暌违了一年的电影《八佰》终于要在2020年的暑期档上映了。这部电影原定于去年在七月档上映，后来因为“技术原因”取消了上映。
为此，著名导演贾樟柯在社交媒体称，“电影，不能这么搞”。虽然我们不知道“技术原因”到底是什么，但从业界、民间的反应和网络流传的一些信息来看，多少还是能明白点什么。
第一个猜想是，电影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不得不出现一些关于当时那个时代的图案元素，如旗帜、徽标等等，这些图案元素不宜在七月出现在荧幕上。
这一逻辑虽然绝大多数人还是无法理解，但正如某些媒体在2017年听闻俄罗斯禁止别国即时聊天软件之后所宣称的那样，“站在俄罗斯的角度看，并无不妥，发人深思”，于是几年后的印度和美国都“深思”了，也许站在有些人的角度看这是有必要的吧。
第二个猜想是，电影对历史的真实反映，突出了当时国内主要军事力量在抗战中的作用。
但按照惯例，抗战题材影视一贯的路线是，一定要出现中流砥柱的一方，就算编，也要编出一个虚构人物在故事里起到关键作用。
《长沙保卫战》中的彭中华
如张丰毅主演的电视剧《长沙保卫战》，就虚构了一个办事处主任彭中华，为薛岳长官立下大功，体现出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可是，“中流砥柱”本来就是指精神层面，并不一定要通过实际的人物来体现，否则岂不成了如今在思想意识领域严厉批判的“历史虚无主义”了？
第三个猜想是，电影里出现的历史人物，在后世的历史评价上有一些争议，在私德上似乎也有亏欠，有人认为不宜在电影里展现他们在某一场战争中的英勇表现，以免让观众误以为他们是“抗战英雄”。
按照这个逻辑，大概是有什么道德银行，让人们在那里保存他们所做过的坏事，等做了好事就可以把坏事抹去，反之亦然。可是事实就是事实，它不可能保存在银行的保险箱里，不管对什么人，都应该把罪恶看作罪恶，把英勇看作英勇，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
虽然上述三个逻辑一个都站不住脚，但还是有很多媒体或者自媒体作了围绕这些逻辑的辩论，尤其是第三个。
《八佰》的导演管虎曾经于2019年1月在社交媒体上晒了他与著名影星秦汉的合照，而秦汉之父是上海保卫战里的主要指挥官，也是《八佰》的主角谢晋元的上司。
有人认为，歌颂“八百壮士”就是歌颂孙元良，但孙元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甚至被斥为“民族败类”，不应该歌颂。
01.“飞将军”孙元良
孙元良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这个番号111团，足见他受蒋介石器重，是蒋的嫡系亲军。
1926年，孙元良的部队临时划归第六军军长程潜指挥。
程潜曾经颇受孙中山器重，是黄埔军校校长的热门人选，蒋介石的竞争对手，素与蒋不睦。作为蒋介石的嫡系亲军，孙元良也就未必会实心用事。
国民革命军在南昌战斗中，先占领南昌，但随后江西军阀邓如琢和孙传芳派来的援军合并一处，向南昌反扑。
程潜对于敌人的实力估计不足，也没有想到派兵截住孙传芳援军得来路，当两路军队扑向南昌之时，才发现守不住了。程潜下令放弃南昌，全军撤退。但由于南昌已经被包围，北伐军退无可退，程潜化妆成百姓才突出重围。
此时孙元良的111团正在南昌西面的奉新，程潜命令他守住奉新，挡住敌军向西扫荡的去路，掩护主力部队集结，再图南昌。
但孙元良拒不执行程潜的命令，从奉新继续向西撤退。事后，蒋介石亲自赶赴奉新，对孙元良擅自撤退一事表达出极大的震怒，在对官兵的训话中，透露他要枪毙孙元良。
在战争中，下级遵守上级的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此时是不应该考虑任何派系斗争、个人情感等因素的。
孙元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是不听命令，都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蒋介石当时在训话中表达出要枪毙孙元良的意思，一定有真心实意的成分。
不过冷静下来，蒋介石还是不忍对他下手，孙元良得到消息之后就辗转经武汉远走日本，入学日本陆军大学，入学的介绍信还是蒋介石写的。
因为孙元良跑得快，人送一雅号“飞将军”。
孙元良后来著有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书名用错了“光年”一词，错把距离单位当成时间单位了。
