖将刘瑄塔铭所记录奉天玉生辰作为信史，断言说：“仅此一点，已足证奉天玉非李自成。”可谓妄断。李自成的生辰在各种文献中并无一致的记载。这并不奇怪。一个陕北穷苦农民的孩子出生年月并不重要。而李自成后来在兵荒战危中枭雄崛起，最后竟然占领北京灭掉明朝建立大顺而称帝。在这个过程中编造其生辰年月几乎无可避免。种种说法皆无“硬证据”。以其生辰年月来论证奉天玉是否李自成要万分慎重。笔者认为，《支那撰述》是野拂禅师三代以下徒孙所著。类似“祭祖”文章。禅宗谓“设斋祭奠”。对“祖”的生辰记忆有误。秦晖所据诸野史的说法并不一致。据此遂下结论来论证李自成的生辰绝非严谨。李自成是数百年前经历怪异的人物。其生辰混乱乃至故意编造篡改都有可能。今人国学某大师的生日年龄尚是“谜团”。仅以记载混乱的李自成生日证明其非奉天玉，可谓不足为证。最重要的，笔者发现《塔铭》乃是野拂假托翰林刘瑄所写，“铭文”是野拂所写未可全信。流行的说法是李自成自顺治二年到顺治九年不见踪影。而奉天玉顺治九年来到夹山寺，此说源头皆来自野拂所写的《塔铭》。其他如《支那撰述》何人所写？“师”谓何人？奉天玉生辰等问题，笔者与秦晖的解读完全不同。

大顺政权从定鼎长安时起，就与历代王朝一样实行了严格的避讳制度，康熙《延绥镇志》卷五说：李自成在西安“颁讳法于天 下。曾祖世辅，讳世为卉，辅为辐。祖海，讳为 。父守忠，讳守为 ，忠为衷。自为 ，成为戚。” 《平寇志》卷九称：大顺“禁民 间用自、成字”。卷十又说，大顺军进京后， “颁示自成先世祖讳，禁用自，务、明、光，安，定，成等字。”《鹿樵纪闻》卷下亦谓：李自成“禁用十字，若忠为中，成为丞之类。”《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记曰： “伪礼部示闯贼先世祖讳，如自、印、务， 光、安、定，成等字悉避。”当时，大顺方面对这些规定是严格遵守的。如“防御使武愫至徐(州)张示，谓‘自’为‘字’，‘成’为‘丞’。避李自成讳也。”③明方得到的一份塘报也说大
顺“委礼部造印，方印粗文，光字改广字，成改呈， 改务，自改字，明改名等情，大变是也。”④甚至连北京的大明门、大顺政权中的六政府司务一职，均因“明”、“务”二宇犯讳而改名。
然而，夹山出土的据说是奉天玉、野拂所作的各种碑版，却完全不管这一套。《梅花百韵》残版有“梅性虽多本自同”，“世辈安知放鸭翁”二句，出现了三个讳字。固然李自成本人不必讳自成三字，但先世的祖讳他是应该避的。 “安”、“世”二字显然犯了讳。尤其是那个被认为是李过，奉侍“李自成”最为忠谨的野拂，他留下的《野拂残碑》与所谓《支那撰述》残版总共只残存百余字，犯讳就达四处之多： “虽自草创初成”、“明圆润近所罕闻”、“善知识眼如电光”等是。必须指出，在那个时代，不仅要讳君名(即所谓“圣讳”)，而且要讳父、祖名(即所谓“家讳”)。犯讳是不忠不孝的“大不敬”行为。李过为守忠孙，且一 向父事自成，即使不考虑君臣之礼，仅作为李家子孙而言，他这样肄无忌惮地犯讳也是不能想象的。

秦晖文中《野拂残碑》即本文《奉天玉和尚残碑》。

秦晖以世俗礼仪指责奉天玉及野拂犯“祖讳”。以此表明奉天玉既然犯祖讳，不可能是李自成。殊不知出家不必遵守俗世礼制，沙门不敬王者。何况祖讳？洞山禅师《辞北堂书》告母曰：“比如死了比如空”。《碧岩录》有雪窦显颂诗：“五帝三皇是何物？“奉天明玉”只是法号。另外当时大顺军处于“流寇”状态。连“永昌”都很少用，哪里顾得上讲究“祖讳”。历史上皇帝制定“祖讳”，一般不会用民间常用字。“明”是常用字，即使制定“祖讳”，也不可能严格执行。这是因为“扰民”。皇帝名字往往使用极偏僻的字眼。这一点史学家应该知道。以违犯祖讳来论证奉天玉不是李自成只是偏颇之论。

一些同志把所谓“《支那撰述》残版”中“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与“满朝文武”等宇视为至宝，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指出这不过是明清僧家语录中极常见的套话，没有任何值得奇怪之处。但他们可能还会说，用套话来歌颂李自成“正是精妙而又安全的”呀！因此，这里再指出一点：在“今上皇帝”云云前面还有“辛未夏月师诞期”一行，辛未即康熙三十年。残文撰成决不会在此之前。而奉天玉早在康熙十三年就去世了(见《塔铭》)，即使他就是大顺皇帝李自成，这时也早成了‘先帝’或“大行皇帝”了，决不可能在死后十多年还被称为“今上皇帝”，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那么辛未年的“今上”是谁?当然非康煕莫属。对这位“今上”山呼万岁并为他与他的“满朝文武”拈香祝愿的人，难道能与李自成相容吗?

禅师语录大多有这样的上堂法语，不过“皇帝”暗指“佛”而非指俗世的帝王。这个看看曹洞宗“君臣五位”即可。再说
“五帝三皇是何物？”（《碧岩录三》 雪窦显原作）。出家人不会对“佛”以外的任何人山呼万岁。这一点秦晖似乎不懂。所谓“仿中峰，明本等人之作”更是荒唐的硬伤。秦晖将中峰明本禅师误为两人，这里不存在笔误，因为他说“等人”。笔者要问，秦晖先生能读懂中峰明本禅师的语录吗？如果他根本不懂，又凭什么断言“仿中峰，明本等人之作”，作为历史学者如此乱下结论，有什么“学风”可言？

《支那撰述》云：“辛未夏月师诞期 ，能名祖不能讳天” 。前面讲“师”的生辰，“师”指奉天玉，禅师之泛指。《支那撰述》显然是野拂的法嗣所写。因为有“能名祖不能讳天”一句。“祖”指中兴夹山寺之祖。“能名祖不能讳天”表示不能讳却“天子”之尊。残篇尚有“炉中供养重开夹”，后面应为“山之祖”即“炉中供养重开夹山之祖”。这是野拂法嗣类似“祭祖”的文章。如是即能理解“辛未夏月师诞期 ”乃误记。夹山寺文物未见奉天玉的生辰记载。传承几代后对于“祖”的“诞期”记忆有误可以理解。这后面一句非常重要。迄今无人解读。“不能讳天”何意？这岂非“奉天玉”之注脚，意味不能隐讳奉天玉“天子之尊”，故号奉天。“祖”当指奉天玉。考察李自成等人一生作略，既称“闯王”则其胆略过人。奉天玉暗含“奉天王”之意其实是一目了然的事。李自成曾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奉天玉去世几十年后，澧州知州何璘亲自去夹山寺调查，一见石碑就说：“夫‘奉天’岂和尚所称？”奉天玉确实不应是和尚法名。石碑有“和尚不知何氏子”，更加引起何璘怀疑乃至断言奉天玉就是李自成。这可见何璘撰写《李自成传后》。通常墓志铭必然有墓主名字。禅师墓志铭会写“世寿若干”、“僧蜡若干”之类。此碑皆无。当时尚有珍贵的紫石牌坊，后来被推倒砸毁。距离奉天玉墓地不远处尚存野拂禅师石塔。镌刻“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三世野拂维禅师塔”。这可证明湖南慈利的“野拂和尚”即是夹山寺的野拂。

有台湾学者（“李自成夹山禅隐说之我见”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苏同炳）说：“因为寺庙乃清净佛地，一再上门搜查，未免迹近骚扰；则以帮助兴复寺庙为名，表面上热心赞助而暗寓亲身体访之实，应该是最不动声色的查访缉捕之法。相信魏绍芳、邵元玺等人在当时之所以热心帮助夹山灵泉寺展开兴复工作，此应是其真正的动机所在。如其不然，何以前后两任的石门知县都如此热切关心夹山灵泉寺的兴复工作呢？”

台湾学者所说正是与奉天玉同时代的石门县令。即今之县长。这个推论表面上似乎有理。按照此学者的推演逻辑，若前后两任县令都进行“查访”，岂不证实奉天玉确实可疑，以至两任县官前赴后继地“查访”以期证实奉天玉真实身份。此学者又说李自成面目狰狞云云，如此岂不是很容易识别奉天玉的真身？何必劳动两代县官煞费苦心地“查访”？其实李自成的面目可能被明朝诬为“狰狞”。这个在历史上毫不奇怪。至于李自成“眇目”云云，已经有学者作文指其不真。这里也可以是个反例：若李自成真是箭伤瞎眼，这两位县官再根据陕北口音等，早就“缉捕”李自成求得功名了。当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即大顺军数万人在石门附近活动。“缉捕李自成”弄不好可能被农民军报复杀头。另外，仅仅根据县令乡绅捐俸修寺，根本不能得出奉天玉与之“来往密切”的结论。自古以来地方官乃至皇帝捐钱修缮庙宇事例很多。并不表明县令与奉天玉交往密切，甚至一面未识都不奇怪。夹山寺乃禅宗名寺，明末沦为废墟。县令捐钱修寺几乎是必然之善举。不知秦晖与某些学者（苏同炳、王戎笙）据何得出奉天玉与地方官交往密切的结论？“交往密切”的说法根本没有史料为据，只是“臆想”而已。笔者无法得知“县令”的想法，也无法断言县令与奉天玉的关系。试想，连吴三桂都“反清”，值此兵荒马乱年代不知鹿死谁手的地方官，在清军、吴三桂军与大顺军“混战”之区，即使怀疑奉天玉就是李自成，他们又能作敢作什么呢？我们不要忘记，阿济格曾奏报曰李自成战死九宫山。后来由于死不见尸弄成一个疑案遭到严谴。顺治四年的“圣谕”明明说“虽流贼魁首李自成已歼”。小小县令未必敢与“圣谕”唱反调。如果揭发奉天玉，岂非打脸朝廷？连在九宫山杀死大顺军李炎的程九伯都不敢“领功”，其时清军兵锋甚盛。后来三方混战，县令即使知道奉天玉就是李自成，也未必敢于揭发。至今没有证据表明奉天玉直接与地方官结交。清初很多人虽然作了清朝官员，其内心未必忠于清朝。满清毕竟是外族统治。例如钱谦益也降清作官。他很快便暗中与抗清势力结交甚至出卖家产支持抗清事业。地方官即使怀疑奉天玉是李自成，暗中与之来往，或者睁眼闭眼不予严究。这种可能不能排斥。何况大顺军十余万尚在澧州石门附近活动。“缉捕”李自成后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是必要的顾虑。在那种混乱局面中县令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傻”。以《夹山铭》来看，作者对奉天玉的身份是明白的。他并未“出首”奉天玉。这是有多重原因的。奉天玉与地方乡绅交往密切之说并无实据。

《梅花百韵》是“禅隐说”者言必称道的另一个发现。笔者已指出它不过是个三流“丛林学者”仿中峰，明本等人之作，毫无新奇可言。如果有人仍坚持认为“陇羌性鲁”，
“天使行边”二句就说明了作者是陇羌人，因而是李自成，那么“西湖梅”， “孤山远箭”、 “美如西冷采莲人”，这类带有浙江味的句子不是比带“陇羌”味的更多吗?何以不说奉天玉是杭州人呢? 其实，这些诗如果真系奉天玉所作(这一点目前并没有什么证据)，倒是证明了他与李自成毫不相干：笔者知道．李自成并没有儿子，而诗中却说：“梅妻鹤子日和偕。” “禅隐说”者常用李自成生活朴素之说来抨击九宫山说关于“龙衣金印”的记载，但又居然认为“金鞍玉镫马如龙，来去风花雪月中”这种腐朽不堪的画面是李自成生活的写照，这怎么说得通呢?其实，任何人都不难发现，夹山梅花诗不仅艺术水平低下，思想境界更俗不可耐，章太炎说是“无草泽粗犷之气”倒是实话，它的作者决不可能是农民英雄李自成。

秦晖竟然不知道林和靖（林逋）“梅妻鹤子”的典故。他说：“笔者知道．李自成并没有儿子，而诗中却说：‘梅妻鹤子日和偕’”，秦晖试图以此证明奉天玉不是李自成。这个硬伤暴露秦晖的功底。他借题大加发挥，令人莞尔。