在这本回忆录中，孙元良并没有忆及北伐战争中的这段往事，不知是感觉羞愧难于启齿还是自认为这一段经历并不重要。
02.英勇作战的孙元良
1932年，日军对上海发动攻击。
此时孙元良又从日本陆军大学辍学，“飞”回国继续在军中任职。因为前一次的错误，他只能从营长做起，历任营长、团长、旅长。
1932年2月20日，日军对上海发动总攻，在闸北的八字桥、天通庵、宝山路、江湾的庙行、跑马场、吴淞的炮台湾、张华浜等与国军激烈交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国军战斗序列示意图
孙元良时任87师259旅旅长，防区在庙行。仰赖军官指挥得当，士兵忠勇为国，日军在庙行没有占到便宜，最终撤退。
经此一役，孙元良总算是可以摆脱“飞将军”的雅号，他被授予宝鼎勋章，胜任88师师长，蒋介石对于这个嫡系好学生的长进也感到十分欣慰，总算当初没有白放了他。
1937年，又是在上海，日军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
孙元良此时正率领88师坚守闸北，从8月13日到10月26日，坚守阵地76天。此时上海市区内已经无险可守，继续在闸北坚持也只能是全军牺牲。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地
孙元良向战区副司令顾祝同争取，让88师主力退出上海，仅留一团死守，得到了长官的同意。这个死守最后阵地的团就是谢晋元的524团，也就是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
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迅速向西推进，即将打到南京。孙元良从淞沪会战撤回后，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南京保卫战在整个抗战中，是一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战斗，因为上海已经被占领，国军投入的主力部队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极大，已经无力在短时间内在上海周边继续抵抗日军，南京被占只是时间问题。
但由于南京是首都，直接弃守造成的舆论影响太大，蒋介石才部署了这一场死马当活马医的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大部都已经撤出南京，指挥南京保卫战的是唐生智。
此人军阀出身，后来转投国民革命军，也曾经反复介入反蒋的政治斗争中，不受蒋介石的信任。
南京保卫战交给唐生智指挥，也凸显蒋介石对唐生智的个人恩怨，陷唐生智于危城中，让这个不被信任的老对手去打这场必败的仗。
唐生智一方面声称要与南京共存亡，另一方面却对仓皇撤离的民众不管不顾，对战斗部署也没有全盘安排，甚至连之后的撤退也没有作出安排，基本上是让守军自生自灭。
孙元良从淞沪战场撤到南京之后，一万一千人的编制仅剩六千人，其中还有两千人的新兵，几乎没有经过训练。
根据孙元良的回忆，蒋介石原本计划让他先行撤退，但后来他还是被留了下来。
1937年12月，蒋介石下令唐生智指挥部队撤离南京。根据宋希濂的回忆，唐生智部署各部从东、南、西等不同方向正面突围。
其中孙元良部应该从南京的东南方向往溧水突围，然而，宋希濂部的督战队发现孙元良部要违令向江北撤退，便不许孙元良渡江，孙元良只得继续返回中华门与日军交战。
而孙元良自己的回忆是这样的，唐生智部署各部军官可以先行渡江撤退，其余各部可以相机选择渡江或者向其他方向正面突围。
孙元良和宋希濂两个人的回忆出现了冲突。
而事实上，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有的是军官提前逃脱，其余士兵拥挤在下官码头无法逃脱，但也有两支部队成功从正面突围转进南京的东南方向。
成功突围的部队留下的唐生智命令稿印证了宋希濂的说法，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唐生智的全部命令。
唐生智刚开始确实命令部队大部突围，少数人渡江，但后来他又口头追加了新命令，让包括孙元良的88师在内的4支中央嫡系部队，也可以渡江，而无需突围。
对于孙元良来说，到底奉哪一条命令，就必须考虑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态。在保卫南京的过程中，紫金山、雨花台等地都已经陷落，守军全部牺牲，但其他地区的友军却无所事事，不发一枪。