《梅花百韵》并不是文采斐然之作。不过“金鞍玉镫马如龙，来去风花雪月中”却表现了皇帝风采。评为“腐朽不堪”有些可笑。《梅花百韵》残版有诗云：“徐听三公话政猷”。这确定是皇帝的口气。由此可确认奉天玉确实是作过皇帝之人。秦晖故意不提此诗，作为历史学家是不够严肃的。

章太炎先生曾经得到印刷版的“梅花诗”。他研究过梅花诗。他到石门县（或许到过夹山寺）后即断言奉天玉即李自成。那时是民初。太炎先生或见过完整的《奉天玉和尚碑》，太炎先生是国学大家。他与何璘一样，论断奉天玉是李自成自有所据。《奉天玉和尚碑》现在只有残碑。（解放后此碑劈断修猪圈）。字迹漫漶。此碑文必有令太炎、何璘等精通国学者认定奉天玉即李自成的若干说法。何璘作为澧州知州，他的论断应有一定权威性。其古文水平也应高于现在的专家。秦晖说：“章太炎说是‘无草泽粗犷之气’倒是实话，它的作者决不可能是农民英雄李自成。”这是逻辑混乱的说法。梅花诗作者初学写诗而有附庸风雅之处。作者故意“藏拙”不露“粗犷之气”。何以断言不是李自成？太炎先生并未见到藏在墙洞里的梅花诗，他若见“徐听三公话政猷”，则他的看法肯定不同。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奉天玉究为何许人，看看他的交际范围即可知大概。据夹山文字遗存可知，与奉天玉交往较深者，首推清初历任石门知县，其次有明朝遗老刘瑄等，这已为众所周知。 此外，今可考的奉天王知交尚有严首升。首升字平子，华容人，明季岁贡(一曰诸生)，为湘北名士，诗文蜚声一时， “自谓古文则惟左史内外传，非我所及耳。出入班马，俯视唐宋。”然而这样一个恃才傲世的人却对奉天玉十分尊敬，他曾应奉天玉之请，作《夹山记》一篇，收入《濑园诗文集》与嘉庆《石门县志》艺文志内，是除夹山诸碑外，史籍中迄今所知唯一一篇与奉天玉有关的当事人记载．内称： “百年来天下梵刹竞盛，多住大山乔岳，往末名公巨卿，借冒商大贾为檀越。独某师安住石门郡，人迹稀阔，建场其中。而予友旧为华（容县)令者，一日掷版出家，归依兹山。……适某不远五百里，一盂一笠来濑固，属予为纪。予色然如入欢喜地。曰：此同心之言也！……(夹山寺)明三百年钟鼓不替，丁乱灰烬，赖兹兴复。众六十人甘苦与共，皆令力耕自食。释氏云：苦行莫如力田，则僧家南州高士乎！且未得为得，永断精进，诸经所戎，以为邪妄。譬如乱贼才上尊号，旋破灭也，……师之督众峰壑自怡，则古所谓隐者也。……今予等老矣，予将与师隐投老夹山焉，其容我同心坎！……。”这里所谓“某师”，虽隐去了姓名，但一望可知他就是托盂南来、兴复夹山的奉天玉．他曾到华容拜访严首升。而严则一见倾心，以“师”事之，且于文中再三引为“同心”，甚至表示要投到其门下，与之终老夹山。其中感情，跃然纸上，可谓胆肝相照了。把严首升的《濑园诗文集》与夹山文物放在一起，不难发现刘瑄，奉天玉与严首升三人之间关系非同寻常：刘瑄为奉天玉作铭，奉天玉请严首升作记，而严首升又为刘瑄的文集作序（这就是《濑园诗文集》中的《刘它山文稿序》）。他们三人都是“国变”后“遁世”的。刘瑄在大顺军攻克北京时“破指血与小弟书，托终父，投入岳为僧”．⑤而严首升则在大顺军占领华容，李自成所委县令致书招抚之时，写下了恶毒谩骂农民军的《答伪令江一洪书》，而后“僧服行遁”。此文因其极端仇视农民军的凛凛“正气”而颇为有名，被收入省府县方志的艺文志以及《湖南文征》之中。
《濑园诗文集》的其他文章中这种敌视“流贼”的情绪随处可见。就在《夹山记》中，他还对“乱贼才上尊号，旋破灭也”大加诟斥。入清后，严、刘皆为怀念故国，不附新朝，但又不愿投身于抗清斗争的遗老隐士，与那个素为清朝历任县令及“阖邑绅衿”所钦的奉天玉一样，在清统治下过着虽不得志然而却是受保护受尊敬的生活。他们可能会从民族意识出发对坚持抗清的农民军表示一定的同情，但决不会“同心的”。须知坚决抗清派如瞿式耜、何腾蛟也仍然目大顺军余部为“贼孽”，王夫之对救了自己命的高一功等还耍诋为“国仇”呢！南明抗清派与农民军之间策略性的联盟关系尚不能“同心’，置身于抗清斗争之外的严、刘等人更不用说了。

笔者知道，按“禅隐说”的立论，李自成就是因“君父之仇”不能见谅于明，才“设疑代毙”、“退居幕后”的。如果说他能与前明缙绅(乃至清朝知县)结为“同心，那还有“禅隐”之必要吗? 《夹山记》还说，夹山僧众中还有严的一位朋友，前明华容知县某。看来他与严、刘一样，也是个于明固有孤臣之誉，于清亦享高士之名的遗老，所谓夹山“数千名百炼精金的农民军将士”之一的真面目，不过如此而已。

秦晖误读过甚，其解释可谓极其错误。“濑固”显然是“濑园”之误刻。“某师”并不意味“以‘师’事之”。“某师”即禅师之意。“而予友旧为华（容县)令者，一日掷版出家，归依兹山。……适某不远五百里，一盂一笠来濑固，属予为纪。”，此处“予友”清清楚楚乃是严首生旧友，曾作过华令者。“归依兹山”指此人皈依佛门夹山寺。“适某不远五百里，一盂一笠来濑固，属予为纪”意谓“旧友从五百里外投来我处请我写铭。”“适某”意谓前来我处。秦晖解释为：“他（奉天玉）曾到华容拜访严首升，而严则一见倾心，以‘师’事之”。这种解释真是莫名其妙。这种错解导致秦晖以为奉天玉和尚密切结交名士及地方官等，并且以此反证奉天玉绝非李自成。实际上奉天玉未必见过严首生。秦晖文章发表后不少学者附会秦晖的说法，可谓以讹传讹。