孙元良驻守的中华门是日军下一个重点进攻的阵地，看着雨花台的惨状，孙元良似乎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结局。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还是唐生智指挥部署不当，为此，孙元良对唐生智有很深的怨怼。
此时，胡宗南、宋希濂的部队都比孙元良完整，却并没有被推上前线，尤其是宋希濂部，任务仅仅是在南京城督战、维持治安。
而驻守下关的宋希濂部队，因为还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不仅没有对日军开一枪，竟然对要从下关撤退的友军开枪，也成为此后宋希濂人生的一大污点。
为此，宋希濂和孙元良之间也有很大的矛盾。这也是宋希濂和孙元良两人关于南京撤退过程的回忆相差如此之大的重要原因。
主要指挥官指挥失误，各部将领之间矛盾重重，让南京保卫战在一片混乱中以失败收场。
许多参与此役的指挥官后来都与部队失散，甚至隐藏在村民家中，伺机逃离南京。如教导总队的参谋主任廖耀湘，隐遁到栖霞山，在一户村民家中住了两个月，才渡江回到部队。
这当中有的是自己脱离部队先逃跑的，有的是让部队先走自己断后的，也有的是不知道谁先谁后，完全与部队失散的。
唐生智的命令稿（1937年12月1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 473-474页
由于宋希濂部队的阻挡，孙元良部没能撤退。一片混乱之后，所部6000余人，最后仅剩500人归队，孙元良更是不知所踪。
宋希濂回忆说，孙元良直接脱下军服，跑到一家妓院认鸨母为干娘，迁移到难民区躲藏了一个多月，后因日军疏散难民，才逃了出来。
这一说法并不可靠，因为难民区也不是安全之地，日军对于难民区中是否有军人进行了严密盘查，错杀一千不漏一个，孙元良目标这么大，在难民区中很难躲过日军的盘查。
另据孙元良的部下葛天回忆，孙元良是找到了一个在外国使馆工作的朋友，先躲到外国使馆内，再化妆成马车夫在下关乘船离开南京，经过苏北韩德勤部，再到武汉。
但葛天这个说法，又与孙元良本人的回忆不合。
孙元良本人回忆说，他的部队被宋希濂部在挹江门堵回去之后，让部分士兵想办法在下关找机会，孙自己则通过城北的和平门绕道去下关。
但下关已经被日军占领，孙无法过去，只好沿着江岸向东边的山地撤退，打了几天游击战，最后在栖霞山以东的龙潭渡江，经过泰兴、淮阴、徐州，到达武汉。
葛天和孙元良两个人的回忆，虽然过程不一致，但后半部分却是一致的，都是经过苏北韩德勤的防区，再到武汉。
那么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谁的说法更符合事实。
“使馆”、“游击”两说中都可以看出，孙元良是从南京脱身后到了江苏地界，而后经过苏北到达武汉，这一点两相印证，应当是事实。
假设孙元良渡江撤退的目的地确为苏北，那么孙元良如果从下关渡江，则必然无法到达苏北，只能去到安徽。
谢天佑（左 时年12岁）属国民革命军128师通讯兵参加嘉善阻击战
所以葛天的回忆可能性不大，孙元良最后的渡江之地肯定是东面的龙潭而不是西面的下关。
或许有人更相信孙元良是在开完撤退会议后直接躲进妓院或公使馆的，以此来暂避风头，逃避南京失守的责任。
但是南京保卫战的失败是必然的，南京守军撤退的命令也是蒋介石、唐生智下达的，南京守军的具体将领都不应该负南京失守的责任。
所以孙元良并没有直接抛弃士兵逃走的理由，他能做的选择，仅仅是如何撤退才能确保自己和大部分士兵的安全。
但由于南京撤退时场面已经十分混乱，不要说孙元良，就算是宋希濂自己的部队也是溃逃状态，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走散都是十分正常的。
根据前文的分析，宋希濂和葛天的回忆都是很有问题的，并不是事实。
而孙元良的回忆虽然也加入了不少自己的想象，但基本轮廓还是有其他证据可以印证的。况且，宋希濂和孙元良之间有矛盾，而葛天的回忆《我所知道的孙元良》一文，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印证。
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孙元良的部队曾经抢劫过民众的物资，孙元良在上海也曾经强奸慰劳军队的女学生。
同时，孙元良的88师部下也曾经电请蒋介石枪毙孙元良，指出他平时克扣军饷，私刻印章造假报销，贪污腐化。
孙元良逃出南京后，就到蒋介石处报到。在武汉，宋子文找到孙元良，向他询问税警总团的事，并把孙元良大骂了一顿，指责他没有保护好自己的“亲军”税警总团。
其实，孙元良既不是淞沪会战的最高指挥官，也不是税警总团的直接指挥官，税警总团的覆灭并不关孙元良什么事。
宋子文只不过是病急乱投医，把所有淞沪会战的将领都当作是税警总团覆灭的罪人，并且借着向淞沪会战将领撒气的机会，指桑骂槐，间接对蒋介石发泄不满。
不过，宋子文的推波助澜给孙元良带来厄运，他被关到牢房，长达四十二天。这期间，孙元良多方运作，陈诚、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纷纷出来作保，蒋介石最后将孙元良放了。
在上述各人的呈文中，很清楚地显示，孙元良的“案情”是清楚的，也没有任何人提到关于“贪污腐败”、“强奸”等指控，或者为“贪污”、“强奸”辩护或者解释。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对孙元良的指控并无实据。
在孙元良本人的回忆录中说，淞沪抗战期间，自己的家住在上海法租界。他的妻子正怀孕在身，后于1938年10月产下他们的长子孙祥辉。
从淞沪会战爆发开始到孙元良部奉命从上海撤退，孙元良没有回家一次，为此著名作家田汉先生前去看望孙元良部队时还为他作了一首诗：
“巨弹穿云望塔斜，疆场争夺血如花；环河抗日同坚苦，两月将军未过家。”
对于这一“英雄事迹”，孙元良有他自己的解释。
截图源于 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248页
他说，他既不想复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英雄事迹”，也不是有毅力恒心的人，他之所以不回家，是因为害怕回家以后感受到家的温馨，只要遇到困难，就会想着回家，对不起喋血苦国的部下。
我们看到孙元良首先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真实的人，既不是什么“伟大的英雄”，也不是“民族的败类”。
由于孙元良的家眷就在上海，且距离军队防区很近，很难想象孙元良会作出“强奸”的举动。
况且，当时孙元良妻正怀着孩子，即使孙元良有意沾花惹草排解妻子怀孕期间自己的寂寞，也绝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行“强奸”之举。
更何况，葛天指控的“强奸”，也并没有实际发生，仅仅是“企图”，更加不可靠。
一部电影，本不应该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
历史题材的电影只要尊重历史即可，艺术家并不需要背负政治工作者的责任，这应当是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常识。
对于电影背后的人物，无论他是好人也好，坏人也罢，更不应该成为电影的包袱。
孙元良究竟是不是“民族败类”，他的私德究竟有没有亏欠，时间仅仅过去了几十年，他的故旧、后人都还在世上，这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
但是，特殊的历史背景，虚无了历史，模糊了人物，对世道人心的破坏远大于摧残生灵的战争。
这才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剧。
彭德怀司令员在作战前动员讲话
1949年8月，解放战争进入后期，国民党最后的主力部队往西北西南方向逃却。兰州作为西北的第二大城市，同时也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办公地。兰州是进入青海新疆等地的咽喉，地理位置及其重要。为了尽快消灭西北国民党残存实力，中央军委决定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进行兰州战役。
解放军的对手是西北胡宗南部队以及地方势力马家军。由于曾经在抗战前期共产党西路军两万余人被马家军所全歼，因此这次战役人民解放军也丝毫不懈怠，投入五个军作为战役力量。用两个军攻打青马最强大的100师，可见马家军的战斗力不容小觑。
1949年8月20日，解放军开始试攻，动用了两个军的力量，伤亡2500人，却无法攻破马家军防线，只能停止进攻。