欢喜地即十地菩萨境界。“同心”也是禅宗用语，此处“同心”是“即心即佛”的“心”，根本不能与世俗的同心相提并论。这里纯粹用禅宗语义，与“千里同风”相同。然而秦晖误解“同心”，又大加发挥，说“他们可能会从民族意识出发对坚持抗清的农民军表示一定的同情，但决不会‘同心的’”。这一段读来真令人感到遗憾。现代学者的功底如此，却写文章胡乱发挥。

严首升写《夹山记》的过程在《夹山记》里交代明明白白。至于“今予等老矣，予将与师隐投老夹山焉，其容我同心坎”云云，绝非秦晖解读之义。“老夹山”指夹山善会禅师。“隐投老夹山”意味“皆入涅槃”。首山禅师谓：“万人作一冢。时人尽带悲”，以此形容修证者最后“皆入涅槃”。此乃世尊“普度众生”之意。

这里要强调指出，严首生未必见过奉天玉。他在旧友盛情之下写《夹山纪》。对“中兴”禅宗名刹之举，严当然赞许。明末士大夫阶层参禅之风盛行。看来严也下过功夫。据夹山多种文献包括塔铭等，表明奉天玉可能是在顺治九年来到夹山寺。而严首生在参与南明的政治活动后隐居。有若干学者特别渲染奉天玉与地方官以及名士结交密切。以此证明奉天玉若是李自成岂敢如此？若按秦晖所解，奉天玉竟然不远五百里去见严首生。正表明奉天玉与官绅结交密切。其实这仅仅是秦晖不懂古文造成严重误解。另外，严首生即使知道奉天玉的身份而写此《夹山记》也可以理解。毕竟连南明皇帝都接纳大顺军共同抗清，大明遗老写《夹山记》并非绝不可能之事。夹山善会是丛林高僧，夹山寺是古代名寺。明代禅林凋敝寺庙毁弃。奉天玉和尚“中兴”古寺，善莫大焉。这是严首生写铭的动机之一。严首生似乎有警诫奉天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夹山记》写得有些奇怪。例如不提奉天玉的来历、名字。而以某师呼之。不提“高僧”，而以“高士”、“隐者”称呼奉天玉。其文怪诞之处如：“且未得为得，永断精进，诸经所戒，以为邪妄。譬如乱贼才上尊号，旋破灭也”，前面讲佛法修证。后面一句若从佛法角度也无法理解。笔者多读禅宗典籍禅师语录等，未见此等语言。笔者以为，严以李自成称帝败亡劝讽奉天玉之意昭然若揭。后面说“学稼学圃，吾门虽小，而禹稷躬稼，正复可大”，语气俨然老辈教训后代，又与学佛参禅无关。其意似劝奉天玉以“稼圃”为立身宗旨。禅林有“百丈清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严首生意不在此。“未得为得”在禅师语录里常见。明末聚云吹万禅师说：“未得谓得，未证谓证”。这是禅师常说的话。严如此嘲讽奉天玉，与整个《夹山纪》颇有自相矛盾处。可能严首生内心相当纠结。纵观《夹山纪》，笔者以为，严首生知道奉天玉和尚的真实身份。如此方可解释他在《夹山纪》里唐突地说出“譬如乱贼才上尊号，旋破灭也”的话。《夹山纪》属于私人笔记性质，除《澧州志》（艺文）及《濑园诗文集》，从未公布。未知奉天玉是否读过《夹山纪》。总之，秦晖教授如此误读《夹山纪》，他既不懂古汉语也不懂禅宗语义，而强加解释并且加以发挥。他首提奉天玉与地方官绅结交密切之说，影响广泛。

除了夹山诸碑版与《夹山记》之外，间接与奉天玉有关的文件中最重要的就是慈利《野拂碑》。该碑中“战吴王于桂州，追李闯于澧水”一句尤为关键。 “禅隐说”者强解为“战吴三桂于宁夏，随李自成于夹山”，其不能成立已见诸家驳文。在反对“禅隐说”者中，有的同志以上述碑文为“讹传”，干脆不予置理，笔者则以为讹传成份(如“追李闯”一句)是有的，但并非全为无根之谈。数年前笔者曾著文提出一种假说，认为奉天玉可能是兵败后为僧的南月将领李占春，
“战吴王于桂州”是指顺治五年李占春平定“朱容藩之乱”的夔州之役。但近来翻阅康熙《黄州府志》，在“职官”与“宦绩”项下都记载了李占春降清后任黄州副总兵并死于任上。据此看来，笔者原先的推测无法成立。那么上述碑文应作何解呢?近来笔者看到几份湘南瑶族世传的《过山榜》文，内有如下记载：【笔者】以下略去，与本文主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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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谓“战吴王于桂州”，当即指与苗民起义军战于桂阳州而言， “桂阳州”省去“阳”字，是骈文体所需，不难理解。果尔，则野拂维这个奉天玉大弟子的身份就不难窥见：他是个统率官军镇压苗民起义的“武夫”，很可能，他就是上述过山榜文中所提到的许多“大老爷”中的一人。野拂如此，物以类聚，奉天玉的政治面貌亦不难想见了。【秦晖文章完】

《野拂碑》（出土于慈利茅庵村）：

“皇清临济正宗圆寂始祖僧上真下修野拂老和尚墓”，铭文如下：

老祥师，武夫也。生于明，终于清。壮志轩昂，丰姿凛烈。抱经天纬地之才，久恨权阉；乘捣海翻江之势，敢逐寇林。枕戈待旦，方期恢复中原；拔剑登坛，定欲扫平寰宇。战吴王于桂州，追李闯于澧水。无如戎马屡乖，莫展风云之路。是以逐鹿不事，竞甘泉石之栖。爱乃来零阳，履响洞，于茅为庵，架木为刹，基地初创，田园渐恳(垦)。心之明也在于斯，性之见也在于斯，而旷野于以拂焉矣，而天真于以修焉矣。序。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月二十一日龙岗撰

【笔者】此碑文包含真修野拂的法号：而旷野于以拂焉矣，而天真于以修焉矣。

碑文里“追李闯”是关键词。多年来引得众家争讼不已。须知咸丰年大清山河奠定。一般应以“闯逆”“闯贼”称呼李自成。此句故意不提“闯贼”而代之以
“李闯”。因此“追李闯”应该理解为“追随”。此碑文有“履响洞”，应指“响水洞”。就在野拂碑出土之地，即慈利县茅庵村。陕北也有这个地名。根据各种史料包括地方志等，记载大顺军曽在此地活动多年。慈利永定原来属于澧州。《慈利县志》载：“顺治十五年，闯贼余党尚结营石慈九永山中。” 《永定县乡土志》亦有记载：“明季野拂自夹山寺飞锡此山。野拂为李贼余党，事败，削发为僧，竟逃天诛。”何璘作为澧州最高地方官，他应了解澧州“匪情”。在《书李自成传后》他也提出“李自成实窜澧州”。这是在大顺军消逝几十年后所说。应有实据并非猜测。此地曾经有过清军、吴军的大战役。此地也是大顺军最后根据地之一。在野拂碑发现地（茅庵村）存在大顺军的“遗存”。《野拂碑》写的奇怪。碑文不提生辰年月。野拂去世后没有立碑，却在咸丰年才立碑。碑上“咸丰”的“丰”似是简体字。笔者反复查阅《康熙字典》。确认有“丰”字。源自甲骨文。断定此碑非伪造之物。此碑现存慈利文博馆。这里笔者要指出，夹山寺所处的地理环境非常特殊。夹山寺到慈利的路程如果骑马也就是一二天之事。属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位置。李自成隐居夹山寺的地理位置十分有利。

秦晖所说的“武夫”只能是“镇压苗民起义”的中低级将领，何以能形容为：“抱经天纬地之才，久恨权阉；乘捣海翻江之势，敢逐寇林。枕戈待旦，方期恢复中原；拔剑登坛，定欲扫平寰宇。”？“恢复中原”、“扫平寰宇”如何能形容“镇压苗民起义的武夫”呢？而墓志铭为何不提此“丰功伟业”？

笔者要问：野拂如果真是清军将领，“战吴王于桂州，追李闯于澧水”，清军必有奖赏，加官进爵等。而在此墓志铭中何以只字不提？从来墓志铭必有“志”颂扬墓主“功德”。野拂的墓志铭根本不提官职功业。半路出家的和尚也可在墓志铭“志铭”。由此即可反证，野拂必是大顺军李自成的部下。故“追李闯于澧水”只能作“追随”理解。“无如戎马屡乖，莫展风云之路。是以逐鹿不事，竞甘泉石之栖。”这种语气完全是大顺军“逐鹿中原”、“定欲扫平寰宇”失败未能成功的语气。由此笔者推断野拂是大顺军的“武夫”。则“追”必为“追随”，临济宗三十三代可知野拂即夹山寺的野拂。野拂墓志铭这些话与“镇压苗族起义”有什么关系？至于秦晖说“‘桂阳州’省去‘阳’字，是骈文体所需，不难理解。”可谓笑话之谈。这叫作“以文害义”，古人所不取也。地理名词，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岂可因骈文体随意改动。秦晖能否举几个古例给大家看看？

秦晖说“野拂如此，物以类聚，奉天玉的政治面貌亦不难想见了”。他竟然说到“奉天玉的政治面貌”，此话真正不知所云。秦晖以此话作为文章结尾。作为历史学家以“臆想”治史。此“学风”类似恶搞断不可取。

秦晖在另一篇文章里说“奉天玉”的“天”指明末高僧天童圆悟法系。他说奉天玉是天童悟的弟子。属于“天童一系”，故此“天”指谓“天童法系”。这更是胡乱猜测。按照秦晖说法，则天童如净（日本禅师道元之师）如何解释？天童正觉如何解释?天童寺是江南名刹。凡在此住持的名僧皆可以此为名。若按照秦晖逻辑，奉天玉岂不是与这些高僧都有关系？另外，秦晖断言说佛教从来没有“律门”之说，笔者在此仅举一例驳斥其妄语。《明觉聪禅师语录》说：“日应万机之暇。深究宗门的旨。欲俾正法流通。故命愍忠结制。又令律门而信禅门。”读者可以自行查证。学者的治学态度确实不该“强不知以为知”。

奉天玉墓地出土道教“圹符碑”，表明奉天玉根本不是佛教徒。既然如此何必将奉天玉与什么高僧法系连在一切呢？为了证明奉天玉不是李自成，罔顾出土实物而乱扯一顿，这对于学术研究有什么好处？

笔者分析几件有关奉天玉、野拂的出土文物如下：

1，“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出土于奉天玉墓地）

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师於大清壬辰年六月，受石邑魏侯请书，领徒开山，历尽清要，卧风餐水二十年，丛林大举，门徒弟子千众，殁於甲寅三月，荼毗得舍利数百枚，予闻惊悸，谓：澧阳无是高僧耶！非澧阳无是高僧耶！即两湖亦无是高僧耶！予不得不为感动、倾倒，稽首。为师述铭，作吾儒之木铎亦可，作释教之金监亦可。铭曰：师承（愿）力来度众生，口吐宝月，心秘夜明。抑嗔嗔喜，拂恶恶清。藏碑荆棘，百炼精金，八九益一，顿入圣神。舍利流珠，百世罕闻。西岗有坞，水歆佳诚，假以玉色，补之为铭。周王丙辰年孟冬吉旦。赐进士第翰林阳澧阳刘瑄撰

这个塔铭出土于奉天玉之墓。笔者可以断定是野拂伪托刘瑄之名所作。铭文前面说“大清”，后面年号是吴三桂（“周王”），署名却是明朝：赐进士第翰林阳澧阳刘瑄撰。这种胡乱的名目，仅此即可断定绝对不是明代翰林刘瑄所撰。周王丙辰年，历史根本没这个年号。吴三桂称王曰“周王”，称帝时年号“昭武”。野拂是一介武夫，年号弄得混乱不清。所谓奉天玉于壬辰年来到夹山之说，全部来自《塔铭》。以后《康熙碑》不过沿袭此说。