彭德怀总结了失败的教训，调整了战役部署于次8月25日，下达了总攻命令。战斗异常的激烈，虽然马家军战斗力强，但是经不住人民解放军强大的火炮和冲锋，而国民党胡宗南部为了保存实力，见死不救，使马家军在重大伤亡撤出兰州向西宁方向逃窜，因黄河铁桥被解放军控制，除了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等人率一部逃走外，其他残部人员也在逃亡路上被解放军俘虏。
兰州战役是西北战场上规模最大，伤亡最大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人民解放军以近万人的代价，消灭了2.7万人，彻底消灭了马步芳的主力，为人民解放军进攻青海，解放新疆打开了道路。
兰州战役，是西北战场中规模最大的，战争长场景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兰州战役虽然是胜利了，但是它的结果是悲壮的。
兰州战役总体来说，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部队，解放了兰州，打开了青海、宁夏和新疆的门户，为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基础。
对于解放军跟国民党军队是伤亡数字，一直存在的较大的争议。大多数军史传记对兰州战役中解放军的伤亡人数定为8700对人，少部分材料认为解放军伤亡人数为9600。但根据战场的设置和各个参战部队所上报的数字。综合来算在兰州战役中，解放军伤亡人数在12000人以上，其中阵亡人数在2500到3100左右。这是既渡江战役以后，人民解放军在一次战役中遭受的较为惨重的一次损失。
马步芳集团主力部队在兰州战役中被消灭，据解放军战报表示，此次战役，共歼灭马步芳82军100师全部，190师大部，248师、129军一部，共计击毙击伤约1.3万人，俘虏1.4万人。但是这个27000人的数字也存在着不确定性。由于当时编制混乱，马步芳集团军队加上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混乱，导致无法具体统计战后的伤亡。
兰州战役，虽然取得胜利，但是人民解放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兰州战役的结果，是令人悲喜交加的。巨大的牺牲换来了巨大的胜利，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为之后的解放大西北，凝聚了更加强大的战斗力。
从8月12日开始，到26日。不到15天的日子里，使得兰州城翻天覆地，日月换新天。
1948年8月4日，第一野战军发布进攻兰州的命令。第18兵团留置宝鸡天水地区，钳制胡宗南集团，保障侧翼和后方安全。第19兵团进至固原、海原等地区牵制马鸿逵集团来保护主力的右翼安全。第1兵团进攻武山，陇西等地区，成功后北渡黄河威胁青海省会西宁，截断了兰州守军的后路。与此同时，第2兵团和第9兵团共15万人向兰州正面进发。
8月21日，正面的第2和第9兵团，出动了9个团的兵力向兰州试进攻，结果因为轻敌和准备不足的原因，损失惨重，不仅没有夺下阵地，还消耗了大量物资人力，伤亡人数达2500以上。对此结果，第一野战军虚心接受失败，总结经验教训，认真观察敌情，研究战术。面对强敌，第一野战军决定用三个兵团的力量，全力攻打兰州。8月25日，西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全力攻打兰州，经过激烈的战斗。西北野战军攻占了被称为"兰州锁钥"的沈家岭、狗娃山、马架山、古城岭和皋南山最高峰营盘岭等一系列制高点。与此同时，第一野战军在强大的火力下，解放了临夏。
马步芳感到后方空虚，从兰州调派了两个骑兵旅保障西宁，同时向胡宗南和马鸿逵求援，希望减轻压力。但是胡宗南、马鸿逵也自生难保。无奈之下，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带领残部趁夜色向西宁方向撤退。其余马家军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中，丧失殆尽，成为瓮中之鳖。
8月26日，兰州城彻底解放。
1949年8月25日5时55分，兰州战役总攻开始，四军十一师与马步芳军主力第一九六师鏖战沈家岭。沈家岭是一个约百余亩的葫芦形山梁，西接狗娃山，东临皋兰山，国民党军在此苦心构筑了坚固的环形防御工事，主阵地上有几十个碉堡组成的碉堡群和堑壕相连。