《塔铭》文句粗陋不通。什么：历尽清要，予闻惊悸，抑嗔嗔喜，口吐宝月等等，皆不通。翰林不可能写出如此文句不通的铭文。不过，此处信息极其重要。“圣神”专指皇帝。“顿入圣神”表示皇帝死后列入皇家祭祀列祖的牌位。例如太庙、祖庙。和尚荼毗后若有舍利即是“喜事”何来“惊悸”？佛法基本理论即泯灭“贪嗔痴”。“抑嗔嗔喜”直接违背佛法，铭文的“清要”原意想说清贫，这里用错字眼。“澧阳无是高僧耶！非澧阳无是高僧耶！即两湖亦无是高僧耶！”文句不通，所谓“无是高僧”，无非暗示奉天玉非佛门高僧。
“无如是高僧”才是正确的写法。“佳诚”的“诚”应为“城”，佳城指墓地。“百炼精金”指奉天玉乃是“百战沙场”的将军元帅。既然此铭是野拂假借翰林之名所写，“受石邑魏侯请书”、“来自四川”云云皆可疑。和尚入灭，铭文皆以“入涅槃”表示。“顿入圣神”表明奉天玉不是佛门中人。否则应说“顿入涅槃”。铭文与野拂撰《奉天玉和尚残碑》皆有“百炼精金”句，此句重复使用表明是野拂一人所作。“藏碑荆棘”暗示奉天玉禅隐夹山寺。“藏碑荆棘”或谓奉天玉去世后将石碑藏于夹山寺附近荆棘丛中。这也值得深思。如果只是无字的石碑，为何藏起来？这表明不是“无字碑”而有碑铭。也就是说奉天玉身殁前后碑铭已经刻好。由于伪托“刘瑄”，不敢暴露又没时间入葬而隐藏于荆棘中。所谓撰写碑铭的时间
“周王丙辰年”。历史上没有这个年号。吴三桂称周王时没有年号。称帝时年号为昭武。年号混乱难以断定撰写日期。“殁於甲寅三月”应无问题。甲寅三月应为康熙甲寅年（1674）。是否间隔三年入葬存疑。据《奉天玉和尚残碑》云：“况值戎马，星落”即形容奉天玉和尚身殁之时军情危急，因为李过是继承李自成为大顺军的“幕后之主”。需要指挥大顺军战斗。军情危急到无法及时安葬奉天玉和尚骨灰与墓碑，这也佐证了野拂的身份。否则，一个出家人荼毗后安葬骨灰或入塔，与寺庙外的风云变幻有什么关系？一般和尚入灭即行“荼毗”，然后入塔或埋葬。历史上未有因兵荒马乱和尚无法入葬入塔的记载。

《塔铭》应与骨灰坛同时埋入墓地或另外立碑。“为铭”是常用文字。“为”即撰写，动词。如果立碑以后补写塔铭，也应说“某某补铭”。“补铭”也是常用词。常用在砚台、青铜器以及碑铭方面。有人强调“补”作动词，那么“补之”的“之”指什么？按此说法只能是“塔铭”，所谓“补塔铭为塔铭”，试问说得通吗？以“补”为动词根本说不通。有人强辞说“补”应该是动词，“补”作动词一般指事物有缺失才“补”。这里上下文找不到这样的语义。不知“缺失”什么？究竟“以什么补什么”？再说自古未见“补之为铭”的说法。“补之”是李过表字。“补之为铭”即“李过为铭”。这是无可质疑的。

“西岗有坞，水歆佳诚”，“佳诚”疑为“佳城”之误，指墓地。“假以玉色，补之为铭”。此句并不难解。奉天玉和尚残碑最后也有“补之为铭”。“补之”即李过的字。“玉色”有经久不变的意思。“假以玉色，补之为铭”意谓“籍此坚贞不变之忠心，补之为铭”。这句话极其关键。笔者看《野拂残碑》碑文结尾也有这句话。 “补之为铭”若非意谓“李过为铭”，则无法解读。“青石砖”何来“玉色”？“假以青石补之为铭”说得通吗？

现有人提供资料，显示按照《塔铭》所录的时间，刘瑄已去世三年。此可佐证《塔铭》实为野拂伪托“刘瑄”之作。

笔者还要指出，墓志铭的写法有一定格式，野拂虽然伪托“翰林”来作墓志铭。墓志铭的“志”即颂扬功德，“铭”即解释“名号”，表明墓主身份等。按规矩墓志铭要有墓主的名字，官衔等。也要有撰铭者的名字官职等。野拂显然不愿意李自成墓志铭只有伪托之人的名字，也不愿用
“野拂”。因此他用自己的表字“补之”写进墓志铭。笔者估计李自成平时称呼李过大概就是“补之”。野拂用自己的字来“补之为铭”。这虽然不符合规则，却显得亲切。

2，奉天玉的墓葬制式简单，是陕西米脂一带的特殊墓葬“一墓三穴”制式。表明奉天玉来自陕北。来自陕北的称帝者只有李自成。

3，《奉天玉和尚残碑》。野拂撰写，原立塔前。现存有小半截。断碑落款处（“补之为铭”）镌有“野拂”篆文图章。碑文漫漶不清，残文中有“和尚……于壬辰春飞（锡来兹）”、“门徒已数千指，中兴××”、“先有微疾”、“况值戎马星落雨泪天”、“百炼精金”、“补之为铭”等语，此即何璘当年所见之碑。距今已有二百多年。此残碑“百炼精金”后约有22字淹没，“补之为铭”是最后一句。与野拂的篆刻印章相接。 “况值戎马星落雨泪天”，这里戎马与“星”不能连在一起。古今未有“戎马星”之谓。应断句为：“况值戎马。星落。雨泪天...”。前后对照可知形容奉天玉和尚圆寂情形。仔细辨认，还有“示微恙”等，这是通常形容禅师去世前的情况。禅宗文献从未形容和尚圆寂为“星落”。这是世俗的说法。“星落”可谓“将星”或“帝星”之陨落。可知奉天玉确是“战将”或谓“闯王”也。“百炼精金”形容百战沙场的人。“补之为铭”再次出现，并镌有“野拂”篆文图章。按照墓志铭的规矩，墓志铭一定要有某某“撰”。一般还要写明此人的身份官衔等。前述可知野拂即是李过。“补之”乃是李过表字。“某某为铭”是自古以来写铭的通用语。
“补之为铭”与野拂的篆刻印章相连。可以推断即是“补之”所作。和尚入灭一般皆以“火葬”（“荼毗”）。事实上发掘奉天玉墓地所见即是骨灰而未见舍利。有人说“三年后才入葬，故云‘补之为铭’”。（《塔铭》说“殁於甲寅三月”，《塔铭》写于“周王丙辰年”。）此说未免强词夺理。按照此说，则“野拂补铭”即可。“补铭”与“补记”、“补写”的意思类似，不过“补铭”用在碑铭、砚台及青铜器为多。根本没有“补之为铭”的用法。“补之为铭”出现两次，绝非偶然。据此可以论断野拂即李过，其侍奉的“奉天玉”即是李自成。“百炼精金”也在《塔铭》与《奉天玉和尚残碑》出现两次，野拂（李过）是武夫，他写的文章粗陋不堪。其反复使用“百炼精金”，正可说明《塔铭》与《奉天玉和尚残碑》皆出李过之手。“野拂维”大约是“野拂维那”。维那是“侍巾瓶”的和尚。《野拂碑》写明野拂的法名是“真修野拂”。所谓“临济三十三世”不太可信，但能证明夹山寺的野拂与慈利的野拂是同一个人。天童圆悟是临济三十世高僧。秦晖说奉天玉是天童圆悟弟子，未见禅史资料。野拂自称“临济正宗三十三世”，殊不可信。不过夹山寺与慈利野拂碑都说是临济三十三世，则可证明两处野拂是一人。