兰州战役青马可以说是赔光了几十年的家当，把起家的82军和129军基本都赔进去了，事后收拢部队只有190和357师还有建制，但损失也是很大。100师和248师基本上连建制都没有了。即使剩下的部队也是心惊肉跳，彻底灰心了，以至后来很多部队或直接溃散，或向解放军投诚，还敢于在一地硬扛的几乎没有了。这一仗最大的意义还不只是消灭了多少敌人，而是彻底打挎了最后一个可以称得上强悍的对手的信心。孙子云：攻心为上！
这场战役，在南部诸山岭的血腥战斗中，沈家岭青马部队的569团外加一个营以及后来上山增援的357师和82军直部队，事后清点大约伤亡了5000多人，其中战死有2000人左右。营盘岭的248师在山岭上损失了大约不到2000人，马家山，豆家山到十里山一线的100师伤亡大约在2000人左右，另外青海的保一团几乎全扔在山岭上，大约也有3000人。算下来，在山岭的争夺战中，青马一共伤亡了12000人右左。但是在混乱的后撤中，打死、淹死和被俘了大约15000人，其中被俘是个大头，大约有一万二千多人，有的解放军部队在兰州市内清剿时一个排就可以抓到200个俘虏，一个连抓到1000个俘虏。由些可见青马部队已经彻底丧失了斗志。整个战役青马的100师和248师基本是全军覆没。最后只跑掉了西边防守跑的快的357师和190师被打残的两个团，还有原本在兰州市内的部队，总数大约有20000左右。
解放军方面，21日第一次攻击大约伤亡了2500人。25日第二次攻击伤亡主要在沈家岭和营盘岭，其中只沈家岭就有大约3500人的伤亡，但由于解放军是最后的战场控制者，所以伤亡中阵亡的比例不是很大。
跟据战斗结束后解放军后勤卫生部门的记录，解放军中4军和6军伤亡较十九兵团更大，总数上，五个军一共有大约有将近一万伤员，而现在兰州市外沈家岭有解放军的烈士陵园，其中记录有解放兰州的解放军阵亡人数为2990人，所以总体上解放军大约伤亡了13000人左右。
兰州战役可以算是西北战场最后的大决战，在战役之前，西北诸马还试图用武力保有一隅，对抗解放军，尤其是青马的马步芳和马继援，相比来说他们在西北国军系统里实力最强，而且也确实在解放战争中多次击败西野部队，所以他们的想法是最多的。但是当时从整个战争走向看，他们的失败是必然，只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如果不在兰州决战，而是在之前定西就和解放军进行决战，结果可能会给解放军造成更大的伤亡，因为从兰州战役最后青马最大的损失都是扔在铁桥失守部队溃退上。如果在定西相对平坦地区死杠，解放军可能会有较大伤亡，但换一个角度，因为没有这么大的地利优势，青马所有的部队可能都会被包饺子，而不会象兰州之役有20000左右青马部队侥幸逃生。反过来退一步说，如果马家军放弃兰州退往青海，那么结果可能是后期的战事持续相对更长一些，但因为青海相对贫瘠，大的部队给养不利，马家军最终的结果是还是溃散。只是西北各地解放的时间要晚很多，这相应的也会拖慢后续进军新疆和西藏的进程，不利于解放战争的整体进展。
所以从这些角度看，兰州战役可以说是迅速抵定了西北战局，而且震慑了新疆国军，为后续新疆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兰州战役，解放军为何要全歼马家军？
在解放战争中，很多国民党的将领都带领士兵投诚了我军，而我方对待战俘也十分的厚道，即使是国民党的士兵，与我军的士兵几乎都是一样对待，这令很多之前是国军的将领非常感动。然而，对于解放战争中的兰州战役，解放军却将马家军给全歼了，令马步芳抱头痛哭。
那么，解放军对马家军为何这样的决绝呢？其实这是有一定原因的。据悉，马家军本来是马步芳训练出来的野军，但最后投靠了国民政府，在红军长征时期，西路军几乎都是被马步芳的马家军给残杀的，最重要的是，马家军对待红军俘虏十分的凶残，各种各样残忍的手段都有。
因此，在兰州战役的时候，很多解放军想到之前的弟兄都怒火中烧，而这件事在主席的心中也一直都是个结，最终，中央下令将马家军给全歼了，也算是为红军西路军报了个仇。
战斗中，首先看首长的排兵布阵和军官的具体指挥，只有敢于带头冲锋的军官，才有敢于为胜利牺牲的战士。在兰州战役沈家岭攻坚战中，身为四军第十一师三十团政委的李锡贵和三十二团副团长的马克忠，不仅根据战斗形势果断改变指挥策略，还带领战士冲锋在战斗第一线，最终都倒在了血泊中。他们用牺牲为胜利开路。牺牲时，李锡贵32岁，马克忠30岁。李锡贵，1917年生于陕西旬邑，1934年参加革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兰州战役时，李锡贵已是四军三十团政委，该团为军预备队。