4，奉天玉和尚墓地形制“一墓三穴”完全与陕北风俗相同。与和尚墓葬或石门一带墓葬制式完全不同。可以推知此奉天玉来自陕北。

5，“奉天玉诏”铜牌：（出土于夹山寺附近，）

石门文物还有“奉天玉诏”。这个铜牌已经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证书。有学者想要推翻此“奉天玉诏”的真实性，说什么伪造云云。其谓“可以先用小木片刻制一“奉天玉诏”木牌（阳刻正文），以这种“奉天玉诏”木牌作为范模，在半干的泥土上压制成土范，晾干后将黄铜溶液浇入土范，即成“奉天玉诏”铜牌。”
这位专家通过“臆想”制作铜牌非常容易。其实煤球炉如果没有鼓风扇助燃，温度最高在800度。而且以“木牌”在泥上作土范浇灌铜水的方法并不容易。对于九十年代的农民“成本”太高。首先这个“奉天玉诏”的木牌需要懂繁体字及书法的人来作。那时农村没有几个人懂繁体字以及书法。刻印木牌更不容易，还要找到化铜的坩埚以及鼓风扇，再做成土范浇灌铜水。笔者作过数年化铜浇注模具工作。知道这个过程绝非易事。最重要的，还是伪造这个铜牌的动机何在？如果铜牌值钱，伪造者不会只伪造一枚，一定批量生产才有意义。这个在古董市场屡见不鲜。可是数十年来只见一个铜牌。这说明“奉天玉诏”铜牌并非伪造。

该专家说：“我曾用放大镜细观察过“奉天玉诏”铜牌，上面没有任何铜锈或锈蚀痕迹。”这也反证农民没有造假。谁都知道铜器在地下掩埋必有铜锈。造假者都会将铜器埋入地下以期铜锈斑斑。笔者认为捡拾“奉天玉诏”的农民只希望把铜牌弄得好看一些。铜锈用白醋泡数个小时或者稍长时间加以牙刷刷洗即可去除干净。综合此铜牌背面有打磨痕迹，可见捡拾铜牌者并不知道其材质。至于制作粗糙也不能证明就是“伪造”。战乱之时铸造铜牌难以“精致”。至于“无孔”（铜牌的孔眼未透），有谁敢说不是“暗号”？若清军得知此秘密联络方式，贸然制作一个精致有孔的铜牌，则大顺军见此即可识破。农民军有“七步半台阶”来验查来人是否敌方探马。笔者绝对不可低估农民军的智慧。

总之，“奉天玉诏”铜牌既有国家级的证书，可以证明铜牌的真实性。

6，《支那撰述》残篇：（八十年代出土于夹山寺墙洞，下面为别人描述）

残版系梨木刻制。原版当为两块合成，所得者为上半部分。正中有“支那撰述”四字，当为书名或篇名；下有“野拂禅”三字。而“禅”字位于两版相衔接处，可见“禅”字的上半部。此残版长31．5厘米，宽8厘米，厚2厘米，刻版中缝左右各刻十行。首行为题，但因虫蚀不清，隐约可见有“野拂维禅”等字。残文有:

辛未夏月师诞期 能名祖不能讳天 善知识眼如电光 炉中供养今上 皇帝圣躬万岁万岁 尧帝之仁中宫皇 再愿满朝文武公 位紫金梁次拈香 炉中供养重开夹 之恩再拈云铁

济正宗第三 （以下还有几个字，无法解读）

笔者读过至少数十篇禅师语录，熟悉禅师语录的体例。一般语录总有序言（一个或数个）。然后有上堂法语，有颂古、拈古等。最后也有记述。阐述禅师行略等，由法嗣弟子撰写。此篇《支那撰述》绝非野拂禅师语录。“祖”表示这是野拂至少三代后徒子徒孙所写。笔者为什么说“师”指谓奉天玉，因为有“能称祖不能讳天”一句。“祖”指中兴夹山寺之祖。“能称祖不能讳天”表示不能讳却“天子”之尊。残篇尚有“炉中供养重开夹”，后面应为“山之祖”即“炉中供养重开夹山之祖”。这是野拂法嗣后代类似“祭祖”的文章。禅宗所谓“设斋祭奠”。三代以后的弟子对祖的生辰“诞期”记忆有误可以理解。如是即能理解“辛未夏月师诞期 ”乃误记。夹山寺文物未见奉天玉的生辰记载。从秦晖开始，多人解读“辛未”，试图以“诞期”证明奉天玉不可能是李自成。其实这并非正路。《梅花诗》与《支那撰述》都已经刻板，可能还要付梓却未成。太炎先生见过《梅花诗》印本，其中没有“徐听三公话政猷”之类“犯忌”的诗句。

禅师语录都能找到颂扬“今上皇帝”的话，表面颂扬皇帝实际上“颂佛”。看来秦晖不懂此意却又大作文章。他说：“对这位‘今上’山呼万岁并为他与他的‘满朝文武’拈香祝愿的人，难道能与李自成相容吗?”笔者只能说秦晖要补读佛教书籍。另外“大胆假设”还要“小心求证”才是。

7，《野拂碑》（出土于慈利茅庵村）：

我们在前面已经解读，这里不赘述。此碑出土于湘西慈利县茅庵村，碑上有“临济正宗第三十三世”，由此可知此野拂即夹山寺知野拂。

奉天玉是李自成的证据：

1． 李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奉天绝非和尚可用的名字。何璘早已指出。

2． 玉，不仅玺质（何璘，特指和田玉），“荆山之玉”、“玉出昆岗”皆有“隐士”意。据何璘解说，奉天玉即奉天王之意。这是李自成使用过的称号。

3. 《梅花诗》刻板，出土于夹山寺墙洞。“徐听三公讲政猷”，此是帝王之语气无疑。

4， 夹山寺出土的《奉天玉和尚残碑》里“顿入圣神”，“圣神”这是自古以来帝王的专有名词。特指帝王无可混滥。“顿入圣神”谓死后享帝王列祖牌位。班固“登祖庙兮享圣神”。柳宗元“天子圣神”。