担任主攻沈家岭任务的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在接近主阵地时，遭到敌军调来的五个团兵力的疯狂反扑，形势十分危急。四军政委张仲良果断命令三十团投入战斗。三十团接到命令后，政委李锡贵站到高处，动员大家说：“同志们，上级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战斗开始后，李锡贵和副团长李有益率先带领三营从敌人炮火封锁区穿过，与敌人展开拼杀。李锡贵鼓励战士们“在强敌面前不后退，才是真正的英雄”，他始终在一线指挥战斗，哪里打得最激烈，他就出现在哪里，根据战局状况随机应变，指挥战士们实时冲锋、追击，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战斗越来越残酷，我军战士的子弹、手榴弹打完了，就用马刀、斧头与敌人肉搏，战场上一片喊杀声，献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敌人一次次被战士们顽强击退，又在督战队的威逼下，一次次蜂拥而来。此时，李锡贵发现我方兵力太少，严重影响向敌阵地纵深发展和反击敌人整团正营的反扑，于是就向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说：“你照顾前面，我去把一、二营带上来，把侧后这几个碉堡收拾掉。”他又对参谋长刘振民说：“如果我到不了前面，你必须从这里把情况用旗语报告团长。”说毕，他就向前冲击，刚跑出几十米，就被敌左侧暗堡的子弹射中。警卫员赶来抢救，他捂住胸部喷出的血，命令警卫员：“不要管我，快去报告团长拔掉这几个钉子。”话刚说完，他就昏了过去。医生把他背下山，在救护所，他用力睁开双眼，对给他包扎的卫生队长荀文有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革命到底……”
已到达崾岘南端的战士们，目睹了这壮烈的一幕，个个怒火中烧，高呼着“为政委报仇”，迅速摧毁了敌暗堡火力点，和第三十一团官兵一起，一鼓作气，猛攻沈家岭敌主阵地，把鲜红的战旗插上了沈家岭主峰，这对兰州战役的全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49年8月26日12时，兰州宣告解放。李锡贵为砸开兰州锁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共和国诞生前夕倒下了，时年32岁。
1989年，在纪念兰州战役胜利40周年之际，在兰州市烈士陵园东侧，甘肃省人民政府为李锡贵建立了雄伟庄严的烈士亭。纪念碑揭幕当天，时任第二兵团政治委员的王世泰动情地说：“子午岭南段地区是刘志丹最早创建的根据地，那个地区的人民和从那里成长起来的革命军人，对党赤胆忠心，为革命前仆后继，战斗英勇顽强，一直奋战到全国解放，李锡贵就是子午岭养育的一员壮士。”
1919年生于河南清丰，1938年参加八路军，后加入共产党。兰州战役中，马克忠任第一野战军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副团长，担任沈家岭右侧助攻任务。接到上级命令后，马克忠立即带领指挥员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研究作战方案。
1949年8月25日凌晨，总攻开始后，马克忠亲自指挥担任突击任务的三营指战员立即向敌人前沿阵地发起冲击。顿时，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战斗非常激烈。马克忠不断鼓励指战员“要勇往直前，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并组织担任突击任务的八连，集中所有冲锋枪向敌扫射，压住敌人火力，打退敌人三次冲锋，巩固了第一道战壕。天亮后，又向敌人第二道防线发起猛攻。敌人用密集的炮火封锁了所有地段，战士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指战员们同敌人激战三小时，才攻到第二道防线，但敌人更加顽固地死守阵地，炮火更加疯狂。马克忠看到部队冲锋严重受阻，十分焦急，不顾敌人密集的炮火，带着一个参谋和警卫敏捷地爬上阵地前的峭壁观察敌情，不幸触雷，壮烈牺牲，时年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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