5，“奉天玉诏”出土铜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证书。此可断定奉天玉作过帝王或当时以帝王身份诏令部署。

6，《支那撰述》：“能名祖不能讳天”。此残篇出自夹山寺墙洞。“讳天”意谓不能讳饰天子之尊。这是对“奉天玉”名号最好的注脚。“天”后不可能接“天童”之类的话。绝非“天童法系”之意。

7. 《夹山铭》（严首生）云：“譬如乱贼才上尊号，旋破灭也”，直指李自成故事。严首生与奉天玉同时代，又有“旧友”到夹山寺“皈依”为僧。从《夹山纪》来看，他知道奉天玉就是李自成，故有这个说法。

8. 奉天玉身边有野拂“武夫”，而在湖南湘西出土的《野拂碑》云：“枕戈待旦，方期恢复中原；拔剑登坛，定欲扫平寰宇。”这绝不是形容普通武夫，只能形容李过之辈。而其侍奉甚谨的奉天玉自是帝王无疑。

9． “假以玉色补之为铭” 即“李过为铭”，前面已经详细解释。两处碑文皆有“补之为铭”。《奉天玉和尚残碑》未写碑主之名，只写“和尚不知何氏子”，碑文也不写碑文作者的“名号”。不愿公开也不屑使用其他人名号，只写了“补之为铭”并刻野拂的篆刻印章。这当然不符合一般墓志铭的制式。不过此“目空一切”的立场，也可证明奉天玉、野拂的地位。“奉天王”、“闯王”岂是一般文人可撰碑文？何况大顺皇帝？虽然山河变色帝业不存，李过作为继承人才有资格写此碑铭。“补之为铭”的“补之”必是人名。“某某为铭”是自古惯用的写法。即使要补写铭文，也是“某某补铭”。本来应无异议，却被某些人硬说“补”是动词。

10. 奉天玉墓葬出土“圹符碑”，如学者所解确有“门吞马”即“闯”字。此是道家用具。“圹符碑”虽有各种版本，这个“圹符碑”有闯字，使用这个“圹符碑”难道是偶然吗？当然这也表明奉天玉并非佛教信徒。

笔者仔细阅读有关专家的文章并加以评述，也研究夹山寺出土文物以及各种碑铭。我的结论是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野拂就是李过。他们为了联合南明政权共同抗击清军，主动退居幕后。这样自动消除南明仇视李自成的死结而达到联合抗清之战略目的。笔者的逻辑在于首先证明奉天玉是皇帝或作过皇帝的人，还要证明这个“皇帝”来自陕北。出土的奉天玉和尚的墓葬采用陕北的制式，可证此“帝王”来自陕北。张献忠不在此论，则奉天玉非李自成而谁？

这里笔者要说明，虽然诸多出土的证据皆可证明奉天玉是帝王或是作过帝王的人，我们也知道在那个时代称帝者只有几人而已。来自陕北的帝王只有李自成。然而数百年前没有DNA之类的科学验证，笔者只能说这个结论的准确性在九成以上。笔者的推论不敢说百分之百准确。这里笔者也要提出几点疑问，

很多研究者说李自成从顺治二年至顺治九年，不见行迹。其实此说源于《塔铭》。野拂之言未必真实。聊备一说则可，当做信史不可。笔者要问，如果李自成未死，他去了哪里？在此期间大顺军四分五裂各自为战。笔者推测大顺军或有“内讧”。大顺军从离开北京，几乎每战皆败。在这种情势下，李自成的威望受损。或有“逼宫下野”之内幕。李自成或许以化名与嫡系部队在一起活动。

2， 李自成可能率领一小部大顺军入川，意图联合大西张献忠。李张毕竟有过联合的历史。张献忠的干儿子如孙可望（后来降清）、李定国后来皆是南明抗清的主力之一。李自成亲自与张献忠谈判并非没有可能。

资料显示，夹山寺在顺治四年由于清军怀疑有大顺军的将领禅隐于此故遭焚毁。若李自成顺治九年中兴夹山寺，李自成在此之前必然作了准备。何璘在几十年后说：“李自成实窜澧州”。作为澧州最高地方官，他的话必有所据。夹山寺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距离湘西与江汉平原不远。武昌战役后李自成必然规划后路。一则退居幕后，一则准备建立根据地，湘西人烟稀少又是土司所辖。这些土司当时都支持大顺。野拂在李自成死后退居湘西必有其原因。李自成不死则很可能与野拂退守湘西大山。李自成选择禅隐夹山寺必有其战略上的考量。野拂退守湘西直到老死（野拂墓碑可证）。可知这是安全的终老之所。

李自成李过等大顺军领导人血战沙场戎马一生，李虽然退居幕后却壮志未酬，大顺军打到北京逼死崇祯。李自成也作了几天皇帝却败亡甚速。他们作为一代枭雄从内心中绝不甘心就此湮灭在历史的迷雾中。因此李自成以“奉天玉”自号，虽出家仍以“奉天玉铭”指挥调度大顺军。《支那撰述》说“能名祖不能讳天”，意谓即使成为禅宗名刹的中兴之祖也不能讳却“天子之尊”。这是李自成与李过的内心写照。李过在《塔铭》与《奉天玉和尚残碑》一再说“补之为铭”，坚持使用自己的字号。何璘说：“自成之构乱也，初僭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後复僭号新顺王。其曰‘奉天玉和尚’盖以奉天王自寓，加点以讳之。而玉又玺质，为天子之所宝，殆讫死不去僭号”。笔者认为分析正确。

明末清初演出一场翻天覆地江山兴亡之历史壮剧。李自成兵败后以“奉天玉”自号于世，英雄豪气不愧“闯王”。数百年后令人钦敬。野拂追随李自成百战沙场，忠心耿耿至死不变。文献显示李自成高级将领几乎无人降清。大顺军在夔东十三家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坚持抗清到最后一刻。虽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任由评说。却是这一代一代的英雄塑造了人类历史。

夹山寺祖师夹山善会禅师曾经有一名联：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此联禅意玄妙。“青嶂”“碧岩”皆为“山”，而“猿抱子”“鸟衔花”皆有“夹”的动作。是谓“夹山境”。当然，“猿抱子”“鸟衔花”还有更为深邃的禅意，意思是“正偏兼带理事混融”，这里就不多说了。

附注：章太炎先生1912年到过石门县，未必到过夹山寺。此事待考。不过无关奉天玉与李自成公案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